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经济
我已经试图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以及这种关联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意味深长的是，尽管大萧条引发了重大的变化，但它却一般不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严重事件。很不幸，紧随大萧条之后的政治和经济动荡遮蔽了中国离现在并不遥远的历史事实。1937年7月爆发了中日战争，随后1945年又爆发了内战，这些都导致了大规模破坏。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新政权开始了对货物、服务和人口等流动的严密管制。继而，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文革”时期，中国完全自给自足，当时毛泽东将中国从外部世界中隔绝封锁起来。1978年，在经过多年的自力更生之后，邓小平将中国经济向世界开放，表面看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开放。 (18) 而实际上，中国很早以前就是对外开放的。 (19) 虽然战前中国经济那意义深远的开放几乎已被遗忘，但1930年代的中国人，特别是国民党的决策者们，敏锐地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并因此形成了他们相应的策略。
为了保持中国元对英镑和美元的汇率稳定，国民党官员选择牺牲政府对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实行经济国家化的时候，国民政府却坚持开放政策，这很值得注意。哈罗德·詹姆斯指出，作为对大萧条的反应，出现了对经济全球化的有力反对。普遍流行的观点是，任何跨国的事物，无论是政治、商品还是人口，都应该停止，或者至少应当受到控制。尤其是资本流动，遭到了严厉的批评，理由是它造成了1930年代初的重大金融危机。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加强了对外汇交易的管制。 (20)
国民政府不能采取这种严格的政策，因为它会立即引起了公众对政府操纵新货币体系的怀疑。 (21) 政府必须避免货币体系的紊乱。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海外华侨汇款和外国对华投资。汇率不稳和通货紊乱将会阻止政府所急需的外资输入。
而且，自193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与国际货币体系的联系继续影响着国家与市场的关系。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被认为不仅对中国政治而且对东亚国际秩序来说都是一个重大事件。但是，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维持货币的可兑换性一直到1938年底都被认为是首要的事情。 (22) 由于担心汇率下跌导致民众恐慌，在战争初期，国民政府通过向上海金融市场出售外汇来维持汇率。这一行动不仅减轻了战时通货膨胀，而且还支撑了对新通货的普遍信心，尽管它也引起了外汇的大量漏卮。
1938年10月，当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内陆省份四川之时，它对汇率稳定和健全财政政策的保证被破坏了。由于缺乏足够多的外汇储备，政府无法维持现有的汇率。同时，军费开支在1940年增加，通过扩大货币发行来资助的政府支出也在稳步增长。中国经济向这种通货膨胀的压力让步。截至1945年底，中国的物价据报道达到了战前水平的1632倍。即使在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8月，国民政府也未能制止失控的通货膨胀，反而使它加剧了。政府支出的迅速扩张使货币供给增加。 (23) 资本外逃不仅抬高了外汇的市场价格，而且通过限制外汇在进口上的使用，使本已失控的通货膨胀继续恶化。政府对外汇分配越是严格，进口商就越是囤积居奇以便从不断上涨的物价中获利。由此产生的恶性通货膨胀削弱了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24)
共产党政权通过将资金纳入严格管控的渠道来处理恶性通货膨胀遗留下来的问题。 (25) 它禁止黄金、白银和外汇的流通。一切对外贸易都被交到国营企业手里（1950年3月），并且交易仅使用外币，不使用中国通货人民币。由于摆脱了国际市场的影响，政府此后有效加强了对国内人民币流通的控制。 (26)
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后，也从大陆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经验中学会了财政和货币上的保守主义，并且这些教训再也没有被遗忘。 (27) 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控制外汇汇率，使其能够在当局领导的控制下，促进台湾的工业发展。
随着通胀的结束和战后的恢复，国民党在台政府实施了第一个四年发展计划（1953—1956）来促进工业化。为鼓励进口替代，尤其对纺织品，政府确定有前途的投资机会，制定计划，并提供低息贷款让民营企业家贯彻落实。汇率受到控制，较低的官方汇率被用来实现公营部门的进口、私营部门所需的重要原材料以及中间产品的交易。
1950年代末，国民党在台政府从进口替代转向促进出口。因为从前的汇率被认为是高估了，1958年的外汇改革被证明是最重要的。1958年，新台币贬值，从新台币24.7元兑1美元下降到36.1元兑1美元；买入汇率跌得更多，降为新台币40元兑1美元。同时，废除多元汇率体系，改为单一汇率。加上其他刺激措施，如进口退税和出口加工区，改革最终使出口带动的增长达到极点，并且自1960年代起，出口带动增长就成为台湾经济的最显著特征。 (28)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大陆和台湾的经济政策都开始改变。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批准了四个现代化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将中国经济向世界开放。四年后的198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解释这一政策时说： (29) 为了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我们必须：（1） 吸引外资，（2） 引进先进技术，（3） 开展劳务合作，（4） 扩大出口。 (30) 经过几十年与外汇市场的隔绝，共产党政权再次向外国投资和援助敞开了大门。 (31)
1980年代初，已经有了大量盈余并且外汇储备仍在不断上升的台湾，受到了使新台币升值的压力，1980年代末，政府最终不得不使新台币升值。新台币升值结束了台湾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严重依赖。不断上升的外汇储备迫使台湾当局允许资本输出。这种贸易和投资变化绵延至1990年代渐进发展为经济自由化。 (32)
今天，中国的经济，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再次开放，中国经济回归到国际金融市场和外汇波动的影响之下。最新也是最重要的证明就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世界银行分析了短期资本在东亚金融市场上的进出运动及其对该地区国家的货币体系的影响，以及该地区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所执行的政策。 (33) 就在泰国在股市下跌之后不久，1997年初，泰国货币泰铢开始受到冲击。泰国银行试图维持固定汇率但未获成功，泰国银行最终允许泰铢自由浮动。泰铢对美元的价值迅即下降了约18%。泰铢在1997年7月的崩溃引发了临近经济体的资本外逃。在随后几个月里，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和韩国的货币也处在了压力之下。因为经济已经停滞，日本也陷入了经济困境。该地区各国政府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应付这一传染性的危机。例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声称要战胜国际资本的威胁，就需要采取对资本运动的严格控制。 (34)
就国际资本流动对东南亚地区金融和货币体系的严重影响来说，1997年的危机类似于1930年代中国的遭遇。但是，为了应对危机， (35) 中国大陆和台湾政府选择了相反的政策。因为中国大陆控制着资本运动，其经济体没有受到像其他东亚国家所遭受的严重冲击。因此，中国大陆能够避免货币贬值。 (36) 台湾政府则诉诸贸易促进政策，使新台币贬值，尽管它已有充足的贸易盈余和庞大的外汇储备。 (37)
在幸免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扩大了经济的对外开放。中国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从1979年的不足1%上升到2003年的约6%。中国自1990年以来（除1993年外）一直享受着贸易顺差，2005年达到顶峰。2003年以来，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的输入以及海外华侨汇款共同构成了中国的外汇来源。 (38) 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仅使中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增长，而且，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加。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使人民币升值（尤其是相对于美元的升值）的国际压力增大。 (39) 自从2005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实施汇率制度改革，从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变为管理浮动汇率制，世界金融市场和外国政府更加密切关注中国对人民币的管理。 (40) 同时，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中国不得不大幅度降低关税，并拆除非关税壁垒。 (41)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开放，中国的政治家们在制定国内经济政策之时，需要考虑众多国际因素。只要中国坚持严格的管理汇率制，财政政策就尤其重要。 (42) 国际金融市场如何影响中国国内经济政策？换句话说，在本国经济与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政府该如何保持其经济政策的自主性？这些问题事关过去，也事关今天。研究战前决策者们设计的解决方案，不仅仅是基于一项历史的兴趣，而且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于今天的经济情势。 (43)
(1) 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页1—10，279—280（该书有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译者为张富强、许世芬，1994年版。——译者注）。
(2) 229
(3) Peter Botticelli：“英国资本主义与三次工业革命”，页62—64；Jeffrey Fear：“德国资本主义”，页142—144；Thomas McCraw：“美国资本主义”，页331—36；Bernstein：“日本资本主义”，页478—449；以上均见Thomas McCraw编：《创造现代资本主义》（Creating Modern Capitalism），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230
(5) 231
(6) 景复朗（Frank H.H.King）：《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1845—1895）》（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845—1895），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5章。
(7) 黑田明伸认为，清政府故意让各种各样的货币流通，以避免地方性金融危机（见黑田明伸：《中華帝国の構造と世界経済》第1章，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年版）。认为缺乏控制是因为政府的不称职的观点，参看景复朗：《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1845—1895）》，页134；以及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财富之源：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252—253。
(8) 公众并非完全不受政府操控。例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指出，华北地方政府限制白银和铜钱跨省界流动。由此产生的货币短缺导致当地政府发行硬币和纸币进入流通［见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Society，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第1章，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有200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译本，译者为马俊亚——译者注。）但是，正如彭慕兰指出的，这些政府并不能完全防止货币走私，这抑制了政府通过滥造硬币、滥发纸币或人为地强加不同于银铜兑换比率的兑换率而获利的企图。关于天津银行家增加民众对货币的信任的努力，请参见史瀚波（Brett Sheehan）《乱世中的信任：民国时期天津的货币、银行与政府社会关系》（Trust in Troubled Times： Money，Banks，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Republican Tianji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章。史瀚波所研究的天津情况也表明，反对地方权力操控货币的终极保障是民众对货币可兑换性的要求。
(9) 232
(10) 汪熙：《求索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页39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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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府的三个主要政策目标是不相容的，这让人想起包括汇率稳定、私人资本流动，以及货币政策自主权在内的一个宏观经济的模型。为了维护汇率稳定，政府不得不要么限制资本流动（通过限制或税收），要么限制自己的货币政策自主权。如果他们不愿或不能牺牲其中任何一个，那么汇率稳定的目标本身可能会最终受到损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目标无法同时实现。参见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国际经济学》（International Economics），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68年版，第16—18章。
(13) 234
(14) 哈罗德·詹姆斯：《全球化的终结：来自大萧条的教训》（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198。
(15) 本杰明·史华慈的经典之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表明，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就梦想着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领导经济发展。柯伟林在《德国与中华民国》一书中考察了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军事都跟德国的密切关系［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Germany and Republicn China），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有200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陈谦平等译——译者注］。曾玛琍认为，在国民党内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认为经济的自给自足是国家统一的关键（见《拯救国家：民国时期经济现代性》第1章）。(https://www.daowen.com)
(16) 缫丝业实业家的请求比较典型，见本书第四章。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增加了关税以图保护民族经济。中国政府也增加了关税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和保护国内生产者。不过，它不能过多地增加关税。第一，较高的关税会影响从日本的进口，从而引起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看到，尽管有华商纱厂主的强烈反对，政府还是不得不削减关税。第二，高关税将刺激国民政府控制力较弱的华南地区的走私。政府肯定承担不起关税收入的损失。参见杨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页48—54；以及久保亨：《戦間期中国「自立への模索」：関税通貨政策と経済発展》，第1—6章，有关国民政府关税政策的部分。
(17) 对后帝制时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表明，任何时候政治权力试图插手社会事务，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人民的质疑。例如，杜赞奇写道，当地方居民拒绝付给收税者额外的费用而致使地方政府未能收取到追加的税收时，该政府的信誉在当地居民的眼中受到了严重损害（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第三章）。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打造共和国民：中国的政治仪式与象征》（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考察了政治仪式、象征与国家控制之间的关系。不过，对于货币制度，这个国家不得不跟中国社会协商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却还没有充分的分析。一个例外是史瀚波《乱世中的信任》一书中，有关天津地区货币和银行情况的部分。在《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第1章中，彭慕兰考察了山东、河北两省地区的货币与信贷市场，研究了地方政府经济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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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处理中国从1978或1979年开始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的相关作品。稍为举例，如：大卫·茨威格（David Zweig）：《走向国际化的中国》（Internationalizing China： Domestic Interests and Global Linkages，纽约绮色佳：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世界市场上的中国》（China in the World Market： Chines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Reform in the Post⁃Mao Era，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黄亚生（Yasheng Huang）：《出售中国：改革时代的外国投资》（Selling China： Foreign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他们聚焦于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有充分的理由选择这些年份作为起点。但是，我认为，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历史背景值得特别关注，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自19世纪末起，海外投资就中国经济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银本位与大萧条的遗产，在中日战争、国共内战及战后，都继续影响着政府政策与个人行为。我将在本节的后一部分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19) 关于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意义重大的国际化，请参见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期国内外的外交关系”，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第150号（1997年6月），页433—458。
(20) 哈罗德·詹姆斯：《全球化的终结：来自大萧条的教训》，页187—189。
(21) 236
(22) 张嘉璈：《通胀螺旋：中国的经历（1939—1950）》，纽约，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1958年版，页95—96；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页284—285。
(23) 张嘉璈：《通胀螺旋：中国的经历（1939—1950）》，页98—100。
(24) 张嘉璈：《通胀螺旋：中国的经历（1939—1950）》，页304。
(25) 237
(26) 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共产中国的市场控制与计划》（Market Control and Planning in Communist China），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页II。
(27) 薛立敏（Li⁃min Hsueh）、徐振国（Chen⁃kuo Hsu）、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编：《工业化与国家：台湾经济中政府角色的变化（1945—1998）》（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State：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1945—1998），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2001年版，页4。
(28) 薛立敏、徐振国、德怀特·珀金斯编：《工业化与国家：台湾经济中政府角色的变化（1945—1998）》，页2，19—20。
(29) 238
(30) “胡耀邦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1982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页1111—1131。
(31) 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走出计划：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3）》（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1978—1993），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302—304。
(32) 薛立敏、徐振国、珀金斯编：《工业化与国家：台湾经济中政府角色的变化（1945—1998）》，页4。
(33) 世界银行：《东亚：复兴之路》（East Asia： The Road to Recovery），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1998年版，第1章。
(34) 有人认为马哈蒂尔行为时空错乱；也有人指出，它帮助提振了国内金融部门的信心。评价的多元化反映了国家与世界资本的复杂关系。参见安妮·布斯（Anne Booth）：“东南亚经济危机的起源：有关争论的批评”（The Causes of South East Asia's Economic Crisis：A Sceptical Review of the Debate），载《亚太事务评论》（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第8卷（2001年），页36—37。
(35) 239
(36) 關志雄：《円と元から見るアジア通貨危機》，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版，页18—27。
(37) 薛立敏、徐振国、珀金斯编：《工业化与国家：台湾经济中政府角色的变化（1945—1998）》，页183。
(38) 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朗博（Thomas Rumbaugh）：“概述”，见普拉萨德编：《中国的增长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前景与挑战》（China's Growth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国际货币组织不定期文件232号，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组织，2004年版，页1—2。
(39) 库珀（Richard Cooper）：“与全球不平衡相伴而行”（Living with Global Imbalances：A Contrarian View），载《国际经济政策摘要》（Policy Brief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no. PB05-3（国际经济研究所，2005年11月），页1—10。
(40) 伊藤隆敏：“中国人民元改革と東アジア”，《日本経済新聞》，2005年7月29日。
(41) 朗博（Thomas Rumbaugh），布兰奇（Nicolas Blancher）：“国际贸易与加入WTO的挑战”，见普拉萨德编：《中国的增长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前景与挑战》，页5。
(42) 普拉萨德，朗博：“概述”；费德里诺（Annalisa Fedelino），辛格（Raju Jan Singh）：“中期财政挑战”，均见普拉萨德编：《中国的增长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前景与挑战》，页3；页29—35。
(43) 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