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雷台铜马“紫燕骝”说商榷

因造型风格优美、铸作工艺精湛而体现出极高艺术价值的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铜马，已经被确定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这件特殊的文物虽然海外享誉，却未能天下知名。这是因为对于其定名，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始终未能得到普遍确认的缘故。曾经有“马踏飞燕”说，“马超龙雀”说，“飞廉铜马”说，“马神房星”说，“天马”说等，有的则直称“铜奔马”。后来又有学者注意到南朝沈约诗“紫燕广陆离”，梁简文帝诗“紫燕跃武，赤兔越空”以及李善注谢灵运诗所谓“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一名飞燕骝”等资料，认为：“武威铜马足下的飞燕无疑是用来比喻良马之神速，这种造型让人一看便知其意，所以铜马应直截了当取名为‘紫燕骝’或‘飞燕骝’，此名恰合古意，最为雅致贴切。”

所说李善注文帝良马“飞燕骝”，原文出自《西京杂记》。《太平御览》卷八九六引文写作：“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骏足也。名曰：浮云、赤电、绝群、逸骠、紫燕骝、绿螭骢、龙子、麟驹、绝尘。号为‘九逸’。”我们现在看到的《西京杂记》，卷二有“文帝良马九乘”条：“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马也。一名浮云、一名赤电、一名绝群、一名逸骠、一名紫燕骝、一名绿螭骢、一名龙子、一名麟驹、一名绝尘，号为‘九逸’。”骏马以“紫燕”名，魏晋南北朝时代多见其例。魏刘邵《赵都赋》说到讲武狩猎形势，其良马有“飞兔、奚斯、常骊、紫燕”。南朝宋颜延之作《赭白马赋》，其中写道：“将使紫燕骈衡，绿虵卫毂。”李善注引《尸子》：“我得而民治，则马有紫燕、兰池。”颜延之《天马状》又说：“降灵骥子，九方是选。”“水轶惊凫，陆越飞箭。遇山为风，值云成电。”其中也列有“紫燕”。北周庾信的《谢滕王赍马启》也有“翻逢紫燕”的文句，并以“流电争光，浮云连影”赞美其神速。庾信的《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又说到“选朱汗之马”事，包括“红阳飞鹊、紫燕、晨风，唐成公之骕，海西侯之千里”等。晋张协《七命》也有“驾红阳之飞燕，骖唐公之骕”句。李善注认为“红阳飞燕”的意义未能明确，但是他又引录了另一种说法：《骏马图》有“含阳侯骠”，“含阳侯”可能就是“红阳侯”。张铣的解释则明确说“红阳”是“有良马名‘飞燕’”的主人。这里所说的“红阳”，应当就是西汉末年的外戚贵族红阳侯王立。《汉书·元后传》关于王立有“五侯群弟”“狗马驰逐”的记载，又说他“臧匿亡命，宾客为群盗”，可见此人附庸侠风，而又性好“驰逐”，收养骏马是很自然的。这样，我们可以就成书年代未能十分确定的《西京杂记》一书中汉文帝良马“紫燕骝”的传说，提出在武威雷台铜马铸作之前的西汉时期确有“紫燕”名马的推证。

那么，是不是应当赞同“铜马应直截了当取名为‘紫燕骝’或‘飞燕骝’”的意见呢？现在看来，还有讨论的必要。

提出武威雷台铜马“紫燕骝”说的学者在否定其他定名时，对于“飞廉铜马”之说的分析最为详尽。论者指出，“飞廉”所指，是人是神，是禽是兽，尚无定论。“两汉之间神话颇多，汉代画像石中常有人骑神兽、驾神龙升天的景象，亦有骑马的形象，但神兽归神兽，马归马，在这些图案中各有定形。”“至于《后汉书·董卓传》所说，当是飞廉归飞廉，铜马归铜马……。”而我们所讨论的这件铜铸作品，又何尝不可以说是马归马，燕归燕呢？人们还会问，设计者和铸作者何以要将骏马定名的象征以另一物象置于马的后足之下呢？

如果说“这种造型让人一看便知其意”，最为直接的感觉，应当是骏马对于飞禽的超越。如晋人傅玄《乘舆马赋》所见对良马的形容：“形便飞燕，势越惊鸿”。因此，以往所谓“马超龙雀”说的“超”字，是有合理性的。而“铜马应直截了当取名为‘紫燕骝’或‘飞燕骝’”的意见，则似乎忽略了原器骏马后足踏燕的“超”“越”的象征意义。

从武威雷台铜马的造型看，现在还很难以某种古代文献所见名马的名字为其定名，如“紫燕骝”“飞燕骝”等等。而且实际上，制作者的原意，也未必是具体象征某一匹马。况且墓主“守张掖长张君”作为偏处西北的一位地方行政官员，以数百年前汉文帝一匹私爱良马的模型随葬，似乎也是不适宜的。

就现有我们对于武威雷台铜马的认识来说，如果一定要确定其名称，不妨暂且称之为“天马”。《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起初以《易》书卜问，得到“神马当从西北来”的兆示。他接受乌孙王所献良马，命名为“天马”。后来又得到更为骠壮的大宛的“汗血马”，于是把乌孙马改称为“西极”，将大宛马称为“天马”。据说汉武帝为了追求西方的良马，使者往来西域，络绎不绝。《汉书·礼乐志》说，“天马”西来，“径千里，循东道。”入玉门关时尚有良马千余匹之多。地处“东道”之上的张掖，民间一定保留有对于当时情形的鲜明记忆。而护送大宛马的将士曾经得到丰厚赏赐。这对于河西官吏的心理震动，也应当是强烈的。汉武帝得到西域宝马之后，曾经兴致勃勃地作《天马歌》，欢呼这一盛事，其中有“骋容与兮蹈万里”句。而《西极天马歌》之作又写道：“天马徕，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可以看到，汉武帝渴求“天马”，并非仅仅出于对珍奇宝物的一己私好，而同时借以寄托骋步万里，降服四夷的雄心。“天马”作为一种文化象征，体现着以英雄主义为主题的时代精神。志向高远，视界雄阔，是这种精神的特征。而燕雀，虽常常借喻轻捷，就“志”之命意而言，则大多赋予贬义。陈涉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名言。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的赞语中有才志杰出之士曾经困于燕雀之说。他在《王命论》中，也曾经写道：“驽蹇之乘，不骋千里之途；燕雀之畴，不奋六翮之志。”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又有“弃燕雀之小志”的说法。李白《天马歌》中也能够看到“回头笑紫燕，但觉尔辈愚”的文句。李白笔下与“天马”作对比的“紫燕”，可以理解为“燕雀之畴”，也可以理解为如“紫燕骝”等一般的良马。从这一思路认识武威雷台铜马制作者以马足超跨“燕雀之畴”的构想，可能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