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1980年国庆节，我利用节日假期，重返曾经生活六年的庐江县天井公社。我在这几天的日记中，记载了此行的过程和感受。这是我插队生涯的余绪，也反映了彼时乡村的变化。故附录于此。

10月1日 晴

乡村静谧的夜，窗外响着蟋蟀的低吟，远处隐隐传来国庆之夜放映电影的音乐声。公社大院的人都看电影去了。坐在熟悉的房间里，伴着窗下的灯，我深深沉浸到亲切的回忆中去了。

两年前的今天，我在这公社大院里度过了插队生活的最后一晚。那一晚，大院里的人们为我举行了热闹的欢送宴会，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第二天，我就告别生活了六年的公社进了大学。今天晚上，那些可亲的人又在这同一个地方与我欢聚，举杯畅怀。触景生情，这怎不使人浮想联翩，心潮起伏！

昨天清晨从合肥动身，利用国庆假期这几天回庐江一游，既想看望曾经共同生活过的朋友和同志，又打算了解一下两年来乡村的变化，开开眼界。从合肥至庐江，又经泥河到天井，两天来目光所及、脚步所履，无不勾起我亲切的回想，引出无尽的思绪。

两天的旅程可说是顺心遂意极了。昨天上午车到庐江县城，一下车便买了下午去泥河的车票，恰遇在区里当司务长的天井人小刘，于是结伴去庐江船厂。没想到一进厂门便遇见了两年多未见面的小范。他比过去更壮实，脸可是晒得比过去黑多了。那是水上生活留下的痕迹。初见面的人根本认不出他是个上海人。四年的插队岁月、四年的船工生活过去了，他的性格依然如故。我与他的老婆、3岁的大胖儿子也见了面。在徐业选极狭小的半间屋里，我又出乎意料地见到了业选的母亲四娘——我的老房东。老人家那么善良，爽朗又好客，待我非常热情，看样子真想认我做干儿子呢。业选新婚的妻子春香已怀孕几个月了，挺挺的肚子预示着小家庭不久就要增加一位小成员了。这一家人和小范死活要留我在县城住上一晚，但我决心已定，到底没改变主意，吃过中饭我就与小刘一道乘车去泥河了。

熟悉的车子、熟悉的道路，一路扑入眼帘的尽是熟悉的景物。起伏绵延的黄土丘陵上长满了碧绿的小杉树。记得下乡的第二年，我被区里抽调去参加知青工作检查，同区知青办的下放干部老刘和上海知青小黄跨过了多少座这样的小土冈，穿行在1米多高的杉树丛中，从一个知青点到另一个知青点。车窗外闪过几座粮食库房，那不是胜利粮站吗？小黄、小翟曾经坐在粮站前面的杉树下等候我和老刘。小黄是个多好的姑娘，没想到几年后她竟遭遇了不幸，真是令人痛惜。汽车从一座绿树环绕的农舍前驶过，那是老刘的家。这个老刘，总叫我忘不了。他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张坚毅的面庞。记得在知青工作检查过程中，他在昏暗的油灯下，向我讲述他在省公安厅工作时办理的案件。那些惊险紧张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直到灯油耗尽，他还在不倦地谈着讲着，用人生的经验充实着我幼稚的头脑。如今，他那小小的农舍早已换了主人吧。我不会忘记在那农舍里，他及他的爱人，与我和小黄共进午餐的情形，不会忘记他那条懂事的小黑狗。我还为他的茅舍画过写生画呢。

车近泥河，车轮下扬起阵阵灰雾。哦，这条路，我曾同公社社员修过几次，这路面上的沙石，大概还有我挑来的一份吧！

熟悉的车站又出现在眼前，泥河到了。下车后，我随小刘进了区委会。区里的熟人不多了，老干部大多换了。但屋宇院落依然，只是大院中心新矗立起了一座小水塔。从与区里干部寒暄、闲聊的三言两语中，我知道了区委会的干部们正在为农村兴起的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浪潮担忧。这正是我此行想弄明白的主要问题。交谈中，我觉得那些区干部对这件事似乎都是心中无数，有些茫茫然，或可以说是束手无策，语气中大多流露出反感、忧虑的情绪。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转折的关头！

步出区委会，踏上那走过无数次的泥河街道，面貌照旧的街，立即使我想起下乡第一天到泥河的情景。那时，我们这群从上海来的没见过世面的初中毕业生，一看到这陈旧简陋的房屋、坑坑洼洼的街面、歪歪斜斜的店铺，荒凉、落寞的感觉油然而生。那时的区委会设在一座破庙里，我们到庐江的第一顿饭就是在那里吃的。如今，虽然街上建起了不少房子，区委会也早就搬进了几排新瓦屋里，街心甚至还建起了一幢相当大的百货商店，然而重睹那狭窄的街道、坑洼的路面，我仍然有一种旧日的荒凉之感。八年了，这里的建筑有些许改观，但这里的人民生活又变了多少呢？

穿过狭窄、弯曲的街道，小刘陪我来到此行的第二个落脚点——泥河农具厂周筱明处。筱明，我亲密的朋友，如今已在农具厂里建起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宝贝女儿玲玲已经十个月大了，胖嘟嘟的小脸蛋上嵌着一对黑葡萄般的大眼睛，冲着陌生人也会笑，可爱极了。筱明仍是老样子，对乡村的变化时或发表几句尖锐、精到的议论，但更多的是逗孩子玩，忙忙家务事，棱角几乎没有了。生活把这样一个有才华、有头脑的热血青年磨成这样，叫人可叹。看着他躺在床上逗孩子笑，自己也笑得那么坦然，似乎对生活已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我心里真有些难受。第一个孩子才十个月，妻子小盛又怀孕了，领导多次做工作，希望她计划生育，待五年后再生育，小盛却执意不肯。做母亲的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但她向我唠唠叨叨的理由是那么可笑。

这个小家庭对我非常客气、热情，但我总觉得拘束，这与我想象中的情景不同，更与筱明结婚前那种无拘无束、无话不谈的时候不同。当我劝筱明利用空闲时间学点什么时，他的反应是无精打采的。“唉，结了婚我是更不行喽！”他感叹道。这句话包含着许多含义，我明白。

昨晚是国庆前夕，我就留在农具厂过夜了。晚饭后，筱明夫妇抱着孩子陪我在厂里看电视剧《乔厂长上任记》。这倒是一部不错的片子，演员表演相当深刻，当然首先是原著写得好。我觉得不足的是议论过多，说教味太浓。夜里与筱明同事的小孩睡一张床，我睡得还很熟。

第二天早饭后我上街去，正逢泥河镇赶集，摩肩接踵的人流简直与上海南京路无异了。卖各种农副产品、手工业品的小货摊充塞了狭窄的街道，吆喝买卖的、讨价还价的、争吵的、呼喝让道的以及牲畜的哼叫声连成一片。这种农村集市过去我是司空见惯的，但从没见过像今天这般热闹。我正在人群中穿行，“大学生哎”，一声呼喊从背后传来。回头一看，是我认识的供销社老张。他正在卖货，我就坐到小货摊边的凳子上，同他聊了一阵。据他说，农民现在搞包产到户责任制，给商业带来繁荣兴旺，生意好做多了，因为社会财富增加了。“包产到户嘛，有利有弊。”这是他的结论。

好不容易穿出赶集的人堆，我又到区委会找小刘。在过道上，我遇到了几位区社干部，我们的谈话总离不了包产到户这个目前农村最新也是最大的变化。看来他们都是摇头派：“这样搞，还实现什么‘四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成了一句空话吗”“农业机械化就甭提了”“干倒转去了”“分开了要想再合起来就困难喽”等，是他们共同的心声。我不禁想，人民公社搞了三十多年，农民的处境难道还不够惨吗？这些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这些念头有时就禁不住脱口而出，那些干部倒也无话可说。

中午又在筱明处吃了饭，我的朋友徐国志的父亲也特地找到农具厂，与我一道吃了饭。国志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无为县教书，这次没回家。他父亲硬要送我几斤花生，我的拒绝根本无济于事。结果下午他还是跑到公社给了我两袋花生和一只腌鸭，真叫人没办法！午饭后，与筱明告别，与小玲玲告别，可爱的小玲玲居然也会向我摇手告别呢！筱明恋恋不舍地送我到街口，一再惋惜地说不能陪我下乡去，说我来的时间太短。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相会总有一别，谁让每个人生命的路途各不相同呢。唉，等着吧，还有相会的一天。

背着包，在蔚蓝的天空下，在温暖的阳光里，我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去天井公社的黄土路。这是一条多么熟悉的路啊！我开会走过，赶集走过，买书走过，参加考试走过，回上海走过；我唱着欢快的歌走过，挑着沉重的担走过；我愉快地走过，忧虑地走过。两边青翠的杉树、泡桐树夹道成荫。广阔的田野里，摆动着黄的稻、青的苗，点缀着绿树环绕的村庄农舍。远方湛蓝的天幕下，绵延着淡紫色的起伏的群山。一幅舒展的秀丽的图画，多么熟悉，多么亲切！空气中也含着一股清香，那是稻谷的香，那是泥土的香。闻着它，我周身都洋溢起青春的活力。

路上遇到两个农民：一个是我下放的生产队的；另一个不认识，与他交谈得知是甲板公社一个生产队的会计。一路同行，我们一路谈对包产到户的看法。我有意问他们，两人的看法显然对立。一个认为分田好，产量高。生产队会计却反对分田单干，认为分田矛盾多，搞不好产量未必比生产队时多。这位会计今年30岁，正好是长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党的感情倒是蛮深的。

远远望见天井公社的房屋。近了，嗬，新砌了一道石头围墙，中间装了一扇铁栅栏门，其余似乎还是老样子。前面的粮站倒又建了一幢石墙瓦顶的大仓房。公社卫生院也另外盖了新房，搬出公社大院另立门户了。公社、粮站、卫生院，三栋建筑呈鼎立之势坐落在绿色的田野里。这是我曾朝夕与共的地方，今天我又走近它了，心里免不了一阵激动。

一跨进公社大门，一群公社干部、职工便围拢来。我没想到一下子会遇到这么多熟悉的同志，真是喜出望外。大家都热情地招呼“张书记”“张书记”。满耳这样的呼声，叫我应接不暇。其实听到这样的称呼，我真觉得惭愧不安，我是个什么样的书记哟！寒暄过后，大家坐下来询问分别后的情况，我当然也很想了解公社这两年的情况。一交谈，我便觉得这两年公社的变化确实巨大，尤其是今年以来实行的分田到户、责任到人，使整个公社的体制受到极大的影响。谈话涉及此，公社的书记、委员、办事员们便都显得忧心忡忡，有的甚至牢骚不少。我稍后到公社大院里的各个房间去望了望，在个别交谈中，只有极少数的干部认识到目前的政策符合农民的利益，农村应该有个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应该统一领导，并制订出科学的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些谈话确实使我有收获。我深深感到，农村这个我生活过六年的地方，正在经历一场巨大而深刻、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变化。它是不是历史性的，它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它到底是否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我还没有足够的材料给予证明。我还要下去看看、听听、想想。

10月3日 多云

在马达的轰鸣声中，我平静地坐在到庐江去的小客轮上，四周是从泥河、天井上船的旅客，有农民、学生、干部。他们说着笑着，抽着烟。两年前，我离开了公社上大学。两年后，我又一次告别公社，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呢？

天空布满了棉絮般的云，太阳时而从云隙中露出脸来，向碧绿的河面洒下跳动的闪烁的光点。圩埂、茅舍、树丛一一从船边滑过。又看到黄陂湖的芦苇荡了，茂密的芦苇上一簇簇爬满了乃麻藤——一种蔓生植物，俯身在水面上，连成一片绿色，向远方伸去。仲秋的凉风从船舱的小窗里吹进来，拂着我热烘烘的脸。思绪又从脑海里泛起。

昨天早饭后从天井公社出发，我独自沿着走过无数次的路去临湖大队。一走上瓦洋河边的大圩埂，遇到的尽是惊喜的笑脸和热情的问候。故人故地，使我恍如一直就生活在这里，从未离开过一样。在原大队支委蔡继力家里，遇到几位生产队长。大队丁跃中书记陪着我到我曾经教过书的临湖小学，在那里我们遇到徐其兆老师。我曾在其兆老师的小瓦房里住过年把时间，他的妻子王冬香给予了我不少照顾。中午就在跃中家吃了饭，他兄弟三个和丁大伯陪我喝酒。跃中的弟弟丁跃伯也是我的乡村朋友，我们曾经在一起密切合作搞大队工作，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这家伙现在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不久就要结婚了。他现在锐气显然减了不少，学习的劲头也不大。我为他买了书，给了他一些鼓励。我的乡村朋友都有些文化知识，但在目前的“竞争”中似乎都落伍了，再也鼓不起劲头了，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午饭前，跃中与我谈了不少大队目前的状况和工作中的困难。我原以为包产到户了，大队干部的工作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费力了，现在看来远不是那么回事。临湖，我长期生活、工作过的大队，我离开时有10个生产队，后来变成26个，现在除了少数几个队以外，都包产到户了。其实并不是包产到户，而是分田到户，分田单干！农具、耕牛、机械、粮食乃至土地全部按人口分光了。生产队名存实亡，生产队长、会计也是徒有虚名。目前大队能够召集来开个会的生产队长只有五六个（尚未分的队），其余生产队长都自动撤销了。分队浪潮兴起的时间不长，就在这个把月时间里。但其声势异乎寻常地大，完全不用大队干部号召，不用人指点，人们闻风而动，其影响之大、行动之迅速，实属罕见。我在农村工作的时候，从没见过有一项工作像分田到户这么快速、这么容易。一些暂时未分的队也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这股浪潮，没有一个队能扛住不分的。难怪从“土改”时就当干部的甘圣和老头要称这次分田为“第二次土改”了。其实依我看，这次分田比“土改”来得容易得多，而且意义大不相同。过去“土改”是共产党号召，各级党组织领导，做了大量发动、组织工作，而这次完全是群众自发的，各级领导根本不用领导，也领导不了。相反，从生产队干部到大队、公社、区干部，直到县里的干部，大多反对，甚至压制。我此行接触到的农村基层干部中普遍弥漫着一种忧虑、茫然的情绪，他们感到手足无措，甚至灰心丧气。因为这次变化实在太大，两年前还根本不敢想象，过去连提一提都是严重的罪过，如今却已成了普遍的现实，而且与千万农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它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来一直推行的农村政策而言是一次大转变，对于集体化后二十多年来恪守传统农村政策的广大农村干部而言，无疑是一次严重冲击，从思想到工作，直至日常生活都是一次巨大冲击。传统的一套推行不开了，干部工作异常被动，由分田包干带来的民事纠纷大量增加，集体事业濒临崩溃，甚至连大队干部下达到各生产队的工分也难以兑现了。有的农民说：“我日后遇到纠纷找你大队干部处理，就付你一天工资。不找你大队干部，你也不要向我来要工分。”有的说：“我的孩子在学校上学，要多少学费我给多少，除此之外，你民办教师也不要再来向我讨工资了。”公社的放映员已在担心今后放映费收不起来了，公社电灌站的水费也难以收齐。整个公社的合作医疗都垮了，“赤脚医生”们开始私人行医。过去所谓的农村“新生事物”全部走了下坡路，真是怪哉！当初兴办这些“新生事物”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现在一阵风刮过，便烟消云散，何等利落，何等快速！这简直叫人不敢相信。

分田到户的浪潮，在天井公社正值方兴未艾之际，其势不可阻挡，这当然与最近报上的报道和广播里的宣传分不开。农民现在对广播电台是少见的热心和敏感，对报上的有关新闻、广播中的有关内容是迅速传播，见诸行动。面对如此不可逆转的局势，农村干部也有认识到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的。跃中书记对我说：“分田就分田呗，分两年看看，到底怎样。可是现在的这一阵乱不好解决，矛盾太多。上面还是要搞个统一的方案，好让我们照样干。现在真不知怎么办好。县里、省里也没个统一的规定，也没有明确的指示，农民只好五花八门，乱分一气，还不晓得以后怎么收场呢！”这些话反映了农村干部习惯了执行上级指示，不善于应对新事物的僵化心理，但也确实反映了当前在分田包干这件事上存在的一些混乱现象。包产到户，建立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目前党中央调动农民积极性，提高农村生产水平的一项重大政策，如何执行，各地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各级党组织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引导农民圆满完成这一转变。撒手不管，放弃领导，对党组织来说是无能的表现，也势必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甚至留下后遗症。在天井公社的范围里，根据现有的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该不该分田单干，或者哪些地方可分，哪些地方不该分，即使分，什么东西该分，什么东西不该分，如何分，一些矛盾如何解决，怎样避免后遗症，如五保户、困难户问题，婚进婚出的土地问题，贫富差别问题，等等，都应该有个打算，有个安排。可目前就我所了解的，天井公社几乎全部大队都对此放任不管，拿不出个办法，也不想拿出办法。这种情况不仅一个天井公社，在泥河区各公社大多如此，大概整个庐江县都差不多。这与我在公社听说的无为县的情况不同。当然，这阵混乱只是暂时的，要不了多久就会稳定下来，那时的情况会大大改观。然而这阵乱将大大降低当地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威信，对今后工作也会有影响。我这个预感或许不符合客观事实，靠不住，但这几天里，我确实也隐隐有了不安、忧虑的感觉，大概是受了传染吧。

当天下午，我过瓦洋河到齐心大队去了。我刚插队时，齐心与临湖是一个大队，只是隔了一条瓦洋河。现在的齐心大队甘圣和书记就是原来老临湖大队的支部副书记。老人家是个多年的农村基层干部，与我也颇有交情。1977年头上，他还和我一起到上海，去我家做过客呢。那年我俩还一起带公社民工连去江堤防汛。到他家时，他正在一户社员家喝喜酒。他妻子是大队妇女主任，是个很爽朗、热情且泼辣的妇女。她叫孩子找回了老甘。我俩一见面，两双手就握在一起了。见到他我觉得很愉快。桌上摆上了刚炒的热气腾腾的花生，呷着香喷喷的热茶，我们谈开了。话题从他的家庭情况、他的大男孩二毛子的学习情况自然转到了生产队分田到户的事上。齐心大队在全公社是分得最早的一个大队，现在每个生产队都已分开了。对于这件事，他的看法倒是一分为二的。对于分田单干的弊病，他指出，不用几年，会有贫富分化的趋势，劳动力多的家庭或单身汉的家庭田不够种，孤儿寡母、缺劳力的家庭就会种荒了田。还有旱年的用水问题，耕牛、机械的使用、分配等矛盾需要解决。现在他家分了田，就忙不过来，连他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也要下田了。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大儿子还要念书，他家打算农忙时雇人帮忙。至于分田的好处，他也看到了，必然会大大激发农民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水平。困难户毕竟是少数，有些矛盾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而提高生产水平恰恰是最主要的方面，而且这样一来，劳动力不再紧张，甚至有多余，这就可以从事其他工作，增加收入。

我和他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我不得已起身告辞。甘书记的老伴杨主任一再留我吃饭，但我还是要走，惹得热心的杨主任不高兴了。老甘送我走上大圩埂，送了1里多路他才住了脚。临别时他邀我毕业后再来，我怎好拒绝这深厚的情意呢？只能答应了。

我独自一人走过齐心圩靠瓦洋河的整条大埂，然后走上了北大埂。就是这条埂，我们曾经计划了多少年，终于在去年修起来了。它横截瓦洋河通往芦苇荡的河口，连接起齐心圩和天井大圩。它像一条巨蟒，头尾分别搭上了齐心、天井两个圩区的北埂，粗大的身躯挡住了芦荡里混浊的黄水涌进瓦洋河，使洪水季节瓦洋河两岸薄弱的圩埂免受威胁。不久前，在罕见的大汛期中，这一道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望着这条埂，我的心情格外舒畅。几年前，公社、大队干部勘察大埂的地基，描绘大埂的蓝图时，我也曾出过力。在我的心中，早已有了这幅造福天井人民的大埂的蓝图，今天，当它突然出现在眼前时，我仍然感到一阵兴奋。

漫步在大埂上，我纵目远望。埂外，一片白水连着莽苍苍的芦苇丛，开阔深远，一直伸展开去，那远远的尽头是起伏的青山和缺口镇工厂的几根大烟囱。芦苇丛中有时还隐隐出现船桅和白帆。大埂内，田连阡陌，丛丛绿树遮掩着村庄和农舍；将熟的稻子一片青黄，轻轻地随风偃伏；弯弯曲曲的瓦洋河水白闪闪地发着光，时或有几只小船驶过。这一切构成一幅恬静、安宁、秀美而舒展的乡村田园图，好久没有领略它了，真叫人心旷神怡。

快走到大埂靠临湖小场的西头，我遇见了临湖小学原来的老校长徐达权。我当民办教师时就是在他的领导下，我和他相处得一直不错，自然要热情地招呼、寒暄一阵。走完了北大埂，就到了临湖大队办的小农场。那是我非常熟悉，也很喜爱的地方。因为当初兴埂围田时有我的汗水，创办农场时也有我的辛劳。场里现有的一台手扶拖拉机和一台插秧机，都还是当初县里的上海知青慰问团因为我支援给临湖大队的。我走在小场的埂上，迎面走来的几头水牛上坐着放牛的农家孩子。他们大概认得我，盯着我看，又嘻嘻笑起来。场里的黄豆已经收获了，空荡荡的田垄显得有些荒凉，只有一群大牯牛和几个孩子在田里。我忽然想起分田到户的事，唉，不知这个大队办的集体小农场还能否保得住。

在小场的南端碰到了小场场员，都是我的老熟人。他们惊喜地招呼我，邀我进那既是仓库又是卧室的草房里歇息。闲聊一阵之后，我又告别了好客的人们，离开了小场，朝丁拐生产队走去。

丁拐，我生活过六年的地方，是我走上社会后的人生第一个课堂，那里有着许多我亲切熟识的人。到那里时，天色将晚，村里的人都在田里或稻场上干活，庄上显得空荡荡的。我们的知青屋空无一人，门上挂着锁。门前我们当年栽下的泡桐树早已高过屋顶了。我在房东四娘家坐了一会儿，就到附近的社员家里走了走。我顺便又到夏维柏书记家和忠心队的夏则发老师家去拜访，可惜他们都出门去了。回到四娘家，顾不上慢慢叙谈，她就为我做好了晚饭。又是在这个家里，又是同样的主人，同样的挂面，碗里盛满了煎鸡蛋和腌鸭肉。多少回了，这样地坐着吃晚饭，可今天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晚上要走七八里路回公社，我匆匆忙忙地吃完挂面，就告别了。四娘默默无语地为我舀水洗了脸，端着一碗饭，默默地送我出了门。走到屋檐下，她才说了句：“往后再来啊。”她的声音有点变样，我回头一看，突然发现她的眼圈红了，我心头一热，连忙说：“四娘，我以后一定会来的，下回来一定多住几天！”我不敢多看她，转过身就走了。我走过队里的老稻场，顺着圩田水渠边的机耕路朝前走去。已经很远了，我回过头去，看见远远的稻场边上，四娘还站在那里望着我，手里还端着饭碗。

红红的太阳衔住了西山尖，西面天上出现了一片绚丽的晚霞，紫色的远山和青色的田野如同刚洗过一般，显得分外洁净和清新。我在那广阔的天地间走着，走着。

天完全黑了，我才回到公社。在公社办公室里见到了张向阳会计，他是个十分诚恳的人，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我与他聊了一会儿。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喝着浓浓的茶，高声谈笑着，我好像又回到了两年前。公社干部有一些外出没回来。到晚上9点多钟，徐成宽主任回来了，他得知我明天要走，就招呼张会计几个人，连夜帮我把国志父亲送来的一袋花生剥出来，以便我路上好带，我一再劝阻他们都不听。这一件小小的事，深深体现出同志间的情谊，使我十分感动。

第二天清晨，我同公社同志们一一告别，又一次离开了天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来，但这块亲切的熟悉的土地，将永远留在我的心里，温暖着我的心。

10月4日 晴

3日上午9点30分船到庐江码头，小客轮载着我航行了两个小时。上岸后我即去船厂，又与业选、小范见了面。他们硬要留我一晚，未帮我买当天下午的车票。在船厂还见到了夏维柏、夏则发两人。夏维柏还是老样子，称我“老首长”，真可笑！

中午喝了点酒，稍事休息后，我和业选进城去了。我俩先到庐江中学找黄开言老师。黄老师曾参加教育部门支农宣传队，在临湖大队与我同吃同住半年，我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在他家门口遇见了他爱人方老师。可巧黄老师不在家，到合肥去了，我觉得一阵失望。方老师与我们也很熟，她请我们进屋喝茶，谈了一阵大学的情况，我们就告别了。这次走访未果是此次庐江行唯一不顺心的事。

我和业选又来到县建筑公司机修车间找宛连生。一进车间大门，见一个头套白色安全帽，戴墨镜，穿一套工作服的青年人，正在与一位姑娘谈话。他大概听到脚步声，一回头，嘿，正是小宛！这家伙现在在车间开翻斗车，弄得一身黑灰，浑身上下没个干净处，只有一排牙齿还露出点白色。他一见我们，就高兴地嚷起来，赶紧带我们上他的宿舍。很遗憾，他的房间同其他人的一样，脏兮兮的。小宛又去出了一趟车后很快请了假，与我们一道去了船厂。

我们从城里走过，一一经过电影院、照相馆、百货大楼，庐江城仍是老样子，唯一不同的是街上人多了些，做各种买卖的小货摊多了些，看上去显得热闹了些，不过似乎脏乱了一些。

在船厂吃过晚饭，已经晚上8点30分了。因小宛住宿的机修车间离车站近，我别了船厂里的朋友，随小宛去机修车间的宿舍。他大概喝了酒，头脑发热，这么晚了，还要叫我去看个熟人。我看他那副热乎劲，只得随他。我们到了县医院，去找小姚。他原与小宛一起下放在齐心大队，与我也是插队朋友，现在一个公社医院当医生，最近来县医院实习。在小姚寝室里谈了一会儿，小宛忽又想到一个人，一定要小姚去喊来见面。小宛告诉我是我认识的小苏，可我开始怎么也记不起小苏的形象。一会儿，小姚带了她来，我才想起了小苏是庐江矾矿一名职工的女儿，1976年下放在齐心大队。当时我在公社工作，曾到她们小组去看望过，并在她们小组吃了顿饭。当我回忆起这些事时，小苏愉快地笑了。记得她当初是个很活泼也很能干的知青小组长，经常参加公社的文艺演出和批判宣传，今年初考到县医院当了护士。短短几年，她与我印象中的不同了，打扮得很漂亮，举止也老成多了。但愿这些往日的知青都能有幸福的未来。

晚上躺在小宛的床上，两人抵足而谈，谈生活、学习、恋爱，一直到深夜。

第二天天未亮我们就起床了。早上6点的班车，时间已经5点30分了。我们匆匆洗了脸，急急忙忙赶往车站。小宛为我买了油条当早点。直到车开走了，他还站在那里目送着我。

车沿着笔直的公路向合肥驶去。别了，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