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最大之事业，无逾教育
光绪二十九年（1903），受两江总督张之洞派遣，江南高等学堂总教习缪荃孙一行十一人到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将考察见闻写成《日游汇编》一书，下面分别介绍书中的主要内容，并略作评述。
第一部分为讲义卷，是记录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君所讲。嘉纳君即嘉纳治五郎，是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为日本著名教育家，曾多次访问中国，亦曾多次接待中国赴日教育考察团，考察团成员的日记中屡屡见到其身影。缪荃孙以数千字的篇幅记录了嘉纳治五郎的谈话，嘉纳治五郎全面介绍了日本教育状况，指出教育大别有三（普通教育、实业教育、高等专门教育），普通教育又分为三门（小学、中学、高等女学），日本学校种类大别有三（官立、公立、私立）、日本的学制以及商业学校、农业学校、工业学校、美术学校所教科目等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嘉纳治五郎的教育思想，如说：
初级教育，最重德育。
国家富强之基，实肇于德育。
德育不讲，人皆贪黩，其害匪浅。
历史即富强之根也。
小学年限，不宜过长。
大学专重学理，不重实用。
国家之盛衰，视国民之愚智。国民之愚智，视教员之贤否。
尤其是“宇宙最大之事业，无逾教育”（引文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引自该书）高论，穿越时空，震烁古今，至今读来，仍光焰万丈，令人心折。原文是这样说的：
教育之事，在常人视之，极为无谓。而在教育家观之，则宇宙最大之事业，无有逾于此者。试以军事家论，军事家战胜攻取，以卫国民，所系可谓重矣。然军事家所保全者，数十百年已耳。数十百年以后，其功业泯灭，殆如白驹之过隙。人民所享之幸福，非复曩之军事家所造就矣。譬之贵国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元太祖诸人，丰功伟业，非不震烁一时，然时移代易，则其泽斩焉。孔子一布衣，讲求教育，万世之下，学者宗之。盖教育家之支配人心，其用迥出诸家之上。人类苟不灭，其教断乎无绝期也……教员悟此，自知教育为唯一之伟绩，举斯世之荣利，均不足以动其心矣。
思想是行动的原动力，仔细想想，“宇宙最大之事业，无逾教育”是不是比我们经常宣传的“教育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作用是“传道、授业、解惑”更加深刻，更加能够揭示教育的真谛？更加能够使教师增强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倘若我们的教师都能明了“宇宙最大之事业，无逾教育”，都把教育当作终生追求的事业而非仅仅是谋取衣食的职业，又怎么会产生职业倦怠感？又怎么会产生事业的挫败感呢？
第二部分为日本考察学务游记，是严格的日记体，记录了自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十自江宁赴沪至三月十一日自日本返国至沪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其中大部分内容是考察日本各类学校的记录，计有东京府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府第一中学校、东京美术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京盲哑学校、东京商船学校、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邮便电信学校、宏文学院、早稻田大学、农科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等，可以说从幼儿教育到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还会见了众多的日本教育界知名人士。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如下内容：
幼儿园的快乐教育：“幼稚园无读书、习字课程，惟教唱歌、游戏之易者，及古昔贤哲嘉言懿行浅显易晓者，使小儿身体发达，脑力活泼，渐知练习学校规矩。”——不知长期接受和信奉“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理念的中国家长，不知当今有些把幼儿园办成“小学预备学校”的人，读了会作何感想！
关于日本小学分单级、多级的介绍：“一教员担任一学年或一学科者，谓之多级小学；一教员担任四学年兼授各学科者，谓之单级小学。”“多级一学年为一教室，单级则仅一室而已。”说白了，单级教学就是教员在同一个教室内，给不同年级的不同学生上课，这如何教？日本教育家嘉纳君是这样描述的：“如教一年生习字，则当其摹写时，即可以读本授二年生。二年生读书，三年生即可学诵。教员乘其暇，又可授四年生算数。以此类推，则教员可不劳，而诸生皆受教矣。”想必中年以上且在农村偏远山区上过小学的读者看到这里，立即就明白了，这不就是自己儿时接受过的“复式教学”吗？作者还说，“单级只山村、小邑之类，不得已而行之者”，是迫不得已、因陋就简而发明的一种教学方法。写到这里，想起不久前读到的一篇名为《复式教学——不可或缺的教学模式》的文章，该文一开头就说：“复式教学是我国居住人口分散的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的一种重要的教学形式，是诞生在中国农村大地上的一种课堂教学的特殊模式。”不禁哑然失笑。
关于东京帝国大学陈列室的介绍：该校工科陈列室（书中称为“列品室”）有七个，即土木工学、机械工学、造船学、电气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采矿及冶金学。其中土木工学陈列室有“关于铁道、桥梁、运河、港湾、水道下水等标本模型二百三十馀具，各国土木工所用之物罗列靡遗”，电气工学陈列室“有关于电信、电话、电灯、电力之各种模型标本器械一千五百五十馀种”。理科陈列室有三个，即动物学、地质学、人类学。因文字过长，不具引。一百多年前，东京帝国大学学科设置就如此齐全，研究领域就有如此广泛而深入，不能不令人叹服。
除了考察教育，日本社会政治也是作者关注的重点。日本为何能够在近代迅速富强？作者虽然没有深入进行考察和分析，但从其日记及感慨中可以窥见端倪。日本新闻业非常发达，“全国报馆林立，主笔者咸有采访权，事无巨细，悉可直书无讳”。作者头天抵达长崎，次日新闻即已见报，“消息之捷，可以觇国之所由兴矣”。日本善于借鉴和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参观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时，作者看到了许多机械设备，大部分并非是日本所制造，“其本国所制仅有二种，盖日人能絜各国之长，用其新器、新法，故不必自制机械，即能争衡各国也”。特别是在参观大阪（作者称为“大坂”）博览会时，作者感慨更深，日本几十年中，“工商业之进步实可惊羡”，而反观中国，送展的物品“均用旧式，未能推陈出新，较之各国之物均觉瞠乎其后。至机械、教育，则并不能以一物争胜，可慨也”。
来到强国又是敌国的日本，作者对于国耻的感受非常强烈，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炽热，唤醒国人急起直追的意识呼之欲出。参观九段国光馆时，看到了“庚子天津战役油画”，再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的场景，只见“炮火迷离，田庐狼藉，联军跃马驰突，不见有中国一兵。间有一二裹红巾、披辫发、仆地不起者，则联军所毙拳匪也”。日本以此画来鼓励国民，每当有游客参观，则“命一僮演说日军战胜之状”，走笔至此，作者极为愤懑，“吾辈至此，惨愤交集，归时当以此普告国人，使知国耻民艰，急宜振奋，不可如故之泄沓也”。在参观大阪博览会时，看到人类馆端坐的台湾缠足妇女，“任人注视，其狎侮吾同种至矣”，深感这是对中国的极大侮辱，“苟有血气，能无愤恨，而坐视国人死守旧习而不变哉！”在参观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化学定性分析室时，作者见一印度留学生在试验药水，日本人介绍说：“该校有三国人留学，中国及朝鲜、印度也。英灭印度，奴隶遇之，虽有才智，不得受高等教育。印度人出而留学，则英人贻书各国政府，诫各国毋得使之学政治、法律，仅以工商制造贱业教之而已。故印度人之在日本者，学业程度远不能如中国及朝鲜人。”印度被英国灭亡后，居然连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都被剥夺，作者不由评论道：“亡国之惨，至于如此。”想必作者在写这段话时，情不自禁地想起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空前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那种感受和滋味，不身临其境是很难体会的。
作者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是保守的，自序中将清朝称为“圣清”，吹捧清朝建立以来，“闿泽深仁，史所罕见”，对于自由平权之说不以为然，甚至称之为“邪说”。但另一方面，对于日本的进步之处不吝赞美，对国内的落后腐败批评毫不留情。作者到达横滨，收取行李，“海关查验，严而不扰”，而一回到上海，化学器械都被海关扣留，直到五天后，“由关道给信方提出，并索费，无理纷扰百倍日本矣”，堂堂的“江南高等学堂总教习”过海关时尚且受到如此敲诈勒索和刁难，小民百姓更可想见。在参观东京巢鸭监狱时，看到监狱讲究卫生，对犯人进行文化教育以促使犯人“悔罪自新”，尤其是“授以生计，使之将来可以谋生”，不禁发出由衷赞叹。而“我国之监狱，黑暗秽臭，狱卒陵辱，而处其中者又不尽皆死罪，有株连波及者，谳狱未终，而其人已瘐死。其幸而出狱者，既未加以教训，又未授以生计，则仍为从前之所为耳。故今日言施仁政，非自监狱始不可”。只是他的拳拳之心，不知当政者有几人能深刻领会？
第三部分为日本访书记，作者是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据说是其捉刀），他提醒到日本访书的学者，如何衡量古书的价值，其心得是：“大约古抄卷子本为上，宋元旧刻次之，翻刻本而未加和文者次之，活字本次之，影写者次之，分类以求，谨以告东游好古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