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乐

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是极其贫乏的，除了干活、吃饭、睡觉，人们很少有文娱活动。但我们还年轻，精力旺盛，在艰苦的劳动之余总要想法找些乐子。

听广播。公社有个广播站。生产队在田间地头竖起一根根水泥杆，用铁丝连接。农民家家的墙上都挂个纸质的小喇叭，与广播线相连，就建成了有线广播网。广播站主要播放公社有关农业生产的通知，广播员念念报纸上的社论，有时也播放一段革命样板戏。那时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跟着广播，我们几乎学会了所有的样板戏唱段。后来我从上海带了一台凯歌牌收音机到乡下，能更多地听到一些红歌，也能听到一些新闻。

看电影。区里有个电影放映队，到各大队巡回放电影。隔几个月可看到一场电影，放电影的那一晚可真是农民的节日了。有时在别的大队放，来回要走十几里路，我们早早吃过晚饭，带个手电筒就出发了。电影在村里的晒谷场上放。竖起两根大竹竿，撑起一块大白布就是银幕了。场上总是挤满了兴高采烈的男女老少。放的大都是些老片子：《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电影看了许多遍，台词都背熟了。但下次还是去看，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赶集。泥河镇上每月逢3、6、9号是赶集日。逢集日，四邻八乡的农民带上自产的农副产品，来镇上交易、购物，谓之赶集。泥河镇是泥河区政府所在地，离丁拐村15里路，走1个多小时就到了。镇上有学校、医院、汽车站，还有一条街。街两边有一些店铺，卖木器、竹器、农具、小百货等。最让人流连忘返的是一家餐馆，当门摆一口大铁锅，炉火红红的。掌勺师傅油光满面，只见他挖一大勺猪油下锅，将细细的肉丝、豆干丝和青椒丝倒入翻炒，烟气弥漫，香味扑鼻。我们不由得停下脚步，咽下口水。一盘炒菜大约要5角钱。我们中午就点上一盘，再来一碗米酒，几个插兄也算开了一下荤。知青赶集就为看个热闹，饱个口福。

游泳。上海男孩几乎都善游泳。我上小学时就学会了游泳，初中时还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横渡黄浦江游泳活动。丁拐村圩埂外的瓦洋河宽几十米，水流清澈，是我们饮用水的来源，也是我们的天然澡堂兼游泳池。整整一个夏天，直到深秋，我几乎天天来此游泳。每天干完农活，一身臭汗，跳进河里畅游一阵，立马神清气爽，疲劳顿消。夏天河水涨了，水流变得又深又急，我们几个爬上河边一丈多高的大树，扑通扑通往下扎猛子，号称“高台跳水”。有一年冬天，队里社员坐船去河对岸干活。船到河中间，因人太多，小船超重了，河水漫过船帮，船竟慢慢下沉了。妇女们都惊叫起来。幸亏河水不深，淹不死人。我穿的棉衣都湿透了，我索性脱掉外衣裤，在河里游开了，直游了几里路才上岸，也算尽了兴。

捉蟋蟀。斗蟋蟀是童年乐事。上海斗蟋蟀成风，立秋之后，街头巷尾常见人头攒动，人们围成一圈看斗蟋蟀。到了乡村，夏秋之际的夜晚，你去听，田地里简直是虫声大合唱，青蛙、蝼蛄，各种不知名的昆虫都在放声歌唱。当然，在我听来，蟋蟀的鸣唱是最响亮动听的。这时我们便会带上手电筒，轻手轻脚地来到山芋地里，一掀开藤子，地上扑扑会跳起好几只蟋蟀，拿手电筒一照，它们就偃伏不动了，伸手一把捉住它们，装进准备好的纸筒里。我们一晚上能捉很多只。我们屋前有一条小水沟，沟边土沿上有许多蟋蟀的藏身洞。我们站在水沟里，捧起沟里的水往洞里浇，蟋蟀就爬出来，很容易就被捉住了。几个插兄将各自捉来的“将军”捉对厮杀，斗得不亦乐乎。一直到秋后，虫声渐息方罢。我曾捉到过一只大蟋蟀，大头、宽项、阔身、壮腿，翅羽乌黑发亮，一副将军相，叫声浑厚苍劲。我把它装在大瓷缸里，夜里听其鸣叫，也是一种享受。

养狗。我养过猫，也养过狗。第一只小狗才几个月大，因粮食紧张，没什么可喂它。吃饭时我从碗里扒点饭粒给它，小范就埋怨：“人都不够吃，你还给狗吃。”我说：“我用自己的饭喂它，又不关你什么事。”但小范还是抱怨，怕狗占了我们的饭食。我只好不喂它，任它去找野食。小狗知道我们这里没什么吃的，就整天在外找食，到天黑了才回来睡觉。白天有时它只在中午饭点时回来溜一圈，看看能否捡点残羹剩饭。插兄弟们撺掇我：这狗养了等于没养，白天也不着家，干脆别养了。我也只好随了大家的意。

猫与狗不一样，乡亲们说：狗是忠臣，猫是奸臣。那只花猫见家里没吃的，就一走了之，不见踪影了。

后来，知青点只剩我一个人时，我又养了一只狗，叫小黑。小黑浑身乌黑，很漂亮，跟了我好几年。那些年闹地震，晚上在圩埂上防震巡夜，我打着手电筒，提根木棍，小黑跟着我，走在寂静的大圩埂上。路过村庄时，村里的狗叫起来，有的还会冲出来朝我龇牙咧嘴。这时，小黑就会勇敢地冲上去一阵狂吠，镇住村里的狗。有小黑陪伴，我的胆气更壮了。我回公社或过年回沪，离开村子时，小黑都会恋恋不舍地跟出来很远，直到我一再呵斥，甚至捡土块砸它，它才停下来，坐在圩埂上看着我消失。我不在村子时，它就住在房东家里，由房东大娘代管。我回村时，它总是第一个跑出来迎接我。狗真是通人情、富灵性的动物啊。

书画。农闲时，我喜欢写写画画，我在旧报纸上练写毛笔字。我有一本《金训华日记字帖》。金训华也是下放知青，在洪水来临时，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了。他的日记被印出来，做成字帖，用的是欧阳询体。我的书法就是由此打下基础的。

我从小喜欢画画。小时在课堂上，老师讲课时我总爱在下面画画。我画得最多的是解放军、八路军打仗杀敌的场面。小学和初中时期正逢“文革”高潮，我画过宣传画。在农村干活时，我会画一些农民劳动的速写。我也帮大队出黑板报，写大批判专栏，画漫画。我还画了一幅水粉画，挂在我们知青屋的堂屋正中墙上。画中一位青年振臂高呼，胸怀壮志的样子，意思是表达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这都是当年流行的样式。

插队第三年的3月，泥河区组织开展知青工作检查，我被抽调到一个检查小组。组长是县知青办的老刘，他是省公安厅下放的干部。还有一位是本公社的上海女知青小黄。前后十来天时间，我们跑了盔头、沙溪两个公社的知青点，检查知青插队工作落实情况。每到一地，我就用小笔记本写生，画知青点的环境、途中的景色，画村里的老牛，还有老刘家的房子。这些画至今还保留着。结束检查回村路上，在分手的岔路口，小黄邀请我去她的知青小组玩，说煮面给我吃。我那时太年轻，羞于同女生打交道，便一口回绝了。后来听说小黄遭遇了不幸，再后来她被招工到淮北煤矿当了工人。

有一天，驻庐江县的上海知青慰问团给我寄来一纸公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美术作品展览会征稿通知》。这个展览会由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及团市委、农林局于1975年春节期间在沪举办。上海慰问团的同志曾来我们插队小组慰问，看到我贴在墙上的几张画，就给我寄了这个征稿通知。我很高兴，写信让家里寄来了绘画纸张。我精心创作了四幅画，两幅素描，两幅水墨画。其中一幅水墨画画的是贫下中农在村头送青年当兵的场景；另一幅画画的是一位知青夜晚坐在床上学毛主席著作的情景，床头点一盏油灯。画全是写实的，前者画的是小甘当兵乡亲们送别时的场景，后者是我们自己生活的场景。我从未受过美术训练，完全是业余爱好，绘画水平很幼稚，画作自然是不够入选资格的。但意外的是，在作品被退回的同时，我收到了画展组织者赠送的一本速写本，大概是给参展者的鼓励吧。我有点喜出望外。这本速写本跟随我多年，我用它画了不少速写，包括一些身边的劳动生活场景以及插兄小范等人物，珍藏至今。遗憾的是，我一直未能接受正规的美术培训，绘画水平始终没有得到提高。直到现在退休上了老年大学，才有机会认真学习绘画，也算一了年轻时的心愿。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插队期间，知青们最盼望的事，莫过于收到家信，可谓故乡别千里，家书抵万金。一封信从上海寄出到我们手上，至少要一个多星期。每隔十天半月，乡村邮递员背着邮包从圩埂上走来，递给我们盼了许久的家信，插兄们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写过许多信，也收到许多信。父母亲、外公、舅舅、兄弟姐妹和同学、朋友都给我写信。父亲的信总是谆谆教诲；母亲关心儿子的一切；外公的信是用毛笔写的，掺杂些文言，文绉绉的；舅舅的字龙飞凤舞。家信让我真切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刚下乡头一年，母亲有次来信说，她在工厂认识了一位征兵的部队干部，向他介绍我的情况，说我喜欢文艺，会画画，这位征兵干部答应招我当文艺兵。这消息让我心绪难平。此后一段时间，我天天盼着家信，盼着有一天当兵的来招我入伍。那时解放军在社会上可是最吃香的，当兵是每个男孩的梦想。我何尝不想早日脱下农装，换上军装。但此事再无下文。几个月后，我的希望之火也冷却了。

乡村生活虽然艰苦，但也有快乐的时光。什么时候快乐呢？当我们干完一天活，傍晚躺在晒谷场上的稻草堆上，望天边的晚霞映出绚丽的色彩时，是快乐的；当我们带着满身的疲惫收工回来，跳入清澈的河里畅游时，是快乐的；冬天早晨出门一望，皑皑白雪将大地装扮得洁白无瑕，今天不用出工了，是快乐的；收到家乡的来信，是快乐的；坐在回沪探亲的列车上，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