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货币或商品的白银

作为货币或商品的白银

尽管白银是中国货币体系的基础,但在中国的开采量并不多;而是从世界各地的市场进口白银。北美和南美是主要产地,中国和印度是主要的进口国, (20) 白银在全球自由流动。 (21) 伦敦、纽约、上海和孟买是四个重要的白银交易中心,在世界白银市场上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图1.2)。

基于一系列因素,伦敦长期以来是首要的白银市场。其中一个因素是由于伦敦金融的突出地位。伦敦的白银贸易紧跟外汇交易形势,尤其是在很多亚洲国家采用金本位之前的年代里。英国银行遍布整个东亚,并为大部分使用英镑的国际世界贸易提供融资。因此,伦敦成为金本位和银本位国家之间的结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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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19世纪之前中国货币体系的最全面的概览,参见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财富之源: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 关于17、18世纪中国的贸易构成和贸易额,参见岸本美緒:《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経済変動》,東京:研文出版,1997年版。

(4) 林满红在其《中国之逆转:世界银荒与嘉道咸秩序》一书中,详细分析了19世纪之前的中国经济是如何与世界白银市场连在一起的。林所研究的19世纪上半叶的白银外流危机,是有关白银进出对中国经济何等重要的一个更早的例子,在本书中,我也将对此问题加以分析。

(5)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财政设计委员会:《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南京,1929年,页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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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节关于中国货币的描述基于上引书(页47—56)及耿爱德(Eduard Kann):《中国货币论:关于白银黄金交易影响中国的调查》(Currencies of China: An Investigation of Silver & Gold Transactions Affecting China),第2版,上海:别发印书馆(Kelly & Walsh Ltd,今译必发),1927年,第2、5、6和17章。关于19世纪末银元使用开始逐渐增多,从华南向东北地区蔓延,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1981年版,页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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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海峡殖民地的货币并非由黄金而是由使用金本位的英镑支持,因此,严格说来,这不是金本位制,而是金汇兑本位制。(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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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世纪之交印度原棉进口受银铜比价的影响,参见本书第二章。

(15) 实业部银价物价讨论委员会:《中国银价物价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页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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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财政设计委员会:《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页68—76。这22个省是:甘肃、山西、河南、陕西、宁夏、山东、安徽、辽宁、湖北、四川、江西、江苏、浙江、湖南、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青海和绥远。

(18) 林维英(Lin Wei⁃ying):《中国之新货币制度:一项个人解读》(The New Monetary System of China:A Personal Interpretat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6年版,页5(该书有商务印书馆1941年中译本,译者朱義析——译者注)。甘末尔和林维英的观点得到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经济学家宮下忠雄的回应,参见其《支那貨幣制度論》(大阪:宝文館,1943年版),页142—146,有关中国货币本位讨论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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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自16世纪起,中国就从欧洲国家取得新世界铸造的白银作为钱币使用。关于国际白银贸易作为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主要特征的近来研究著作有:弗林(Dennis O.Flynn)、吉拉尔德斯(Arturo Girldez):“近代早期的套汇、中国和世界贸易”(Arbitrage,China,and World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载《亚洲经济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第38卷第4号(1995年);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269—274。弗林和吉拉尔德斯认为,相对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白银价格较高,导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本书的研究显示,类似的“套汇”进程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白银贸易与国际金融交易已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