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这场危机表明，中国在国际银价下跌中显得十分脆弱。信贷的萎缩、资金高度向城市银行集中、资本的国际流动都是对困境的理性反应。 (89) 只要人们试图通过利用国内外白银的自由交易来减少损失，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就不会终止。
当通货紧缩的压力增加时，通货膨胀时期形成的信贷关系就无法继续维持。但是又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制止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尽管政府通过为困难银行注入资金的方式减轻了银行的危机，但是更根本是货币体系的问题。只要中国仍然坚持银本位，就摆脱不了经济衰退。
在1935年下半年，货币体系的改革看起来已经不可避免了。但是，脱离银本位将会带来更为深远的政治影响。对这一主题的分析请详见第七章。 (90)
(1) 143
(2) “中国银行民国十九年度营业报告”，中国银行总行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三册，页2017。以下简称“行史资料”。
(3) 145
(4) “中国银行民国十九年度营业报告”，中国银行总行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三册，页2065。
(5) 《银行周报》第685期（1931年2月10日）。译者按：从本则广告文案来看，广告标题中的“與（与）”字疑为“興（兴）”字之讹误。感谢中国国家图书馆刘杨女士为译者查阅《银行周报》旧刊，还原了本则引文。
(6) 146
(7) 《金融与商业》第23卷第9号（1934年2月28日）。
(8) 《地产月刊》，1932年2月。
(9) 林维英：《中国之新货币制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6年版，页41。
(10) 林维英：《中国之新货币制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6年版，页42。
(11) 同上书，页45。
147
(12) “中国银行民国十九年度营业报告”，《行史资料》，第三册，页2016。
(13) 148
(14) 柯宗飞（音，Koh Tsung Fei）：“白银行情”，《金融与商业》第25卷第10号（1935年2月20日），页206。
(15) 林维英：《中国之新货币制度》，页22—24。
(16) 中国海关：《中国贸易》，1932，1：27。
(17) 同上书，1933，1：62。
149
(18) 雷文斯：《银钱》，印第安纳州伯明顿：原理出版社，1939年版，页217。
(19) 林维英：《中国之新货币制度》，页29。
(20) 国家关税税则委员会：《上海商品价格年度报告》，1934年，页117。
(21) 同上书，1935，页23。
(22) 林维英：《中国之新货币制度》，页30。
(23) 国家关税税则委员会：《上海商品价格年度报告》，1934年，页117。
(24) 150
(25) 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增长》，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页179）、劳伦·勃兰特和托马斯·萨金特（“关于中国和美国白银买卖新材料的解释”，载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E-87-3，斯坦福：哈佛研究所、斯坦福大学，1987，页5，页11—16）认为，城市金融市场资金的增加表明了商业和工业的强劲活力。这种解释需要修正，因为：（1） 1930年至1934年增加的银行存款主要来源于农村地区外逃来的资本；（2） 这些资金投资于房地产和政府债券，而不是商业或工业。本章下一节将提供更详细的证据。
(26) 林维英：《中国之新货币制度》，页51—52。
(27) 151
(28) 《金融与商业》第21卷第2号（1933年1月18日）。
(29) 152
(30)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页783—789，801—805。
(31) 政府将政府债券的利率从每年9%统一降到每年6%，并且延长赎回时间［耿爱德：“中国的贷款政策”，《金融与商业》第28卷第27号（1936年12月30日），页724］。
(32) 张嘉璈：《通胀螺旋：中国的经历（1939—1950）》（The Inflationary Spinal：The Experience in China，1939—1950），纽约：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1958年版，页119。
(33) 153
(34) 雷文斯：《银钱》，页244—245。
(35) 雷文斯：《银钱》，页221。
(36) 同上书，页248—251。
(37) 154
(38) “批准伦敦白银协定”，《金融与商业》第23卷第11号（1934年3月14日），页306—307。
(39) 计算如下：白银的货币价值为每盎司1.2929美元。扣除61.32%铸币税、铸造费和其他铸造损耗，产生了每纯度50.01美分的净价。
(40) 155
(41) 雷文斯：《银钱》，表15，页273。
(42) 国家关税税则委员会：《上海商品价格年度报告》，1934年，表11，页21。
(43) 156
(44) 国家关税税则委员会：《上海商品价格年度报告》，1934年，表11，表12，页22。(https://www.daowen.com)
(45) 雷文斯：“美国白银政策与中国”，《哈佛商业评论》第14卷（1935年秋季号），页52；林维英：《中国之新货币制度》，页27。
(46) “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三年度营业报告”，《行史资料》，第三册，页2135。
(47) 《金融与商业》，第24卷第1号（1934年7月4日），页10；第8号（1934年8月22日），页204。
(48) 《金融与商业》，第24卷第8号（1934年8月22日），页304。
(49) 《金融与商业》，第24卷第1号（1934年7月4日），页10；第6号（1934年8月8日），页147；第7号（1934年8月15日），页176。
(50) 国家关税税则委员会：《上海商品价格年度报告》，1934年，页22。
(51) 雷文斯：“美国白银政策与中国”，页53；耿爱德（Eduard Kann）：“金融笔记”，《金融与商业》，第28卷第26号（1936年12月23日），页689。参见第一章对白银市场运作的解释。
(52) 景复朗（Frank H. H. King）：《汇丰银行史》，第三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页408。
(53) 157
(54) 《金融与商业》，第24卷第12号（1934年9月19日），页316。
(55) 《金融与商业》，第24卷第12号（1934年9月19日），页316。
(56) 雷文斯：《银钱》，页299—301。
(57) “孔祥熙关于征收白银出口税及平衡税以防止白银外流提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第五辑第一编（4），页173—174（经核对原文，此处作者对所引原文做了概括性编译，故仍按作者原文译出——译者注）。
(58) 158
(59) “二十四年度中国银行报告”，《行史资料》，第三册，页2178—2179。
(60) 《金融与商业》，第24卷第17号（1934年10月24日），页458。
(61) 国家关税税则委员会：《上海商品价格年度报告》，1934年，表12，页23。
(62) 景复朗：《汇丰银行史》，第三卷，页411。
(63) 159
(64) 周伯隶：《白银问题与中国货币问题》，页112，页158；飯島幡司：《支那幣制の研究》，页268—272，皆引自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153—155。
(65) 宮下忠雄：《支那貨幣制度論》，大阪：宝文館，1943年版，页226—234。
(66) 亚瑟·杨格（Arthur Young）：《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1927—1937）：财政和经济纪录》（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1927—1937：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71年版，页232（该书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中译本，中译本书名为《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译者为陈泽宪、陈霞飞——译者注）。
(67) 160
(68) 雷文斯：《银钱》，表18，页299—301。根据中国银行1934和1935年的报告，雷文斯估计1934年中国白银净出口总值为28000万元（相当于21100万盎司），其中26000万元被官方纪录在案，走私只有2000万元。1935年官方纪录只有5900万元，估计有价值23000万元的白银走私出中国。净出口总数达28900万元（21800万盎司）。
(69) 《中行月刊》第9卷第5号，页116。
(70) 161
(71) 张嘉璈：“内地与上海”，《银行周报》第18卷第14号（1934年4月），页13—15。
(72) 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101—103。
(73) 申新的案例表明，有关抵押借款的法律也变得不利于债权人了。1930年5月以前，当民国关于财产权利的民法有效施行的时候，如果遇到拖欠贷款，债权人可以自由地出售抵押物。但根据民国民法，债权人要拍卖抵押品须取得中国法院的许可。申新的案例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因为作为被送交到法庭的案例之一，它的不良意图引起了汇丰银行等外国债权人的怀疑。参见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SMRC）調查部：“上海における不動産慣行調査資料その1”，页129—131。
162
(74)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页253。
(75) 景复朗：《汇丰银行史》，第三卷，页409。
(76) “中国银行民国二十年度营业报告”，见《行史资料》，第三册，页2055。
163
(77) 亚瑟·杨格：《中国建设国家的努力》，页22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页233。
(78) “行政院关于上海市商会电请救济沪市金融训令”，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4），页607—609。
(79) “蒋介石与孔祥熙为解救上海金融危机来往电”，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4），页610—611。
(80) 164
(81) 林维英：《中国之新货币制度》，页85。
(82) 财政部与中国银行沟通资料收集在《行史资料》，第一册，页215—221。
(83) 165
(84) “孔祥熙为紧急应付沪市金融风潮致汪精卫电”，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4），页622—623。
(85)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页235—242。
(86) Frank Tamagna：《中国的银行与金融》，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1942年版，页161。
(87) 《金融与商业》，第25卷第23号（1935年6月5日），页641。
(88) 166
(89) 耿爱德，《金融与商业》第28卷第16号（1934年10月17日），页427；陈光甫：“怎样打开中国经济的出路：由上海的金融现状讲到中国的经济出路”，《新中华》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页29。
(90) 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