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美国决策者的苏联意图评估：战略缓和瓦解

本章研究了卡特总统和他的两位主要外交政策顾问——布热津斯基和万斯对苏联的意图信念。关注总统观点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卡特有一种亲力亲为的领导风格，并参与行政制度设计以为他提供多样化选择。布热津斯基和万斯是“参与决策最多的高官，也是总统在外交事务方面最密切的顾问”¹。布热津斯基代表了卡特大胆的一面，常常发出迫在眉睫的行动呼吁，而万斯则以克制著称，用传统方式平衡冒险倾向。²

在这一时期，卡特及其顾问用什么指标来评估苏联的意图呢？本章利用大量美国档案证据，将上一章中概述的选择性注意理论以及三大竞争性理论的预测，与卡特及其亲密顾问对1977—1980年期间苏联意图的评估进行了比较。

本章的分析主要依靠由吉米·卡特图书馆和国家安全档案馆提供的最新解密材料。特别具有启发性的是布热津斯基呈交给卡特总统的每周报告。这些报告非常宝贵，因为它们揭示了布热津斯基本人的看法，并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他对苏联态度的变化。一些报告还包括卡特在空白处的手写评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总统自己的意见。此外，还依靠了我对布热津斯基进行采访时他的评论。³

其他解密资料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内两个正式机构的会议记录。⁴政策评估委员会是一个特设委员会，通常由万斯担任主席，其职责包括制定和实施具体的国家安全政策。特别协调委员会则由布热津斯基担任主席，负责处理“在制定方案和执行总统决定方面需要协调的具体交叉问题”⁵。本章还参考了回忆录、公开声明和访谈。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印象管理的问题，即当决策者策略性地使用公开声明来打动国内观众时，这些资料可能不太可靠。而当公开声明与私人文件所揭示的内容一致时，我才用它们来补充档案文件。

本章的其余部分首先研究美国高级决策者关于苏联意图的声明（主要是私下的）。这有助于估计决策者对苏联意图的基本看法，并确定这些看法何时发生变化。然后研究美国决策者为证明他们对苏联意图评估的正确性而采用的推理过程。此外，对比分析了个别决策者倡导的政策与政府集体采取的政策。通过这两项措施，我们可以分析决策者倡导的政策是否与他们所宣称的意图信念相一致，并评估意图信念对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对苏联意图的陈述性信念

在卡特政府的第一年，主要决策者对苏联意图和美苏关系未来保持着相当乐观的看法。卡特和万斯认为苏联的意图是合作性质的，并认为苏联可以为卡特政府促进全球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布热津斯基相对更为鹰派，其公开讲话以及与总统私人通信表明，1977年他比卡特或万斯更怀疑苏联的真实意图。当然他也希望苏联能保持相对合作的姿态。事实上，传统观点认为布热津斯基是一个“固执的鹰派”，从一开始就认为苏联的意图是高度扩张主义的，但本书所掌握的私人文件并不支持这种观点。⁶

卡特的合作情绪反映在他给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第一封信中，他说他的目标是“在互惠、相互尊重和利益对等基础上改善与苏联的关系”⁷。在勃列日涅夫作出令人失望的反应后，卡特以第二封信作为回应，提供了裁减武器倡议的进一步细节，并保证美国，尤其是卡特的人权运动，不打算“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或“与苏联制造对抗”。⁸尽管最初双方进行了这些积极的交流，但苏联很快就对卡特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以下简称SALT）与人权问题的态度感到失望。苏联认为卡特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建议过于激进，更希望任何协议都遵循1974年“海参崴共识”，当年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和勃列日涅夫同意在核武器数量上实现对等。⁹卡特对苏联的反应深感失望，甚至认为这种反应很“苛刻”¹⁰，但他对苏联意图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

卡特在1977年余下的时间里发表了一系列公开声明，显示了他对“战略缓和”前景的早期乐观态度。¹¹他多次将苏联的行为描述为积极的，指出：“到目前为止，苏联一直非常合作，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感到满意。”¹²在1977年夏天的SALT谈判遭遇挫折后，他仍然保持乐观态度。“我不同意美国和苏联之间有越来越多的矛盾……。我不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在恶化，”卡特在6月底说，“我对我们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恐惧、沮丧或担忧的感觉。我认为，我们有继续讨论的良好前景，我完全希望这些讨论将带来成功。”¹³尽管苏联对卡特的人权运动感到不安，而卡特也对此感到惊讶，但卡特向苏联领导人保证：“人权运动决定……与国防和SALT谈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¹⁴次月，卡特被直截了当地问及他是否预见到“美苏战略缓和”关系即将结束。他再次淡化了与苏联的分歧，并解释说双方首次尝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重要问题，如人权，难免存在分歧。¹⁵在夏季和秋季时期，他多次声称感受到与苏联关系的鼓舞。¹⁶在当年10月他进一步说：“我认为，如果他们继续以建设性的方式行事，就像在过去几周所表现的那样，那么我们与苏联就正在接近达成（关于SALT）解决方案。”¹⁷总之，卡特在总结这一年的外交形势时指出，苏联在中东的行为（以及关于SALT Ⅱ、恐怖主义、全面禁止核试验、印度洋和“许多其他项目”）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们与他们（苏联）的关系比我刚上任总统时要好得多……。我们与苏联的关系非常具有建设性，我认为这种关系正在不断改善。”¹⁸

布热津斯基每周给卡特的备忘录显示，在整个1977年，这位比较鹰派的战略顾问将苏联意图视为机会主义的，而不是敌对或扩张主义的。布热津斯基的乐观态度比卡特更为谨慎，他表示，对苏联的意图“作出有信心的预测还为时过早”。然而，他还是能够对苏联领导层的意图得出一些“初步结论”，并且指出“勃列日涅夫已经作出私下与公开承诺，在早期SALT条约的基础上重建战略缓和政策”。布热津斯基进一步指出：“苏联在两个关键领域——中东与中国——的战略政治弱点，为稳定他（勃列日涅夫）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制造了额外的压力。”¹⁹一个月后，在苏联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两项建议后，布热津斯基开始“对进展前景相当怀疑”。他认为卡特和万斯都没有真正理解“苏联对SALT建议的敌视程度，以及希望对（卡特政府）施加压力的程度”²⁰。

尽管布热津斯基对苏联有关SALT条约的行动感到沮丧，但他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里仍然表示乐观。例如，1977年6月3日，布热津斯基在他的每周报告中提出了SALT问题，并问卡特是否“无论SALT的结果如何，都要与勃列日涅夫接触，邀他访问美国”。总统回答“是的”，并在布热津斯基的句子下划线。两周后，布热津斯基的每周备忘录认为，“苏联政策最终会转向类似于战略缓和的政策”。他认为，在“福特总统放弃战略缓和政策”导致的“期望危机”之后，勃列日涅夫的政策变得更加“确定和稳定”。他还认为，勃列日涅夫“希望在一个高点上结束他的职业生涯”，与美国的良好关系，特别是达成SALT条约，将确保他树立“和平捍卫者”的形象。布热津斯基说：“尽管言辞激烈，但苏联实际上已经在（关于SALT）实质性立场上有所改善，哪怕只是改善一点点。”因此，他的结论是：“新一轮竞争的后果（不可能）对勃列日涅夫有那么大的吸引力。”²¹虽然这些并不是关于苏联意图的明确声明，但它们仍然显示出，即使是布热津斯基也认为苏联的目标倾向于合作，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²²

至于万斯，有证据表明他同意卡特的评估，即苏联对战略缓和感兴趣，而且他认为苏联的意图是善意的。有一项研究从认知-心理动力学的角度发现，在整个任期内，万斯对苏联抱有乐观的缓和印象；他对苏联作为对手的印象是“相对脆弱的”。根据这项研究，“万斯认为，在避免军事对抗方面，苏联与美国有着共同的重要利益”²³。在他任职的头两年，万斯没有详细说明他对苏联政治意图本身的看法，而是说“战略缓和今天确实存在，我相信并希望它将继续存在”，并说苏联是SALT谈判中真诚的谈判者。²⁴

在整个1978年，随着第三世界冲突的范围、强度和重要性的增加，SALT谈判继续进行。尽管卡特对苏联的意图越来越不信任，但在这一年里，他对苏联意图的看法并没有大的改变；相反，他对超级大国之间的未来仍然充满希望。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到1978年底，卡特“没有对苏联的扩张作出任何真正的决定”²⁵。但记录也显示，在苏联介入非洲之角后，卡特的乐观情绪变得更加谨慎。与此同时，布热津斯基在1978年对苏联意图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和相当负面的变化。他相信，苏联在非洲的新举措和军事介入增加显示出其具有扩张的宏伟计划。相反，万斯“不认为苏联在非洲的行动是苏联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而认为是其试图实现机会主义目标的实践”²⁶。

非洲之角的冲突引发了外交政策决策者对苏联意图评估的争论。1978年1月13日，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报告说：

苏联在中东和非洲等第三地区的野心仍然没有减弱。必须让苏联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密不透风的，在一个地区发生的事情不可能不会影响到其他地区。然而危险在于，他们会把事态推到紧张地步（例如在埃塞俄比亚），会破坏我们整体关系中的合作基础。²⁷

尽管有这些担忧，但苏联当时的行动并没有让布热津斯基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一定是被扩张的动机所驱动。在同一份报告中，他写道：“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仅仅作为对明显机会的反应，苏联正在加紧努力利用非洲的动荡局势为自己谋利。”²⁸布热津斯基在一周后给卡特的另一份备忘录中重复了这些结论：“苏联领导人可能只是为了应对一个明显的机会，或者苏联行动可能是更广泛战略设计的一部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苏联可能会像之前在安哥拉那样，认为他们事后可以采取更多的和解态度，而美国会再次适应苏联在其他非洲国家的存在。”²⁹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评估苏联意图的任务继续困扰着布热津斯基。1978年2月17日，他向卡特提供了一份明确的、罕见的关于他对苏联意图评估的说明。布热津斯基在这份报告中预先列出了一个表格，他将苏联的各种行动分为良性、中性和恶性（参见表2）。³⁰这反映出布热津斯基对苏联领导人意图的解读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布热津斯基认为，该表“似乎表明，苏联（准备）在那些可能巩固与美国平等关系的职能领域进行合作”，同时苏联“不愿意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进行妥协；事实上，它（准备）利用第三世界的动荡来最大限度地减少障碍并促进利益”。总体而言，布热津斯基将苏联对美的目标描述为寻求“选择性的缓和”。但他认为，苏联意图可能会因美国的行动和政策而改变。他特别指出：“美国的适当反应不在于破坏‘良性’的新兴合作关系，而应增加苏联‘恶性’行为的代价。”³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埃塞俄比亚人在古巴和苏联军队的支持下，继续成功地击退索马里军队。到3月，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战略形成了稳定的看法。他坚持认为苏联意图不仅仅是机会主义的，他指出：“我不相信任何严肃的决策者能够接受苏联介入埃塞俄比亚是为了保护埃塞俄比亚边境的说法；其实它在那里有一个更大的计划。”³²一个月后，在另一份给卡特的周报中，布热津斯基总结了他对苏联战略的解释：

1．在军备控制关系方面保持“战略缓和”，这既可以限制美国的军备建设，又使美国在其他问题上的态度更加被动；

2．造成美苏特殊关系的印象，使欧洲和中国都感到害怕；

3．诱使欧洲人越来越多地采取“自我芬兰化”的态度，部分原因是对苏联的恐惧，部分原因是一厢情愿地认为美苏达成了真正的战略缓和关系；

4．阻止迅速解决中东问题……希望使阿拉伯人变得激进并在中东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5．利用在非洲或其他地方的任何机会，直接或间接地推进苏联利益；

6．通过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如针对中子弹的宣传活动，以及对美国动机、政策和社会的普遍诽谤，来恐吓美国及其盟友。³³

布热津斯基在5月中旬给卡特的一份报告中回顾了二战以来苏联的行为，他解释说，他“对未来的担忧不是苏联（会）成为世界主导力量，强加一个‘苏联治下的和平’”。相反他担心“苏联的破坏性努力（将）使我们越来越不可能给全球带来秩序和稳定，（可能）因此阻碍建设一个更具合作性与公正性的国际体系”³⁴。

万斯不同意布热津斯基将苏联在非洲的行动解释为苏联扩张主义的指标，而是将其视为利用机会的试探。虽然并不是说苏联的行动不重要，但万斯仍然认为，苏联领导人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在可接受的竞争范围之内”³⁵。苏联认为卡特的“人权运动旨在推翻苏联制度；美国人认为我们的行为不可预测；美国人越来越不确定我们是否还想达成一份SALT条约”³⁶。由于对卡特的一些政策决定感到失望，万斯于1978年5月29日寻求对美苏关系进行正式评估。他在给卡特的备忘录中解释说，“许多人在问，本届政府是否会在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上急剧转变”，而布热津斯基对卡特总统的苏联印象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也让万斯感到震惊。³⁷

卡特在1978年期间向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慢慢转变，这在总统的公开演讲中显而易见。³⁸在此期间，卡特忙于正在进行的SALT谈判以及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冲突协调。因此，他只参加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非洲之角的一些会议，并深度依赖布热津斯基对这些会议的简报汇总。但记录显示，布热津斯基的总结并非总是提供对这些会议的准确解读。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贝蒂·格莱德（Betty Glad）解释说，布热津斯基“对那些他通常赞成的项目进行了总结……但他对不赞成的谈话草案则保持模糊开放的态度”。卡特喜欢布热津斯基的“大胆、清晰和宽广的战略视角”，因此没有注意到一些“关键的国务院备忘录，（这些备忘录）会告诉总统，在非洲之角的冲突并不都是由苏联促发的，古巴人并不只是苏联的代理人，宗教因素而非地缘政治可能是该地区的分裂催化剂”³⁹。

不过，卡特并没有完全接受布热津斯基对苏联意图的解释，他在1978年夏天的讲话综合了布热津斯基与万斯对苏联印象的整体看法。在公开场合，卡特对最近苏联和古巴在非洲的行动表示关注、愤怒和沮丧。⁴⁰同时，他重申了他的信念，即苏联“几乎每天都在真诚地就SALT Ⅱ谈判”⁴¹。1978年6月7日，卡特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演讲说明了他对苏联意图的两种印象之间的紧张关系。演讲实际上是由两个版本拼接而成的：一个是由万斯制作的，强调美苏关系的复杂性，需要在对等基础上降低政治紧张局势；另一个则是由布热津斯基制作的更有攻击性的版本。总的来说，演讲的语气比卡特以前的声明更严厉，反映了他对苏联行为越来越多的失望。卡特依然认为苏联意图是机会主义的，但现在也认为苏联领导人愿意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政治目标。例如，在安纳波利斯演讲中卡特指出，苏联“显然将军事力量和军事援助视为扩大海外影响力的最佳手段”。具体而言，他们似乎“准备利用”不稳定地区的局势，偏好“使用代理部队打仗”，“这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是显而易见的”，苏联“严重侵犯基本人权”，违反了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并“试图输出极权主义和镇压式政府模式”。⁴²总而言之，他警告说：“苏联可以选择对抗或合作，而美国有足够的准备来应对这两种选择。”布热津斯基对这次讲话感到很满意，但对苏联未来的意图不抱任何希望。“他们不可能完全停止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特别是在非洲，当然他们也可能偶尔缓和其中一些行动。”⁴³

尽管1978年秋季有了积极的发展，但到该年年底美国政府对苏联意图的看法仍然存在明显分歧，布热津斯基和万斯处于相反的两大阵营。⁴⁴布热津斯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周刊》第65期上讨论了一个小型专家小组的非正式会议，以评估苏联的目标和美苏关系的未来，揭示了政府内部的分歧。他解释说，与会者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苏联已经践踏了战略缓和的准则”，他们继续采取选择性的缓和。这些行动反映了苏联外交政策总体上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勃列日涅夫的控制力减弱，使得该政权自然的、历史的、支配性的冲动更加固执与难以约束。（……这是最接近我[布热津斯基]的观点）。

另一种观点是（主要由马歇尔·舒尔曼[Marshall Shulman]持有），苏联的行动记录要复杂得多，必须逐一考虑苏联是按照传统路线行事，还是本质上是对美国行动作出的反应。⁴⁵

然而相关证据显示布热津斯基在1978年期间改变了对苏联意图的看法。他认为苏联意图不是简单的机会主义，而是反映了一个“更宏大的、精心设计的战略”。但是他仍然没有把苏联描述为具有无限的扩张主义目标，也从未表示担心苏联会考虑对美国重要利益进行直接军事攻击。万斯则仍然倾向于将苏联的行动视为一种防御性动机，展示出机会主义的意图。到1978年底，卡特对苏联领导人的真实意图更加怀疑；他开始相信，苏联愿意使用军事力量来支持其机会主义意图。同时，卡特并没有对苏联的扩张主义得出坚定的结论；他仍然认为苏联意图主要是机会主义的。例如，在11月卡特被问及：“你认为苏联的目的是什么？你认为他们主要是一个防御性国家，还是一个侵略性国家？”卡特回答说：

我认为，首先他们希望自己的人民获得和平与安全，他们明显夸大了对自己的任何威胁……。同时正如我们一样，他们也希望在世界其他人民中扩大影响力，让世界相信他们的政府系统、哲学理论是最好的……。但我想说的是，就像我们一样，他们的两个基本动机是：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尽可能地在世界其他地方扩展自己的影响力。⁴⁶

1979年1—5月间，万斯和多勃雷宁（Dobrynin）每周都会会面，以试图敲定SALT Ⅱ。卡特的公开声明仍然强调苏联在SALT谈判中表现出的积极行为，并倾向于不将苏联在非洲的行为与SALT谈判联系起来。⁴⁷然而，卡特最亲密的顾问们并不同意卡特对与苏联达成协议的乐观态度。与布热津斯基不同，卡特对定于1979年6月15—18日举行的维也纳峰会持乐观态度，并认为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会晤将具有重要意义。他听从了美国前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的建议，后者告诉他勃列日涅夫致力于建立美苏战略缓和以避免战争。此外，正如加迪斯·史密斯（Gaddis Smith）所言：“哈里曼的评估激发了卡特自己的情感信念，即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接触会带来积极改变。”⁴⁸在他的日记中，卡特说：“我不能让勃列日涅夫难堪，把他当作朋友来对待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经常在个人互动层面消息不太灵通，但他很有人情味也充满感情。”⁴⁹

维也纳会议的官方记录显示，卡特对苏联介入第三世界的冲突，特别是干预古巴、伊朗、纳米比亚、罗得西亚和津巴布韦的冲突表示了严重关切。⁵⁰他甚至向勃列日涅夫发出请求，希望苏联停止对非洲的干预。尽管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健康存在明显问题，但卡特似乎依然在这次会议中对他产生了积极的印象。在SALT Ⅱ的最后签字仪式上，两位领导人拥抱在一起。用冷战历史学家梅尔文·莱夫勒（Melvyn Leffler）的话说：“卡特感觉到了勃列日涅夫的热情，尽管他也感受到了国内严厉的批评。”⁵¹卡特总统认为他已经与这位苏联元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维也纳之后，卡特写道：“毫无疑问，会谈现场充满强烈的合作气氛，我决心继续寻求和平与更好的理解。”⁵²6月18日，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

尽管存在分歧，但我们在维也纳的交流是有益的，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直接向对方面对面地澄清立场，从而减少双方今后出现误判的可能性。……我想说，勃列日涅夫主席和我对彼此作为领导人，作为男人，都有了更好的理解。⁵³

然而，在1979年的剩余时间里，美苏关系明显恶化。5月7日，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首次向卡特总统报告，苏联正在古巴扩大军事活动。布热津斯基担心，这些活动“代表了苏联在1970年10月与基辛格达成的关于‘什么是（潜艇）基地’的协议的复杂企图，同时在联合基地和训练安排的幌子下在古巴发展进攻性军事基地”⁵⁴。5月25日，布热津斯基在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后报告说：“苏联的这一活动并没有明确违反1962年以来的保证和承诺。”⁵⁵在7月初的一份周报中，他向总统概述了对苏联下一步行动的预测：

在重读《维也纳议定书》时，我对勃列日涅夫在地区问题上的顽固态度感到震惊。尽管你（卡特总统）发表了有力的声明，但苏联根本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让我们相信他们会停止将古巴作为代理人。……因此，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苏联将继续把古巴变成加勒比海和中美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进一步增强与我们关系密切地区的革命活动；他们将继续在政治上利用古巴作为非洲行动的代理人；他们将加强对沙特阿拉伯的压力（有证据表明南也门将成为苏联的地区军事基地）。⁵⁶

三周后，布热津斯基重申了他对这次苏联在古巴部署战斗旅事件所表明的苏联意图感到担忧，他声称自1977年以来古巴和苏联的干预记录表明，“古巴制造麻烦所带来的危险……是巨大的。无论古巴是作为苏联的附属国、合作伙伴，还是（最不可能的）简单地把美国拖下水，结果都很清楚：（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对外活动很符合苏联的利益，给我们带来了深远的挑战”⁵⁷。9月，在政府完成其情报审查或政策制定之前，几位国会议员向新闻界透露了苏联在古巴存在一个军事旅的信息，从而制造出一种公共危机的情绪。⁵⁸

虽然“苏联旅事件”进一步证实了布热津斯基对苏联意图的看法，但万斯和卡特并不同意布热津斯基的解释。万斯认为苏联旅在古巴的军事存在后果很严重，因此必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双边关系中讨论这个问题。但他也认为，如果这个议题被公开，苏联可能更不会同意撤出在古巴的军事力量；美国声称苏联违反了古巴导弹危机中达成的苏联在古巴行动的美苏谅解，但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些当时达成的美苏谅解不涉及苏联地面部队问题。由于苏联在古巴部署的战斗旅问题可能会对SALT Ⅱ谈判产生影响，万斯对此感到不安，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对苏联意图的看法。⁵⁹卡特同样希望迅速化解危机，防止SALT Ⅱ谈判出现政治僵局。虽然他对苏联意图的怀疑在1979年夏季继续增加，但卡特仍然不认为苏联领导人具有扩张主义意图。整体上，卡特总统接受了万斯国务卿的建议，将“苏联旅事件”视为一个“孤立事件”，并非苏联扩张主义动机与行为模式的一部分。⁶⁰因此，与布热津斯基的建议相反，卡特决定继续推进SALT的批准程序；1979年10月1日他在公开讲话中解释说，在古巴的苏联军队没有构成直接威胁，“没有理由因此重新回到冷战状态”⁶¹。

然而，1979年12月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是卡特总统对苏联意图看法的一个转折点。他在入侵期间和之后的公开声明以及相关政策都清楚地表明，他对苏联意图的评估发生了巨大变化。卡特在12月28日通过热线发给勃列日涅夫的信息中说：

我想确信你已经充分权衡了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后果，我们认为这是对和平的显著威胁。你应该明白，这些行动可能标志着我们关系会发生根本和长期的转折。……苏联在阿富汗（一个不结盟国家）的军事干预，明显体现出你们对军事武力的使用进入了令人不安的、危险的新阶段，这使人们对苏联政策的总体趋势深感忧虑。……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都不能超越自己的权利，以武力取代或推翻另一个国家合法组建的政府。这种先例是危险的，……除非你们放弃目前的行动方针，否则这将不可避免地危及美苏在全世界的战略关系。⁶²

在一次公开采访中，卡特总统指出：“苏联行动使我对苏联最终目标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比我任职前它们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要严重。”⁶³此外，他将入侵阿富汗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政策和行动的彻底变化”。⁶⁴但美国政府其他决策者甚至没有将这一昂贵成本行动解释为可信的苏联敌对和扩张意图信号。布热津斯基在1980年3月28日给总统的报告中解释说，虽然政府成员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后果与应对措施“真正地达成了一致”，但实际上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这些辩论“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活动”，也具有重大的政策影响。⁶⁵

第一种解释认为入侵阿富汗是对苏联常规行为的“反常”偏离。布热津斯基写道，这一立场的支持者（包括舒尔曼和万斯），倾向于“认为苏联行动的主要动机是防御性的，（而且）苏联在阿富汗之外没有更长远的地区野心”。此外，虽然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并不否认苏联偶尔会采取侵略性行动，但他们认为入侵阿富汗“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机会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一个更持久的趋势宣示”。因此，布热津斯基的结论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们在“努力培育尽早恢复更正常东西方关系的希望”⁶⁶。

第二种解释认为入侵阿富汗是苏联意图的“病症”表现。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主要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他们认为苏联“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的自信阶段，军事力量的增强使其外交政策目标扩展至更大范围，也更受到频繁使用武力推进政策目标的诱惑”。据布热津斯基说，持这种观念的这群人因此得出结论：

苏联的行为仍然是谨慎的，但它确实涉及一种逐步转变，从通常对地理遥远的意识形态同情者的政治鼓励，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古巴代理人进行更直接的支持，再到目前苏联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进行更直接的影响力投射。换句话说，苏联的行为是一种长期历史驱动的病症表现，如今军事力量开始取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其基本的权力来源。⁶⁷

布热津斯基倾向于支持第二种观点，认为这次阿富汗遭到入侵清楚地证实了他对苏联扩张主义意图的看法。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看法是，阿富汗事件标志着“苏联外交政策的质的转变”，因为它反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首次在苏联集团以外地区使用武装力量，这是一个极其不祥的先例”。⁶⁸布热津斯基强调：“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是1945年以来苏联首次使用军事力量来扩展其权力。”⁶⁹尽管苏联的直接入侵比以前有所升级，布热津斯基在另一份备忘录中指出：“苏联的外交政策存在某些一贯的延续因素，向波斯湾推进就是一种长期传统。”⁷⁰

私人记录显示，与布热津斯基相反，万斯和他最亲密的苏联事务顾问舒尔曼都倾向于将入侵阿富汗解释为苏联行为的反常现象。国务院的高级决策者们认为苏联领导人具有防御性动机，声称苏联进入阿富汗是为了避免即将到来的、代价高昂的战略挫折，并确保其南部边境的安全。万斯和舒尔曼私下认为，这次入侵“可能不是苏联领导人对传统行为模式的重大偏离，也不是对现行国际‘游戏规则’的重大偏离”。他们认为这只是机会主义行为的最新表现，美国没有必要改变对苏联意图的评估。然而，他们确实认识到，这次入侵“标志着苏联行为发生了质的变化”，特别是因为这次“苏联的行动催化了美国与世界诸国对苏联行为的持续反应”。他们还意识到，入侵阿富汗使“苏联外交政策的矛盾性更加突出，苏联一方面努力追求战略缓和，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也门和其他地方的冲突局势”。对阿富汗的入侵也“引发了美国和世界对苏联使用军事能力（战略和常规能力）意图的担忧，苏联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就在加快建设这些军事能力。这被视为一种迹象，即苏联准备不再如以前那样克制地运用自己的实力”⁷¹。

然而，在他们的公开声明中，万斯和舒尔曼试图淡化苏联动机和意图的相关性。入侵阿富汗事件发生后，有人援引万斯的话说：“我不认为在这个时候尝试（对苏联动机的两种解释）进行心理分析有任何好处。当然我们也必须给予尖锐而坚定的回应。”⁷²后来，在一次关于阿富汗问题的重要讲话中，万斯说：“即使最深入的分析也不能确定苏联在该地区的意图——他们在阿富汗的动机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⁷³事实上，万斯愿意公开宣称的是：“苏联在此次行动中显然越过了一个门槛。”⁷⁴直到1981年12月10日，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苏联在国际政治中的意图时，万斯的回答表明他将其解释为一种机会主义：

要确定地说出另一个国家的意图是什么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总的来说，我将尝试为你概述我对苏联外交政策主旨的看法。首先，就军事力量和投射能力而言，苏联决心与美国保持平起平坐。在核武器方面尤其如此……。就非军事事项而言，根据我的判断，苏联将继续推行其世界观，我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将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找机会。⁷⁵

然而，当被问及“你是否认为苏联正在推行统治世界战略”时，他回答说：“不，我相信他们足够现实，认识到他们不可能统治世界。然而，我相信他们将利用任何地方出现的任何机会，扩展他们的基本意识形态或神学，而无论以何种名义进行。”⁷⁶当舒尔曼被问及万斯是否认为苏联一心想要统治世界时，他回答说：“我想他（万斯）会有不同的说法；我的印象是，他觉得苏联会利用各种机会，在它认为可以做到的地方，以可接受的代价，安全地扩大影响力。”⁷⁷

总而言之，上述证据告诉我们：尽管在1977年总统及其顾问之间最初存在分歧，但卡特总统开始赞同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看法，即苏联是一个有限的扩张主义者。相比之下，国务卿万斯则认为苏联的行为是机会主义的，其外交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对苏联意图的推理

卡特总统的推理

卡特总统很少明确说明他用来评估苏联意图的证据。然而，本研究依靠的证据主要来自卡特的公开声明，它们支持了行为论假设的逻辑。由于卡特可能在描述对苏联意图的信念方面存在印象管理策略，因此应该更加谨慎地看待这些公开证据。然而，诸多解密文件、布热津斯基和万斯的回忆录以及卡特总统任职期间的著述与声明，都与在此期间的卡特公开声明保持了一致。

卡特对苏联合作态度发出的第一个“试金石”测试似乎与SALT Ⅱ谈判有关。1977年，卡特对苏联发表了许多积极的声明，其中他把苏联最近的行为与更普遍的特征与态度联系起来。例如，他在3月24日发表的讲话中说：

勃列日涅夫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欢迎万斯国务卿访问苏联，并帮助我们共同准备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会谈议程，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他没有以任何方式破坏与美国的关系，而且他希望会谈能取得成果……。我相信，他是本着诚意行事的。⁷⁸

卡特在谈到一个月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访问国务院讨论SALT条约的消息时指出：“这证实了我自己坚定不移的观点，即苏联和我们一样，希望成功解决核军备控制问题。”⁷⁹同样，他在5月评论说，苏联迄今为止的行为表明，苏联并不想“继续进行军备竞赛”⁸⁰。在1977年余下的时间里，卡特在许多公开声明和采访中都重申了他对苏联SALT谈判意图的积极解读。⁸¹卡特解释说，他对苏联在其他问题上的表现同样印象深刻，包括苏联在中东地区越来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它“在谴责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更负责任的立场”，以及它在印度洋和全面禁止试验条约的积极立场。⁸²在谈到这些问题时，卡特认为苏联的行为是建设性与积极合作的，因此他对未来的双边关系持乐观态度。⁸³即使在谈到苏联参与地区冲突问题时，卡特也选择强调苏联在1977年行为的积极方面。⁸⁴

从1978年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卡特总统的私人文章显示，虽然他一直关注苏联在非洲的最新行动，但他没有断定这些行为展示出机会主义还是扩张主义的意图。例如，1979年2月9日，卡特指示布朗在与中东领导人会晤时强调某些问题。在一份备忘录中，卡特要求布朗“明确指出，美国认为该地区受到严重威胁”，以及“无论苏联是否有宏伟计划，它在非洲之角、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和阿富汗的行动，现在又得到伊朗动乱的支持，都可能导致普遍混乱或加强苏联的主导影响，这是美国及其盟友所无法容忍的”。⁸⁵

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无疑标志着卡特在对苏意图评估方面发生彻底转变。⁸⁶入侵传递了一种昂贵信号。卡特可能认为，只有当苏联具有真正的扩张主义意图时，才会愿意采取这样一个在经济与军事上成本昂贵的入侵行动。同时，卡特的推理似乎并不是基于这种昂贵成本信号逻辑。他似乎采用了布热津斯基的解释，认为这次入侵与以前的行动不同，因为苏联现在把他们的军队部署在一个以前从未到过的地方。事实上，布热津斯基从1978年初开始就向卡特提出了对苏联意图的另一种解释，即苏联的外交政策正变得更加自信。对阿富汗的入侵确实代表了苏联行为的质变，因此验证了布热津斯基的看法。1月20日，当记者比尔·门罗（Bill Monroe）在“记者问答”节目中向卡特询问对苏联意图的评估时，卡特总统回答：“很明显，苏联用自己的大规模军队入侵了一个不结盟国家，一个独立的、热爱自由的国家，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这与苏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推行的政策或行动完全不同。”⁸⁷后来卡特重申了这一推理，并补充说，这次入侵标志着苏联“首次派遣战斗部队进入一个以前不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地区，进入一个不结盟的主权国家”，这代表了“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⁸⁸

卡特认为入侵阿富汗前后苏联行为模式的变化是重要的证据。1980年2月，卡特在给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的电报中写道：

到目前为止，我很遗憾地说，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莫斯科有（从阿富汗撤军）意图，而且在我们看来，苏联在阿富汗不断增加的部署似乎表明，苏联军队入侵这个毫无防备的小国目的在于占领。鉴于苏联在该地区的其他活动，特别是在埃塞俄比亚和也门地区的活动，我们不得不将苏联对阿富汗的长期占领视为针对西方世界重大利益的蓄意挑战的一部分。⁸⁹

如果布热津斯基的洞察力是正确的，可以预期苏联会继续扩大军事入侵。在1月4日的国情咨文中，卡特称入侵是“对和平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因为苏联有可能进一步向周边国家扩张”⁹⁰。

除了认为入侵阿富汗是对以往行为模式的突破，情感和认知偏见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有助于解释卡特对苏联行为的解释与反应变化。在卡特将苏联行动归因于进攻意图的过程中，情绪因素也发挥了作用。卡特的妻子罗莎琳·卡特（Rosalynn Carter）曾指出，她“在苏联入侵被证实的那个下午，看到吉米（卡特）前所未有的难过”⁹¹。正如学者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和珍妮丝·格罗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指出的那样，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可能导致卡特夸大了苏联行动是针对于他的程度，他因此将苏联入侵阿富汗视为一种对他的个人羞辱。⁹²特别是，他认为入侵事件与1979年6月在维也纳会晤勃列日涅夫时形成的坦诚理解相矛盾。事实上，在那次首脑会议上，卡特谈到了“在讨论中继续我们的合作与真诚”，回国后他骄傲地向国会报告：“勃列日涅夫主席和我对彼此作为领导人，作为男人，都有了更好的理解。”勃列日涅夫的入侵理由——声称苏联军队是应阿富汗政府邀请而介入的——让卡特很生气，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他智商的侮辱”⁹³。最后，苏联入侵阿富汗让他感到不安，因为他意识到现在他和美国参议院都无法就SALT Ⅱ谈判寻求与苏联合作了。在苏联入侵事件发生后，卡特总统与参谋长汉密尔顿·乔丹（Hamilton Jordan）谈话时，解释了他为何沮丧：“这是一次蓄意的侵略，它使人们对美苏战略缓和以及我们过去十年与苏联打交道的方式产生了怀疑，它使人们对苏联的意图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并破坏了使SALT条约在参议院通过的任何机会。而这使得核战争不再是不可能的。”⁹⁴卡特在日记中写道：“苏联的入侵清楚地表明，他们是不可信任的。”⁹⁵因此，在入侵事件发生后他立即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信，卡特在其中发出了一个清晰的威胁：“除非你从目前的行动路线上回撤，否则这将不可避免地危及美苏在全世界各地的关系。”⁹⁶

最后，这些文件表明，卡特并没有用苏联能力指标来支持他对苏联意图的评估，也没有将其作为他改变评估的理由。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指出，苏联的军事集结已经持续了多年，但是苏联行动（而非军事能力）的偏离改变了他对苏联意图的看法。⁹⁷

布热津斯基的推理

布热津斯基明确指出了影响和重塑他对苏联意图看法的指标。吸引布热津斯基注意的不一定是那些成本高昂的行动。早在他向总统提交的第二份周报中，布热津斯基就解释说，关于苏联目标的“某些初步结论”，“似乎是从苏联领导人换届以来的行为与声明中，以及尤其是最近人权问题的紧张局势中得出的”。尽管布热津斯基对苏联意图仍不确定，但他指出了苏联在几个问题领域的当前行动。他在1978年2月提交给卡特的表格（见表2）具有启发性，不仅因为它重新显示了布热津斯基如何分析苏联的意图，还因为它不包括什么。⁹⁸该表没有提到苏联的能力，也没有提到苏联的军事理论学说。该表显示，布热津斯基关注的行为信号不仅限于苏联的干预主义，还包括苏联在军备控制协议中的立场、对美国外交举措的反应，以及其他低成本行动。布热津斯基的结论是，根据他对苏联各种行动的恶性、中性或良性分类，苏联正在推行一种选择性缓和战略。⁹⁹

苏联在埃塞俄比亚重整军备的努力，以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活动增加，促使布热津斯基改变了对苏联意图的看法。他开始认为，苏联的这些行动显示出它企图利用地方冲突获取更大影响力的目的。在解释他的“大设计”理论时，布热津斯基提到历史上更久远的行动，而不仅仅是最近的苏联行为。在一份给总统的关于苏联动机的备忘录中，他写道，“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1．第一种解释是，苏联领导层是分裂的。因此，每个官僚机构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外交官和其他人员正在进行SALT谈判，秘密警察正在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而军事意识形态部门则利用任何机会来扩大苏联的影响。然而，我认为这种解释没有说服力，因为如此重大的决定，涉及如此重大的可能后果，不可能仅仅依据条件反射来行动。

2．第二种解释是，苏联正在蓄意推行它在大约15年前就规划好的政策：在对苏联有利或重要领域与美国建立稳定关系，同时坚定把握一切机会扩大苏联影响力。在促进战略影响方面，苏联渐渐变得更加大胆。因此，安哥拉行动（完全通过代理人进行）与埃塞俄比亚事件（在代理人之外苏联介入更加明显）之间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令人震惊的是，苏联显然已经得出结论，他们可以冒这样的风险并且能够坦然脱身。¹⁰⁰

到1978年底，有关苏联意图的两种争论观点的支持者都明确关切苏联最近的非洲行动——即在安哥拉、非洲之角和刚果的行为——来推断苏联意图。第一组是政府中比较鹰派的官员（包括布热津斯基），他们的结论是苏联正在寻求“选择性缓和”，因为“他们的行动反映了苏联外交政策中越来越强硬的态度”。第二组代表不那么鹰派的观点（包括万斯），认为苏联是“按照传统路线行事，基本上是对美国行动的反应”，并强调“苏联的行动记录更加复杂，必须具体案例具体分析”。¹⁰¹

在卡特总统任期的后半段，有关苏联意图的第一次重要辩论围绕古巴的苏联战斗旅而展开。¹⁰²考虑到苏联过去在古巴的行动，布热津斯基得出结论，苏联最近在那里的活动代表了实施扩张主义计划的又一次复杂尝试。¹⁰³虽然布热津斯基可以轻易提及苏联整体军备建设来支持其观点，但他却选择指出，苏联意图在“国家间行为，尤其是冲突动荡地点表现得最为明显”¹⁰⁴。布热津斯基再次转向历史先例，特别是用“柏林墙”隐喻来推断苏联当前意图。

在“古巴苏联旅风波”平息后不到两个月，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了阿富汗。布热津斯基在公开场合坚持认为，苏联的入侵动机不得而知。¹⁰⁵但在私下里，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在阿富汗的最新行动代表了苏联行为的质变，证实了他对苏联扩张主义性质的看法。因此，他敦促卡特重新考虑他对苏联意图的评估。他指出，自1975年以来阿富汗是苏联在军事力量支持下攻克的第七个国家政权。¹⁰⁶布热津斯基称，苏联使用的武力水平和类型表明了苏联意图性质的演变，显示出“从对通常在地理上遥远的意识形态同情者的政治鼓励，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使用古巴代理人进行干预，再到目前苏联自身军事力量的更直接介入，逐渐发生转变”¹⁰⁷。

布热津斯基在阐述他的观点时，提到了苏联的过去行动，特别是苏联在过去四十年中的行为，声称“苏联的行为受一种长期历史动力驱动”¹⁰⁸。这些行动不一定是成本高昂的行动，而是苏联在波斯湾和西南亚地区扩张主义计划的“一些确凿证据”，展示出苏联在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意图基础。¹⁰⁹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解释的：

令我震惊的是，1940年莫洛托夫（Molotov）和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之间秘密谈判的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的协议草案，包括以下段落：“苏联宣布，其领土愿望是苏联国家领土向南朝着印度洋方向发展。”此外1940年11月25日德国大使报告说，莫洛托夫告诉他，苏联与轴心国结盟的条件是“承认巴统（苏联黑海东岸之海港）与巴库（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以南延伸至波斯湾的方向，是苏联领土的发展中心”。¹¹⁰

布热津斯基的推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在讨论苏联意图时很少提及军事能力和战略军事理论。事实上在数千份档案文件中，他或他的同事在讨论苏联可能的目标时很少提及苏联军事能力或战略军事理论。就苏联的能力而言，布热津斯基在他给卡特的一份周报中说道：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苏联的国防计划正在超越合法威慑的需要，并且越来越多地指向获得近似于战争能力的某些东西。虽然我们不知道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何有这种意图？），但我们确实知道，其军事能力增强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会产生影响。¹¹¹

这段话并不支持能力论：尽管布热津斯基听起来确实对苏联最近的军备建设趋势感到担忧，但他明确表示，他无法从这些指标中推断出苏联的意图。苏联最近能力的增强对他的总体威胁评估产生了影响，但对苏联的意图评估没有产生影响。

布热津斯基在讨论苏联民防计划时也谈及能力问题。他向卡特提交了一份关于这些计划的跨部门报告，说该报告“反映了跨部门（除国务院外）在关键议题上的普遍共识，即对苏联计划采取了更放松的看法”。据布热津斯基说，这份秘密报告的结论“就苏联计划的意义，倾向于支持一种‘更放松’的看法”。然而，布热津斯基提到这项研究并不是为了说明苏联的意图。相反，他关心的是，如果这份报告被泄露，可能对SALT谈判和国内舆论产生影响：“这些报告内容一旦为人所知，就会成为那些对苏联能力和意图感到担忧的人的证据。这也不可避免地引发关于SALT谈判的国内争论。鉴于美国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民防计划，这些发现显然会促使我们在民防领域‘有所作为’。”¹¹²布热津斯基意识到，其他人可能会把苏联防空系统的军事建设作为解释苏联意图的重要指标，但相关备忘录中并没有内容表明他本人会如此推断苏联意图。

本书发现有两处档案提及苏联的军事学说，值得深思。¹¹³这两段文字都表明，布热津斯基监测了苏联军事理论和能力的变化，并将其视为苏联军事目标的指标，尽管不一定是政治意图的指标。在给卡特的第二份周报中，布热津斯基谈到了勃列日涅夫最近在图拉的一次演讲，他据此认为苏联“开始强调其战略意图确实是有限的，而且实际上满足于维持‘均势’”，“这表明克里姆林宫正在向美国人作出战术性让步，以免刺激美国实施重大的军备计划从而让局势失控”。简而言之，他指出：“各种迹象表明，苏联希望与卡特新政府达成和解，并尽快将战略和解稳固下来。”¹¹⁴

一年后，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提交了一份关于苏联最新演习的详细报告，其中他再次利用军事理论来推断苏联的军事（而非政治）意图。该报告的结论是：

最近的一次苏联司令部参谋部……演习情景显示，苏联正从早期的对欧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理论转向类似于“灵活反应”的理论。常规冲突的旷日持久表明需要有常规的选择。因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苏联对核战争与常规战争持有更复杂看法，包括双线战争、核与常规混合阶段、洲际目标打击、有限地区目标打击和国内战线动员与民防行动等。¹¹⁵

总体而言，布热津斯基的推理过程强力证明了选择性注意理论，也为行为论的当前行动与过去行动两个假设提供了充分论证，但是对能力论和军事学说理论的证据支持则相对较弱。

万斯的推理

万斯的推理清楚地表明，这位国务卿对苏联行为的解释与布热津斯基和卡特不同。虽然万斯与布热津斯基及卡特一样，使用苏联非能力行动来支撑其意图评估，但他并不认为这一时期苏联昂贵成本行动是扩张主义意图的可信指标。基于此，他并没有更新对苏联目标的性质和范围评估。因此，当鹰派决策者关注苏联行为趋势或模式时，万斯分别分析了苏联的每一个行动，并没有发现苏联行为标志着其意图已经改变。

万斯明确表示，他认为苏联无论是在非洲之角的行为，还是在古巴的军事行动，都没有显示出更多的敌意。但是，最近苏联在世界各地的行动严重影响了万斯对苏联意图的公开推理。这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尤其如此。虽然认为入侵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但国务院官员（包括万斯和他最亲密的顾问舒尔曼）继续将苏联意图归结为机会主义甚至防御性的。他们肯定认识到，国际受众会得出不同的推论。事实上，万斯在公开场合和回忆录中承认，在阿富汗的行动代表了一种“急剧升级”的态势，即苏联直接诉诸军事力量为其海外利益扩张服务。他还认为这些行动表明苏联的国家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入侵阿富汗是苏联“自二战以来第一次使用自己的武装力量直接对第三世界国家施加影响”¹¹⁶。与布热津斯基一样，万斯的公开演讲指出了苏联行动的变化趋势。1980年4月他辞职前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最后一次发言，从中明显体现出这种变化：“苏联已经表现出更大的意愿，直接或通过代理人使用（军事）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入侵阿富汗体现了严重的问题，其在埃塞俄比亚、南也门、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行动也很明显。”¹¹⁷但在私下里，万斯认为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与过去行为相比是不正常的，因此不一定能说明未来意图发生了变化。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万斯倾向于认为，“苏联行动的主要动机是防御性的，苏联在阿富汗之外没有长期的地区野心”¹¹⁸。

万斯在其公开声明中只提到了苏联的军备建设。不清楚这种提法是作为证据支持他对苏联意图的评估，还是作为他对苏联威胁的总体评估。这种模棱两可的例子出现在万斯最后一次出席国会活动时，他宣称：“意图不能确定，即使能确定，意图也会改变。”但他认为，在评估威胁时“我们的反应必须基于苏联的能力和苏联的行为。对现实作出坚定的反应并不意味着末日来临，只是要谨慎行事”¹¹⁹。即使这一评论被解释为支持能力论假说，但实际上万斯很少发表这种言论。¹²⁰

美国对苏联的政策

本节追踪决策者的意图声明与他们所主张或反对的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并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卡特政府的意图评估转化为整个政府采取的对苏政策。我们在下文中发现，在卡特担任总统的第一年，大多数外交政策决定主要是合作性的，目的是让苏联放心。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合作性和竞争性政策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卡特在推行重要的合作与安抚政策的同时，也开始推行更多的内外制衡与威慑性竞争政策。对苏政策的变化部分源于布热津斯基对卡特的影响力增加，以及卡特本人对苏联在非洲之角行动持有越来越多的批评。其他政策源于与未来实力平衡有关的战略评估。然而，在1978年和197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内部对苏联意图问题的认识分歧，削弱了个人层面的苏联意图信念与集体层面的外交政策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在整个1980年，美国行政部门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转向了对抗姿态。这一关键转变被认为是美国惩罚、威慑和遏制苏联的必要决定，并反映了卡特本人对苏联意图性质看法的巨大变化。卡特政府内部的辩论显示，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导致美国政策重大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万斯4月辞职后，政府在1980年余下时间的外交政策全面反映出卡特与布热津斯基当时对苏联意图的看法。¹²¹

我们应该注意不要夸大观念变化对卡特对苏政策整体轨迹变化的重要性。诸如战略考虑和国内政治等其他因素，肯定也在形成特定对苏政策时发挥了重要作用。¹²²相反，卡特政府对苏联立场大体上与他对苏联意图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且卡特政府政策中最显著的转变直接源于他对苏联意图看法的变化。

执政前两年（1977—1978年）

卡特政府的对苏政策一开始是合作性的，反映了卡特最初对美苏关系的乐观态度。1977年期间，卡特总统在一系列控制军备、压缩国防预算、削减国防项目以及拒绝将SALT进展与苏联的第三世界修正主义行动或人权状况挂钩，这都展示了这种乐观。此外，卡特多次与苏联高层官员会面，并表示希望与苏联政府首脑会面。卡特政府决定发展两种类型的巡航导弹以及中子弹，开展积极的人权运动，并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也反映出美苏关系中的竞争性一面。仔细研究这些政策、政策前的辩论以及支持这些政策的理由可以发现，1977年采取的绝大多数政策都是为了安抚苏联；卡特拒绝了布热津斯基倡导的更强硬政策，而是倾向于万斯提出的温和建议；即便卡特采取了竞争性政策，其主要目的也并非为了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立场，而是受国内政治影响的结果。

1977年期间，即使是政府中比较鹰派的官员（布热津斯基等）也支持对苏联采取平衡的做法。布热津斯基上任后认为：“美国对（苏联）的适当回应不应该是刻意恢复冷战式的紧张关系，而应该是谨慎地制定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政策。”¹²³针对苏联在非洲的行动，布热津斯基在1977年4月建议美国应该“迫使苏联停止行动”，并且应该“在非洲以外的地方通过外交杠杆、拒绝贸易等方式施压”。¹²⁴几个月后，布热津斯基指出，苏联的经济问题、勃列日涅夫的强势以及苏联政治异议问题导致美苏关系的暂时冷淡。¹²⁵到了7月，布热津斯基明确提出要调整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声称美国不应该对苏联的压力作出反应，也不应该接受苏联对SALT的立场。然而卡特回应说，他认为“没有必要改变”美国对SALT的态度，美国公众“仍然支持我们”。¹²⁶万斯则主张对苏联采取更多的合作和安抚政策。1977年中期，他给卡特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确定了一些旨在稳定美苏关系的合作措施。然而，布热津斯基担心这些措施“可能会被解释为目前紧张是由误解或美国缺乏努力造成的，或者暗示美国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证明诚意”。他声称：“如果苏联领导人将美国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视为一种敌对意图指标，那么即使展示善意的姿态也将收效甚微。”但卡特赞同万斯的大部分建议，并要求他将清单转交给勃列日涅夫以示善意。¹²⁷

随着1977年苏联和古巴在非洲的介入加剧，布热津斯基对卡特的合作政策感到越来越不满，部分原因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他担心美国关于“古巴、越南、朝鲜和SALT”的政策以及卡特取消生产B-1隐形轰炸机的决定会被反对党认为是“软弱”的。因此他建议卡特总统“在安全或外交政策问题上作出某种明显‘强硬’决定”，并“重新”让自己“直接参与人权问题，即使这可能会引发他国（特别是苏联）的一些不满”。¹²⁸卡特的人权运动，尽管源于他自身的道义感，但反映了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竞争性一面。记录显示，卡特并不打算在人权问题上挑起与苏联的紧张关系。事实上，当他得知苏联领导人认为他的人权运动具有攻击性和挑衅性时，他感到非常惊讶。万斯国务卿在支持重新增强人权议题的同时，也强调避免单独指出苏联的人权不足或利用人权运动对苏联进行政治攻击。¹²⁹在1977年下半年，布热津斯基多次主张对苏联打“人权牌”，以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姿态并满足国内观众的期望。¹³⁰

1978年的政策明显转向强硬路线，这反映了布热津斯基对苏联意图的看法，以及他对卡特观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布热津斯基继续向卡特施压，希望其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¹³¹但是，万斯仍然认为苏联的意图是机会主义的，继续主张采取对苏合作政策。因此，他反对将SALT进展与苏联在其他领域的行动联系起来。最终导致美国对苏政策转变的是，卡特本人对苏联的善意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因此他更容易受布热津斯基极力主张的强硬政策影响。他在布热津斯基的备忘录上留下的评论，以及他随后采取的行动揭示了这种转变过程。

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公众可能也希望看到卡特总统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立场。他建议卡特“非常坦率地告诉苏联，他们在非洲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并强调“如果苏联/古巴部队被引入南部非洲冲突，这将危及美苏战略缓和关系，我们将作出强烈反应”。从卡特在文件空白处的批注来看，他似乎同意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其作出如下指示：除其他外，准备一份给万斯的指示信草案，说美国“不会接受选择性战略缓和，因为苏联可以在这种缓和中任意定义游戏规则”，以及“今年夏天在SALT以及其他问题上的决定将影响我们的长期关系”。¹³²卡特并没有表示他接受了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即在中美关系中“强调除技术外的一些其他方面”，他也没有增加国防预算。1978年7月，他接受了布热津斯基的想法，“不顾苏联的敏感，推进人权事业”。布热津斯基的声明写道，“我不理解这样的论点，即我们不能把任何事情与SALT挂钩，也不能将人权、中国、非洲等事情与之联系，因为苏联可能把这些事情与SALT挂钩”，卡特在这句话的旁白处写下了“我同意”。¹³³

1978年夏天，苏联在非洲的侵略活动以及苏联对两名著名异见者的审判，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以及国务院内部引起了另一轮紧张辩论。这一次的问题涉及对苏技术转让和对苏贸易新倡议。卡特在这两个问题上都面临着严峻的两难境地：他的高级顾问们意见分歧很大，每一方都提出了有力的论据，而他实际上被逼着在国防部长与国家安全顾问这一阵营、国务卿和财政部的另一阵营之间，作出一个明确可见的选择。在这些议题上，卡特最终接受了前一阵营的建议。¹³⁴同时，卡特和布热津斯基之间的通信表明，卡特非常不愿意将与中国或越南的关系正常化作为制衡苏联的一部分。¹³⁵当布热津斯基在10月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卡特再次拒绝了这个想法，指出：“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你有一种夸大问题的倾向。”¹³⁶然而，布热津斯基的对华关系建议的大部分最终都被采纳了。尽管万斯反对，但卡特还是在1978年12月宣布与中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然而，卡特拒绝了布热津斯基在1978年中期开始倡导的一些更为鹰派的政策。例如，卡特拒绝采取包括“武力展示”以“展示信誉和决心甚至恐惧”，以及其他强硬战略。他还拒绝通过故意撒谎来操纵苏联对美认知，并似乎对布热津斯基关于对苏联发动代理战争的想法感到生气。¹³⁷

1978年9月，卡特仍然很乐观，认为与苏联的合作战略可能会改变整体关系的性质。在收到布热津斯基的分析，即“南部非洲或阿富汗形势为美苏摩擦的重新爆发甚至加剧展示了诸多机会”时，卡特在空白处回应说：“我不确定这一点，但是通过举行首脑会议可以最终签订SALT Ⅱ。”在1978年剩下的时间里，布热津斯基敦促卡特重申他在安纳波利斯演讲中的强硬路线，放弃所谓对苏“契约-规则”式外交政策，转而采取更强势的外交政策。¹³⁸

与布热津斯基不同，万斯在整个1978年坚持认为，非洲事件是“地方性的”，不能说明苏联的意图是扩张主义的。因此，他认为卡特不应该把苏联在非洲的行为与双边关系，特别是SALT谈判联系起来。在3月的一次协调委员会特别会议上，万斯认为如果政府推行更强硬的对苏政策，将“最终失去SALT，这将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如果我们不能在总统的头四年里签订SALT条约，这将是一个政绩污点”¹³⁹。在公开场合下，万斯国务卿坚持认为美国不应对非洲事件作出过激反应：“我们的政策不是照搬苏联和古巴在非洲的活动，因为这样的做法长远而言是无效的，只会使军事冲突升级，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痛苦。”¹⁴⁰万斯认为，“对抗政策不是一个优选策略，因为美国国会和人民不会支持直接进行军事介入”¹⁴¹。5月，鉴于卡特对苏联采取的强硬态度，万斯要求卡特重新评估美苏关系。他给卡特的备忘录总结了卡特对苏政策的演变：

我们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对美苏关系的两种不同看法。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设法在公开声明中把这两种看法结合起来，但现在越来越难做到了。我们一直承认，美苏关系的合作与竞争并存，竞争并不妨碍任何一方在SALT等领域达成维护共同利益的协议。然而，现在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一些人要求让两国关系中的竞争方面明显优先于合作。¹⁴²

最后两年：转向更强硬路线（1979—1980年）

在1979年，卡特还没有真正确定苏联意图是不是扩张主义的，因此他小心翼翼地避免采取会对美苏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政策。卡特政府内部对苏联意图的看法分歧，反映在该年整个政府采取的矛盾的外交政策上。然而，在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对苏联采取的绝大多数反制政策都是侵略性的，目的在于惩罚、平衡和遏制苏联的扩张。在决策者个人层面上，我们看到对苏联意图的评估与其所主张或反对的政策之间存在高度一致性。这一发现应增强我们的信心，即这些决策者关于苏联意图的声明并非装腔作势。

卡特在1979年面临的三个主要政策决定涉及MX导弹系统开发和部署，增加国防预算，以及批准SALT。这些决定显然是相互关联的，需要前两个决定来说服国内的反对者接受第三个决定。¹⁴³事实上，在整个1979年，布热津斯基担心国内和国际观众会认为卡特政府秉持的是一种“优柔寡断，摇摆不定，默许纵容的对苏政策”¹⁴⁴。

在1979年6月维也纳峰会之前的几个月里，布热津斯基继续向卡特施压，要求他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行动。1979年1月12日，他写信给卡特说，虽然柬埔寨战争“有明显的本土根源，但苏联显然为它提供了一个政治保护伞，甚至可能不止如此”。布热津斯基从苏联最近行为中察觉到一种模式，该模式揭示了苏联最终的意图与目标：

越南入侵柬埔寨是一个国家与苏联缔结友好合作条约后立即诉诸武力的案例，在世界范围内已是第三次出现这种情况。……我并不是建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对苏联进行“十字军东征”。……然而，这些重大与长远问题确实需要苏联在区域冲突中保持更大克制，而苏联的行为记录并不令人放心。正因为我们不把SALT与其他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同样也应该避免消极联系：为避免SALT复杂化，从而害怕提出有争议性问题。¹⁴⁵

卡特拒绝了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并在空白处写道：“苏联可能已经把自己困在了中国和第三世界之间，我们现在的立场暂时还可以。”¹⁴⁶

1979年夏末，关于古巴存在一支苏联部队的报道公开后，议题联系问题再次全面呈现出来。布热津斯基主张采取比以前更强的对抗政策，表示担心苏联越来越强势，而美国的默许可能更加鼓励其如此行事。布热津斯基写道：“在国际行为方面，尤其是在与各种麻烦地区的关系方面，苏联的强势特别真实地存在着。无论结果好坏，我们在伊朗的行动是被动的；我们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也远非被动可以形容。我们在非洲奉行外交友好政策，而苏联依靠古巴的武器取得了一些效果。”因此，他建议“不采取鲁莽的对抗政策”，而是增加美国外交政策“更坚定的语气和更坚定的内容”。卡特在文件的第一页写了“很好”，但没有对布热津斯基的建议提出任何意见。¹⁴⁷此外，布热津斯基强调，尽管他不赞成向关塔那摩派遣更多的部队，但他更愿意采取“至少一个能真正压制苏联”的步骤，并保持“在几个月的公开声明中对苏联的强硬姿态”。（关于后一个建议，卡特在空白处写道：“o.k.”）这种行动包括“更多的防御，更多的情报，一些对华改善关系的有限步骤……，以及对苏联的冒险主义和无视美国利益全面采取更强硬的态度”¹⁴⁸。

为了将“苏联战斗旅”事件与SALT谈判挂钩，布热津斯基建议总统“如果公众认为我们在这个（苏联旅）问题上畏首畏尾，那么SALT就不可能得到批准”，因而应该采取更强硬的姿态，包括：“（1）增加更多国防（预算）；（2）批准SALT条约；（3）对苏开展自信竞争。”¹⁴⁹布热津斯基进一步指出，他对苏联行为的解释并不是“旨在暗示我们以某种方式采取鲁莽对抗的政策，也不是暗示我们的对苏政策一直是绥靖主义”。相反，它“表明美国正对苏联的行动变得过度默许”，他认为总统“应该刻意加强我们外交政策的强硬语气和内容”。¹⁵⁰卡特拒绝了布热津斯基的大部分政策建议，而更倾向于接受万斯的立场，即主张将古巴的“苏联旅”事件作为一个孤立的问题来处理，即便它很严重。¹⁵¹结果，布热津斯基开始考虑辞职了，他告诉卡特：“我们处理这件事的方式可能对未来很危险，因为苏联人可能会误判，而这正是发生在（尼基塔·）赫鲁晓夫和（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身上的教训。”卡特显得相当生气，布热津斯基后来写道，他“无意为古巴的苏联旅向苏联开战”¹⁵²。

1979年，关于与中国可能建立军事安全关系的讨论更加激烈。在6月的维也纳峰会之后，卡特告诉布朗和万斯，他愿意“打中国牌”，作为“反击（苏联）行动（支持在古巴第三世界的活动、在南也门建立军火库、增强古巴在中美洲的军事能力）的一种方式”¹⁵³。万斯认为，莫斯科一定会把美国国防部长在“苏联旅”事件风头正劲时访问中国视为一种反击行动。¹⁵⁴布朗在布热津斯基的支持下并不同意上述看法。¹⁵⁵在这个问题上，卡特拒绝了万斯的建议，而是接受了布热津斯基和布朗的意见，布朗则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国防部长。尽管如此，卡特在1979年底宣布，与中国的合作关系“目前不包括武器销售”，并且“不会挑起中苏冲突或操纵中苏紧张局势以获取战术利益”。¹⁵⁶然而，这些决定在几天后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推翻。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对苏联意图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¹⁵⁷入侵后五天内，卡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通过制裁惩罚苏联。其中两项制裁——粮食禁运和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遭到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抵制。¹⁵⁸其次是提出卡特主义，将西南亚-波斯湾地区的安全与美国安全联系起来，同时美国努力塑造一个地区安全框架。第三是在军事理论和国防预算方面加快美国战略力量优化。¹⁵⁹这些政策举措反映了卡特政府在威胁评估与认知苏联意图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题为“外交政策：连贯性和方向感”的报告总结了这一点：

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必须促使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苏联对中东石油的控制，以及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安全政治、经济军事新秩序的重大塑造。在战略上重要的不是阿富汗本身，而是在苏联军事力量不断增长的背景下，苏联在那里的侵略行为意味着对全世界的严重和紧迫的威胁，美国必须对此作出反应。¹⁶⁰

美国卡特政府内部已经达成共识，即需要对苏采取强硬的态度，过去三年的分歧已经平息。卡特说，美国政策目标是“让苏联为其无端的侵略行为付出代价，为此美国将不屈服于国内政治压力”¹⁶¹。但是，对于惩罚的程度是否合适以及军备控制谈判是否应该继续，政府内部还存在分歧；这些分歧反映了对苏联意图的不同解释。例如，万斯认为苏联的意图是有限的和防御性的，他试图在危机期间继续与苏联进行对话。¹⁶²另一方面，布热津斯基主张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其中大部分政策现在已被卡特接受。¹⁶³例如，1月8日布热津斯基表示：“为了对抗苏联的侵略性，需要作出长期承诺。……美国的战略现代化、增加国防开支、推进北约行动、增强快速反应部队，这些步骤如果认真执行的话，将在一段时间内起到威慑苏联的作用。”苏联有可能“开始一场和平攻势，旨在分化我们与盟友的关系，并改善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形象。我们应该预测到这一情况，并准备依赖我们的盟友进行反击”。在报告这几行字的旁边，卡特写道：“让我们放手行动吧。”¹⁶⁴

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明白，他们不应该对美苏关系的迅速改善抱有幻想，而且无论美国在该地区选择做什么，“成本都很昂贵”¹⁶⁵。对总统来说，最痛苦的决定是提出SALT Ⅱ。将苏联行动与该条约联系起来，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向苏联发出敌意的信号；而是据了解，在入侵事件发生之后，参议院已经不可能批准该条约。布热津斯基提醒卡特说：“参议院拒绝批准SALT，不仅对你会产生伤害，还会伤害战区核力量（Theater Nuclear Forces，以下简称TNF）。”因此他建议：“如果我们认为SALT不得不被推迟，那么把责任归咎于苏联在阿富汗的侵略，这将缓解我们的政治压力，同时使我们与欧洲国家一起坚持继续进行TNF。”¹⁶⁶

新出现的遏制战略包括三个重要因素。¹⁶⁷首先是建立一个地区安全框架，以阻止苏联在西南亚和波斯湾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即“卡特主义”）。其次还重新强调全面建设美国的军事力量，包括战略部队和常规陆地、空中和海上力量，以及快速反应部队。¹⁶⁸第三是进行更广泛的外交努力以制衡苏联，包括打出“中国牌”。¹⁶⁹由于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活动，美国对其意图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这并非导致美国立场发生重大转变的唯一因素，但它确实促使美国政府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威胁作出更有力的回应。

结论

与选择性注意理论的逻辑预期一致，卡特总统及其两位重要顾问对苏联昂贵行动的信号价值理解并不一致。相反，他们就各种指标对推断苏联意图的重要性进行了辩论，各自对苏联昂贵行为的解释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决策者的先前信念影响了三位决策者各自对苏联行动的可信度感知。三人中最鹰派的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对非洲之角的干预标志着苏联行为发生了质变，因为苏联愿意投入重大资源来改变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现状。他把这种干预归为苏联意图的体现，而且在1978年初这种意图开始从机会主义向扩张主义转变。对卡特来说，这次干预并不具有如此高的可信度。因此，尽管他对苏联行动更加关注，但对苏联意图的评估并没有明显改变。然而，在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卡特对苏联的印象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卡特看来，这次入侵行动传递的信息含量很大，不仅因为这次干预付出了昂贵的经济与军事成本，还因为这次行动表明苏联彻底改变了过去的行为模式，并且否定了自己在维也纳峰会期间向勃列日涅夫提出的结束苏联在非洲的干涉主义的私人要求。因此，卡特总统经历了被苏联领导人背叛后强烈的愤怒和失望情绪反应。这种情绪反应可能解释了卡特为何拒绝接受万斯和舒尔曼对苏联行为的防御性解读。事实上，将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解读为防御性，更符合卡特之前的信念，也不会让SALT Ⅱ付诸东流。最后，万斯认为苏联在非洲之角的介入、对阿富汗的入侵或苏联采取的其他行动都不能表明其有侵略意图。万斯不同意卡特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解读，认为阿富汗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也不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而入侵最多是一种防御性和机会主义意图混合的产物。因此，在整个时期他认为苏联的意图最坏也是机会主义的，并认为没有理由更新他对苏联意图的评估。万斯在面对昂贵行动时对意图信念的这种坚持，突出了可信度认知的主观性特质，因此广义上与选择性注意理论的预期一致。

上述分析对竞争性假设的支持好坏参半。首先，部分证据适度支持了行为论的当前行动假设，因为卡特和布热津斯基都利用苏联的军事干预来推断政治意图。然而，行为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卡特和万斯没有从苏联在非洲之角的军事介入中推断出敌对或扩张主义动机；为什么入侵阿富汗引发了卡特对苏联意图信念的巨大变化，但万斯却没有受此影响。此外，行为论假设也未能解释决策者的推理过程——主要依赖对苏联行动的评估，尽管不一定是昂贵行动——与美国情报界推理过程之间为何存在差异。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美国情报部门主要基于苏联的能力来评估意图。推理证据进一步表明，卡特及其顾问并没有把苏联能力和军事学说理论作为推断苏联政治意图的关键指标。即使是持更鹰派观点的布热津斯基，也很少利用苏联军备建设证据来支持其评估，尽管这种证据显然会增强他的强硬论点。偶尔涉及苏联能力问题时，也是在全面评估力量平衡及其对美国国防计划影响的大背景下涉及的。

最后，历史记录显示，尽管苏联的军事能力大幅提高，并且认识到苏联的军事学说具有明显的进攻性，但卡特政府在就职头两年时间里对苏政策基本上是合作导向的。事实上，从整体上看，卡特政府在1979年和1980年期间对苏联政策的演变与行为论的当前行动假设预期基本一致，因为卡特政府的最重大政策转变是由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一行动引发的。然而，与选择性注意理论相一致的是，我们发现不同决策者可能会在不同时间改变其偏好的政策。布热津斯基在1978年苏联干预非洲之角和1979年古巴“苏联旅”事件后，就苏联意图发表了鹰派言论，并向卡特总统施压要求采取更有侵略性的对苏政策。万斯对苏联意图的评估则反映为他所倡导的合作性、安抚性政策。即使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万斯也希望美国保持平和反应。而卡特总统的政策选择变化反映了他对苏联意图认识的变化，特别是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

虽然卡特的意图变化对其对苏安全政策产生了最显著影响，但总统对苏联意图的评估并非影响具体国防措施的唯一因素。最近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卡特的MX导弹开发计划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其原因是“对苏联的军事力量与投射能力，以及相对美国的地缘战略优势评估发生了谨慎（尽管较晚）变化”¹⁷⁰。具体而言，1978年卡特政府的核目标政策评估、197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综合净评估”以及1979年五角大楼的综合指南，都对未来美苏力量平衡提出了令人担忧的看法。¹⁷¹

也有其他研究指出国内政治的影响。¹⁷²虽然分析影响卡特政策选择的动因超出了本书研究范围，但值得一提的是，有几个档案明确援引了国内政治因素以主张改变对苏政策。例如，1979年布热津斯基根据文件证据认为，出于国内政治原因，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是必要的。布热津斯基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国内的反对就会越来越多”，并会对SALT Ⅱ的批准带来风险。¹⁷³布热津斯基在给卡特的一份备忘录中再次推动卡特对古巴“苏联旅”事件作出更坚定的反应，他说：“每项民意调查都表明，国民希望你表现得更强硬。除非你传递一个可信信号，即你不会任由苏联人摆布（除了当面炮轰卡斯特罗），否则你可能会失去SALT。”¹⁷⁴布热津斯基考虑到卡特在民主党内的地位，指出：“通过加强对苏姿态，你将迫使（参议员特德·）肯尼迪要么支持你，要么反对你。……如果他支持你，他就是在支持一个自信和强硬的总统；如果他反对你，他很容易被打上‘后世麦戈文’⁽¹⁾的烙印。”¹⁷⁵

因此，卡特政府对苏联总体立场似乎反映了卡特对苏联意图的看法，并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看法的塑造，而在决定具体国防政策时战略平衡考量与国内政治考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1．Jerel A．Rosati，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Quest for Global Community：Beliefs and Their Impact on Behavior，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7，p.183.

2．本书没有讨论国防部长布朗的观点，因为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参与程度远不及布热津斯基或万斯，当然对卡特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在现有的证据中，布朗很少提到苏联的意图。

3．Author's Interview with Zbigniew Brzezinski，Washington，DC，October 2006.

4．根据Rosati，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Quest for Global Community；在卡特的任期内，国家安全委员会很少开会，也不被视为决策实体。

5．Ibid.，p.226.

6．布热津斯基在上任前对苏联的印象是比较消极的，但在1977年他似乎真诚地赞同卡特和万斯的一些鸽派观点。基于公开文件的类似解释参见ibid.，pp.55—57；Rosati，“Jimmy Carter，A Man Before His Time? The Emergence and Collapse of The First Post—Cold War Presidency,”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Vol.23，No.3，1993，p.471；Steven Jay Campbell，Brzezinski's Image of The USSR：Inferring Foreign Policy Beliefs from Multiple Sources Over Time，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3；Erwin C．Hargrove，Jimmy Carter as President：Leader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ublic Good，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8；Raymond A．Moore，“The Carter Presidency and Foreign Policy,”in M．Glenn Abernathy，Dilys M．Hill，and Phil Williams，eds.，The Carter Years：The President and Policy Making，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4；John Dumbrell，The Carter Presidency：A Reevaluation（2nd ed.），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5；对此不同的解释参见Martha L．Cottam，“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Nicaragua：Images，Goals，and Tactic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7，No.1，1992，pp.123—146；Gaddis Smith，Morality，Reason，and Power：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Carter Years，New York：Hill and Wang，1986。

7．Letter from Jimmy Carter to Leonid Brezhnev，January 26，1977，Zbigniew Brzezinski Collection，Box 18，File USSR-Carter/Brezhnev Correspondence 1/77—5/77.

8．Letter from Jimmy Carter to Leonid Brezhnev，February 14，1977，Zbigniew Brzezinski Collection，Box 18，File USSR-Carter/Brezhnev Correspondence 1/77—5/77.

9．Letter from Leonid Brezhnev to Jimmy Carter，February 25，1977，Zbigniew Brzezinski Collection，Box 18，File USSR-Carter/Brezhnev Correspondence 1/77—5/77.

10．勃列日涅夫关于美国SALT Ⅱ提议的信件让万斯感到“令人满意、直言不讳、切中要害”，而布热津斯基则认为其“冷酷无情、见利忘义、轻蔑嘲讽，甚至居高临下”。Zbigniew 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1977—1981，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3，pp.154—155；Jimmy Carter，Keeping Faith：Memoirs of A President，Fayetteville：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1995，pp.150—151，223—225.

11．参见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PPP），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8，May 22，1977，p.54。

12．PPP，March 24，1977，pp.497，237.

13．PPP，June 30，1977，p.1198.

14．Ibid.

15．PPP，July 12，1977，p.1239.

16．PPP，July 15，1977，p.1270；PPP，September 29，1977，p.1689.

17．PPP，October 15，1977，p.1800.

18．PPP，December 15，1977，p.2119.

19．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2，February 26，1977。

20．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p.165—176.

21．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18，June 24，1977。(https://www.daowen.com)

22．但布热津斯基也认为，苏联正在“衡量我们的尺度和评估我们的决心”，因此美国不应屈服于苏联压力而接受他们的SALT提案。1977年7月8日，布热津斯基表示，“不认为需要对（政府）的做法作出任何重大改变”。NSC Weekly Report，No.20，July 8，1977.

23．Melchiore J．Laucella，“A Cognitive-Psychodynamic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ing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s Worldview,”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Vol.34，No.2，2004，pp.244—246.

24．引自Rosati，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Quest，p.54。

25．Yael Aronoff Interview with Zbigniew Brzezinski，Washington，DC.，March 29，2000，引自Yael Aronoff，“Making The Impossible Possible：When and Why Do Hardliners Become Soft?”，PhD diss.，Columbia University，2001，p.437。此外，仅根据卡特公开演讲进行的行动准则分析表明，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他对苏联的态度没有改变。Stephen G．Walker，Mark Schafer，and Michael D．Young，“Systematic Procedures for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Measuring and Modeling Jimmy Carter's Operational Cod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2，No.1，1998，pp.175—189.

26．Cyrus R．Vance，Hard Choices：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3，p.84.

27．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42，January 13，1978。

28．Ibid.

29．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by Zbigniew Brzezinski，引自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181。

30．NSC Weekly Report，No.47，February 17，1978.

31．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47；参见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p.188—189。

32．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正在“蓄意推行一项它在15年前就开始实施的政策：在对苏联有利或方便的地区与美国建立稳定关系，同时坚定地寻求一切机会来提高苏联的影响力”。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by Zbigniew Brzezinski，“The USSR and Ethiopia：Implications for US Soviet Relations,”March 3，1978.

33．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53，April 7，1978。

34．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57，May 5，1978。

35．Vance，Hard Choices，pp.84—85.

36．Ibid.，pp.101—103.

37．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by Cyrus Vance，May 29，1978，Released to Author under FOIA Request No.200604709 On June 26，2007.根据万斯的观点，“政府的广泛研究使大多数参与者拒绝了对苏联行为‘大设计’的解释。其结论是，苏联在非洲的政策最好被描述为一次对机会的利用，并试图利用非洲冲突来增加苏联的影响力”。Vance，Hard Choices，p.91.

38．布热津斯基与卡特的密切关系，及其向总统清晰简洁地阐述自己观点的能力，使他对于卡特理解非洲之角冲突具有很大影响。贝蒂·格拉德（Betty Glad）称，布热津斯基相对万斯的优势在于前者向卡特提供信息的方式，由此布热津斯基最终控制了外交政策进程，并能够“将总统引向特定方向”。Betty Glad，An 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Jimmy Carter，His Advisors，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p.40.

39．Ibid.，pp.84—85.关于布热津斯基的优势，参见ibid.，pp.29—40。

40．PPP，May 20，1978，pp.872，940；PPP，May 25，1978，p.977．1978年3月17日，卡特在维克森林大学的讲话也反映了他对苏联在非洲行动的担忧。PPP，1978，pp.529—538.

41．PPP，June 7，1978，1054；PPP，September 28，1978，p.1656.

42．《赫尔辛基协议》规定，签署国应尊重人权，和平解决争端，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国内事务。PPP，June 7，1978，p.1054.布热津斯基坚持认为，许多措辞严厉的声明出自卡特自己；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p.320—321.万斯则认为，这次演讲是他和布热津斯基双方提出的想法的一个缩影；Vance，Hard Choices，p.102。

43．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62，June 9，1978。然而万斯认为，这次讲话显示出政府内部的不一致。

44．根据万斯的说法，1978年9月，“在葛罗米柯（Gromyko）访问美国前夕”有“适度的理由”希望美苏关系的恶化能够停止：“非洲问题已经消退，苏联采取一些措施表明希望减少美苏紧张关系。释放被囚禁的美国商人，苏联境内犹太人移民水平上升至五年最高，对持不同政见者判决减轻，对美国在苏新闻采访限制放松。苏联还通过各种渠道表示，只要不将中美关系正常化说成基于反苏目的，就会不反对美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Vance，Hard Choices，p.106.卡特也持这种乐观态度，并承认与葛罗米柯的这次会晤是迄今为止“最有成效的一次”。Carter，Keeping Faith，pp.238—239；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p.326—227．然而，在葛罗米柯和万斯的关键性SALT会议前夕，美国宣布与中国外交关系正常化，谈判进展放缓。Carter，Keeping Faith，p.239；Vance，Hard Choices，pp.111—112.

45．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65，June 30，1978。该小组随后试图确定苏联如何评估美国决心及其对美态度。布热津斯基强调存在一个明显共识：“鉴于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这一共识尤其有趣。”该小组得出结论：“苏联将寻求影响美国行为，同时保持目前行动轨迹，而非展示灵活性。在非洲，苏联可能会暂时注意行动节奏，但不会迁就美国。他们会害怕让自己受到美国部分公众舆论的更多指控，这些公众舆论认为他们在非洲违反了规则。但他们最关心的是中国和美国行为可能会受当前环境影响。”

46．PPP，November 13，1978，2017.

47．PPP，January 26，1979，p.171；PPP，February 12，1979，p.260；PPP，February 23，1979，p.317.

48．Smith，Morality，Reason，and Power，p.210.

49．Jimmy Carter，White House Diar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0，p.324.

5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ourth Plenary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Carter and General Secretary Brezhnev,”June 18，1979.

51．Melvyn P．Leffler，For the Soul of Mankind：The United States，The Soviet Union，and The Cold War，London：Macmillan，2007，p.318.

52．Carter，Keeping Faith，pp.263—266.

53．PPP，June 18，1979，p.1092.

54．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95，May 3，1979。

55．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98，May 25，1979。

56．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102，July 6，1979。

57．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104，July 27，1979。

58．Vance，Hard Choices，pp.360—361；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347.

59．Vance，Hard Choices，p.360.

60．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351.

61．PPP，October 1，1979，p.1805.

62．Message for Leonid Brezhnev from Jimmy Carter Regarding Afghanistan，Sent December 28，1979，Zbigniew Brzezinski Collection，Box 18，File USSR-Carter/Brezhnev Correspondence 9/79—2/80；也可参见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429。

63．Transcript of President's Interview on Soviet Reply，Jimmy Carter Interview with Frank Reynolds，ABC News，January 1，1980.

64．PPP，1980，p.40，108；PPP，1980，pp.329，308，196.

65．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134，March 28，1980。

66．Ibid.

67．Ibid.

68．Memorandum for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David Aaron by Marshall Berment，“Response to The Soviets Regarding Afghanistan：A Menu of Possible Options,”December 28，1979.

69．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by Zbigniew Brzezinski，“Strategic Reactions to The Afghanistan Problem,”January 3，1980.

70．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134，March 28，1980。

71．Memorandum for Vance's Deputy，Warren Christopher，by Marshall Shulman，“Notes on Su/Afghanistan,”January 22，1980.一个月后，舒尔曼向万斯递交了一份“当下苏联前景”的备忘录，阐述了苏联相当温和的防御性意图。在这份文件中，他认为美国的反应被夸大了，而且基本上是反作用。舒尔曼声称，在评估苏联长期意图时，“虽然苏联领导人可能会认为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和平政策’已经失败，而我们在剥削其军力增强方面更加自信时，就可能会导致他们寻求通过低紧张政策推进利益的逻辑再次出现”。Memorandum for Cyrus Vance by Marshall Shulman，“Some Observations of Present Soviet Outlook,”February 15，1980.

72．引自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以下简称DSB），March 1980，p.38。

73．引自DSB，April 1980，p.12。

74．引自DSB，March 1980，pp.37—38。

75．Interview with Cyrus Vance，in Melchiore J．Laucella，“Cyrus Vance's Worldview：The Relevance of The Motivated Perspective”，PhD diss.，Union Institute，1996（字体强调为我所加）。

76．Ibid.

77．Interview with Marshall Shulman，in Melchiore J．Laucella，“Cyrus Vance's Worldview：The Relevance of The Motivated Perspective”，PhD diss.，Union Institute，1996.

78．PPP，March 24，1977，pp.503，513.

79．PPP，April 8，1977，p.603.

80．PPP，May 3，1977，p.781.

81．PPP，May 30，1977，p.1043.他说：“我们觉得……他们真心想进行讨论以达成协议。”

82．PPP，December 15，1977，p.2119；PPP，October 29，1936；PPP，October 29，1977，1939.

83．PPP，December 15，1977，p.2119.

84．PPP，July 28，1977，pp.1367—1368.

85．Memorandum to Harold Brown by The President，February 8，1979，通过解密文件参考系统获得。

86．从狭义认知角度来看，卡特信念发生的这种巨大而全面的变化有点像一个谜。认知模型假设决策者是一个认知错误者，他们忽视与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只对新的证据作出反应。然而卡特的陈述表明，他的信念转变是真实的。卡特可以像万斯一样，选择将苏联入侵阿富汗视为苏联的一种机会主义，而非扩张主义行为。这种解释与他对苏联意图的既有信念是一致的，并使他能够追求既定军备控制政策目标。该声明清楚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关于卡特对阿富汗事件反应的出色分析，请参见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Afghanistan，Carter，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The Limits of Cognitive Models,”in Dan Caldwell and Timothy J．Mckeown eds.，Diplomacy，Force，and Leadership：Essays in Honor of Alexander L．George，Boulder，CO：Westview，1993，pp.95—128。

87．PPP，January 20，1980，p.11；Ibid.，pp.308，329.

88．PPP，January 21，1980，p.164.

89．Letter from President Jimmy Carter to Chancellor Helmut Schmidt，February 9，1980，通过解密文件参考系统获得。

90．DSB，January 1980，Vol.80.

91．Rosalynn Carter，First Lady from Plains，New York：Fawcett，1984，p.298.

92．Lebow and Stein，“Afghanistan，Carter，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p.112.

93．Raymond L．Garthoff，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4，p.1059.

94．Hamilton Jordan，Crisis：The Last Year of The Carter Presidency，New York：G．P．Putnam's Sons，1982，p.99.

95．Carter，White House Diary，p.383.

96．Carter，Keeping Faith，p.481.

97．例如，参见PPP，January 20，1980，p.111。

98．NSC Weekly Report，No.47，February 17，1978.

99．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受到苏联在非洲之角行动的影响，并认为这些行动表明了苏联意图。例如，参见Memorandum for Zbigniew Brzezinski by Paul Henze（Brzezinski's Deputy），“Realities and Lessons of History in The Horn of Africa,”January 12，1978；Memorandum for Zbigniew Brzezinski by Paul Henze，“Fundamentals in The Horn of Africa Situation,”January 16，1978。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也使用了类似语言，参见Telegram for Cyrus Vance from US Ambassador in Moscow Michael Toon，“Prospects for US-Soviet Cooperation On Horn,”February 1978。

100．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by Zbigniew Brzezinski，“The Soviet Union and Ethiopia：Implications for US Soviet Relations,”March 3，1978.

101．NSC Weekly Report，No.65，June 30，1978.

102．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苏联在1978年的行动引起了政府对苏联目标和批准SALT可能性的极大关注。“他们继续加强在越南的军事存在，并增加了对越南在柬埔寨的侵略性的支持”；这些担忧“因苏联在非洲赞助古巴军事代理人战争”而加剧；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担忧；而苏联在古巴部署军队问题几乎致命地破坏了批准SALT的任何机会。参见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p.345—346。

103．NSC Weekly Report，No.95，May 3，1979.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布热津斯基在不同场合提到了古巴和苏联的过去行动。在整个“苏联旅”事件中，布热津斯基力图说服卡特着眼于苏联的全球整体行动，而非仅仅关注古巴“苏联旅”事件的特殊性。

104．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109，September 13，1979。

105．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430.

106．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by Zbigniew Brzezinski，“Strategic Reaction to The Afghanistan Problem,”January 3，1980.

107．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134，March 28，1980。

108．Ibid.

109．Remarks by Zbigniew Brzezinski to the 1980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Convention，“SP 3—288 Executive 1/2/77—1/20/81,”Box SP27，Subject File，Jimmy Carter Library.

110．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134，March 28，1980。

111．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75，October 13，1978。

112．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33，October 21，1977。

113．在一个例子中，布热津斯基确实将苏联能力问题与意图评估联系在一起。1979年9月，布热津斯基报告说：“最近几周观察到的苏联军事活动表明，苏联军事立场主张在核战争条件下进行长期作战。不过，布热津斯基罗列的军事活动清单并没有为能力论提供结论性证据，原因有二：首先，提及的大多数指标都是能力部署和军事演习，本研究将这些因素定性为战略军事学说指标；其次，这段话似乎并不构成对苏联意图本身的评估，布热津斯基并没有就苏联军事部署趋势对苏联外交政策目标或武力使用倾向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提出任何实质性见解。”参见NSC Weekly Report，No.108，September 6，1979。

114．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2，February 26，1977。

115．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75，October 13，1978。

116．“Meeting the Challenge in Southwest Asia,”February 1，1980，State Bulletin 80，March 1980，p.35；Vance，Hard Choices，p.391.

117．Cyrus Vance，Statement of Us Foreign Polic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March 27，1980，引自Vance，Hard Choices，p.502。

118．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134，March 28，1980。

119．Cyrus Vance，Statement of Us Foreign Polic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March 27，1980；引自Vance，Hard Choices，p.503。

120．有些人可能认为，万斯作为国务卿的官僚地位影响了他对苏联意图的解释，由于官僚利益他不会宣称苏联意图是扩张主义的。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但本书认为它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将苏联意图描述为扩张主义会对国务院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万斯在离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坚持这些信念。参见Laucella，“Cyrus Vance's Worldview”。

121．类似结论参见Rosati，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Quest，pp.151—153。万斯辞职主要是由于他反对美国解救被关押在伊朗的人质行动，也基于他对美苏关系的未来走向感到悲观。Glad，An 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p.215.

122．关于国内政治考虑对卡特政策变化的影响，请参见Dan Caldwell，The Dynamics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Arm Control：The SALT II Treaty Ratification Debate，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1，pp.114—115；David Skidmore，Reversing Course：Carter's Foreign Policy，Domestic Politics，and The Failure to Reform，Nashville，TN：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6。

123．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148.

124．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7，April 1，1977。

125．NSC Weekly Report，No.18，June 24，1977.

126．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20，July 8，1977。

127．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p.175—176.

128．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37，November 18，1977。

129．Vance，Hard Choices，p.46.

130．有关卡特利用人权问题与苏联打交道，参见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p.587，155—156；Garthoff，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p.1206。

131．可能采取更强硬立场的领域包括国防（将MX导弹部署在多个保护性掩体中）、贸易（停止向苏联转让石油技术）、军备控制（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ERW]清除与销毁、强辐射武器或中子弹，以及“在逆火式轰炸机问题上不让步”的一个具体的折衷倡议），或中国（对其开放获取我们的技术）。参见NSC Weekly Report，No.54，April 14，1978。

132．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53，April 7，1978。

133．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66，July 7，1978。

134．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p.323—325.

135．NSC Weekly Report，No.66，July 7，1978.

136．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75，October 13，1978。

137．NSC Weekly Report，No.55，April 21，1978.涉及这一具体想法的段落被删掉了，但卡特在边上的评论说：“代理战争？？？”。在接下来的段落中，布热津斯基表示他打算“就上述问题提出一些想法”，卡特写道：“你将会浪费时间。”

138．NSC Weekly Report，No.66，July 7，1978；NSC Weekly Report，No.69，August 4，1978．布热津斯基在1978年的最后一份周报中向卡特概述了政府演变的外交政策。布热津斯基说，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不是“对抗”或“重启冷战”；不是一个基于“权力平衡以维持现状”的“共管”；也不是“简单的伙伴关系”，据此“从SALT开始美苏在广泛战线上的伙伴关系，将是世界和平的基础，因此它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相反，布热津斯基说，美国的政策是“互惠和解”，也就是“遏制与抵制间接扩张，……意识形态的竞争，以及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苏联要么与我们相互调适，要么面临全球孤立的前景”。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83，December 28，1978。

139．Speci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Meeting on The Horn of Africa，March 2，1978.

140．引自Rosati，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Quest，p.61。

141．Vance，Hard Choices，pp.91—93.

142．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by Cyrus Vance，May 29，1978.

143．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p.335—336．1977—1979年期间，总统不断向国防部长施加压力，询问美国是否仍然需要一个三位一体战略。布朗向总统保证，三位一体战略对美国安全是必不可少的，美国不应仅依赖海上核威慑防御。1979年5月，美国决定开发新的陆基威慑力量（MX导弹），这是基于其对战略力量平衡的共同悲观看法的结果。起初，总统对苏联军备建设的威胁表示怀疑，并因此质疑美国核武库现代化方案，表示所谓苏联优势论仅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小集团看法。尽管如此总统最终还是被说服，授权开发MX，但将部署时间推迟到9月。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p.335—336.

144．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98，May 25，1979。

145．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84，January 12，1979。

146．Ibid.

147．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109，September 13，1979。

148．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110，September 21，1979。

149．Ibid.

150．同时，布热津斯基还认为，这时的苏联威胁与古巴导弹危机时期不同，更像是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柏林墙危机时面临的威胁。他说：“那种威胁是‘不可接受的’，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忍受。肯尼迪没有准备好推倒柏林墙，我们也不准备制造军事危机逼迫苏联从古巴撤军。”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110，September 21，1979。

151．Vance，Hard Choices，pp.363—364.

152．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包括：扩大国防投入，明确谴责苏联或古巴诱导第三世界动荡，采取“排斥古巴的有力政策”，加强与中国关系，指示自由电台或美国之音加强对苏联少数民族（特别是穆斯林和乌克兰人）广播，向勃列日涅夫传达信息表示美国准备“采取他们不喜欢的措施”。布热津斯基指出，他意识到上述内容会给卡特带来麻烦，甚至可能激怒他。总统在文件的第一页上写了“好”，却没有对布热津斯基的建议提出任何意见。NSC Weekly Report，No.109，September 13，1979；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p.346—351.

153．Memorandum for Cyrus Vance and Harold Brown by The President，July 11，1979，引自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420。

154．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by Zbigniew Brzezinski，“Secretary Brown's Visit to China：Conflicting Memoranda from Vance and Brown,”September 18，1979；Vance，Hard Choices，p.390.

155．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by Zbigniew Brzezinski，“Secretary Brown's Visit to China：Conflicting Memoranda from Vance and Brown,”September 18，1979；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p.421—422.

156．Vance，Hard Choices，pp.390—391；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p.423—424.

157．关于美国入侵阿富汗后的政策描述，参见Gabriella Grasselli，British and American Responses to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Brookfield，VT：Dartmouth Publishing Co.，1996。

158．关于卡特为采取这些政策所付出的国内政治代价，参见Glad，An 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pp.206—211。

159．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430.

160．“Foreign Policy：Coherence and Sense of Direction,”Meeting of The Speci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293：3/25/80，Box 32，Zbigniew Brzezinski Collection，Jimmy Carter Library.

161．Carter，Keeping Faith，pp.482—486；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428.

162．Glad，An 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pp.203—204.

163．但卡特还是在布热津斯基的以下建议旁边写了“不”：（1）限制与苏联人的社会接触，并让世界各地的美国官员与苏联同行保持最低限度接触；（2）从美国驱逐苏联情报人员；（3）考虑提高对苏联人权状况的批评烈度；（4）（增加）美国军事戒备。

164．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by Zbigniew Brzezinski，“A Long Term Strategy for Coping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Soviet Action in Afghanistan,”January 9，1980．

165．Ibid（字体强调为原文所加）。在第一条评论旁边，卡特写道：“我同意。”

166．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123，December 14，1979。

167．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454．档案文件显示，直到1980年前卡特多次拒绝了布热津斯基的反复尝试（持续了一年多）实施遏制理论的要求。苏联入侵阿富汗后，1980年1月16日，卡特通知布热津斯基他已决定将苏联的地区挑战作为国情咨文的主题。Garthoff，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p.1084.

168．最臭名昭著的是1980年7月宣布的第59号总统指令。它“试图复制卡特政府的苏联战争战略理念，假设该理念可以更好威慑苏联，并在威慑失败情况下发动缓慢有限的核战争”。1977年在《总统评估备忘录10》得出令人担忧的结论后，这一政策的制定工作就开始了。根据布热津斯基的说法，卡特只是“在1978—1980年期间随着与苏联关系恶化和军事缓和失利时”，才越来越支持这些政策。参见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869；Garthoff，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p.869。

169．万斯反对布热津斯基和卡特对中国采取的这项和其他倡议。DSB，March 1980，Vol.80，pp.39，45；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p.424—425；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by Zbigniew Brzezinski，“Strategic Reaction to The Afghanistan Problem,”January 3，1980.

170．布赖恩·奥滕（Brian Auten）将1978年底和1979年初卡特国防政策的强硬归因于政府战略评估、盟友关系与军备控制谈判方面的变化。参见Brian Auten，Carter's Conversion：The Hardening of American Defense Policy，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8，pp.2—3；类似观点参见Nichols Thomas，“Carter and The Soviets：The Origins of U.S．Return to A Strategy of Confrontation,”Diplomacy and Statecraft，Vol.13，2002，pp.21—42。

171．这些报告指出了美国面临的不利形势，有助于说服卡特政府成员对苏联采取必要反制。Auten，Carter's Conversion，pp.271—304.

172．例如戴维·斯基德莫尔（David Skidmore）认为，“公众怀疑与精英反对将政策变革的政治成本提高到不可容忍的程度，促使政府从其最初自由国际主义方向上退缩。这些限制都源于冷战时期的国内政治”。David Skidmore，Reversing Course：Carter's Foreign Policy，and the Failure of Reform，Nashville，TN：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6，p.xvi．最近的一项研究批评了斯基德莫尔的研究结果，指出卡特在执政后期与军方和国会在国防预算方面存在激烈的分歧。参见John D．Mini，“Forced Conversion：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n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1977—1981”，PhD dis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2010。关于对斯基德莫尔的书的补充批评，参见Auten，Carter's Conversion，pp.3—10。

173．NSC Weekly Report，No.66.

174．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by Zbigniew Brzezinski，September 29，1979，Staff Offices，Office of The Staff Secretary，Handwriting File，Box 149，File President's Address to The Nation Re：Soviet Brigade in Cuba.

175．引自Glad，An 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p.192。此外，有证据表明，卡特在国防方面的一些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安抚反对SALT Ⅱ的国内行为者；Auten，Carter's Conversion，pp.275—283。关于卡特在国内右翼政治团体的压力下为批准SALT而进行的国内斗争，参见Skidmore，Reversing Course，pp.135—148。

(1)　乔治·斯坦利·麦戈文（George Stanley McGovern）曾任美国众议员和三届美国参议员，1972年总统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作为参议员，麦戈文是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典范，他以直言不讳地反对美国日益卷入越南战争而闻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