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界的苏联意图评估：冷战终结
第十章
美国情报界的苏联意图评估：冷战终结
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美国政府的主流观点是，苏联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尽管不会对美国或其盟国使用军事力量，但倾向于在其他地区使用军事力量。里根政府的主要官员对苏联所持的鹰派观点，肯定对推断苏联的敌意意图起到了关键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令人震惊的评估，部分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干预主义和苏联持续的军备建设，也可能是基于自20世纪70年代末情报界（特别是中情局）被批评过于软弱的反应。1在戈尔巴乔夫任期内，美国情报界关于苏联意图和动机的评估分歧进一步加剧。在这一时期，“美国情报估计最优先的任务是弄清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意图，以及苏联对西方的政治能力”2。尽管情报部门更多追踪了苏联能力，而非政治意图，但这一时期的情报明确地承担着判断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意图的任务。
到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美国情报界（尤其是中情局）被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错误评估了苏联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例如，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说：“中情局在其唯一的、压倒一切的决定性任务中失败了，这个任务就是判断苏联行动的轨迹。”3许多研究讨论了中情局在多大程度上未能预测到苏联的崩溃，但本章关注的是相对较窄的问题：在冷战结束前的最后几年，美国情报部门对苏联意图的评估是什么，以及苏联能力、理论学说和行为改变对这些评估有什么影响？4分析的主要目的不是回顾性地判断情报评估的准确性，而是更好地了解反映在协调评估（即“国家情报评估”）中的情报推断过程，并分析在评估苏联意图时，情报界所关注的指标是否与政治决策者类似，以及为什么。
基线评估
在第一届政府期间，里根总统与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都对苏联意图有明确的认识，在中央情报局的领导层中也有不少对苏鹰派人士代表。因此，中情局内部关于苏联目标的辩论将“被一个新的分析范式所取代，该范式将战略军备竞赛与‘主要威胁’联系起来，凯西将其定义为‘苏联通过颠覆和叛乱将其权力投射到世界各地的能力和意愿’”5。这种对苏联威胁的描述让舒尔茨很担心，他不信任所有的情报文件，怀疑中情局局长凯西对其内容有偏见。舒尔茨在其回忆录中解释说：
他（凯西）有非常强烈的政策立场，这反映在他的情报简报中。但他的观点是如此强烈和如此意识形态化，以至于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对材料的选择和评估。我不能依赖他说的话，也不能毫无疑义地认可其“情报”的客观性，尤其是在政策敏感的领域。6
据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回忆说，凯西坚持认为关于苏联的情报应该“更积极、更及时”；他对苏联威胁性质的坚定信念使他向情报界施压，“竭力强调反苏战争很重要”。7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国家情报评估”对苏联意图作出了敌对性解释。1981年，凯西发布了“国家情报评估”第11-4-78号备忘录，其中认为苏联野心和扩张目标建立在其领导人如何看待实力对比趋势的基础上。该报告断言，苏联的扩张主义“可能会持续下去，只要苏联认为西方实力正在下降，并进一步探索将增强的军事力量作为实现全球野心的手段”。它判断，鉴于战略平衡的变化和常规部队的持续扩张，苏联“现在更有准备，可能更愿意接受严重危机中的对抗风险，特别是在他们拥有军事或地缘政治优势的地区”8。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立场则与这种分析背道而驰，它认为苏联意图是机会主义的，并认为仔细观察苏联过去的行动，实际显示苏联相对能力与扩张主义行为之间仅存在弱相关性。“苏联在军力相对薄弱时也采取过机会主义行动……。此外，影响苏联介入地区行动的因素更多基于他们对（当地）局势和机会的评估，以及美国对苏联举措的潜在反应，而非基于苏联军事力量的发展。”9情报界从未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正在寻求与美国直接军事对抗，但假设苏联已经准备并愿意使用军事力量在世界各地扩大影响力。这些行动则可能会提高美苏对抗的风险。
在里根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情报界的推理逻辑符合能力论和组织专长假设的预测。对苏联能力的评估主导了“国家情报评估”对苏联意图的推测，而苏联战略学说和过去行动则对意图评估并不重要。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情报分析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分析考虑了美国战略力量改进对苏联认知的影响，以及对其军事和政治目标的影响。例如“特别国家情报评估”第11-4/2-81号报告承认，美国战略部队的现代化增加了苏联对其核战争能力不确定性的担忧。这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报告预测，苏联将“通过整合威胁、诱导和军备控制谈判来减缓美国军备增长趋势，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大对其有利的趋势”10。苏联的军事能力与变动的战略平衡也是评估苏联政治意图的关键。第11-4-82号报告指出，苏联敌意“最重要的表现”是“不断增长的苏联军事力量，这构成持续扩大其全球存在与影响，牺牲美国和西方的利益的最大动力”。11同时，这份1981年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指出苏联受到各种经济因素、国际与国内因素的制约，因而苏联在对美国至关重要的领域更加谨慎，但第三世界提供了“苏联能够加以利用的相对低风险的机会”12。关于正在进行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中导条约》谈判，情报界得出结论：苏联意图包括维持苏联自身军事能力和计划，同时限制美国军力的进一步发展和部署。13
1983年“苏联的战争恐惧症”
1983年和1984年期间，苏联的不安全问题在几个“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再次被提及。14在1983年11月北约指挥“1983年优秀射手演习”（Able Archer 83）(1)后不久，美国情报报告指出苏联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部队轮换和军事支持行动方面有反常行为，明显升级了针对北约的中程导弹部署，并提高其内部安全警惕级别”15。这些活动促成了所谓战争恐慌事件，引起美国情报界的严重关切，他们必须确定其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苏联对美冲突的异常恐惧、交战意图或其他一些潜在目的”16。
当时，中情局的苏联国家情报员埃尔马特（Ermarth）起草了一份特别报告。17他在报告中认为，有关苏联战争恐慌的说法本质上是一场旨在诋毁美国政策的宣传运动。因此，他们的论点并不反映其领导人与美国“迫在眉睫”冲突的“真正恐惧”。18“特别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确实承认，苏联最近的行为反映了“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对苏联（最新）威胁有了更多认识”19。换言之，它警告西方军备建设可能“增加（苏联）在未来采取行动的意愿，即使冒着某种高风险也要夺回主动权以及化解美军挑战”20。1984年8月发表的“特别国家情报评估”11-9-84号报告重申了这些结论。21该报告认为，苏联的军事和国际目标“极不可能”有任何根本性缓和，并断言苏联不会对美国采取真正和深远的妥协政策。苏联领导人“可能会继续致力于扩大其军事和国际力量”。据说他们企图将战略缓和作为降低目标成本与风险的方式，而维持战略缓和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权力扩张。22回过头来看，正如盖茨在回忆录中写道，情报界“没有真正理解苏联对美国威胁以及事件威胁的感知程度有多大”23。
第二届里根政府的“国家情报评估”
在里根第二任政府期间，美国依然主要通过感知到的实力对比变化来评估苏联意图。
“国家情报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苏联的军事能力——苏联的军备建设趋势、现代化努力以及苏联对实力对比的看法——来评估苏联意图与战时目标。他们还部分考虑了苏联的经济能力。由于偏好高估苏联军事能力并低估苏联经济的困难程度，美国情报部门对苏联意图的评估往往过于悲观。与美国决策层所使用的推理方式不同，“国家情报评估”并没有把苏联行动（除了与能力有关）或生动指标作为长期政治意图的重要信号。“国家情报评估”大多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安抚行动（甚至是高昂成本行动）仅仅是一种旨在使美国处于守势的宣传策略。
关于苏联意图的声明
在1985年和1986年，美国情报界编制了一些关于苏联的“国家情报评估”和“特别国家情报评估”，其探讨的一系列问题，从苏联能力和军备控制目标到苏联经济和国内压力。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包括关于苏联及其领导人意图信息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第一份这样的报告发布于1985年3月，就在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的当月。这份题为《1985年苏联军备控制战略和政治目标》的特别报告判断，苏联的军备控制议程是由苏联传统战略计算所驱动的。苏联的计划旨在保护和加强苏联战略能力，限制美国和北约部队现代化（特别是里根两年前宣布的战略防御计划），并在欧洲北约国家和美国之间打下一个楔子。情报界预测，苏联将开展一场重大的宣传活动，以寻求对里根政府施压并影响美国国会。24这份特别报告清楚地表明，1985年情报界不相信苏联新领导人对结束军备竞赛可能感兴趣。在许多方面，这份特别报告呼应了前几年“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的主要结论。
美国情报界在1985年认识到，经济困难将影响苏联实现战略力量现代化的速度，但它坚持认为苏联既不会为了缓解经济压力而放弃重要的战略计划，也不会在军备控制方面作出重大让步。25在题为《苏联体制的国内压力》的第11-18-85号“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情报界首次分析了国内问题对戈尔巴乔夫外交和战略政策的潜在影响。26该报告判断，尽管苏联国内问题不断恶化但它仍然是“非常稳定的国家”；它预测在“未来五年或可预见的未来，社会和经济问题都不会对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构成挑战”。这意味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努力将是保守的、致力于维护体制，类似于他的前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所发起的改革。
到1985年底，情报界仍然认为有各种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赞同苏联扩大权力与影响力”。不过由于戈尔巴乔夫被认为受到国内因素和技术问题制约，情报部门预计他将通过缓和与和解政策追求苏联利益。情报界认为，他将采用战术性和解手段为经济发展、国内民生和军事现代化赢得“喘息空间”。美国情报界预计，在这种机会主义战略缓和策略之外，苏联将继续扩大在第三世界的侵略和分裂美国盟友的行动。但这些结论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美国国防情报局在两个脚注中对中情局的观点表示异议，声称戈尔巴乔夫的首要目标仍然是“推进其外交和战略目标”27。
这种对戈尔巴乔夫意图的怀疑态度在1986年一直持续。1986年9月发表的题为《戈尔巴乔夫对美国的政策（1986—1988年）》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生动地反映了这种论调。情报部门再次判断，戈尔巴乔夫追求与美国缓和关系的动机既非防御性，也非安抚性，而是欺骗性的。根据这一估计，戈尔巴乔夫的战略“并非为了搁置竞争”，而是为了说服美国重新放弃挑战、减少防御；从长远来看，旨在“维护提升苏联的国际影响力与军事实力”。此外，苏联减少进攻性核武器的动机（例如通过《中导条约》）被归结为“规避成本，提高非核军力质量，以及破坏美国核战略（尤其是战略防御计划）的可信度”28。因此评估报告称，“无论是基于国内形势还是外交政策前景，戈尔巴乔夫都没有义务在与美国有争议的核心军备控制或安全问题上作出实质性妥协”。报告补充说，如果美国不放弃战略防御计划，戈尔巴乔夫在未来30个月内会变得更加不妥协。他将跳过里根与其继任者打交道，而非冒着将里根对苏政策合法化的风险坐到谈判桌前。29这一估计还强调了苏联对第三世界立场的连续性：“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有能力捍卫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利益，特别是在陷入困境的社会主义追随国。他认为采取更积极的外交政策总体上有助于在第三世界与美国盟国中创造新机会。”30
尽管戈尔巴乔夫采取了安抚性行动，但在1987年和1988年期间情报部门仍认为戈尔巴乔夫具有传统动机和敌对意图。这削弱了行为论中的当前行动假设。距离里根—戈尔巴乔夫华盛顿峰会前一个月发表的第11-18-87号报告，明显体现了情报评估主题的连续性。这份报告继续断言：“戈尔巴乔夫将坚持苏联传统目标：首先，加强苏联本土安全；然后，扩大苏联在全世界的影响；接着在全球范围内以牺牲资本主义为代价推进共产主义。”然而，实施这些目标将迫使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战略与战术进行深刻变革”，并“对体制进行重大改变，而非仅在边缘地带修修补补”。31至于戈尔巴乔夫的“最终目标”，报告列举了与之前评估相同的问题。报告重申戈尔巴乔夫正在实施一个聪明的计划：不是通过使用蛮力，而是通过与西方和解的欺骗性姿态来推进共产主义。32该报告没有暗示戈尔巴乔夫已经确立新的军事目标、理论学说和发展需求。它将苏联的国防政策目标描述为“提高苏联军事能力并维持全球存在”。情报界在这一估计中预测，即使戈尔巴乔夫成功地恢复了体制活力或在苏联进行系统性改革，苏联“超级大国的野心、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倾向”决定了它将“仍然是西方的主要对手”。33
尽管存在这些悲观的评估，情报界也认识到苏联内部的变化状态可能产生各种不同的结果。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现有体制的复兴”，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东西方关系的传统方式将保持不变”。34苏联将“继续以军事力量为主要影响手段”，并延续控制东欧的传统方式。35但即使苏联发生“系统性改革”，该情报评估预测苏联意图将继续保持不变。苏联领导人仍然“不会结束竞争，不会用过去二十年的相对收益来冒险，不会接受军事地位劣势，也不会放弃对全球超级大国地位的追求”36。
国家安全局局长奥多姆对这份报告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在寻求振兴苏联共产党，上述报告夸大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意义。奥多姆认为，无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结果如何，苏联的外交政策将对美国在第三世界以及欧洲和东亚工业化国家的利益构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37盖茨（时任中央情报总监）赞同这些观点，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试图“在国内重振苏联，以进一步提高（他）个人权力，并在国外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苏联权力”。尽管苏联外交言论与行为发生了变化，但是盖茨认为“苏联国内治理方式或海外关键目标，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仍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他预测苏联共产党的垄断地位将持续下去，苏联主要目标仍然是进一步“提高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38。
因此，即使在里根和舒尔茨宣布冷战结束的时候，情报界仍将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描述为传统政策的延续。39在1988年12月发布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情报界断言苏联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的立场（包括对INF与START的立场）主要是为了“限制美国与北约军力现代化”。1988年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认为苏联不可能提出任何会导致“降低苏联核战争能力”的倡议。40这一报告也认为，戈尔巴乔夫宣布单方面削减常规部队主要是为了“在不过度削弱苏联军事能力情况下确保对西方发挥最大政治影响”41。在戈尔巴乔夫1988年12月宣布单方面削减常规力量前夕，正如国家情报员鲍勃·布莱克韦尔（Bob Blackwell）所言，“情报部门无法想象戈尔巴乔夫真的会作出这样一个大胆的声明”42。时任中央情报局苏联分析办公室（SOVA）主任的道格拉斯·马塞钦（Douglas Maceachin）解释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情报界“从未真正重视苏联政治实体中的变化因素，这些因素至少似乎能启动政治转型”。正如马塞钦所说，当时美国的政治环境将苏联视为一个强大的敌人，这一因素限制了美国情报界发布苏联信息的能力与意愿。马塞钦指出，部分“政府内部”报告表明苏联并非一心想要统治世界：
坦率地说，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其发表。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有人会喊着要我的命。而且我也不会发表它。说实话，如果我们一周前说戈尔巴乔夫可能会来联合国，提出单方面削减50万军队，人们就会说我们疯了。就连苏联可能单方面削减5万到6万军队的前景预测，都很难有发表空间。43
尽管1987—1988年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传递了新的线索，但美国情报界的苏联政治与军事意图评估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与里根和舒尔茨不同的是，“国家情报评估”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察觉到苏联意图的真正转变。
对苏联意图的推理
正如选择性注意理论所预测的那样，里根第二任期的“国家情报评估”主要关注的是与能力论相关的意图指标，同时反映了情报界的组织专长。苏联的军事学说则是推测苏联军事意图与战时目标的次要（但不明确）指标，情报部门很少提及苏联过去或现在行动来支持其苏联政治意图评估。
“喘息空间”论
1985—1988年发布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显示，情报界依靠的是基于“能力反映意图”这一简单逻辑。这与能力论假设的预测相似，也常常通过军事计算的棱镜来审视苏联意图。这与选择性注意理论的组织专长假设也是一致的。44具体而言，美国情报界一再将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解释为旨在“实现战略优势”和“防止苏联过去十年的军备成果受到任何侵蚀”。分析家们认为，苏联认识到，拟议中的战略防御计划再加上即将部署的北约新型进攻系统，可能会削弱苏联的军备优势。从这个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的举措就像一个阻止美国的“战术策略”。45情报部门还认为，戈尔巴乔夫试图表现出的善意姿态具有欺骗性，不代表其对改善与西方关系具有真正兴趣。
这一思路是明确的。正如第11-3/8-85号报告指出，“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军备控制必须主要确保苏联军队相对对手的能力优势。苏联试图通过军备控制进程以及其他相关协议来限制美军的现代化发展”46。第11-9-86号“特别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指出，苏联对战略防御计划的担忧是戈尔巴乔夫对西方采取缓和政策的主要动机。情报界认为，苏联担心战略防御计划会“产生一场军事和技术革命”从而“破坏苏联核战略”，并使美国有足够的信心发动第一次核打击。47
苏联的经济问题也影响了美国情报部门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结论。美国情报部门不了解国内经济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军事能力。在1985年上半年，情报部门不认为经济压力会迫使苏联停止军事建设或在下一阶段军备控制谈判中作出重大让步。48然而，到1985年底国内经济压力似乎对苏联构成了威胁。这使戈尔巴乔夫更希望在短期内推行善意外交并展示良性安抚行为。毕竟“与美国的战术性和解”将使戈尔巴乔夫“利用与西方国家互动的经济优势缓解国内困局并继续推进军事现代化。同时，苏联将继续在第三世界追求更大影响力并努力分化美国盟友”。49
1985年和1986年期间，情报官员就国内经济问题对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的潜在影响问题发生分歧。美国国防情报局和空军情报部门认为苏联的意图仍然是实现传统目标。50美国国防情报局认为，即使苏联振兴经济的努力失败了，也不会妨碍苏联战备与扩大其军事能力。在促使苏联追求“战略缓和”的过程中，经济因素被认为只有次要作用。据美国国防情报局称，苏联缓和姿态背后的主要目标仍然是“长期坚持的战略目标”，如分裂西方国家、孤立分化美国及其盟友关系，并限制美国国防能力建设。51
盖茨也怀疑戈尔巴乔夫倡议的诚意，因为他统治下的苏联仍在“继续推进既有战略计划研发与部署”52。他认为当时没有理由让政策制定者为苏联的变化作准备。53中情局的逻辑假设是，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但苏联的战略目标仍然没有改变。第11-3/8-86号“国家情报评估”观察指出：
苏联继续采购大量新的战略武器。相对任何其他单一的权力要素，战略部队仍是苏联超级大国地位的基础。虽然苏联正试图对其工业生产能力进行重大重组，但我们不认为仅仅基于经济考虑会让其放弃主要战略武器项目，放弃部队现代化目标，或在军备控制方面作出重大让步。
“证据清楚地表明，”这份报告继续说，“苏联领导人正为不得不打的核战争进行军备建设。”第11-3/8-86号报告的作者则承认，没有“具体证据”表明苏联如何评估其在核战争中获胜的前景。54
在这一时期，“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对苏联战略武器系统估计过高，这引起了中央情报局苏联分析办公室的关注。苏联分析办公室认为，美国的夸大估计“意味着莫斯科不打算（甚至）尝试实施”其最近公开宣布的工业现代化计划，因为预测显示即使维持“较低军力”也需要11%的年均增长率；马塞钦指出这样的增长率以前只发生过一次，即在1966—1970年的五年计划期间勃列日涅夫在推翻赫鲁晓夫后进行的军备建设。不过，中央情报局的鹰派人士拒绝将这一不同意见记录在协调评估报告中。根据马塞钦的说法，包括盖茨在内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计划不是真的，而是一个争取‘喘息空间’的赌博”。另一方面，中情局苏联分析办公室“正在得出结论，‘喘息空间’不是一个可实现的目标，因为要实现戈尔巴乔夫的目标就必须进行系统的改革，并改变苏联的威胁性质”。事实上，到1986年中央情报局认识到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苏联军力预测是一个棘手问题。现在看来，即使是1982年第11-3/8号报告中的“低军力”预测也被夸大了。55然而，马塞钦建议在第11-3/8-86号报告中插入一个中情局的脚注以解释高估的原因，但该建议立即被盖茨和奥多姆驳回。56
1987年和1988年，美国情报界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在振兴经济与苏联传统军事目标之间的权衡。然而情报界最终判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联既不会大幅降低核军备的战略价值，也不会全面修改其操作重点与实践。这一分析依据的理由是“新式战略武器生产的沉没成本巨大且生产设施不能轻易转为民用”。情报界认为，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转向民用生产的成本太高，无论经济成本还是政治成本都是如此。因此，情报部门并不预期苏联战略投射能力会有实质性减少。基于分析苏联对实力对比的看法，对北约军事力量的真正关切，以及对北约正在开发的特定类型的武器（特别是先进的单核武器）的关切，情报部门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妥协姿态是一种短期欺骗，意在长期内获得相对美国的优势，因此其公开的意图并不能真正令人放心。57
美国情报界主要基于对美苏相对军力平衡的评估来推断苏联使用武力的倾向。例如，1987年情报界认为苏联缺乏“对战略部队战时能力的高度信心”。因此，它预测苏联不会采取“突然袭击”的战略行动，或挑起“可能升级为全球核战争的对美国（及其盟国）直接冲突”。58但情报界对苏联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仔细跟踪结论是，苏联正在为发动和打赢核战争而进行军备建设。因此，他们对核战争的态度被认为是保持不变的。“苏联继续致力于获得重要能力，以在未来战争中取得最佳结果。”59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大多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仅对美国战略武器发展感到震惊，而且还面临重要国内经济困境。美国情报界的官方立场是，戈尔巴乔夫在追求一种欺骗性缓和姿态以减轻军备竞争负担，将资源用于经济复兴。由此，苏联意图并不被视为真正具有合作性。苏联显然在继续努力加强其军事武库并使之现代化，其国防开支的适度增加及其发布的军备控制倡议，都使情报界预测：一旦实力对比对苏联有利，它就将恢复扩张计划。这种推理方式与能力论和选择性注意论的组织专长假设逻辑一致。60
苏联理论学说的作用
尽管情报界不愿意承认苏联军事思想与理论的变化，但这一时期的“国家情报评估”确实讨论了苏联的军事理论。61然而，苏联的军事理论并不用来推断苏联政治意图，而是用来推断苏联的武力使用倾向。即便如此，一些情报部门也不认为该学说能提供多少启示。关于苏联军事理论如何解释其行为意图，存在着诸多分歧。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央情报局已经观察到苏联军事理论的重大变化，但这些观点并没有反映在“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之中。之所以对此缺乏讨论可能源于情报界的鹰派气氛。据加特霍夫称，任何将苏联军事学说作为意图指标的说法都停留在“‘替代性观点’的僵局中”，或者为平衡反对意见才写在文本的简短声明中而难以超越主流论断。62“国家情报评估”普遍反对的观点是：苏联军事理论正变得更具防御性。第11-3/8-88号报告提到了苏联军事政策和理论的显著连续性问题：“本评估中提出的证据表明……就苏联军费开支、采购、战略部署、计划演习而言，苏联基本的国防政策与实践要素至今没有因戈尔巴乔夫改革而改变。”63
对美国情报界来说，苏联军事理论是一个“嘈杂”的信号。因为有迹象表明，苏联正改进其战略军事武库，然而也有人主张理解苏联军事表述的变化及其含义。中情局一度认为，实际上“苏联的未来全面战争理论演变”让它认为“减少双方核武库不仅是可以容忍的，甚至有吸引力”。64一些情报机构和国家对外情报委员会的成员认为，苏联军事理论并不是一个信号指标。苏联持续的核力量现代化使国家对外情报委员会质疑“苏联军事理论对削减核力量的影响”。他们批评的观点是，“苏联军事理论转变会极大影响苏联未来几年内削减核力量的意愿”65。美国国防情报局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常规武器的先进技术带来新威胁和机会”导致苏联考虑改变其军事理论和军力需求。66在这种观点中，苏联主张削减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意图源于非核军事技术的改进，而非源于苏联自身军事理论的变化。这种推理方式与能力论的进攻-防御假说逻辑是一致的。
情报机构在评估军事意图时也提到了苏联的军事学说，但这种做法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苏联的理论表明苏联不可能在战区冲突中发起核攻击，除非他们认为北约即将发动攻击。情报界认为，该理论没有提供足够说明，即“苏联是按照一般军事理论把握主动权进行攻击，还是更加谨慎地希望避免在苏联本土发生大规模战争”。67同样地，情报界认为，如果苏联看到全球核战争的高风险，其战略战争理论不会倡导保持克制。在第11-3/8-86号“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情报界指出，无法判断苏联将如何权衡先发制人核打击涉及的风险和利益。68
甚至在1988年，情报界还对苏联的军事学说和战略思想进行了长时间讨论，试图推测苏联是否以及如何利用其军事力量。69由于“许多关键的理论问题在苏联内部还没有共识”，情报界认为“需要非常谨慎地对苏联战争理念的长期变化前景采取观望态度”。70它进一步指出：“苏联最近在战略军备控制方面的立场，不能作为其核战争理念发生根本改变的指标。”71情报界转而依靠当下与未来的苏联能力作为证据。它认为，苏联并没有“对核战争方法进行根本性改变”，而是试图“应对北约不断提高的能力”。情报界判断，苏联对美国正在推进的战略现代化计划可能感到“悲观”，并且“对其战略进攻和防御部队完成战时任务的能力缺乏高度信心”。情报界正是基于对未来力量对比的看法，而非苏联的新理论思维，认为苏联可能会避免“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发生故意直接冲突的风险”72。这种推理支持能力论假说的预测，但不支持战略军事学说的预测逻辑。
概言之，对情报界而言战略军事学说是不完善的、有争议的指标。整体上，情报机构推断了苏联未来军事意图和战时目标，但大多忽略了苏联的政治意图。美国情报界更倾向于依靠与苏联军事能力相关的可观察指标，正如能力论和组织专长假设所预测的那样。因此，“只有在苏联单方面削减部队并从东欧撤军后”，加特霍夫解释说，“冰才会裂开并开始移动”。73
影响对苏联意图评估的其他因素
在1985年和1986年期间，情报界多次讨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言论和近期行为。苏联反复呼吁美国批准《限制地下核试验条约》（The Threshold Test Ban Treaty）与《和平核爆炸条约》（Peaceful Nuclear Explosions Treaty），恢复美苏谈判以达成全面禁止试验条约，以及禁止化学武器，但这些并不被认为是揭示苏联政治意图的指标。分析家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行动要么是“广泛政治和宣传运动”的一部分，要么是提升公众和盟国压力逼迫美国让步的策略。74
1987年和1988年，情报界对戈尔巴乔夫可能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感到担忧。讨论中经常提到苏联行为与其他高级苏联领导人的言论。例如，在解释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在短期内对“苏联的国际战略和战术进行潜在深刻改变”时，情报部门提到了1987年5月谢瓦尔德纳泽在一次外交部官员会议上的讲话。75就苏联发动战争的信心方面，“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推断：
一方面，不对称的削减和接受《中导条约》规定的现场检查，以及苏联显然愿意接受START中战略力量的大幅削减，确实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在安全问题上的政治态度的明显变化。另一方面，通过寻求限制美国和北约部队现代化，苏联迄今的军备控制立场使其能够继续维持某些战斗优势……同时保护自己的关键能力。此外，苏联认为《中导条约》和潜在的START协议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可预测的环境，有助于规划战略部队的现代化。总的来说，我们不认为是苏联核战争能力的下降导致其最近的军备控制立场变化。76
情报界从戈尔巴乔夫最近和过去的行动中推断出他的未来军控战略：“他对《中导条约》与START协议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我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新的灵活性思维可能最终会促进华约与北约常规部队规模和结构的削减，以换取西方对苏联军事或政治利益的补偿。”虽然这些都没有提到昂贵成本行动，但这种推理方式与行为论的当前行动假设隐含着一致性。情报部门关注这类证据并非为了分析戈尔巴乔夫长期政治意图或潜在动机，而是为了预测他接下来可能采取的战术步骤。77
最后，情报部门的意图评估并没有受苏联第三世界政策变化所影响。所有这类政策变化不是被情报部门忽略就是被遗漏。情报界没有“对苏联从阿富汗、越南金兰湾或非洲沿岸国家撤军提供任何预警”78。只有在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2月8日宣布苏联将于5月开始撤军后，情报部门才写了一份评估报告，指出戈尔巴乔夫对撤出阿富汗是认真的。79布莱克韦尔解释说，对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预测滞后不是为了防止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暴露，而仅是因为情报部门没有获得任何支持性证据。80盖茨承认，中情局并不相信苏联真的能够从阿富汗撤军。即使在谢瓦尔德纳泽向舒尔茨表示苏联已决定于1988年撤军后，盖茨依然确信戈尔巴乔夫的信号是“政治欺骗”81。
结论
通过审视关于苏联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加特霍夫得出结论：“1987—1991年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对苏联发展前景、理论、政策和战略的根本变化给予哪怕是谨慎的确认。”82在里根的整个第二届政府中，“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继续将苏联意图描述成敌对性的。他们的推理表明，这种结论来自苏联军事能力指标。更准确地说，大多数情报机构相信，苏联在短期内对西方采取善意姿态的动机表明戈尔巴乔夫需要“喘息空间”来实施国内经济改革。情报界预计，即便苏联战略和战术将发生更深刻变化，但这些变化都不会对苏联传统目标和意图产生重大干扰。
苏联从欧洲消除中程导弹并没有对情报界对苏联意图的评估产生太大的影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和戈尔巴乔夫最初宣布即将单方面削减常规部队也是如此。事实上，情报界对这些举措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举措是旨在维护苏联长期霸权的政治和经济缩减政策的一部分，因此，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新的和良性的安全姿态。此外，到1988年底，情报界还没有看到苏联常规武器的实际变化。只要苏联的核武库完好无损，其战略力量的现代化继续进行，美国情报界就认为没有必要改变其对苏联意图的解释。因此，这些证据有力地支持了能力论以及选择性注意理论的组织专长假设。
情报组织依靠苏联的战略军事学说来推断苏联军事意图和战时目标，而不是政治意图。情报界继续讨论苏联军事理论演变的意义及其对苏联部队和军事目标的潜在影响。由于苏联现代化进程和作战能力不断发展，情报部门得出结论，苏联意图到1988年底并没有发生深远的变化。83
本研究发现的经验证据与行为论的当前行动假设逻辑却不一致。美国情报部门对苏联意图高度怀疑，认为苏联行动与声明是为了欺骗美国及其盟友，使其误以为苏联对合作感兴趣。情报部门没有优先关注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昂贵的非能力安抚行动。对此的一个解释是，关键的情报人员认为评估戈尔巴乔夫动机和意图存在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马塞钦认为，“理解苏联意图是不可能的”。他还说：“一个人对意图的看法深受社会政治气氛的影响。”84盖茨则指出，这引起了决策者们的质疑：“中情局显然无法接触到苏联政治局的讨论内容，……这让政策制定者们怀疑无论中情局的情报来源何处，它所说的苏联意图信息是否有价值。”85
这种怀疑态度对决策者如何看待情报界的评估产生了影响。里根政府中的温和派对情报部门对戈尔巴乔夫意图的悲观看法，特别是“喘息空间”论等说法，越来越感到不安。舒尔茨指出自己对苏联情报部门的报告“非常不满意”。他回忆说，1987年他曾告诉盖茨和卡鲁奇，他对“情报界没有任何信心”，尤其是在评估戈尔巴乔夫意图方面：
当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出现在掌舵人位置上时，中情局说他“只是说说而已”，是苏联欺骗我们的另一个企图。当这种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时，中情局改变了自己的调子：戈尔巴乔夫是认真的，但苏联有一个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基本成功的体制，这是不可能被改变的，所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努力将会失败。当苏联事实上正在发生变化时，中情局的说法是，这些变化不会真正产生什么影响。86
无论情报评估的准确性如何，当年活跃的决策者和情报分析人员留下的文件、备忘录和我对他们的访谈表明，“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对苏联意图的估计并没有改变里根、舒尔茨或温伯格的看法。据马特洛克说，里根并没有花很多时间阅读“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即使他读过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87前中情局官员保罗·皮拉尔（Paul Pillar）断言，里根“对事实和细节的好奇心以及对官僚机构的冷眼旁观，意味着情报界几乎没有机会影响总统的思维，除了偶尔提供一些支持他信念的信息外”。据皮拉尔说，即使关于苏联军事能力的数据“让里根头晕目眩”，也没有影响到总统自己的评估。皮拉尔认为，除了舒尔茨之外，里根和他的顾问们“把对苏联意图的仔细分析都视为无关紧要的，就像卡特和布热津斯基当年对苏联干预阿富汗的原因问题不屑一顾一样”88。
情报界与决策者之间的这种脱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后者对个人见解和判断的重视。在舒尔茨看来，即使情报部门试图仔细研究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和思想，也没有使用那些与他长期接触者所提供的信息。正如马特洛克所言，大多数分析苏联的情报员都是聪明人，但通常缺乏与苏联或俄罗斯决策者直接接触的经验。这与里根、舒尔茨，当然还有马特洛克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特洛克观察到，里根和舒尔茨不依靠情报估计，而是相信他们自己的“个人印象”和洞察力。“他们阅历非常丰富，政治经验也很充足，对他们而言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比情报分析）更有意义。”89里根和舒尔茨之所以没有更多关注分析苏联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部分原因是它们往往缺乏生动性信息。90
注释
1．据20世纪80年代中央情报局苏联分析办公室的主管道格拉斯·马塞钦称，“许多（早先）对我们的苏联分析表示批评的人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政策岗位。事实上，凯西先生毫不掩饰他对中情局产品的一些批评，许多中情局的专业人员也是如此”。引自“Nomination of Robert M．Gates to B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Together with Additional Views,”102nd Cong.，1st Sess.，September—October 1991（以下简称Gates Confirmation Hearings）。
2．Raymond L．Garthoff，“Estimating Soviet Military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in Gerald K．Haines And Robert E．Leggett，eds.，Watching the Bear：Essays on CIA's Analysis of the Soviet Union，Washington，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Publications，2003，Chapter 5.本节将追踪和分析情报界对苏联政治和军事意图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相关清单请参见www.foia.cia.gov/collection/declassified-national-intelligence-estimates-soviet-union-and-international-communism（访问时间：2013年8月21日）。
3．Daniel Patrick Moynihan，引自Bill Gertz，Washington Times，May 21，1992。1988—1991年担任中情局局长的特纳称没有预测到苏联危机的严重性，并说他“从未听到中情局、国防部或国务院的情报部门提出苏联存在系统性经济问题”。参见Stansfield Turner，“Intelligence for a New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Vol.71，No.4，1991，p.151。
4．关于情报和冷战结束的研究，请参见Kirsten Lundberg for Ernest May and Philip Zelikow，The CIA and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the Politics of“Getting It Right,”Case Study C16-94-1251.0，Intelligence and Policy Project，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1994；Gerald K．Haines and Robert E．Leggett，eds.，CIA's Analysis of The Soviet Union，1947—91，Washington，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Publications，2001；Douglas Maceachin，“CIA Assessments of the Soviet Union：The Record Versus the Charges,”www.foia.cia.gov/reagan/19960501.pdf（访问时间：2013年8月21日）；Bruce Berkowitz，“Us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f the Soviet Collapse：Reality and Percep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Vol.21，No.2，2008，pp.237—250。
5．Donald P．Steury，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Estimates on Soviet Strategic Forces，1950—1983，Washington，DC：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1996，p.467．
6．George P．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3，p.691.
7．Robert M．Gates，From the Shadows：The Ultimate Insider's Story of Five Presidents and How They Won the Cold Wa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6，p.201.
8．Memorandum to Holders of NIE 11-4-78，pp.3—5．“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的主要消费者是主要决策者，包括总统。这些报告通常是为了满足一个决策者的明确要求而制作的，旨在报告关于某一特定主题的最佳可用信息，并对一系列政策选择提供一些分析。
9．NIE 11-4-78.
10．SNIE 11-4/2-81，5，pp.26—27.(https://www.daowen.com)
11．根据这一估计，洲际战略核力量的平衡是莫斯科评估双边实力对比的一个关键指标。NIE 11-4-82，p.2.
12．Ibid.，p.7.
13．NIE 11-16-83，p.1.然而，一些情报界人士指出，这些军备控制目标实际上与美国的目标相似，而且苏联也有兴趣“减少核战争和核扩散的风险”，以及“为军事计划与美苏关系建设一个更可预测的基础”。其他人，包括美国国防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机构强烈反对这种比较，声称“尽管他们确实寻求在没有核战争的情况下追求目标，但是苏联也寻求利用军备控制作为工具，将‘实力对比’扭转至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并实现对西方的优势”。Ibid.，6n.
14．例如，参见NIE 11-9-83，SNIE 11-10-84。
15．参见Ben B．Fischer，A Cold War Conundrum：The 1983 Soviet War Scare，Washington，DC：Center for Study of Intelligence Publications，1997，https://www.cia .gov/csi/monograph/coldwar/source.htm（访问时间：2008年7月14日）；John Prados，“The War Scare of 1983,”in Robert Cowley，ed.，The Cold War：A Military History，New York：Random House，2005，pp.438—454。北约的“阿布尔·阿彻”（Able Archer）演习旨在练习核释放程序。它发生在里根宣布战略防御计划并称苏联为邪恶帝国（1983年3月）以及苏联击落大韩民国007号民航客机（1983年9月）之后，美苏关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盖茨解释说，最初中情局并不完全理解苏联对此有多么震惊。在英国情报部门报告了苏联的反应后，美国情报界决定审查其情报报告。Gates，From the Shadows，pp.270—273.
16．NIE 11-10-84，p.iii.
17．据称，战争恐慌在1984年5月已基本过去。Fritz W．Ermarth，“Observations on the ‘War Scare’ of 1983 from an Intelligence Perch,”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vember 2003，kms2.isn.ethz.ch/serviceengine/files/php/17325/ipublicationdocument_singledocument/d5125d02-afcd-48ed-9db4-ba4545dc87e8/en/ab_ar4.pdf（访问时间：2008年7月14日）。
18．这种依据来自“苏联没有全军作战准备或其他战争准备行动，而且苏联在对外沟通中没有使用恐惧或好战语气”。“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还声称，如果苏联认真考虑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情报界会看到“苏联无法掩盖的备战迹象”。SNIE 11-10-84，p.iii.
19．Ibid.，p.6.
20．Ibid.
21．这一估计在首次发布时没有争议，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总统的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指示对该案进行彻底的秘密审查。由尼娜·斯图尔特（Nina Stewart）进行的审查发现，“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作者在估计苏联威胁时“危险地放松了”，“没有足够的警惕性”。我对弗里茨·埃尔马特的采访；Ermarth，“Observations on the ‘War Scare’ of 1983.”
22．SNIE 11-9-84，pp.1，5，12.
23．Gates，From the Shadows，pp.258，273.
24．SNIE 11-16-85，pp.4—5.
25．NIE 11-3/8-85.
26．NIE 11-18-85.
27．Lundberg，The CIA and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pp.12—14.回想起来，这份报告的起草人对没有在评估中写出对苏联解体的预测表示遗憾。但他认为即使这样写了，也没有一个情报机构会同意他的看法，特别是美国国防情报局。盖茨承认，在这一时期，中情局对戈尔巴乔夫的动机和外交政策目标的评估存在分歧。然而，中央情报总监凯西对苏联领导人的看法是毫不含糊的。在1985年给里根的一份备忘录中，凯西声称戈尔巴乔夫和他周围的人在国内和国外政策中既不是改革者，也不是自由主义者。据盖茨称，凯西越过了中情局的评估，敦促里根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联盟领导地位以及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参与。Gates，From the Shadows，pp.330—333.
28．SNIE 11-9-86，p.4.
29．回过头来看，正如加索夫指出的：“这些判断不可能再错了。国内和国外的考虑都促使戈尔巴乔夫打破常规，它们不仅涉及妥协，而且涉及旨在改变军备控制和区域安全事务基本格局的单边行动。”参见Douglas F．Garthoff，“Analyzing Soviet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in Gerald K．Haines and Robert E．Leggett，eds.，Watching the Bear：Essays on CIA's Analysis of The Soviet Union，Washington，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Publications，2003，Chapter 3，N71。
30．NIE 11-9-86，p.5.
31．1987年期间，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许多评估也表明，国务院赞同这些结论。例如，参见INR Intelligence Research Report，“What Does Gorbachev Want?”pp.3—4。
32．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据说包括：第一，限制国防开支的增长，以重建苏联的经济实力，以便长远上让苏联的军事需求得到满足；第二，通过外交努力来限制美国的军备建设，特别是“星球大战”计划；第三，超越苏联之前在军备控制方面的立场，以实现国内和外交政策目标；最后，利用苏联新的“有利形象”来减少国外的威胁感，并通过政治手段提高苏联的影响力。美国国防情报局不同意，声称戈尔巴乔夫“在一定时期内无法全面削减国防开支”。NIE 11-18-87，pp.3—4.
33．NIE 11-18-87.
34．除了“振兴现有制度”，“系统性改革”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而回到“新斯大林主义”则更是遥不可及。Ibid.
35．Ibid.，p.34.
36．Ibid.，9—10，p.35.
37．Ibid.，pp.11—12.
38．Memorandum by Robert Gates，“Gorbachev's Gameplan：The Long View,”November 24，1987.盖茨自1986年12月以来实际上代理中央情报总监一职。凯西患有脑瘤，于1987年1月辞去中央情报总监职务，里根提名盖茨为凯西的继任者。然而在他的任命听证会上，关于盖茨参与“伊朗门事件”的指控最终导致他的提名被撤回。1987年5月，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成为新的中央情报总监，盖茨则继续担任副总监。参见Lundberg，The CIA and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p.19。
39．这些传统的军事考虑包括改善力量对比和减少北约发动突袭的能力。评估结论是，在政治上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塑造苏联“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理性的参与者”形象来吸引国内外观众，希望这样一种良性姿态使北约成员国难以维持或增加其国防开支。参见NIE 11-16-88CX，iii—iv，pp.1—6；NIE 11-3-8-88，p.16。
40．NIE 11-3-8-88，p.16.
41．Ibid.，pp．iv，12．大约在同一时间，中央情报局苏联分析办公室发表了一份关于苏联军备控制谈判目标的单独报告，重申了在第11-16-88号协调“国家情报评估”中得出的结论。这表明到1988年底，中情局还没有更新其对苏联动机的评估，仍然断言戈尔巴乔夫的行动仅代表了长期敌对目标的战术变化。参见SOV 88-10073，p.1。
42．Bob Blackwell，Transcript of The Soviet Task Force Proceedings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December 7，1988，引自Gates Confirmation Hearings 2，p.522。
43．引自ibid.，pp.520—521。
44．“喘息空间论”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动机的论点，试图解释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寻求军备控制谈判，反过来解释他的和解宣传和美国对苏联长期敌对意图之间的差异。这个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与能力论相悖，因为力量平衡的变化对美国（或苏联）有利的前景应该使情报界预期苏联具有长期敌对意图。然而情报界显然认为，苏联正在继续建设和更新其战略武器库，因此其长期意图没有改变。这一点在报告中没有明确说明，因此不清楚为何情报界将苏联长期意图归为敌对性质。
45．NIE 11-3/8-86，p.5.
46．NIE 11-3/8-85，18.这种推理方式在下列文件中反复出现过，NIE 11-16-85，pp.3—9。
47．SNIE 11-9-86，p.6.
48．例如，参见NIE 11-3/8-85，p.17；NIE 11-16-85。
49．NIE 11-18-85，p.6.
50．SNIE 11-9-86（18）指出，“在未来两年内，苏联可预见的国内发展趋势不太可能改变苏联对美国政策的主要方向”。
51．Ibid.，p.7.
52．盖茨认为，这“代表了苏联战略能力的持续扩张”。Gates，Confirmation Hearings，3，p.129.
53．在1986年3月的证词中，盖茨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他说：“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目前的资源不允许我们奢侈地猜测一个不同类型的苏联会是什么样子。”Ibid.，2，p.481.盖茨确实在1986年10月承认苏联内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他对苏联意图的评估并没有任何改变。Gates Confirmation Hearings，3，p.29；November 25，1986，Speech Titled“War by Another Name,”引自Ibid.，2，pp.639—655。
54．NIE 11-3/8-86，pp.2，18.
55．Garthoff，“Estimating Soviet Military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56．高估的问题仍然存在，它导致美国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意图进行悲观判断。1989年4月，中情局发布了1984年开始的一个评估项目的“印刷版”，以确定为什么情报界在1974年之前低估了苏联的战略力量之后，又在1975—1985年期间高估了苏联的战略力量（如第11-3/8号“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所表述的那样）。这份文件解释说，对苏联力量模式的高估源于对苏联意图的“等价”假设（例如“苏联不会试图实现数量上的平等”，“苏联将满足于均势”或“苏联不寻求优势”）。马塞钦指出，一旦作出这些假设，分析家们就会受到限制，无法作出不符合假设的数字预测。这种情况甚至导致对“较低军备力量”的夸大估计，而这些估计只有在1966年和1970年才是准确的，当时苏联的经济比较健康。参见Memorandum to Deputy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Richard J．Kerr）from Douglas J．Maceachin，Director，SOVA，“Force Projections,”NIE 11-3/8，April 22，1986，Records of The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Job 90-60l35r，Box 2，Folder 20，pp.2—3。
57．NIE 11-18-88，p.2.
58．NIE 11-3/8-86；NIE 11-3/8-88.
59．NIE 11-3/8-88，p.15；另一个支持这个逻辑的例子，参见NIE 11-3/8-87w，p.6。
60．当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计划更多地揭示了他的实际行动时，“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将注意力从衡量其意图转移到他是否能够继续掌权。这一转变的基础是其相信：即使戈尔巴乔夫有改革的目标，苏联的整体权力结构却并不愿意改革。
61．第八章记载了情报界对苏联军事学说（战略和常规）的理解演变。有些人认为，情报界未能理解苏联军事理论的变化是其分析中的一个主要缺陷。例如，加索夫指出：不应该需要戈尔巴乔夫来提醒情报分析人员注意苏联军事理论和战略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对未来苏联能力，而且对苏联目标和军事意图产生影响。在这方面，记录显示，中情局情报总署的分析人员远远领先于整个情报界，他们发表的分析报告在预测（或至少赶上）苏联基于这些理论和政策变化的行动方面远远领先于“国家情报评估”报告。Garthoff，“Estimating Soviet Military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62．Ibid.
63．NIE 11-3/8-88，p.3.
64．中情局指的是苏联的理论，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任何全面战争都是常规性的，或在没有核升级的情况下结束。
65．SNIE 11-9-86，p.16.
66．Ibid.
67．NIE 11-3/8-86，p.16.
68．Ibid.，pp.6—8.
69．讨论部分提供了详细证据来支持与苏联军事意图有关的具体目标。例如，在这份报告中，苏联部队的训练和演习表明“苏联对在核环境下开展军事行动的问题变得更加现实，尽可能有效地开展核战争仍然是他们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Ibid.，p.13.
70．NIE 11-3/8-88，p.3.
71．Ibid.，p.6.
72．Ibid.，p.18.
73．Garthoff，“Estimating Soviet Military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74．NIE 11-16-85，pp.12，13.
75．NIE 11-18-87，p.22.
76．NIE 11-3/8-88，p.6.
77．Ibid.，p.22.另一个例子是对苏联国防政策的讨论。戈尔巴乔夫的战略似乎是从他的行为和声明中推断出来的，而其外交政策意图和动机则是从苏联相对于美国的能力中推断出来的。同样在第二年，第11-3/8-88（6）号“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承认：“苏联的公开声明”似乎表明苏联战略思想的变化，包括接受“相互确保毁灭”理念。但是，情报界仍然认为这些声明并不重要。相反，它从苏联军备采购和现代化努力中推断，苏联正在“继续建设军队为有效进行核战争作好准备”。同样，情报界严重怀疑苏联在军备控制方面的承诺，声称这“不应作为他们核战争方法根本改变的指标”。也可参见NIE 11-16-88。
78．Melvin A．Goodman，“Ending the CIA's Cold War Legacy，”Foreign Policy，Vol.106，No.128，1997，p.138.
79．Intelligence Assessment，“USSR：Domestic Fallout from the Afghan War,”February 1987.
80．引自Lundberg，The CIA and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pp.23—24。
81．Gates，From the Shadows，pp.428—433；John Diamond，The CIA and The Culture of Failure：U.S．Intelligence from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o The Invasion of Iraq，Stanford，CA：Stanford Security Studies，2008，p.97.
82．Garthoff，“Estimating Soviet Military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83．Ibid.
84．引自Garthoff，“Estimating Soviet Military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85．盖茨对里根政府及其他成员对中情局不切实际的期望感到沮丧。盖茨在1988年指出：“当这种期望落空时，往往会变成对该机构能否做事的怀疑。”Robert Gates，“The CIA and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Vol.66，No.2，1987— 1988，pp.225—226.
86．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864；也可参见Ronald Reagan Oral History Project，Interview with George Shultz，December 18，2002，p.27。舒尔茨评论说，他不认为关于苏联的报告是“有趣或有价值的”，因为它们缺乏有用见解。他认为与盖茨和其他中情局分析员的个人交流更有用，因为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87．然而，马特洛克解释说，舒尔茨担心“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结论可能会破坏公众对里根对苏合作的信心。
88．Paul Pillar，Intelligence and U.S．Foreign Policy：Iraq，9/11，and Misguided Refor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p.116．最近对里根作为情报读者与消费者的研究，挑战了传统看法，参见Nicholas Dujmovic，Ronald Reagan，Intelligence，William Casey，and CIA：A Reappraisal，Washington，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Publications，April 2011，www.foia.cia.gov/reagan/20110401.pdf（访问时间：2013年8月21日）。
89．Author Interview with Matlock.
90．Garthoff，“Estimating Soviet Military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1) 北约“1983年优秀射手演习”是极其逼真的军事演习，差点让苏联进行自卫应战，进而引发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间的核战争。根据解密文件显示，在德国的苏联军队轰炸机机组的航空师转为高级别战备中。“优秀射手”演习开始后，克里姆林宫下令驻东德和波兰的12架战机挂载核武器。此外约70枚SS-20洲际弹道导弹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同时，为了避免暴露行迹，同样携带核导弹的苏联潜艇潜伏于北极冰盖下，作好了随时开火的准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