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学为立国之根本

袁世凯是乱世之枭雄，治世之奸雄，尽人皆知，但若说他也重视教育，恐怕没有多少人相信。不过事实胜于雄辩，在清末新政期间，在其担任直隶总督时期，的确曾多次派遣官员赴日进行教育考察，甚至亲笔为考察日记作序，却是不争的事实。

光绪二十九年，受直隶总督袁世凯派遣，王景禧赴日本“视察”学制，从九月初一日启程赴日，至十月二十二日返程，历时五十日，作者自云：“此行视察学校，自幼稚园，而寻常小学，高等小学，中学，高等学，大学，以次递进。”（引文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引自该书）几乎是马不停蹄，“视察”了各级各类学校数十所，并将其见闻写成《日游笔记》一书，本文不打算面面俱到地介绍其内容，只是就其中最重要部分加以点评和分析。

关于教育的重要性：九月十五日，作者赴直隶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劈头就说：“国之振兴，基乎教育。”他研究日本教育，深感“兴学为立国之根本，而小学之国民教育，尤为根本之根本”。何为国民教育？“所谓国民教育者，谓有普通之知能，能胜国家之职务，始足为此国之民。”反之，“无普通之知能，则虽有耳目心思，虽有手足肢体，而一无所知，一无所能，有此人几如无此人，且须仰给于人，直与废人等耳”。作者认为，日本人能各司其职，“一无游惰”，“其原因皆由全国普及之小学国民教育而来”。接受了国民教育，“乃能具一般国民之资格，具一般国民之资格，乃能担任一般国民之义务”。

关于日本各级学校不同的培养目标：小学要普及国民教育，“无贵贱贤愚，悉令受学，皆民生日用所必需，无容或缺者也”；中学以及实业学校，“则为养成能胜职业者之程度，学求有用，即知即能也”；高等以至大学，“则为养成主持政法，指挥职务，发明理要者之程度”。也就是说，小学是传授民生日用所必需的知识，中学是培养能胜任职业的有用人才，大学则培养高级的专门人才。

作者对于日本各级各类学校都重视唱歌和体育，印象深刻，评价甚高。他观察到“此邦各校，无不有唱歌一科，所以激发忠爱，涵养德性”，“体操一科，则自幼稚以及大学，尤汲汲而不一懈”。“从前幼稚园重智育，今则体育德育视为并重”，这不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思想的萌芽吗？他多次参观各校举行的运动会，对比赛项目津津乐道，试看其记载：

九月十九日午后，“往观女子师范学校高等女学校之运动会。运动会者，每年一次，合全校诸生，为各项运动。来观者数千人，寂坐无哗，赞赏者但鼓掌而已。名目四十有二，有写生竞走，裁缝竞走，割烹竞走，插花竞走等，以最敏速者第一人为优等。”女校运动会的比赛项目的确别出心裁，有女子学校的鲜明特色，而数千观众“寂坐无哗”，从中不难看到日本国民的素质及中国与日本的差距。

九月二十七日日记，“昨日观大学堂运动会，有曰棒飞者，立二标竿，高约二寻有半，上浮置一横线，一人拄棒，飞越而过，线不少动。”“寻”是古代的长度单位，一“寻”等于八尺。“棒飞”不就是今天人们在运动会上经常看到的“撑竿跳”吗？(https://www.daowen.com)

再看其对日本学校体育课的记载。九月二十一日，参观东京府立第一中学校，“至体操场，观角抵术，二人相持，地铺厚荐，虽仆不伤，教习言此名柔道，亦名柔术。观击剑术，则皆以铁网罩面，以革蔽身，用竹作长剑，尽力击刺，以中要害为主。教员亦蒙面裹革，由学生奋击，口中亦作呐喊声。骤观可骇，实则注意体育者至矣。”身为日本著名教育家、“柔道之父”的嘉纳治五郎，虽然“年近五十，其学校内角抵之术，尚躬自入场，年少者或不能敌”。对于体育和体操的作用，作者赞赏有加，认为注重体育，能使人们“绝无畏难苟安萎靡不振之习”。“至体操一端，学人则以为不屑，实则体质脆薄，日即颓惰，于力行一训，多所愧缺”。甚至认为“唱歌为教育之心，而体操为教育之骨矣。”想必研究教育史的人都注意到，凡是到日本留学过或考察过教育的人，都非常注重体育，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张伯苓都是如此。作为大学校长，张伯苓可能是最重视体育的，他关于体育的名言不胜枚举，像“德智体三育之中，我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我种族，体育为先”，“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甚至认为“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思想者的产业——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传统》128—129页，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身负送直隶留学生到日本的重任，所以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学习生活情况也是他关注的重点。九月十三日，他和中国驻日大使杨枢、参赞马廷亮议定直隶留日学生课程，计有教育学（附心理学）、教育制度（日本欧美）、教授法（附编纂教科书法）、学校管理法、地理学（附地文学）、历史学（附近世外交史）、法制经济学、数学（分数小数开平开立代数）、博物学（动物植物矿物生理）、理化学（物理化学之实验）、日本语文、体操（普通器具兵式）十二门，从中可见留日学生课程开设之一斑。还规定留日学生每星期内参观学校一次，至第三学期，每星期两次，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用意非常明显，这都是研究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好材料。十月初九日，参观日本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成城学校和振武学校，校方介绍：“本校教中国陆军学生，纯以激发忠义并学识技能为主，凡一切革命平权等谬说，断不容令学生闻之。即各报之语失其当者，亦严禁阅看。”思想控制不可谓不严，然而令校方和清朝统治者想不到的是，此校的众多中国留学生，回国后相继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蔡锷、陈独秀、孙武、吴玉章、李烈钧、蒋介石，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

书中关于裸体模特的记载，也是很有超前眼光的。九月三十日，作者参观位于上野公园内的美术学校，“凡绘画共十馀室，无不殚思研虑，至以生人为模型而写之，全身毕现，以为非此不肖。佣此等人之值，每一小时二元矣”。作者虽然没有指明裸体模特是男是女，也没有一个字的评论，但如此客观记述已相当不容易。须知中国第一个裸体女模特，到1920年的上海美专才正式诞生，从裸体女模特诞生之日起，争议和反对之声就不绝于耳，什么“有伤风化”啦，什么“伤风败俗”啦，上海美专“分明是妓院”啦，如此等等，冷嘲热讽，不一而足。当时的上海县长下令禁止人体写生课，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下令通缉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即使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是否使用裸体模特依然争议不断。1964年，康生等人曾在一份《关于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解决它。用女模特儿是不是洋教条？可不可以废除？难道吴道子的人物画是靠这个办法练出来的吗？”“我意应坚决禁止，我决不相信要成为画家一定要画模特儿。”他们甚至还认为：“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美术界玩弄女性的借口。”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直到毛泽东批示，“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的基本功，不要不行”，才算终结了争议。当然，这是后话。

作者王景禧（1867—1932），字燕泉，号石荪、石逊，山东滋阳人（今隶兖州）。他15岁即中秀才，21岁成举人，23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25岁朝考一等，授翰林院编修，可谓少年得志。1902年被任命为直隶学校司总办；次年，又改任普通教育处总办，兼编译局总办及官印局会办，并且被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同时护送一批留学生到日本宏文学院学习。其赴日考察时还写了《瀛谈剩语》诗集，从中颇可看出他当时的思想情况。如“我爱东瀛地，图强果自强。有人皆教育，无处不胶庠。会社新株式，衣冠半古装。交通尤便利，左右太平洋”（《杂诗》五言之三）。“新诗三十首，吟罢雪盈颠。对照方知愧，瘐词敢浪传？精神真教育，关塞惨风烟。不敢闻鸡舞，恐将三岛翻”（《杂诗》五言之十三）。“同胞四万万，听我语无哗。学以实为贵，国之本在家。富强唯教育，时代尚萌芽。不惜词多讽，挥戈日已斜”（《忆否》之十），可以与其赴日考察记对照阅读。当然其最著名的诗作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所作的《宫井词》，写的是清光绪皇帝和珍妃的爱情悲剧，对清末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涉及。诗中充满了浓浓的故国之情，沧桑之感：“天留老眼看兴亡，儿女江山梦一场。剩有御沟呜咽水，年年遗恨哭沧桑。”堪比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吴梅村的《圆圆曲》。

顺便提一下，网络上所见到的关于王景禧的文章，包括其家乡人樊英民先生所缩写的《兖州史话》以及王景禧第三子王迺泗先生所写的《忆我的父亲晚清翰林王景禧》，一方面为人们了解王景禧的生平事迹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史实错误，如把王景禧的赴日考察记《日游笔记》误成《日游日记》，把王景禧护送直隶留学生二十人赴日留学说成是二十二人，为防止以讹传讹，在此特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