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纳粹德国的意图指标与二战爆发：1934—1939年

从今天“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纳粹德国当时的战略野心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宣扬的目标，与后来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的可怕行动非常相似。由此英国决策者对纳粹德国的善意幻想显然是错误的，尤其是认为可以通过让步满足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欲望更是错上加错。然而，仅仅将这种战略失误归因于领导人的天真，也是极具误导与不合时宜的。20世纪30年代，英国决策者与政府部门在努力评估纳粹德国对欧洲大陆及其他地区的外交政策目标时，就这些目标的性质和范围也展开过激烈的辩论。

本书用三章篇幅重新审视了二战爆发前这段时间，英国政府对德国威胁意图的讨论过程。与许多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本书没有评估英国当时对德政策的有效性，也没有评估英国决策者在当时对德国威胁评估的准确度。¹相反，接下来的三章只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英国决策者及其情报部门在推断纳粹德国的长期意图时，使用了或忽视了哪些意图指标。本章追踪了1934—1939年英国对纳粹德国的军事能力、军事学说与行为变化的看法。此外本章的具体案例展示了选择性注意理论、能力论、战略军事学说理论与行为论预测，并阐述了选择性注意理论的假设与三大竞争性理论命题的差异。第三章基于首相张伯伦、外交大臣艾登及其继任者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等英国关键决策者的推理过程，来检验这些理论假设，第四章则对英国情报部门进行了同样的假设检验。

本章的第一部分概述了选择性注意理论的核心假设，并首先指出该理论对英国案例的预测，然后再基于此推导出每个竞争性解释的预测。

选择性注意理论

选择性注意理论预计英国决策者在评估德国的意图时，会受到自己理论学说和生动信息的影响。据此假设，可以预计英国情报部门在估计意图时使用的推理过程与英国决策者有所不同。

生动性假设

生动性假设预测，在与对手领导人互动中所产生的积极印象，会让观察方的决策者将对手意图视为不太具有威胁性。例如，德国对英国决策者“试金石”测试的积极反应，使英国决策者对德国意图的解释更倾向于善意。在二战期间，张伯伦、艾登和哈利法克斯三位主要决策者亲自会见了希特勒等德国领导人。他们各自从与德国纳粹党领导人的互动中得出了对德国的整体印象。后面第三章将详细描述这些互动。

1938年9月，在第二次苏台德危机中，张伯伦与希特勒举行了三次私人会晤。证据表明，尽管张伯伦对希特勒的个性印象比较复杂，但他认为“很难不对这个人的能力留下深刻印象”，并对第一次会面感到非常满意。尽管两位领导人在巴特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会面中存在交流障碍，但英国首相报告说，“他和德国首脑之间的信任关系显著增长”。张伯伦形成的印象是，希特勒是可以信任的对象。²

艾登在就任外交大臣之前与希特勒进行了两次正式会晤。在1934年2月的第一次会晤中，艾登试探希特勒是否愿意接受英国提出的让德国重新加入裁军会议的建议，该会议的目标是降低军备建设水平与速度，并限制各国拥有的进攻性武器数量。记录显示，在这次会晤中希特勒给艾登留下了强烈而良好的印象，他认为希特勒给他带来了“惊喜”。在交谈中，“希特勒很安静，几乎是含蓄的，带着愉快的微笑。毫无疑问，这个人很有魅力”。艾登认为，基于他们（共同参加一战）的战时经历，他与希特勒立即建立了良好的关系。³然而，同年3月25日和26日，艾登与希特勒进行了第二次系列会谈。这一次，艾登与外交大臣约翰·西蒙（John Simon）一起，试探了希特勒在军备限制、奥地利独立以及与英国签订航空条约方面的立场。与第一次印象不同，艾登记录了第二次负面印象，指出“希特勒明显比一年前显得更有权威，而且不急于取悦他人。在这第二次面谈中，我对希特勒的个性几乎产生了不好印象”⁴。

1937年11月，哈利法克斯前往德国与纳粹领导层会面，以衡量希特勒在欧洲的未来计划，并考察与德国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在这次旅行中，哈利法克斯会见了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¹⁾和希特勒。回国后，哈利法克斯与内阁成员分享了他的见解，他“不由自主地喜欢”戈培尔，并发现戈林使其心情愉快，还发现希特勒很有魅力，“非常真诚”。⁵

除个人互动之外，生动性假设还研究了“试金石”测试与对手行为之间的联系。该假设认为，决策者在设定“试金石”测试后，会更关注自己对对方所提出的要求是否得到反馈。在这一时期，张伯伦、艾登和哈利法克斯都曾试图测试德国的意图。他们都特别重视的一个“试金石”测试是：英国内阁在1936年4月精心制定的一份调查问卷。他们希望希特勒对四个具体问题作出明确答复：德国是否准备好了接受“真正的条约”，希特勒是否区分了第三帝国范围内外的德国人，德国是否尊重欧洲各国现有领土和政治地位，希特勒是否准备与苏维埃俄国、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从英国内阁特别是艾登的角度来看，对这些问题的否定回答表明德国政策具有侵略性，而肯定回答则表明德国愿意与英国达成协议。

总而言之，生动性假设认为决策者将个人互动与“试金石”测试反应视为可信指标。如果生动性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张伯伦、艾登和哈利法克斯就应该把他们对德国意图的评估与个人交往中形成的纳粹领导人印象，以及德国领导人对英国“试金石”测试的积极或消极反应相挂钩。

主观可信度假设

主观可信度假设强调，行动者的个人需求与主观期望，在解释对手行为时发挥重要作用。该假设认为，那些在1934年或之前对德国持有更多负面印象的决策者，更有可能将德国的昂贵敌对行动归因为可信的扩张意图信号。相反，对德国有更多好感的决策者更有可能忽视这些行动，并对这些行动的敌对意图表示怀疑。此外，主观可信度假设并不期望英国决策者一定会关注昂贵意图指标，而是依赖主观判断来确定各种信息的可信度。

在某种程度上，评估1934年初个人对德国的态度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因为当时各国对纳粹德国的信念才刚刚开始形成。结合原始档案、二手文献以及回忆录和传记，有助于建立一个粗略的基线信念衡量标准。英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以对德强硬著称，并对德国产生了极端负面的印象。甚至在希特勒崛起之前，他就指出德国历史是一个“连续体”，并认为“威廉时代、魏玛时代和纳粹时代是普鲁士历史的延伸，更具体地说，是普鲁士军事信念与传统的延续”⁶。在光谱的另一端，英国驻德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Nevile Henderson）对德国的印象相当友好。亨德森的著作表明，他指出德国没有理由对英国构成威胁。事实上，亨德森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后法国努力遏制德国的做法持批评态度。他还认可了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领土要求，部分原因是他认为英国应该在欧洲事务中扮演独立仲裁者的角色。他的公开演讲同样带有亲纳粹的色彩；他曾说英国应该减少对纳粹政权的压力，并主张英国可以从德国学到一些有用的经验。⁷

鉴于此，主观可信度假设预测范西塔特会将德国行动归因为可信的恶意信号，并视德国的安抚行动为廉价话语。他应该比其他决策者更早地更新自己的信念，关注德国的扩张主义意图。相比之下，亨德森预计会对德国采取敌对行动的信息价值保持怀疑，并会很晚才会更新对德国意图的信念。处于范西塔特与亨德森这两个极端之间，艾登、哈利法克斯以及张伯伦到1934年对德国意图的看法比较相似，根据主观判断决定什么是可信的意图信号，并据此改变其对德国扩张主义意图的立场。

组织专长假设

20世纪30年代，英国情报界认为其主要任务是监测德国的军事化进展，并预测德国重新武装的速度与规模。⁸从1934年起，由于英国政府开始实行有选择的重整军备政策，这些估计数字尤其重要。所有三个军种的情报组织都非常重视收集和分析德国军备库的发展趋势信息。例如，根据韦斯利·瓦克（Wesley Wark）的说法，空军情报部门收集德国空军情报的方法是“简化的方式并伴随简单的优势与成本，即未来德国的空中威胁主要根据一线飞机的数量来衡量”。因此，韦斯利·瓦克解释说：“情报部门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定量的长期预测上。”⁹英国陆军情报部门也有类似特点，认为德国军备的数量趋势为未来军队扩张提供了指标。参谋部长与各军关于德国威胁的情报报告，充斥着大量比较德军与盟军数量的图表，这意味着英国情报部门在密切关注着德国的军备库。英国情报局战略评估报告的另一项核心内容，则是预测欧洲军事力量的平衡变化。

组织专长假设认为，英国情报部门在识别德国政治和军事意图时，非常依赖其对德国军事能力的评估。与下面讨论的能力论观点相反，组织专长假设并不认为英国决策者在分析德国意图时会采用相似的推理方式。¹⁰

能力论

在本研究阶段（1934—1939年），英国情报界观察到德国的军事能力有了显著增强。因此英国情报部门认为，与德国的力量平衡在1936年前后发生了有利于德国的变化。本节回顾了英国对德国空军、陆军和海军以及欧洲力量平衡的看法及其演变趋势。

德国空军的情况

1934年初，英国空军情报局（Air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注意到，德国空军在1933年2月至1934年2月期间规模增加了一倍多，这已经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然而直到1936年，英国空军部（Air Ministry）认为，德国空军的重整步伐只是提升了效率与专业性要求。这表明，英国文职政府认为德国的行动属于一种适度的重新武装步伐。¹¹当希特勒在1935年3月宣布德国已经实现了与英国在空中力量上的对等时，英国文职领导人和空军部得出结论，希特勒有意或无意地高估了德国空军的实力。不过，这一声明促使空军情报局更新了其关于德国空军扩张速度的数据。该局此前曾预测，到1936年10月，德国空军拥有的飞机将达到1 300架；而在希特勒1935年3月进行如上宣布之后，空军情报部门认为德国空军已经加快了重整军备的步伐，因此断言德国到1937年4月可能会有1 500架飞机。英国估计，这将与法国空军的规模等量齐观。¹²空军情报部门还表示，基于效率的考虑不会影响德国在1937年4月之后进一步扩大空军实力。

随着英国对德国空军的情报能力不断提高，空军部逐步修正了原先的估计。1936年9月空军参谋部得出结论，德国不仅要建立对法国的均势，还要建立对法国的空中优势。事实上，“从1936年秋天开始建立起来的空军情报画面中的每一个要素，”瓦克写道，“表明德国空军对其他欧洲国家空军的打击能力和数量上的领先优势不断增强。”¹³因此，1936年是英国对德国空军力量情报评估的一个转折点。从1937年到1939年，英国空军参谋部报告了德国空军的加速扩张。1937年2月，英国参谋部估计德国“在1937年可能会远远领先于英国（飞机的数量）”。然而，该报告的结论是，英国仍然“在一线实力上有相当大的优势……在远距离轰炸机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而远距离轰炸机对于利用空战中的主动权具有特殊价值”¹⁴。然而，五个月后参谋部预测德国空军将在1939年之前获得对英国的一线飞机和轰炸机的优势。¹⁵在这一时期，空军情报局对德国未来的空中扩张速度作了最坏的假设，其对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的估计也越来越悲观。这种想法影响了英国对德军轰炸的潜在威胁的评估，特别是在发生战争时对英国的轰炸。

在1939年初，人们开始猜测德国似乎正在接近和平时期重整军备的极限，因为军备扩张几乎超出了德国经济的支撑能力。这时英国对德国空军实力的估计尽管低于在1938年底的预期，但仍然超过了英国和法国空军实力的总和。¹⁶在1939年2月15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一位英国空军驻外武官得出结论：

德国空军自1935年以来的快速增长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扩张正在结束。我没有发现德国劳动力或原材料短缺成为限制性因素，而是大多数新工厂现在几乎都在全力生产，但是在我看来进一步显著提升产量是不可能的。……新部队的组建可望继续稳步推进，但是除非条件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否则德国空军的实力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进一步的快速扩张。¹⁷

英国似乎不太可能抵消德国的优势，“在一段时间内，是否有可能与德国的产量持平就很令人怀疑，更不用说弥补差距了”¹⁸。

德国陆军的情况

英国对德国陆军的看法在1936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年之前，英国陆军部（War Office，与外交部不同）并不认为德军实力的迅速增长具有威胁性，而将德军的扩张解释为防御性的。但是从1936年开始，英国决策者得出结论，德国军队正在为全面战争作准备。

虽然英国观察者很早就意识到德国正在增强军力，但他们低估了纳粹政权头两年（1933—1934年）重整军备计划的力度与性质。¹⁹他们基于自己观察的指标认为，“德国目前的军事准备完全是防御性的”²⁰。然而，1935年3月希特勒开始征兵，并宣布德国军队将扩大至36个师（50万军队）。²¹因此，陆军部在1936年修改了它对德军集结速度的估计。最后的结论是，德军无疑会进一步扩张，德军正在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在整个1936年，英国情报部门不断增加其对德军预期师数的预测。²²1937年2月，参谋部得出结论，到1939年德国军队“可能会明显优于”法国军队，而英国军队即使实现预计的扩张之后，“也不可能抵消（德国）对法国的数量优势”。²³

1938年3月20日，英国参谋部得出结论，德国和平时期的陆军实力已经得到显著增强，其对36个步兵师中的4个进行摩托化，增设坦克营和摩托化机枪营，补充装甲师的坦克兵力，以及组建多个独立的新“轻型旅”。报告还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德军的军备生产速度将放缓。因此，到1942年1月之后，“（德国将能够）动员的陆军力量达到其国家人力和经济实力所能支撑的最大限度”²⁴。1938年7月，德军的兵力随着纳粹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而进一步增加。²⁵英国陆军部预测，德国将继续增强其军事能力。1939年1月和7月，工业情报中心和陆军部“注意到德国军队的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²⁶。这时，英国决策者预计德国军队将继续扩张，并将向战备状态发展。

德国海军的情况

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海军部（British Admiralty）并没有将德国海军视为一种威胁。在它看来，德国海军重整军备的规模和速度都无足轻重。英国认为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海军协议将对德国海军产生制约。来自德国海军的威胁被认为要小于来自日本海军的威胁。

在1933年，德国的海军规模很小，而且不引人注意。1935年，英国海军情报处（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NID）报告指出，德国正在寻求重建其U型潜艇舰队。海军情报处无法具体预测德国将致力于建立何种海军力量，但当时的假设是，德国不会试图建立一支能够挑战英国力量的舰队，并且希特勒也愿意签署一项协议来限制德国海军的实力。事实上，1935年3月希特勒宣布，德国将与英国签订一项海军协议，并同意将其舰队规模限制在英国皇家海军的35%水平。海军协议签署后，英国情报部门认为德国遵守了协议。²⁷1937年2月，参谋部报告指出，法国和英国拥有比德国多得多的军舰，包括六艘航空母舰，这是德国和意大利都没有的海军平台。因此，海军的力量平衡对英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1937年11月的报告概述了法国和英国在其他方面的数量优势，如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的数量优势等。

在1935—1939年，英国海军部相信海军协定的约束力量，这种信心建立在德国会遵守其条款的信念上。英国海军部认为，德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的潜力受到了协议的很大限制。²⁸鉴于此，1938年12月德国单方面宣布寻求与英国在潜艇方面的对等，着实让英国大吃一惊。随后到1939年4月，德国宣布废弃海军协议，这更让英国深感震惊。尽管1939年英国对德国日益增长的海军实力感到焦虑，但直到战争爆发英国仍然相信自己在海军方面对德国有优势。

军事力量的平衡

英国对欧洲整体军力平衡的看法在1936年也发生了变化。从1935年到1939年，英国参谋部提出了四份战略评估报告，总结了德国的军事和经济威胁。1935年10月提交给内阁的第一份报告认为，尽管德国在加强实力，但盟国在1939年之前将拥有地面、空中和海上的优势。²⁹1936年10月发布的第二份参谋部报告，被描述为“由军方情报部门对德国军事力量的痛苦的重新评估……”。具体而言，“陆军部和空军部都放弃了早期对德国军备有限的过低估计，开始通过（德国）巨大的人力和工业潜力来衡量其军事能力”。报告认为，虽然英国和法国在1939年之前将继续享有海军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德国陆军扩张速度加快，德国很可能在战争的“前半年内全面超越盟国”。³⁰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参谋部对欧洲力量平衡作了一种悲观描述：“德国在战前准备方面将具有优势。我们的海军仍将对德国拥有显著优势，但德国陆军将在数量上超过英法联军。德国在空中打击力量方面似乎可能获得对盟国的明显优势。”³¹

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份战略评估报告于1939年2月发布。报告显示盟军面临的形势开始恶化，德国和意大利在地面和空中力量方面已经享有巨大优势。然而，报告还强调了其他因素，如防空、民众士气和国家经济实力，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英国有理由对欧洲未来的力量平衡保持乐观。³²正如诺林·里普斯曼（Norrin Ripsman）和杰克·列维（Jack Levy）所言，英国军力在数量与质量上的发展也增强了英国人的信心，如“缩小英属岛屿海岸的防御差距，扩充皇家空军（RAF）的轰炸机部队使其能够对德国进行空中进攻，并持续改造皇家海军使其能够在地中海和本土水域开展行动”³³。然而，总体而言，报告明确指出总体力量对比仍然有利于德国。

分析总结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对德国军事能力和整体力量平衡的看法逐步发生变化。首先，从1933年到1935年，英国认为德国的军事集结是防御性的，而且扩军速度适中。军事力量的均势“被认为可以显示出盟国在海、陆、空所有三个作战维度上都对德国保持着舒适优势”。1936年秋天，英国情报与军事机构却修改了他们先前的评估。德国军事扩张的速度之快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这些报告显示，目前的军事实力对比开始向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³⁴从数量优势假设的角度来看，这一证据应该导致英国对德国意图持更加敌对的看法，尤其是在1936年之后更应如此。根据能力论假设，英国决策者与情报部门都应该根据德国军事能力的变化趋势来评估德国意图。

英国决策者们显然认为欧洲的攻防平衡更有利于防御。根据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的分析，对防御效力的战略信念塑造着英国在战时的避让行为。³⁵根据进攻-防御假设，德国进攻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在1936年之后）应该使英国观察者将这视为进攻性意图的昂贵信号。根据能力论假设，英国决策者与情报部门在讨论德国意图时，都应该会关注德国进攻性或防御性实力的增强。

战略军事学说理论

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军事学说比早年更具进攻性和创新性。正如波森所言，它旨在实现“无限的、机会主义的侵略运动”³⁶。这种理论将快速的空中打击与陆军装甲进行独特组合，旨在直接摧毁对手的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系统。这种理论被称为“闪电战”，旨在通过步兵和装甲部队的渗透战术与侧翼运动，以装甲部队深入敌军后方的方式“瓦解”敌军。尽管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了闪电战理论，但对于希特勒在二战前何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新军事学说的倡导者给予政治支持，历史学家还存在分歧。³⁷也不清楚德军究竟是何时将闪电战作为其官方理论的。³⁸

战前，英国观察者对德国闪电战学说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当时的军事学说是进攻性的，但现有文件显示，英国情报界对其性质的认知存在分歧。特别是在1937年之后，当可以获得有关德国装甲部队的情报时，情况更是如此。英国情报界的一些人，包括英国驻柏林武官弗雷德里克·霍特布拉克上校（Frederick Hotblack）报告说，德国最高统帅部在1937年初正在辩论装甲部队的理论。那些主张将装甲车部署到德国东部边界外的地区进行作战的观点，开始获得希特勒的支持。到1937年中期，霍特布拉克上校在目睹了德军的一次训练演习后，向国内报告了德国装甲师在战争初期展示的极快速度优势。他认为，德国陆军已经决心发展出一种快速进攻的大战略。同时，德军的战术模拟使霍特布拉克上校得出结论：“至少在目前，关于使用新式武器的理论还没有制定出来，当然所有的部队也还没有时间学习使用它们。”霍特布拉克上校表示，德国空军和陆军之间的合作并不十分默契。由此英国政府相信，德国空军的主要任务是对英国进行战略轰炸。³⁹这一时期支配英国所有战争计划的假设是：德国最有可能通过从空中打击英国的战略资产来取得快速胜利。⁴⁰

到1938年中期，英国陆军部第一次“成功地确定了德国闪电战的所有要素——装甲先锋、前进速度和空中支援的三要素”⁴¹。当然，并非所有英国情报部门的成员都关注这些要素。例如，新任英国驻柏林武官诺尔·梅森-麦克法兰上校（Noel Mason-Macfarlane）强调，德军理论中的常规要素是突袭手段，包括战略轰炸和依赖马匹运输的步兵师。⁴²历史证据表明，在1939年9月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情报界无法对德国的军事学说形成一致的看法。⁴³最重要的是，正如F.H.欣斯利（F.H．Hinsley）所说，“在现存记录中，没有迹象表明英国陆军部分发了任何关于德国使用装甲闪电战的可能性研究报告，尽管这方面的证据肯定存在”⁴⁴。关于德国军事学说的不确定解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闪电战理论”是基于1939—1940年德国对波兰和法国战争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演变出来的新学说。⁴⁵

分析总结

尽管对闪电战的具体细节缺乏全面的了解，但是英国情报部门一贯明确认为，德国的陆空理论学说是以进攻为导向的。英国战争计划的所有现有证据都假定德国将是侵略者。英国决策者预计德国军队将先发制人以确保快速赢得胜利，并预测德国空军将被独立使用，即尝试对英国进行致命性打击。英国战略家当时认为，防御性战略比进攻性战略更有优势，特别是在陆战中。根据战略军事学说理论，在相信防御占优的情况下，德国军事学说的进攻性应该会让英国决策者认为1934—1939年的德国意图是敌对性的；我们也应该找到证据表明，英国决策者与情报部门对德意图评估至少部分建立在对德国军事学说的理解基础上。

行为论

行为论检验了德国的昂贵行动如何影响英国对其意图的看法。在这一时期，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昂贵成本行动，既有敌对性的，也有安抚性的，客观上确定什么是昂贵行为信号并不简单。在这里，本书提供了一份国际行动清单，这些行动符合其他学者设定的标准，也至少引起了英国观察者的关注。在被定义为昂贵成本的诸多行动中，德国有两项敌对行动特别突出：1936年莱茵兰地区的再军事化行动和1939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在这两项行动中，德国都明确使用了军事威胁，并在帝国边界外使用了军事力量。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由于希特勒在采取敌对行动的同时还采取了成本昂贵的安抚行动，根据行为论明确预测英国的看法何时应该改变是很困难的。但是，在1936年之后德国的大多数昂贵行动似乎都是旨在改变现状，因此在性质上并非安抚性的。(https://www.daowen.com)

1933年，希特勒在成为德国总理后不到一年就退出了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然而紧接着，在1934年德国却与波兰签署了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通过此举旨在向欧洲各国展示德国的和平安抚意图。⁴⁶另一个重要的安抚行动是在1934年6月签署的《英德海军协定》，该协定明确将德国舰队的数量限制在英国水面舰艇的35%和潜艇的45%的水平上。

1936年3月7日，德国军队将莱茵兰地区重新军事化。希特勒在莱茵兰地区的行动之所以是昂贵的，并非因为采取此行动需要动员军队，而是因为这有可能与法国和英国发生武装冲突，因此只有具有修正主义意图的国家才会采取此类行动。⁴⁷1936年7月，奥地利和德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其中德国承认奥地利的全部主权，而后者则承认自己属于德裔国家。奥地利政府承诺在其总体政策和对德政策中采取相应行动。⁴⁸德国在1937年的行动再次表现出侵略性和安抚性昂贵行动的混合，而此时的敌对色彩开始超过安抚色彩。1937年1月，希特勒再次提出归还德国殖民地的要求，同时声称德国保证比利时和荷兰的主权是不可侵犯的。⁴⁹但在5月，英国外交部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报告，称希特勒计划在捷克斯洛伐克或奥地利进行有限的军事冒险。⁵⁰1938年3月，德国宣布与奥地利结盟。⁵¹3月至8月间，围绕苏台德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9月，由于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迫在眉睫，张伯伦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会面。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于9月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英国和法国同意割让苏台德地区，并保证捷克斯洛伐克新划定的边界不受外部侵略。捷克斯洛伐克除了接受《慕尼黑协定》外别无选择，1938年10月1日，德国军队占领了苏台德地区。

1939年1月，德国要求将波兰城市格但斯克（但泽[Danzig]）纳入帝国版图，并以保证波兰的经济利益作为回报。随后，希特勒于1月30日在帝国议会发表和解演说，宣布德国除了要求归还德国殖民地外，对英国和法国没有领土要求。然而，大约在同一时间，英国决策者收到的情报显示，希特勒正考虑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向西发动进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引起了英国决策者更大的关注。2月28日，德国在回答英国和法国询问时表示不能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因为该国的表现以及它与邻国的关系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最后，3月13日德国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解雇几名涉嫌反纳粹的部长，德国军队于次日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土。⁵²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张伯伦宣布英国和法国将保护波兰免受德国侵略，希特勒对此作出了强硬回应，即德国撕毁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⁵³随后，德国和意大利于5月22日签署了一份正式的军事联盟条约。此后德国进一步努力制衡西方盟国，最终在8月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挑战了英法的保证承诺，闪电般入侵了波兰，而英法为兑现承诺被卷入战争。

分析总结

上述分析表明，德国在此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昂贵成本行动，令英国决策者们感到担忧。⁵⁴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德国退出了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推进莱茵兰地区的军事化，吞并奥地利，公开威胁在苏台德地区使用武力，以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从当前行动假设的角度来看，这些行动应该让英国观察者认为德国的意图越来越具有敌意。但德国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性行动，如1935年与英国签署海军协定，以及与几个邻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敌对信号对英国意图评估的影响。然而从1936年开始，德国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敌对的，而非安抚性质的。有两项行动是特别具有信息含义的：一个是莱茵兰地区的再军事化，这是德国第一次在帝国边界之外使用武力；另一个是德国在1939年3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和占领，这明确背弃了《慕尼黑协定》。根据当前行动假设，这些行动应该传达了一个明确的意图信息。总体而言，当前行动假设告诉我们，英国决策者与情报部门会将德国的昂贵行动视为敌对意图的指标，并相应地更新他们的认知信念。我们应该期望这两组行为者在解释其对德国意图评估时，都会提到这些昂贵成本行动，而忽略非昂贵成本行动。

过去行动假设强调，1934—1939年英国对德国的看法受到希特勒于1933年1月上台前的昂贵成本行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的敌对行为，应该作为评估二战前德国意图的一个参考点。⁵⁵

在下一章中，本书将研究英国决策者使用了哪些指标来推断德国意图，以及选择性注意理论与三大竞争性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解释力。接下来的一章评估了英国情报部门在其协调战略评估报告中所反映的意图推断过程。

注释

1．尽管本案例研究对英国的意图评估如何驱动其对德政策并不感兴趣，但本书确实考察了英国决策者集体或单独倡导的政策，以佐证他们的意图评估。

2．Robert C．Self，Neville Chamberlain：A Biography，Aldershot，UK：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6，p.317.

3．Anthony R．Peters，Anthony Eden at the Foreign Office，1931—1938，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p.46.

4．Ibid.，p.88.

5．Adam Roberts，The Holy Fox：A Biography of Lord Halifax，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91，pp.72—74.

6．Michael Lawrence Roi，Alternative to Appeasement：Sir Robert Vansittart and Alliance Diplomacy，1934—1937，Westport，Ct：Praeger，1997，p.12.

7．Aaron L．Goldman，“Two Views of Germany：Nevile Henderson Vs．Vansittart and the Foreign Office，1937—1939,”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6，No.3，1980，p.253.

8．Wesley K．Wark，The Ultimate Enemy：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Nazi Germany，1933—1939，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18.

9．Ibid.，p.36.

10．与能力论不同，组织专长假说并没有预测英国情报部门会从德国军事能力指标推断出意图，该假说只是预测参谋部将采用“数豆子”的方式来评估德国的意图。

11．“Progress in German Military Rearmament，July to September 1934,”October 19，1934，War Office（WO），32/6594，pp.1—5.

12．这种计算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假设，即希特勒只打算实现与法国的空中均势。正如联合情报小组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所指出的：“德国似乎仍然坚持其在1935年所表达的意图，即实现与法国的空中均势，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扩大和提高空军能力的行动有所放缓或增加。”Joint Intelligence Subcommittee，“Foreign Armament,”January 22，1937，Cabinet Files（CAB）56/2.

13．Wark，The Ultimate Enemy，p.64．帝国防务委员会（CID）作为首相的独立咨询委员会，对关于德国每月飞机产量快速增长的报告感到担忧。因此在1936年底，英国开始设想德国进行空袭的情景。这使得英国的决策者们得出结论，英国应该避免战争，直到其防空能力得到改善。参见Minutes of The 283rd Meeting of The CID，October 29，1936，CAB 2/6，176；“Estimated Scale of Air Attack on England in the Event of War With Germany,”CID Memorandum by The Cos Subcommittee，Enclosure 2，June 16，1937，CAB 3/6，310；亦可参见Gerald Lee，“‘I See Dead People’：Air-Raid Phobia and Britain's Behavior in The Munich Crisis,”Security Studies，Vol.13，No.2，2003—2004，pp.230—272；Uri Bialer，The Shadow of The Bomber：The Fear of Air Attack in British Politics，1932—1939，London：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1980；G．Bruce Strang，“The Spirit of Ulysses? Ideology and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Diplomacy and Statecraft，Vol.19，No.3，2008，p.491。

14．COS Committee，“Comparison of The Strength of Great Britain With That of Certain Other Nations,”February 9，1937，CAB 24/41.参谋部在1937年11月分发给内阁的报告中重复了这些结论。Ibid.，November 12，1937，CAB 24/296.

15．Norman Henry Gibbs，Grand Strategy，Vol.1，Rearmament Policy，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76，p.567；Minutes of the 298th Meeting of the CID，July 29，1937，CAB 2/6，p.275.

16．Minutes of the 316th Meeting of the CID，March 31，1938，CAB 2/7，pp.151—152.

17．第四次战略评估报告，引自Wark，The Ultimate Enemy，p.214。

18．不过，英国空军武官还是乐观地得出结论：“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差距必能稳步缩小。即使英国空军不能在实际数量上赶上德国空军，两者之间的差距也正在不断缩小。”

19．Wark，The Ultimate Enemy；David Dilks，“Appeasement And ‘Intelligence,’”in David Dilks ed.，Retreat from Power，1906—39，Vol.1，Studies in Britain's Foreign Polic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Macmillan Press，1981，pp.141—142；Barton Whaley，“Covert Rearmament in Germany，1919—1939：De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5，No.1，1982，pp.3—39.

20．Ministerial Subcommittee，“Report of The Ministerial Subcommittee on German Rearmament,”November 23，1934，CAB 24/268.

21．“The German Army：Its Present Strength and Possible Rate of Expansion in Peace and War,”War Office Memorandum，January 1936，WO 190/379，pp.3—14.鉴于德国的战略需求和德国承诺不会超过这些数字，希特勒的公告令陆军部感到惊讶，但并没有感到震惊。然而，外交部关于此次军备建设对未来欧洲力量平衡和稳定的意义存在分歧。陆军部预计德国向东扩张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由于这一地区并不构成英国的重要利益，它并不反对给希特勒自由空间；与此相反，外交部则认为，德军的扩张对欧洲稳定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22．War Office Note on Cabinet Paper No.CP 13（36），“The German Danger,”January 27，1936，WO 32/3593；“Suggested Amendments to Table ‘A’ of J.P．111,”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Memorandum，May 13，1936，WO 190/428，p.2.军情三处（MI3b）还观察到，德国的装备更新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每年都能增加15个新的师团。“The German Army：Its Present Strength and Possible Rate of Expansion in Peace and War,”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3b Memorandum，July 15，1937，WO 190/555，pp.7—8；“Expansion of The German Army in 1936—1937,”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Memorandum，September 19，1936，WO 190/459，p.4；Untitled Document，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Memorandum，November 26，1936，Wo 190/486，p.2.

23．1937年11月，参谋部估计到1938年1月，德国将有能力在战争的第一天将39个师投入战场，在最初的四天里有15个后备师。COS Committee，“Comparison of the Strength of Great Britain with That of Certain Other Nations as of January 1938,”November 12，1937，CAB 24/296；“Developments in Germany's Military Organization,”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Memorandum，November 3，1937，WO 190/543，p.3.

24．COS Committee，“The German Army：Its Present Strength and Possible Rate of Expansion in Peace and War,”April 28，1938，CAB 24/276.此外，英国还看到由于德奥合并，德国军队的整体实力有了很大提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德奥合并缓解了德军在经济和原材料上的限制。参见“Germany：Economic Effect of Absorption of Austria,”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3b Memorandum，May 31，1938，WO 190/629，1—2。到1938年中期，英国预计到1942年德军将拥有240个师可以参战，参见“The German Army：Its Present Organization and Strength,”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3b Memorandum，June 15，1938，WO 190/634，1。

25．Minutes of the 320th Meeting of the CID，April 28，1938，CAB 2/7，174；“Strength of The German Army,”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3b Memorandum，May 1938，WO 190/630，43.

26．陆军部估计，德国和平时期的军队总数为52个师，而战时的潜在军队约为121至130个师。Wark，The Ultimate Enemy，p.111.

27．英国外交部怀疑这些长期估计的准确性，以及德国是否会遵守限制其海军后备力量的承诺，但由于没有情报支持这种猜测，外交部接受了英国海军情报处关于德国舰队未来增长速度的预测。Wark，The Ultimate Enemy，pp.135—140.

28．Ibid.，p.140.

29．到1939年，盟军将在第一线总兵力数量上拥有明显空中优势（4 560架对2 400架），但在轰炸机方面只有大约20%的优势（1 600架对1 200架）。该报告指出：“英国和法国的联合舰队将明显优于德国舰队。”1935年，军情三处的总参谋部对盟军在战争中战胜德国的机会持乐观态度：“我们不认为，到1939年德国将处于战备状态，即它可以对英国、法国、比利时甚至荷兰发动战争，并且有一定的胜算。”引自The General Staff of MI3b，February 28，1935，WO 190/303，2。

30．COS Committee，“Appreci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Event of War Against Germany in 1939 by The Joint Planning Subcommittee,”October 26，1936，CAB 53/29.该报告指出，由于法国的工业限制，德国在1939年战前六个月可能会保持微弱地面优势，但在1939年之后德国的优势可能会加强。这份报告的结论是，盟国目前的空中后备力量旨在实现与德国在数量上对等，但警告说法国后备力量可能会拖后腿。因此“盟国可能不得不面对的德国空军，将不仅具有巨大的制空优势，而且具备出色的攻击能力”（同上）。

31．COS Committee，“Draft Appreci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Event of War Against Germany in April 1939,”July 1938，CAB 53/40.

32．具体来说，1939年2月的战略评估报告指出，德国公众不愿意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与英国开战，如果英国本土受到攻击将会激发昂扬的士气。参谋部认为，在战时，德国经济能力和耐力都不如英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局在1939年1月观察到，德国的军备重整速度已经超过了其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英国情报部门和许多内阁成员都认为，德国的战争机器很难与英国进行持久战，而英国可以利用其海军优势来实施战略封锁。参见“Note On Germany's Present Position and Future Aims,”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Memorandum，January 7，1939，WO 190/745；“Germany,”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Memorandum，January 23，1939，WO 190/746，1；“Germany,”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Memorandum，March 2，1939，WO 190/753，1；Minutes of The 35th Meeting of The Cabinet Foreign Policy Committee，F.P．（36）35th Mtg.，January 23，1939，CAB 27/624，104。

33．Norrin M．Ripsman and Jack S．Levy，“Playing it Straight or Politicized Process?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The Nazi Threat，1933—39”，Paper Present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April 28—29，2011，p.18；Norrin M．Ripsman and Jack S．Levy，“Wishful Thinking or Buying Time? The Logic of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3，No.2，2008，pp.177—180．迈克尔·霍华德不同意，虽然承认英国的防空系统已经取得了一些改进，但他认为此时英国的缺陷仍未得到纠正。Michael Howard，“British Military Preparations for The Second World War,”in David Dilks ed.，Retreat from Power，1906—39，Vol.1，Studies in Britain's Foreign Polic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Macmillan Press，1981，pp.116—117.

34．1939年初，英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又发生了变化，这一次是从极端悲观转向相对乐观。尽管英国情报部门继续强调德国的能力有增无减，但这种转变还是发生了。从英国决策者的角度来看，军事数字平衡与力量部署（能力论预测的主要指标）均已恶化了。瓦克认为，这种奇特的乐观主义不是源于力量对比计算，而是源于对德国经济潜力无法维持大规模军备以及德军士气下降的看法。然而这些考虑与能力论的狭隘视角无关。Wark，The Ultimate Enemy，p.231.

35．Thomas J．Christensen，“Perceptions and Alliances in Europe，1865— 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1，1997，pp.65—97；Stephen Van Evera，“Offense-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4，1998，pp.5—43．在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看来，英国决策者相信防御占优的信念使他们能免于在武器和盟友之间权衡，并相信没有国家能够在陆战中迅速取得胜利。鉴于这些期望，英国加强了海防和空防，相信法国能提供有效的地面防御（通过“马奇诺防线”），这些至少能够在短期内阻止德国的任何军事推进。正如柯庆生和斯奈德所指出的，“对马奇诺防线的信心和英国近海位置的地理缓冲，使英国人可以奢侈地等待，直到希特勒意图的证据全部出现”（字体强调为我所加），参见Thomas J．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2，1990，p.163。

36．Barry R．Posen，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France，Britain，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p.179.

37．参见Matthew Cooper，The German Army，1933—1945，Chelsea，MI：Scarborough House，1997，pp.115—116；Posen，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pp.210—212。

38．Posen，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p.210.

39．Dispatch by Colonel Frederick Hotblack，August 31，1937，Foreign Office（FO）371/20731；Hotblack Memo，February 23，1938，WO 216/189，引自Wark，The Ultimate Enemy，p.97。

40．参见Donald C．Watt，“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in Ernest R．May ed.，Knowing One's Enemies：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252；F．H．Hinsley，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77—79。

41．Wark，The Ultimate Enemy，p.97.

42．Colonel Noel Mason-Macfarlane，July 15，1938，WO 190/640.

43．Cooper，The German Army，pp.113—117；Wark，The Ultimate Enemy，p.98.

44．Hinsley，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p.76.

45．实际上，正如波森认为：“到1940年，德国陆军内部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理论——闪电战。”此外，当时的陆军部考虑将德军推向法国，而法国当时并没有预见到德国闪电战的逼近。参见Posen，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p.86；Hinsley，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pp.76—77。

46．9月，德国拒绝了解决与波兰领土争端的《东方洛迦诺公约》，英国决策者们对此仍感震惊。1935年3月，希特勒宣布德国已经实现了与法国在空军实力上的对等，并将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制作为重建德军努力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德国表示愿意签署东部互不侵犯条约。5月，希特勒在向帝国议会发表重要外交政策声明中宣扬德国对和平的渴望，同时提出了对现状和平修正的诉求。在同一演讲中，希特勒还承诺不侵犯奥地利的主权，重申《凡尔赛和约》的放弃军备条款，承诺严格履行自愿签订的条约，并表示愿意让德国参与到维护欧洲和平的集体合作体系中。他还表示拒绝单方面强加条款，愿意签订空军协议，愿意限制军备，并主张签订协议以防止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综合来看，德国发出的信号是混合的，尽管消极信号多于积极信号。

47．Zach Shore，“Hitler，Intelligence，and the Decision to Remilitarize the Rhin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4，No.1，1999，pp.5—18．英国谴责了德国的行动，并在两天后重申了对法国的承诺。在莱茵兰再军事化的同一天，德国还提出通过谈判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建立一个共同的非军事区，与法国和比利时缔结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要求英国和意大利作为担保人签署这些条约，缔结一项空军条约，与德国东部边境的国家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及重新加入国际联盟。

48．随着1936年的结束，德国拒绝《凡尔赛和约》中规定的莱茵河、易北河、奥得河和多瑙河的国际控制。艾登对德国采取的措施表示“遗憾”，声称“德国政府将再次违背谈判程序而采取单边行动”。Eden，House of Commons，November 16，1936.

49．10月，德国通知比利时，只要比利时不参加针对德国的联合军事行动，它就会确保其领土完整，并承诺在比利时受到攻击时给予支持。

50．例如参见Report By William Strang，July 6，1937，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DBFP），Part II，Vol.XIX，No.21；Letter from Alexander Cadogan to Nevile Henderson，July 8，1937，DBFP，Part II，Vol.XIX，o．26。

51．3月11日，德国宣布20万德军将穿越奥地利边境，除非满足以下条件：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舒施尼格（Kurt Schuschnigg）辞职，阿瑟·塞辛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担任首相职务，纳粹党占据新内阁中至少三分之二的职位，给予奥地利纳粹党充分和不受限制的自由，纳粹流亡者“奥地利军团”将被重新迎回奥地利。舒施尼格当天晚些时候辞职，塞辛夸特要求向奥地利派遣德国军队。塞辛夸特呼吁奥地利公众在不抵抗德军的同时，维持和平和秩序。1938年3月12日，德军进入奥地利。在这一事件之后，德国再次向匈牙利、意大利、瑞士和南斯拉夫发出信号，保证它们的边界将受到尊重，并声称德国在奥地利之外没有其他目标。

52．张伯伦首相说，英法慕尼黑担保并不适用，因为它还没有得到批准。

53．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78th Cong.，2d Sess.，“Events Leading Up to World War II：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Certain Major International Events Leading Up to and During World War II with the Ostensible Reasons Advanced for Their Occurrence，1931—1944,”House Document No.541，British，No.22，p.69；German，No.294，313f，http://www.ibiblio.org/pha/events/index.html（访问时间：2008年5月7日）。

54．这里所考虑的昂贵成本行动清单不包括纳粹在德国和奥地利对犹太少数民族和其他被宣布为“国家敌人”的人采取的行动，如“长刀之夜”和“水晶之夜”。目前还不清楚这种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应被视为昂贵信号。这里也没有详细讨论德国国内制度的性质变化。可以说最重大的国内政治变化发生在1933年，当时帝国议会通过了确立希特勒独裁统治的授权法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英国决策者对德国意图的讨论并没有关注这些指标并基于此来衡量德国的外交政策意图。我在后面的章节涉及他们谈论这些国内行动的内容。

55．观察家从一战前和一战期间的事件中对德国作出了不同的推断，但这一假设只是期望英国观察家将他们目前对希特勒意图的评估与德国在一战前或一战期间的昂贵行动联系起来。例如参见Memo by Eric Phipps（British Ambassador to Berlin and Later to Paris）to Eden，April 13，1937，DBFP，Part II，Vol.XIX，No.399；COS Committee，“Annual Review for 1933 by The Chiefs of Staff,”October 12，1933，CAB 16/109。

(1)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擅长讲演，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赫尔曼·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担任过德国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首长、“四年计划”负责人、国会议长、冲锋队总指挥、经济部长、普鲁士邦总理等跨及党政军三部门的诸多重要职务，并曾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与希特勒关系较为亲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