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通过对20世纪初期城乡之间经济一体化的集中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期间，中国农村部门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 (91) 1929年之前，在收获季节城市资金通过购买农产品流向农村村庄。但是，随着大萧条引起的农产品价格下降，以及约1931年开始的资金向中心城市的流动，导致了农村地区现金短缺，严重破坏了农村的金融机构。由于被剥夺了现金和贷款的来源，农村家庭发现，维持生活变得极其困难。
都市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和实业家认识到，农业萧条是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危机的一部分，并且是一个只有政府才能处理的棘手问题。为了考察开放给中国政府的政策选项，接下来的两章将分析中国的工业和金融形势。 (92)
(1) 托尼（R. H. Tawney，一译陶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Land and Labour in China），伦敦：G. Allen & Unwin，1932年版，页77。
(2) 关于主要农产品价格下降的估计与对土耳其、埃及、印度、东南亚和非洲等地遭遇的概述，参见罗德蒙德（Dietmar Rothermund）：《大萧条的全球影响（1929—1939）》（The Global Impac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1929—1939，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6年版）的第4、7、9、12、13章。关于中国大米、小麦、原棉、茶、丝等农产品市场与国际经济的联系，参见劳伦·勃兰特（Loren Brandt）：《商业化与农业发展：华中与华东（1870—1937）》（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 1870—1937，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的第1章。
(3) 91
(4)金德尔伯格：《大萧条下的世界，1929—1939》，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修订版，页73—74。
(5) 直到1920年代中期，丝和丝织品一直是首要出口产品，尽管份额在下降。接下来是茶，但已远不像以前那样重要。1920年代末，大豆和豆饼成为首要的出口品，但在日本入侵满洲并成立伪满洲国后，中国丧失了这些商品的出口。其他农产品，像鸡蛋和蛋制品、各种皮革，再加上煤炭、矿石和金属共同构成了中国的出口［参见郑友揆（Yu⁃Kwei Cheng），《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华盛顿特区：华盛顿特区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
(6) 林维英：《中国之新货币制度：一项个人解读》（The New Monetary System of China： A Personal Interpretat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6年版，页23。
(7) 莱瑟姆（A. J. H. Latham）：《大萧条与发展中世界（1914—1939）》（The Depression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1914—1939），伦敦：Croom Helm，页104—106。
(8) 92
(9) 国家关税税则委员会：《上海商品价格年度报告》，1936年，附录7，页122。
(10) 雷文斯：《银钱》，印第安纳州伯明顿：原理出版社，1939年版，页211。
(11) 金德尔伯格：《大萧条下的世界》，页78。
(12) 柯宗飞（音，Koh Tsung Fei）：“白银行情”（Silver at Work），《金融与商业》（Finance and Commerce），第25卷第8号（1935年3月6日）。
(13) 93
(14) 实业部银价物价讨论委员会：《中国银价物价问题》，页31—33。
(15) 同上书，页42。
(16) 94
(17) 对这一工业化进程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书第二章。
(18) 关于满铁对中国中心调查的宏大规划，参见原覚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満鉄調查部、東亜研究所、IPRの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84年版，页355。关于满铁上海事务所所长（1937—1942）伊藤武雄，以及1929至1944年间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员新井義雄的回忆，参见“満鉄調查関係者に聞”，载《アジア経済》，第26卷第12号（1985年12月），第29卷第6号（1988年6月）。
(19)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蘇省無錫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表15，1941年。
(20)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蘇省南通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表15，1941年。2540元的临时性收入已经从总数6058.55元中减去。
(21) 95
(22)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上海特别市嘉定区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页103—104，表14、15，1939年。
(23) 96
(24)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蘇省无锡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页109；《江蘇省南通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页92；《上海特别市嘉定区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页84—85；《江蘇省太倉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页84—104。
(25)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蘇省南通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表12。
(26) 同上书，页163—164。大麦与大米之比为85∶15，而中日战争前农民买的更多的是大米。
(27)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蘇省太倉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表10，1939年。
(28) 97
(29)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蘇省太倉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表10，页107—108。
(30)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上海特别市嘉定区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页105—106。
(31) 对于经济作物的价格趋势，科大卫（David Faure）认为，至少一直到1930年大萧条开始冲击中国农业时，农民都能从农产品贸易中获利［见科大卫：《解放前中国的乡村经济：江苏、广东的贸易扩张和农民生活（1870—1937）》（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 Trade Expansion and Pea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1870—1937），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章］。劳伦·勃兰特同意科大卫的乐观看法，他列举实际工资增长以及跟非农业价格相比有利于农业价格的贸易条件来证明（见勃兰特：《商业化与农业发展》第4、5章）。但是，黄宗智否认商业化的积极作用。他认为，总收入的增长并不能表明农村的生活水平有所发展或改善。相反，单个工作日的报酬降低，农村经济状况也许已经恶化了［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2—13］。黄宗智的负面评价被夏明德（Lynda S. Bell）认同，她指出，无锡的养蚕业，大多数由女性从业，她们每天的报酬要低于种田的男人［见夏明德：《一种工业，两个中国：无锡县的缫丝企业与农民家庭（转下页）
(32) （接上页）生产（1865—1937）》（One Industry，Two Chinas：Silk Filatures and Peasant⁃Family Production in Wuxi County，1865—1937），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17—120］。利用满铁对南通的调查，武凯芝（Kathy Le Mons Walker）也指出了商业化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因为原棉生产迫使农民将大麦作为第二作物种植，才能配合上棉花种植，但其营养价值比小麦小得多［见武凯芝：《中国的现代性和农民的道路：长江三角洲北部的半殖民主义》（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Peasant Path： Semicolonialism in the Northern Yangzi Delta），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209—213］。因为这些著作使用的都是相同的材料，如满铁调查资料、卜凯的《中国的土地利用》或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他们关于农村经济的不同结论源于方法差异，即源于怎样评估农村生活标准上的差异。在深入考察了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农村调查之后，我认为，城乡之间的贸易条件和农民获取贷款的相对容易是农村幸福的主要决定因素，而这些在1930年之后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本章小结，我将详细讨论本书在农村生活水准争论上的立场。
(33)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伦敦：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39年版，页265—266；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蘇省无锡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页114；《江蘇省南通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页125。
(34) 98
(35) 张履鸾：《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南京：金陵大学，1933年，页9，17。
(36) 徐洪奎：“宜兴县乡村信用之概况”，见萧铮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收入《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第88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页46525—46526。
(37) 张履鸾：《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页20。
(38) 99
(39) 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334—335。
(40) 实业部银价物价讨论委员会：《中国银价物价问题》，页57；柯宗飞：“白银行情”，《金融与商业》第25卷第14号（1935年4月3日），页389。
(41) 柯宗飞：“白银行情”，《金融与商业》第25卷第14号（1935年4月3日），页389—390。
(42) 农村部门贸易条件的不利看起来相当普遍。例如，在江苏南京和安徽宿县，1931年后农民获得价格与支付价格之比已经变得非常不利（1931=100）。
来源：W.Y.Yang：“南京中华门农业价格指数”、“安徽宿县农业价格指数”，见《金陵大学指数通报》（University of Nanking Indexes Bulletin），第54号（1941年1月）。
100
(43) 101
(44) 中国海关：《中国对外贸易》，1929年，第1部分，页53。
(45) 杨荫溥：“中国都市金融与农村金融”，《新中华》第1卷第8期（1933年4月），页3。
(46) 陈光甫：“怎样打开中国经济的出路：由上海的金融现状讲到中国的经济出路”，《新中华》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页27—28。(https://www.daowen.com)
(47) 102
(48) 杨荫溥：“中国都市金融与农村金融”，《新中华》第1卷第8期（1933年4月），页3—4。
(49) 卜凯在调查了十个县后指出，51.5%的农民家庭负债［见卜凯：《中国的土地利用：统计数据》（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Statistics），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7年版，页405］。土地委员会报告说，12个县的51.82%的农村家庭负债，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的50个县的负债数据是62%。尽管数字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推测，该省有多于一半的农村家庭都在负债（见天野元之助：《中国農業経済論》，页208，引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纲要》；及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第二年，第4号）。
(50) 103
(51)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蘇省無錫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页128。
(52)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蘇省南通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页151—153。
(53) 104
(54) 卜凯：《中国的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7年版，页461。
(55) 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二十二省现况”，引自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中国农业金融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9。
105
(56)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页267—268，276—277。
(57)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蘇省无锡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页115—116；《江蘇省南通県農村実態調查報告書》，页177。
(58) 天野元之助：《中国農業経済論》，页293—308，東京：改造社，1948年版；東京：龍渓書舎重印，1978年版。
(59) 互助会是循环储蓄和信贷协会（ROSCAs）的中国版本，后者在一些发展中地区如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常见。关于ROSCA，参见Joanna Ledgerwood：Microfinance Handbook： An Institutional and Financial Perspective，页69—70。值得注意的是，由底层民众发展起来的非正式组织ROSCA，是用于向穷人提供信贷的小额金融项目。参见Paul Mosley：“从NGO向商业银行的转变”（玻利维亚），及Graeme Bukley：“为肯尼亚Jua Kali部门融资”（见David Hulme，Paul Mosley：Finance Against Poverty，伦敦：Routledge，1996年版）。在第八章，我会解释国民政府利用互助会重振农村金融市场的类似做法。
(60) 106
(61)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页268。
(62) 顾振中：“无锡农村经济衰落之现状”，《农行月刊》第1卷第4号（1934年5月）。
(63) 陆国香：“江苏典业衰落及问题”，《农行月刊》第3卷第6号（1936年），页43。
(64)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之关系”，页46074；见萧铮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收入《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第87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
(65) 107
(66) 天野元之助：《中国農業経済論》，页238。
(67) 王树槐：“江苏省的田价，1912—1937”，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页168。
(68) 王树槐：“江苏省的田价，1912—1937”，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页179。
(69) 顾振中：“无锡农村经济衰落之现状”，《农行月刊》第1卷第4号（1934年5月），页19—20。
(70) 楚挺如：“东台农村经济概况”，《农行月刊》第2卷第10号（1935年10月），页28；陈一：“无锡农村之现状”，《农行月刊》第2卷第4号（1934年4月），页32—33；严格：“中国农村金融流通方式的研讨”，《农行月刊》第2卷第10号（1935年10月），页11。
(71) 108
(72) 陆国香：“江苏典业衰落及问题”，《农行月刊》第3卷第6号（1936年），页43—56。
(73)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之关系”，页46082—46083。
(74) 顾振中：“无锡农村经济衰落之现状”，页19—20。
(75) 陆国香：“江苏典业衰落及问题”，页43—44。
109
(76) 王天予：“无锡北夏的农村经济”，《农行月刊》第2卷第11号（1935年11月），页27—28。
(77) 实业部银价物价讨论委员会：《中国银价物价问题》，页63—64。
(78) 徐洪奎：“宜兴县乡村信用之概况”，页46514—46515。
(79) 同上书，页46531—46532；李范：“武进县乡村信用之状况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见萧铮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收入《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第88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页46940—46941。
110
(80) 千家驹：“救济农村偏枯与都市膨胀问题”，《新中华》第1卷第8期（1933年4月），页11。
111
(81) 许多文章都对农村萧条给予了特别关注。参见冯子明：“农村问题之严重”，《银行周报》第16卷第44号（1935年11月15日）；陈春生：“我国农村经济崩溃之危机及救济之方案”，《商业月报》第12卷第10号（1932年10月）；蔡斌咸：“现阶段中国农村金融恐慌的检讨”，《新中华》第3卷第13期（1935年7月）。
(82) 姚庆三：“对外贸易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经济月刊》，第1卷第9号（1934年9月），页80—81。
(83) 张嘉璈：“中国经济目前之病态及今后之治疗”，《中行月刊》第5卷第3号（1932年9月），页1—5。
(84) 陈光甫：“怎样打开中国经济的出路：由上海的金融现状讲到中国的经济出路”，《新中华》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页29；张嘉璈：“中国经济目前之病态及今后之治疗”，《中行月刊》第5卷第3号（1932年9月），页3—4；王维骃：“救济农村应调剂农村金融之商榷”，《银行周报》第18卷第22号（1934年6月12日），页3—4；马寅初：“如何使上海游资及外国余资流入内地以为复兴农村之准备”，《银行周报》第18卷第29号（1934年7月31日），页1—12。
(85) 陈光甫：“陈光甫回忆录”，页48，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
(86) 陈光甫：“怎样打开中国经济的出路：由上海的金融现状讲到中国的经济出路”，页28（作者原文用意译，此处按所引原文过录——译者注）。
(87) 112
(88) 章乃器：“发展农业金融以巩固经济基础议”，《银行周报》第16卷第21号（1932年6月），页15—16。
(89) 陈光甫：“怎样打开中国经济的出路：由上海的金融现状讲到中国的经济出路”，页29；张嘉璈：“中国经济目前之病态及今后之治疗”，页3—4。关于国民政府推行合作化运动的背景，参见陈意新：“国民党处理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的做法：中国农村合作社运动，1918—1949”（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95年），第3、4章。
(90) 唐有壬：“中国经济病态的诊断”，《中行月刊》第5卷第6号（1932年12月），页4。
(91) 我为清末民初农民生活水准是下降（黄宗智、夏明德、武凯芝）还是上升（劳伦·勃兰特）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全球视角。一方面，我对1929年以前农业价格和城乡之间贸易条件的分析表明，自19世纪末以来农村的困苦就一直持续并不断增大的消极看法是有问题的。（参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页12—13；夏明德：《一种工业，两个中国》，页117—20；武凯芝：《中国的现代性和农民的道路》，页209—213。）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1930年代初农村萧条的严重性，尤其是农村金融机构的衰退，尽管勃兰特对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农村经济持有相对更乐观的看法（参见勃兰特：《商业化与农业发展》第4、5章）。关于争论的主要观点，参见王国斌（R. Bin Wong）：“中国经济的历史与发展”，《亚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1卷第3号（1992年8月），及“中国农民经济的发展”，《农民研究》（Peasant Studies），第18卷第1号（1990年）。
(92) 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