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笔下“鼠”的故事
太史公笔下“鼠”的故事
云梦睡虎地和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代简牍文书中，都有民间日常选择时日吉凶的用书《日书》。睡虎地秦简《日书》和放马滩秦简《日书》中都可以看到用以纪时和占卜的十二种动物。这十二种动物有时与十二地支对应，类同后来的十二生肖。有人认为，或许可以看作后世十二生肖的雏形。两种战国秦代《日书》中的十二种动物和后来的十二生肖并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有“鼠”与地支“子”相互对应(1)。在《史记》成书之前，“鼠”已经进入社会纪年方式之中。作为博闻多智的历史学者，司马迁当然熟悉相关的知识。
由于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学界存在争议。我们现在还不能确知他的生命过程经历了几个“鼠”年。但是我们读《史记》，体味其中有关“鼠”的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地名记忆：“鸟鼠”“鸟鼠山”“区鼠”
《史记》的第二篇，《史记》卷二《夏本纪》中引录了中国早期地理学文献《禹贡》。《禹贡》标榜夏禹，论说天下人口分布、物产资源与入贡中央的交通路径。《禹贡》列入《尚书》，被看作儒学经典。据史念海先生考察，《禹贡》成书在战国时，应当是当时魏国学者著述，体现了梁惠王追求霸业的雄心。所表现的理念，是“要象夏禹那样协和万邦，四海会同”，这当然也与实现大一统局面的理想有关(2)。《禹贡》说到雍州地形，其山脉有“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汉代学者孔安国解释：“西倾、朱圉，在积石以东。鸟鼠，渭水所出，在陇西之西。”关于“朱圉”，李学勤先生经实地考察，发表了《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3)，有精彩的论述。“鸟鼠”，是西北地方常见的野生动物。《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介绍匈奴儿童的生存能力训练“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体现了这一情形。关于对周秦崛起，影响中国历史走向发生重要作用的“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地方，《史记》卷二《夏本纪》的相关文字，注家有很多解说。其中可以看到有关“鸟鼠”“鸟鼠山”“鸟鼠同穴”“鸟鼠同穴之山”的文字。孔安国说：“鸟鼠共为雌雄同穴处，此山遂名鸟鼠，渭水出焉。”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山海经》已经出现“鸟鼠同穴之山”的说法。而郭璞《山海经图》有《飞鼠赞》，说到会飞翔的“鼠”：“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飞鸣鼓翰，倏然背腾。固无常所，唯神所凭。”我们读《史记》说到的“鸟鼠”“鸟鼠同穴”，是会联想到近期大家都关心的一种野生动物“蝙蝠”的。《初学记》卷二九关于“鼠”的主题之下，说到“鼯鼠夷由”：“似蝙蝠，肉翅，飞且乳。”指出这是一种会飞翔的哺乳动物。又引郑氏《玄中记》说：“百岁之鼠，化为蝙蝠。”
大概当时人们的动物学知识中，有关“鼠”和“蝙蝠”的关系并不十分明了。于是有“百岁之鼠”“唯神所凭”的理解。但是秦汉社会生活中“鼠”的多种形式的介入，在《史记》中是可以看到反映的。
地名往往可以保留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以“鼠”字作为地方标志性符号，应该有特殊的涵义。除“鸟鼠”外，《史记》中还可以看到“区鼠”地名。《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赵）与韩会区鼠。”《史记·赵世家》：“与韩会于区鼠。”《史记》卷四五《韩世家》：“与赵会区鼠。”“魏会区鼠。”看来“区鼠”应当是三晋地方。这一地名“鼠”字的意义，我们已经不能清楚解说。《战国策·齐策三》出现“淄鼠”地名，高诱注以为“赵邑”。民国学者金正炜《战国策补释》卷三写道：“‘淄鼠’疑即‘区鼠’。”“‘区’‘淄’音近而歧。”这样的意见，可以参考。不过，无论是“区鼠”还是“淄鼠”，《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都没有著录，其空间位置不能知晓，地名由来也难以探究。
“鱼鳖鸟鼠，观其所处”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有一段话讲天地万象的自然演进和生息变迁：“天开县物，地动坼绝。山崩及徙，川塞溪垘；水澹地长，泽竭见象。城郭门闾，闺臬槀枯；宫庙邸第，人民所次。谣俗车服，观民饮食。五谷草木，观其所属。仓府厩库，四通之路。六畜禽兽，所产去就；鱼鳖鸟鼠，观其所处。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地貌形态和天候变迁等环境条件，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等世态风景，生产与经营，情感与信仰，都在天人之际的复杂关系之中生成与变易。其中“六畜禽兽，所产去就；鱼鳖鸟鼠，观其所处”，说到与人类生产生活相关的动物。大致可以理解，“禽兽”和“鱼鳖鸟鼠”，是说野生动物。这里应当说明，“动物”这一生物学概念，《史记》已经使用。《史记》第一篇，卷一《五帝本纪》说“黄帝之孙”，帝颛顼高阳“制义治气以教化”，同时“絜诚以祭祀”，取得了成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关于所谓“动静之物”，张守节《正义》解释说：“动物谓鸟兽之类，静物谓草木之类。”前者我们今天仍然称“动物”，后者则称“植物”。其实，《周礼·地官·大司徒》已经使用了“动物”和“植物”这样的语汇：“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臝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我们在这里不讨论“五地”即五种不同地理条件具体的野生动物分布和植被形态以及居民的生性，主要关注和现今生物学术语一致的“动物”“植物”概念的最初生成。正史使用“动物”“植物”语汇，最早见于《后汉书·马融传》载录马融的《广成颂》。而“动物”“植物”统说的，则见于《宋书·符瑞志上》：“（圣人）能君四海而役万物，使动植之类，莫不各得其所。”但是许多迹象表明，在司马迁的知识结构中，已经有对“动植之类”即如前引《史记》卷二七《天官书》中所说的“六畜禽兽”和“五谷草木”的分别关注。所谓“鱼鳖鸟鼠”中的“鼠”，因为有与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密切相关的活跃表现，自然早已进入这位史学家的视野。
《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说，叔孙通曾经以“鼠窃狗盗”蔑称反秦的暴动民众“群盗”，可知“鼠”在日常生活中造成的危害，是人们都熟悉的。广州汉墓出土的陶灶模型，有鼠在灶台左近活动的形象。四川崖墓发现的石刻画像，有蹲坐的犬口衔鼠的画面，有人称作“狗咬耗子”。内蒙古汉墓出土陶仓，多以彩绘或堆塑方式制作成鸮的形象。有人认为这是欲借用鼠的天敌的威慑力镇伏鼠患对粮食储备的危害。河西汉墓出土木雕动物形象，有人称作“木虎”，有人称作“木猫”。虎也是猫科动物。这种文物遗存也许有益于探讨猫的驯宠的历史。汉代遗址猫骨的出土，也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4)。《艺文类聚》卷九三引《东方朔传》有这样一段文字，说骠骑将军霍去病责难诸博士，东方朔予以机智的回答：“干将莫耶，天下之利剑也。水断鹄雁，陆断马牛。将以补履，曾不如一钱之锥。骐骥騄耳，天下之良马也。将以捕鼠于深堂，曾不如跛猫。”如果这一记载可信，那么，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了以“猫”“捕鼠”的克服鼠患的方式。
赵奢的比喻：“两鼠斗于穴中”
对于战国时期的军事史记录，《史记》多有生动的文字传世。赵国名将赵奢论战，曾经以“鼠”比喻。《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写道，“秦伐韩，军于阏与。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召乐乘而问焉，乐乘对如廉颇言。又召问赵奢，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救之。”赵奢是在面对勇悍的秦远征军的临战形势下说这番话的，所谓“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体现出决战决胜的英雄主义气概。
对这次战役的记述，《史记》卷五《秦本纪》写道：“（秦昭襄王）三十八年，中更胡阳攻赵阏与，不能取。”《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记载：“赵使赵奢将，击秦，大破秦军阏与下，赐号为马服君。”《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也说：“赵奢破秦军阏与下。”
战国时期的天下形势，如《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所记述，“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横，驰车击毂，介冑生虮虱，民无所告愬”，又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所说，“伏尸百万，流血漂卤”。所谓“诸侯争强，战国并起，甲兵不休”（《盐铁论·未通》），强调了当时战争的激烈。赵奢以“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比喻战场形势。“两鼠斗于穴中”，生动地形容“道远险狭”，作战艰难。《史记》保留了一个勇敢军人体现“战国构兵，更相吞灭，专以争强攻取为务”（《中论》卷下《历数》）之时代精神的生动鲜活的语言史料，值得我们珍视。而其中有关“鼠”的文字，说明对话双方赵奢、赵惠文王，以及太史公本人，都是熟悉这种动物的生活习性的。人们日常知识中对“鼠”的活动特点的了解，还体现于《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述的语言“首鼠两端”。
我们在汉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的《盈不足》部分看到有这样一道算题：“今有垣厚五尺，两鼠对穿。大鼠日一尺，小鼠亦日一尺。大鼠日自倍，小鼠日自半。问几何日相逢？各穿几何？答曰：二日、十七分日之二。大鼠穿三尺四寸、十七分寸之十二，小鼠穿一尺五寸、十七分寸之五。术曰：假令二日，不足五寸。令之三日，有余三尺七寸半。”说两只老鼠迎向穿穴，要打通厚五尺的墙垣，“大鼠”的进度是一天一尺，第二天速度会增倍。“小鼠”的进度也是一天一尺，但是效率会逐日减半。问：多少天两只老鼠会相遇，各自掘进的尺度是多少。答曰：二日又十七分之二日两只老鼠可以会师。届时“大鼠”穿三尺四又十七分之十二寸，“小鼠”穿一尺五又十七分之五寸。这一算题的设定，体现当时人们对“鼠”“穿”“垣”的情形是相当熟悉的。所谓“大鼠日自倍，小鼠日自半”，说明人们对“鼠”的“穿”“垣”能力的观察非常细致。而“垣厚五尺，两鼠对穿”，在穴中“相逢”时刻，和赵奢所说“两鼠斗于穴中”的场景，还是有几分相似的。
李斯的人生启示：“厕中鼠”与“仓中鼠”
秦王朝名相李斯，是为秦实现统一以及秦帝国的行政建设多有贡献的政治家。他在狱中上书秦二世，自陈“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有“罪七”，实际上自述七个方面“有功”的政治表现。其中第一条就是“兼六国”，“立秦为天子”。李贽曾经评价他和秦始皇共同设计的秦的政体：“此等皆是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史纲评要》卷四）他所力倡的中央直接管理郡县的行政格局，按照王夫之的说法：“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读通鉴论》卷一）
李斯走向成功的人生道路，起步时竟然有与“鼠”相关的故事。《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开篇就记载了他早年的励志故事：“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里说“为郡小吏”，按照司马贞《索隐》的解释，只是“乡小吏”，引“刘氏云‘掌乡文书’”。李斯少年时，身份为底层小吏，看到住处的“厕中鼠”，食用的是不清洁的物品，活动地点离人和狗都比较近，经常因此惊恐。李斯进入粮仓，又看到“仓中鼠”，吃的是数量充备的“积粟”，居住空间宽敞高大，又不会面对频繁受到人和狗侵扰之忧。李斯想，同样都是“鼠”，却有这样鲜明的差别。于是感叹道：人的境遇高显或者卑下，人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就像“鼠”一样，全在自己选择位置。
李斯于是追随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于楚国，但是判断“楚王不足事”，又看到“六国皆弱”，发现“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决心“西入秦”。后来成为有作为的政治家。《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的《索隐述赞》写道：“鼠在所居，人固择地。”也突出强调了李斯“观仓中鼠”故事的意义，用以启示《史记》的读者。
顾炎武诗作《有叹》涉及李斯言行：“少小事荀卿，佔毕更寒暑。慨然青云志，一旦从羁旅。西游到咸阳，上书寤英主。复有金石辞，粲烂垂千古。如何壮士怀，但慕仓中鼠。……”（《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卷一四）李斯“慨然”“粲烂”的“壮士怀”，竟然因“慕仓中鼠”得以激发，确实是古来人才史、人才思想史、个人奋斗史中的非常有意思的情节。《史记》保留了这样难得的心理记录，是我们应当感谢司马迁的。
丝路“火山国”知识：“白鼠皮”“火浣布”
司马迁撰作《史记》的时代，是中国史的英雄时代，也是我们民族发展进程中多有进取的时代。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就是经张骞出使西域，正式打通了中原往西北方向开拓文化交往机会的路径。《史记》最早记录了这一对于世界文明史具有特殊意义的重大进步，称之为“张骞凿空”（《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张骞将“身所至”即亲自考察和得自“传闻”的关于中亚世界的地理与人文知识带到长安，丰富了中原人对于天下的认识。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述了关于“安息”的信息：“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对于这段话的解释，张守节《正义》引《后汉书》说到“在西海之西”的“黎轩”或称“犁鞬”，也就是“大秦”的物产：“大秦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城四百余所。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大秦”，是汉晋时对罗马帝国的称呼。张守节《正义》引录的三段文字都说到“火浣布”。除了《后汉书》外，还有万震《南州志》云：“海中斯调洲上有木，冬月往剥取其皮，绩以为布，极细，手巾齐数匹，与麻焦布无异，色小青黑，若垢污欲浣之，则入火中，便更精洁，世谓之火浣布。”又《括地志》云：“火山国在扶风南东大湖海中。其国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树皮，绩为火浣布。”“火浣布”，就是石棉织品。《列子·汤问》说到“火浣布”：“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则火色，垢则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张湛注：“火浣布”，“事实之言”“无虚妄”。卢重玄解：“火山之鼠得火而生”，“布名与中国等，火与鼠毛同，此复何足为怪也？”《汉书》卷三〇《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但据说已经散失。现在我们看到的《列子》，多以为伪书。但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其中也有早期文献的内容：“盖《列子》晚出而早亡，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假为向序以见重。”杨伯峻赞同这一论断，又指出，其中所“聚敛”的原始材料，“除了马氏所列举之外，还有一些当时所能看到而今已亡佚的古籍，例如《汤问》、《说符》的某些章节，既不见于今日所传先秦、两汉之书，也不是魏晋人思想的反映，而且还经魏晋人文辞中用为典故，所以只能说作伪《列子》者袭用了别的古书的某些段落。”(5)说《汤问》可能“袭用”了较早“古书的某些段落”的看法，值得重视。我们还看到，另一种年代存在疑问的文献《孔丛子》，引据《周书》，同样说到“火浣布”，也应当注意。
《史记》虽然没有直接记述“火浣布”的文字，但是不能排除司马迁时代人们或许得自张骞收集的“传闻”，对“火浣布”有所了解的可能。而稍后文献所见相关知识的由来，也与《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对于“西海之西”和“海西”的考察导向有关。而涉及“火浣布”和“白鼠皮”“鼠毛”的神秘传说，也是在进行“鼠”的讨论时应当关心的。
张汤“劾鼠”
汉武帝时代著名酷吏张汤，对于当时法律建设和司法风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有这样的评价：“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司马迁记述了张汤未成年时因“鼠盗肉”而设廷讯审问“鼠”的故事：“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少年张汤“守舍”疏失，因“鼠盗肉”受到父亲责打，于是掘开鼠洞，捕得“盗鼠”，严刑审讯，其“劾鼠”形式，“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直至处刑，“具狱磔堂下”，程式一如正规法庭，“其文辞如老狱吏”。其父因此“大惊”，于是后来安排他参与司法的学习和实践。
关于张汤捕得“盗鼠”的方式，《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说“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艺文类聚》卷九五引《史记》作“汤掘，遂得盗鼠及余肉”。《汉书》卷五九《张汤传》说：“汤掘熏得鼠及余肉。”采用了“熏”的方式，与《史记》不同。《太平御览》卷五一八引《汉书》作“汤掘地熏鼠得余肉”，卷六四三引《汉书》作“汤掘燻得鼠及余肉”。也都说到“熏”。卷八六三引《汉书》作“汤掘室得鼠及余肉”。
“劾鼠”故事，对于张汤来说，影响了他的人生方向；对于汉帝国来说，实现了一位司法大臣事业的启程；对于中国法律史来说，则标志着一位法学人才成功的起跑线。
张汤“为儿”时“劾鼠”的事迹，后来成为历代诗文习用之典。如唐人骆宾王“折狱磔鼠，谢其严明”文句（《上齐州张司马启》，《骆临海集》卷七），宋人李彭“劾鼠得备具，妙处固难忘”（《游仙二首》之一《日涉园集》卷三）诗句。金人李俊民诗“书爱换鹅功不到，狱因劾鼠法先知”（《又用济之韵赠子昂》，《庄靖集》卷二），也说张汤“劾鼠”事。宋人李流谦诗“对客颇能嗔字父，劾鼠狱词老吏服”（《观小儿瓮戏》，《澹斋集》卷三），则以儿童生活考察的视角回顾“劾鼠”故事。
宋人刘克庄曾撰《劾鼠赋》，文辞生动，值得一读。他就鼠啮造成珍爱图书的损坏，写述了伤心和愤恨：“余悯黄卷兮惧白蟫之害，颇整比其散乱兮又补完其破碎。手自扃鐍兮若巾袭于珍具，虽稍辟以蠹类兮曾不虞于鼠辈。”警惕书蠹的危害，却疏忽了鼠患，“偶一夕之慵夕遗数帙其外，明发起视兮遭毒喙。皮壳无恙兮残腹背，余意不怡兮朝食废。”书籍残破，心情不好，以致不思饮食。于是想到张汤“劾鼠”古事：“思古事兮发深慨，彼盗肉兮汝常态，尚熏掘而诛磔兮矧灭籍之罪大。余非刀笔吏兮莫鞫讯而捕逮，始诘汝以理兮具以臆对。”他说，我家“余廪有粟兮菽园有果菜”，且“库有醯醪兮庖有脯醢”，责问鼠辈“汝出没其间兮且攫且嘬”，通常“每择取其甘鲜”，而只留给我残败。刘克庄又愤然斥问：“汝于此兮夫岂不快，书于汝兮曾微纤芥。”如此还不满足，竟然损坏对你并没有什么诱惑力的图书！难道你“前身”是从事“剽窃”的“盗儒”吗？他表示自己“嗜书”超过饮食美味，“虽无万卷兮寸纸亦爱”。遂严词警告鼠辈：“犯前数条兮原其罪，惟啮余书兮不汝贷。求良猫兮设毒械，如永某氏之鸟兮汝毋悔。”最终，“鼠默然失辞兮叩头而退。”（《后村集》卷四九）
张汤墓位于陕西西安长安区郭杜附近，近年被发掘。出土有“张汤”字样的印章帮助考古学者得以大体确定了墓主身份。有意思的是，墓葬遗址就在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一代司法名臣安葬的地方，两千年后竟然是培养法学精英的高等学府。这应当是张汤不会想到的，当然也是记述张汤事迹的《史记》作者司马迁没有想到的。
(1) 李菁叶：《睡虎地秦简与放马滩秦简〈日书〉中的十二兽探析》，《南都学坛》2011年第5期。
(2) 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河山集》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5月版。
(3) 《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
(4) 王子今：《大葆台汉墓出土猫骨及相关问题》，《考古》2010年第2期。
(5) 《列子集释·前言》，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