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虎患”“虎灾”

秦二世三年（前207），刘邦军已经进入武关，秦王朝危在旦夕。《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秦二世的一场恶梦，“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因为白虎啮杀乘车系驾的马，秦二世“心不乐”，询问“占梦”者，得到的解释是“泾水为祟”。秦二世于是前往刘邦进军的相反方向，来到泾水旁的望夷宫，准备祠祀泾水之神，沉四白马。赵高指使阎乐发动宫廷政变，秦二世自杀。秦始皇继承者走向人生的终点，竟然是由于猛虎为害的梦像。

秦汉时期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和现今有所不同。植被和野生动物的分布也有今人不易理解的形势。当时人有“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的说法（《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关于孙权事迹，《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所谓“虎常突前攀持马鞍”，《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所谓“马为虎所伤”，也反映由于当地经济开发落后于中原地区，华南虎分布的数量曾经十分惊人。虎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危害，成为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说到九江郡情形，“郡多虎暴，数为民患，常募设槛穽而犹多伤害。”《资治通鉴》卷四五“汉明帝永平七年”称之为“虎患”。《三国志》卷一一《魏书·邴原传》裴松之注引《原别传》说：“辽东多虎，（邴）原之邑落独无虎患。”人们又称这种危害为“虎灾”（《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上·刘昆》）。

大致在东汉时期，“虎患”“虎灾”相当严重。当时的画像遗存于是多有表现虎的画面。据《续汉书·五行志一》刘昭注补引《袁山松书》说：“光和三年正月，虎见平乐观，又见宪陵上，啮卫士。”平乐观在洛阳城西近郊。邓骘率军击羌，汉安帝曾经“车驾幸平乐观饯送”（《后汉书》卷一六《邓骘传》）。《后汉书》卷三六《张玄传》说，平日高级官僚西行，“贵人公卿以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还记载，汉灵帝时，大将军何进曾“讲武于平乐观下”。可知这里曾经是洛阳车马会聚、人声喧腾的重要社交中心之一。宪陵是汉顺帝陵，据《帝王世纪》，距离洛阳不过十五里。汉灵帝光和三年（180）正月，距顺帝入葬不过三十五年，推想仍当维护精心，禁卫严密。《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和《战国策·魏策二》可以看到“市有虎”的说法，然而只见于游士论辩之辞，用以说明无稽流言的危害，汉人王充《论衡·累害》称之为“市虎之讹”。而东汉时“虎患”“虎灾”竟确实危及京都附近宫苑重地和皇家陵区，显然是惊人的历史现象。《论衡·遭虎》曾经说到“虎时入邑，行于民间”的情形，《论衡·解除》又可见所谓“虎狼入都”事。看来平乐观和宪陵发现猛虎，可能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刘昆任弘农郡太守。《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上·刘昆》记载：“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刘）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度河。”宋均任九江太守，推行善政，传说“虎相与东游度江”。虎“度河”“度江”的奇闻与地方行政长官行“德政”有关的说法，显然不可取信。事实上，“虎患”“虎灾”的发生，是与自然灾异有关的。《淮南子·泰族》与《修务》说，虎生存于“高山深林”“茂草”之中。《后汉书》卷三八《法雄传》说，“（南阳）郡滨带江沔，又有云梦薮泽，永初中，多虎狼之暴。”也说到“虎狼之暴”与环境的关系。《论衡·遭虎》也写道，“山林草泽，虎所生出也。”时人已有“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的估算（《三国志》卷二四《魏书·高柔传》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载柔上疏），可知在天灾导致山林植被枯坏，多种草食动物生存条件急骤恶化因而数量剧减的情况下，虎作为以捕食动物为生的猛兽，因食物严重缺乏，往往不得不作索食迁移，其主要活动地域可能发生变化。而生存环境的改变，又可以导致性情的变易，如自我抑制反射能力的变化，可以轻易激发兴奋并迅即转而侵略性攻击等。天灾引起的人类社会的变化，也可以导致虎的生存方式的转变。《论衡·遭虎》所谓“城且空也，草虫入邑”，就大致反映了这种情形。

刘昆故事所谓“虎灾”，很可能与《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所记载建武五年（29）“水旱蝗虫为灾”有一定联系。法雄故事所谓“永初中，多虎狼之暴”，也可能与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有关。《后汉书》卷五《安帝纪》记载，延平元年（106）乃至永初元年（107）至六年（112），连年大灾。法雄所在南阳，明确列为重灾区之首。而光和三年（180）“虎见平乐观，又见宪陵上”事，也很可能与前此数年的连续灾荒有因果关系。

秦汉时期，“虎患”“虎灾”往往直接造成对交通运输的严重危害。最典型的史例，当然是刘昆故事所见“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事。曹操《苦寒行》诗：“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也形容“虎豹夹路”威胁下交通之艰险。行旅“遭虎狼毒虫犯人”情形，也见于《抱朴子·登涉》。河南南阳市郊出土汉画像石有车骑出行画面，前列突遇猛虎，仓促张弓迎射。南阳七孔桥汉墓出土画像石，刻画两乘轺车，前后共有七排导骑驺从。最后两名驺骑返身弯弓回射一追扑的猛虎。前车所乘尊者及多名随从仍回顾惊视。

《淮南子·时则》说：仲冬之月，“虎始交”。《淮南子·地形》又说，虎“七月而生”。都说明人们已经注意并且逐渐地初步了解了虎的习性。西汉酷吏严厉整治违法者的设置，称“虎穴”（《汉书》卷九〇《酷吏传·尹赏》）。可知人们对“虎穴”的畏惧。樊晔任天水太守，“政严猛”，凉州民间流传歌谣：“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李贤注：“乳，产也。猛兽产乳护其子，则搏噬过常，故以喻也。”（《后汉书》卷七七《酷吏传·樊晔》）也是同样的例证。《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可见“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壮语，又《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吕蒙传》所谓“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则都突出表现出当时人们与“虎患”“虎灾”抗争的智与勇。传说当时有“御虎”“禁虎”之术，又可见“斗虎”技艺表演。汉代画像中多见击虎、射虎、刺虎的画面，也体现出面对“虎患”“虎灾”较为积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