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充国“河湟之间”交通经营的生态史背景
赵充国“河湟之间”交通经营的生态史背景
西汉名将赵充国平定羌人暴动，战事艰苦，前线与朝廷行政中枢往来奏报频繁。《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所载记录战略设计和军事实施的相关文书，保留了珍贵的军事史和民族史资料。因赵充国策划及实践涉及屯田和运输问题，其中反映“河湟之间”生态环境与交通条件的重要信息，也可以增益我们对汉代生态史、交通史以及交通与生态之关系的认识。
“河湟之间”：赵充国军与羌人共同的活动空间
《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在“太史公本表”之后“营平”条说到赵充国事迹：“赵充国以陇西骑士从军，得官侍中。事武帝，数将兵击匈奴，有功，为护军都尉中事昭帝昭帝崩议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庙功侯封二千五百户。”《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班固称曰”赞颂汉武帝之后，又说：“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杰出人才之中，“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汉书》卷五八《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语）。赵充国是“孝宣”时代军事领袖“将”的最突出的代表。
《汉书》卷五四《苏武传》记载：“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次曰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次曰车骑将军龙頟侯韩增，次曰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阳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阳城侯刘德，次曰少府梁丘贺，次曰太子太傅萧望之，次曰典属国苏武。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传。自丞相黄霸、廷尉于定国、大司农朱邑、京兆尹张敞、右扶风尹翁归及儒者夏侯胜等，皆以善终，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图，以此知其选矣。”赵充国被看作“股肱”“名臣”，得“图画”“麒麟阁”。此“列于名臣之图”的名单中，前引《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班固称曰”所列六人中，又略去“于定国”。
赵充国的主要功绩，是“征西羌”。“河湟之间”，是主要战场，也是汉军与羌人军事演出的主要舞台。清人胡渭《禹贡锥指》卷一〇“黑水西河惟雍州”条说：“河湟之间吐谷浑故地，未尝为郡县，故不入雍域。”这一地区其实早有繁荣的早期文明，然而于中原文化重心地方有所隔距。应当说自赵充国时代起，受到汉王朝行政中枢的特殊重视。羌文化与汉文化的碰撞、交往和融合，明显密切起来。
《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神爵元年秋，大旱。是岁后将军赵充国征西羌。”这是将赵充国战功与生态环境变化联系起来的记载，然而《五行志》作者以此为“炕阳之应”的理念背景，与我们的讨论有所不同。
“河湟之间”生态形势：生产条件与生存环境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说羌人文化传统与军事实力：“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又记述羌人以“河湟之间”作为基本生存空间的情形：
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
历史地理文献所谓“河湟之间”，或称“河湟之地”，如《新唐书》卷二〇三下《文艺列传下·吴武陵》；唐人元镇：《论西戎表》，《元氏长庆集》卷三三《表》；宋人毛滂：《恢复河湟赋并序》，《东堂集》卷一《赋》；《宋史》卷二六六《李至传》；《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一《陇右道二》；明人何乔新：《种谔袭取夏嵬名山以归遂城绥州》，《椒邱文集》卷五《史论·宋》。或称“河湟之壤”，如宋人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七八《典礼·赦·加祖宗谥号赦》。或称“河湟之土”，如宋人真德秀：《直前奏札一》（癸酉十月十一日上），《西山文集》卷三《对越甲藁·奏札》。亦有称“河湟之境”者，如宋人翟汝文：《代贺受降表》，《忠惠集》卷五《表》。《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所谓“三河间”，李贤注：“《续汉书》曰：‘遂俱亡入河湟间。’今此言三河，即黄河、赐支河、湟河也。”《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又记述爰剑后世的发展“兴盛”：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
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被称为“众羌”的部族联盟后来有所分化，“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而主要势力则“独留湟中”。
《后汉书》的记述，“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说明羌人主体经济形势由“射猎”至于“田畜”的转变。
这一时期所谓“湟中”“河湟间”“河湟之间”，或包括“赐支河”言“三河间”的地方，应以“田畜”为主要经济形势。当时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较少受到人类活动的破坏。“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应当既适应“射猎”经济，也适应“田畜”经济。
了解这一段羌族史，应当注意到这样三个事实。
第一，羌人经济生活和经济生产的形式，有秦人影响的因素。如“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亡归”，这一经历显现出秦文化对羌文化的强势作用。
第二，羌人的发展受到秦人的严重制约，如爰剑故事所谓“秦人追之”“秦人焚之”以及“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
戎”，于是“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所谓“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记录了民族史与交通史的重要现象。这样一来，“忍季父卬”“将其种人”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自然距离“秦人”的势力更为遥远，避开了“秦之威”。
第三，羌人在草原环境下，具有交通能力方面的优势。部族主体可以进行幅度“数千里”的迁徙。“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体现出极强的机动性。
石棺葬：羌人机动性与草原生态交通条件考论之一
康巴地区可以看作古代中国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交接带。东部地区的若干影响，也经过这里影响西部地区。有的学者称相关地域为“藏彝走廊”，这一定名是否合理，还可以讨论。然而进行康巴地区的民族考古，确实不能不重视交通的作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故宫博物院组织的2005年康巴地区民族考古调查，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打开了新的视窗。康巴民族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是对大渡河中游地区和雅砻江中游地区石棺葬墓地考察所获得的资料。就丹巴中路罕额依和炉霍卡莎湖石棺葬墓地进行的考察以及丹巴折龙村、炉霍城中、炉霍城西、德格莱格石棺葬墓地的发现，都对石棺葬在四川地区的分布提供了新的认识。由西北斜向西南的草原山地文化交汇带，正是以这一埋葬习俗，形成了历史标志。研究者认为，“关于这批石棺葬的族属，这批石棺葬出土的装饰有羊头的陶器，而‘羊’与‘羌’有着直接的关系，说明这批石棺葬的墓主人可能与羌族有着直接的关系。”(1)这一判断，应当看作值得重视的意见。相关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的记载：“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正如汤因比曾经指出的，“一般而论，流动的氏族部落及其畜群，遗留下来的那些可供现代考古工作者挖掘并重见天日的持久痕迹，即有关居住和旅行路途的痕迹，在史前社会是为数最少的。”(2)与草原交通有密切关系的这种古代墓葬资料，因此有更值得珍视的意义。
已经有研究者指出：炉霍石棺墓出土器物，“具有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的风格，表明与北方草原文化有着较密切的联系。”炉霍石棺葬的考古发现，“为早期民族迁徙及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3)炉霍石棺墓出土带有典型北方草原风格特征的青铜动物纹饰牌，构成了这种文物在西北西南地区分布的中间链环。学者在分析这种鄂尓多斯式青铜器与周围诸文化的关系时，多注意到与中原文化之关系，与东北地区文化之关系，与西伯利亚文化之关系(4)，而康巴草原的相关发现，应当可以充实和更新以往的认识(5)。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经专门论述“海洋和草原是传播语言的工具”这一学术主题。他写道，“在我们开始讨论游牧生活的时候，我们曾注意到草原象‘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居住条件，但是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更大的方便。”汤因比说，“海洋和草原的这种相似之处可以从它们作为传播语言的工具的职能来说明。大家都知道航海的人民很容易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他们所居住的海洋周围的四岸上去。古代的希腊航海家们曾经一度把希腊语变成地中海全部沿岸地区的流行语言。马来亚的勇敢的航海家们把他们的马来语传播到西至马达加斯加东至菲律宾的广大地方。在太平洋上，从斐济群岛到复活节岛，从新西兰到夏威夷，几乎到处都使用一样的波利尼西亚语言，虽然自从波利尼西亚人的独木舟在隔离这些岛屿的广大洋面上定期航行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许多世代了。此外，由于‘英国人统治了海洋’，在近年来英语也就变成世界流行的语言了。”汤因比指出，“在草原的周围，也有散布着同样语言的现象。由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传布，在今天还有四种这类的语言：柏伯尔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印欧语。”就便利交通的作用而言，草原和海洋有同样的意义。草原为交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草原这种“大片无水的海洋”成了不同民族“彼此之间交通的天然媒介”。(6)1972年版《历史研究》缩略本对于草原和海洋有利于交通的作用是这样表述的：“草原的表面与海洋的表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类只能以朝圣者或暂居者的身份才能接近它们。除了海岛和绿洲，它们那广袤的空间未能赋予人类任何可供其歇息、落脚和定居的场所。二者都为旅行和运输明显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件，这是地球上那些有利于人类社会永久居住的地区所不及的。”“在草原上逐水草为生的牧民和在海洋里搜寻鱼群的船民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似之处。在去大洋彼岸交换产品的商船队和到草原那一边交换产品的骆驼商队之间也具有类似这之点。”(7)回顾历史，我们看到“草原上游牧民”的交通优势，因“草原”特殊的生态“为旅行和运输明显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件”得以实现。羌人以河湟地区为中心向其他方向的移动，正是利用了草原生态条件有利于交通的特点。
“鲜水”：羌人机动性与草原生态交通条件考论之二
草原民族在交通能力方面的优势，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康巴地方的古代民族利用这种优势在历史文化进程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已经通过多种考古文物迹象得以显现。地名学信息也可以提供相关例证。例如“鲜水”地名。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蜀郡旄牛”条下说到“鲜水”：“旄牛，鲜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绳，过郡二，行千六百里。”《续汉书·郡国志五》“益州·蜀郡属国”条下刘昭《注补》引《华阳国志》也可见“鲜水”：“旄，地也，在邛崃山表。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险难，南人毒之，故名邛崃。有鲜水、若水，一名洲江。”《水经注》卷三六《若水》写道：“若水东南流，鲜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于若水，又径越巂大莋县入绳。”陈桥驿校点本作：“若水东南流，鲜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8)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定的“鲜水”，在今四川康定西(9)。而于雅江南美哲和亚德间汇入主流的“雅砻江”支流，今天依然称“鲜水河”。今“鲜水河”上游为“泥曲”和“达曲”，自炉霍合流，即称“鲜水河”。今“鲜水河”流经炉霍、道孚、雅江。道孚县政府所在地即“鲜水镇”，显然因“鲜水河”得名。讨论古来蜀郡旄牛“鲜水”，应当注意这一事实。
王莽诱塞外羌献鲜水海事，见于《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有关元始五年（5）史事的记载：“莽……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宪等奏言：‘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宜以时处业，置属国领护。’”有关西海“鲜水”最著名的历史记录，与赵充国事迹有关。《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说，赵充国率军击罕、幵羌，“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在鲜水上者。’”《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中五次说到的“鲜水”，都是指今天的青海湖。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作“西海（仙海）（鲜水海）”(10)。
《山海经·北山经》：“……又北百八十里，曰北鲜之山，是多马。鲜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郭璞注：“汉元狩二年，马出涂吾水中也。”《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山海经》：“北鲜之山，鲜水出焉，北流注余吾。”“余吾”显然就是“涂吾”。《史记》卷二《夏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鲜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张掖河，南自吐谷浑界流入甘州张掖县。”《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在汉羌战争记录中也说到张掖“令鲜水”：“羌分六七千人攻围晏等，晏等与战，羌溃走。颎急进，与晏等共追之于令鲜水上。”李贤注：“令鲜，水名，在今甘州张掖县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可知《山海经》及《括地志》所谓“鲜水”，又名“令鲜水”。这条河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为“羌谷水”(11)。
思考“鲜水”水名在不同地方共同使用的原因，不能不注意到民族迁徙的因素。古地名的移用，往往和移民有关。因移民而形成的地名移用这种历史文化地理现象，综合体现了人们对原居地的忆念和对新居地的感情，富含重要的社会文化史的信息(12)。“鲜水”地名在不同地方的重复出现，从许多迹象看来，与古代羌族的活动有密切关系。羌族在古代中国的西部地区曾经有非常活跃的历史表演。其移动的机动性和涉及区域的广阔，是十分惊人的(13)。两汉时期，西海“鲜水”地区曾经是羌文化的重心地域。而张掖“鲜水”时亦名“羌谷水”，也透露出羌人活动的痕迹。有学者指出，羌人中的“唐牦”部族“向西南进入西藏”，而“牦可能是牦牛羌的一些部落”(14)。有的学者认为，青海高原上的羌族部落，有的后来迁移到川西北地方(15)。有的学者则说，“迁徙到西藏的羌人还有唐牦。牦很可能是牦牛羌的一些部落。牦牛羌在汉代还有一部分聚居于今四川甘孜、凉山地区，吐蕃也有牦牛王的传说，两者间也许有关系；但要说西藏的牦牛种即是四川牦牛羌迁移而去的尚难于肯定。就地理环境而言，川藏间横断山脉，重重亘阻；古代民族迁移路线多沿河谷地带而行，翻越崇山峻岭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极大可能是羌人中的牦牛部从他们的河湟根据地出发，一支向西南进入西藏，另一支向南进入四川，还有的则继续南下至川南凉山一带。”(16)也有学者指出，早在秦献公时代，“湟中羌”即“向南发展”，“其后一部由今甘南进入川滇”(17)。现在看来，蜀郡旄牛“鲜水”确有可能与羌族南迁的史实有关。在羌人迁徙的历史过程中，是可以看到相应的地名移用的痕迹的。有学者指出，“酒泉太守辛武贤要求出兵‘合击罕、开在鲜水上者’，是罕、开分布在青海湖。赵充国云：‘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河南系今黄河在青海河曲至河关一段及到甘肃永靖一段以南地区，即贵德、循化、尖扎、临夏等地。阚骃《十三州志》载：‘广大阪在枹罕西北，罕、开在焉。’枹罕故城在临夏县境。又《读史方舆纪要》说，‘罕开谷在河州西’。河州即临夏。”“罕、开羌后来多徙居于陕西关中各地，至今这些地方尚有以‘罕开’命名的村落。”(18)以同样的思路分析在羌人活动地域数见“鲜水”的事实，应当有益于推进相关地区的民族考古研究。
“湟中羌”和羌人“河湟根据地”的说法，是我们讨论“河湟之间”的生态形势和交通形势时应当注意的。
赵充国屯田与交通建设的生态环境背景
据《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汉宣帝在指示赵充国进军的诏书中写道：“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将军其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分散其心意，离其党与，虽不能殄灭，当有瓦解者。已诏中郎将卬将胡越佽飞射士步兵二校，益将军兵。”说到“北方兵”进击羌人“入鲜水北句廉上”。诏令明确指示“将军其引兵便道西并进”，以形成区域军事威慑力量的意图。富昌等“击罕羌”，“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等语，都是军事交通信息。
赵充国后来注意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的可开垦田地，建议经营“田事”，上屯田奏：
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倅马什二，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许。
对于“其间邮亭多坏败者”的关注，是值得注意的。所谓“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都是改善交通条件，利用交通条件的计划。又上状“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其中第十一条特别说到了有关交通建设的具体设想：
治湟陿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
赵充国屯田和交通建设的建议，有“以制西域，信威千里”的考虑，是有战略眼光的设计。
赵充国屯田奏言“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倅马什二，就草”，提供了气候史的重要资料。而所谓“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规划耕作羌人曾经垦辟的农田，并垦殖未曾开发的“公田”，自然是有气候条件为保障的。而“羌虏故田”的存在，除有战争因素影响农耕面积之外，或许气候开始转寒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湟之间”农耕自然经济的秩序。两汉之际气候条件发生由温暖湿润而寒冷干燥的变化。有迹象表明，这一变化在汉武帝时代之后逐步发生(19)。
“河湟漕谷”的水文史料和交通史料意义
赵充国建议以屯田强化军事，包括全面的交通建设：“计度临羌东至浩亹，……其间邮亭多坏败者。”“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
赵充国言：“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应有水运木材的考虑。这一记载既可说明“河湟之间”森林植被的状况，也可以说明“河湟”水资源的状况。
而屯田军人给养“冰解漕下”可以看作重要的水文史料和交通史料。“湟陿”在今青海西宁东。所谓“冰解漕下”，应是计划利用春汛条件水运木材。按照赵充国的设想，“缮乡亭，浚沟渠，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大约自湟水今海晏以北至西宁以东的河段，都可以放送木排，“鲜水左右”即青海湖附近地方均得以享受水运之利。即称“漕下”，可能在“材木”之外，还包括其他物资的运输。
赵充国在向朝廷的再次奏报中又提出12条分析意见，列举屯田的有利之处。赵充国上状曰：“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墬，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视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陿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不识长册，唯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便宜十二事”中，第5条是：
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视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
提出了待春季以河水、湟水漕运粮食到临羌（今青海湟源南）的计划。水运航路的开辟，又包括黄河上游河道。《资治通鉴》卷二六“汉宣帝神爵元年”记载：“循河、湟漕谷至临羌。”胡三省注：“临羌县属金城郡，其西北即塞外。”
有的学者根据相关资料指出，当时的黄河和湟水，“水量是相当大的，一旦冰消春至，就可以行船漕谷，放运木排。”(20)
又如《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记述“大、小榆谷”战事，其中若干信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赵充国时代的相关历史迹象：
（汉和帝永元）五年，（聂）尚坐征免，居延都尉贯友代为校尉．友以迷唐难用德怀，终于叛乱，乃遣驿使构离诸种，诱以财货，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于大、小榆谷，获首虏八百余人，收麦数万斛，遂夹逢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造河桥，欲度兵击迷唐。
由所谓“收麦数万斛”，可知羌人在这一地区农耕经营的主要作物品种。而“作大航”与“造河桥”并说，可知这里所谓“大航”应当是指大型航船。《水经注》卷二《河水》即写作：“于逢留河上筑城以盛麦，且作大船。”陈桥驿指出：“这里的‘且作大船’，说明内河航运在古代的黄河上游是有所发展的，当然可以通航的河段长度以及航行的规模都不得而知。”(21)直接言“大船”。大榆谷在今青海贵德东(22)。《资治通鉴》卷四七“汉章帝元和三年”：“迷吾子迷唐与诸种解仇结婚交质，据大、小榆谷以叛。”胡三省注：“《水经》：河水径西海郡南，又东径允川而历大榆谷、小榆谷北。二榆土地肥美，羌所依阻也。”通过贯友事迹，可知这一地区的黄河河段可以通行排水量较大的船舶。
应当注意到，赵充国所陈述的“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似尚在计划之中。而贯友“夹逢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情形，则已经是既成的事实(23)。
据《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记载，汉和帝时代，又一次发起河湟屯田：“时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无复羌寇。隃麋相曹凤上言：‘西戎为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纪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以为非，难以攻伐。南得锺存以广其众，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蓄，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今者衰困，党援坏沮，亲属离叛，余胜兵者不过数百，亡逃栖窜，远依发羌。臣愚以为宜及此时，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于是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将徙士屯龙耆。后金城长史上官鸿上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复上置东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从之。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诸羌叛，乃罢。”曹凤所谓“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以及“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强调了“屯田”“殖谷”在经济意义之外的交通意义。而屯田计划实施进程所谓“列屯夹河”，应是意在利用水运条件。然而现今青海地区黄河与湟水的水文状况，湟水无法实现有经济意义的航运，黄河也不能通行“大航”。
(1) 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05年度康巴地区考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05年第6期。
(2) 〔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14页。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本九州大学、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旅游局、炉霍县文化旅游局：《四川炉霍县宴尔龙石棺葬墓地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2年第3期。
(4) 田广金、郭素新：《鄂尓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189—191页。〔日〕小田木治太郎：《オルドス青銅器——遊牧民の動物意匠》，天理大学出版部1993年4月版，第1—2页。
(5) 参看王子今、王遂川：《康巴草原通路的考古学调查与民族史探索》，《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康巴地区民族考古综合考察》，天地出版社2008年1月版。
(6)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3月版，第234—235页。
(7)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13页。
(8) 《水经注》；陈桥驿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669页。
(9)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29—30页。
(10)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33—34页。
(11)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33—34页。
(12) 参看王子今、高大伦：《说“鲜水”：康巴草原民族交通考古札记》，《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康巴地区民族考古综合考察》，天地出版社2008年1月版，《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4卷，巴蜀书社2008年3月版。
(13) 参看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1月版。
(14) 李吉和：《先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迁徙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60页。
(15) 闻宥：《论所谓南语》，《民族语文》1981年第1期。
(16)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92—93页。
(17) 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444—445页。
(18)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第59—60页。
(19)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收入《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0) 赵珍：《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54页。
(21) 《〈水经注〉记载的内河航行》，《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10页。
(22)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33—34页。
(23) 参看王子今：《两汉漕运经营与水资源形势》，《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