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美国情报界的苏联意图评估：战略缓和瓦解

本章研究了1977—1980年期间美国关于苏联的国家情报评估资料，以检验历史在多大程度上证实了选择性注意理论的组织专长假设，同时检验了三大竞争性理论——能力论、战略军事学说与行为论。本研究使用的是解密的有关苏联的国家情报评估资料。

本章分析的国家情报评估资料是一系列由美国情报机构协调制作的文件，包括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美国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美国财政部，以及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情报部门的代表性文件。在1953—1973年期间，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办公室（ONE）负责起草评估苏联的报告。1973年，中央情报总监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从根本上重组了中央情报局的整个评估组织。他废除了国家评估办公室，取而代之的是一组国家情报员（NIOs），他们各自负责特定区域和职能领域。例如，一个国家情报员负责收集苏联国内情报，一个负责苏联战略计划情报，另一个负责苏联一般部队情报。每个国家情报员有一个副手，但没有工作助理，而是依靠情报界的其他人提供分析支持。1979年后，国家情报员隶属于一个松散的伞式组织，即国家情报委员会，但其仍与以往由国家评估办公室提供专家同行评议的做法难以等量齐观。此外，这种组织结构的调整使情报界没有一个机构负责整合关于苏联意图与能力的综合信息。¹

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是情报界最具权威性的产品。它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是因为它们经过所有情报机构负责人的审核与校对，并以情报界高级官员的名义发布，即中央情报总监，那时他是整个情报界的领袖人物。国家情报评估已经走到了官僚图腾柱的顶端，每个机构的负责人都对判断结果及其判断技术负责。²情报界在国家情报评估系列的11-4和11-8公报中会定期评估苏联意图，并偶尔补充一些“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s）的证据。其中11-4系列直接评估苏联意图，但并非定期出版，而每年的11-3/8系列则会部分评估苏联的总体意图，但主要聚焦于分析苏联意图与洲际战争能力。本书只分析“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与苏联意图有关的部分。³总的来说，这些协调估计构成一系列非连续性文档，基于此揭示了一些关键情报分析者的判断，他们的任务就是集中评估对手的意图。此外，由于这些文档是定期编写的，而且当各机构意见不一致时会直接在“国家情报评估”中记录自己的异议，这使我们能够追踪集体层面与特定情报机构层面的意图评估轨迹。⁴

除了“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之外，我还采访了当时的情报界人士，包括阿诺德·霍尔利克（Arnold Horelick，苏联与东欧情报局国家情报员）、弗里茨·埃尔马特（Fritz Ermarth，苏联战略计划局国家情报员），以及威廉·奥多姆（William Odom，布热津斯基的军事助理）。

本章第一节简要介绍了美国情报界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苏联意图的估计，以便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评估建立一个基线。第一节则将重点转移到卡特总统任期下的情报界评估，通过分析情报界提供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的声明与意图推理过程，来检验四大理论假设的逻辑预测。

基线评估

关于苏联意图的问题长期困扰着美国情报界，尤其是从苏联获得远程进攻性核武器的那一刻起，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了。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和整个70年代，苏联能力的不断增强再加上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使人们对苏联战略力量的发展目标及其对未来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等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疑问。鉴于苏联外交政策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洞悉苏联的计划至关重要：一方面，苏联已经接受了“战略缓和”政策，并在1972年签署了SALT Ⅰ条约；另一方面，他们从未停止或放缓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开始的武装部队大幅现代化和全面扩张进程。他们政策中的这种模糊性重新激发了美国对苏联政治和军事意图的争论，并在这一时期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在科尔比担任中央情报总监期间起草的“国家情报评估”第11-3/8-74号文件得出结论：“虽然苏联领导人在缓和政策总体轮廓与战略力量的显著价值方面存在明显一致，但有理由认为，他们在如何安排事项的先后次序上存在分歧。”情报界当时无法估计苏联是否已经坚定地“接受均势还是寻求战略优势”。⁵相关情报似乎指出，这种“计划性机会主义”可能源于“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能力和意图的根深蒂固的恐惧态度”。⁶

“国家情报评估”的11-3/8-74系列分析报告认为苏联的目标是相对温和的，这一结论激怒了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PFIAB）的许多成员。该委员会主席乔治·安德森（George Anderson）上将致函福特总统，要求对“有关苏联意图和能力的情报进行竞争性分析”⁷。中央情报总监科尔比则为这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的结论进行辩护。在给总统的信中，他写道：“第11-3/8-74号报告是一个仍在继续演变的产物……虽然我不会争辩说第11-3/8-74号报告是一份完美的文件，但我不能同意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的说法，即它错误地‘投射出一种自满的感觉’，或者为此提供‘没有事实支持的’判断。”⁸

1976年，中央情报总监乔治·布什⁽¹⁾最终接受了安德森的建议，任命了一个由理查德·派普斯博士（Dr．Richard Pipes）领导的外部专家小组——该小组后来被称为“B组”，负责审查由国家评估办公室（即“A组”）准备的苏联战略评估。⁹B小组的任务是集中研究情报界对苏联评估中最有争议的部分，主要涉及苏联目标的评估。¹⁰该小组在1976年12月21日，即卡特政府开始执政前的一个月，公布了它的调查结果。布什总监在给评估对象的一封信中宣称，召集外部专家小组的目的是“检验那些以熟知苏联能力与目标而闻名的人们，能否以足够雄辩的方式拿出证据，改变那些可能错误的分析判断”¹¹。B组对苏联意图的评估结论比之前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要更加耸人听闻。他们将苏联的政治意图描述为不折不扣的全世界“社会主义”胜利以及通过武力统治世界。¹²B组断言，苏联正在“为似乎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准备”。总的来说，该报告对苏联推进扩张主义目标的速度感到悲观，其指出：“在国家十年评估期内，苏联很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军事优势，这将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追求霸权目标，包括对西方重要利益发起直接的军事挑战。”¹³

此外，B组指责中情局长期低估了苏联威胁的“强度、范围和隐性特征”，因为“这些证据所依据的主要是对手的能力而不是他的意图，是他的武器而不是他的想法、动机和愿望”。¹⁴换句话说，B组指出，中情局依赖通过技术手段收集的所谓“硬数据”，而这存在“镜像”困境（假定被研究者的想法与分析人员本身一样），从而误解了苏联意图的大量“软数据”。¹⁵B组自己的报告声称，它的研究关注了苏联的意识形态、过去行动和理论著作等指标来解释苏联领导人意图。¹⁶然而，仔细阅读该报告可以发现，B组也主要依靠苏联能力信息来推断未来十年苏联意图的范围和性质。¹⁷因此，B组的报告似乎也陷入了从能力来估计意图的陷阱，尽管它意识到如此推断可能存在问题。

中情局报告大约在同一时间发布，NIE 11-3/8-76（后来被称为A组报告）将苏联描述为偏好以强制军事力量推进其扩张主义目标的国家，并认为苏联显然在寻求确立对美军事优势。¹⁸苏联也被认为计划在核战争中赢得胜利。然而，与B组不同的是，情报界并不认为苏联会寻求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对抗。更不会不同意B组关于苏联正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观点。此外，该报告明确指出，其作者“不相信（B组的断言）苏联领导人指望在美国不作为时苏联则会积极行动，以在未来十年内拥有有效的洲际冲突能力，以至于苏联可以在防止美国反击苏联之前同时摧毁美国”¹⁹。

不过，情报界内部是存在分歧的。各机构之间的分歧主要来自对苏联认知的不同解读，包括苏联如何看待自己的军事力量与美苏实力平衡问题。国务院情报研究局虽然同意“国家情报评估”对苏联领导人政治意图的估计，但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苏联增强军备的目的是为了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战略优势或战争胜利。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声称，苏联对力量对比的看法“不太可能在危机时期或其他情况下对其行为产生重大影响”²⁰。而美国国防情报局、能源研究与发展管理局和军事情报组织则提出了更加鹰派的观点，声称实际上苏联认为其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即“要具备发动洲际核战争的能力并在战争中生存下来，尽可能占据足够的资源以主导战后时期”。他们还认为，这一目标是“苏联战略力量发展的实际准则，尽管苏联（不一定）为实现这一目标设定了具体日期”²¹。空军情报部则对苏联的意图持最鹰派的观点（也最接近B组报告的观点），它声称虽然目前的情报比以前“有很大优化”，但还是低估了苏联的军事意图，因为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得出结论，“苏联在利用SALT谈判、战略缓和、经济和军控外交来获得战略优势”²²。

那么在多大程度上，NIE 11-3/8-76号文件和随后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NIEs）的变化是为了回应B组的批评？一位退休的中情局官员豪沃·斯托茨（Howard Stoertz），曾在1973—1980年担任战略项目的国家情报员，同时也是A组的组长，他说“B组或任何其他政治干预对特定年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的具体影响是微妙的”。然而，斯托茨承认，有时为了与B组保持更加一致，A组会修改关于苏联意图的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修改包括删除没有确凿证据的声明；他告诉他的分析员，要在呈现主要观点之外对证据进行简要描述，并仔细记录他们发现的证据。²³同样，曾服务于卡特总统的中央情报总监斯坦斯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 Turner）上将也指出，B组的报告改变了中情局评估时的心态、过程和政治规则，因为它“使情报分析员矫枉过正，以避免低估苏联的实力”²⁴。加特霍夫说，B组报告给“有类似想法的空军情报局主管，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给其他军事情报机构相当大的动力来推测苏联意图，它使中情局在该问题上的‘国家情报评估’更加谨慎和含糊。但这并没有导致对苏评估的重大改变”²⁵。情报分析专家威拉德·马蒂亚斯（Willard Matthias）对“A-B小组事件”总结如下：

人们必须认识到，由于A-B小组的竞赛和1976年后的事态发展，评估过程已经失去了知识完整性。它不再是理性的研究和分析过程，而是一个由军事部门和反共思想家主导的政治官僚舞台，他们在“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的支持下进行合作，以腐蚀和驾驭情报系统。²⁶

国防部前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这段经历降低了中央情报局的士气，将该机构变成了“另一个华盛顿的官僚机构，自我保护（无论是否有意）都将成为其座右铭”²⁷。

无论B组对后来的“国家情报评估”有何影响，这份报告似乎对即将上任的卡特政府决策者没有什么影响。根据马蒂亚斯的说法，布热津斯基及其副手戴维·阿伦（David Aaron）对情报估计并不感兴趣（布热津斯基将它们描述为“讨厌鬼”）。²⁸奥多姆将军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就卡特政府的主要决策者而言，包括B组报告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情报评估”并不重要。²⁹我对布热津斯基的采访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卡特政府中没有人（包括他自己）认为苏联正在计划第三次世界大战。³⁰

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家情报评估”

美国情报界在卡特时期的协调评估中是如何描述苏联意图的？他们的估计在多大程度上与卡特政府决策者的估计相一致？在估计苏联意图时，情报部门会注意哪些指标？³¹

关于苏联意图的声明

在A组和B组的平行草案完成后不久，卡特总统的任期开始了。由于卡特完全拒绝了这种经验实践，竞争性分析的实验从未达到预期结论。对随后可获的估计报告评审显示，在卡特政府的头两年，情报界将苏联的政治意图描述为特定区域的扩张主义，以及其他区域的机会主义。由于苏联的军事能力不断增强，其预计苏联行为在未来会变得更加自信。然而整个情报界都认为，苏联在利用战略缓和关系的同时，不会采取足够积极的行动来危及与美国的关系。在军事意图问题上，情报界仍然认为苏联很有可能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目标，其战争目标包括夺取中欧领土，也可能包括西欧，苏联显然在寻求对美国和北约的军事优势。

卡特政府时期的第一份关于苏联意图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题为《苏联的战略目标》，其结论是苏联的意图是“长远的”，且被防御性和进攻性扩张冲动所推动，其目的并非“维持美苏长期平衡”，而是寻求“不断增强自身力量与影响”。³²此外，苏联被认为倾向于将军事力量“视为关键工具，用以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实现战略目标”³³。一般认为，苏联的目标并非发动核战争。³⁴但情报部门内部对以下问题无法达成一致。首先，苏联是寻求实现对美战略优势，还是旨在实现可以达成优势的一种“务实性策略”？其次，苏联领导人如何看待实现优势的可行性？再次，苏联是否对取得战争胜利的能力有现实期望，如果有，在什么时间范围内？

与整个情报界提出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相比，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机构报告则提出了一种更温和解释，即声称苏联领导人更追求防御性和“务实”目标（即对抗美国日益增长的力量），并认为建立打赢核战争的能力是不可能的。³⁵尽管国务院情报研究局预计苏联的外交政策在未来会“更加自信”，但它估计莫斯科目前并不期望“到8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进展（将）累积成决定性的优势”³⁶。相反，军事情报机构声称，苏联正在准备“在核战争发生时赢得胜利，并会作为国家实体生存下去”，苏联认为实现“决定性战略优势”和“全面的世界主导地位”目标是“实际的，可以计划实现的”，而且“他们期望在未来十年内向这个目标迈进”。³⁷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两种不同的意图评估源于对苏联当前和未来军事能力以及苏联对自己信心水平的解读差异。

接下来的两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即11-3/8-77和11-3/8-78，没有包含对苏联目标的评估，就此问题这两份报告都推荐参考第11-4-78号“国家情报评估”报告。³⁸这份题为《苏联在全球权力舞台上的目标与期望》的第11-4-78号报告特别重要，因为与刚才讨论的11-4-77号报告一样，它明确涉及苏联的意图问题。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一评估是在非洲之角危机进程中制定的，当时人们认为苏联已经加强了军事介入。国防部长盖茨对其描述如下：

秘密评估（现已解密）……标志着情报界对苏联的思考有了明显的转变，转向对苏联军事政策主旨及其可能行为（特别在第三世界的行为）更加暗淡的评估。这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估计，而像洗一场冷水澡那样让人清醒。而且，在布热津斯基等人对苏联的全世界侵略深感忧虑的时候，它正好提醒了政府。³⁹

在这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的序言中，中央情报总监特纳解释说，虽然这份报告考虑到了国家对外情报委员会（负责在报告提交给决策者之前批准报告）各机构的意见和批评，但“其远远超出重大情报估计的风格，带有统一的综合观点的印记”⁴⁰。在评估苏联的政治意图时，该报告重复了前几年的一些声明，并预测苏联将继续在全球和地区安全议题上施压，在这些问题上“其军事力量可发挥政治优势”⁴¹。它认为苏联将战略缓和作为“控制成本和风险”的一种行动方式，同时鼓励“把握新的收益机会”。然而该报告的结论是，当涉及那些被苏联认为与美国重要利益相关的地理区域时，苏联更有可能采取理性的行动，并权衡破坏战略缓和关系的成本和风险。⁴²该报告指出，“总的来说这种预测虽然估计苏联对外行为的自信程度会有所提高，但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相当自然的演变结果”⁴³。

事实上，美国情报部门坚信苏联不会采取可能危及美苏缓和关系的政策，据中情局副局长理查德·克尔（Richard Kerr）说，这导致情报界忽视了苏联一年后对阿富汗发动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⁴⁴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外交政策也被认为包括“基于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进行有目的、谨慎的政治影响投射”。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苏联的政策“在大多数领域继续保持对西方国家的竞争力与强势立场”，而且苏联领导人“可能继续主张在多变的政治军事条件下进行扩张试验”，以增加苏联的影响力。⁴⁵在这些场合下使用军事力量是可能的。

国务院情报研究局是唯一持反对意见的机构，它声称该估计过分夸大了“苏联对其自身军事力量的看法”，并且低估了第11-4-77号“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所讨论的基于“政治和经济考虑”的挑战。此外，国务院情报研究局认为，苏联对欧洲军事平衡的看法“不太积极”，从而使苏联对于“华约比北约更具军事优势的信心要比上述报告估计的更低一些”。⁴⁶

在卡特政府的后半期，情报部门提出了三份评估报告，其中隐约涉及苏联的目标问题。⁴⁷1979年1月，在苏联干预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背景下，美国情报界将第三世界视为苏联扩张的一个可能的舞台。第11-10-79号“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将苏联的政治目标描述为旨在“在遥远的地区创造和利用机会”⁴⁸。就军事意图而言，苏联被认为将“尽可能利用其军事工具的相对优势”，并且很可能“将军事手段……视为在第三世界促进政治结构变革的最可行方式。”⁴⁹然而，情报界仍然认为，苏联对在第三世界使用军事力量的风险计算很敏感，并明确指出苏联“不太可能入侵第三世界国家”⁵⁰。尽管如此，1979年1月的估计得出结论，苏联对自身军事能力的信心增加将使其可能承担可控范围升级的风险。

距离苏联入侵阿富汗不到三个月时间，第11-3/8-79号报告于1980年3月发布，这是在参议院未能批准SALT Ⅱ后出台的第一份评估报告。这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必须考虑到苏联对军备控制谈判不感兴趣，并且会恢复无节制的战略力量扩张。然而，这份评估很引人注目，因为它描述了温和而有限的苏维埃目标。这份评估大部分是由中央情报总监特纳亲自撰写的，报告声称苏联的重要目的是“加强威慑力以支持其外交政策，并通过苏联优势促进战略稳定”⁵¹。更具体而言，尽管苏联意图是机会主义的，但却是谨慎的：“（苏联）可能不认为在目前近似战略均势的格局下，存在就重大利益直接与美国对抗的余地。”⁵²

这一估计总体上将苏联描述为仍然满足于有利战略地位，但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后期将出现的不利战略趋势保持高度关切。这种担忧主要源于美国和北约最新武器系统的现代化升级与部署，尤其是“潘兴Ⅱ”导弹和地射巡航导弹。估算报告最后指出，情报部门“不期望苏联对美国推迟签署SALT Ⅱ条约作出立即的、不可逆转的反应”，并相信苏联“至少一开始时希望避免采取可能阻碍美国最终批准SALT Ⅱ条约的战略计划”。这一估计中没有使用描述苏联意图的惯用术语，而这些术语是前几年“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的主要特点。例如，这份评估没有明确指出苏联寻求世界霸权与战略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份报告似乎反映了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之前的观点。事实上，对苏联目标相对温和的描述使得美国国防情报局和各军事情报机构“与该卷及其评估摘要撇清关系”，因为他们认为该摘要“不代表情报部门的分析估计”。⁵³他们自己将苏联意图归结为更多的修正主义目标，包括“试图从军事武库中获得最大政治优势，以应对美国军事现代化计划”⁵⁴。

1980年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致力于在选举年对苏联实力和目标进行辩论，并批评美国军事力量的薄弱。在这种背景下，关于苏联战略目标的争论再次成为焦点就不足为奇了。⁵⁵为防止重蹈第11-3/8-79号报告脱离军方的覆辙，1980年12月出版的第11-3/8-80号报告包含了两套独立的“关键判断”，以中央情报总监特纳的判断开头，他“对情报界协调评估的关键判断没有重大异议”，但认为协调评估未能充分切入高级决策者的需求。特纳明确指出，苏联充分意识到打一场核战争的破坏性后果。苏联领导人被描述为对他们取得的“与美国的‘同等地位’或也许是‘优势地位’”感到“普遍高兴”，但也担心战略平衡趋势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他们不利。因此，特纳高度肯定地判断，苏联会鼓励美国批准SALT Ⅱ或其他形式的核军备限制。⁵⁶特纳估计，可以预期苏联领导人会继续评估美国的决心并采取相应行动，但是：

然而，苏联的战略对等或优势意识很可能使其认为风险比过去变小了。简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初至中期战略平衡方面的“机会之窗”将使苏联更愿意冒险，但不至于“一掷千金”地利用第三世界的每一个机会。他们对战略平衡的认识不太可能促使他们在欧洲或对美国采取行动。⁵⁷

至于近期目标，中情局、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和国家安全局都同意中央情报总监的评估，即苏联认为其战略地位“比以前更有利于实施强势外交政策以及向国外投射武力”。苏联领导人被认为只可能在“苏联或其盟国拥有常规力量优势的地区”冒险升级，这将“增强苏联信心，即美国直接作出军事反应的风险将很低”。⁵⁸美国国防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机构持有不同观点，认为苏联领导层现在确信，战略军事平衡趋势对己有利，随着苏联优势的增加，其外交政策的侵略性将继续增加。这种增长将导致苏联不满足于利用现有机会，而是“创造和利用外交扩张机会”，以“加速”提升强势地位。⁵⁹

总而言之，情报界在1977年编制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似乎没有前一年的报告那么令人震惊，当然也没有B组得出的结论那么令人担忧。第二年，即1978年，对苏联意图的评估变得更加鹰派，正如11/4-78号“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所表达的那样。这些变化与能力论假设和行为论假设的逻辑预测是一致的，特别是1978年苏联在非洲之角的冒险让美国对苏联的评估更加敌对。不过，我们应该谨慎看待从上述一致性测试中得出的明确结论。这里没有研究的各种因素都可能导致情报界对苏联意图的声明出现波动。例如，11-4-78号报告的主要起草人霍尔利克解释说，现在回想起来，关于苏联意图的结论被夸大了，因为这份报告的目的是提醒决策者，之前关于苏联目标的11-4号报告没有正确反映苏联的野心和期望。同样，在卡特担任总统的最后两年里，“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关于苏联意图的陈述演变并不完全符合三个竞争性理论中的任何一个。第11-3/8-79号报告（1980年3月发布）对苏联的意图形成了不那么鹰派的观点（与第11-4-77号报告的语气相似），但所有的军事情报机构和美国国防情报局都对这份报告表示反对。第11-3/8-80号报告中的协调性关键判断似乎比第11-3/8-79号报告的观点更鹰派。然而，除中央情报局外每个参与组织都提出了异议。这些意图感知的波动似乎与三个竞争性理论的逻辑预测也都不一致。

因此，一致性检验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有用。我们现在转向追踪情报界用来得出苏联意图结论的推理，以便更多地了解情报界评估苏联意图的推理过程，以及推动其评估的各种指标。

对苏联意图的推理

上文讨论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在推理苏联意图方面，与各机构间的分歧是很明确的。在整个这一时期，为“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提供资料的不同机构都表示，它们的评估基于苏联物质能力指标变化及其实力对比感知。此外，虽然对苏联的意图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所有机构都提到了苏联能力来支持他们的推论。本节的其余部分通过支持性证据，解释了“意图源自能力”这种逻辑对情报界形成结论的影响。

从卡特政府时期的第一份关于苏联意图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可以看出，苏联军备建设的当前和未来趋势是评估观察的核心要素。事实上，第11-4-77号报告中对苏联意图两种有争议的解释都明确依赖于这一逻辑。更加鹰派的解释强调了苏联战略力量的稳定增长和由此产生的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以证明苏联在未来会采取更加自信的政策。⁶⁰另一种不那么鹰派的观点也关注类似的能力指标，声称“苏联的信心明显增强，这更多是源自战略力量对等的实现，而非来自其他非军事趋势”⁶¹。尽管如此，这种不那么鹰派的分析认为苏联“不是在优势领域进行方案设计”，而是“对持续竞争更具耐心，同时致力保持高水平与稳定的权力优势”。⁶²

各情报部门对苏联军备范围与目标的认知分歧，使它们在系列性“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无法对苏联意图作出一致评估。然而，几乎所有关于苏联意图的评估基本线索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及有关实力对比的看法是推测其未来意图的良好指标，因为这些指标影响了苏联过去的行为。例如，第11-4-78号报告估计，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甚至在苏联军事干预之前）观察到的“更自信的苏联国际行为”，只要苏联认为西方实力在下降而它自身实力在稳步增长就有可能持续下去。⁶³

总的来说，在试图估计即将到来的领导人交接对苏联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时（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不佳），“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关注对苏联能力的评估，其得出结论是：“如果新的领导人认为‘实力对比’是有利的，特别是如果他们对美国军事力量的印象比勃列日涅夫时期更糟，而对自己的更有信心，那么他们可能更坚定地使用军事力量来追求其全球野心。”⁶⁴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对第11-4-78号报告的异议同样围绕着苏联对自身军事力量认识“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何种方式”可能影响其在欧洲的军事意图这一问题展开。因此，尽管它得出的结论与其他机构不同，但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继续提及苏联的能力：

苏联对欧洲军事平衡的看法不太积极，更加矛盾的是其对华约比北约更具实力优势的信心，要比之前判断得更低一些。……国务院情报研究局认为，苏联改进战术航空、升级装甲部队和提高战术核能力是为了弥补莫斯科明显的弱点，而不是保持或扩大现有优势。如果是这样的话，苏联动机似乎比文本中所说的更有说服力，而且莫斯科的努力可能更强烈。⁶⁵

从能力中推断军事意图成为一种主导性做法，有关苏联在欧洲目标的情报评估清晰展现了这种特点。情报界整体上认为，苏联极不可能对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攻击。这一分析基于这样的假设：“苏联对北约的能力持保守态度，认为北约的严密防卫可能会预先导致北约的快速胜利。”⁶⁶然而另一方面，“北约军事潜力的大幅削弱会鼓励苏联认为可以在西欧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并可能诱使其使用压力战术”⁶⁷。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即1979年和1980年，情报界在如何描述苏联意图上出现了更明显的分歧。虽然特纳起草的两个重要文件对苏联政治目标和使用军事力量的可能性进行了更温和解释，但对能力指标的观察也产生了不同观点。例如，第11-3/8-79号“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美国国防情报局和军事机构的不同观点认为，“当它（苏联）看到这种优势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增加时，可能会试图用军事力量获得最大化政治优势，以应对（未来）美国部队的现代化计划”⁶⁸。与之竞争的观点则声称，苏联对全球实力对比的认识“为它提供了对抗美国”或维护其重要利益的基础，而在苏联确实享有“近距离优势”或“常规部队的先发优势”区域，更有利的实力对比使这些地区更容易成为苏联的侵略目标。⁶⁹到1980年，第11-3/8-80号报告（也是由特纳起草的）重复了这样的说法：“苏联领导层现在确信战略军事平衡正在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变”，并指出“随着苏联优势的扩大，其外交政策的侵略性将继续增强”。⁷⁰因此，克里姆林宫被认为“可能加速追求其全球野心，在其希望增加影响力或控制力的地区权衡当地‘实力对比’”⁷¹。

特纳和中情局对苏联意图得出的结论与军事情报机构得出的结论之间存在差异，其原因之一可能是用于确定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衡量标准不同。与以往不同的是，第11-3/8-79号报告与第11-3/8-80号报告除了对苏联军力与能力作传统静态描述外，还包括明确的净评估。准备净评估的任务，传统上是由五角大楼的净评估办公室负责的，它不仅涉及对苏联部队性能的判断，还涉及苏联部队与美国和其他西方部队的互动。此外，在1979年特纳决定采用他所称的“准动态指标”，以反映双方力量实际能够完成的目标。⁷²据加特霍夫称，美国即将进行的大规模军备建设意味着，特纳方法淡化了苏联军事能力增长的重要性，从而让情报分析人员低估了苏联军队从能力中获得的信心水平。鉴于净评估对苏联能力估计的影响，这种估计对对手的意图得出不那么鹰派的结论也就不奇怪了。美国国防情报局和所有的军事情报负责人都强烈反对这种新方法，声称这种重视“量化信息”的衡量标准“搅乱并扭曲了评估判断”。⁷³此外，美国国防情报局对中情局的估计提出质疑，认为它“对军事平衡趋势产生了误导性结论，对威慑或升级控制的问题没有什么关注，提出了一个不现实的净评估”。因此，在衡量苏联能力时使用技术指标的差异造成了对苏联目标的分歧：美国国防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机构认为，中情局低估了对手对其战略优势的信心，因而低估了未来苏联可能更具侵略性的严重程度。⁷⁴

在这一时期，情报界对于如何看待苏联的民防努力存在分歧。例如，在11-3/8-79号报告中，中情局判断“现有与规划的民防计划不会鼓励苏联领导人在危机中采取故意接受核战争的高风险的行动”。美国国防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机构表示反对，声称：“苏联继续在民防计划中投入大量资源，清楚地表明了苏联领导人对其价值的信心……。（该计划）具有影响政治观念的潜力，在危机期间提供强制杠杆，影响核交战的结果，并促进战后恢复，将对战略平衡的现实和苏联及其他国家对实力平衡的看法产生影响。”而这些看法，正如评估报告的前几段所指出的，决定了苏联在外交政策行为上的侵略程度。⁷⁵

官僚机构的利益冲突也经常扰乱对苏联能力与意图的评估。尽管对苏联的意图有分歧，但不管来自不同机构的分析家有什么狭隘的动机，关键是他们对意图的估计都是基于苏联的能力。这种逻辑是清晰、明确、有力的，最终压倒了其他潜在的苏联意图评估指标。因此，它与能力论的预测以及选择性注意理论的组织专长假设是一致的。此外，能力论的进攻-防御假设也得到了支持。

尽管对苏联意图的认识受对苏联能力的认识的影响最大，但很明显，情报界也试图从苏联的军事理论和战略著作中至少得出一些关于苏联意图的推断。本书认为，这种做法阻碍了情报界对苏联意图达成统一和有意义的结论。因此，情报界不得不承认，从苏联的军事学说中推断其目标的做法是有问题的。情报部门无法就三个相关问题达成一致：苏联的作战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苏联的战略政策和武力发展？⁷⁶苏联的理论是否表明，苏联“将摆脱相互威慑的战略制约关系视为可实现的目标”⁷⁷？苏联的理论学说是否能很好地预测未来行为和使用武力的倾向？⁷⁸

这些分歧在11-4-77号报告中体现得很明显。军事情报机构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坚定的“是”⁷⁹。另一种观点，主要反映了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观点，声称苏联领导人“不认为取得决定性战略优势是可行目标”，并且“对获得足以让自己在全面核战争中生存和获胜的能力没有信心”。中情局采取中间立场，预测苏联认为在战争中取得成功，甚至在核战争中取胜也是可以实现的；中情局的分析人员根据“苏联在其军事学说中明确指出的”内容作出这一评估。然而，“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认为，虽然这些文件代表了苏联在战争开始时的目标，但苏联并不以战争为目的。该报告指出，在操作层面苏联军事理论认为，威慑最好通过赢得战争的能力来实现。因此该报告的结论是，苏联“从未接受过相互摧毁的概念”，尽管他们已经“认识到相互威慑是目前的现实，而且（将）很难改变”⁸⁰。在提出其他观点后，该报告承认苏联的军事理论是推测苏联意图的一个不完美的信号：“在苏联的军事力量方针中，试图把进攻和防御因素分开是很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军事学说把它们视为一体。”⁸¹

这场关于苏联理论的辩论在接下来的两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没有再出现，这反映了中情局的立场。⁸²第11-4-78号报告详细讨论了苏联在不同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该报告主要参考了苏联在机密军事理论期刊和军事演习中的理论著作，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证据或可信推论表明苏联会发动突然的战略进攻”⁸³。然而，它认定“超级大国的军事冲突（一旦开始）极有可能升级”⁸⁴。此外，虽然苏联战略思想中的矛盾性似乎导致了美国对苏联核危机管理的模糊认识，但苏联决策者为实现政治目标“可能在使用和威胁使用其战略武器方面表现得极为谨慎”⁸⁵。

依靠苏联的军事学说作为当下与未来意图的证据，在后来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仍然存在争议，以至于情报界无法对苏联的意图作出统一的评估。例如，在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同意11-3/8-79号报告中相对温和的结论时，美国国防情报局和所有军事情报机构指责道：“过分集中于量化的信息，而忽略了有关苏联理论、政策、能力、未来计划和可能举措的情报。”⁸⁶各机构继续争论苏联军事学说在第11-3/8-80号报告中所表明的意图，以至于报告起草人对依靠军事学说推断意图的效用表示怀疑：“根据这些信息来源作出的情报判断必然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情报界）很少能获得关于政治军事领导层（想法）的直接证据，无法确定实用主义考虑会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军事理论原则。”⁸⁷这与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在这份报告中表达的观点一致，即“在评估苏联威胁时，必须更重视对苏联能力的现实评估而非关注其理论学说”⁸⁸。

最后，卡特时期的情报部门很少提及将苏联过去或现在的昂贵行动作为推断苏联未来意图的潜在指标。即使提到苏联的行为，苏联的能力也是预测其未来外交政策的关键。这有点令人惊讶，因为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动，甚至苏联过去的干预行动，都可能成为敌对意图的有力证据，军事情报部门完全可以利用这些证据来支持其推理。此外，这些“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的话语风格似乎与白宫发生的苏联意图讨论（如前一章所讨论）有明显不同。

这一时期的一些估计确实为行为论提供了一些支持。例如，11-4-78号报告在评估苏联对“战略缓和”关系和SALT Ⅱ谈判意图时提到了苏联的当前行动。它声称，原则上这些进程“迫使苏联领导人根据破坏缓和关系的风险来调整竞争行为，避免挑战美国的关键利益”。然后，评估报告指出苏联的非洲行动和“不断增长的军事援助努力”表明，苏联对破坏缓和关系的敏感度并不高。⁸⁹类似的例子见于第11-10-79号报告，它试图评估苏联在遥远地区施加影响的能力与意图。事实上，这是少数密切关注苏联行为模式的情报评估之一。但评估的基线是，最近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主义行为主要源于苏联对其军事力量的信心增加，以及对全球和区域实力对比的看法，并预测这些趋势将决定苏联未来的行为。⁹⁰在这里情报界仍然认为，苏联打算继续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军事活动，但不可能入侵第三世界国家。然而，两个月后，苏联入侵了阿富汗。

结论

在“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对苏联威胁的判断中，努力了解对手的政治意图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一时期编写的大多数报告都致力于估计当前和预计的苏联战略实力与军事意图。一些报告完全避免估计苏联政治意图，而其他报告在这个问题上只提供了只言片语。然而，在几乎所有评估苏联目标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都有情报机构对“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的判断表示反对。一些机构描绘了一个更加务实的苏联，其野心是只要所涉及的利益高于风险，就会利用现有机会动用军事力量；但其他机构看到的是一个更咄咄逼人的大国，更倾向于利用其军事力量来追求扩张主义目标。此外，20世纪70年代对苏联目标的许多估计是由政治和官僚利益决定的。这并不令人惊讶，毕竟任何关于苏联目标的结论都对公共政策有根本的影响。⁹¹

在这一时期，美国情报界用来推断苏联未来意图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苏联的物质能力。也就是说，苏联的军备能力、预期的战略平衡以及苏联正在开发的武器类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所有情报机构对苏联意图的估计与解释。因此，能力论的预测——包括数量优势假设和由此产生的攻防平衡——被证实了。同时，集体报告中对军事能力的强调主导了情报判断，这也与从选择性注意理论中推出的组织专长假设相一致。事实上，绝大多数关于苏联的现有“国家情报评估”报告都与苏联军事能力有关，即便只是涉及苏联意图问题的部分章节也反复提到这些指标，这反映了这一时期情报界的专长和共同知识。

苏联的能力并不总是导致对苏联意图的最坏预测，相反，能力和意图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而且有时近乎是同义词。苏联能力的持续增长引发了人们对了解苏联意图的兴趣。在许多情况下，情报界隐含地认为苏联打算最大限度地提高其能力（即发展、生产和部署武器）。反过来，对未来苏联政治意图的大部分推断都是基于对苏联能力的当前和未来趋势的评估。⁹²部门间关于苏联意图的辩论源于（并反映了）对苏联实力的分歧，或者更准确地说，苏联如何看待自己的军事实力和不断变化的实力对比。然而，尽管所有情报机构都认为，苏联的能力趋势应该使苏联对自己（能够以及想要取得的）目标更有信心，但不同机构就苏联是否相信美苏超级大国的实力对比实际上已发生重大变化而产生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苏联现在认为情况确实如此，因此其未来目标必然是更加修正主义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苏联仍然不确定是否已经取得了战略优势，因此不太可能激进地改变行为方式。

至于其他潜在指标的相关性，集体估计表明，苏联的军事学说充其量只能作为衡量苏联意图的指标之一，而且并不完全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关于苏联理论的大多数资料不可靠或不充分，或者是由于苏联理论的模糊性。如此，不同情报机构都能够找到他们期望（或希望）找到的东西来支持自己对苏联意图的评估，就不足为奇了。一些情报机构，如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专注于苏联的政治意图分析，并将苏联的社会政治学说视为苏联希望避免战争的证据。军事情报机构关注的问题则是，如果战争来临苏联将如何应对，因此关注苏联作战理论中的进攻性内容（即要求增强战争能力），来支持其关于苏联将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这场辩论中的对立团体对苏联意图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因为他们关注了不同类型的意图，并研究了苏联军事学说的不同侧面。然而，双方都没有在“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这一点。⁹³

与选择性注意理论的预测一致，美国情报界和卡特政府关注的是不同的意图指标。因此，与卡特政府高级决策者评估苏联意图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情报界很少（如果有的话）提及苏联过去和现在的行动指标来进行意图推断。即使这类证据在每个机构单独编制的报告或情报官员的口头陈述中更为突出，却没有在“国家情报评估”的集体话语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就其性质而言，“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并没有向总统传达关于意图的生动信息。然而正如本书所认为的，决策者倾向于依靠生动的信息，特别是他们自己的个人印象或体验来推断意图。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卡特政府的成员往往不认为这些“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能真正洞察苏联决策者的想法。

这种从能力中推断意图的做法使美国的政治情报缺乏洞察力，而且不是特别有用。当然，根据布热津斯基的说法，在协调估计和总统的日常简报中对苏联军事能力的关注，使这些产品“在‘事实之学’层面上非常出色”。事实上，布热津斯基补充说，它们是“信息性的”，“全面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苏联战略武器的发展、部署、特性与军备控制谈判姿态等非常详细、基本的信息”。然而，布热津斯基强调，这些情报产品“在‘政治之学’层面上却很薄弱”，“总统和他周围的人需要‘政治学’评估和见解”。在这方面，关于苏联的情报估计“没有为总统确定苏联总体上想要如何行动提供多少帮助……。包括在波斯湾/非洲地区，在南非，在埃塞俄比亚之角，随后在阿富汗，以及1980年在波兰的苏联行动”。布热津斯基推测，“一个专注可靠的分析机构其数据必须是可核实的，这使得提供如此广泛的见解是非常困难的，但这却是决策者所需要的”⁹⁴。

美国情报界非常清楚这种批评，因为布热津斯基并不是第一个对“国家情报评估”中的政治分析提出批评的人。布热津斯基的每周报告还显示，卡特本人对收到的政治情报的质量非常不满意。1979年5月，布热津斯基向卡特解释说，应总统1978年11月的要求，情报部门一直在努力“确定导致（政治情报）表现不尽如人意的因素”，并因此采取了一些综合措施来改善政治情报的收集和分析。例如，“所有美国外交机构都被指示重新安排情报的优先次序，以确保更好地报告苏联内部政治动态”，“为此认识到秘密情报的重要作用以及开发更多秘密资源的必要性”。⁹⁵中情局分析员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情报界无法提供决策者偏好的生动的意图信息。正如特纳所说：

我的意思是，每当我向卡特总统介绍情况时，我总要在脑海中想到“他上周会见了勃列日涅夫”，我从未见过勃列日涅夫，所以如果他对勃列日涅夫明天要做什么的解释与我们对勃列日涅夫明天可能做什么的解释不同，我就得相信他可能比我们更了解勃列日涅夫。⁹⁶

正如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所看到的，十年后情报部门继续使用类似的推理过程来衡量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的意图。这种做法再次让情报的消费者（总统们）对政治分析的质量感到不满。

注释

1．参见Douglas F．Garthoff，“Analyzing Soviet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in Gerald K．Haines and Robert E．Leggett，eds.，Watching the Bear：Essays on CIA's Analysis of The Soviet Union，Washington，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Publications，2003，Chapter 3，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csi-publications/books-and-monographs/watching-the-bear-essays-on-cias-analysis-of-the-soviet-union/index.html（访问时间：2008年7月9日）。

2．Thomas Fingar，Reducing Uncertainty：Intelligence Analysis and National Security，Stanford，CA：Stanford Security Studies，2011，p.71．

3．现有资料的某些部分仍然是机密的，但这些似乎并不涉及对意图的评估。

4．在协调情报评估中，推理证据可能不会准确地反映个别情报机构的评估。就整个情报界而言，最终结果应该准确反映集体评估，或者至少是智力妥协的共同语言。而在美国情报体系中，个别机构可以表达反对意见，并解释如何以及为何不同意协调评估。因此重要的是看一下各个机构在这些不同意见的脚注中的推理。用国家评估办公室前主任兼国家评估委员会主席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的话说，“尽管许多情报部门专家都参与了‘国家情报评估’文件制作，尽管情报局局长们自己正式批准了最终文本，但他们不能因个人判断而修改结论。他们可以通过充分自由讨论来争取中央情报总监的认可，但不能以多数票要挟他或强迫他赞同他们，也不能使他反对他们的看法……。他们可以自行同意他的结论，如果无法同意也可以提出异议，在文本的脚注中写明不同观点”。Sherman Kent，Sherman Kent and the Board of National Estimates：Collected Essays，Washington，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Publications，1994（字体强调为我所加）。然而没有反对意见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部门都同意该评估，因为国家外国情报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批准）甚至是国防部长本人都可能决定不在文本中插入反对意见的脚注。

5．Ibid.

6．NIE 11-3/8-74，p.4.

7．Anne H．Cahn，Killing Détente：The Right Attacks the CIA，University Park：Penn State Press，1998，p.115.对这一事件的精彩评论参见Ibid.，pp.115—120。

8．科尔比敦促福特等到下一次新闻发布会（11-3/8-75）再作决定。总统同意了，但中情局的批评者仍不满意，一年后再次呼吁进行竞争性评估。William Colby，Letter to President Gerald Ford，November 21，1975，引自Cahn，Killing Détente，p.119。

9．派普斯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和当前危险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他对苏联的鹰派观点是众所周知的。

10．参见Cahn，Killing Détente；Willard C．Matthias，America's Strategic Blunders，University Park：Penn State Press，2007。

11．Memo by DCI George H．W．Bush for Recipients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11-3/8-76；Printed in Donald P．Steury，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Estimates on Soviet Strategic Forces，1950—1983，Washington，DC：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1996，p.339.

12．“Intelligence Community Experiment in Competitive Analysis：Soviet Strategic Objectives：An Alternative View，Report of Team B，December 1976”（以下简称“Team B Report”），p.45。由中情局公布给国家档案馆，关于本报告的副本请参见Steury，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pp.365—390。

13．“Team B Report,”pp.45—46.(https://www.daowen.com)

14．Ibid.，pp.1，9.

15．Ibid.，p.1.

16．Ibid.，pp.2—3.似乎B组的分析受所谓苏联作战理论影响，即关注苏联能力实际和可能的变化。尽管报告经常提到苏联学说，但并没有拿出实际证据来证明对苏联学说的假设；相反，它基本上是一篇断言苏联和美国军事学说之间差异的文章。在一篇公开文章中，派普斯确实为其解释引用了部分资料（包括苏联机密杂志Soviet Military Thought中的文章），这实际上是B组关于苏联报告的非保密版本。参见Richard Pipes，“Why The Ussr Thinks it Could Fight and Win A Nuclear War,”Commentary，Vol.64，No.1，1977，pp.21—34。此后不久，加特霍夫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用了同样的苏联资料（但引用了不同的段落）以反驳派普斯提出的观点。加特霍夫的文章含蓄地为被B组攻击的评估结论进行辩护。Raymond L．Garthoff，“Mutual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in Soviet Polic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No.1，1978，pp.112—147.关于对B组推理的类似解释，请参见Richard K．Betts，“Politicization of Intelligence：Costs and Benefits,”in Richard K．Betts and Thomas Mahnken eds.，Paradoxes of Intelligence：Essays in Honor of Michael Handel，London：Cass，2003，pp.59—79。

17．参见“Team B Report,”pp.3，19，21，46。

18．Nie 11-3/8-76，15（“Team A Report”）.

19．Ibid.

20．Ibid.，p.4.

21．Ibid.

22．Ibid.，p.5.

23．引自Cahn，Killing Détente，pp.174—175。

24．Ibid.

25．Raymond L．Garthoff，“Estimating Soviet Military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in Gerald K．Haines and Robert E．Leggett，eds.，Watching the Bear：Essays on CIA's Analysis of The Soviet Union，Washington，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Publications，2003，Chapter 5.

26．Matthias，America's Strategic Blunders，p.314.

27．Robert Michael Gates，From the Shadows：The Ultimate Insider's Story of Five Presidents and How They Won the Cold Wa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6，p.63.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A-B小组事件的报告指出：“B组对‘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提出了有效批评……。但这些贡献的价值比它所宣称的可能要小，因为……B组只反映了意见谱系中的一个部分。”委员会甚至说：“B组的组成……是如此的结构化，以至于结果似乎是预先确定的。”引自Robert C．Reich，“Re-Examining the Team A-Team B Exercis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Vol.3，No.3，1989，pp.387—403。

28．引自Matthias，America's Strategic Blunders，p.313。

29．Author Interview with William Odom，July 2007.

30．Author Interview with Zbigniew Brzezinski，October 2006.

31．在卡特政府的头两年里，情报界产生了四份相关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NIE 11-4-77，“Soviet Strategic Objectives,”January 1977；NIE 11-3/8-77，“Soviet Capabilities for Strategic Nuclear Conflict Through the Late 1980s,”February 1978；NIE11-4-78，“Soviet Goals and Expectations in The Global Power Arena,”May 1978；NIE 11-3-78，“Soviet Capabilities for Strategic Nuclear Conflict Through the Late 1980s,”January 1979.

32．NIE 11-4-77，p.1.

33．Ibid.，pp.1—2.

34．Ibid.，p.7.

35．Ibid.，p.3.

36．Ibid.，p.3.

37．Ibid.，pp.11—12；同时参见ibid.，p.3。军事情报机构并没有讨论苏联的经济或技术困难，或苏联与中国的冲突，都会成为影响超级大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因素。

38．NIE 11-3/8-78，24.这些结论重申于NIE 4-1-78，题为“Warsaw Pact Concepts and Capabilities for Going to War in Europe”。然而据估计，如果苏联决定与北约开战，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的主要军事目标很可能是迅速击败北约在中欧的所有部队，也可能是击败法国。参见NIE 4-1-78，pp.1—2.

39．Gates，From the Shadows，p.74.

40．NIE 11-4-78，p.i.

41．Ibid.，pp.viii，v.

42．Ibid.，p.ix.

43．NIE 11-4-78，p.x.

44．中情局当时并没有预期苏联会对阿富汗进行大规模军事入侵。然而，情报界确实报告了苏联在边境上持续集结部队的情况。Douglas Maceachin and Janne Nolan，“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in 1979：Failure of Intelligence or Policy Process?”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Diplomacy Working Group Report 111，September 26，2005，p.4；Richard Kerr，“The Track Record：CIA Analysis from 1950 To 2000,”in Roger George and James Bruce，eds.，Analyzing Intelligence：Origins，Obstacles，and Innovations，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08，p.39.

45．NIE 11-4-78，p.x.

46．Ibid.，p.xii.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不同意“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对苏联军备控制行为的描述，指出“苏联军备控制动机基本上适用于任何军备控制谈判参与者的动机”，而且苏联“可能认为军备控制有一系列潜在的好处——体现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参见ibid.，p.xiii。

47．NIE 11-10-79，NIE 11-3/8-79与NIE 11-3/8-80.与前几年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11-4-77和11-4-78）不同，1979年和1980年制作的“国家情报评估”并非为了评估苏联意图问题。

48．NIE 11-10-79，“Soviet Military Capabilities to Project Power and Influence in Distant Areas,”October 1979，p.7.

49．Ibid.，p.44.

50．Ibid.，p.6

51．NIE 11-3/8-79，“Soviet Capabilities for Strategic Nuclear Conflict Through The 1980s,”March 1980，p.4．

52．Ibid.

53．Ibid.，p.3.

54．Ibid.，p.4.

55．NIE 11-3/8-80，“Soviet Military Capabilities for Strategic Nuclear Conflict Through The 1990s,”December 1980.鉴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中央情报总监特纳亲自承担了起草两份文件（11-3/8-79和11-3/8-80）的任务。由于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国防情报局和军事机构都与第11-3/8-79号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撇清关系，并在第11-3/8-80号报告中提出第二套“关键判断”。

56．NIE 11-3/8-80，A12.然而苏联动机被认为是进攻性的：劝阻美国加入军备竞赛，并分裂北约盟国，使其陷入虚假的安全感中。

57．Ibid.，A18.

58．Ibid.，B17.

59．Ibid.，B18.

60．该结论的支持者解释说，苏联可能认为他们“生存能力和反击能力的提升、防空和反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展，以及广泛的民防计划与常规部队的总体改进，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NIE 11-4-77，p.2.

61．Ibid.，p.3.

62．Ibid.，pp.3—4.

63．据加索夫称，这一评估反映了美国情报分析专家对当时各种实力对比的看法。参见Garthoff，“Estimating Soviet Military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64．NIE 11-4-78，p.6.

65．Ibid.，p.xiii.

66．NIE 4-1-78，p.1.另一个考虑是，苏联担心其东欧盟友可能不会忠诚而有效地参战。

67．NIE 4-1-78（17），然而，他认识到，只要军事平衡的变化“让苏联人意识到当损失严重、本土风险会很高时，就不太可能引发战争”。

68．NIE 11-3/8-79，p.4.

69．Ibid.，p.4.

70．Ibid.，B17—18.

71．Ibid.，p.2.

72．特纳解释说，这种类型的分析是针对“一方的洲际导弹打击另一方报复性力量的潜力，然后比较受攻击后残存的破坏性潜力……。若是不考虑特定目标理论、指挥与控制退化、防空损耗和其他作战变量等因素，残存的破坏性潜力很难被计算出来”。Ibid.，p.14.

73．Ibid.，p.3.

74．Ibid.，p.3.

75．Nie 11-6/8-79，p.23.

76．Nie 11-4-77，p.11.

77．Ibid.，p.7.

78．正如我们现在所知，从1973年开始波兰参谋里沙德·库克林斯基（Ryszard Kuklinski）上校提供了关于华约的重要秘密信息。根据中情局最近的研究，情报部门因此能够“了解苏联在欧洲中部地区与北约冲突的计划的主要特征”。库克林斯基的信息使情报界“获得关于苏联计划向西欧进攻的信息”。然而，从现有的文件中看，并不清楚这一信息是否在情报界内部共享，共享的程度如何，以及那些负责起草关于苏联的第11-3/8号和第11-4号报告的情报人员对这一来源的熟悉程度。关于库克林斯基的贡献，参见https://www.cia.gov/library/pub lications/historical-collection-publications/the-warsaw-pact-forces/warsaw-pact -catalogue.pdf（访问时间：2013年8月21日）。

79．NIE 11-4-77，p.12.

80．Ibid.，p.7.

81．Ibid.，p.7.

82．NIE 11-3/8-77，4.

83．NIE 11-4-78，p.12.

84．Ibid.，p.13.

85．Ibid.

86．NIE 11-3/8-79，pp.3—4.

87．NIE 11-3/8-80，p.2.

88．Ibid.，p.3.

89．NIE 11-4-78，p.ix.

90．NIE 11-10-79，p.11.

91．例如，A组和B组的矛盾解释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鹰派和温和派之间关于苏联威胁性质和程度的基本政治辩论，以及关于追求缓和与军备控制可能性和可取性的辩论。鸽派的观点在这次竞争性分析中没有体现出来。

92．关于这个问题以及20世纪70年代评估意图的其他谬误的讨论，参见Raymond L．Garthoff，“On Estimating and Imputing Inten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No.3，1978，pp.23—24。

93．他们可能关注的是不同的问题；他们可能认为政治和军事意图之间的区别无关紧要；或者他们可能发现，仅仅关注苏联意图的一个方面更符合已有信念，也更方便。贝茨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参见Richard K．Betts and Thomas Mahnken eds.，Paradoxes of Intelligence：Essays in Honor of Michael Handel，London：Cass，2003。

94．引自Gerald K．Haines And Robert E．Leggett eds.，Watching the Bear：Essays on CIA's Analysis of The Soviet Union，Washington，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Publications，2003，Chapter 8，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csi-publications/books-and-monographs/watching-the-bear-essays-on-cias-analysis-of-the-soviet-union（访问时间：2013年8月20日）。

95．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95，May 18，1978。这种努力大约开始于1978年春季，参见NSC Weekly Report，No.54，April 14，1978。

96．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Cold War Interviews，Interview with Stansfield Turner，http://www.gwu.edu/～nsarchiv/coldwar/interviews/episode-21/turner1.html（访问时间：2013年8月20日）.

(1)　即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也被称为“老布什”），是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也被称为“小布什”）的父亲。——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