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史视野中的米仓道交通
生态史视野中的米仓道交通
蜀道重要线路“米仓道”曾经对于川陕之间的文化沟通和经济联系发挥过突出的作用。“米仓道”在秦汉时期已经发挥交通作用。考察“米仓道”沿途有关“米仓”、“大竹”、“荔枝”、“猿”“啸”、“虎”患等历史生态现象，可以得知这条古代道路交通发达时期与现今多有不同的生态环境形势。认识和理解米仓道当时的交通条件，必须以相关考察为基础。对于川陕山地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科学研究，也因此可以获得积极的推进。
“米贼”“米巫”与“米仓道”名号
经过巴山，联系巴中和汉中的古代道路，即后来称作“米仓道”者，很可能很早就已经开通。但是这条古道通行的早期，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定名。
“米仓道”得名或许与“米贼”“米巫”“巴汉”割据时代刻意经营与频繁利用这条道路有关。思考这一问题，亦应当注意“五斗米道”推进公共交通建设之“义米”制度。《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裴松之注引《典略》：“典略曰：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米仓关”称谓应当来自“米仓道”。而“米仓道”和“米仓山”定名的先后尚未可知。不过，“米仓道”“米仓山”“米仓关”名号的由来，应当都与“米”有关。
西汉时期，因气候温湿，黄河流域曾经以稻作为主要农耕形式。然而这一情形因两汉之际气候转为寒冷干旱，发生了变化(1)。笔者参与编写的教材中，有“西汉时期，稻米曾经是黄河流域的主要农产，稻米生产列为经济收益第一宗”的说法，有学者提出驳议，认为：“粟才是西汉时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汉代黄河流域虽确有种植水稻的史证”，然而“不是主要物产”。其实，教材原稿写作：
西汉时期，稻米曾经是黄河流域的主要农产。《汉书·东方朔传》说到，关中地区号称“天下‘陆海’之地”，其物产包括“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稻米生产列为经济收益第一宗。
定稿时可能因为引文过多，删去了这段文字中标有下划线的自“《汉书·东方朔传》说到”至于“竹箭之饶”一句。于是原稿“稻米生产列为经济收益第一宗”的限定地域“关中地区”，变换为“黄河流域”了。其间缺乏论证，“第一宗”之说自然显得突兀。这样的疏误，责任应当由执笔者承担。但是何德章教授以为“粟才是西汉时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的观点，似乎还可以商榷。即使就整个“黄河流域”而言，当时稻米生产的地位，仍然是不可以忽视的。
提出否定意见的学者说，“西汉初大司农曾改为搜粟都尉，汉文帝时晁错上书言重农，强调‘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史记》、《汉书》中关于粟的记录甚多而稻甚少，东汉郑玄述五种即‘五谷’，谓‘黍、稷、菽、麦、稻’（《史记·五帝本记》），稻居最后，唐颜师古述五谷为‘黍、稷、麻、麦、豆’（《汉书·食货志上》），稻甚至不入五谷之数，都说明粟才是西汉时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2)
首先应当指出，论者引郑玄说出《史记·五帝本记》，颜师古说出《汉书·食货志上》，甚误。应当改正为“《史记·五帝本记》裴骃《集解》引”和“《汉书·食货志上》注”。此外，且不说两位学者一为东汉人，一为唐人，借其所说以说明西汉农业物产，本来就缺乏说服力，而郑玄说见于对黄帝“蓺五种”的解释，颜师古注“种谷必杂五种”：“种即五谷，谓黍、稷、麻、麦、豆也”，针对的也是班固所述“先王制土处民而教之之大略也”。所说“五种”都是传说时代事，距离西汉甚为遥远，自然不足以说明西汉农作物在经济生活中的主次。晁错上奏所谓“贵粟”，官职设置所谓“搜粟”，“粟”在这里都是粮食的统称(3)。所以如此，是由于“粟”曾经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然而西汉时期情形有所不同。据20世纪80年代以前汉代墓葬及部分遗址中出土农作物的资料（其中90%以上属西汉时期，东汉遗物很少），各地主要农作物遗存，珠江流域的广东是稻、黍；长江流域的湖南是稻、小麦、大麦、黍（稷），湖北是稻、小米。这些地区以稻为先，大家没有异议，而淮河流域的苏北是稻、小米、稷。特别是黄河流域，河南是稻、粟、大麦、小麦、黍、豆、麻、高粱、薏米等，资料来源是洛阳和陕县的汉墓，这两个地区属于黄河流域明确无疑。而陕西的资料，几种主要谷物除糜子、荞麦、高粱、青稞外，其排序为稻、麦、谷子。在黄河流域的主要粮产区河南和陕西，农作物遗存中，稻都列于粟即谷子之前，是值得注意的。在同样属于黄河流域的地区，内蒙古的主要农作物遗存是高粱、荞麦、糜子、谷子、小麦；甘肃则是糜子、荞麦。(4)这些资料固然是片断的，不完整的，然而至少“粟才是西汉时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的说法，似乎已经需要进一步的充分论证。
其实，在教材第119页“稻米生产列为经济收益第一宗”句后，我们又说到“西汉总结关中地区农耕经验的《氾胜之书》曾经详尽记述了稻作技术”。此后原稿还有一段文字，定稿时因论说过于冗长而删去，现在不妨引录于下：
《汉书·昭帝纪》说到“稻田使者”，反映黄河流域的稻作经济当时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关注。东汉初年，渔阳太守张堪曾经“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后汉书·张堪传》），也是有关两汉之际稻区北界的史料。狐奴，地在今北京密云、顺义间。当时稻米生产区的分布形势，是和气候较为温湿的条件相适宜的。
“稻田使者”，如淳注：“特为诸稻田置使者，假与民收其税入也。”《汉书·沟洫志》引汉武帝诏：“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又贾让奏言通渠之利：“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汉书·东方朔传》说汉武帝微行游猎事，有“驰骛禾稼稻秔之地”语。《扬雄传下》引《长杨赋》：“驰骋稉稻之地”（《文选》卷九作“驰骋秔稻之地”），也说当时关中稻米种植之普遍。西汉总结关中地区农耕经验的《氾胜之书》写道：“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稻地美，用种亩四升。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塍，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大热，令水道错。”又写道：“三月种秔稻，四月种秫稻。”西汉长安未央宫前殿A区遗址出土木简也有关于“稻”的文字，如“下田中着稻禾及芦苇叶居地京”，“如雪浸浸如雨香味曰如密稻禾一本主”等(5)，也可以作为当时关中稻作经济发展状况的助证。
看来，林甘泉先生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的以下论述应当说是正确的：“考古发现的汉代稻谷有22处，出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12处，淮河流域1处，黄河流域8处，北京1处。在北方地区，随着农田水利的发展，水稻的种植也在扩大。记述北方耕作技术的农书《氾胜之书》把种稻列为重要的一章，介绍其耕种方法，可见当时在黄河流域种稻已经相当普遍。”该章执笔者杨振红先生在引述张堪“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事后接着写道：“北京植物园所藏北京黄土岗的汉代稻谷遗存是这一地区种稻的有利佐证。河南、河北、陕西、苏北等地均发现了稻谷的遗存。洛阳汉墓出土的稻谷经鉴定为粳稻。”(6)显然，在汉代黄河流域，水稻确实曾经是“主要物产”，至少应当承认是“主要物产”之一(7)。
《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记载，建武三年（27），车骑将军邓弘与赤眉军战于湖，“大战移日，赤眉阳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弘，弘军溃乱。”“时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也说明“豆”在当时很可能已经是民间解决“饥饿”问题的主要口粮。《四民月令》中几乎逐月都有关于“豆”的内容。可见东汉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农业区已十分重视豆类种植。洛阳汉墓出土陶仓有朱书“大豆万石”题记者(8)，也反映当地豆类作物经营相当普及的事实。汉献帝兴平元年（194），三辅大旱，“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无降。”（《后汉书》卷九《献帝纪》）“时敕侍中刘艾取米豆五升于御前作糜，得满三盂，于是诏尚书曰：‘米豆五升，得糜三盂，而人委顿，何也？’”（《后汉书》卷九《献帝纪》李贤注引袁宏《后汉纪》）袁宏《后汉纪》卷二七记述：“于是谷贵，大豆一斛至二十万。长安中人相食，饿死甚众。帝遣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贫人作糜，米豆各半，大小各有差。”大豆在灾情严重时对于救助饥民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米豆各半”可以体现太仓储粮品种的大致比例，也可以说明豆久已成为最受重视的农作物之一的事实。曹植著名的《七步诗》以“煮豆燃豆萁”（《曹子建集》卷五）借喻亲情绝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豆类作物对于黄河流域民间一般社会生活的意义。
农耕作物由以适宜“暑湿”（《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可种卑湿”（《史记》卷二《夏本纪》）的稻为主，到可以种植于“高田”，“土不和”亦可以生长的“保岁易为”足以“备凶年”的大豆受到特殊重视，这一农业史的变化，是与气候条件有密切关系的。大豆宜于备荒的意义，见于《氾胜之书》：“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三月榆荚时有雨，高田可种大豆。土和无块，亩五升；土不和，则益之。”
王褒《僮约》：“九月当获，十月收豆。”（《太平御览》卷五九八引王褒《僮约》）有学者以为可以说明“当时四川地区已进行豆、稻轮作”(9)。《氾胜之书》关于“区种麦”，说到“禾收，区种。”如此可以实现两年三熟，又如《周礼·地官·稻人》郑玄注引郑司农曰：“今时谓禾下麦为荑下麦，言芟刈其禾，于下种麦也。”豆麦复种之例，则见于孙诒让《周礼正义》引《周礼·秋官·薙氏》郑玄注：“又今俗谓麦下为夷下，言芟夷其麦以种禾、豆也。”《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记载，陆逊临襄阳前线，面对强敌而镇定自若，“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弈棊射戏如常。”可见当时豆类作物在江汉平原亦得以普遍种植。长沙走马楼简记载孙吴政权征收“豆租”“大豆租”情形，说明豆的种植在长沙地方的推广(10)。《艺文类聚》卷八引《华阳国志》曰：“朱仓少受学于蜀郡，豆屑饮水以讽诵。同业等怜其贫，给米，仓终不受。”《太平御览》卷八四一引《益部耆旧传》说同一故事：“朱仓字卿云，之蜀从处士张宁受《春秋》，籴小豆十斛，屑之为粮，闭户精诵。宁矜之，敛得米二十石。仓不受一粒。”似乎可以说明蜀地亦豆易“籴”而米难“敛”。
《三国志》卷二二《魏书·陈群传》记载：“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笔者曾经以为似可“说明‘豆麦’是当地主要农产”，即阳平地方主要农产。然而原文记载：“太和中，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入。群以为‘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帝从群议。”仔细分析上下文意，可知曹操“到阳平攻张鲁”“军粮”应经历“转运”，而并非当地搜敛。所谓“多收豆麦”，应是关中农产品。
而通过张陵“造作书”，“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的历史事实（《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可知这一实力派军阀集团所控制的巴、汉地区，当时的农耕形势，仍然以稻米生产为主。
《说文·仓部》：“仓，谷藏也。苍黄取而臧之。故谓之仓。从食省。口象仓形。凡仓之属皆从仓。”对于所谓“仓，谷藏也”，段玉裁注：“藏当作臧。臧、善也。引伸之义、善而存之亦曰臧。臧之之府亦曰臧。俗皆作藏。分平去二音。谷臧者、谓谷所臧之处也。《广部》曰：府、文书藏。库、兵车藏。廥、刍稾藏。”对于所谓“苍黄取而臧之”，段玉裁注：“苍、旧作仓。今正。苍黄者，匆遽之意。刈获贵速也。”“米仓道”“米仓关”名号所见“米仓”，说明“米仓道”“米仓关”联系和控制的地区，当时是重要的稻米生产基地，收成除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外应当有一定剩余，可以储积即“取而臧之”。
《后汉书》卷七五《刘焉传》：“张鲁以（刘）璋闇懦，不复承顺。璋怒，杀鲁母及弟，而遣其将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羲为巴郡太守。鲁因袭取之，遂雄于巴汉。”樊敏的职务跨越巴郡、汉中。张鲁“部曲多在巴土”，后来又有对汉中的控制。所谓“雄于巴汉”，说明巴郡、汉中地方因交通条件的便利，构成了有共同文化特色的区域。“巴汉”成为这一区域的代号(11)。因气候变迁而发生的许多地方主要农作物由水稻而豆麦的转换，显示出一种经济生活重大变局的发生。然而在这样的形势下，“巴汉”地方却独得“米仓”称号，体现这里仍然坚守着传统稻米生产传统，亦以稻米收获之丰饶著称于世。这一历史迹象，无疑有生态环境史研究者应当重视的意义。
“大竹”和“大竹路”
米仓道的重要路段在唐宋时期曾经有“大竹路”之称。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九七《山》引《玉堂闲话》：“兴元之南有大竹路，通于巴州。其路则深溪峭岩，扪萝摸石，一上三日，而达于山顶。行人止宿，则以縆蔓系腰，萦树而寝，不然则堕于深涧，若沈黄泉也。复登措大岭，盖有稍平处，徐步而进，若儒之布武也。其绝顶谓之‘孤云’‘两角’。彼中谚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淮阴侯庙在焉。昔汉祖不用韩信，信遁归西楚。萧相国追之，及于兹山，故立庙貎。王仁裕尝佐褒梁帅王思同南伐巴人，往返登陟，留题于淮阴祠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人犹说汉淮阴。孤云不掩兴亡策，两角曾悬去住心。不是冕旒轻布素，岂劳丞相远追寻。当时若放还西楚，尺寸中华未可侵。’若其崎岖险峻之状，未可殚言也。”事亦见宋欧阳修《五代史记注》卷五七，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二五引《玉堂闲话》。今按：关于“兴元之南”发生“昔汉祖不用韩信，信遁归西楚。萧相国追之”故事以及“淮阴侯庙”、“淮阴祠”等纪念遗存的情形，可以参看王子今、王遂川：《米仓道“寒溪”考论》（《四川文物》2013年第2期）。
对于“大竹路”得名原因，蓝勇经考察研究，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有人认为是因为古道经过宋代的大竹镇、大竹县（今渠县）而名，但历史上洋渠古道也经过大竹县为什么不叫大竹路呢？看来，这种看法太牵强。笔者在汉中市访问了杨涛同志，他认为巴山多竹，乡民多称巴山为竹山，故有大竹路之称。《方舆汇编·职方典》中记载：‘小巴山，在（西乡）县西南二百五十里，上产木竹笋，贾客贩卖。’(12)佐证了以上事实。最有说服力的是徒步逾米仓山，考察古道见古道两旁竹林丛生，浮盖如林海。竹林按海拔高度垂直分布，下为乔竹，中有水竹、慈竹，山顶为木竹。由此可知，言其为大竹路，是名符其实的。”蓝勇又写道：“从宋元米仓关下至石羊，竹林丛生。”“从关坝翻米仓山，道路盘折，路甚陡险。至石羊附近后，竹林阴森，古道为竹林所盖，如行竹洞，道路更加曲折。”(13)推想汉时植被，应当更具有原始特征。
有唐代即已置“大竹县”的说法。《蜀中广记》卷五四《蜀郡县古今通释第四·川北道属》“大竹县”条：“唐则天时析邻水县置。《纪胜》曰：‘达州之地有大竹、小竹。’盖与县接壤者。《本志》云：‘地产大竹，砍伐时有白兔走出，始创白兔寺，因以名邑。此邑旧省邻山，宋绍兴复置。’”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八《山南西道六》“渠州”条：“大竹县，北六十里。旧六乡，今五乡。亦汉宕渠县地，后为流江县。唐久视元年，分今宕渠县东界置属蓬州，以邑界多产大竹为名。至德二年，割属渠州。宝历中与邻水县同废，其后又置。按《通典》此邑旧隶蓬州，今属渠州。”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六八《保宁府》和《大清一统志》卷二九九《顺庆府》也说到“大竹县”：“大竹县在州北一百六十里，本汉宕渠县地。晋属巴西郡，隋属宕渠郡，唐分宕渠县东界置大竹县，属蓬州。省入邻山县，宋复置，属渠州。元并邻山、邻水二县入焉。本朝改今属，后仍置邻水县，编户一十四里。”明梁潜撰《泊庵集》卷六《序》《送某知县序》：“大竹在巴蜀之东南，四面皆大山，无舟车之往来，使者行部，终岁不一至。其民尤朴，而其习尤醇。”我们现在不能确知“大竹路”是因“大竹县”得名，还是相反。但是即使前者可信，而“大竹县”得名，也是因为“地产大竹”。
《四川通志》卷二五《山川·直隶达州太平县》又说到“大竹河”“大竹渡”，也是巴山地名：“大竹河一名北江，自县东黄墩山发源，经城口山，黄溪大竹渡共西流三百里入陕西紫阳县界，为任河，入汉江。”可知巴山确实“地产大竹”。但是此所谓“大竹”是否就是考察者所见“古道两旁竹林丛生，浮盖如林海”者呢？也许还值得思索。蓝勇教授所见米仓道“竹林按海拔高度垂直分布，下为乔竹，中有水竹、慈竹，山顶为木竹”，也许多年如此。《南江县志》第二编《实业志·农》说：“县境当巴山西麓，老林甚多，竹木相间，连亘数百里，所谓巴山老林也。”同书第二编《物产志·植物》又写道：“竹有斑竹、水竹、筋竹，而慈竹为用尤广。高山之木竹、簝叶竹亦可作造纸料。”《南江县志》第二编《物产志·动物》又说：“竹
生竹林最多之处，伏土中啮食竹根。”也是当地竹林繁茂的证据。(14)“大竹路”得名时代，标志性的竹林也许并非近现代人所见“乔竹”“水竹、慈竹”“木竹”，而有可能是横径更大的竹种。
明人程敏政作《刳大竹》言：“蜀贼赵铎据栈口以叛，边吏奉诏，率松潘兵东下败贼于大竹。铎死。作《刳大竹》第四。”其歌曰：“刳大竹，竹裂瓦。鼓田田，振原野。弗工者谁，驾
马。旅拒王人，坚壁下。絙栈与阁，道不可假。我师蹙之，旗夜禡。六番来同，自黎雅。孰定民痛，若赘与
。大钺殱之，血流赭。躙厥逋人，若土苴。川沴消，奏章夏。右《刳大竹》二十二句。十二句，句三字。十句，句四字。”（〔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六一《歌曲》）所说“栈口”“栈”“阁”，应与蜀道密切相关。
据包含蜀地方言史料的文献，蜀中所谓“大竹”可截以为容器，其横径可观。元陶宗仪撰《说郛》卷三三下《锦里新闻》：“郫人刳大竹，倾春酿于中，号‘郫筒酒’。”明曹学佺撰《蜀中广记》卷六五《方物记第七·酒谱》引《古郫志》：“县人刳大竹，倾春酿其中，号‘郫筩酒’。相传山涛为郫令，用筠管酿荼
作酒，兼旬方开，香闻百步。”将其渊源追溯到很早。明何宇度撰《益部谈资》卷中也写道：“郫筒酒，乃郫人刳大竹为筒，贮春酿于中。相传山涛治郫，用筠管酿
醿作酒，经旬方开，香闻百步。今其制不传。”所谓“郫人刳大竹，倾春酿于中”之“刳大竹”，与程敏政诗作题名完全相同。而其中“据栈口”以及“絙栈与阁，道不可假”云云，说明明代蜀道“栈口”地方依然生存可以以其“筒”或作“筩”酿酒的“大竹”。
这种“大竹”，有可能是直径可达10厘米的刚竹（Phyllostachys bambusoides），甚至直径约16厘米的箣竹（Bumbesa stenostachya）或直径达18厘米的毛竹（Phyllostachy spubescens）(15)。这一情形，与现今的生态形势已经大不相同。应当考虑到，在气候条件较为温暖湿润的战国至西汉时期，竹类生长区界较现今远推至北方(16)。当时民间较普遍使用竹器，甚至陶器、铜器的造型也有仿竹器的筒形器或筩形器(17)。
米仓道历史地名“木竹关”，也说明当时这条古路沿途以竹林为典型标志的植被特征。民国十一年《南江县志》第一编《交通志·道路》说“北至南郑路二支线三”，其中一条“支线”：
由冶城二十里马跃溪稍东北行三十里赶场溪三十里蔡家沟四十里贵民关三十里沙坝二十里木竹关接通江县界，一百里界牌接南郑县界，一百三十里南郑县。
《南江县志》第二编《物产志·动物》又说：“竹
生竹林最多之处，伏土中啮食竹根。”也是当地竹林繁茂的证据(18)。由冶城至南郑，途中有两处称作“关”的地名，考察米仓道线路变迁的学者应予注意。前引民国十一年《南江县志》第二编《物产志·植物》所说“高山之木竹”或与“木竹关”定名有关，只是我们现在尚不能确定所谓“木竹”具体的竹种。
“树有荔支”
文焕然讨论秦汉时代中国荔枝地理分布的大势，以为大致与现代相类似(19)。这样的结论，也许还有必要进行认真的考察，以甄别考定。《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说，其地“北接汉中”“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应是荔枝生存的确切证据。
蜀中出产荔枝，见于文献记载。据明曹学佺撰《蜀中广记》，荔枝产地有嘉定州（〔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一《名胜记第十一·上川南道》），叙州府宜宾县（《蜀中广记》卷一五《名胜记第十五·下川南道》），重庆府巴县、江津县（《蜀中广记》卷一七《名胜记第十七·上川东道》）、合州（《蜀中广记》卷一八《名胜记第十八·上川东道》）。乾隆《四川通志》卷二六《古迹》记载，江津县有“荔枝园”，忠州有“荔枝楼”，涪州有“荔枝园”，宜宾县有“荔枝亭”。又：“宜宾县：东楼。在县东北，唐建。杜甫诗：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楼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乾隆《四川通志》卷二七《古迹》记载：“直隶嘉定州：荔枝楼。在州南，宋建。”乾隆《四川通志》卷三八之六《物产》记载各地荔枝，有成都府、重庆府、直隶嘉定州、直隶泸州。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叙州府有“荔枝厅”、“荔枝滩”（《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四五《叙州府》），嘉定府和忠州有“荔枝楼”（《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四八《嘉定府》，卷一五二《忠州》），重庆府有“荔枝园”（《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四三《重庆府》）。资料表明，唐宋时期蜀中不少地方有荔枝出产。
米仓道沿线也发现了古来荔枝生长的遗迹。
四川平昌有“荔枝”地名。现代曾有“荔枝乡”建置。其地在通江河东岸，有荔枝溪由东向西汇入通江河，临近小宁城址。这处称作“荔枝”的地方，突破了前引诸种方志所记述蜀地荔枝分布的区域，也超出了以往研究者以“秦汉时代”为主要考察对象所论历史时期“荔枝地理分布大势”的有关生态史认识(20)，值得特别注意。
平昌在米仓道沿线。通江河路线也是米仓道线路之一。此处地名“荔枝”显示的新的信息，具有生态史研究者应当重视的价值。
至于米仓道“树有荔支”植被条件的早期年代，由《华阳国志》的记述，可以大略确知。
“巴南”“闻猿”
人们熟知，巴江“猿啼”是唐宋诗作中常见“行路难”和乡思意境的寄抒方式。然而所说“巴江”通常是指三峡中“巴峡”航路，与我们讨论米仓道水运路线不同。不过，通过岑参的《巴南舟中夜书事》诗，可以了解米仓道巴江水路舟行可以感受“猿啼”的明确信息：
渡口欲黄昏，归人争渡喧。近钟清野寺，远火点江村。见雁思乡信，闻猿积泪痕。孤舟万里外，秋月不堪论。(21)
诗题“巴南”，指示了确定的地理位置。江上“孤舟”浮行，除了渐次面对“渡口”“野寺”“江村”。“黄昏”“秋月”“远火”景观之外，“猿”声、“钟”声、“归人争渡喧”的音声交响，也导致特殊的行旅生活感受(22)。其中所谓“闻猿积泪痕”，透露了明确的米仓道巴江航道两侧有“猿”生存的信息。
《蜀中广记》卷二五《名胜记第二十五·川北道·保宁府二·巴州》引录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诗：
卧向巴山落月时，两乡千里梦相思。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江头赤叶枫愁客，篱外黄花菊对谁。跂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胜悲。
（《石仓历代诗选》卷四六）据宋蔡梦弼《草堂诗话》卷上《名儒嘉话》记述，引致严武作答的，是杜甫寄严武诗：
杜公寄严诗云：何路出巴山，重岩细菊班。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
所谓“何路出巴山”，当然是指蜀道巴山线路。“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是真确的行旅生活写真。严武答诗“冷猿秋雁不胜悲”句，可以使人们认知这样的事实，即米仓道沿线野生动物分布是包括“猿”的。
《太平广记》卷四四六《畜兽·猿下》“王仁裕”条引录出自《王氏见闻》的故事，“王仁裕尝从事于汉中，家于公署。巴山有采捕者献猿儿焉，怜其小而慧黠，使人养之，名曰‘野宾’。呼之则声声应对。经年则充博壮盛，縻絷稍解，逢人必啮之，颇亦为患。仁裕叱之则弭伏而不动，余人纵鞭棰亦不畏。”后来屡屡闯祸，“于是颈上系红绡一缕，题诗送之。曰：‘放尔丁宁复故林，旧来行处好追寻。月明巫峡堪怜静，路隔巴山莫厌深。栖宿免劳青嶂梦，跻攀应惬碧云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彻晓吟。’又使人送入孤云两角山，且使絷在山家，旬日后方解而纵之，不复再来矣。后罢职入蜀，行次嶓冢庙前汉江之壖，有群猿自峭岩中连臂而下，饮于清流。有巨猿舍群而前，于道畔古木之间，垂身下顾，红绡彷佛而在。从者指之曰：‘此野宾也。’呼之声声相应。立马移时，不觉恻然，及耸辔之际，哀叫数声而去。及陟山路转壑回溪之际，尚闻呜咽之音，疑其肠断矣。遂继之一篇曰：‘嶓冢祠边汉水滨，此猿连臂下嶙峋（《五代诗话》作“饮猿连臂”，民国11年《南江县志》引作“群猿连臂”）。渐来子细窥行客，认得依稀是野宾。月宿纵劳羁绁梦，松餐非复稻粱身。数声肠断和云叫，识是前年旧主人。’”虽然是小说家言，故事的发生和传播却应有生态环境史实的基础。乾隆《陕西通志》卷九八《拾遗一·风雅》和民国十一年《南江县志》第四编《志余杂录》都引录这一故事。后者据《全唐诗话》。《五代诗话》卷二《中朝》“王仁裕”条引此故事，言出《王氏见闻录》。“入蜀，行次嶓冢庙前汉江之壖”句，作“入蜀行至汉江之壖”，不言“嶓冢”，应是理解“群猿”活动在南江。这一处理方式反映一种对生态史的认识。其实，“巴山有采捕者献猿儿”情节，已经可以作为探索猿猴是否曾在米仓道沿线地方活动的重要信息。
《蜀中广记》引录“巴州”诗作又有任约《题西龛》诗：“门径森寒柏，小桥穿竹溪。澄江朱槛北，晩照碧岩西。修竹清泉逗，高楠邃阁齐。虚廊面青壁，危栈跨丹梯。绝顶舒平席，遥峰出半圭。轩窗俯星斗，襟袖拂云霓。甘露春膏浃，浓岚昼霭迷。岭猿悲夜啸，谷鸟响晴啼。唐寺南龛近，巴城东郭低。杯流故池水，崖刻古人题。酷暑不能到，清风如镇携。何年脱缰锁，来此养真栖。”自注：“今岁甘露降于龛前松柏也。”（〔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二五《名胜记第二十五·川北道·保宁府二·巴州》）所说“西龛”、“南龛”均是“唐寺”遗存。其创建时期自隋代始(23)。这些佛教遗存，体现了米仓道交通系统中的宗教宣传形式。诗句所谓“危栈”“丹梯”，“绝顶”“遥峰”可能是说佛龛摩崖当时建筑结构，但是借以理解米仓道总体通行形式中栈道的艰险，或许也是可以的。“澄江”“巴城”是米仓道在这一路段的重要坐标，而“岭猿悲夜啸，谷鸟响晴啼”句所见“岭猿”，也是可以证明米仓道存在“猿”的实例。
民国11年《南江县志》第四编《艺文志》录岳贞《归蜀至连云栈》诗，有“谷通飞鸟出，峡响啸猿幽”句。“啸猿”似乎可以看作米仓道峡谷中的特殊风景。
《南江县志》第二编《物产志·动物》说到“野猴”：“肉味不佳而皮甚有用，山民间有猎获者。”(24)或许亦应理解为米仓道沿线野生动物分布近世仍有猿猴生存的旁证。
虎逐行旅
历史上“虎患”或“虎灾”致使交通受阻的情形，文献记载和文物资料均有体现。汉代的相关记录，反映了这种对于生态史与交通史影响深刻的现象。
《太平广记》卷四三三《虎八》有“王行言”条，讲述了秦人王行言行米仓道途中遇虎的故事：
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贾为业常贩盐鬻于巴渠之境。路由兴元之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径鸟道，路眠野宿，杜绝人烟，鸷兽成群，食啖行旅。行言结十余辈少壮同行，人持一拄杖，长丈余，铦钢铁以刃之，即其短枪也。
所谓“猿径鸟道”说到“猿”。而“鸷兽成群，食啖行旅”者，应是指危害行人的猛兽。王行言一行遭遇了“猛虎”的袭击：
才登细径，为猛虎逐之。及露宿于道左，虎忽自人众中攫行言而去。同行持刃杖逐而救之，呼喊连山，于数十步外夺下，身上拏攫之踪，已有伤损。平旦前行，虎又逐至。其野宿，众持抢围，使行言处于当心。至深夜，虎又跃入众中，攫行言而去。众人又逐而夺下，则伤愈多。行旅复卫而前进。白昼逐人，略不暂舍，或跳于前，或跃于后。时自于道左，而出于稠人丛中，捉行言而去，竟救不获，终不伤其同侣，须得此人充其腹，不知是何冤报，逃之不获。
故事据说“出《玉堂闲话》”。虽然是小说家言，但是所反映“猛虎”在“曰大巴路，曰小巴路”交通道路左近的活跃，应当是大体符合历史真实的。
《玉堂闲话》作者王仁裕，五代人，新旧《五代史》均有传。其事迹又可参看《十国春秋》卷四四《前蜀十·王仁裕传》。《宋史》亦可见有关米仓道虎患的记载。《宋史》卷六六《五行志四·金》：“太平兴国三年，果、阆、蓬、集诸州虎为害。遣殿直张延钧捕之，获百兽。俄而七盘县虎伤人，延钧又杀虎七，以为献。”《文献通考》卷三一一《物异考十七·毛虫之异》文字略异：“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果、阆、蓬、集州虎为害，遣殿直张延钧捕之，获百数。俄而巴州七盘县虎伤人，延钧又获七，以皮为献。”果州州治在今四川南充东北，阆州州治在今四川阆中东北，蓬州州治在今四川仪陇南(25)。集州州治在难江，即今四川南江，辖境相当今四川南江、通江等县地(26)。正当米仓道方向。这一地区虎患的严重，竟然惊动了国家中枢，专门派遣近卫军官前往捕杀。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北宋巴州七盘镇在今四川巴中西北，位于巴中与旺苍之间(27)。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说，“七盘县，唐久视元年（700）置，属巴州。治所在今四川巴中市西北一百二十里。一说在今巴中市西南一百四十里花丛场。《寰宇记》卷139七盘县：‘因山为名。’北宋熙宁三年（1070）废入恩阳县。”(28)亦应属于考察米仓道交通体系应当关注的地方。而“七盘”“因山为名”之说，很可能与山路盘纡有关。
明代汉中附近山区再次出现严重的虎患。崔应科《捕虎记》写道：“惟兹汉郡，幅员多山。蕞尔西乡，尤处山薮。忆昔神为民庇，民无物害，……未闻猛虎潜据于中，以为民戕者。”然而，“夫何迩年，神慈泛爱，虎豹成群，自沔山峡，白额恣虐。初掠牛羊于旷野，渐窥犬豕于樊落，底今益横，屡报残人。昏夜遇之者糜，白昼触之者碎。”作者感叹道：“父兄拊膺而力不能救，妻子长号而魂无所招。以致山居者门户昼扃，食力者耕樵路绝。”而交通道路也因此断绝，“置邮莫必其命，商贾为之不通。”（〔清〕严如熤主修：嘉定《汉中府志》卷二六《艺文志中》）米仓道很多路段都处于“山薮”“山峡”之中，“置邮”与“商贾”的正常交通，应当也受到严重的影响。
民国11年《南江县志》第四编《艺余杂录》录有王经芳诗作。王经芳“康熙十九年知南江县，时三藩倡乱，蜀江新定”，他的《从汉中取径南江短述》是经行米仓道的纪行诗。其中写道：“樊林渡涧只啼乌，绝迹村烟山径迂。每拟相如窥世业，胡为阮籍泣穷途。人藏深谷烦招抚，虎啸巉岩间有无。欲绘流离难着笔，不胜感慨共长吁。”(29)所谓“虎啸巉岩间有无”，明确说到“从汉中取径南江”途中“深谷”“樊林”之间虎的生存。米仓道的交通安全因此受到危害。
“山径”“虎啸”已经成为久远的历史回忆。而现今米仓道沿线地方虎的绝迹，有自然条件的因素，人类的活动应当是更重要的原因。
(1)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收入《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 何德章：《高教版〈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的几个问题》，《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8期。
(3) 提出否定意见的学者所说“《史记》、《汉书》中关于粟的记录甚多”，原因也与此有关。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462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图一一〇，第239页。
(6) 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29页。
(7) 王子今：《关于〈中国历史〉秦汉三国部分若干问题的说明》，《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9期。
(8)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12月版，第112页。
(9) 桑润生：《大豆小传》，《光明日报》1982年9月3日。
(10) 王子今：《长沙走马楼竹简“豆租”“大豆租”琐议》，《简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11) 参看王子今：《米仓道与“米贼”“巴汉”割据》，《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12) 原注：《古今图书集成》卷529《方舆汇编·职方典》。
(13) 蓝勇：《米仓道踏察与考证》，《四川文物》1989年第2期，收入《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
(14) 《南江县志》，民国11年岁次壬戌仲秋月初版，成都聚昌公司代印。
(15) 参看《辞海·生物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5年12月版，第338—339页。
(16) 参看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7) 参看王子今：《试谈秦汉筒形器》，《文物季刊》1993年第1期。
(18) 《南江县志》，民国11年岁次壬戌仲秋月初版，成都聚昌公司代印。
(19) 文焕然：《从秦汉时代中国的柑橘、荔枝地理分布大势之史料来初步推断当时黄河中下游南部的常年气候》，《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20) 文焕然：《从秦汉时代中国的柑橘、荔枝地理分布大势之史料来初步推断当时黄河中下游南部的常年气候》，《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33页。
(21) 〔宋〕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卷三。
(22) 参看王子今：《唐人米仓道巴江行旅咏唱》，《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23) 《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文物出版社2009年9月版，下册，第926—927页。
(24) 《南江县志》，民国11年岁次壬戌仲秋月初版，成都聚昌公司代印。
(25)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29—30页。
(26) 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2571页。
(27)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29—30页。
(28) 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21页。
(29) 《南江县志》，民国11年岁次壬戌仲秋月初版，成都聚昌公司代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