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势强弱之分，大半视教育普及与否为比例
三十多年前，“走向世界丛书”主编钟叔河先生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访书，意外地发现了双寿所著的抄本《东瀛小识》，于是复印下来，成为此次整理出版的底本。笔者曾遍查国内各大图书馆的古籍书目索引，均未见著录此书，专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或者教育史的论著，也未看到引用该书，不知收藏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最丰富的“实藤文库”（《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作者实藤惠秀捐赠，藏于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是否有此书。由此可见，倘若不是钟叔河先生发现此书，并提议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出版，《东瀛小识》不知道还会在书库中沉睡多久，看来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有遇有不遇也！
原书无序跋，书前除书名外，仅有“湖北学务处委员试用同知双寿谨呈”题签。双寿何许人也？姓氏为何如此偏僻？经多方搜寻查考，得知双寿是镶红旗蒙古人，字如山。曾在宣统初年署理武昌知府和汉阳知府，民国年间修的这二个府志应该能查得到。至于双寿的其他履历，因手边资料欠缺，一时无从了解，企盼高明指点。
双寿是谁派遣到日本考察教育的？查张之洞的履历，1889—1907年任湖广总督。1901年7月设学务处综理湖北全省学堂事务。因此可能为张之洞所派遣。
双寿是何时到日本考察教育的？原书只标注月日而未系年，但《东瀛小识》七月初三日记载“明年以大坂（今称大阪）赛会，刺绣图画各课甚忙”。“大坂赛会”即大坂博览会，1903年召开，因此双寿于1902年赴日考察教育无疑。又，黄璟《游历日本考察农务日记》（本丛书收录，书名为《考察农务日记》）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七日记载：“同吴汝纶、湖北留学生监督知府双寿至芝区爱岩町警视厅。”初八日：“偕王金成、双寿……赴东京市巢鸭监狱署。”可印证双寿的确是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以留学生监督身份考察日本教育的。
《东瀛小识》所记起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二十五日参观成城学校，至九月初三日参观华族女学校，历时三个多月。和其他去日本考察教育的人不同，双寿考察的重点是日本的军事教育，其参观的军校计有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炮工学校、户山学校、骑兵实施学校及附属之兽医学校、陆军大学校、军医学校及陆军经理学校，记载各军校的入学资格及科目设置，还曾到步兵第一联队、骑兵第二联队、近卫野战炮兵联队看操，并到陆军省直属之织绒局参观。作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人对军人的重视及不以从军为苦：
其所以鼓舞而激励之者，大之立靖国神社，以祀死难诸臣，春秋致祭，帝后亲临，凡属军人，皆来观礼；小之则一歌曲之微，一图画之细，莫不隐寓奖劝愧励之意于其中。故其民之及岁而为兵者，父母以为喜，戚友以为贺，荣之以鼓乐，勉之以诗歌。以为此国民担任国家之义务宜然，岂复有以从军为苦者哉！
日本人不以从军为苦，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早就注意到：“冬腊之间，日本兵营士卒，休息瓜代之时，余偶信步游上野，满街之红白标帜相接，有题曰欢迎某师团步兵某君，某队骑兵某君者，……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虽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其标上仅书欢迎某君送某君等字样，无甚赞颂祝祷之语，余于就中见二三标，乃送入营者，题曰‘祈战死’三字，余见之矍然肃然，流连而不能去。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诗歌无不言从军乐。”（《清议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梁启超对日本亲友数十人送新兵入伍印象深刻，对题写“祈战死”肃然起敬，进而联想到日本国俗和中国的巨大差别，感慨“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也许只有陆游是例外，他在《读陆放翁集》一诗中感慨：“诗界千年靡靡音，兵魂销尽国魂空。诗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兵魂”就是尚武精神，是“国魂”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将“兵魂”和“国魂”的关系点破，的确发人深思。
除了考察军事教育，双寿还考察了日本的普通高等教育。值得一提的有八月十五日参观高等商业学校，注意到“其尤重在商家道德一科，以明此则可谋公利以保其私利”，这令人联想到朱镕基担任总理时，亲笔为三个国家会计学院题写“不做假帐”校训；八月二十九日参观医科大学，“见解剖一孕妇，血肉狼藉，惨不忍观”，医师对他说：“解剖已死，而可活未死。解剖一人，而可活众生。”不禁赞叹不已：“文明各国，虽明知此事残忍，而所见甚大，所求甚精，故亦相沿成风，不以为怪。”但是他的知识水平，他的见识，他的视野限制了他对日本教育的深入了解，且看他八月二十八日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参观时的记述：“其文科法科皆空文，无可观览。阅工科理科各教室，见应用仪器标本，以程度太高，知其贵莫名其宝。”正所谓如入宝山，空手而返。所以他虽然也有“国势强弱之分，大半视教育普及与否为比例”的认识，但总体上对日本教育考察浮光掠影，和日本教育家也缺少深入交流，记述不免流于表面，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