上公社

天井公社有个坐北朝南的院子。一条公路从院门前经过，这是上公社的必经之路。院子里建了几排平房，作为公社干部宿舍。最后一排平房有伙房兼食堂。我住在第一排一间平房里，隔壁是公社一把手张克庆书记一家。

天井公社党委班子成员有书记、副书记（一正两副）、组织宣传委员、武装部长、妇女主任、团委书记，大家相处很融洽，也很照顾我这个年轻的知青书记。

天井公社是地方一级政府，下辖好几个大队，有一万多人口，还设有中学、卫生院、广播站、粮站、排灌站等附属单位。

公社干部一般都是国家正式编制的公职人员。我是个例外，仍是农村户口，叫“以农代干”，每月工资30元，这在当时已是较高的收入了。因户口还在生产队，我的一半工资要交生产队，还是按一个整劳力记工分，同生产队员一样被分配农副产品，参与年终分红。

公社的职责主要是安排农业生产计划，布置并督促各大队完成生产任务，包括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上缴公粮等，还有就是抓计划生育，组织一些临时性的会战，如防汛抗旱、挖河筑路、兴修水利工程。公社武装部出面组织民兵训练，完成每年的征兵任务。公社当然还少不了完成上面部署的各项政治任务，如组织政治学习、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开展大批判等。我在农村所经历的运动就有基本路线教育、“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水浒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文革”中，各种政治运动层出不穷，人们已经快麻木了。尤其在农村，这些政治运动离人们日常生活很远，虽然大多走走过场，但仍要花大量时间进行部署，组织开展学习批判活动。

这些事其实不少，因此公社党委经常要开会研究。白天大家忙于工作，开会常常利用晚上时间。晚饭后在会议室开会，一开两三个小时，我就颇感痛苦。因为年轻，不习惯熬夜。以前在村里干活，累了一整天，天一黑就要睡觉，倒床即入梦乡。现在开会到深夜，瞌睡虫就来了，在书记念报纸社论的单调的话语声中，眼皮越来越沉重，我不由自主地闭眼打起了瞌睡，但又时时被惊醒，提醒自己千万不能睡。后来会开多了，慢慢习惯了熬夜，我也就不瞌睡了。

我在公社分管多种经营工作。当时政策对农民有很多限制，粮食实行统购统销，限制农民搞副业，不准长途贩运，人员也不能流动。所谓多种经营，其实也没有多少事可做，无非是鼓励生产队多养些猪，因为猪多肥多，可以增加农家肥，也可多卖些肉猪给国家，增加收入。但猪饲料有限，因此又提倡在水塘养水葫芦（一种水生植物，可作猪饲料）。在多种经营方面，我实际上没花多少精力，也没有取得什么工作成效。

公社干部每人都要分管一个大队，负责督促落实公社布置的工作任务。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分管临湖大队。这是全公社农作物产量最低，其他各方面最落后的一个大队。我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吃住在丁拐村房东家。隔壁即我们的知青小组住屋，此时已人去房空，我们的知青屋就成了大队部。

房东徐业选是个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时任大队支委、民兵营长。接任的大队书记丁跃伯也是高中毕业生，都是年轻人，我们很谈得来。业选母亲是个慈祥的农村大娘，丈夫在县里当工人，按排行我们叫她四娘。她待我很好。我吃住在她家，伙食不错，经常吃到她给我做的挂面，里面卧两个鸡蛋，还有几块咸鸭肉。

农村政策依然如故。农作物种植面积、品种、产量，一切都按计划，由上面说了算，生产队、大队都没有自主权。上面定的计划指标都很高，层层下压，也不考虑基层实际情况。下面完成不了，只得敷衍了事，或瞒报虚报。其实社队干部都挺辛苦，也确实想干好工作，完成好各项任务，但政策如此，农民没有积极性，许多事就无法实现。如“农业学大寨”要求超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重要指标——粮食产量达到亩产800斤。这个指标说了很多年，产量就是达不到指标。建沼气池也是如此。1977年3月，区里召开沼气工作会议，提出大办沼气的任务，要求当年百分之七十的农户办沼气。这是完全不现实的。由于上面计划摊派，硬压指标，下面无法硬扛，造成浮夸风盛行，数字造假层出不穷。听说县里开会听各区汇报，有的区因指标报得不高，未达到县委要求，遭县委书记严词训斥，区委书记竟当场晕倒。当时还流行这样的做法，完不成上级任务的一级领导班子成员，要全体集中到上一级去办学习班，集体反省。在这种高压下，怎能不浮夸！

临湖大队的班子实现了年轻化。大队书记、民兵营长、大队会计都是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20多岁。他们有热情，有干劲，也很努力地辛勤工作，但因执行错误的农村政策，始终打不开工作局面，无法改变农村面貌，农民生活依然很穷困。有的生产队状况还是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在我插队的最后一年，丁拐生产队的工分值已由刚来时的每10分工6角钱，下降到只值3角多了，最差的中墩生产队只有1角几分，即一个壮劳力劳动一天，只能获得1角几分钱，这又如何养家糊口？当时还不准农民私人搞副业，限制农民自由出售农副产品，否则按投机倒把论处。瓦洋河边的农民在河里捞河沙也不行。我在大队时就没收过农民捞的河沙，扣过捞沙船。没有致富门路，又不能自由外出打工，农民只能在土地上苦熬日子。

我对此很苦恼，与其他大队干部有时私下讨论如何改变农村状况。大家小声说，只有把土地分给农民，才能彻底变样。这样的话只能私底下悄悄说，谁也不敢想真有实现的一天。

1977年2月中旬，我回沪探亲，在上海看到“四人帮”倒台后处处呈现的新气象。电影院开始放映过去被禁的电影。书店里出了许多新书，包括许多过去的禁书，还有一些外国名著。多年的坚冰开始融化，长期禁锢的思想得以解放，过去许多的谜团和疑惑逐步得以澄清，也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父亲对我扎根农村的行为产生怀疑，他希望我能够上大学，学点真正的知识和本领，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才。我虽然当时未表赞同，但这对我还是有所触动。

1977年5月16日下午我在公社，突接家中电报，惊悉外公去世，十分悲痛。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从小都是外公、外婆抚养大的。忆起小时候我上幼儿园，每天都是外公接送。中午他总是拎着一个饭盒给我送饭，而我总是含着眼泪目送他的背景渐渐离去。他十分喜欢我们，对我们爱护备至。他小时候念过私塾，粗通文墨。在我插队期间，他给我写过好几封信。信都是用毛笔写的，嘱咐我爱惜身体，努力工作，舐犊之情溢于言表。外公享年80岁，我未能为其送终，深以为憾。

这年5月底，公社党委做了一个决定：对于本公社在单晚稻泡种中发现的大白稻等老品种，一律犁的犁，耙的耙，予以彻底消灭。此事遇到了群众的强烈抵制。我也认为这样不因地制宜，强求一律，将挫伤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在党委会上，我提出了异议，却遭到了批评。个别同志甚至认为我有右倾情绪，我感到难以接受，但对党委决议还须执行。我到临湖大队召开了大队支委会和生产队长会，宣布了公社党委的决定。下午即对高墩和中墩两个生产队的老品种秧苗组织翻犁，当场遭到两队干群的极力反对，翻犁不得顺利进行。此事使我不得不产生深深的疑问：为什么党委的决议会遇到群众这么强烈的抵制？为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总是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我接触到的大部分大队基层干部都说，现在我们同群众之间好像隔了一堵墙、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为此感到十分苦恼和沮丧。

6月下旬，公社张书记参加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回来，传达了中央领导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和省委12号文件。中央决定，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原第一书记宋佩璋调离安徽，由军委另行分配工作。我觉得安徽有希望了。

1976年7月，长江汛情告急。根据中央水利部门指示，巢湖地区组织了各县民工上江堤防汛。我奉命带领本公社一百个年轻力壮的村民，组成民工连去防汛，我任连长。7月6日，公社拖拉机载着我和大队带队干部，整整颠簸了八个小时，行程二百八十里，来到江边，入驻无为县汤沟区汤沟镇边上的扁埂生产队。这里距大江仅三四里地。站在大堤上，远远望得见江中的火轮。大堤有十几米高，宽也有十几米，我们的任务是在堤上筑滚水坝，即在大堤上再垒1米高的土坝，以防江水漫堤。因天气炎热，住房紧张，晚上我们都在室外露宿。夜里我们在两棵树上拉根绳子，挂上蚊帐，地上铺张席子，席地而卧。吃饭是在农家搭伙。白天，长江大堤上红旗招展，人来人往。各县都派出民工开展劳动竞赛，要赶在汛前筑起滚水坝。我身先士卒，同民工们一起，每天天一亮就赶往大堤，从堤下的泥塘里将土挑到堤顶上。除了吃饭，人们从早到晚，在高高的大堤上下奔走数十趟，汗流不止。傍晚收工，我随着一群满身臭汗的小伙子，跳下江里洗澡。我仰躺在江面上，看一轮红日徐徐落入江水中，余晖洒满江面，金波荡漾，景色极美。满身疲乏消失了，心里舒畅极了。

江边有集市，我在集市上看到螃蟹、老鳖很便宜，买了一堆回来，交炊事员煮熟。这些都是我喜食之物。我和民工连指导员老甘书记弄一瓶酒，晚上搬一张桌子到屋外。月光之下，两人持螯饮酒，其乐何极。一堆螃蟹吃得我舌头都要破了。

由于干部带头苦干，又开展了劳动竞赛，原计划十天完成的任务，我们实际只用五天时间就全部完成了，在宽阔的长江大堤上筑起了一条长267米、顶宽2米、高1.1米的拦水坝，完成土方量950方。区里九个公社民工连评比，大家一致认为我公社民工连完成任务既快又好，被评为第一名。区里敲锣打鼓向我民工连颁发了奖匾。这次防汛工程，是我任公社干部后难得的一次痛快经历。

工程结束后，我把队伍交甘书记带回去，自己就坐船到江对面的芜湖，坐火车回上海探亲了。

当公社干部快两年了，我对农村现状感到忧心。工作没有起色，我感到无能为力，早先扎根农村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在一点一点消失。同来的知青们一个个都招工、当兵走了。小范已娶了村妇女队长桂香，还盖了两间草房，生了个儿子。

此时的我深感孤独，不知前途何在。当时的我虽刚20岁出头，但面目已如饱经风霜的中年人。有一次在公社，一位大娘问我年龄，我让她猜，她说30多了吧。我只能苦笑。

9月，父亲接连给我来了两封信，殷切希望我今年考大学。这其实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我向区委递交了要求上大学读书的报告。区委宛副书记对我说：“复习迎考可以，但要安心工作，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10月上旬，我又一次来到县委党校，以公社宣传委员的身份参加县委举办的学习十一大文献的学习班，为期十天。这次学习使我更加认识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也愈加感到在县、区、社的农村工作中，普遍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盛行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