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蝗灾记录

《史记》重视灾异记录，对于秦史相关信息可能因基本史料来源条件的原因记载尤为集中⁽¹⁾。《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和《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有关秦王政四年（前243）“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及“蝗蔽天下”的记载，是正史所见最早的关于蝗灾的明确的历史记录，也很可能可以看作所有传世文献资料中所见最早的有关形成一定危害规模的蝗灾的历史记忆。《史记》保留的秦蝗灾史料，对于农业史、灾荒史、生态环境史以及昆虫学史都有重要意义。史家对于生态环境、农耕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关注，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史以及世界史学史研究也都有不宜忽视的学术价值。太史公在《史记》里有关秦史蝗灾的记述，很可能出自《秦记》。秦史学术特征及秦文化传统对于灾异的重视，也因此得到具体的反映。《史记》有可能因循《秦记》学术基因并得以实现良好发育的关心民生的史学精神，也应当为后世史家认真领会并努力继承。秦统一战争的生态环境背景，也由此可以得到更全面认识的条件。

《秦始皇本纪》：“蝗虫从东方来，蔽天”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在关于秦统一历程的记载中，于战争史之外，又有涉及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内容：“（秦王政）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将军蒙骜攻魏氏畼、有诡。岁大饥。”记述秦对韩、魏的军事攻势，同时言及“岁大饥”的灾情。裴骃《集解》引述徐广音读：“畼音场。”司马贞《索隐》写道：“音畅，魏之邑名。”《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关于秦王政四年（前243）的历史记录篇幅有限，但是既涉及军事史、外交史，同时涉及灾异史，有关推行“内粟”“拜爵”措施的记述，则可以看作行政史的信息：“四年，拔畼、有诡。三月，军罢。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所谓“三年”“十月，将军蒙骜攻魏氏畼、有诡”，“四年，拔畼、有诡”，其地未能确知，《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没有相关信息。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有关蝗灾的记录：“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

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一书，史家赞誉“默而湛思”“专精毕力”，“洵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者矣。”⁽²⁾在这部《史记》研究经典论著中，以为“十月”当作“七月”：

附案：表作“七月”是也。《史诠》曰“今本‘七’作‘十’，误”。

“表”即《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史诠》”，即明代史学家程一枝研究《史记》的专门论著《史诠》。中华书局标点本“蝗虫从东方来，蔽天”，与下文“天下疫”分断，值得我们注意⁽³⁾。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表‘十月’作‘七月’。程一枝曰：今本‘七’作‘十’，误。黄式三曰：‘十月无蝗。’”⁽⁴⁾今按：“十月无蝗”的说法，符合对蝗虫生存史的科学认识。

百衲本《史记》作“十月”。张元济校勘没有说明⁽⁵⁾。

“七”“十”汉代书写字形相近，经常出现错误，在汉代文字资料中多有发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此处书写的“十月”，原本很可能是“七月”。即作：“七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这样则与《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的记录一致。清佚名《史记疏证》卷一二“始皇四年七月蝗蔽天下”条写道：“愚按：此疑有脱字。《本纪》云：七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⁶⁾所据本《秦始皇本纪》即作“七月”。

“蝗虫从东方来”，指示了造成灾害的蝗群的迁飞方向。类似记载《汉书》中也曾出现。如《汉书》卷六《武帝纪》：“（太初元年秋八月）蝗从东方飞至敦煌。”《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太初元年夏，蝗从东方蜚至敦煌。”与《武帝纪》有时间差异。又《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地皇三年）夏，蝗从东方来，蜚蔽天，至长安，入未央宫，缘殿阁。莽发吏民设购赏捕击。”《王莽传下》语例除“从东方来”与《秦始皇本纪》一致而外，“蜚蔽天”也与《秦始皇本纪》所谓“蔽天”接近。

《六国年表》“蝗蔽天下”记载

有的研究者只注意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的蝗灾记录。如路美玲对“生物灾害”进行考察时指出：“秦时蝗灾1起，秦王政‘四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原注：“〔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4页。”⁽⁷⁾今按：引文应作：秦王政四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或：“（秦王政四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

其实，《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亦有很可能为同一灾情的记载，见于“秦”栏下“始皇帝”四年，中华书局标点本注示公元纪年为前“243”年：

七月，蝗蔽天下。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

有关“纳粟”“拜爵”政策，这里明确记录了具体的奖励形式，这就是所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拜爵一级”的对应条件也就是实际价位是以语意明朗的文字所载录的。这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所说一致，只是“内粟”写作“纳粟”。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百姓’上缺‘令’字。”又写道：

案：蝗蔽天下，当有脱字，《本纪》云“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或解此《表》曰“蝗虫蔽天而下也”。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也说：“《本纪》云：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此当有脱字。”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十〔七〕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而《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写道：“七月，蝗蔽天下。”对照理解这两条史料，可以大致知晓这次蝗灾灾情之严重。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蝗蔽天下”，梁玉绳提出了另一种解说：“或解此《表》曰‘蝗虫蔽天而下也’。”所谓“蝗蔽天下”或“蝗虫蔽天而下”，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所谓“蝗虫从东方来，蔽天”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资治通鉴》对于这次蝗灾的记录，似乎有意避开了“蔽天”“蔽天下”文字表现的歧异。

对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与《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记述文字的异同，《资治通鉴》卷八“始皇帝四年”采用的处理方式，只取用“蝗”灾记载，不录“从东方来，蔽天”及“蔽天下”诸语。然而却将“蝗”与“疫”联系联系了起来，与中华书局《史记》点校者的理解不同：“七月，蝗，疫。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胡三省注介绍了“蝗”与“蝗子”即“蝗”的幼虫“蝝”的昆虫学知识：“蝗子始生曰蝝，翅成而飞曰蝗，以食苗为灾。疫，札瘥瘟也。”其实，关于“蝗”和“蝗子”“蝝”的生物定义，《说文·虫部》已经在当时昆虫学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字学的初步说明：

蝝，复陶也。刘歆说：蝝，子也。董仲舒说：蝝，蝗子也。从虫，彖声。

许慎引董仲舒所谓“蝝，蝗子也”，已经很明确地提示“蝝”是“蝗”的幼虫。胡三省注的解说：“蝗子始生曰蝝，翅成而飞曰蝗。”即采纳董仲舒的说法。董仲舒说，可以理解为表达了这位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学者的昆虫学认知。就此段玉裁《说文》注还有更认真的说明：

《释虫》曰：蝝，蝮蜪。俗字从虫。《国语》曰：蟲舍蚳蝝。韦注：蝝，蝮蜪也，可以食。按此说盖与下文二说画然为三。郭注《尔雅》则牵合董说耳。复陶未知于今何物。

今按：，今或写作“蚍蜉”。《中文大字典》：“蝝，《说文》：‘蝝，复陶也。刘歆说：蝝，蚍蜉子也。董仲舒说：蝝，蝗子也。从虫，彖声。’”⁽⁸⁾现在看来，段玉裁仍说“复陶未知于今何物”，则汉代学者有关“蝝，蝗子”的解说显然是并不具体，并不确定的。

对于《史记》的“蝗”史记录，司马光和胡三省的态度都是重视的。就《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和《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相关表述文字的处理，体现了史家对早期“蝗”灾史的考察、理解和说明，是非常认真的。

《史记》蝗灾记录与《春秋》及三传相关灾情的对照

《春秋》中可见关于“螽”这种昆虫比较活跃的文字记录，“螽”，或解说为“蝗”。而《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有关“螽”的文字，不仅在经学史中曾经成为讨论的对象，尤其为昆虫学史研究者所重视。

《左传·宣公十五年》可见关于“螽”和“蝝”的灾害史记录。时在公元前594年：“秋，螽。……初税亩。冬，蝝生，饥。”史事涉及“螽”“蝝”，应当理解为关于农耕经营面临虫灾的早期史料。所谓“蝝生”，杜预解释说：“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刘歆云：蚍蜉子也。董仲舒云：蝗子。”关于“饥”，杜预注：“风雨不和，五稼不丰。”杜预注说似并不将“冬，蝝生”与“饥”相联系，否定其间存在因果关系，而认为农耕歉收即“五稼不丰”的直接原因在于气候，即“风雨不合”。孔颖达疏：“《正义》：《释虫》云：草螽蠜蜥螽蜙蝑。李巡云：皆分别蝗子异方之语也。《释虫》又云：蝝，蝮蜪。李巡云：蝮蜪，一名蝝。蝝，蝗子也。郭璞云：蝗子未有翅者。刘歆以为蚍蜉有翅者，非也。如李、郭之说，是蝝为螽子也。上云‘秋，螽’，秋而生子于地，至冬，其子复生，遇寒而死，故不成灾。《传》称凡物不为灾不书。此不为灾而书之者，《传》云幸之也。此年既饥，若使螽早生，更为民害，则其困甚矣。喜其冬生，以为国家之幸，故喜而书之。《公羊传》亦云：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

不过，对于“饥”，孔颖达疏：“注：风雨至不丰。《正义》曰：此年秋螽，知不为螽而饥者。《春秋》书螽多矣，有螽之年皆不说饥，而此独书饥，知年饥不专为螽。故云‘风雨不和，五谷不丰’也。”

所谓“《公羊传》亦云：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见于《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冬，蝝生。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者何？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幸之者何？犹曰受之云尔。受之云尔者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宜与此焉变矣。”何休的解释中又出现了令一种昆虫名号“”：“蝝即也，始生曰蝝，大曰。”对于“幸之也”的“幸”，何休解诂为“侥幸”。唐人徐彦疏：“蝝生不书，解云谓通例不书之。”就是说，按照常例，“蝝生”，是不记录在史书上的。对于“上变古易常”，何休说：“上谓宣公，变易公田古常旧制而税亩。”对于“应是而有天灾”，何休说：“应是变古易常而有天灾，民用饥。”对于“其诸则宜与此焉变矣”，何休解诂：“言宣公于此天灾饥后，能受过变寤，明年复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过于无灾。故君子深为喜。而侥倖之变，言蝝，以不为灾书起其事。”儒家灾异说的理解，作为当时政治文化的宣传，与灾荒史的科学认识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天灾，民用饥”的理解，是涉及“蝗”灾的早期认识的。《公羊传·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不时也。”即显示反季节的特异现象。何休解诂：“者与阴杀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当见，故为异。比年再者，天不能杀，地不能理。自是之后，天下大乱，莫能相禁。”徐彦疏：“注：比年在螽。解云：即下《十三年》‘冬，十二月螽’是也。”《公羊传·哀公十二年》确实记载：“冬，……十有二月，。”何休解诂又将自然现象与政治行为相联系：“黄池之会费重烦之所致。”冬季“”即“螽”的异常活跃，与昆虫学研究的相关结论是一致的，即：“8月中旬至9月上旬”“羽化”的“秋蝗”，“在该区南部的秋旱温高年份，该代部分卵于9月中旬前后又孵化为第二代秋蝻，10月中、下旬羽化，但因冬季低温降临，成虫也不能产卵而冻死。因此增加了当年的为害，却减少了来年夏蝗的虫源基数。”⁽⁹⁾当然，鲁哀公十三年（前482）再一次发生“秋旱温高”气象，于是又有“第二代秋蝻”于“10月中、下旬羽化”。

《穀梁传·宣公十五年》：“冬，蝝生。蝝非灾也。其曰蝝，非税亩之灾也。”与“初税亩”的制度改革相联系，但是明确说“其曰蝝，非税亩之灾也”，而“蝝非灾也”的意见也值得重视。范宁《集解》：“凡《春秋》记灾，未有言‘生’者。‘蝝’之言‘缘’也。蝝宣公‘税亩’故生此灾，以责之非责也。”又说：“蝝，以全反，刘歆云‘此蚍蜉子’，董仲舒云‘蝗子’。”董仲舒所谓“蝗子”之说，应当理解为体现了与《史记》成书年代时段相近的生物学知识。

严格说来，《春秋》及三传有关“螽”“蝝”“”虫害形成的灾情记载，其实还不宜理解为明确的有关蝗灾的灾害史记录。作为熟悉《春秋》及三传的学者，对于其中相关文字，司马迁不可能没有看到，也不可能不予以充分重视。我们从《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桓公五年‘秋，螽’”，“釐公十五年‘八月，螽’”，“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八年‘十月，螽’”，“宣公六年‘八月，螽’”，“十三年‘秋，螽’”，“十五年‘秋，螽’”，“襄公七年‘八月，螽’”，“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以及“宣公十五年‘冬，蝝生’”等记录及刘向、刘歆的灾异学评论，就可以知道这一情形。但《史记》并不简单沿承“螽”“蝝”“”旧说，而新用“蝗”“蝗虫”称谓。就此，司马迁应当是有深沉的全面的思考的。这一名物史现象，或许可以看作昆虫学认识之历史性进步的体现之一。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所谓“蝗虫从东方来，蔽天”以及《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所谓“蝗蔽天下”，是历史文献记载所见最早的关于蝗灾的明确信息。特别是有关灾情危害严重性的具体记述，如“蔽天”“蔽天下”等语，保留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忆。相关历史记载对于农耕史、灾荒史、生态环境变迁史以及昆虫学史，都有值得重视的学术价值。

《史记》蝗灾史料与秦史传统和秦文化传统

《史记》有关蝗灾的记录，很可能沿袭了《秦记》保留的秦史信息。

《秦记》是秦国官修的以秦国为记述主体的历史著作。《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¹⁰⁾金德建《〈秦记〉考征》一文指出：“开始写作《秦记》便在这一年。秦文公十三年是公元前753年，比较《春秋》的记事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还要早30多年。”⁽¹¹⁾秦始皇时代焚书，因李斯的建议。“烧”与“所不去”，自有明确的政策性区分：“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秦王朝“焚书”，其实是对所谓“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道古以害今”，“以古非今”等言行的严酷否定，事实上也由“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的认识基点，因“时变异”而创建新的政治文化格局的积极追求，走向极端绝对化的反历史主义的立场。所谓“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就是取缔各国历史记载，仅仅保留秦国史籍。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中所指出的：“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有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司马迁痛心地惋叹“诸侯史记”被烧毁，“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存在简略等缺陷。然而，司马迁同时又肯定《秦记》作为历史文献的真实性。他不赞同因“见秦在帝位日浅”而鄙视秦的史学文化。他在《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的序文和结语中两次说到《秦记》：“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对于司马迁“读《秦记》”“因《秦记》”之所谓《秦记》，司马贞《索隐》解释说：“即秦国之史记也。”

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详近》确认司马迁读过《秦记》：“《秦记》一书，子长必亲睹之，故所作列传，不详于他国，而独详于秦。今观商君鞅后，若张仪、樗里子、甘茂、甘罗、穰侯、白起、范雎、蔡泽、吕不韦、李斯、蒙恬诸人，惟秦为多。迁岂有私于秦哉！据《秦记》为本，此所以传秦人特详乎！”以为秦国人物“列传”记述之“详”，正因为具备这样的条件。除人物表现之外，《太史公书义法·综观》还特别注意到《史记·六国年表》中“有本纪、世家不载，而于《年表》见之者”前后四十四年中凡53起历史事件，以为“此皆秦事只录于《年表》者”。金德建于是据此发表了这样的判断：“《史记》的《六国年表》纯然是以《秦记》的史料做骨干写成的。秦国的事迹，只见纪于《六国年表》里而不见于别篇，也正可以说明司马迁照录了《秦记》中原有的文字。”⁽¹²⁾《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文末附录班固评论子婴的意见：“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高死之后，宾婚未得尽相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关中。”“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班固自称其判断得自于《秦纪》，《秦纪》就是《秦记》。可知《秦记》对子婴事迹，很可能有比较详尽的文字记述。班固所谓“子婴车裂赵高”史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未见“车裂”的具体情节。由此可以推知，班固“读《秦纪》”领略的史学记述有些似乎并没有被司马迁所采用⁽¹³⁾。当然，《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还有其他历史记述也应多基于《秦记》的文字，只是我们现在不能明确知晓。而杨继承指出，“《秦始皇本纪》”“灾异纪事”有些“也不一定出自《秦记》，而是有着另外的史源。”论者引录赵生群说⁽¹⁴⁾，亦有自己可信度甚高的论证⁽¹⁵⁾。也许具体的灾异史迹的文献初源，可以分别考察。

我们曾经讨论过秦史的灾异记录，指出从自然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发掘秦史灾异记录内在的文化涵义，对于我们深化对秦史的认识和对秦文化的理解，有积极的意义⁽¹⁶⁾。

前引金德建说，以为应当重视“秦国的事迹，只见纪于《六国年表》里而不见于别篇”者。我们发现，《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中有关秦灾异的记录，计22例。秦史259年历程中，重要灾异多达22例，较周王朝和其他六国的相关记录远为密集。《六国年表》中关于周王朝和其他六国灾异的记录，合计只有韩庄侯九年（前362）“大雨三月”，魏惠王十二年（前359）“星昼堕，有声”，魏襄王十三年（前322）“周女化为丈夫”，魏哀王二十一年（前298）“河、渭绝一日”4例。其中所谓“河、渭绝一日”，列入魏国栏中，其实也是秦国灾异。清代学者汪中曾经在学术史论说中指出，《左传》除了直接记述政治军事人文历史而外，所有“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以为也都属于“史之职也”⁽¹⁷⁾。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尽管东方诸国曾经对秦人“夷翟遇之”（《史记》卷五《秦本纪》），予以文化歧视，有所谓“（秦）夷狄也”（《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秦戎翟之教”（《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秦杂戎翟之俗”（《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秦与戎翟同俗”（《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等说法，但《秦记》的作者，仍然基本继承着中原文化传统，其学术资质，至少应大致和东方史官相当，在纪史的原则上，也坚持着与东方各国史官相类同的文化倾向。

这22例灾异记录中，我们以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秦献公十六年（前369）所谓“民大疫”，秦昭襄王九年（前298）所谓“河、渭绝一日”，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所谓“地动，坏城”，以及秦王政四年（前243）所谓“蝗蔽天下”。此4例，分别涉及疾疫、大旱、地震、蝗灾。蝗灾，被看作影响政治史的严重灾异。

我们还看到，《史记》卷五《秦本纪》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以及《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中，又有《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未予载录的灾异现象18例。而据《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和《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时代史书记录的灾异多至14起。

这些迹象，都说明秦史的传统和秦文化的传统，均对自然条件，对自然与人的关系，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司马迁《史记》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因循《秦记》学术基因，并受到包括《吕氏春秋》等论著的民本思想影响，关心民生的史学精神得以实现良好发育的条件。《史记》坚持的这种人文理念，也应当为后世史家认真领会并努力继承⁽¹⁸⁾。

《吕氏春秋》：“虫蝗为败”

秦国一时权倾朝野，“号称仲父”的相国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其中所谓“集论”，是说这部著作能够综合诸子，博采百家，“集”众说之“论”，于是曾经被归为“杂家”。其学术优长，正表现为“兼”“合”“贯综”。《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贯”，颜师古注：“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吕氏春秋》的这一文化特点，很可能与吕不韦曾经往来各地，千里行商的个人游历实践有关。行历四方的人生体验，或许可以有益于开阔视野，广博见闻。宋代理学家曾经称美《吕氏春秋》“云其中甚有好处”，“道里面煞有道理”⁽¹⁹⁾，指出其中多有精彩内容。《吕氏春秋》对于农学遗产的总结和继承，是众所周知的。有农学史论著指出，《吕氏春秋》反映了“我国农业生产知识开始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进步⁽²⁰⁾。其中有关“蝗”的文字，研究者尤其应当予以关注。

《吕氏春秋·孟夏》可见说到“虫蝗”危害农作物生长的内容：“孟夏之月，……行春令，则虫蝗为败，暴风来格，秀草不实。”高诱解释说：“是月当继长增高，助阳长养，而行春启蛰之令，故有虫蝗之败。”《吕氏春秋·不屈》所记载的政论中，以“蝗螟”“害稼”比喻“无耕而食者”众多导致的社会危害：“匡章谓惠子于魏王之前曰：‘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此无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高诱解释：“蝗，螽也。食心曰螟，食叶曰螣。今兖州谓蝗为螣。”《吕氏春秋·审时》中强调及时把握农时的重要：“得时之麻，必芒以长，疏节而色阳，小本而茎坚，厚枲以均，后熟多荣，日夜分复生；如此者不蝗。”高诱注发表了这样的解说：“蝗虫不食麻节也。”陈奇猷则对高诱注有所驳议。他指出：“‘不蝗’谓不生蝗虫。高说未允。”⁽²¹⁾其实，“麻”作为经济作物的主要价值，主要在于其“节”“茎”纤维的提取利用。所谓“蝗虫不食麻节”，也就大致保障了“麻”的收成。就以迁飞习性为主要特征的蝗虫来说，高诱注的理解或许较陈奇猷“‘不蝗’谓不生蝗虫”说更为合理。我们关注《吕氏春秋》中有关“蝗”的内容，首先注意到“蝗螟”“害稼”，可以导致“虫蝗为败”，是农人高度警惕的灾难威胁。而所谓“不蝗”，是从事耕作经营的农家的理想。

予耕作经验和农学知识的总结较为重视的《吕氏春秋》一书，较早明确了“蝗”的名义，并借相关农业实践获得的经验用以说明其他社会问题，或许可以看作战国时期在农业生产发展基础上农学取得进步的一种标志性表现。《吕氏春秋》于秦地著成面世，这一文献学现象，是可以与《史记》采用《秦记》蝗灾史料联系起来有所思考的。

《礼记·月令》也可见“蝗虫”字样。如：“孟夏……行春令，则蝗虫为灾。”“仲冬……行春令，则蝗虫为败。”《月令》一书，虽然“蔡伯喈、王肃云周公所作”⁽²²⁾，郑玄则明确指出“《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在前，而“《礼》家好事者抄合之”在后的学术源流与次第关系：“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礼》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陆德明《经典释文》也指出：“此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后人删合为此。”清人朱彬《礼记训纂》赞同郑玄的基本判断，又“申郑旨释之”，列举“四证”⁽²³⁾。孙希旦《礼记集解》引孔氏曰：“（《月令》）官名不合周法”、“时不合周法”、“事不合周法”。又指出：“愚按是篇虽祖述先王之遗，其中多杂秦制，又博采战国杂家之说，不可尽以三代之制通之。”《说文·虫部》段玉裁注更明确写道：“……是以《春秋》书‘螽’，《月令》再言‘蝗虫’。《月令》吕不韦所作。”在有关“蝗”的文字学论说中特别强调“《月令》吕不韦所作”，其学术判定是非常明朗的。

毕竟在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史学文献中，很可能基于《秦记》记录的《史记》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最早明确提示了“蝗”危害农作的生物现象。这一对于昆虫学知识、农学经验、灾异记载和史学史回顾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遗存，值得多学科研究者共同注意。此后，“蝗”作为这一时期出现的文字符号，指向涵义愈益明确。《说文·虫部》写道：“蝗，螽也。”段玉裁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论：“《部》曰：‘螽，蝗也。’是为转注。《汉书·五行传》曰：介虫之孽者，谓小虫有甲发扬之类。阳气所生也。于《春秋》为‘螽’，今谓之‘蝗’。”段玉裁说：“按螽、蝗古今语也。”又《说文·部》写道：“，虫之总名也。从二虫。凡之属皆从。读若昆。”“螽”字条下又说：“螽，蝗也。”段玉裁注：“‘蝗’下曰：‘螽也。’是为转注。按《尔雅》有蛗螽、草螽、蜤螽、蟿螽、土螽，皆所谓螽丑也。蜤螽，《诗》作斯螽，亦云螽斯，毛、许皆训以蜙蝑。皆螽类，而非螽也。惟《春秋》所书者为‘螽’。”所谓各种“螽丑”，“皆螽类，而非螽也”，一种可能是指称不同生长阶段的“螽”。另一种可能，是体现了大一统实现之前“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情形⁽²⁴⁾。李约瑟曾经以《说文解字》为基点，从“蟲、、虫部首”中的字考察“动物学名称”。在“与昆虫类有关的字”中，下列内容和我们讨论的主题有关：

蝝　yuan　young grasshopper　蝗虫的幼虫。

蝮蜪　fu tuo　hopper　蝗蝻的古称。

蝗　huang　migratory locust　飞蝗（Locusta）。

螽　chung　qrasshopper　蝗的古称，现螽斯科（Tettigonuridae）的通名。

　chung　migratory locusts　可能由螽转音，成群飞蝗。

蟿　chhi　grasshopper　蟿螽（负蝗）（Acrida sinensis）。⁽²⁵⁾

我们看到，对于各种“螽丑”的观察和说明，或体现幼虫和成虫的区别，或体现个体与群生的区别，或体现“飞”与不“飞”的区别。大致到了吕不韦时代，开始采用了“蝗”字。而《史记》关于“蝗”“蝗虫”的记载，使得这一名号正式进入史学典籍，并使得此后世代通行。

“蝗”作为灾异的发生：生态史的重要一页

蝗灾研究，已经多有学者通过认真的历史回顾，进行了有成效的学术说明。但是现在看来，仍有继续探索的空间。有的论著将有关“蝗”的知识的早期发生确定在较古远的历史时期，然而若干论点或许有待补充确证。例如有的论著写道，“在中国古代甲骨文中，已有蝗虫成群”，“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山海经》中”，“山东、江苏地区有蝗螽”，“中国古老诗歌总集《诗经》”中《豳风·七月》记录“五月”“蝗虫跳跃”，“鲁国史籍《春秋》记录山东等地发生蝗虫12次，迁飞1次”等⁽²⁶⁾。周尧考察上古时代有关蝗虫的历史文化信息，曾经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蝗灾最早记录，是公元前707年，见《春秋》：‘桓公五年、螽’。”⁽²⁷⁾倪根金指出，“我国古代文献有确切时间记载的蝗灾是在西周时期，《春秋》记载，桓公五年（前707），‘秋，……螽’。”然而又注意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雕蝗虫模型，也发现甲骨文中也有关于蝗虫是否出现的卜问告祭记录，提示学界注意⁽²⁸⁾。据昆虫学家陈家祥统计，自公元前707年至1935年，中国保留确切记载的蝗灾约为796次⁽²⁹⁾。有学者在以“世界生物学史”为学术主题的论著中发表了这样的论点：“昆虫是整个生物界中最大的类群，它们形体虽小，却极大地关联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国历代人民在益虫研究利用和害虫防治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就“害虫防治”特别是“与蝗虫的斗争”的相关历史表现，研究者指出，“据中国历史记载统计，从公元前707年到公元1911年的两千多年中，大蝗灾发生约538次，平均每三四年就要发生一次，给人们造成很大损失。”论者又写道：“据史料记载，我国自公元前707—1949年的2656年间，发生东亚飞蝗灾害的年份达804年，平均每三年就大发生1次。”⁽³⁰⁾公元前707年应即鲁桓公五年。

有学者指出，对“灾”“异”的关注和记载突出表现于“春秋时期”。在《春秋》一书中有集中表现。所谓“生物灾害”，即“蝗螟螽蜚生物引发的农业灾害，春秋以后记录较多。”⁽³¹⁾《春秋·文公三年》记载：“秋，楚人围江。雨螽于宋。”杜预注：“宋人以其死为得天祐，喜而来告，故书。”《左传·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队而死也。楚师围江。”杜预注：“螽飞至宋队地而死若雨。”孔颖达疏讨论了“楚人围江”“楚师围江”与“雨螽于宋”的时序。其实，是否“其事但实在雨螽之后”或许并不重要，史书记述的次序，或许反映了对于两起事件重要性的认识。周尧据《春秋·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的记载，指出：“螽是蝗虫，而雨螽于宋则是飞蝗坠地而死的最早记载。”鲁文公三年，即公元前624年。“秋，雨螽于宋。队而死也”，记述了蝗虫迁飞为害至于尾声的情形。虽然如论者所说，《春秋》可见“确定年份的虫害记录”，确实“足可以称为世界昆虫学史上独有的事”⁽³²⁾，但是对于其中学者以为与“蝗”有关的记录，可能还有必要认真分析，有所甄别。

涉及蝗灾史的研究者往往把《春秋·桓公五年》有关“螽”的文字看作最早的蝗灾记载。但是也有严肃的农史论著表现出谨慎的学术态度。对于“可信”的蝗灾史料发表了这样的判断：“因秦以前古籍都称蝗为螽或蝝，到《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蝗从东方来’，《孝文帝本纪》‘天下旱，蝗’，《孝武帝本纪》‘西戎大宛，蝗大起’等，才是历史上最早可信的蝗虫记载。”对于许多学者视为重要蝗灾史信息的《诗·小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稺”，有研究者认为：“螣可以包括蝗虫在内，当然不能等同于蝗虫，所以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蝗虫专称。”⁽³³⁾认定《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蝗从东方来”，“才是历史上最早可信的蝗虫记载”的意见，是值得赞赏的。然而论者对于下文“蔽天”字样似乎未予注意，对于《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蝗蔽天下”的记录也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有的昆虫学史论著甚至写道：“蝗虫发生数量的惊人与为害的严重，古书中也有详细的记载。如《汉书》记载公元前218年10月‘蝗虫从东方来，蔽天’；……”⁽³⁴⁾这样的说法，无视《史记》的基本记录，表露出对《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文献与年代的双重错误理解。

有学者专门研究秦汉时期“农业生产中的虫灾害”的论著，其中写道：“秦汉是我国农业生产中虫灾害的第一个高发期。”然而，论者在对“秦汉虫灾情况”进行总结，做出“秦汉时期蝗灾、螟灾统计”时，却没有注意到《史记》这两则非常明确的蝗灾记录⁽³⁵⁾。这不免令人感到非常遗憾。《说苑·辨物》写道：“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见，蝗虫蔽天，冬雷夏冻，石陨东郡，大人出临洮，妖孽并见，荧惑守心，星茀大角，大角以亡，终不能改。”据西汉政论家的观察和理解，“蝗虫蔽天”，在秦始皇时代诸多灾变现象中是排列在先的。就社会危害之严重性而言，显然居于首位。

蝗灾严重危害“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由于蝗虫“有些种类有大量个体高密度聚集在一起的习性，即群聚性（Aggregation）”，或写作“群集性”，又形成“成群移居活动”的特征，往往损害农田面积广大。昆虫学研究成果告知我们，“东亚飞蝗”“在成群羽化到翅变硬的时期，有成群从一个发生地长距离地迁飞到另一个发生地的特征。”“这种迁飞，是昆虫的一种适应性，有助于种的延续生存。此外，某些昆虫，还有在小范围内扩散、转移为害的习性。”“东亚飞蝗〔Locusta migratoria manilensis（Meyen）〕是蝗虫灾害中发生最严重的种类。其大发生时，遮天蔽日，所到之处，禾草一空。”

东亚飞蝗“年发生代数与时间因各地气温而异”，“黄淮海地区2代”。“在2代区，越冬代称夏蝗，第一代称秋蝗。”夏蝗“4月底至5月中旬越冬卵孵化，5月上、中旬为盛期”，“6月中旬至7月上旬羽化”。“（秋蝻）于8月中旬至9月上旬羽化为秋蝗，盛期为8月中、下旬”⁽³⁶⁾。《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十〔七〕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与《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七月，蝗蔽天下”的记载，是符合现今农业昆虫学知识中东亚飞蝗年生活史的规律的。

我们讨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与《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关于蝗灾的记录，注意到时间标示问题。《秦始皇本纪》写述这位“名为政，姓赵氏”的权力者即位后事迹：“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随后即“元年……”，“二年……”，“三年……”，“四年……”，逐年纪事。在“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号曰‘皇帝’”之前，纪年其实应称秦王政某年。即“蝗虫从东方来，蔽天”事，在秦王政四年。这是符合年代学常识的。然而《六国年表》则称“秦始皇帝四年”“七月，蝗蔽天下。”唐《开元占经》卷一二〇《龙鱼虫蛇占》“蝗生”条引录一则《史记》佚文：“《史记》：秦始皇四年十月，螟虫从东方来，蔽天如严雪，是岁天下失苽瓠。”⁽³⁷⁾从“四年十月，……从东方来，蔽天”等文字看，应当出自《秦始皇本纪》，或原本为《秦始皇帝本纪》。⁽³⁸⁾其文字也使用“秦始皇四年”的说法，是值得注意的。《资治通鉴》在秦王政即位之后，二十六年（前221）实现统一、称“始皇帝”之前，即以“秦始皇帝”纪年。蝗灾发生，即于《资治通鉴》卷八“始皇帝四年”中记述。《七国考》卷二《秦食货》有“长太平仓”条：“《太平御览》云：‘秦始皇四年七月，立长太平仓，丰则籴，歉则粜，以利民也。’”⁽³⁹⁾今按：此说似仅见于《七国考》。今本《太平御览》未见此文。而事在“秦始皇四年七月”，与“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发生在同时，也是很有意思的事。缪文远说：“徐中舒师曰：‘古代地旷人稀，粮食缺乏，可以采集、田猎作为补充，不需太平仓。太平仓之法后起，董氏引文不可据。’”⁽⁴⁰⁾又《文献通考》卷三一四《物异二〇》“蝗虫”条：“秦始皇四年十月，蝗虫自东方来，蔽天。”由此亦可推知《史记》有的版本《秦始皇本纪》纪此事可能明确写作“秦始皇四年”。“秦王政四年”的写述方式也是存在的。如朱熹《通鉴纲目》卷一二上、卷一二下、卷一三均可见“秦王政四年”纪事⁽⁴¹⁾。明严衍《资治通鉴补》卷六《列国纪》亦见“秦王政四年”⁽⁴²⁾。又有清人郭梦星《午窗随笔》卷二“纳粟”条：“纳粟之例，向以为起于汉之赀郎，其实不然。史言秦王政四年，岁屡饥，蝗、疫。令民纳粟千石，拜爵一级。”⁽⁴³⁾虽然“秦王政四年”更符合年代学的原则，但是“秦始皇四年”将秦王政即位之后而统一尚未实现的历史段落置于秦始皇时代的范畴中，也是有学术合理性的。如清人褚人获《坚瓠集》余集卷四“鬻爵”条说，“秦始皇时，飞蝗蔽天。”⁽⁴⁴⁾就是采用这样的历史阶段划分方式。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自然注意到发生在秦王政四年或说秦始皇四年（前243）的“蝗虫从东方来，蔽天”“蝗蔽天下”以及“天下疫”的严重灾情，是秦统一战争的生态环境背景。考察秦实现统一的军事史，由蝗灾的严酷，可以更全面、更真切地认识在秦人自称“兴兵诛暴乱”，“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的战争进程中，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遭受的惨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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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子今：《秦史的灾异记录》，《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252—262页。

(2) 〔清〕钱大昕：《〈史记志疑〉跋》，〔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4月版，第1页。

(3) 〔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第168页。

(4) 〔汉〕司马迁撰，〔日本〕泷川资言考证，〔日本〕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55页。

(5)　张元济著，王绍曾、杜泽逊、赵统等整理，顾廷龙审定：《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史记校勘记》，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版，第33页。

(6) 〔清〕佚名：《史记疏证》，清钞本，第127页。

(7)　路美玲：《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研究》，陕西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6月，第15页。

(8)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199页。

(9)　袁锋主编：《农业昆虫学》（第3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89—190页。

(10)　王子今：《秦史学史的第一页：〈史记〉秦文公、史敦事迹》，《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7期。

(11)　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2月版，第419页。

(12)　金德建：《〈秦记〉考征》，《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2月版，第415—423页。

(13)　王子今：《〈秦记〉考识》，《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4)　赵生群：《〈史记〉取材于诸侯史记》，《人文杂志》1984年第2期。

(15)　杨继承：《秦的灾异与符应：历史记录与史家建构》，《文史》2016年第4辑。

(16)　王子今：《秦史的灾异记录》，《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252—262页。

(17) 〔清〕汪中：《春秋左氏释疑》，〔清〕王昶辑：《湖海文传》卷八《释》，清道光十七年经训堂刻本，第86页。

(18)　王子今：《〈史记〉最早记录了蝗灾》，《月读》2020年第6期。

(19) 《朱子语类》卷一三八《杂类》，卷一一九《训门人七》，〔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第3277、2867页。

(20)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著：《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12月版，第77页。

(21)　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781、1800页。

(22) 〔唐〕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2006年7月版，第377页。

(23) 〔清〕朱彬撰，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中华书局1996年9月版，第213页。

(24) 《说文解字叙》，〔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据经韵楼臧版1981年10月影印版，第758页。

(25)　郭郛、〔英〕李约瑟、成庆泰著：《中国古代动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27—128、130页。

(26)　郭郛：《昆虫学进展史》，郭郛、钱燕文、马建章主编：《中国动物学发展史》，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18页。

(27)　周尧：《中国昆虫学史》，昆虫分类学报社1980年6月版，第56页。

(28)　倪根金：《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及治蝗》，《历史教学》1998年第6期。

(29)　陈家祥：《中国历代蝗之记录》，浙江省昆虫局年刊，1935年。

(30)　汪子春、田洺、易华编著：《世界生物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51、55—56、187页。

(31)　路美玲：《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研究》，陕西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6月，第5—6、14—15页。

(32)　邹树文：《中国昆虫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19、21、16—17页。

(33)　游修龄：《中国蝗灾历史和治蝗观》，《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34)　周尧：《中国昆虫学史》，昆虫分类学报社1980年6月版，第57页。

(35)　王飞：《秦汉时期农业生产中的虫灾及治理研究》，《陇东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36)　袁锋主编：《农业昆虫学》第三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8—59、187—188、190页。

(37) 〔唐〕瞿昙悉达编，李克和校点：《开元占经》，岳麓书社1994年12月版，第1210页。

(38)　王子今：《说〈史记〉篇名〈秦始皇帝本纪〉》，《唐都学刊》2019年第4期。

(39) 〔明〕董说原著、缪文远订补：《七国考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195页。

(40)　同上书，第195—196页。

(41) 〔宋〕朱熹：《通鉴纲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94、1046、1083页。

(42) 〔明〕严衍：《资治通鉴补》，清光绪二年盛氏思补楼活字刻本，第153页。

(43) 〔清〕郭梦星：《午窗随笔》，清光绪二十一年《宝树堂遗书》本，第30页。

(44) 〔清〕褚人获：《坚瓠集》，《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5月版，第7册，第9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