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英国情报界的纳粹德国意图评估

本章回顾了英国情报界对德国外交政策计划的性质与范围，以及对德国使用武力意愿的评估。本章的目的是追踪英国情报界对德国意图的信念演变，并验证第二章中提出的理论假设预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种意图变化。本章还描述了情报界结论背后的推理。我们将看到，英国情报界的集体评估变化与能力论、选择性注意理论的组织专长假设高度一致。

该分析主要基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原始文件，它收集了本研究时段内向内阁分发的所有情报报告，以及最重要的参谋部委员会发布的与意图问题有关的报告。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参谋部报告和备忘录，因为这些报告和备忘录代表了三军情报机构的综合分析，涉及陆军情报部门、空军情报部门和海军情报部门。¹因此，这些档案将为分析英国情报界对德国威胁认识演变提供重要指导。²

英国国内的情报系统存在军事情报与政治情报的划分，如果只是关注参谋部对德国政治意图的分析则会存在局限。由于外交部（及其控制下的秘密情报局[SIS]）垄断了政治情报，因此这类情报与军事和经济情报是分开的，也一般不被纳入整个情报评估之中。外交部对其信息保护严格，通常不愿意与其他情报组织分享。直到1939年3月前，参谋部也只是将外交部提供的世界局势摘要纳入其评估报告中。1938年，随着人们日益认识到需要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外交部开始更多地参与起草战略评估报告。³英国情报界的这种分工增加了分析参谋部政治与军事情报评估的复杂性。然而，几份参谋部报告确实涉及对德国外交政策计划的估计与解释。这些报告提供了一些线索，说明德国的政治意图是如何被推断出来的。参谋部委员会的联合计划小组委员会（CAB 55）和联合情报小组委员会（CAB 56）向内阁分发了各种情报报告。外交部的秘密情报局报告了希特勒的政治计划和使用武力的意图，英国驻柏林武官撰写的机密文件也是如此。⁴综合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就英国情报界对德国意图的推断过程得出初步结论。

关于德国意图的声明和推理

对善意的评估（1934—1935年）

基于外交部分发的报告材料，1933年的《参谋部年度评论》断言，德国打算“重新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条约”。具体而言，参谋部设想了德国实现这一目标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消除和平条约中最令人反感的条款：战争赔偿与军事占领，这是德国一贯追求的政策。这一阶段已经完成。第二阶段是承认德国对军备平等的诉求，重整军备无疑是完成这一阶段迈出的关键一步。在前两个阶段基础上实现第三阶段目标：修改边界（特别是在东欧），而且包括德国对奥地利的某种直接或间接控制。基于此甚至有可能引出最后阶段，即试图恢复殖民帝国。⁵

参谋部断言，德国造成的最直接危险存在于中欧和东欧。这一结论有三个论据可以证明。第一，根据能力论和数量优势假设，参谋部认为，只要军事力量平衡不利于德国，德国就不会发动可能使英国卷入的攻击。第二，根据过去行动假设和能力论，参谋部声称法国防御的强化，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的教训，应该会阻止德国向西发动攻击。具体而言：

法国人……已经确保他们的东部边境比1914年强固得多，除非通过全面精心的围攻，否则对法国的地面攻击将很难得手。难以想象，有着上次战争痛苦经历的德国人会如此愚蠢地再次入侵法国，并在快速打击中寻求制胜。

第三，英国参谋部援引了希特勒的公开声明，认为“出于纯粹的感情原因而进攻法国是愚蠢的。德国需要的是在欧洲增加领土，这种需求只能向东获得”。总之，英国情报部门认为，当德国在军事上没有准备好采取进攻时，它不会冒险将紧张局势升级到战争的程度。这一时期的主流预设是，德国至少还需要五年时间进行军备重整才能威胁到英国。到1934年，英国情报局预测：“一旦完全重新武装起来，德国将在缓和的幌子下继续进行秘密准备，直到她感到足够强大才会撕掉面具，为在东部的进攻战争中达到目的，她必要时会在西部进行防御。”⁶

一年半后的1935年4月发布的下一份《参谋部年度评论》，重点关注德国的军事扩张。德国声称它已经在空中实现了与英国实力对等，这引起了英国决策者的极大关注。然而，参谋部反映了空军部长的意见，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产生任何性质的恐慌”。根据三个军种的情报报告，参谋部起草了一份战略评估报告《对德战争情况下的防御计划》，报告的结论是德国重整军备的速度是适度的。它不认为德国武装力量是为向西进攻从而实现霸权主义而设计的。相反，参谋部设想的情况是，德国有可能对比利时、英国、法国，可能还有荷兰的联合发动单线战争。参谋部并没有过多评估德国的意图走向。事实上，即使是最坏的情况——包括德军通过低地国家对英国发动空袭——也“更多的是基于常识和英国军队的财政需求，而不是对德军意图的分析”⁷。参谋部通过军事能力计算的棱镜来预测战争的可能性，并认为盟军实力对德国占有优势。1935年的参谋部报告估计，鉴于德国重整军备的速度很缓慢，其在1939年之前不可能从军事上战胜英国。因此，年度评估报告的结论是，德国不太可能在1939年（或更早）冒战争风险。⁸

想象中的战争（1936—1937年）

1936年秋天，英国对德国军事能力与意图的评估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认识到（甚至是高估了）德国军事集结的速度、范围和进攻性。这些证据支持了能力论和选择性注意理论的组织专长假设。在整个这一时期，参谋部推断，德国是否以及何时与英国发生武装冲突取决于其对军事准备的计算。

1936年7月，参谋部委员会的联合计划小组委员会对世界局势进行了前瞻性战略评估。根据这份报告，参谋部认为，中欧和东欧尖锐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德国对经济独立的渴望，促成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的局势变化。该报告反映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即德国打算改变现状，尽管它没有具体说明该国是否致力于扩张主义，或者它在奥地利以外的行动是否本质上只是机会主义的。对相对能力的计算被认为是决定德国扩张范围和时机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报告的结论是：“虽然目前激励德国政策的精神依然如故，但德国扩张野心引发欧洲战争的危险将持续增加。随着德国加快重整军备并作好战争准备，冲突的危险会进一步增加。”⁹

这些结论在几个月后参谋部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得到了重申。¹⁰它断言，尽管德国的政治目标是有限的，但是意图却是修正主义的：“德国的外交政策旨在将所有德国人纳入帝国，并为其不断扩大的人口获得新的领土。它寻求获得新的食品和原材料来源并扩大德国制造业出口，尤其是在东欧和前德国殖民地实现这些目标。”参谋部的这份报告认为，德国已经“放弃了向西扩张的所有意图”。然而也警告道，由于德国对战略包围的恐惧，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1935年的法苏条约和德国在中欧和东欧扩张时法国可能的干预，加剧了德国这种被包围的恐惧。报告明确指出，希特勒准备利用其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来实现其目标：“德国的目标是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实现欧洲主导地位。”报告详细介绍了德国军事力量的大幅扩张，并得出结论：“如果试图早日实现目标并获得有利地位的企图失败，德国将尽一切可能作好准备以承受长期战争的压力。”¹¹

第二份战略评估报告也是在同一时期发布的。瓦克将这份1936年10月的报告描述为“军事当局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最接近失败主义的论调”¹²。它总结了来自三军情报部门的对德军实力重新评估，并警告说德国有可能早在1939年就对英国进行成功的空中打击。尽管德国的军事能力有了惊人的增长，但英国参谋部继续宣称，根据对德国未来军事集结速度的推算，与德国的战争不会早于1939年爆发。这以这样的假设为前提：“除非德国负责任的政治家认为一定会赢，否则德国不会发动战争。”参谋部提出了以下设想：“如果假定我们的部队可能不得不在1939年底对德国进行战争，那么德国也很可能只有在那一天到达时才会如此。但我们的职权明确要求我们考虑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风险。”它确实描述了一个最坏的情况：“德国的资源使其能够对英国实施空中进攻，同时对法国实施陆地进攻。”¹³但是，参谋部仍然假定德国将计划速战速决。¹⁴因为德国在战前的任何优势，面临盟军有效的海上封锁将荡然无存。¹⁵

在1936年参谋部对德“帝国防御评估”的报告提及，德国重整军备的“密集性”和“广泛性”，以及它对莱茵兰地区重新占领的前景。1937年2月发布的修正报告基本上重复了前一年的结论。然而，参谋部对德国能否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其在欧洲的领土扩张表示怀疑。¹⁶1937年5月的一份报告并没有详细说明德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其中有一个关于战争可能性的重要章节。它预测，德国在1939年之前不会比法国动员更多的师团，但在1937年前会比法国拥有空中优势。英国的海军优势意味着，英国可以对德国施加经济压力以劝阻其开战。关于军工产出方面，报告声称到1937年德国的工业实力相对于其潜在对手将是最大的，但参谋部的结论是，德国不会在1937年开战，因为它还没有作好军事上的准备。¹⁷这份报告和之前的报告一样，明确使用了与能力论假设相关的指标来支持其结论：

德国不可能计划在1937年开战，因为那时它的军事力量还远未完全准备好。如果突发紧急情况让它必须认真考虑在西部边境开战的可能性，德国的陆军实力将是一个强烈的阻碍因素，而其空军与工业实力则可能是一个激励因素。然而，经济压力使得它可能会寻求速战速决；面对英法联合力量，德国必须考虑其空军优势是否足以保证获得快速的胜利。我们可以相信，除非意大利保证进行全心全意的合作，否则德国不会有任何军事理由发动战争。¹⁸

1937年英国驻柏林武官的备忘录同样从军事平衡角度对德国参战意愿进行预测，但指出德国纳粹党与德国总参谋部对军力平衡的看法不同。随员报告说，希特勒对其他欧洲国家能够动员起来的实力“估计很低”，但德国总参谋部远没有如此乐观。¹⁹当时，英国的普遍共识是，德国总参谋部即将“恢复它在战前拥有的巨大权力，并在国家事务中相对纳粹党占据重要地位”。英国陆军部估计，“目前的趋势是，在根据个人或纳粹党的要求开始任何外国冒险之前，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将陆军和空军打造成一个权势部门”²⁰。

在1937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参谋部发布了一份报告，将盟国军力与德国和意大利军力进行了比较。在估计德国是否会在1938年初发动战争时，这份写于1937年11月的报告基本上重复了参谋部在其1937年2月报告中的结论。参谋部提供的理由也是类似的：德国总参谋部对实力平衡的预期是决定德国是否和何时开战的主因。英国参谋部报告的结论是：“德国总参谋部不太可能认为德国陆军的实力足以在1939—1940年之前发动一次陆地进攻。此外，他们认为陆军在那之前也很难全速发展。”²¹

参谋部评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两次危机（1938年）

在1938年3月和9月的苏台德地区危机之后，参谋部紧急准备了最新的评估。面对与德国开战的可能性，参谋部的主要假设是，希特勒打算在有限的范围内修改现状。相关调查报告显示，德国领导人并不打算与捷克或英国开战，他们也不打算利用苏台德危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德国的温和派与极端分子都试图利用这场危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英国的报告说，如果谈判失败，德国愿意“通过发动一场可能导致全面战争的危机来实现目的”²²。

参谋部的报告明确指出，英国军方没有能力采取行动以拯救捷克斯洛伐克。²³正如内阁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参谋部对1938年欧洲军力平衡的强烈悲观看法，决定了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反应。特别是，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正确指出的那样：“唯一考虑的是，立即作战好还是稍后作战好……（按一般的说法）绝大部分取决于空军实力。”²⁴参谋部关于英国将在军事上对捷克斯洛伐克无能为力的评估，被首相策略性地用来反击内阁中那些不同意见。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张伯伦故意操纵英国的情报工作以得出这些结论。²⁵

至于德国的军事意图，参谋部的报告非常肯定地断定，德国计划赢得一场快速的进攻性战争，包括对英国进行空中打击。但是对这样一场战争的时机评估，仍然比较模糊。这部分是由于对德军何时处于最高战备状态并对盟军具有最大优势的估计在不断变化。1938年4月，参谋部估计，由于德国的目标是“在战争爆发时动员国家经济和人力所允许的最大规模部队”，因此在1942年1月之前其难以为战争作好准备。²⁶这一估计是基于德国稳定的军事增长速度。然后，在1938年11月，英国驻柏林武官诺尔·梅森-麦克法兰则预测，德国可能最早在1939年秋天就会开战：

德军在（1938年）9月比现在更强大，更有条件参战。同样，它将在1939年秋季再次达到效率的顶峰，但在下一个时期战争将使它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如果我们把冬季前的情况排除在外，很明显，从德军的角度来看，战争的最坏时刻将是1939—1940年的冬季。此后就不会再有异常不利的时期了。²⁷

一个月后，梅森·麦克法兰认为，“从技术角度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德国）军队最早在6月之前不可能采取任何可能卷入敌对行动的政策”。然而，他警告说，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部“极不可能”坚持这一评估，“与一个雄心勃勃的元首对立”。“而迄今为止，与元首的每次意见冲突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梅森·麦克法兰“几乎肯定”希特勒正在考虑在1939年采取军事行动。他“认为在东部采取行动（特别是针对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乌克兰）与在西部采取行动的概率约为10∶1”²⁸。

战争恐慌和平静（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

在德国签署《慕尼黑协定》后的三个月里，英国外交部的情报部门不断收到令人震惊的秘密情报。这些情报显示，希特勒的情绪很不稳定，并警告说希特勒可能打算违背在慕尼黑作出的保证。²⁹报告的结论是，希特勒“几乎没有理智，被这个国家的强烈仇恨所吞噬，既能下令立即对任何欧洲国家进行空袭，又能让他的命令立即得到服从”。英国政府认为这些消息来源非常可信，因为外交部情报部门在慕尼黑危机期间曾对希特勒的政策进行了相当准确的预测。³⁰同时，瓦克报告说，在慕尼黑会议之后的某个时候，内阁成员收到了从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安全部门MI5的窃听中获得的信号情报，其中包含了生动的“对英国国策和张伯伦本人的不敬之词”³¹。

1938年底的战争恐慌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在11月和12月，英国情报部门预计德国将向东部扩张。1939年1月，更令人震惊的是，情报显示德国将向西部进攻。³²

陆军部的军事情报局基本上同意这些评估。1月17日，英国的军事情报反映了人们对希特勒正在寻求统治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但也仍然相信，德国只有在“有把握迅速获胜”的情况下才会打一场短期战争。这意味着德国的目标是波兰、罗马尼亚或乌克兰等国家，这些国家可以为希特勒提供他所需要的经济资源以解决其国内经济危机。军事情报部门无法评估希特勒是否会冒着“对西方大国进行严重挑衅”的风险而采取行动。³³然而，1月19日情报局分发了一份更令人不安的报告，报告指出，现在应该考虑德国向西攻击的可能性，并警告说德国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直接攻击英国和法国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报告指出，希特勒在其外交政策中似乎已经采取了反英的暴力行动，并且不再受《慕尼黑协定》的约束。³⁴

范西塔特的情报报告利用了广泛的资料，证实德国最迟在1939年春天就将为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作准备。这些报告由于将希特勒描述为一个“无法用温和武器对付”的坚定的极端分子而受到广泛关注。这些报告与其他报告一起在外交委员会成员中传阅。³⁵然而，在2月份，来自秘密渠道的其他信息表明，希特勒已经放弃了立即引发危机的想法。因此，张伯伦没有理会范西塔特关于德国即将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地区的警告。³⁶

总的来说，英国的政治情报报告关注了德国将以武力统治欧洲的长期意图。这些报告主要依靠秘密特工和英国决策者信任的消息渠道，生动地描述了希特勒的情绪、心态、特点、行为和私人谈话。³⁷也许这些报告的生动性，与那些经常提供武力对比统计数据的战略评估相反，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在那段时间获得了内阁如此多的关注。秘密情报局的报告所依赖的一系列指标与能力论、组织专长假设或战略军事学说理论不一致。但这些分析是由一个情报机构——秘密情报局提供的，而非协调估计的一部分，因而不属于本研究的范围。

乐观情绪激增（1939年2月）

到1939年，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了。参谋部终于对英国为对德战争作好准备而感到乐观。然而如第二章所示，英国情报部门仍然认为德国的军事武库正在急剧增加，对力量平衡的数字解读表明英国的力量平衡趋向恶化：德国将在近期内保持军事优势。不过，在1939年初，情报部门更加强调质量因素，如民众态度、防空和潜在的经济实力。³⁸参谋部报告指出，德国士气低落和经济脆弱，尤其如果遭到英国封锁更是如此。参谋部报告对英国自身的财政储备、海上航线控制、空中防御和公众士气表达了更加自信的态度。³⁹正如肯尼迪所写的那样，1939年的战略评估“仍然显示出一种数字计算的强烈倾向，而不是询问德国轰炸机的航程，或者他们在阴天情况下发现目标的能力”。他解释说，德国空军的真正任务是对英国进行战略轰炸，这种观念导致“空军情报局为获得德国军机总量的准确数字而焦虑不安”。这使得“空军参谋部的大部分评估变成了‘数豆子计算’，其中包括荒谬与神秘的计算”⁴⁰。实力数字平衡趋势继续指导英国情报部门对德国军事意图和盟军胜利前景的评估。

此外，尽管1939年的战略评估在语气上更加乐观，但并没有对德国政治意图作出更多善意解读。事实上，在其报告中，参谋部并没有对希特勒的政治意图和心理状态进行有意义的重新评估——它认为这种评估是外交部的责任。⁴¹1939年1月，参谋部已经意识到欧洲局势的严重性：当它重新评估将殖民地转让给德国的后果时，它显然不赞成这一提议。鉴于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德国野心是无限的，以及“德国在欧洲实施计划的力度和决心增加”，参谋部坚持认为英国或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不应归还给德国。“根据我们自1936年以来对德国观察的经验，德国利用其在非洲获得的任何领土实现军事野心的危险性，比我们的前任在1936年评估的可能性更大。”⁴²参谋部承认，这一提议与1936年的结论不一致，后者表明，参谋部现在已经开始关注德国在中欧和东欧以外的目标。然而，这些文件并没有清楚地表明，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参谋部对德国的政治意图的看法有多少更新。

然而，总的来说，参谋部对盟国在对德战争中取得成功的潜力越来越有信心。这源于对德国国内形势压力、德国重整军备计划的压力、两线作战所需的兵力的分散，以及英国能力增长的预期。⁴³能力论所表明的推理思路，在参谋部对德国何时开战的评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武官梅森·麦克法兰认为，德国军队的准备情况将决定德国的侵略性。由于德国还没有作好与英国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军事准备，梅森·麦克法兰敦促英国考虑进行预防性战争。他的理由是，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德军仍处于分散状态，“极其不健全”，而且还没来得及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装备。梅森·麦克法兰认为，英国应该建立一个东部战线，使其能够对德国实施有效的经济封锁，他认为这可以“使德国迅速屈服”。他警告说，如果等到1939年秋天，德国将至少在军事上更有实力发动一场能够取胜的战争。⁴⁴虽然参谋部与张伯伦内阁都不赞同梅森·麦克法兰关于预防性战争的呼吁，但他对德军战备状态的看法得到了英国情报界成员的认同。很难判断1939年3月德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英国政府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对德国政治意图的估计。⁴⁵这时，外交部已经成为参谋部战略评估报告中政治部分的主要执笔者，因此，这些报告反映了外交部的观点，而不是军事情报部门的观点。

结论

在战时英国情报界的结构中，外交部是政治情报的主要提供者，这使我们无法对参谋部关于希特勒长期政治意图的推断得出明确的结论。⁴⁶考虑到这一点，现有的证据表明，在整个30年代（也许除了1939年的战略评估报告之外），参谋部的协调情报评估仔细跟踪了德国军武库的量化趋势，并多次依据这一指标来推断德国的军事意图。只要情报界认为德国在军事上比英国弱，那么德国能力的增强本身并不意味着对英国的侵略意图，尽管它确实表明德国可能通过军事手段改变欧洲其他地区的现状。1936年秋天以后，对德国军事意图的评估变得更加令人担忧。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德军集结的强度、范围、速度和性质旨在获取优势，而不仅仅是追求均势。

这种做法与能力论假设和选择性注意理论的组织专长假设的逻辑预测是一致的。然而，正如第三章所示，英国决策者们并没有采取类似的推断过程。这种分析与组织专长假设本身的预测是一致的，而这些情报文件只为战略军事学说理论和行为论提供了微弱支持。一些学者声称，情报界在1936—1938年期间对德国威胁的悲观预期和最坏情况分析，帮助张伯伦说服了怀疑者，使他们相信绥靖政策的必要性。而其他人声称，情报界在1939年初对英国应对德国威胁的能力持谨慎乐观态度，是被政治化的结果，反映了“英国致力于抵抗德国扩张的行政部门新政策的观念变化”⁴⁷。证据表明，情报估计从1936—1938年底的悲观主义转变为1939年初的乐观主义，反映了对信息的高度选择性阅读，过多强调与军事和经济力量平衡有关的细微问题。然而，本研究查阅现有原始文件后没有发现任何表明情报被“政治化”的过程追踪证据。⁴⁸

至于军事学说的作用，现有文件将德国的军事学说与英国对其意图的评估联系起来。可供研究的文件没有在评估意图的背景下讨论德国的军事学说。欣斯利对英国情报界在这一时期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查，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指出英国情报界几乎没有讨论德国可能如何运用其军事力量。这一点在1937年2月至1939年2月期间发布的一系列战略评估中表现得很明显。只有在1939年2月起草的《欧洲战略评估》中，参谋部吸纳了有关德国可能使用其武装力量的诸多情报。即便如此，该报告也只提到了英国面临的空中威胁。⁴⁹因此，现有证据几乎不支持战略军事学说理论的逻辑。

最后，对于行为论的过去和当前行动假设，相关证据并不清晰。现有的文档确实提到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行动和战略，以及希特勒昂贵的非能力行动（noncapabilities-based actions），但这些都是罕见的。例如，它们没有提供明确的证据，说明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英国情报界对德国意图的看法。这部分是因为，在慕尼黑危机之后，英国情报部门将注意力从对德国长期愿望预测上转移开来。由于其特工和间谍报告了德国迫在眉睫的攻击，情报界将注意力转向有关德国战时目标和军事准备的更直接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在讨论美国情报界对苏联意图评估的章节中，《参谋部年度评论》（The COS Annual Reviews）、《战略评估》（Strategic Reviews）和《战略探析》（Strategic Appreciations）与上文所分析的“国家情报评估”最为相似。这些报告与美国“国家情报评估”的主要区别在于，除了两份战略评估外，英国文件没有纳入外交部（相当于美国国务院）的意见。外交部是唯一负责对德国意图进行长期评估的机构。

2．Wesley K．Wark，The Ultimate Enemy：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Nazi Germany，1933—1939，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p.188—189．该研究报告只涵盖了空军部、陆军部、英国海军部、工业情报中心和所有参谋部委员会产生的全部情报文件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数量已经很多）。关于情报界在这一时期的分析的更全面研究，参见Wark，The Ultimate Enemy；Ernest R．May，ed.，Knowing One's Enemies：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F．H．Hinsley，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Ab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Williamson Murray and Allan R．Millett，eds.，Calculations：Net Assessment and The Coming of World War II，New York：Free Press，1992。

3．Murray and Millett，Calculations，pp.39—43.

4．1936年1月，帝国防务委员会设立了军种间情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当年7月演变成了联合情报小组委员会。1936年7月至1939年8月期间，联合情报小组委员会由三军情报局的副局长组成，并经常囊括工业情报中心的代表，从1938年11月起还包括外交部门的代表。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帝国防务委员会被解散，但联合情报小组委员会作为参谋委员会的主要下属机构之一继续存在。由于该小组委员会在1939年夏季之前一直是一个边缘机构，因此这里不对其评估进行分析。关于联合情报小组委员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的作用，见Hinsley，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pp.10—11，35—43。

5．COS Committee，“Annual Review for 1933 by The Chiefs of Staff,”October 12，1933，9，CAB 16/109.

6．Ibid.

7．Wark，The Ultimate Enemy，pp.193—194.

8．CAB 53/25，Cos 401（JP），“Defense Plans for The Event of War Against Germany,”引自Ohad Leslau，“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in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Ph.D Diss.，University of Haifa，2009，p.181。

9．Joint Planning Subcommittee of The COS Committee，“Strategic Review,”July 3，1936，CAB 53/28（字体强调为我所加）。由于英国认为德国总参谋部和纳粹党在外交政策目标上存在分歧，评估德国未来计划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现有的文件并没有表明军队反对希特勒的扩张主义计划；相反，英国情报部门认为军队只是不同意希特勒关于何时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观点。当时的英国武官霍特布莱克（Hotblack）上校写道：“德国军队的稳定行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非原则问题。”Memo Regarding the Aims of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April 9，1936，DBFP，Part II，No.228.

10．COS Committee，“Imperial Conference 1937：Chiefs of Staff Review of Imperial Defence,”November 17，1936，CAB 56/2.

11．Ibid.国内经济困难，以及德国密集的军备建设与经济福利间的相互依赖，是促使德国向外扩张的最重要因素。参谋部认为，希特勒可能会被迫对外采取行动以转移对德国国内经济困难的注意力，而且德国会坚持夺回其殖民地。

12．Wark，The Ultimate Enemy，p.195，referring to Joint Planning Subcommittee，“Appreci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Event of War Against Germany in 1939 by The Joint Planning Subcommittee,”October 26，1936，CAB 53/29.

13．Joint Planning Subcommittee，“Appreci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Event of War Against Germany in 1939 by The Joint Planning Subcommittee,”October 26，1936，CAB 53/29.

14．Wark，The Ultimate Enemy，p.195.

15．Joint Planning Subcommittee，“Appreci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Event of War Against Germany in 1939 by The Joint Planning Subcommittee,”October 26，1936，CAB 53/29．尽管参谋部报告的性质令人震惊，但英国决策者在内阁讨论中并没有对其进行过多考虑。

16．COS Committee，“Review of Imperial Defence by the 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February 22，1937，COS 560.

17．Cos Committee，“Comparison of The Strength of Great Britain with That of Certain Other Nations as At May 1937,”February 9，1937，CAB 56/3.

18．Ibid.

19．Memo by Colonel Hotblack on German Military Preparedness，August 1937，DBFP，Part II，Vol.XIX，No.112.

20．报告结论重申了这一点：“德国军队随着其影响力的增加，可能会试图阻止希特勒进行任何国外冒险，直到武装部队适合处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 in Relation to Possible Causes of War,”WO 190/586．同时参见Christopher M．Andrew，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Intelligence Community，New York：Viking，1986，p.390；Peter Neville，“Rival Foreign Office Perceptions of Germany，1936—1939,”Diplomacy and Statecraft，Vol.13，No.3，2002，pp.142—143；Wark，The Ultimate Enemy，p.87；Donald Cameron Watt，“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in Ernest R．May ed.，Knowing One's Enemy：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266。

21．COS Committee，“Comparison of The Strength of Great Britain With That of Certain Other Nations as At January 1938,”November 12，1937，CAB 24/296．参谋部在另一份报告中使用了这种推理方式。“所提到的国家（德国和意大利），单独考虑的话，在1938年1月之前都不可能成功地在欧洲展开任何大规模陆地进攻……。德国不可能进行一场无法短时间内获得决定胜利的战争……。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即使得到意大利的合作，德国也不会在1938年年初开始对我们采取敌对行动。”DBFP，Vol.XIX，No.316；参见John R．Ferris，“Indulged in All too Little：Vansittart，Intelligence，and Appeasement,”Diplomacy and Statecraft，Vol.6，No.1，1995，pp.122—175。

22．范西塔特在1938年3月收到的情报更加令人震惊，它指出，为了缓解内部紧张和外部野心，希特勒将攻击捷克斯洛伐克。Ferris，“Indulged in All Too Little,”p.152.

23．COS Committee，“Appreci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Event of War Against Germany,”September 14，1938，CAB 24/278．回过头来看，这种悲观主义观点是很不准确的。正如瓦克指出的那样：“1938年9月欧洲的军事平衡对希特勒根本不利，正如伦敦和巴黎所虔诚地相信的那样。”Wark，The Ultimate Enemy，p.210．一周后，陆军部的相关情报称德国只用少量的师团就能守住其西部边境，陆军部的观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因此参谋部决定，“在我们能够建立起战斗力之前，不能指望迅速取得成果。然而，帝国拥有的潜在资源与对手在战争压力下令人怀疑的士气，使我们对最终结果充满信心”。COS Committee，“The Czechoslovakian Crisis,”September 24，1938，CAB 53/41.

24．Paul Kennedy，“British ‘Net Assessment’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in Williamson Murray and Allan R．Millett eds.，Calculations：Net Assessment and The Coming of World War II，New York：Free Press，1992，p.31.

25．3月的一次内阁会议记录表明，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受到参谋部报告的重大影响。“一些成员……包括首相和外交大臣，承认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受此影响。他们承认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倾向于对捷克斯洛伐克作出某种保证，但调查报告（参谋部报告）……改变了他们的看法。”CAB 23/93/6755，“Conclusions of The Cabinet of 22 March 1938.”然而，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张伯伦在这两次危机中没能让英国承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还有其他原因。

26．COS Committee，“The German Army：Its Present Strength and Possible Rate of Expansion in Peace and War,”April 22，1938，CAB 24/276.

27．Memo by Noel Mason-Macfarlane，November 30，1938，DBFP，Part III，Vol.III，No.389.

28．Memo by Noel Mason-Macfarlane，“Memorandum Respecting the Military Possibilities In 1939,”December 26，1938，DBFP，Part III，Vol.III，No.505.

29．Wesley K．Wark，“Something Very Stern：British Political Intelligence，Moralism，and Grand Strategy in 1939,”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Vol.5，No.1，1990，pp.150—170.

30．David Dilks，“Appeasement and ‘Intelligence,’”in David Dilks，ed.，Retreat from Power，1906—39，Vol.1，Studies in Britain's Foreign Polic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Macmillan，1981，pp.157—158.

31．Wark，“Something Very Stern,”p.156.

32．历史学家认为，希望英国对德国进行制衡的德国人更有效地制造了报告，警告对伦敦或荷兰的攻击。Dilks，“Appeasement and ‘Intelligence’”；Richard Overy，“Strategic Intelligence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World War,”War in History，Vol.5，1998，p.465；Andrew，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pp.412—415．军事情报部门对外交部关于德国可能入侵荷兰或对伦敦进行空中打击的报告持高度怀疑态度。此外，陆军部认为，在1939年初，德国军队还没有准备好进行两线作战，因此不会冒险与西方国家对抗。对希特勒的情绪或意图的解读并不影响其对德国军事意图的评估，其主要从德国军事活动的现状来推断。参见Wark，The Ultimate Enemy，pp.113—114；“Notes On Germany's Present Position and Future Aims,”January 17，1939，WO 190/745。

33．“Notes on Germany's Present Position and Future Aims,”January 17，1939，WO 190/745，pp.1—16；Overy，“Strategic Intelligence.”

34．Memo by Gladwyn Jebb，“Summary of Information from Secret Sources,”January 19，1939，Part II，CAB 27/627.

35．Wesley K．Wark，“Possible German Intentions,”January 19，1939，CAB 27/627，159．范西塔特是当时的首席外交顾问；他最重要的外部信息来源是马尔科姆·格雷厄姆·克里斯蒂（Malcolm Graham Christie）。克里斯蒂曾是驻柏林的空军武官，在德国拥有许多密切的关系网络。事实上，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1月底这段时间，部分基于克里斯蒂提供的信息，范西塔特在外交部获得了新的信誉，他的报告终于开始影响卡多根和哈利法克斯。Dilks，“Appeasement and ‘Intelligence,’”145；Ferris，“Indulged in All Too Little?”

36．部分原因是亨德森当时从德国发来的安抚性报告，以及希特勒的不可预测性和缺乏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攻击的紧迫证据。事实上，即使是外交部中央办公室主任（他不能被描述为鸽派）在回应亨德森2月份的乐观报告时也写道，他的“观点得到了其他最新来源信息的支持”。Dilks，“Appeasement and ‘Intelligence,’”pp.159—160.

37．Wark，“Something Very Stern.”关于范西塔特的情报来源，参见Ferris，“Indulged in All Too Little?”。

38．然而，报告明确指出，军事平衡的发展将只在下一年，即1939—1940年显示出来。

39．1939年初的英国战略评估报告没有包括基于德国军事理论的定性评估，因此没有讨论诸如德国军队的机动性、火力或整体效率等问题。

40．Kennedy，“British ‘Net Assessment’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pp.30，29.

41．参谋部战略评估报告写于1939年2月，当时正处于战争恐慌之间的平静期。这种平静给了人们一些乐观的基础，因为部分英国决策者认为希特勒似乎相信英美警告的可信度。陆军部同样认为局势值得乐观，其报告指出了德国存在的诸多军事短板。然而，外交部和国防部对德国政治意图的估计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化。Ibid.，p.33．

42．COS Committee，“German Colonial Claims：French Security,”January 30，1939，CAB 53/44.

43．Norman Henry Gibbs，Grand Strategy，Vol.1，Rearmament Policy，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76，p.701；Wesley K．Wark，“Conclusion：The Four Phases of Intelligence,”in The Ultimate Enemy：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Nazi Germany，1933—1939，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Kennedy，“British ‘Net Assessment’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pp.49—55.

44．Memo by Noel Mason-Macfarlane，March 29，1939，DBFP，Part III，Vol.IV，Appendix V.

45．很明显到1938年9月初，内务部和外交部应该在战略问题上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参谋部在一份备忘录结尾处提醒道：“我们请大家注意，在我们看来外交政策与战略和战争规划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建议从政治和军事角度来看，如果外交部被要求对战争可能性进行政治评估，应该邀请参谋长委员会进行初步讨论，这将是有益的。”参见COS Committee，“Planning for War With Germany,”September 2，1938，CAB 53/40。

46．Wark，The Ultimate Enemy，p.123．类似的观点参见Janice Gross Stein，“Building Politics into Psychology：The Misperception of Threat,”Political Psychology，Vol.9，No.2，1988，p.379．默里认为，苏台德危机前夕的英国情报报告“体现了对证据的故意歪曲”。参见Williamson Murray，“Appeasement And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Vol.3，No.3，1987，p.61。

47．有证据表明，张伯伦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前夕确实直接操纵了情报部门，而其军事顾问的职权范围则极为有限。他指示参谋部讨论英国军队在战争中捍卫捷克斯洛伐克主权的能力，而不是分析如果德国征服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后的整体战略平衡会如何。张伯伦也没有向内阁提交1938年9月的更乐观的参谋报告，该报告表明英国对参与捷克斯洛伐克战争的能力更有信心。Correlli Barnett，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London：Eyre Methuen，1972；Williamson Murray，Change in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1938—1939：The Path to Rui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Murray，“Appeasement and Intelligence,”pp.53—58．默里并不认为1938—1939年英国评估的情绪转变是不诚实的。Murray，“Appeasement and Intelligence,”pp.61—62.

48．其他来源证据与关于希特勒政治意图的报告表明，军事计算和来自“可信的”线人报告非常重要。

49．Hinsley，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pp.7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