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第二届“博望天下”区域与国别研究博士生论坛会议综述
近年来，区域与国别研究学术共同体日益兴起并不断壮大，学科意义上的“区域国别学”正逐渐成形。2022年4月16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了主题为“青年和区域与国别研究：新视角、新理论、新路径”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博士生论坛。论坛下设俄欧亚、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四个地区分论坛。来自国内19所高校、科研院所的41位青年学者深入探讨了世界不同地区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议题，拓展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边界，促进了青年博士生群体间的学术交流，为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发展贡献了青年力量与青年声音。
国家治理与外部世界：俄欧亚分论坛
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与中亚各国经历了漫长转型。国家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仍然是俄欧亚地区国家关注的焦点，而域外国家对俄欧亚地区的干预与影响也对地区稳定与区域发展提出了挑战。俄罗斯与中亚各国在哪个领域实现了何种治理？外部国家对俄欧亚国家发展造成了什么影响？分论坛青年学者就上述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 俄欧亚的国家治理：从教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跨学科视角入手
俄罗斯的国家治理能力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不乏高等教育领域。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王陈昊志从俄罗斯高等教育切入，探讨俄罗斯不同历史时期高校校长的产生办法和职责范围。他认为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深深地嵌入了俄高等教育体系。国家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干预成为常态。在实现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尊重本国历史传统、正确发挥国家作用比一味地求扩大高校自主权更为重要。
一国的历史传统与国家治理经验深刻地影响着国家行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盛华玺从亚历山大·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及第四政治理论入手，提出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思想理论塑造了当代俄罗斯的对外行为。这一视角可以用来理解俄罗斯的复兴诉求以及俄罗斯在多极秩序、单极秩序、后自由主义秩序中的国家立场。
上海海事大学的栾宇和周雁琳则从极地治理的角度探讨俄罗斯的国家治理能力。北极群岛水域的法律地位之争是“过度海洋（权益）主张”与“过度航行自由”之间的张力。两位作者从北冰洋海域主张和北冰洋外大陆架主张角度切入分析了环北冰洋国家的主张，并与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进行对比。对比得出基于《海洋法公约》、仲裁判决与国家间协议的争端可能解决机制，为俄罗斯等国家开展极地治理提供了法理基础。
视角转至中亚地区，中亚国家长期面临着经济发展、青年就业、区域移民等多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都对中亚国家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聂志宏从进出口贸易的角度审视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他点明对外贸易结构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贸易状况和贸易内涵的直接体现，并从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结构着手，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政策对其进出口贸易影响巨大，且其贸易结构仍然以低级产业为主。
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地区的重要组成国家，也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哈萨克斯坦在国家转型过程中形成了该国独特的媒介政治体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宋佳欣从“政府—媒体—社会”的互动视角切入，分析了哈萨克斯坦疫情防控体系中哈国媒体的作用。她提出，哈国官方媒体始终配合哈国政府的防疫政策进行信息宣传，但是因为宣传效果不佳、社交媒体信息良莠不齐等因素，哈国媒体在推动提高哈国民众防疫意识的过程中没能起到一以贯之的作用，从而不利于哈国的社会治理。
劳务输出、输入与移民管理亦对中亚各国治理提出了挑战。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徐睿迪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梳理了哈萨克斯坦对于劳务输入的治理措施，并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在哈萨克斯坦务工的类别、地区分布和行业分布等现状义。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哈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与哈国的外交政策都对中哈劳务交流造成一定影响。
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离不开青年治理。青年组织是实施青年治理的重要形式与载体，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王凯华从组织概况、组织结构、成员管理三个方面解析了哈萨克斯坦“青年祖国”的组织体系。“青年祖国”在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和国家机构的青年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与“祖国之光”党密不可分。王凯华认为，虽然“青年祖国”在诸多层面上带有浓厚的苏联共青团色彩，但是其在意识形态与组织功能上与共青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青年祖国”不是苏联共青团的翻版。
（二） 外部影响下的治理：冲击与应对
俄欧亚地区不断面临着域外国家的影响与干预，中共中央党校的刘志探究了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对俄罗斯的“长臂管辖”，其中包括对俄罗斯移动电信公共股份公司乌兹别克斯坦行贿案和“北溪2号”管道项目实施的一系列“长臂”制裁。当前美国已在立法、司法和行政等领域建立了“长臂制裁”体系，对俄欧亚国家实施管辖与制裁。刘志指出，仅靠企业的努力是较难突破美国制裁的，俄欧亚等国应发展出一套反制组合拳，并努力推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欧美国家制裁的冲击下，俄罗斯逐步推进数字化转型，希望突破西方在技术、经济与金融上的制裁。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孙倩研究了俄罗斯的数字化转型与反制裁方式。孙倩提出，俄乌冲突下的西方制裁不仅加深了俄罗斯与欧美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还削弱了俄罗斯的数字全球竞争力。因此，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反制裁措施。俄罗斯采取了数字领域进口替代、税收优惠等被动反制裁与调整“俄罗斯联邦数字经济”项目优先项和创建数字经济战略盟友等主动反制裁政策。
域外国家干预与俄乌冲突不仅深刻地影响俄罗斯的国家战略，还影响中俄等国的国际法实践。武汉大学的马晨晨从国际法的角度探讨了俄乌冲突对中俄国际法实践的影响。他认为中俄国际法实践因其固有的附属性等特点受影响颇深，面临着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巨大的挑战。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王耀正探讨了日本对中亚的官方发展援助如何在政治性、经济性与社会性三种属性之间的取舍，及其政府援助的实际效果。他运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论证了日本援助与外交相似度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丸红、无印良品等公司的案例则表示，日本看似注重社会发展的援助行为还是意图谋取中亚市场并为日本公司获取经济利益。
俄欧亚分论坛的青年博士生就俄罗斯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文化传统、北极治理以及俄罗斯在面对外来制裁时做出的数字化转型、国际法转向与反制裁措施做了深入讨论，展现了一幅关于俄罗斯的广阔画卷，反映了俄罗斯的国别特殊性。其他博士生就中亚各国的贸易结构、媒体作用、劳务输出管理、青年组织与外国援助等问题展示了自己的研究，为深入了解中亚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提供了可贵视角。
大国竞合、制度建设与当代亚太：东南亚分论坛
亚太地区发展与安全的矛盾在加剧。美国“印太战略”使得亚太与东南亚地区的各项议题逐渐政治化。如何在大国竞合加剧的形势下实现国家经济发展与各项制度建设？如何在内政外交中发挥国家独特作用？如何从历史的角度理解亚太地区国家及其对外关系？东南亚分论坛的青年学者就上述问题给出解答。
（一） 制度建设与国家发展
东南亚各国不断完善政治社会各项制度的建设，在经济政策调整、工业化发展、政治制度建设与知识生产等多重领域中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也促进了国家发展。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石有为以“是否具有生产先进性”和“是否遵循比较优势”两个维度为基准点，分门别类地探讨了东南亚各国的产业政策。他结合产业相对成熟度理论和新国家主义理论，提出一套分析政策制定差异的框架。石有为通过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个代表性国家的案例分析，认为国家自主性是决定国家间产业政策制定的关键因素。
复旦大学的栗潇远也认为国家发展离不开国家自主政策。他从印度尼西亚单个案例出发，用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审视了政党建设与自主政策对东南亚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影响。通过对比苏哈托政府时期与后苏哈托时期国家政治结构与经济发展，他指出，要想实现工业化与快速经济赶超，一个稳定可预期的政治秩序和政党体制是制定工业化战略和施行具体工业政策的前提和保障。
就政治制度建设而言，“地主—家族”复合体与民主的关系是研究印度民主政治的重要视角。中国人民大学的周超尝试用“地主—家族”复合体结构构建当代印度“封建制民主政治”的生成逻辑。其核心机制在于，英国殖民者通过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赋权，将土地私有制和自由民主政体引入印度；加之印度教等传统印度因素，地主—家族精英依托竞争性选举、通过国内政治机构获得合法性；地主—家族精英致力于维护和平衡阶级（种姓阶级）间利益，实现与民主政体的结合，形成“封建制民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尹珂聚焦知识生产与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SEAS）。新加坡独立以后，知识生产与政治互动之间呈现政治推动—学界领衔、知识输出—政策参考的紧密联系。他以ISEAS为研究对象，梳理了ISEAS如何帮助新加坡政府做出决策、树立东南亚区域研究知识中心地位，并为以东南亚本土视角研究东南亚提供经验模板。
（二） 当代亚太的内政外交
当代亚太国家在内政外交方面经常受到周边国家与域外大国的影响，如何发挥中等强国作用成了研究东南亚国家对外行为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山大学的吴耀庭以印度尼西亚为例，研究了中等强国视角下的“疫苗公平”外交。印尼不仅在国际组织中发挥先锋作用，呼吁各国重视疫情防控，还主动加强与中美澳等国的双边合作，开展独立自主的卫生外交。但是鉴于印尼国家综合实力不足、公共卫生建设薄弱，其卫生外交仅取得一定成效。因此在研究中等强国对外政策时，既要看到印尼这一类中等强国扮演的桥梁作用，也不能忽视其自身所带有的局限性。
东南亚国家不仅与域外国家保持合作关系，在面对一定摩擦时，东南亚国家亦有自主性外交。中国政法大学的李曾桃子则从法理的角度探讨了越南如何建构话语体系和塑造话语权，并在总体上达到预期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奕凡从自身实地考察获得的材料入手，分析了缅甸969运动和佛教民族主义。佛教民族主义根植于缅甸政治文化中，并在2010年改革后崭露头角。张奕凡探讨了缅甸佛教民族主义的发展、969 运动及激进僧侣吴维拉图在其中的作用。他认为佛教民族主义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缅甸宗教与社会层面的冲突，其影响甚至深入缅甸改革后的政治领域。
东南亚、南亚国家的自主性还体现在政党层面。云南大学的胡月则聚焦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及其实践探析。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印度议会政治中的左翼中坚，其在妇女观问题上体现了自主性。印共（马）根据印度妇女现状，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发展出一套符合印度本土情况的妇女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妇女工作、推动妇女解放。
（三） 亚太地区：一种历史的视角
回顾亚太国家历史能够帮助当代学者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行为。神王制度是吴哥重要的宗教政治传统之一，对该国历史与当代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神王制度也有世俗面向，神圣决定吴哥的存亡，世俗决定吴哥的兴衰。清华大学的缪斯选取了吴哥历史上的五位跋摩作为时间节点，从合法性、宗教神圣、经济发展、社会整合以及应对挑战五个角度讨论了神圣吴哥的世俗建构。她据此认为世俗事务是国王关心的重点，也是决定王国命运的关键。
人才选拔、官僚晋升一直是一国政治、社会层面的重点关注议题。而越南明乡人参与科举，不仅仅是为了进入官僚体系，这更是明乡人融入越南的重要途径之一。暨南大学的平兆龙从越南政府的优惠政策、明乡社重视教育、明乡学子自身的努力着手，讨论了1819—1919年间明乡人在越的科举考试。平兆龙点明，明乡人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不仅深度融合于越南社会之中，也为越南华人在地化提供了新的参与路径与学术研究视角。
中日韩关系是东亚国际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玉娇从朝鲜半岛近代化时期的《独立新闻》入手，研究了社会进化论影响下的朝鲜半岛近代化时期对于清朝和日本形象的建构。《独立新闻》基于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和种族差异三个角度对清朝和日本进行了不同的评价。而《独立新闻》做出评价的目的是唤醒朝鲜半岛人民的民族意识，加速朝鲜半岛近代化进程，以应对殖民冲击。
在讨论中日关系时，难免要面对日本侵华战争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杨于森对比研究了“满铁”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受到的日本国家干预，并且将“满铁”内部投资在铁路上的分布情况作为日本官方干预的新的历史证据。他使用基于历史证据的自然实验，检验了铁路资金增长对“满铁”盈利能力的因果影响。日本殖民当局长期干预“满铁”的运作，而“满铁”也作为一个殖民工具服从服务于日本的殖民侵略。
东南亚分论坛的青年学者不仅聚焦于东南亚各国的制度建设与大国竞合，还将研究视角拓展到亚太、印太地区，将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纳入研究范围，体现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百年变局与中东转型：中东分论坛
中东地区国家近年来不断调整国家战略，确保国家安全、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同时，外部干预也是该地区长期充满挑战与冲突的一大根源。中东分论坛的青年博士生就中东地区安全、国家发展等议题论述研究观点与看法。
（一） 地区安全、国家发展与政教关系：中东国家的转型
地区安全与稳定一直是中东各国的追求，但科技的进步反而加剧了地区不稳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马小东认为，无人机兼具低成本与高威胁两个特点，正日益成为中东地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追求的战术武器。而无人机在中东地区的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安全困境，给地缘政治带来负面影响。无人机增强了非国家行为体的相对空中实力和与国家行为体僵持的能力，加剧地区安全碎片化。
除了关注地区与国家安全，中东各国制定的发展战略、城市发展沿革、农村与城市关系以及农业现代化亦是青年学者关注的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刘庆龙详细分析了沙特2030愿景的经济愿景、社会改革方案与二十四个量化考核指标，并列举了2030愿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开展的项目。刘庆龙通过回顾2030愿景的实施情况，得出结论，认为过去5年里2030愿景虽然方向正确，但进展并不顺利，诸多重要指标并未完成。
天津师范大学的申十蕾从历史、地理等因素入手，分析了阿拉伯—伊斯兰城市的起源及其内涵、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伊斯兰教的传播改变了阿拉伯半岛早期受水资源约束而形成的游牧聚落生活方式，阿拉伯—伊斯兰城市开始形成并发展。这些城市兼具定居生产、军事防御和宗教信仰等多元属性；而在布局上，阿拉伯—伊斯兰城市多由水源、清真寺、市场、住所和城墙等结构构成；随着历史发展，城市的内涵、结构与功能也逐渐改变，发展出独特的阿拉伯—伊斯兰特色。
中东国家经济发展与转型往往会对传统生活方式造成冲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殷金琦探讨了巴列维王朝“白色革命”后对伊朗农村带来的变动与冲击。“白色革命”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社会与经济关系，却没有带来预期的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农民对现代化的不满与农民生活的贫困导致农民进入城市只能成为工人，这些农民成了伊斯兰革命的主力。“白色革命”为伊斯兰革命埋下了伏笔。
西北大学的邵煜则研究了以色列的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科技对以色列农业产业的改善与改造。以色列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都不利于发展大规模农业产业，也不利于农产品发展，但以色列通过“科技兴农”战略和政策的保障、农业科教和科技推广体系、农业人才培训和教育体系、农业创新机制的建立，凭借犹太人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发展了以高科技为支撑的特色农业，解决了国民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基本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并成为世界农业领航国家。这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成功经验。
长期以来，政教关系是观察与研究中东国家的有效切入视角。中国人民大学的贾宇娴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法对20世纪80年代埃及和叙利亚两国穆兄会与世俗政府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贾宇娴认为利益与知觉因素是分析穆兄会与世俗政府关系的关键变量，也是影响双方互动关系的充分条件：当穆兄会与世俗政府利益契合、对彼此的知觉相符时，双方更容易形成和解；当二者在某一时期利益相悖、对彼此的知觉相背离时，双方更倾向于形成冲突的互动关系，冲突烈度视利益对立程度与知觉类型而定。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艺涵也认同贾宇娴的观点，王艺涵也认为宗教是理解中东国家的重要因素。她的研究聚焦圣索菲亚（土耳其共和国意识形态的纪念碑）使用功能的两次转换。两次功能的转换也是一百年来土耳其国家意识形态叙事演变的缩影。凯末尔时期，圣索菲亚由奥斯曼时期的清真寺改建为博物馆，这体现了凯末尔时期世俗主义和亲西方的意识形态。埃尔多安时期，因为国内政治群体的呼吁与压力，圣索菲亚再次被变更为清真寺。这也是当代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反西方面向，以及推崇奥斯曼—伊斯兰文明的象征。
（二） 中东政策与地区稳定
从事中东研究难免要考虑域外国家的影响。清华大学的杜普从战略背景以及新形势下的机遇与挑战的角度分析了当前中国中东政策的发展与走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杨康书源则分析叙利亚危机中，中国与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层面的共同行使否决权的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的许鸿波分析了“颜色革命”反复爆发的原因及警示。他总结了“颜色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并分析了“颜色革命”爆发的国别特征与内在联系。“颜色革命”爆发的驱动力既有国家内部治理效能低下、社会和民生问题与历史遗留问题，也有外部西方国家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干预。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凌梦远的研究追溯了亚美尼亚的民主历程，并探寻其民主进程缓慢的原因。亚美尼亚的民主进程受到国内国外双重层次的影响。亚美尼亚既有后极权时期民族国家独立发展中民主基础薄弱的共性，又有其本国独特的民族问题、地缘政治以及与阿塞拜疆存在的纳卡冲突等特殊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她从苏联共和国改革开始，探讨了亚美尼亚从民族国家确立到总统议会制实行和“天鹅绒革命”政变的历程。她认为亚美尼亚薄弱的经济基础、民族主义问题、地缘政治和纳卡问题的影响使其难以快速实现政治民主化。
非洲能动性与中非命运共同体：非洲分论坛
国际学界关于非洲发展、关于非洲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主流叙事与研究中，长期忽视了非洲本土的能动性（agency）。非洲各国作为独立的国家行为体具有自主性与能动性，而非洲绝不仅仅是国际援助与大国影响的被动反应者。非洲分论坛的几位博士生学者打破了以往对非洲“关系”的研究，跳出了以往对非洲特定几个国家的研究范围，从具体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青年研究入手，为非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近些年，中非间在教育和培训领域的合作突飞猛进，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邹雨君在一手问卷、访谈和案例搜集的基础之上，系统梳理和分析了中国在非企业参与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中的重大议程。这些议程包括留学生合作、职业教育合作，以及汉语国际化合作的路径方式。邹雨君提出，中国在非开展的经贸活动与企业拓展推动了非本土青年对中国教育培训的需求。在教育和培训合作中，中国企业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增加了非洲青年获取中国教育和培训的机会，这能够从供给和需求侧帮助非洲国家改善青年失业困境。
孔子学院是承载中非教育合作的重要平台。2005年非洲首个孔子学院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对非汉语教育迈入新阶段。浙江师范大学的张利萍以历史、现状与展望的架构分析了中国对非汉语教育和孔子学院的相关研究。她将中国孔子学院的研究热点归纳为如下几点：“汉语+”特色发展模式、本土汉语教师培养、本土汉语教学资源开发、将汉语纳入当地国民教育体系，以及新冠疫情背景下非洲孔子学院的发展。张利萍认为未来中国对非孔子学院的研究方向应从研究机构、研究内容、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突破。
西非国家塞内加尔的语言生态中出现了民族语言沃洛夫语的扩张现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赵启琛借助赫尔曼·巴蒂博提出的三言结构模型诠释了塞内加尔语言生态中出现沃洛夫化现象的原因。在塞内加尔，语言存在着三层结构，前殖民者的语言法语在上，通用语言沃洛夫语在中，其他土著语言在下。沃洛夫语不断向法语和其他土著语言扩张的原因包括，语言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塞内加尔语言政策的调整、独立前沃洛夫语的通用性、独立后大众传媒的助推以及沃洛夫语自身的“去民族身份”趋势
非洲能动性的具体表现还在于非洲国家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经济结构与政治体制，从国家和社会群体的各个层面加强国家建设，推动国家发展。澳门城市大学的卢宇青研究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数字媒体如何有效推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发展。她认为中国可以通过赞助新兴媒体生产商、制作电视节目、在线数字和社区广播频道或其他传播活动来发挥重要作用。
能动性的施动主体不只是国家行为体，当代摩洛哥青年也面临着双重困境与能动性议题。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何则锐讨论了当代摩洛哥青年在政治与经济方面面临的双重困境，及其在此环境下如何创造出新的运动组织形式和发挥的能动性。摩洛哥青年在当前政治经济秩序中被高度边缘化，社会经济资源大量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青年群体难以得到就业与教育保障。而青年群体的诉求常被王室集团分化。何则锐的研究认为摩洛哥青年在与社会不公的持续抗争中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利用社交网络这一新的传播媒介获得海内外更广泛的支持，并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创造出新的运动组织形式，挑战了当前摩洛哥政治经济秩序。
气候变化到安全与冲突之间存在一定传导机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刘婧文以卢旺达为案例，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探索了从气候变化到安全与冲突的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脆弱性在气候变化与安全风险之间复合传导机制中的结构性地位。她点明，在卢旺达惨案的案例中，卢旺达社会不同方面的脆弱性都导致了其对安全与冲突风险的屏障作用没能发挥，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特定社会下的脆弱性在气候冲突传导机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仍需要进一步探究。
外交学院的周玲妮则从表现、动因与影响三个角度分析了巴西博索纳罗政府的亚马孙政策。在亚马孙地区治理中，博索纳罗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相对激进的政策，对亚马孙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而促成博索纳罗政府的亚马孙政策的主要驱动力为巴西右翼对亚马孙主权的焦虑、博索纳罗维护自身执政基础的考量以及巴西国内对土著居民的歧视。周玲妮认为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政策不仅破坏了亚马孙生态环境，阻碍应对全球变暖的努力，更恶化了土著居民的生存状况；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巴西的国家形象。
区域与国别研究迎来发展新机遇
本次论坛是在加快构建“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背景下举办的。论坛聚焦29个国家和地区，涉及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汇聚了从事交叉学科、前沿研究的青年群体。正如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所言，本次论坛为国内有志于从事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青年学子和年轻学者提供了充分交流的平台。
如今加强区域与国别研究和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如何面向时代所需、打好研究根基、不浮躁、不急躁成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青年学子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钱乘旦教授表示，做区域与国别研究，需要一头扎进研究对象国，沉入当地社会，深深扎下根。论坛嘉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也鼓励青年学子要沉心静气、专注于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具体情况；区域与国别研究也不应只关注热点问题研究，应该聚焦于一国、一地的基础研究、全面研究。今后从事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青年学者仍然需要探索自己所研究各国的方方面面，并持续关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三个问题：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谁生产，为什么生产，生产什么。
（整理人：王耀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