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从1929年年底，中国遭受了由国际银价变化导致的大幅度汇率波动。为了消除这些波动的负面影响，中国不得不脱离银本位。
中国政府主要是想通过它与东亚三强（即美国、英国、日本）的经济外交获得外币储备，来支持新的货币体系。随着金本位在1931年结束，国际货币体系分解为若干集团。因此，列强对中国的币制改革非常感兴趣。日本坚持其对中国经济的优势地位，使得其他国家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复杂化。在派遣财政部高官李滋—罗斯来华之前，英国政府试图领导一项国际合作，通过借贷给中国以支持中国的币制改革。归根结底，英国政府是想通过它对中国的支持增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并且它也希望日本参与贷款将会缓解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解决满洲的主权问题。事实最终证明英国的愿望难以达到。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华政策。在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期间，美国国务院最初不情愿支持中国改革，但后来在财政部的推动下，美国答应从中国购买白银，这对中国增加外币储备是一项非常关键之举。
中国政府非常清楚这种外国竞争。而且，它还利用列强之间的冲突使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远离列强中的任何一方。最终，中国政府成功地避免了使中国元（法币）跟任何通货集团挂钩， (133) 从而避免了列强之间的政治对抗，也使中国经济保持了向世界经济的开放。
从银本位变为1935年11月的管理汇兑制，标志着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转变。在银本位下，货币的国内信用依赖其与白银的可兑换性。中国暴露于世界银价的起伏波动之下，但是政府对货币事务的干预却是相对较轻的。在新的货币制度下，政府对货币供应的管理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存在政府利用这一新的货币系统来填补财政赤字的危险。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从与外国政府的谈判以及从1934年和1935年资本外逃的痛苦经验中学到的是，始终关注国内外政府管理货币和银行问题的能力。因为意识到中国经济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发现必须通过保持中国元（法币）的可兑换性和稳定汇率培育民众对新通货的信心。
凭着对新货币体系小心翼翼的管理，政府取得了改革中国币制的成功。1935年11月，中国刚一脱离银本位，汇率就稳定下来，这促成了1935年后中国经济的复苏；中国的贸易随之复苏，外国投资也开始恢复。新的货币政策非常成功，但是也使中国财政失去了弹性。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的可兑换，中国政府不得不克制发行过多的货币或限制预算扩张。因为有了这种对预算扩张的限制，政府不得不精心选择它的政策。为了使对货币和财政政策都得到专门的考察，下面我将转入第八章，来看看国民政府在工业和农业复兴中的表现。 (134)
注：第七章的一个更早版本“20世纪中国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关系：历史分析与当代意义”，发表于秋田茂和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hite）主编的《1930年代至1950年代的亚洲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 of Asia in the 1930s and 1950s），伦敦：Ashgate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
(1) 168
(2) 张嘉璈：《通胀螺旋：中国的经历（1939—1950）》，纽约，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1958年版，页1—7。
(3) 169
(4) 170
(5) 多萝茜·博格（Dorothy Borg）：《美国和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从满洲事件到中日宣战初期》（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页75—76。
(6) 小林英夫：“幣制改革をめぐる日本と中国”；波多野澄雄：“幣制改革への動きと日本対中政策”，均见野澤豊编《中国の幣制改革と国際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版。
(7) 松浦正孝：“再考日中戦争前夜——中国幣制改革と兒玉訪中団をめぐって”，载《国際政治》第122号（1999年9月），页135—138。日本财政部的一位官员在交给外务省的一份备忘录里说，由于此前多年的贸易逆差，日本政府不能贷款给中国，除非它能增加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见外务省纪录A.2.1.0.C6。
(8) 关于英国对东亚的政策，参见恩迪科特（Stephen Endicott）：《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Diplomacy and Enterprise： British China Policy，1933—1937，英国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75），以及木畑洋一：“リース·ロス使節団と英中関係”（即“李滋—罗斯使节团与英中关系”，见野澤豊编《中国の幣制改革と国際関係》）。关于美国政策，参见多萝茜·博格：《美国和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滝田賢二：“ルーズベルト政権と米中協定”（即“罗斯福政府与美中协定”）以及斎藤叫：“アメリカ銀政策の展開と中国”（即“美国白银政策的实施与中国”），后二者均收入上引野澤豊所编书。
(9)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933—193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949年版，3：443—444。
171
(10) 约翰·布鲁姆（John Blum）：《摩根韬日记摘编：危机年代（1928—1938）》（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Years of Crisis，1928—1938），1959年版，页205—206。
(11)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933—1934》，3：449—450。
(12)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935》，3：558—560。
(13)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935》，页585。摩根韬建议中国政府把剩余的白银存储在大通银行上海分行。作为对摩根韬建议的回应，孔祥熙要求中国政府批准任何被要求的白银输运（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页140—141）。
(14) 亚瑟·杨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页224。
172
(15)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页125—126。
(16) 同上书，页137。
(17)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935》，3：533—534。
(18) 同上书，页160—161。关于1930年代的财团活动，参见“国際金融資本とアジアの戦争：終末期に於ける対中四国借款団”，载《年報近代日本研究》第2辑（1980年）。
173
(19)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页138。
(20)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页160—161。
(21) 当时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是复杂的。根据日本驻南京大使須磨弥吉郎1935年3月6日的电报，孔祥熙曾经向他询问，日本政府是否可以提供一项以中国海关税收作担保的5亿—10亿美元的贷款（见外务省纪录A.2.1.0.C6）。但中国方面现在没有有关这一请求的文件。日本政府拒绝了借贷请求。关于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请求贷款的反应，参见松浦正孝：“再考日中戦争前夜：中国幣制改革と兒玉訪中団をめぐって”，页135—138。如果说中国政府既不想得罪日本，也不想让日本支配中国的通货，那么财团借款看来是避免这两种极端的选择。关于这期间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中国政府内部对这一问题的分歧，参见柯博文（Parks Coble）：《面对日本：中国政治与日本帝国主义（1931—1937）》（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1931—193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理事会，1991，页174—194（柯博文此书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中译本书名为《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译者为马俊亚。——译者注）。
(22) 174
(23)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935》，3：535—537。
(24) 约翰·布鲁姆：《摩根韬日记摘编》，页208。
(25)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935》，3：539。
(26) 木畑洋一：“リース·ロス使節団と英中関係”（即“李滋—罗斯使节团与英中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财政部最初计划通过伪满洲国为国民政府提供贷款。英国财政部希望，这样一来，国民政府将接受伪满洲国，并且英国政府也将加强其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
(27) 同上书，页207。
(28) 175
(29)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页162。
(30) 亚瑟·杨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页228。
(31) 日本政府一开始就不打算参与多边贷款计划。1935年3月18日，外务省大臣广田弘毅指示日本驻华大使，无论如何都要阻止这一计划成为现实，因为日本无力在对华财政援助上与英美竞争。他还反对派遣特使与列强和中国会商。日本政府拖延答复英国，仅仅是因为它不想为贷款计划失败遭受指责。见外务省纪录A.2.1.0.C6。
(32)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页166。
(33) 176
(34) 关于英国的国内政策和李滋—罗斯代表团等事，参见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
(35) 例如，1935年11月2日，也就是中国政府宣布币制改革前一天，日本驻华大使给广田弘毅的电报表明日本政府并不知悉有关币制改革的重要信息（见1935年11月2日驻华大使有吉明致外相广田弘毅电，外务省纪录E.1.4.0.2-3）。李滋—罗斯也没有向日本透露任何有关币制改革的信息（见李滋—罗斯文件，T188/118，页172）。
(36) 雷文斯：《银钱》，页311。
(37) 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页102—114。
(38) 177
(39) 李滋—罗斯文件，T188/118，页10。
(40) 同上书，页16。
(41) 李滋—罗斯文件，T188/118，页24。孔祥熙的说法可能基于此前美国财政部对中国白银的收购。
(42) “关于预算形势的备忘录，1935年10月4日，孔祥熙致李滋—罗斯”，见亚瑟·杨格文件，第44匣。
(43) 李滋—罗斯文件，T188/118，页27。
(44) 同上书，页79。
(45) 同上书，页16。
(46) 178
(47) 同上书，页32—37。
(48) 李滋—罗斯文件，T188/118，页24—26。
(49) 同上书，页75。
(50) 同上书，页71。
(51) 179
(52) 李滋—罗斯文件，T188/118，页27。
(53) 同上书，页122—125。
(54) 关于政府平衡预算的宣告，参见“财政部长孔祥熙实施法币政策宣言”，载卓遵宏编：《抗战前十年货币史资料》，台北：国史馆，1985，第1册，页179—181。关于币制改革后中央银行的资本化和重组，参见“国民政府公布之修正中央银行法，1936年1月23号”，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江苏省金融制编委会：《金融法规》，页616—622。关于将现存国内债务转变为统一公债，参见“财政部颁发统一公债掉换旧有债券办法布告”，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3），页199—203。
(55) 由于日本政府和工商界强调英国对中国币制改革的作用，致使日本对中国币制改革的研究长期共享着英国对此事的看法。近来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指出了李滋—罗斯角色的有限性。有关此事的有关历史研究文献，请参见久保亨：《戦間期中国「自立への模索」：関税通貨政策と経済発展》，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版，页195—196。这项研究即建立在这些分析之上，但是重新评价了李滋—罗斯在形成新货币体系上对中国政府的影响。
(56) 李滋—罗斯文件，T188/118，页250。
(57) 同上书，页145。
(58) 同上书，页172。
180
(59) 同上书，页250。
(60) 国家关税税则委员会：《上海商品价格年度报告》，1935年，页27。
(61) 林维英：《中国之新货币制度》，页76—77。
(62) 见第1章对货币交易中即期外汇和远期外汇的解释。即期汇率与远期汇率的差异视利率和汇兑风险而定，也就是说，（1） 两国间的利率差异，趋向等同于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间的差异（利率套汇），（2） 溢价或折扣的规模，如远期英镑与即期英镑相比，表明了市场期望英镑增值或贬值的强度。
(63) 原文缺。
(64) 林维英：《中国之新货币制度》，页76—77。
(65) 181(https://www.daowen.com)
(66)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页167。
(67) 亚瑟·杨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页235。
(68) 约翰·布鲁姆：《摩根韬日记摘编》，页197—198。
(69) 亚瑟·杨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页234。
(70)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页168。
(71) 182
(72) 亚瑟·杨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页235。
(73) 183
(74) 184
(75) 卓遵宏：《抗战前十年货币史资料》，第1册，页213—214。
(76) 亚瑟·杨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页240；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页207。
(77) 185
(78) Frank Tamagna：《中国的银行与金融》，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1942年版，页198。
(79) 孔祥熙致洋商银行公会主席暨渣打银行经理W. R. Cockburn，1935年12月30日，转引自景复朗：《汇丰银行史》，第三卷，页414。
(80) 景复朗：《汇丰银行史》，第三卷，页409。
(81) 186
(82) 187
(83) 张嘉璈：《通胀螺旋：中国的经历（1939—1950）》，页258—286。
(84) 陈光甫：《陈光甫回忆录》，页77，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
(85) “孔祥熙致陈光甫”（1936年3月14日），陈光甫私人文件，“白银使命1936”，日记，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
(86) 李滋—罗斯文件，T188/118，页57。
(87) 同上书，页72，227。
188
(88) 同上书，页250。
(89)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页246。
(90) 约翰·布鲁姆：《摩根韬日记摘编》，页217—218。
(91) 189
(92) 亚瑟·杨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页250。
(93) 亚瑟·杨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页247；约翰·布鲁姆：《摩根韬日记摘编》，页215—216。
(94) 亚瑟·杨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页241。
(95) 190
(96) 约翰·布鲁姆：《摩根韬日记摘编》，页217—218。
(97) 美国政府尤其是国务院，力图避免激怒日本，日本是它在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伙伴。1935年，美国在日本的投资达到38700万美元，是其在中国投资的三倍；美日贸易总值35620万美元，也比美中贸易的三倍还多。国务院认为，要使美国经济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维持跟日本的良好关系是必要的［滝田賢二：“ルーズベルト政権と米中協定”（即“罗斯福政府与美中协定”），见上引野澤豊所编书，页176—177］。
(98) 约翰·布鲁姆：《摩根韬日记摘编》，页187—198。
(99) 雷文斯：《银钱》，页317。
(100) 191
(101) “陈光甫致孔祥熙”（1936年5月29日），陈光甫私人文件，“白银使命1936”，日记。
(102) “使团报告”，陈光甫私人文件，“白银使命1936”。
(103) 亚瑟·杨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页242—244。1937年6月，中国持有外币总额共计37900万美元；其中黄金（以每盎司35美元算）占12.0%；美元占19.5%；英镑（按与美元比价4.95美元算）占24.3%；白银（以每盎司45美分算）占44.3%；日元（按与美元比价0.29美元算）占0.02%。自1937年7月到1941年的战争期间，大多数白银都卖给了美国财政部（亚瑟·杨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页248—249）。
(104) 李滋—罗斯文件，T188/118，页250。
(105) 192
(106) “给孔祥熙博士阁下的备忘录，内容为对T. Chen's有关限制外汇的备忘录的研究，1936年7月8日”，见亚瑟·杨格文件，第42匣。
(107) “1936年4月2日备忘录”，见亚瑟·杨格文件，第42匣。
(108) 193
(109) Frank Tamagna：《中国的银行与金融》，页148。
(110) 参见以下杂志和报纸文章：侯树彤“评财部币制新令”（见《抗战前十年货币史资料》第3册，页247—264），黄元彬“新货币政策之成功关键”（见《抗战前十年货币史资料》第3册，页336—358），顾季高“中国新货币政策与国际经济均衡”（见《抗战前十年货币史资料》第3册，页373—374，该文原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23、24号），顾季高说，一些银行反对币制改革，因为他们对政府不信任。
(111)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页127。
(112)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页473。
(113) 桂中枢：《中国年鉴1936—1937》，上海：中国年鉴出版公司，1937年版，页507—508。
(114) 194
(115) 陈光甫即持这种意见（参见陈光甫“给孔祥熙博士阁下的备忘录，内容为对T. Chen's有关限制外汇的备忘录的研究，1936年7月8日”，见陈光甫“回忆录”）。
(116) 亚瑟·杨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页108—109。
(117) “国民政府准中政会核定1936年度国家普通预算训令”，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1），页458—459。实际上，从1935年11月到1937年7月，国民政府只发行了两项公债，总计12000万元，而从1927年5月到1935年10月，共发行了36笔公债，总计178000万元。参见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编，《中国内外债详编》，北京：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调查室，1940年版，第1章，表2。
(118) 亚瑟·杨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页272。
(119) 国家关税税则委员会：《上海商品价格年度报告》，1936年，页4。
(120) Frank Tamagna：《中国的银行与金融》，页145。
(121) 195
(122) A. B. Lewis、Wang Lien：《江苏武进农业价格》，载《经济实情》第2卷第2号（1936年10月），页73—91。
(123) “中国银行年度报告”，《金融与商业》第29卷第14号（1937年4月7日），页361。
(124) 1931年，日本令日元贬值，使日本产品价格取得竞争优势，进入了东南亚市场。1936年中国的出口刚一恢复，日本政府和工商界就非常关注他们与中国企业的竞争。参见籠谷直人《アジア国際通商秩序と近代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0年，页392。关于1930年代中期中国和日本对东南亚出口的增加，很重要一点是要注意到无论是中国元还是日元，相对于与当地使用货币挂钩的英镑都在贬值（参见杉原薫：《アジア間貿易の形成と構造》，ミネルヴァ書房，1996年，页129—131）。
(125) “一图之两面：中国外债与抵押之形势”，《金融与商业》第29卷第20号（1937年5月19日），页513。
(126) 196
(127) 久保亨：《戦間期中国「自立への模索」——関税通貨政策と経済発展》，页219—221；斎藤叫：“アメリカ銀政策の展開と中国”，页157—58。币制改革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国投资的增长，令日本政府不安。在政府内部，对改革的反应各不相同。其中一方，指责西方列强的干预，日本军方还干扰币制改革在华北地区的实行，阻止白银南运。归根结底，是想在华北建立一个日本傀儡政府。另一方，即外务省的自民党成员和日本工商界，则支持国民政府，试图建立起两国之间良好的经济关系。参见松浦正孝：“再考日中戦争前夜——中国幣制改革と兒玉訪中団をめぐって”，载《国際政治》第122号（1999年9月），页138—146。
(128) “中国银行年度报告”，《金融与商业》第29卷第14号（1937年4月7日），页361。
(129) “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第十五次年会报告”，《金融与商业》第29卷第11号，页287。
(130) 197
(131) “汇丰银行眼中的中国现状”，《金融与商业》第29卷第11号，页249。
(132) 陈光甫：“陈光甫回忆录”，页87。
(133) 198
(134) 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