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苏联的意图指标与冷战终结：1985—1988年

随着战略缓和关系的瓦解，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美苏关系开始进入动荡期。1981年，里根在总统竞选中对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脆弱之窗”表示震惊，随后入主白宫。在1983年斯考克罗夫特委员会的“清醒”报告对其进行反驳之前，这种担忧一直激励着里根政府的思维方式。即便如此，里根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新兴支柱——战略防御计划（以下简称SDI）——的目标是为美国提供一个弹道导弹防御盾牌。批评者认为，这一倡议将破坏相互确保威慑的稳定性，并引发美苏新一轮军备竞赛。

里根的第二个任期表现出重要的执政风格差异。1985年具有改革意识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使苏联的国内政治体制（如改革与开放）及其与美国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里根总统任期的前半部分是鹰派外交政策，而后半部分则提出了各种军备控制建议，如《中程核力量条约》（INF，以下简称《中导条约》）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Ⅰ）。两位领导人都参加了旨在化解冷战的重要峰会，戈尔巴乔夫甚至单方面削减了苏联的常规部队。这些变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苏联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里根外交政策的转变表明，美国对苏联意图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事实上，观察家们经常断言，苏联发出的昂贵安抚信号促进了冷战的和平终结。¹美国对苏联意图看法变化的实质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是什么引起了这些变化？

本书不太关心确定促成冷战结束的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相反，本章和下两章更具体地关注我们对苏联意图的看法在1985—1988年间如何、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探讨这种观念的转变有助于我们理解最终导致冷战结束的更广泛的变化。

本章对选择性注意理论以及三个相互竞争的理论：能力论、军事学说理论和行为论进行了测量和预测。这些预测将在随后的两章中进行实证检验。第九章评估了这些指标对里根总统、舒尔茨国务卿，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温伯格国防部长对苏联看法的影响。第十章从美国情报界的角度追溯了意图感知的演变轨迹。

选择性注意理论

根据选择性注意理论，我们应该观察到里根政府成员和美国情报界的推理过程之间存在差异。美国决策者应该有选择地对那些生动性指标给予更多关注，并在推断苏联意图时对这些指标给予更大信任。另一方面，美国情报界应该更多地依赖那些反映其组织专长的指标，即对军事能力的监测。

生动性假设

生动性假设使我们预期：美国决策者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互动，以及苏联对“试金石”测试的反应将成为显眼的信息来源。里根和舒尔茨与他们的苏联同行戈尔巴乔夫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之间的反复和积极互动，应该使他们认为苏联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良性。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共在四场首脑会议上进行了一系列互动，即日内瓦峰会（1985年11月）、雷克雅未克峰会（1986年10月）、华盛顿峰会（1987年12月）和莫斯科峰会（1988年5月）。在这些峰会期间，美苏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人会晤。里根对苏联领导人的整体印象不错。而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峰会是唯一一次没有达到里根预期效果的会晤，互动结果让里根感到愤怒和沮丧（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承诺在未来十年内不实施战略防御计划为条件作出让步，但里根不愿意接受这种关联性交易）。然而在个人层面上，里根在这次峰会上对戈尔巴乔夫形成了积极印象，并认为后者在战略武器方面作出的让步是前所未有的，意义重大。事实上，里根认为这次峰会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最终促成了《中导条约》的签订。在雷克雅未克峰会后的私下与公开会面中，里根总统罗列了苏联领导人应该采取并传递善意信号的行动清单，包括从阿富汗撤军、拆除柏林墙，以及释放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等。²

舒尔茨国务卿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相处了数百个小时。两人逐渐建立了互信，以至于舒尔茨认为他可以相信谢瓦尔德纳泽在各种问题上的私人承诺。在公开声明中，舒尔茨向苏联表达了一个类似于里根所提出的“试金石”测试，呼吁苏联改变人权政策并从阿富汗撤军。而国防部长温伯格与苏联领导人则没有太多的交流。根据舒尔茨的说法，温伯格一直排斥让美苏国防部长和高级军官会晤的设想。³

生动性假设预测，里根和舒尔茨会关注从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个人会晤中收集到的生动信息，同时关注苏联可能采取的行动，如从阿富汗撤军、拆除柏林墙以及释放苏联异见人士等。此外，它预测里根和舒尔茨在解释他们对苏联意图评估的变化时，会参考其对对方领导人形成的私人印象。

主观可信度假设

主观可信度假设预测，美国决策者对苏联哪些行动应该被视为包含意图信息的信号存在分歧。那些在1985年之前对苏联持有更多鹰派观点的决策者，应该不太倾向于将戈尔巴乔夫昂贵的安抚行动视为良性意图的可信指标。与那些观点不那么鹰派的决策者相比，他们改变对苏联意图的看法应该更慢。

在上任初期，三位主要的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都对苏联持有某种程度的鹰派观点，但他们的前景预期存在一些重要差别。在三位决策者中，国防部长温伯格对苏联持有的鹰派看法最强烈。基思·希姆科（Keith Shimko）在关于里根政府对苏联看法的研究中指出：“温伯格对苏联的看法最强硬；很难想象他固守一套信念致力于阻碍谈判、妥协和达成外交解决方案”⁴。温伯格认为苏联在1985年之前的意图是扩张主义的，而且范围无限。舒尔茨的苏联印象则没有那么强硬；在1985年之前，他从来没有把苏联意图描述为全球统治野心。据希姆科的研究，舒尔茨的苏联印象不像温伯格那样全面，因为他在处理与苏联有关的战略问题上经验较少。相比舒尔茨的观点，里根上任后的基本观点更接近温伯格的看法。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里根多次将苏联描述为一个有意识形态动机的大国，一心想要实现全球霸权。不过，希姆科写道，里根对他自己的苏联看法表现出一种相当肤浅的依恋，这种依恋不一定伴随着知识、理解和了解。⁵里根的苏联信念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完全综合或连贯的印象，尚不完全清楚。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主观可信度假设表明，温伯格国防部长在改变他对苏联意图的看法方面应该比里根或舒尔茨慢一些。温伯格和里根应该比舒尔茨更不愿意承认苏联的安抚行动是昂贵或有意义的。尽管如此，如果这些决策者不认为苏联的安抚行动具有可信度——即使这些行动被外部观察者认为是昂贵的——主观可信度假设预期他们对苏联意图的信念就不会改变。

组织专长假设

组织专长假设检验了美国情报界的共同实践和共享知识如何影响其对苏意图评估。由于无法获得20世纪80年代的情报培训手册，也无法深入了解编写“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之前的协调过程，我们很难判断集体层面的组织专长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很难判断共同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各机构得出“国家情报评估”结论。然而，在整个冷战期间对苏联的分析中，苏联构成的军事威胁显然优先于所有其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情报界认为苏联的军事能力是最重要，也是最方便的关注与分析对象。20世纪80年代，关于苏联的大部分“国家情报评估”报告都致力于对苏联军武库的不同方面进行评估。⁶

因此，组织专长假设认为，“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主要依靠对苏联军事能力的评估来推测苏联意图。这一假设的明显启示在所有方面都与能力论相同，只有一点例外。尽管能力论希望决策者和情报界都能从能力指标中推断出意图，但组织专长假设则预期只有情报界才会严重依赖这种能力指标。⁷

能力论

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军备控制有了积极的发展，但里根政府、国防机构和美国情报界认为，苏联战略力量的现代化进展迅猛，其核心致力于提高生存能力，作战灵活性，以及在快速出击、硬目标杀伤能力方面的优势。

国防部发表的《苏联军事力量年度报告》以及许多情报评估指出，1980—1988年期间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武库迅速现代化，并趋于更加复杂化。⁸据报道，具有更高准确性和生存能力的苏联导弹正在更新换代。据国防部分析人员估计，由于苏联战略火箭部队的持续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联将拥有全新一代的移动式高精确导弹，这将对美国的战略部队构成“高度威胁”。⁹与20世纪70年代末一样，最令人担忧的是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的SS-18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美国认为这些导弹有能力摧毁美国大多数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现代化的SS-17s和SS-19s则能够进行灵活的瞄准。因此，观察家认为这些导弹将使苏联能够适应根据《中导条约》从欧洲撤走所有美苏中程核导弹（“零选择”）后的安全形势。¹⁰美国情报界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推进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现代化的努力并没有减少。¹¹早在1988年12月，美国情报界就警告：“如果没有《全面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的限制，如果苏联按照过去的方式推进部队现代化，那么洲际核武器可能在未来10年内从目前约10 000枚水平增加到12 000—15 000枚之间。”¹²

苏联还被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一直在改进其远程直航轰炸机部队，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¹³据说苏联正在加强莫斯科导弹防御系统，并为其配备新一代的雷达和拦截导弹。¹⁴除了主动防御，苏联似乎还在推行一项广泛的被动防御措施计划，包括民防、动员和加固，目的是限制对苏联领土进行核打击造成的影响。情报报告认为，“就像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一样，苏联继续在主动和被动战略防御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其军事能力将在所有领域得到改善”¹⁵。这些努力致力于限制美国核威慑力量的有效性，可能破坏美苏战略稳定。

然而，关于苏联国防开支的估计却描绘了一幅更复杂的画面。根据中情局的估计，1985—1988年期间苏联的国防开支急剧上升，但在1988—1990年期间突然下降，反映了不同资源类别和军事任务分配的变化。1985—1988年期间，中情局判断苏联国防开支的增长不仅源于大规模购买飞机和导弹，而且源于维持不断增加的武器和装备库存的费用显著增加。中情局总结说，在1988年和1990年之间，几乎所有资源类别的支出都急剧下降。中情局还跟踪了具体军事任务的支出趋势，以分析苏联优先事项的变化。在1985年和1987年之间，战略进攻开支被认为略有增加，而战略防御开支则显示出快速增长。地面部队和非战略性海军的支出也部分加速增长。随后三年（1988—1990年）的报告显示，这些趋势发生了逆转：不仅战略进攻开支大幅下降，战略防御与战术航空开支也是如此；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进了苏联裁军，其地面部队的开支也急剧下降了。¹⁶

在1987年签署《中导条约》之前，苏联的非战略性核力量一直被视为极具威胁性。苏联在1977年开始大力推进其中程核力量的现代化和扩张，部署了高度机动的SS-20导弹（每枚携带三枚MIRVs分导多弹头导弹），在1980—1987年间其数量几乎翻了一番。1988年生效的《中导条约》要求两个超级大国在三年内消除所有射程在500—5 500公里的地面发射核力量导弹（包括巡航导弹与SS-20）。然而，《中导条约》并不包括射程低于500公里的短程核导弹、战术两用战机或火炮。因此，尽管《中导条约》减少了来自苏联中程弹道导弹以及短程和中程核力量的威胁，但由于苏联还在推进战略力量现代化，仍有望“像使用现有武库一样有效满足其关键性战术、战区与洲际目标的需求”¹⁷。换言之，根据情报部门的说法，《中导条约》并没有削弱苏联发动核战争的能力。¹⁸1988年12月，情报界仍然认为“就苏联战略部队的开支、采购、部署、计划和演习方式而言，苏联国防政策与实践基本要素迄今似乎并没因戈尔巴乔夫改革而有所改变”¹⁹。

苏联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军备建设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恶性意图指标，也取决于人们对军事平衡的看法。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尽管存在些许明显缺陷，但美苏战略平衡基本维持了稳定对等。²⁰在1985年之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和负责全球战略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认为，苏联军事能力在所有类别上都优于美国。但在1985年之后，他们既没有用这些术语描述军事平衡，也没有提到苏联的优势。²¹相反，温伯格和珀尔多次将战略平衡描述为足以阻止苏联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核袭击。²²欧洲的常规军事力量平衡也与评估有关。美国认为，华约在几乎所有类别的部队中都比北约更有优势，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华约的武器生产速度已经超过了北约。²³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军将在1991年之前裁军50万人。他还指出，在大西洋至乌拉尔地区的苏军将削减1万辆坦克、8 500门火炮和800架作战飞机，而且苏军6个坦克师也将从东欧撤出。²⁴部署在苏联与东欧的师团将被重组，坦克的数量也将被大幅削减。²⁵

在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舒尔茨和温伯格显然都同意情报界的评估，即随着苏联军事力量扩张与现代化，战略平衡仍然是不对称的。甚至舒尔茨（里根第二届政府中比较鸽派的成员），也在1988年4月公开表示苏联的核建设“没有减弱的迹象，即使在实现战略对等之后”²⁶。舒尔茨也承认苏联常规部队的数量优势和在投掷导弹重量上的“巨大优势”，但他认为整体战略平衡在1985年已经或多或少得到了恢复。²⁷相反，里根在1985年指出苏联军武库“数量众多”，一年后他将苏联的军事建设描述为“为获得对美国的军事优势而进行不懈努力”²⁸。里根在1987年和1988年的公开演讲中根本没有讨论战略平衡问题。²⁹国防部长温伯格在1987年1月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指出：

苏联以巨大的社会代价，已经建立并继续保持强大的军事能力……这种能力远远超过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远远超过可能需要的自卫。苏联正为远远超出边界的大规模入侵，进行着精心计划和准备。他们不断地进行现代化改造，在完成一个系统的部署后立即开始开发下一代的新系统。³⁰

根据这些指标，冷战似乎正在全面展开。然而，苏联军事能力的这些变化是在冷战即将结束的背景下发生的，从而表明一些美国政府官员对苏联弱点持有不准确的看法。我们如何预期这些观察会影响对苏联意图的评估？

理论预测总结

1985—1987年期间，苏联常规军事项目、核项目和国防开支被认为持续增加。美国观察家认为军事平衡是不对称的，苏联增强军事反击能力具有进攻性意图，而且苏联军力的提升远超出其正常的安全需要。苏联根据《中导条约》消除中程核力量的承诺于1988年生效，该条约限制了苏联改变欧洲现状的能力。然而，美国继续担心，苏联反击能力与防御系统的全面建设和现代化超出它认为苏联自卫的需要。数量优势假设和攻防假设都会使我们预期，美国决策者与情报界在1988年之前会认为苏联意图是敌对的。然后，在消除中程核力量以及苏联大幅削减常规部队与国防开支后，美国对苏联敌意的看法应该有所缓和。我们应该看到这两组观察家都提到了苏联军事能力的质量和数量趋势，并基于此来确证自己的评估。

战略军事学说理论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联军事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重新制定苏联的军事理论学说。1986年苏联官员多次宣布，为促进欧洲安全“军事联盟理念和理论必须以防御性原则为基础”，并呼吁“将军事潜力减少到防御所需的限度”。³¹到1987年中期，苏联公开重新界定了自己的军事理论学说。新的原则包括：预防战争是苏联军事学说的最基本目标，任何战争都不能被认为是政治的延续；安全是相互的，加强安全主要依靠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技术手段；不仅以政治手段确保安全，而且军事技术手段也应该是防御性的，苏联的武装力量应该按照“合理充足”的原则来发展。然而，挑战在于如何使新学说的军事技术层面与政策上对防御防卫任务的强调相一致。在此期间，关于防御性战略与军事理论学说的价值，在苏联和美国都引发了激烈的辩论。³²

苏联所宣称的军事理论具有革命性变化，这引起了西方苏联专家与国际安全学者的注意。同时，秘密研究与公开研究都对苏联所宣称的“防卫性防御”学说的可信度和持久性，以及戈尔巴乔夫将这些新理念制度化的能力提出了质疑。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机构不认为苏联的军事理论在1988年中期之前有任何实质性变化。³³分析家对苏联防卫性防御态势的可信性和可持续性的怀疑一直持续到1989年。直到1989年，美国对苏联军事理论学说的看法才发生了重大改变。

1985年美国情报界报告指出，苏联的军事计划与理念旨在通过决定性进攻击败对方（包括常规力量与核力量），并占领敌人的领土，同时避免在战区冲突中使用核武器，除非苏联认为北约即将这样做。³⁴1987年7月发布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确认了“戈尔巴乔夫的声明政策具有潜在影响”，该政策对核战争问题采取了“明显更温和的方式”，而非“本评估中前几年的典型模式”。³⁵但是，情报机构并不认为苏联将显著降低其核力量的优先地位，也不认为苏联的作战优先顺序会有任何重大修改。³⁶在这份评估中，苏联的战略仍然被描述为好战的，对苏联对抗北约的最终目标的评估与之前的评估基本没有变化。³⁷

在1988年中期，关于苏联理论性质和方向的情报评估开始有了些许变化。³⁸1988年6月，中情局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苏联关于其军队规模与构成的话语“超越了单纯的宣传，对长期安全政策与军事力量具有潜在的重要影响”³⁹。评估报告认为，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苏联军事政策中两大重要领域发生了变化。首先，尽管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曾使用过“合理充足”这一术语，但它并没有被军队所接受，也没有被正式写入党章和军队理论学说之中。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文职和军事官员都认为它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尽管评估报告警告，这一概念的含义和实际意义仍未确定。其次，该报告承认苏联新的防卫性防御姿态的重要性，但它认为苏联公开讨论防卫性防御的主要目的是宣传，旨在影响西方特别是欧洲的看法。报告还指出，大多数苏联军事著作都对严格区分防御性力量与进攻性力量持怀疑态度。尽管苏联宣称军事理论发生了变化，戈尔巴乔夫也成功地使苏联国防机构认可以较少力量实现核充分性，但报告断言苏联实力或战略即刻发生重大转变是不可能的。

第11-14-89号“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追踪了华约战区力量与理论的发展趋势，在1989年初首次承认了戈尔巴乔夫新政策的成就。⁴⁰尽管这些举措的持久性存在不确定性，但报告认为“合理充足”和防卫性防御将成为“苏联国家安全政策的持久特征，有助于确保党对国防政策和开支的持续控制”⁴¹。然而该报告也指出，情报界尚未发现苏联军事理论在军事技术方面有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将清楚地显示核战争理论的变化。⁴²报告指出，削减和重组苏联战区部队的最新决定表明，在和平时期华约针对北约的战备将强调战前动员与大量部署援军的能力，而不是维持前沿部队发起快速、无援军攻击的能力，这意味着保持攻击能力不再是优先选项。此外，它还指出，在1991年完成部队大裁军后，苏联将不再有能力对北约发动重大的进攻行动。⁴³

无论是里根还是舒尔茨，似乎都没有在记录中详细说明他对苏联军事理论的看法。似乎，舒尔茨确实认为苏联的进攻理论是“为先发制人而设计的”。他在1987年指出，“苏联军事理论强调在核环境下的战斗与生存，（以及）数量优势的重要性”。舒尔茨并不认为苏联真正相信核战争是可以打赢的。⁴⁴里根认为苏联的军事理论是进攻性的，目的是“先下手为强，解除对手的武装”⁴⁵。他认为，苏联正在寻求获得优势，因为他们认为核战争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胜的。国防部长温伯格认为苏联愿意承担核战争的破坏性结果，不同的是里根则认为，如果苏联能够通过其他手段实现其目标，他们就会希望避免核对抗。⁴⁶

在1985年底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峰会上首次会面前不久，里根私下表达了他对苏联军事思想的看法。里根写道：“我们最近的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研究表明，苏联正在计划一场战争。他们想不战而胜，他们这样做的机会取决于我们是否作好了准备，我们可能会面临投降或死亡的最后通牒。”⁴⁷根据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Jack F．Matlock Jr.）的说法，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告诉里根苏联正在考虑战争，而是说如果战争来临他们计划打赢一场核战争。在重读这几句话时，里根把他的声明改为：“他们希望通过更好的准备来赢得胜利，我们可能会面临投降或死亡的最后通牒。”⁴⁸然而，关于里根或舒尔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关注了苏联军事思想的变化，证据记录仍不清楚，难以确定这些印象如何影响了他们对苏联军事理论性质的认识。

理论预测总结

国防部和情报界在1988年开始逐渐信任苏联所宣称的军事信念变化，但直到1989年仍对苏联作战理论的变化意义和持久性持怀疑态度。然而，在1989年，美国的国防和情报分析家开始将苏联在欧洲的作战理论视为以“合理充足”信念为指导的防御性理论。他们仍然认为，苏联核学说的军事技术特征反映了一种进攻性战争策略。战略军事学说理论预测，进攻性的苏联学说应该使观察者认为苏联意图是敌对的（源于对核革命带来的防御或威慑主导地位信念），并指出苏联理论学说是其意图指标。但是，随着1988年底苏联所宣称的理论学说转变，以及到1989年人们越来越相信苏联在欧洲的军事学说确实正在变成防御性的，军事学说理论预计里根及其顾问与美国情报界会认为苏联意图不那么具有敌意，并将他们对苏联意图的评估与理论学说变化明确地联系起来。

行为论

不少研究文献认为，苏联昂贵的安抚行动是促成冷战和平终结的核心因素。苏联昂贵的安抚行动包括军备控制和军队削减，改变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介入性质（如从阿富汗撤军），以及改革苏联国内机构。但是美国的决策者并没有对所有行为信号给予同等重视。苏联采取的可能具有内在成本的行动，或苏联改变美苏关系的承诺行动表明，在1987年以后戈尔巴乔夫的让步是实质性和不可逆转的。行为论认为，从1985年到1986年苏联意图仍然被认为是敌对的，但这种看法应该在1987年苏联采取昂贵安抚行动后发生改变。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上台。此后不久，美国和苏联高层恢复了关于军备控制的对话。同年4月，戈尔巴乔夫宣布暂停半年部署SS-20中程弹道导弹，如果美国也加入这一行动那么苏联将永久性暂停部署。⁴⁹紧接着7月，他进一步宣布暂停所有核武器试验。美国并不认为戈尔巴乔夫采取的两项单边军备控制倡议能够说明苏联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而仅仅将其视为一种姿态或廉价话语。美国的决策者们很快指出，暂停进一步部署SS-20导弹只不过是为了符合苏联利益罢了。毕竟苏联已经完成了该导弹部署，而北约仍处于部署早期阶段。此外，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宣布这些倡议之前并没有与美国总统讨论过这些建议，这让人怀疑他的真实动机。⁵⁰至于暂停核试验，美国政府官员和情报机构怀疑苏联科学家最近已经完成了一系列核试验，因此不需要在未来几个月进行更多试验。美国官员担心，美国的监测仪器如果不能靠近苏联的试验场，就无法发现苏联低当量的地下试验。⁵¹

戈尔巴乔夫还在1985年4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讲话。4月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全面重启军备控制与裁军的决定，同时将“合理充足”标准作为苏联军事理论的基础，确认从阿富汗撤出苏联军队，以及宣布在即将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新修订的党纲，这是这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全苏党代表会议⁽¹⁾。第二年开始，另一项苏联军备控制倡议建议在2000年之前完全废除核武器。美国大多数政府机构都认为这一建议不过是“烟雾弹”，并建议里根总统断然拒绝。⁵²1986年10月，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了第二次首脑峰会。戈尔巴乔夫在战略与中程弹道导弹的谈判中作出了巨大的让步，但峰会因对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严重分歧而破裂。⁵³里根不准备放弃战略防御计划，两位领导人在离开雷克雅未克时没有就哪些军备控制问题可以开放讨论，达成任何明确的协议。⁵⁴

1987年，莫斯科同意接受美国关于《中导条约》的“零-零”方案，这是苏联采取的首个重大的安抚行动。一些批评者认为，《中导条约》不会给北约带来好处，因为西方的核导弹是提供“威慑阶梯”的必要条件，以对抗苏联在常规力量方面的巨大优势，而后者却没有被纳入协议。如果将常规力量也纳入的话，《中导条约》对美国造成的代价才与苏联相当。⁵⁵然而这一提议确实代表了与以往苏联方案的区别：戈尔巴乔夫愿意销毁比美国更多的导弹。⁵⁶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立场，准备接受广泛和严格的现场核查与监督安排。根据行为信号论假设的逻辑，这是一种昂贵成本的信号。

到1988年，苏联的行为则向美国提供了更多昂贵安抚信号。首先，1988年2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在4月签署了旨在结束苏联阿富汗战争的《日内瓦协议》后，苏联开始按照商定的时间表进行撤军。这一年，苏联还开始就其他一些地区冲突进行多边谈判，包括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尼加拉瓜。⁵⁷这些步骤被认为是苏联在安全问题以及对第三世界亲苏政权政策的真正转变，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长期是冷战的核心问题。⁵⁸舒尔茨后来称，从阿富汗撤军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也是“勃列日涅夫主义”⁽²⁾消亡的信号，该学说曾为苏联干预支持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政权提供合法化理由。⁵⁹

其次，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果断行动来重组苏联的国内政治体系，这一举措得到美国观察家的赞赏。尽管苏联政治领导层在1988年之前已经采取了重大举措，特别是在苏联共产党内实行了职位竞争选举。⁶⁰但只有在1988年中期以后，戈尔巴乔夫的行动才旨在对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进行根本性改革。⁶¹1988年6月召开的第十九次全苏党代表会议启动了全面的制度与意识形态改革，为苏联的政治自由化铺平道路。这些改革包括建立无记名的竞争性选举，限制当选官员的任期，司法独立分权，以及对言论、集会、结社和新闻自由的规定。⁶²会议代表们通过了所有决议，其中包括一个为实施改革制定时间表的决议。⁶³美国的许多高级决策者立即了解了苏联改革的范围及其潜在意义。⁶⁴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马特洛克认为，这些史无前例的措施如果得到实施，将使苏联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走向欧洲式的社会民主。直到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宣布单方面削减东欧的军队，这让西方观众甚感惊讶。

理论预测总结

行为论认为，我们将找到证据证明意图评估与昂贵的非能力行动有关。历史记录表明，从1985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一再向西方观察家保证，他发起并追求的行动（有时是单方面的），代表了对以往苏联行为模式的重大突破。这些改革行动部分属于外交政策，部分则是国内意识形态改革。从1987年开始，戈尔巴乔夫的整体行动被大多数美国观察家认为是重大且有说服力的，尽管里根政府和情报界对其中单一举措的相对重要性存在争议。根据当前行动假设，苏联愿意接受1987年不对称的裁军、撤出在阿富汗的苏联军队，以及在整个1988年采取其他昂贵的安抚性行动，会导致美国决策者和情报界重新评估他们对苏联意图的认知。

与此相反，过去行动假设则认为，美国对苏联意图的看法取决于戈尔巴乔夫或里根任职前苏联所采取的昂贵行动。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是这一时期公众讨论中最常提到的苏联行为。因此，根据行为论的过去行动假设，里根第二届政府会继续认为苏联意图是敌对的，因为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进行了军事干预。

注释

1．参见Don Oberdorfer，The Turn：From the Cold War to a New Era，1983—1990，New York：Poseidon Press，1991；Raymond L．Garthoff，ed.，The Great Transition：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4；Michael R．Beschloss and Strobe Talbott，At The Highest Levels：The Inside Story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3；William C．Wohlforth，Witnesses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William C．Wohlforth，ed.，Cold War Endgame：Oral History，Analysis，Debates，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3；Richard Ned Lebow and Thomas Risse-Kappen，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Andrew H．Kydd，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Mark L．Haa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Reactions to Shifts in Soviet Power，Policies，or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1，No.1，2007，pp.145—179；Lou Cannon，President Reagan：The Role of A Lifetim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0；Melvyn P．Leffler，For The Soul of Mankind：The United States，The Soviet Union，and The Cold War，London：Macmillan，2007；Barbara Farnham，“Reagan and The Gorbachev Revolution：Perceiving The End of Threat,”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6，No.2，2001，pp.225—252；John Mueller，“What Was The Cold War About? Evidence from Its Ending,”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9，No.4，2004—2005，pp.609—631。

2．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PPP），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8，June 1，1987，pp.594—595；PPP，June 11，1987，p.624；PPP，June 12，1987，pp.635—636；PPP，August 29，1987，p.988；PPP，September 16，1987，p.1038。(https://www.daowen.com)

3．George 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3，p.993.

4．Keith L．Shimko，Images and Arms Control：Percep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p.233.

5．Ibid.，pp.235—237.

6．目前已解密的关于苏联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清单参见The CIA's Electronic Reading Room，http://www.foia.cia.gov/（访问时间：2013年8月20日）。

7．里根和舒尔茨对核武器都没有太多的经验和深入了解，温伯格虽然比这两人有优势，但在成为国防部长之前也对这些问题不了解。由于这些关键决策者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不应期待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会偏好从物质能力上推断苏联意图证据。Shimko，Images and Arms Control，pp.241—242.

8．Us Department of Defense，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Soviet Military Power（以下简称SMP，随附出版年份），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许多苏联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在撰写关于苏联能力的文章时，对SMP中报道的数据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认为美国国防部夸大了苏联构成的威胁。由于本书关注的是美国各官僚机构如何看待苏联的能力，该期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关于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库请参见NIE 11-3/8-86，NIE 11-3/8-87，NIE 11-3/8-88。

9．参见SMP，1990。

10．1981年9月开始《中导条约》谈判并最终达成了协议，1987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峰会上签署协议。根据《中导条约》，两个超级大国都同意在1988年开始的三年内消除所有中程地射导弹，包括核导弹和常规导弹。

11．SMP，1988.第NIE 11-3/8-86号“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的结论是：“（苏联）弹头正在增加。现在正在部署的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系统，比之前系统能够携带更多弹头。……武力的多样性在增加。越来越多的攻击性导弹弹头被部署在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和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上，而在固定筒仓中装配的比例则较低。”类似的结论参见NIE 11-3/8-87，p.7。

12．NIE 11-3/8-88，p.5.

13．几十年来，苏联战略轰炸机部队一直被认为是苏联三位一体战略中最薄弱的部分。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开始部署新的飞机和武器系统，如远程BEAR H和BLACKJACK飞机，以及AS -15远程空射巡航导弹。美国国防部认为这些改进旨在提高轰炸机部队执行洲际核打击任务的能力和生存能力。SMP，1989，p.5.

14．1985年，国防部分析家报告说，苏联正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广泛部署反弹道导弹。四年后再次报告说，苏联已接近完成扩大和升级该系统建设，以保卫莫斯科附近的特定领导人和战略设施。SMP，1989.

15．NIE 11-3/8-88，p.4.

16．Noel E．Firth，Soviet Defense Spending：A History of CIA Estimates，1950—1990，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1998，pp.98—112.

17．SMP，1989，p.7.

18．NIE 11-3/8-88，p.5.只有在1989年，在苏联单方面削减军队的最初阶段和里根离任之后，美国情报界和国防机构才报告说苏联的军事能力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使在那时，他们也得出结论，华约的部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力量集合体，苏联将“继续致力于将进攻作为战时首选行动方式”。NIE 11-4-89，April 1989，p.12；Ben B．Fischer，At Cold War's End：US Intelligence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1989—1991，Reston，V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1999，p.xiii.到1989年9月，美国情报界开始认识到戈尔巴乔夫所采取的重大步骤的影响。Memorandum for Holders of NIE 4-1-84，September 1989.

19．NIE 11-3/8-88，p.7.

20．在里根时期，美国的国防开支从198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9%增加到1985年的6.1%。此后增长速度无法维持，但政府似乎对美国的实力被重振感到满意。斯考克罗夫特委员会1983年的报告推翻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对美国战略导弹令人担忧的脆弱性描述。

21．参见Shimko，Images and Arms Control，pp.72—74。

22．直到1989年2月，国防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警告说，苏联战略进攻和防御力量的未来改进“可能使战略平衡向莫斯科倾斜”。参见Dick Cheney，“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1990,”pp.16—17。

23．Secretary of Defense，“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snd Congress，1989,”p.29.

24．这些变化将使苏联在东欧的总兵力达到约5万人和5千辆车（如坦克、突击登陆车和突击渡河车）。

25．1989年1月，在戈尔巴乔夫宣布大幅削减华约军备的一个月后，切尼警告说，华约持续的军事生产仍将使其“在大多数类别的武器系统中保持对北约的数量优势”。他认为，即使戈尔巴乔夫的削减计划得以实施，华约也至少可以在未来五年内保持这一优势。Cheney，“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1990,”p.19．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对地区军事平衡的评估才进行了重大修改，以反映苏联单边裁军后的现实。SMP，1990，pp.92—93.

26．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以下简称DSB），April 1988，39，引自Shimko，Images and Arms Control，p.90。

27．参见US Congress 1987，House Panel of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Hearings o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100th Cong.，1st Sess.，p.845；DSB，April 1988，p.6；DSB，June 1984，p.29；DSB，May 1985，p.27。引自Shimko，Images and Arms Control，pp.91—94。

28．Ronald Reagan，“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National Security,”February 26，1986，http://reagan2020.us/speeches/address_on_national_security.asp（访问时间：2013年8月30日）。

29．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PPP），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8，1986，p.287；PPP，1985，p.1347.皆引自Shimko，Images and Arms Control，pp.110—113。

30．Caspar Weinberger，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Fiscal Year 1988，January 1987，p.116.

31．Coit D．Blacker，Hostage to Revolution：Gorbachev and Soviet Security Policy，1985—1991，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1993，p.68．1987年，在柏林举行的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苏联发表了一份文件宣布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军事理论是“严格意义上的防御性理论”，“服从于防止战争的任务，包括核战争和常规战争”。关于“柏林宣言”，参见William C．Green and Theodore W．Karasik，Gorbachev and His Generals：The Reform of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0，pp.38—39。

32．关于新苏联学说的主要特点及其在这一时期引起的争论，请参见Stephen M．Meyer，“The Sources and Prospects of Gorbachev's New Political Thinking on Secu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3，No.2，1988，pp.124—163；Raymond L．Garthoff，Deterrence and The Revolution in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0；Christoph Bluth，The Collapse of Soviet Military Power，Brookfield，VT：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5，pp.83—90；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Edinburgh：Keele University Press，1997。

33．在1985—1990年的每一卷年刊中，SMP依然认为华约部队的目标是在任何级别的冲突中击败欧洲的北约部队，占领北约国家，利用欧洲幸存的经济力量协助苏联的复苏，通过扰乱和摧毁其军事力量，使中国、美国及其盟友彼此中立，并主导战后世界。尽管苏联人认识到核武器的破坏性，但他们仍试图在核战争中生存并取得胜利，相信在这样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分析家们认为，苏联的核战争理论仍然强调进攻性行动，尽管1987年的SMP认识到，防御性行动已经开始得到苏联战略家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SMP判断，采取这些行动“要么是为了支持附近的进攻行动，要么是为了创造恢复进攻的有利条件”。SMP，1987，p.16.

34．NIE 11-3/8-85，pp.18—22；Ibid.，pp.15—16.在那份报告中，情报界还指出苏联并不赞成将相互脆弱性作为建立或保持战略稳定的理想基础。

35．NIE 11-3/8-87，p.5.

36．Ibid.

37．Ibid.，pp.8—9.

38．1988年4月出版的SMP第一次注意到苏联军事理论方向的明显变化，以及苏联对实现“低水平的对等”的强调。然而它认为“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合理充足’代表放弃或甚至改变苏联固有的进攻性军事战略”。SMP，1988，pp.12—13．苏联理论也仍然被认为是强调击败或消灭美国及其盟国，并在各种类型战争（包括核战争）中取得胜利。Ibid.，p.13．所有这些都在1989年文件中得到了重申，它再次承认了苏联声明政策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苏联态势的主要影响，但仍然认为这些影响“只有在苏联改变部署军事力量的规模和特点时”才会显现。SMP，1989，p.17；Secretary of Defense Frank Carlucci，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Fiscal Year 1990，January 1989，pp.11—12；Joint Chiefs of Staff，“1989 Joint Military Net Assessment,”June 1989，ES-2.

39．Office of Soviet Analysis（SOVA），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CIA，“Soviet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Responses to The Changing Military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SOV 88—10040CX，June 1988，p.v.

40．NIE 11-14-89，February 1989，p.iii.国防部相比情报界更不愿意承认这些变化。SMP，1990，p.2830.

41．美国国防情报局不同意这些结论，声称苏联提出“合理充足”理念是出于宣传目的。NIE 11-14-89，V，pp.2—3.

42．Ibid.，p.6.

43．这些结论被下列文件重申：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emo 89-10002，“The Post-CFE Environment in Europe,”September 1989（涉及正在进行的关于欧洲常规部队的讨论）；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emo 89-10003，“Status of Soviet Unilateral Withdrawals,”October 1989；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emo 89-10005，“Soviet Theater Forces in 1991：The Impact of The Unilateral Withdrawals on Structure and Capabilities,”November 1989。

44．引自DSB，January 1987，p.32；Shimko，Images and Arms Control，pp.89—90。

45．引自Shimko，Images and Arms Control，p.109。

46．Ibid.，pp.108—110.

47．引自Jack F．Matlock Jr.，Reagan and Gorbachev：How the Cold War Ended，New York：Random House，2004，p.151。

48．引自Ibid.，pp.150—154。

49．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p.214—215.

50．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pp.116—117.

51．Ibid.，pp.116—117.

52．里根本人赞赏苏联领导人提议完全消除核武器，选择以积极的声明来回应戈尔巴乔夫的提议。但他也表示，该提议的某些内容引起了美国的“严重关切”。Ibid.，p.178．

53．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条款和将战略防御计划的发展限制在实验室内的建议，导致谈判破裂。

54．1986年爆发的几次间谍活动也引起了美国怀疑，包括一名美国记者在莫斯科被逮捕，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参见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p.281—284。此外，苏联还继续支持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参见Richard K．Hermann，“Soviet Behavior in Regional Conflicts：Old Questions，New Strategies，and Important Lessons,”World Politics，Vol.44，No.3，1992，pp.252—261。

55．关于《中导条约》的更多讨论，参见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pp.275—276；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334。

56．根据《中导条约》，苏联需要销毁总共1 846枚导弹，比美国被要求销毁的数量（848枚）多出一倍。参见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327。

57．Robert M．Gates，From the Shadows：The Ultimate Insider's Story of Five Presidents and How They Won the Cold Wa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6，pp.427—437；Richard K．Herrmann，“Regional Conflicts as Turning Points：The Soviet and American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Angola，and Nicaragua,”in Richard K．Herrmann and Richard Ned Lebow，eds.，Ending the Cold War：Interpretations，Causation，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singstoke，UK：Palgrave Macmillan，2004，pp.59—83.

58．甚至盖茨也认为，戈尔巴乔夫从阿富汗和安哥拉撤军是“最后的证明，至少在外交政策上如此”，戈尔巴乔夫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苏联领导人”；他断言，当时中情局、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许多人都有这种印象。Gates，From the Shadows，pp.436—437.

59．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p.1092，1086.

60．这是在1987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生的。参见Haa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p.162—163；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303；Archie Brown，The Gorbachev Facto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34—36。

61．根据哈斯的说法，直到1988年2月戈尔巴乔夫本人仍不愿明确表示他旨在对苏联进行根本的意识形态变革。一些苏联学者也声称，从1988年春天开始戈尔巴乔夫才愿意全面改造苏联制度，而不仅仅是改革。参见Brown，The Gorbachev Factor，p.200。

62．Mark L．Haas，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Great Power Politics，1789—1989，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p.200；Haa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p.163—164；Frances Fitzgerald，Way Out There in The Blue：Reagan，Star Wars，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1，p.454；Jack F．Matlock Jr.，Autopsy of An Empire：The American Ambassador's Accoun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95，p.122；Susanne Sternthal，Gorbachev's Reforms：De-Stalinization Through Demilitarization，Westport，CT：Praeger 1997，pp.110—111.

63．Sternthal，Gorbachev's Reforms，pp.114—115.

64．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pp.295—296；Sternthal，Gorbachev's Reforms，pp.1101—1111.

(1)　按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通常每4—5年召开一次；而全苏党代表会议则是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根据需要而召集的讨论迫切问题的会议。——译者注

(2)　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又称勃列日涅夫学说，指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后，由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制定的一整套苏联对外扩张的理论。该理论采取进攻性战略，主要包括：军事上以美国为主要对手，战略重点在欧洲，将过去追求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改为力求取代美国，称霸世界，在苏联及华约成员国内推行一套对外扩张和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和政治控制的理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