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译后记

　　城山智子教授的《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中文版即将面世，出版社要求按例提供“译者的话”，介绍本书的主旨和成就。这本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但译者均非经济学或经济史专业出身，不敢妄论是书在上述领域的贡献，故只能概述其内容，再结合学术研究谈点读译感想。

如书名所示，本书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对中国的重大影响。经过数十年的工业化与“对外开放”，此时的中国早已以各种方式同整个世界联结在一起，故中国经济也未能免于大萧条的灾难性后果。在诸多可能的传导链条（资本流动、对外贸易等）中，作者发现国际白银价格的波动对中国产生了更为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并以此为突破口展开论述。

由于从19世纪末开始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陆续采用金本位制，而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使用白银本位货币制度的国家，因此，世界白银市场得以通过一整套机制影响中国经济各部门，乃至最终动摇其货币体系，迫使民国政府最终放弃银本位。

理解这一整套机制的关键在于：对于金本位制国家，白银只是商品，而对于中国，它是通货，同时，国内货币体系和国际白银贸易之间缺乏政府监管的屏障。另一个重要背景则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多数国家采取金本位导致全球白银持续贬值，由此带来的汇率下降和物价微涨促进了中国的出口，继而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作者甚至认为这一背景对于中国早期工业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因如此，到1931年后，多数国家因经济危机冲击而放弃金本位并使本国货币贬值以应对危机，仍坚持银本位的中国顿时陷入白银急剧升值随之白银大量外流、国际贸易逆差和国内通货紧缩的境地中，中国城市工业部门和农村农业部门也因而出现严重的危机。

作者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棉纺业和缫丝业为例详细解析了工农业部门如何深深嵌入整个中国的经济链条并与世界经济结为一体，以及大萧条的负面效应如何通过上述链条传导到相关部门和地区。简言之，当1929年大萧条开始时，中国纺织行业目标市场的需求已明显下降，但受银价贬值所带来的短期通胀的误导，中国企业家很晚才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到1931年银价回升后，出口导向的工业如缫丝业失去了低汇率时期的比较优势，以国内市场为目标的工业如棉纺业则面临需求萎缩的局面。随着商业的萧条，地方（农村）企业发现很难再从银行（钱庄）取得信贷，金融机构的管理者也开始忧虑建立在抵押物（生产资料、工业产品）上的借贷安全。于是资金从农村地区退出。这一方面使农村地区的工农业生产遭受现金和信贷短缺，另一方面这些资金涌入上海金融市场，大大推高了当地房地产的价格，也扩大了地产信贷。其深重后果则是一方面导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资金流通停止，城市—农村信贷关系系统随之崩溃，另一方面使城市金融机构信贷畸形扩张，自身变得非常脆弱。到了1934年，由于持续经年的白银外流，加上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的雪上加霜，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通缩，房地产市场崩溃，大量卷入抵押业务的金融机构严重受损。而此时，世界其他各国正渐渐从大萧条中复苏。(https://www.daowen.com)

大萧条之于中国的影响远非经济一端，它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内部国家—市场的关系，后者亦正是作者本书关注的另一重要议题。经济萧条和严重的银行危机令国民政府意识到，由于采用银本位制但又无法控制国际上白银的供给和需求，致使中国经济在国际银价波动中显得十分脆弱。终于在1935年11月4日，中国放弃了银本位制，建立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法币”。这场币制改革也是大萧条带给中国的另一后果。其意义则远超出经济领域。它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政府掌控货币供应的情况，国民政府在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被大大提升。

改革币制也许是当时决策者们“最不坏的选择”。在艰难地向美国出售白银获得币制改革的准备金后，政府通过加强金融控制、努力平衡预算以稳定外汇率和保证兑换，凭着对新货币体系小心翼翼的管理，政府取得了改革中国币制的成功，并推动了经济和贸易的复苏。

然而，由于决策者们把币制改革的成功当作首要目标，其机会成本便是牺牲政府治理的自主性。政府既要坚持稳定外汇率这一宗旨，同时又面对国内农村、小工商业和钱庄对政府救济的呼声，由于尚未能把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国民政府面对着两难处境，在经济管理上也表现忽强忽弱。

在本书最后，作者分析指出了币制改革的遗产对大萧条之后中国经济—政治的影响。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与国际货币体系的联系继续影响着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民政府努力维持汇率稳定和货币可兑换性，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政府内迁四川，此时政府已无法继续保证汇率稳定和实施健全的财政政策。由于缺乏足够多的外汇储备来维持汇率，同时军费开支不断扩大，政府不得不向通胀压力让步，最终未能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在中国的蔓延。

如上所述，本书考察了大萧条前后与期间中国政治—经济丰富而复杂的变化。作者关注的核心是国内政策与国际经济的关联（故以“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为副题）。同时，作者还在书中剖析了关于中国经济的几个主要关系，包括城乡关系、银行与工业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清理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经济史无疑是十分关键的。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将大萧条视为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分水岭，为我们理解现代中国历史以及大萧条如何改变现代世界经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作为一本专门的学术著作，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作者细密而扎实的资料爬梳功底。更有价值的是，作者还通过此书向我们具体演示了如何切入诸如大萧条对中国经济—政治之影响这样宏大的论题并进行严谨而切实的探究。从典型案例的选取、资料的勾稽运用、视野的出入宏通无不体现了一名受过优秀学术训练（这种训练包含理论能力、文献能力、写作能力等诸多能力在内）的现代学者的综合素质。联系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普遍的学术瓶颈之慨，我们似乎能从本书和作者那里获得论题之外的启示。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直面真实的差距而不是忽视或者麻木于这种差距。

本书翻译分工如下：导论，唐磊、孟凡礼译；上卷（第1—3章），尚国敏译；下卷（第4—8章）及结论，孟凡礼译。全书由唐磊统校。本次再版，由孟凡礼根据英文版对全书重新校订，更正了初版中的误译和疏漏；补充了初版中省略的参考文献和索引。限于译者水平，本书仍难免舛错，祈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