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决策者的纳粹德国意图评估
第三章
英国决策者的纳粹德国意图评估
本章使用主要文件来研究几个英国关键决策者在1934—1939年间用来评估纳粹德国意图的分析视角。
本章分析了这一时期直接负责制定英国对德外交政策的关键决策者的观点。在研究时段内，三位英国首相中的两位所表达的观点受到的关注较少，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1929年6月—1935年6月）和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935年6月—1937年5月）都没有大量参与外交政策问题。从1933年开始，麦克唐纳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鲍德温则除了制定广泛的指导方针外，不愿意干预具体的外交事务，他在1936年夏季健康状况恶化也使他投入的精力和兴趣减少。因此，在他的大部分任期内，其外交大臣艾登在执行外交政策方面享有很大的自由度。除了艾登之外，还需要关注首相张伯伦（1937年5月至1940年5月）和艾登的继任者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1938年2月至1940年12月），他们都密切参与了英国外交政策的制定。1此外，本章还探讨了外交部高级成员所使用的意图推理指标，他们关于德国意图的报告在内阁会议上被详细讨论。这些人包括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范西塔特、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以及两位英国驻柏林大使埃里克·菲普斯（Eric Phipps）和他的继任者亨德森（Henderson），他们都是外交部的成员。
下面的分析主要基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万多份原始文件，以及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以下简称DBFP）系列中出版的大量外交部文件。具体而言，主要运用的资料包括以下几类：英国内阁所有会议的记录集（CAB23系列）和分发给成员的备忘录（CAB24系列）；负责评估德国威胁的内阁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备忘录和报告，如内阁外交政策委员会（CAB27系列）、德国裁军委员会、内阁德国委员会（CAB27）和国防需求委员会（CAB16）；DBFP中收藏的外交部高级官员之间的通信；总理办公室（PREM）的私人文件，其官员撰写的回忆录和信件；以及关于这一时期的二手文献，关键决策者的回忆录和传记等。
本章中的证据有力地支持了选择性注意理论以及由此衍生的生动性和主观可信性假设，充分支持了行为论的当前行动假设，而对能力论和战略军事学说假设的支持则很弱。因此，对这三个竞争性理论的经验支持是很模糊的。虽然希特勒的昂贵成本行动在一些决策者的推断过程中发挥了相对重要的作用，但与能力论、战略军事学说理论以及德国过去行动相关的指标，在推断希特勒政治意图的过程中却不那么重要。
关于德国意图的声明随时间的变化
德国是“潜在的最大敌人”（1934年）
1933年1月，希特勒掌权。此后不久，英国外交部警告内阁，由于德国拒绝接受对其军队的进一步削减和限制，涉及国际联盟成员的裁军会议可能会失败。5月16日，外交部发布了一份备忘录，统计了德国内部令人担忧的发展，包括德国社会的军事化和大量加速重振军备的证据，根据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这些行为是非法的。备忘录指出，德国政府正在追求“一个准备点，一个跳板，从那里它可以在对手干涉之前到达坚实的地面”。外交部认为，德国决心培养一支“非常庞大的预备队，他们不需要进一步的训练，就能在战争爆发时成为国家依靠的重要武装部队”。这份备忘录还预测“四年或五年后的欧洲战争”。它认为，德国官员的公开讲话毫无疑问地表达出德国对现状的不满，即使德国政府的具体计划仍然难以预测。然而备忘录的结论是：“德国需要和平以让实力恢复，当实力恢复到一定程度就没有国家可以在没有认真准备的情况下敢于挑战它。”2一年后，外交大臣西蒙警告内阁，德国的侵略将分阶段进行：
如果有必要的话，吞并奥地利是它以武力重新确立国际地位的总体政策的第一步，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巩固德国的后方、扩大对中欧的统治，以及最终恢复对波兰走廊的控制。……无论如何，德国都将成为多瑙河流域的主导力量，为在其他地方试探其实力作准备。3
内阁并不赞同西蒙令人担忧的观点。为了试探德国重返裁军会议的意愿，当时刚被任命为枢密院(1)议长的艾登前往柏林与希特勒会面。艾登相信私人互动的力量，他期望他和菲利普大使能够“发现德国的要求是否像预料的那样过高，以及这种要求是否不合理。如果是，英国公众舆论越早认识到这一事实越好。如果不是，英国就会获得明确的决策依据”。艾登的访问使他对希特勒留下了良好印象。他详细地报告了与“元首”的互动，把希特勒描述为一个“含蓄的人”，有着“愉快的笑容”。这些会面使他相信，德国希望和平以便集中精力解决其内部问题，而且德国需要建立“防御性安全”。艾登对希特勒的看法是：“我很难相信这个人想要发动战争。我的印象更多的是，这个国家在内部有很多事情要做，在未来五年里它会为此忙忙碌碌。”4虽然希特勒关于削减军备的建议让艾登很高兴，但外交大臣西蒙却不那么热情。西蒙后来报告说，希特勒关于立即使德国空军合法化的建议和其他要求“使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麦克唐纳首相对艾登说：“我们不应该允许德国把承诺转嫁到在我们身上，以便利用我们来推行它自己的政策。希特勒应该知道，他的建议性质与方法都是不可接受的。”5
一个月后，英国正式宣布德国是其“最大的潜在敌人”。1934年2月，国防需求委员会（DRC）发布的一份综合报告指出，英国的“‘远距离’国防政策必须针对”德国。1933年11月，在希特勒宣布德国退出国际联盟会议后，国防需求委员会——帝国防务委员会（CID）下的一个特设小组委员会——首次开会。6国防需求委员会的功能是让英国准备好应对国防上的“最坏打算”。英国国防需求委员会的第一份综合报告标志着英国威胁评估与国防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它警告说五年后可能发生战争，并认为德国，而不是日本，是英国的主要对手。7有消息称，德国于1月26日与波兰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将此作为其和平意图的证据，这使得国防需求委员会对德国意图重新进行讨论。在1934年1月举行的国防需求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范西塔特断言，如果希特勒是真诚的——他本人并不相信——德波条约在国内和战略上都促使德国实现了“巨大的实力增长”。在国内政治上，希特勒现在被认为比他的右派政治对手更强大。在对外战略上，它解放了“德国的东翼，使他们能够在其他方向上施展力量”。该条约使范西塔特修正了对德国目标优先次序的评估。此前，他认为德国会先对奥地利下手，然后是波兰，最后是要求建立殖民帝国。然而，希特勒1月26日的声明使他相信，德国对殖民帝国的目标“将上升到德国优先事项的第二位”，或者德国可能转向捷克斯洛伐克，尽管“确定确切日期”还为时尚早。81934年2月，国防需求委员会的第一份综合报告得出的结论与范西塔特对德国政治议程的看法基本一致，尽管其军事建议更符合参谋部的需求。该报告明确指出，来自德国的危险正在增加：
德国的常备军事系统，连同其完整军备与训练有素的后备力量，尽管发展迅速但还没有形成。德国在地缘上被武装和多疑的邻国所包围，目前对我国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在几年内肯定会变成这样。事实上，只要德国人在国内的每一个行为都掩盖了他们的姿态，就不可能让人相信德国人的任何姿态。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有时间，尽管不是太多时间，来作防御准备。9
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英国决策者们就是否应该阻止德国重新武装进行辩论。10一些内阁成员，如印度事务大臣萨缪尔·霍尔（Samuel Hoare）认为国防需求委员会夸大了德国的威胁。11西蒙回答说，虽然德国今天对英国不构成威胁，但“希特勒和他的朋友们行动的方式往往很有威胁性”。因为“事实是，（希特勒）征召了二百五十万人参加武装部队”，“他呼吁与动员人民的方法可能很容易构成一种威胁性的局面”。西蒙指出，国防需求委员会的报告或许不应被理解为德国当下正在威胁英国，“但德国的行动方式却朝着威胁性的方向发展”12。西蒙认为，希特勒的下一步将是“在国外塑造德国外交政策的和平形象，从而在可能情况下进一步分化战争联盟的势力”，并使自己“在修改德意志帝国宪法、进行行政重组，以及统一德国政治与思想之前，从外国复杂情况中脱身出来”13。范西塔特表达了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观点，他声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的目标与意图是连续性的。“魏玛政府与现在德国的决策者……他们的最终目标基本相同，只是方法完全不同，而这可能会在将来某个时刻引发国际冲突。”范西塔特警告说，新帝国将包括“欧洲的所有德国人（……不仅包括奥地利，还包括南蒂罗尔、梅梅尔、捷克斯洛伐克、奥伊彭、马尔梅迪、卢森堡、石勒苏益格，以及瑞士德语区）(2)”。不过这一次，德国不可能“重复同时与所有敌人作战的错误；它必须依次挑出最危险的敌人，集中全部力量进行攻击”。与西蒙和菲普斯一样，范西塔特部长也认为德国的政策会分阶段调整。第一阶段是“国内改革、人口重组与种族整合”。第二阶段则是“扩张阶段”，随着人为刺激的人口增加需要更多土地时，该阶段就开始了。与国防需求委员会的报告类似，范西塔特的结论是“（德国）不构成紧急威胁”。然而他坚持认为：“德国能力很强而且形势发展迅速，因此在长期评估上德国是不安全的。”14
由张伯伦（时任财政大臣）主导的部长委员会最终批准了国防需求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的讨论开始将德国视为主要威胁。15尽管如此，部长委员会对希特勒的军事意图和战略仍然只能进行猜测，委员会成员就英国应对德国威胁的防御计划展开辩论。张伯伦声称，他一直相信“德国会先攻打一个国家，然后再进攻其他国家，最后来找我们”。他认为，如果德国征服了法国，英国就只能独自对付德国了。基于对英国履行对欧洲大陆承诺的能力和德国空中威胁的担忧，张伯伦在西蒙和霍尔的支持下强调，要将英国空军的重要性置于陆军之上。16
僵局与突破（1935年1—6月）
对英国决策者来说，德国将如何行动是不明朗的。由于对德国的意图（和动机）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而且没有明确的政策，英国决策者们只好重新进行个人接触。政府派遣艾登和西蒙去试探希特勒参加多边安全条约的意愿。在经过与希特勒的多轮会晤之后，艾登的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他过去的观察相反，这次会晤使他发现希特勒“很有权威”，但总体上对他的印象“非常不好”。这次会晤改变了艾登对德国意图以及与德国达成协议可能性的立场，“基本问题似乎是，现在是否存在达成广泛的欧洲方案的基础？一年前，我相信有这样的基础，但现在要坚持这种看法则是极其困难的”。他解释说：“德国在陆地和海洋两方面的要求都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因此似乎不可能达成协议。”17西蒙警告说，“希特勒有一种巨大的不满情绪”，不是针对英国，而是针对其他国家，“他紧紧抓住这种不满情绪，并惯于极力发泄出来”。18他在报告中指出，德国“决心在重整军备方面走自己的路，并希望及时将所有德国人都纳入德国版图，包括奥地利；为此目标它不害怕孤立，也无意加入集体安全”19。希特勒在1935年3月宣布他打算建立德国空军并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制，再加上他在西蒙和艾登面前讲话的语气，使英国决策者对与德国达成任何协议的前景感到悲观。20
当德国在1935年6月签署了英德双边海军协定时，英国决策者稍微受到了些许鼓舞。该海军协定允许德国建立一支规模为英国水面力量35%的海军。英国之所以签署这项协定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德国意图是善意的，而是因为不管英国的立场如何德国都决心建立一支舰队。最好是通过正式协定将这样一支舰队限制在可控的最低水平，特别是德国政府表示会把这视为一项“最终和永久”的协定。英国的决策者们（尤其是英国海军部）接受了这项协定，认为如果不进行协定约束，德国在未来绝不会自动接受这么低的限额。21
几个月后，即1935年11月，国防部需求委员会向内阁提交的第三份报告告诫说，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将在一个尚未确定的时间受到威胁”。德国不安分的扩张欲望和对殖民地的需求，为建立持久友好关系带来了巨大困难。然而报告也指出，与德国建立这样的关系仍然符合英国的利益。报告指出，希特勒“在七个场合申明了他对建立友好关系的期望，并且通过缔结海军协定，使这种期望得到了实际性表达”22。
莱茵兰危机的前奏（1936年1—2月）
到1936年，英国决策者已经得出结论，德国希望扩大其权力与影响力，但对于德国扩张主义的原因、德国最终野心的大小或实现目标的决心，却没有明确的答案。1月17日，艾登散发了一份备忘录，声称自1933年以来希特勒的政策一直遵循“明确和预先设定的路线”，即“破坏和平解决方案，重新建立德国作为欧洲主导力量的地位”。希特勒为寻求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在国内推动整个国家的全面军事化；其次，在国际上通过“经济扩张与领土扩张尽可能地吸收生活在邻国的日耳曼族群，从而为德国工业扩大新市场，为德国移民获得新领域，以及获得对德国目前匮乏的原材料产地的控制”。艾登认为，“这种扩张的形式和方向”是“德国未来计划中一个仍不确定的因素”。23
虽然他认为德国的扩张主义可以追溯到1933年，但艾登认为德国追求其修正主义意图的决心最近发生了变化。他仔细分析了德国官员在1934年5月至1936年1月期间发表的讲话中所阐述的德国外交政策目标。这份研究报告于1935年2月被分发给内阁。艾登说，这些“几乎无须怀疑的是，德国重整军备并非无缘无故或毫无目的。我们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用戈林将军（General Göring）的话说，在（德国）外交会议厅里，‘有时有一些特别聋的伙伴’，他们只能‘被枪的强大声音所唤醒’”。艾登指出，德国所宣称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在1935年3月德国宣布重整军备计划之前，德国官员强调其外交政策目标是“严格限制的”，即德国只希望在军备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并公平解决萨尔问题，即这个高度工业化的前普鲁士地区是归法国还是归德国。但是，“在1935年3月重新实行征兵制后，德国领导人开始有了不同的说法”。他们强调需要推翻《凡尔赛和约》，收回德国的殖民地，并恢复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24
菲普斯同样对希特勒的野心越来越悲观。他判断，在短期内希特勒希望与英国达成友好谅解。菲普斯说：“如果与英国的接触失败，希特勒可能会开始调和法国与德国关系。如果他在这方面又失败了，他将从根本上修改他的政策。他甚至可能转向苏联或日本，或者决定独断专行。”25然而，到1935年底，即使那些认为德国决心通过军事手段实现侵略企图的人也没有想到，德国会在中欧和东欧某些地区之外寻求扩张领土。26
莱茵兰危机及其后果（1936年3—12月）
1936年3月7日，德国军队重新占领了莱茵兰，同时德国领导人援引了他们对集体安全的关切，并呼吁让德国重返国际联盟（希特勒在1933年让德国从该组织退出）。早在德国采取军事行动之前，英国内阁就知道希特勒对莱茵兰非军事区的抱怨。1936年1月，英国外交部承认，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被视为当下的重要问题之一，即该地区是通过协议重新占领还是以突然的方式武力占领”27。
希特勒的行动使英国外交部的一些官员开始重新评估其对德国意图的看法。3月8日，艾登将希特勒的行动描述为“令人震惊”，因为“它重新证实了德国政府对国际条约缺乏尊重”。他在给内阁的备忘录中最后说：“我们必须准备好希特勒可能撕毁任何条约，即使是自由谈判的条约。当该条约对德国变得不方便时，或当德国足够强大且环境对其有利时，它更会这样做。”28然而，由于德国日益强大，艾登敦促内阁尝试与德国达成协议，只要希特勒“有心情这样做”就要努力争取。菲普斯大使则持悲观的态度，在危机发生几天后他认为战争的可能性已超出十分之一的概率。29同样范西塔特也深感震惊，虽然德国也许真诚地希望保持西欧和平，但他“更确信德国最终并不希望在中东欧保持和平”。范西塔特警告说，德国的行动应该让英国明白，德国表面上的保证并不可靠，若能让德国改变主意那将几乎是一个“奇迹”。范西塔特的结论是：“观察德国国内真正发生的事情以及所倡导宣传的东西，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希特勒会比我们所预想的更真诚。”30
不过，其他决策者并不认为希特勒的行动传递了新的意图信息。由于不确定希特勒改变现状的决心程度，艾登在内阁面前坦言英国须对德国的意图“完全弄清楚”。为此英国内阁制定了一份调查问卷，以探讨德国达成全面和解方案的条件，并寻求其承诺仅通过自由谈判方式改变欧洲现状。在艾登眼中，这份调查问卷是一个“试金石”测验。如果希特勒进行否定反馈，这将表明其具有侵略性意图，如果回应是积极的就表明希特勒将坚守和平承诺；而如果希特勒拒绝答复，那么外交部将得出结论，希特勒“除了拖延时间不希望进行任何谈判”31。
在此期间，外交部收到报告称，纳粹党“一心想要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原文如此），并吞并奥地利；希望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结盟，与它们瓜分领土收益；（纳粹党）正在疯狂地谈论破坏和推翻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建立一个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并形成一个苏德联盟”。在德国军队寻求时机重新武装的同时，希特勒及其顾问们“迫切想要加快速度”32。艾登还报道了德国国内令人震惊的发展，例如年轻人“被灌输了向东西方扩张的思想”，以及“德国没有温和政党”这一事实。他写道：“我们不应该对德国政策的目标抱有任何幻想。今天的德国（可能明天也是如此，因为纳粹教育正在塑造一代青年）无意尊重弱小邻国的独立，无论签署什么协议都没用。”然而，艾登也坚持认为，对德国意图的解读不应“影响我们分析希特勒所做的提议”33。
艾登在访问德国后感到更加悲观。他注意到，由于纳粹党已经接管了军队，这使得希特勒可以“在他愿意的任何时间地点采取行动”。德国的再军事化是全方位的，“其规模之大，迄今只在苏联有过”。他对德国人“不顾一切地实施东部扩张计划”的决心感到不安，德国人认为来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很大。34受这些观察的影响，艾登在7月警告内阁，“即使在今年，他也不能保证和平局面将得以维持”35。
殖民地问题与欧洲绥靖主义（1937年1—4月）
1937年，艾登外交大臣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说：“今年可能是外交事务的关键一年。”看起来，今年德国将在“对外合作或冒险政策之间作出选择”36。关于德国原材料和外汇短缺的报告表明，“积极影响希特勒采取温和路线”的机会还是存在的。37外交部的其他报告也认为，只要希特勒不能确定英国会“置身事外”，他就不会尝试在中欧和东欧进行任何冒险。对德国计划的这种解读意味着英国还有回旋的时间。艾登补充说：“如果德国人不能与我们维持微妙关系，确保其能够在其他地方进行侵略，那么他们就可能再次修改进攻政策。”38
大约在同一时间，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报告说，希特勒愿意考虑通过殖民转让来换取德国承诺恪守和平。沙赫特的报告使英国决策者开始重新审视殖民地交易政策。艾登认为，只有在英国得到德国的某些保证之后，才可以考虑这个问题，而这些保证不能仅仅是逢场作戏；英国必须要求德国有明确改变政治方向的“外在和明显的迹象”39。艾登提醒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成员，希特勒没有表示愿意缔结任何一般性条约，而是坚持拒绝返回国际联盟。40范西塔特同样质疑希特勒是否会放弃他的扩张主义计划。他在1月写道：“我不知道如何确定希特勒会真正转向一个与当前目标大相径庭的想法。”413月下旬，范西塔特补充说：“我现在根本不相信1937年的德国会仅仅为了这个小小的退让，而放弃欧洲计划。”他指的是英国愿意把法国的殖民地多哥兰和喀麦隆转让给德国。“事实上，我认为德国无论如何都会进行欧洲扩张，除非现在有相当多的其他因素来阻止它。”42然而，张伯伦则更加乐观。他相信德国会真正考虑通过换取非洲殖民地来全面和最终达成协议。由于德国的内部局势“不断恶化”，张伯伦乐观地认为希特勒现在可能准备“忍辱负重来达成一个全面和解协议”43。张伯伦对改变现行英国殖民地转让政策进行了解释：
我想大家都会承认，如今欧洲的总体形势使得我们不能错过任何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机会。德国与意大利统治者正在有计划地动员其国家进行备战：但他们向他们人民解释的理由是他们被敌人包围，他们没有其他的自保手段。……一个独裁者很难公开地退让，但希特勒阁下的最近讲话展示了对德国和平意图的某些明确保证，而沙赫特博士的做法（得到了希特勒阁下的认可）就是一种进行广泛协商的邀请。
任何政府如果没有充分探讨各种可能性，在国际氛围还有可能改善时而拒绝这一邀请，则将承担非常沉重的责任。国际氛围稍有改善可能逐步促进全面缓和，而强硬政策则可能导致全面战争。44
在这一时期，德国官员在私下向英国决策者保证德国具有和平意图，其军事化行动是防御性动机的，以及获得殖民地仅出于经济和地位原因。45希特勒本人曾向英国大使承诺，“突袭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进一步的措施都要经过深思熟虑”。46英国外交部的一些成员并没有因此感到放心。主管中欧司的外交部副部长奥姆·萨金特（Orme Sargent）在4月警告说，突袭的时代可能很快就会重新开始。范西塔特补充说：“真正令人不安的（惊喜）广泛存在。”47
张伯伦内阁和外交部（1937年5—12月）
1937年5月28日，张伯伦接替鲍德温成为首相。亨德森在同一时间取代菲普斯成为英国驻柏林大使。亨德森相信德国宣称愿意接受纳粹在20世纪30年代宣布的领土要求，这个目标是真诚的，绥靖政策是成功的。他与德国官员建立了牢固的个人关系，这使新大使很快成为张伯伦的心腹，但也成为外交部内部嘲弄和批评的对象。
在这段时间里，关于希特勒打算利用意大利和英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报告到达了外交部。正如萨金特所说，“通往东方和巴格达的老路再次被提及”48。但是部分官员对这些报告提出质疑。亨德森在7月初说，他“不愿意相信德国对英国的侵略意图是真的，除非德国放弃《英德海军协定》”。亨德森继续说，这样的步骤将英国使“非常确定德国的最终意图是什么。否则，尽管有风险，英国也必须面对和相信德国”49。亨德森声称德国无意分裂英法，这激怒了外交部的一些高级官员；他说德国想“诱使英国与中东欧的联盟体系脱离关系，而非与法国脱离关系”。德国官员的一些声明使亨德森相信，对德国来说殖民地问题只是次要的。亨德森认为，德国的主要目标是在东部获得自由空间，德国将遵守与英法达成的任何“仅限于西部”的协议。亨德森总结说，德国的保留意见是“在中东欧无意与英国的任何直接利益发生冲突，德国仅仅致力于实现对其福祉至关重要的、合法的利益目标”50。亨德森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有关希特勒的中东欧计划的报告而充满“恐慌情绪”。可怕的预言会自我实现：任何狂热会导致德国认为推翻奥地利或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理所当然的。亨德森认为，现实是希特勒已经平静下来，“十天前的紧张局势已被明确的缓和所取代”51。
亨德森认为德国的意图总体上是机会主义的，但他确实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希特勒决心通过非军事手段改变中欧与东欧现状，并认为希特勒的政策是出于“合法和自然”的利益诉求。用他的话说，德国的对外政策“以环境和机会为指引”。事实上，他问道：“如果德国被禁止在国土西侧进行任何冒险……那么我们有权利反对德国在东部进行和平扩张吗？”亨德森没有定义他所说的和平是什么意思，但他备忘录的其余部分表明，他愿意接受中欧和东欧现状的巨大变化。52他受到戈林将军关于德国在中东欧目标的坦率言论影响。戈林认为德国与奥地利合并是不可避免的。戈林指出，波兰“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拿下”。他还宣称，意大利的南蒂罗尔不是德国的目标。戈林向亨德森保证，德国越是变得强大，它就越是表现出克制。他甚至愿意说明德国的目标并不包括什么，“可以肯定地说，（德国）在西部、南部和北部都不想要任何东西，也不想要英国拥有的任何东西”。亨德森对戈林的说法信以为真。53
1937年11月，张伯伦派哈利法克斯前往柏林，试图“使希特勒相信我们的诚意，并确定他有什么目标”。哈利法克斯详细报告了他与希特勒和其他德国主要官员的谈话，张伯伦认为此行很成功。尽管希特勒对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总体意图表面上是和平的，但张伯伦仍然对希特勒改变中欧和东欧现状的决心表示担忧。在11月26日给他妹妹伊达（Ida）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张伯伦总结了他对德国意图的看法：
希特勒和戈林都反复强调说，他们没有战争的愿望或意图，我想这一点至少在目前是正确的。他们当然想主宰东欧；他们想在不把奥地利纳入帝国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与奥地利建立密切的联盟，他们对苏台德人有着类似要求。54
哈利法克斯对内阁说，德国希望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没有改变现状的政策或计划，因为德国人“太忙于建设他们的国家，这个国家仍然处于革命阶段”。尽管如此，哈利法克斯预计德国官员会“像海狸一样坚定地推行在中欧的目标，同时避免让别人有理由或有机会干涉”。与亨德森一样，艾登和哈利法克斯也认为，殖民地问题“在德国人的脑海中比以前更重要了”。德国不想“将中欧与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因为希特勒是以公平和公正为基础提出殖民地诉求的。艾登总结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英国的政策以殖民地交换的可能性为前提。尽管认为英国应该努力获得“一些令人满意的保证，即（德国）无意在东欧使用武力”，但张伯伦也同意艾登的上述说法。对张伯伦来说，这是更关键的一点。55
德奥合并与苏台德危机（1938年3—7月）
1938年3月12日，德国第8军开进了奥地利。虽然英国决策者知道希特勒希望将奥地利并入德国，但吞并奥地利的时机和方式却让英国内阁感到吃惊。
事先有一些证据表明，希特勒已经打算采取行动。3月3日，亨德森会见了希特勒，并向内阁报告说：“德国政府似乎想在中欧实现他们的愿望，不想通过会谈来束缚手脚，更不想通过对我们的承诺来束缚自己。”56然而没有迹象表明德国会立即采取行动。57在张伯伦眼中，希特勒在奥地利的行动“极为令人沮丧和震惊”，这些行动是“典型的权力政治的例证”。58内阁和外交政策委员会都认为，无论德奥合并多么令人失望，英国都无法阻止此事发生。人们认为最好避免“给人（英国公众）留下印象，即英国几周内就会面临战争情形”59。
德奥合并本身和德国在这次危机中的行为，对不同决策者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亨德森眼里，这一行动揭示了元首（希特勒）的性格、意图和未来行为的重要线索。他写道，希特勒的行动“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世界和平掌握在一个狂热和不理性的领导人手中时，它的反应是随意且个人化的。而吞并奥地利是希特勒在帝国疆域之外的首次冒险”60。其他官员认为，如果希特勒的言行能够展现意图，那么毫无疑问希特勒的注意力现在将转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但只有负责安全协调的国防部长问道，德国是否希望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首相则回答说：
预测德国会做什么可能是草率的，但夺取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不可能符合希特勒的政策，即把所有德国人纳入帝国，但不包括其他民族。似乎最有可能的是……德国将吞并苏台德地区的德人聚居的领土，并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区降为附属中立国。61
在同一次会晤中，哈利法克斯认为希特勒的目标也是有限的，但如果这些目标不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德国将对捷克斯洛伐克使用武力。62
就在德奥合并事件发生后，英国内阁收到了参谋部的一份沉重报告，报告称：“英国要想及时有效地对德国施加任何军事压力以拯救捷克斯洛伐克，是极其困难的。”它警告说：“如果英国卷入其中则不仅仅是一场有限的欧洲战争，而是一场世界大战。”在目前重整军备阶段，英国还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63但哈利法克斯并不认为国际形势需要英国向德国发出威慑或威胁。“对威慑性承诺的需要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即当德国在中欧获得霸权后，会与法国和英国发生冲突。”64哈利法克斯认为这种假设是不合理的。在3月中旬分发给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的一份备忘录中，哈利法克斯表达了他对希特勒长期意图及其对英国近期政策影响的看法：
德国在武器方面的优势在一两年后可能比现在更大，这很可能是事实，但这并不是现在冒风险反对德国的足够理由。人们试图为我们应该承担的毫无疑问的风险进行辩护的理由是，除非我们现在采取行动否则德国将不断地在欧洲取得霸权，而这会构成向大英帝国蓄意挑战的第一步。这个论点很有说服力，但它很可能是建立在对未来事件更有信心的预测上，而非历史经验的支持。……不能说未来不是黑色的，但在我们的诊断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在这种不确定的基础上，我们至少可以避免踏上更危险的旅途。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在正目睹德国对中欧的渗透，如果不加以制止，最终将导致它或多或少完全统治欧洲中部。可以预见，这反过来将导致英国和法国在西欧的孤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影响力、威望甚至安全的丧失。65
哈利法克斯认为，如果英国能够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之间就苏台德区的领土问题达成协议，那么德国“就没有理由冒战争风险了”66。张伯伦被哈利法克斯的结论所说服，因为他当时也不相信希特勒打算使用军事力量。他认为：“如果德国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获得理想的目标，没有理由认为它会拒绝这样的选项而选择暴力的方式。”67
6月，关于德国是否不仅仅意在收回苏台德地区的问题浮出水面。根据英国驻布拉格大使的说法，“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德国政府并不认为解决苏台德的问题是他们的真正目标”。哈利法克斯并不认为希特勒的意图是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相反，他认为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和法国的安全协议，德国在苏台德领土以外的行动都有防御性动机。68受亨德森提供的安抚报告影响，张伯伦也认为德国没有想在近期采取任何行动。7月中旬，他告诫内阁成员“不要过于相信非官方来源的未经核实的报告”。他亲自召见了英国驻德大使，后者对纳粹政府的态度的描述并不令人沮丧。69
张伯伦的个人外交（1938年8—11月）
到1938年夏天，英国领导层对希特勒的长期政治意图持有不同看法。关于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一种观点……认为希特勒不顾军队和温和党的建议，决心以武力进行干预。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希特勒决心在今年解决苏台德问题，但他还没有下定决心为此使用武力，但他决心作好一切准备。……这就是我国（驻柏林）大使（亨德森）的观点。
证据并不明确。亨德森的理由是，希特勒对法国没有恶意，希特勒不是极端分子，而是他身边的人是极端分子，他的军事准备主要是防御性的，这一点得到了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的赞同。70
在这种背景下，张伯伦决定与希特勒会面以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第一次会议于9月14日在贝希特斯加登举行。希特勒要求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公投自决，但承诺在张伯伦与英国内阁协商之前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此外，希特勒声称与波兰的边界已经“确定”，承诺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任何要求，并宣称签署《英德海军协定》是因为他相信两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些言行都让张伯伦感到放心。会后，张伯伦告诉他的内阁，他已经“形成了一种观点，即希特勒的目标是严格有限的”71。张伯伦还报告说，他相信希特勒是真诚的，后者强调自己只想让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回归，“不想将捷克人并入帝国”。希特勒声称，只要做到这一点他就会满意。内阁会议议定书的结论是：“首相指出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希特勒先生说的是真的。……显然，最重要的是要想清楚，将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纳入帝国是希特勒的最终目标，还是仅为一个开始。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首相的看法是，希特勒先生说的是实话。”72
9月，张伯伦被问及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的意图，他再次回答说：“当希特勒说他把这个（苏台德）问题看作一个种族问题时，我确信希特勒说的是实话。我确信希特勒把提出的条件看作最后要求，如果这些条件被拒绝，他（希特勒）将进行战斗。”739月22日，张伯伦飞往巴特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得知希特勒想立即占领苏台德地区，并且在讲德语社区的领土要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希特勒威胁要在9月28日军事入侵苏台德地区。这些额外的提议使张伯伦感到震惊，他拒绝了这些提议，并认为这次会议“令人非常不满意”。第二天晚上，他与希特勒再次会面。张伯伦未能说服希特勒软化其要求。9月23日和24日，希特勒向张伯伦保证，他只对苏台德地区感兴趣，但仍要求在10月1日前割让苏台德地区，并在1938年11月25日前通过公民投票批准军事占领。此后不久，捷克斯洛伐克拒绝了这些条件。张伯伦建议召开由英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代表参加的会议，随后希特勒提出可以将军事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时间推迟24小时。希特勒邀请张伯伦、意大利领导人贝尼托·墨索里尼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于9月28日前往慕尼黑，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没有被邀出席。四位领导人同意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由英国和法国来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边界。张伯伦和希特勒签署了一份关于未来协商的保证书。捷克斯洛伐克除了接受《慕尼黑协定》外别无选择。1938年10月1日，德国军队占领了苏台德地区。此后不到半年时间里，德国军队就入侵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
在戈德斯贝格听到希特勒的夸张要求后，哈利法克斯对希特勒意图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从那时起，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就希特勒想通过与英国人谈判来实现的目标产生分歧。在张伯伦与希特勒会晤后，张伯伦收到了哈利法克斯的电报，电报警告说“大量的人”认为希特勒提出的条件是不公正的，不应该接受。哈利法克斯现在和亚历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一样，担心张伯伦太快被希特勒的保证所影响：“卡多根……我得出的结论是，你是对的。”74哈利法克斯公开表达了他对张伯伦的不同意见。在内阁会议上，他承认“他发现自己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不确定他和张伯伦的看法是否还保持一致”。他“无法摆脱一种观念，即希特勒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他在支配局面，就像他赢得了一场不需要战斗的战争”。他说，“只要纳粹主义持续存在，和平就不确定。由于这个原因，他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使其接受”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提出的要求是不对的。75哈利法克斯的反应使张伯伦感到惊讶，他说：“自从我昨晚见到你之后，你的观点完全改变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76
并不只有哈利法克斯和卡多根批评张伯伦相信希特勒野心有限。英国海军大臣杜夫·库珀（Duff Cooper）认为“很难相信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自决是希特勒的最后目标”，并提到希特勒以前发表的声明，“大意是他没有进攻奥地利或捷克斯洛伐克的打算”，以证明希特勒的承诺“相当不可靠”。他坚持认为，德国的野心要大得多，在某些时候德国可能会对英国的殖民地“存在觊觎”。贸易委员会主席和议会主席也都作出了类似的评价。77后者解释说，他对希特勒的保证缺乏信任，并由此列举了希特勒或其他德国官员自1935年以来对欧洲领土要求的一些公开声明中的矛盾之处。殖民地事务国务秘书对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目标范围和口头保证的可信度的乐观态度表示怀疑。枢密院院长说：“看了希特勒记录文件与著述中阐述的意图后，不可能对他抱有任何信心。如果他现在要求的东西被满足，他以后只会要求更多。”78
世界霸权的目标（1938年12月至1939年4月）
1939年初，部分英国决策者彻底重新评估了对希特勒最终意图的判断。对德国意图的重新解读——希特勒被认为有能力并且有意愿向欧洲西部发动进攻，他的最终计划不亚于要统治世界——开始成为外交部和内阁成员的主要看法。这种新观念的种子可以追溯到一系列秘密来源的情报报告。这些情报显示，由于已经签署《慕尼黑协定》，希特勒不得不改变先前计划，即征服捷克斯洛伐克然后入侵罗马尼亚。据说，希特勒指责张伯伦剥夺了他的冒险计划，并激发出德国人民的和平热情。
从1938年11月开始，哈利法克斯向英国外交政策委员会提交了一系列报告，这些报告的结论是：自《慕尼黑协定》以来，希特勒变得“越来越反英，他的意图是努力肢解大英帝国，如果可能的话让德意志民族统治世界”79。然而，根据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截至11月中旬，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希特勒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张伯伦指出：“没有迹象表明希特勒打算立即采取侵略行动。”80尽管张伯伦对几份警报性情报表示怀疑，但他还是同意采取应对措施。他的讲话没有表明他对德国意图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没有表明他放弃了绥靖政策。然而正如瓦克所说，很明显的是，“张伯伦-希特勒声明的道德准则显然被希特勒玷污了，他没有任何维持英德友谊、和平协商的兴趣”81。
12月20日，外交部公布了一份根据卡多根的特别指示起草的备忘录。82它将希特勒描述为一个凭“冲动直觉”行事的人，其特点包括“狂热主义、神秘主义、冷酷无情、狡猾虚荣、情绪高涨和沮丧痛苦的自以为是，以及一系列疯狂举动”。这使得预测希特勒的下一步行动变得特别艰巨。但报告毫无疑问地表明，外交部对希特勒德国的意图评估已经发生了变化：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希特勒及其政府的目标是：
a．实现欧洲霸主地位；
b．追逐世界霸主地位。
迄今为止，a选项在党的内部圈子里一直被谈论，但……现在人们开始更认真地考虑b。
除了在方便时不可避免地收回东欧和北欧的失地之外，实现欧洲霸权的步骤包括：
1．根据“附庸国”原则，在整个中欧和东南欧建立德国的政治和经济霸权。……
2．推动苏维埃政权解体，将俄罗斯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纳入德国政治和经济轨道。……
3．让波罗的海国家、北欧国家以及比利时和荷兰，或多或少地适用“附庸国”原则。
4．使西班牙进行实质性让步。83
纳粹对“生存空间”的扩张将朝着“乌克兰和俄罗斯远东”推进。据说德国在欧洲以外的目标包括：
1．收回所有失去的殖民地财产，或在海外领土上获得满意的等价物；
2．在中国的日本控制区获得特权地位；
3．与伊斯兰教形成意识形态联盟阵线，使德国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获得巨大影响力，并扩大市场使英国陷入困境；
4．在南美洲建立强大的德国影响力。84
至于德国在西欧的目标，报告的结论是：“可以明确无误地说，在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大多数人眼里大英帝国是其头号敌人。”85外交部认为，整体上虽然东进运动是当务之急……但是希特勒的意图却是难以估量的，甚至连他的亲信也知道。他有能力不顾任何既定政策，在短时间内将他创造的机器主动投向任何方向。他可以亲自点燃一场大火，而不管这对其政权有什么后果。”86
不过到1938年底，英国外交部官员已经从希特勒的行为中总结出了一种模式：他的政策是一种精心策划的扩张主义，其扩张范围是无限的。
迄今为止，德国的战略目标推进存在两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战后帝国边界内摆脱和平条约束缚。在这一时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德国开始重新武装并重新占领莱茵兰地区。……此后随着实力提升，希特勒开始实施第二阶段计划，即囊括世界所有德国人的“大德意志”联盟。尽管会有一小块德国人的地区仍然处于帝国之外，但这些地区是微不足道的，将它们最终纳入其中易如反掌，以至于都不需要考虑它们。……今天，德国人普遍认为，希特勒现在要开始实施他的第三阶段计划，即向德国人领土边界以外的地方扩张。究竟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引发很多人的猜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纳粹具有宏大的目标，他们的战略野心是无限的。87
因此，1939年是在一种强烈的担忧中开始的。1月中旬收到的其他报告更清楚地表明，希特勒打算采取与《慕尼黑协定》相反的行动。“不幸的是，在1939年不能再假设德国没有‘西进’的可能性。”英国外交部官员的结论是，有“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希特勒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个月内——或许是未来几周内——直接攻击英国和法国的可能性”。报告首次承认，希特勒“几乎没有理智，其理智已被对英法国家的强烈仇恨所吞噬，并且有能力下令立即对任何欧洲国家发动空袭，他的命令必须立即得到服从”88。
张伯伦仍然对外交部报告关于希特勒意图的结论持怀疑态度。他在内阁会议中指出：“对来自柏林的某些电报内容感到震惊。”89然而，人们仍然有一种“相当不确定”的感觉，因为英国面对的是“不按理性逻辑行动的对手”。哈利法克斯报告说，希特勒“可能决定在有利时机对西方列强进行压倒性打击。这被认为始终是德国的最终目标，而部分报告表明希特勒可能认为现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恰当时机，因为随着大国重新武装可能会削弱德国的优势”90。为了支持他的评估，哈利法克斯分发了一份由卡多根撰写的备忘录，认为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论述一致，他将首先“获得对东欧和东南欧资源的控制，然后在实力增强后掉头西进”91。卡多根对希特勒是否会故意在两条战线上同时行动持怀疑态度。他预测，希特勒在西线的进攻“可能是通过直接（也许是出其不意的）发动空袭，或者是通过入侵与借道荷兰进攻英国”92。尽管如此，哈利法克斯仍不确定希特勒是否已决定进行西向进攻；这种怀疑使得制定连贯的外交政策变得困难，但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卡多根评论说：“我们无法猜测希特勒会作出什么决定——更无法猜测其决定的可能结果。我们只能为最坏的冲击作准备。”93对这种情况感到沮丧的哈利法克斯指出，英国官员都“像围着一个孩子在转，在模糊的氛围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可能的，也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合理的规则”94。
在2月期间，张伯伦由于几个原因而略减轻了焦虑。其一，希特勒在1月30日的国会演讲中，和解性地提及“长期和平”。张伯伦认为这是对他先前呼吁的直接回应，早前他曾建议希特勒宣布和平意图。第二，张伯伦认为，德国的经济压力、德国国内公众舆论“对战争前景感到担忧”，以及英国对自己军事实力的信心，都使“和平的曙光”更有可能。助长张伯伦乐观情绪的第三个因素是，亨德森大使在2月和3月初发布了一系列令人放心的报告，2月中旬亨德森大使在柏林时就质疑了那些散布战争恐慌的情报报告。在1月他宣称：“希特勒目前没有考虑任何冒险，所有与之相反的报告和谣言都完全没有根据。”95一个月后他补充说，德国人民“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更希望得到和平”。亨德森认为“希特勒不会让民众的和平期待变成失望”96。就在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几天，亨德森写道：“即使（希特勒）确实梦想着无限扩张，他也不能不权衡在巩固最新成果之前进一步推进的风险。”97他认为，希特勒在未来两年的目标大多限于占领“梅梅尔、但泽、殖民地，以及使捷克斯洛伐克在政治和经济上完全从属于德国”。亨德森解释说，关于德国将向荷兰、罗马尼亚、瑞士和乌克兰进军的说法是“不成熟”的。98张伯伦相信了亨德森所做的这些令人安心的报告。在与美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先生（Joseph P．Kennedy Sr.）(3)的会谈中，张伯伦指出：“希特勒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远远没有制定出针对我们的计划，（他们）正在四处寻找一些接近我们而不受冷落的方法。”99他向美国大使建议：“与希特勒做交易的唯一希望是要相信他的话，”“绝不是说希特勒一定会遵守诺言，但到目前为止，我（张伯伦）本人没有理由不相信。”100
张伯伦在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夕对英德关系的乐观态度，以及对亨德森报告的过度依赖，导致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间的分裂日益严重。张伯伦在3月9日发表关于外交事务的令人鼓舞的新闻简报之前没有征求外交大臣的意见，哈利法克斯明显对张伯伦感到恼火。他不同意张伯伦的观点，即欧洲的紧张局势当时正在缓和。事实上，在慕尼黑会议之后不久，哈利法克斯就得出结论，希特勒有能力也有意愿在未来几个月对英国及其盟国使用武力。101
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3月）
1938年底和1939年初的战争恐慌使英国内阁成员明白，德国的意图可能并不是有限的。1939年3月中旬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清楚地证明，希特勒寻求的不仅仅是将所有德国人重新纳入他的第三帝国。正如瓦克所解释的那样：“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是对慕尼黑之后的政治情报警告的一次确认。这些不受欢迎的情报以如此快的速度呈现出最终结果。发出情报警告与完全相信警告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差距，这一差距被希特勒在3月的行动所消弭。”102
外交部在3月下旬写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了德国入侵的紧迫性：
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清楚地揭示了德国的意图。它标志着对纳粹种族理论的第一次修正，有理由认为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将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罗马尼亚（原文如此）和波兰。103
同样，3月16日哈利法克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他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意义重大”，因为“这是德国第一次运用闪电战术来占领非德国人居住的领土”。他指出，“德国故意选择赤裸裸的武力而不是协商讨论的方式”——这种态度完全不符合《慕尼黑协定》。104在与亨德森的谈话中，哈利法克斯发表了类似的言论：“英国和其他国家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政府）并不希望与英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准备无视世界舆论，试图建立一个通过武力主宰欧洲并接着主宰世界的霸权地位。”105卡多根指出，这次入侵行动证实了范西塔特骇人听闻的观点，驳斥了亨德森的乐观报告，称后者“完全被他的德国朋友迷惑了”106。哈利法克斯认为，虽然无法预测德国下一步会进攻哪里，但“真正的问题是德国试图获得世界统治权”，“抵制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否则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又一个国家被德国吞并”。107
张伯伦同意了这种看法，尽管带着明显的不情愿。3月15日，在下议院的一次演讲中，他为《慕尼黑协定》辩护。他宣称，他不会放弃努力“用协商方式代替武力方式来解决分歧”108。但在3月17日，他发表了一个相对强硬的讲话，他认为“德国在是否打算用武力统治欧洲问题上面临挑战”109。张伯伦明确表示，希特勒的多重目标将通过德国的下一步行动来体现：
因此，如果德国在主宰欧洲的方向上再迈出一步，它就需要接受挑战。因此，德国试图支配罗马尼亚（原文如此）不仅是一个德国是否会因此提升其战略地位的问题，而是涉及德国是否打算获得对整个东南欧的支配权这样一整个问题。110
到3月18日，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现在已经明确地得出结论，希特勒的态度使我们无法继续在原有基础上与之进行谈判。……不能相信纳粹领导人作出的任何保证。”张伯伦在3月19日重申了这些主张：“如果有迹象表明德国打算继续追求世界霸权，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在两条战线上攻击与阻止它。”111
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决策者很早就确定希特勒的意图是修正主义的。但是修正主义意图的范围、实现目标的决心、使用军事力量的倾向，以及与英国保持和平关系的愿望，都显示得不太明确，因此容易产生分歧。从广义上讲，对德国意图作出恶意解释，这种趋同模式在理论上与三个竞争性理论保持了一致。例如，德国早期的侵略行为促使英国决策者对其意图评估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英国决策者之间的认知差异对这三种竞争性理论提出了重要挑战。英国决策者们经常就德国的昂贵行动是否暴露了真实意图展开辩论。例如，艾登和张伯伦就德国在莱茵兰的行动，对希特勒的意图作出了明显不同的推断。还有证据表明，更新观点的过程并不是因为德国的能力、军事学说或昂贵行动发生了变化，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廉价指标。最后，在德国入侵布拉格之前，除了张伯伦和亨德森之外英国决策者的看法似乎发生了重大变化。
对纳粹德国意图的推理
英国的决策者很少明确说明他们对德国意图的看法。112但在历史记录中，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模式。德国在国际和国内的行动都是推测意图的主要指标。在早期的评估中，德国社会的军事化引起了英国观察家的注意，德国退出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和双边协议，以及在许多危机中的外交与军事行为，也是重要的观察指标。德国在莱茵兰地区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也被诸多英国官员视为关键证据。第一项证据揭示了希特勒承诺的不可信与违背条约的倾向。第二项证据表明，他公然违背了对张伯伦的个人承诺，并明确偏离了纳粹德国的“种族合并”诉求。英国的“试金石”测试几乎完全集中于德国的行为变化，而非军事能力或军事学说的变化。113虽然证据清楚表明一些行为信号的重要性，但英国决策者对哪些行为是可信的及其能推断出何种意图的问题存在争议。正如主观可信度假设所预测的那样，那些最初认为德国意图为恶意的决策者倾向于将希特勒的更多行动归类为恶性指标。正如生动性假设所预测的那样，在关键时刻，英国决策者们依靠他们对德国官员的个人印象进行意图推测。张伯伦、艾登、哈利法克斯、亨德森和菲普斯都在试图利用个人的外交渠道来判断德国领导人的真实意图。他们的印象有时与德国过去的行动记录相矛盾。即使如此，一些领导人（特别是张伯伦和亨德森）依然选择将他们的评估建立在积极印象的基础上，因为这些印象证实了他们既有的信念。与行为论的预期相反，英国决策者在这一时期严重依赖廉价话语：希特勒的著作、公开声明和私人保证都被外交部和内阁的一些成员视为德国意图的重要指标，当然其他人则对话语保证的可信度表示怀疑。行为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决策者（特别是张伯伦和亨德森）会把这些廉价信息视为可靠信息。总的来说，推理证据强烈支持选择性注意理论的主观可信度与生动性假设，充分支持行为论的当前行动假设，而对能力论、军事学说理论和行为论的过去行动假设的支持度则较弱。
早期评估中的推理
英国决策者在早期评估德国意图时参考了各种指标。1934年几个成本昂贵的行动标志着德国对现状的不满。德国退出了军备会议和国际联盟，与波兰签订十年互不侵犯条约，其军事力量的集结远远超过了《凡尔赛和约》所允许的范围，而且社会军事化使德国有可能在未来威胁到英国。114正如1934年2月国防需求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只要德国在国内的每一个行为都与之相悖，就不可能对德国的外交姿态有任何信心。”115范西塔特告诉内阁成员，德国对英国的威胁从“德国的政治演说、日常广播、文学作品与课堂教学中随处可见”116。1934年几十份外交部备忘录报告了德国社会的军事化与纳粹党的统治情况。
这些指标都没有向英国决策者透露希特勒追求修正主义目标的决心，也没有指出其目标的范围。不过，对于菲普斯和范西塔特来说，德国官员的公开声明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例如，1934年4月范西塔特敦促英国决策者“倾听德国人自己的声音，首先是官方的声音”，他们“向我们发出了比1914年之前更具体的警告”。与菲普斯一样，范西塔特对德国扩张范围和方式的评估也基于希特勒的著述：
让我们来看看1925年版的《我的奋斗》。希特勒信仰的基础是，人是一种战斗的动物。因此，和平主义是最致命的罪恶。德意志民族如果能及时团结起来，就能在当下成为世界的主人。因此，新帝国必须包括欧洲的所有德国人（这不仅包括奥地利，还包括南蒂罗尔、梅梅尔、捷克斯洛伐克、奥伊彭、马尔梅迪、卢森堡、石勒苏益格，以及瑞士德语区）。……德国失去的省份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夺回。但德国决不能重蹈覆辙，同时与所有的敌人作战。它必须依次挑出最危险的敌人，用所有的力量将其击败。117
生动的信息和“试金石”测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与生动性假设一致，艾登从与希特勒的个人会面中推断出德国意图。在1934年的会面后，艾登对希特勒是否希望发动战争表示极度怀疑，由此他不相信德国意图是敌对的。他的见解完全来自他对（希特勒）元首的良好印象。在给妻子的信中艾登承认，“我相当喜欢他”，并得出结论，“元首不希望战争”。艾登说，两人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这些个人纽带拉近了他与希特勒的关系。“可怜的人……希特勒当时（在一战中）被我们用毒气毒伤了，因此失明了三个月。”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巴兹尔·牛顿（Basil Newton）将艾登的积极会面描述为“显著的成功”。艾登和希特勒彼此喜欢，并被对方的良好意愿所打动。118与此相反，艾登在1935年3月与希特勒的第二次会面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使他对自己先前关于希特勒意图的假设产生了怀疑，并在回国后主张以不同的方式与德国打交道。不仅仅是希特勒的声明，他的语气和行为也促成了艾登的重新评估。艾登指出希特勒的“整个语气和脾气与一年前大不相同，展示出非常明显的重新武装和重新崛起的旧普鲁士精神”。英国外交部外交官威廉·斯特朗勋爵（Lord William Strang）参加了艾登与希特勒的两次会晤，他同样表示：“在1934年的会晤中希特勒一直在讨好。但在1935年约翰·西蒙先生和艾登先生再次拜访他时，他的情绪已经改变。虽然他没有情绪失控或咆哮，但他的态度举止很粗鲁，他的语气有时近乎咆哮（原文如此），他的声音带着尖锐或粗犷的音调，他的手势透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气愤。”119
德国对现状的不满一经明确，英国决策者就采用了一种“试金石”测试的方法来探测德国意图的范围和性质。该测试明确指出，他们希望德国做些什么来证明其善意的意图，尽管不同决策者对每项行动的重要性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签署海军协定被认为是一个可信指标，因为“德国人通过海军协定，放弃了用武力收复殖民地的所有希望。他们希望通过动员本国的公众舆论来收复殖民地”120。英国提出的其他“试金石”测试还包括：要求德国重返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加入与东部邻国的互助公约，以及宣布尊重奥地利的完整和独立。121
德国的军事集结本身并不足以揭示德国的长期政治意图。例如，1934年11月，麦克唐纳首相在外交政策委员会上指出：“德国的后备力量不仅仅是防御性的。”为了支持这一评估，麦克唐纳没有提到德国武器的进攻性，而是提到了德国的国内行为。他指出：“来自许多方面的证据表明，德国政府正在训练他们的人民进行急行军；他们正在生产能够采取进攻行动的物质力量，而且尽管很难确定，但德国已经重新变得有战争意识。”122外交大臣西蒙在内阁中表示，构成威胁的不是德国目前的能力，而是希特勒“动员德国人民的方式”，这可能“很容易导致一种威胁性的局面”。123西蒙在1934年7月同样断言，希特勒控制国内反对派的能力表明，“德国正在退回1914年之前的状态，普鲁士精神和军队的影响达到鼎盛”124。德国社会军事化的指标，而不仅仅是德国军事能力本身的变化，敲响了德国打算改变现状的警钟。125
总之，在1936年之前英国人对德国意图的推理来自不同的来源，包括昂贵成本与廉价成本的德国行动、公开声明与著述、生动信息和“试金石”测试。上述分析对三大竞争性理论的支持很弱，而对选择性注意理论的两个假设，即生动性假设和主观可信性假设提供了较强的证据支撑。
危机时期的昂贵行动、廉价话语与推理方式
1936—1938年的英国推理证据为选择性注意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对三个替代性理论的支持度却不尽相同。在此期间，英国决策者试图评估希特勒改变中欧和东欧现状的威慑力，以及他是否会为此使用军事力量。
一些决策者，如艾登和范西塔特，认为希特勒重新占领莱茵河非军事区并退出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4)是其敌对意图的可靠迹象。重新占领非军事区表明，希特勒企图利用德国军事力量来改变现状，退出公约“令人震惊，因为它再次证实了德国政府对条约神圣性缺乏尊重”126。然而，人们基于这些行动对希特勒的意图解释是多元的。甚至艾登和范西塔特认为有必要对德国意图再发出一个新的测试：
他（艾登）要求希特勒明确声明：为证明自己意图，希特勒需要通过谈判达成一系列新条约作为欧洲和平的基础，承诺将从莱茵兰撤出除象征性占领所需的所有部队。此外，在缔结新条约之前，为了使局势正常化，他不应该扩充“象征性”部队，也不应该在非军事区建造工事。……如果他能做到上述承诺，他就能帮助我们努力实现和解。127
艾登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在7月访问德国时的个人观察。社会的军事化程度和纳粹党的行为使他确信“时间非常紧迫”128。菲普斯也通过个人的洞察力对德国意图的评估形成了重要结论。4月，他推断德国的目标包括向西和向东扩张，部分原因是观察到希特勒“放弃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公开许诺并没有体现在学校课堂中。恰恰相反，学校教育强调它和其他德国领土一样是“红色的土地”。此外，菲普斯引用教科书中的一些段落指出：“德国学生被告知战争将在1937年或1938年发生，德国将恢复战前的力量并统治整个欧洲。”129艾登认真对待这些观察，他把这些报告寄给了内阁，并附带说明“英国不应该对德国政策所依据的目标抱有任何幻想”。他写道，德国“无意尊重其较小邻国的完整性，无论它已经签署了哪些国际条约”130。
英国决策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关注德国的公开声明和其官员的著作。这与行为论的预期相反，与选择性注意理论的主观可信度假设一致。诸多外交部高级官员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言论作为德国打算在中欧和东欧扩张的证据。英国外交部还认为，公开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任何要求应被视为可信的：“希特勒已经单方面公开放弃了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任何要求。如果我们把石勒苏益格排除在外，那么西部唯一可能的危险点就在奥伊彭与马尔梅迪这两个小省。如果希特勒真的准备同样公开放弃对这些地区的所有要求，这将对我们非常有利。”131
外交大臣艾登及其同僚还分析了1934—1936年间德国部长们讲话的语气和内容的演变。他们将这些内容的变化看作德国计划改变的可靠证据。特别是，在1936年初分发给内阁的一份备忘录中，艾登指出：直到1935年1月，希特勒和他的同事们一再表示，德国的意图仅仅是“和平与幸福的生活”。在此期间，德国官员宣布放弃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其目标。然而，在1935年3月的事件之后，“德国领导人开始发表一些不同的言论。他们谈到了修改国际条约的必要性，谈到了‘夺取他们生存所需的空间’的权利，谈到了德国‘恢复在阳光下的地位’的意图”。艾登补充说，德国官员对他们国家的军事力量变得更加自信，更希望德国“依靠枪炮”而非国际联盟等机构。艾登还指出，德国渴望拥有殖民地的声明尽管并不新鲜，但自1935年3月以来这种声明的提出却变得“更加频繁”132。英国官员认为书面材料是可信的，尽管基于此对德国未来计划的推断有时大相径庭。1936年10月，菲普斯根据《我的奋斗》中的一段话得出结论：“没有理由相信，希特勒现在准备修改关于获得殖民地的箴言，也不可能在一个可预测的时期内放弃他的欧洲野心。”此外，菲普斯认为希特勒书面和公开的好战言论比他口头上的和平意图保证，或他在海军协定上的签字，看起来更加可信。133与此相反，亨德森引用《我的奋斗》得出结论：希特勒将苏联而非英国视为其主要敌人。134甚至在德奥合并之后，亨德森还告诫其他英国官员，为准确辨别希特勒的未来行为应该看看希特勒的声明与著作：
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是什么，为何他决心以这种特有的顽固态度予以推进实施？答案可以从他自己的声明和过去五年来自大使馆的报告中清楚地读到。在《我的奋斗》的每一页上，希特勒都写道：“只要德意志民族不能把自己的子孙纳入同一个国家，它就不拥有发展殖民政策的道德权利。”党纲的第一条是这样说的：“我们以所有民族的自决权为基础，要求所有德国人在一个大德意志帝国中联合起来。”135
亨德森据此得出结论：“除殖民地外，任何超出（苏台德领土）范围的实质性扩张……实际上不仅是假想，而且与希特勒自己的日耳曼民族纯正论相悖。”136然而，亨德森在这份备忘录中承认：“在过去五年中，德国的真实意图常常被烟幕所掩盖，有许多声明与上述引文不相符合。但可以肯定的是，后者代表了德国政策的既定路线，当希特勒试图将他的言论转化为行动时，世界将没有理由表示惊讶。”137
外交部官员对德国的口头保证不以为然。138菲普斯以驻柏林大使名义留下的最后一份备忘录显示，他不再确信德国会遵循《我的奋斗》中概述的政策路线。希特勒的书建议德国应寻求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但正如菲普斯所写：“一些纳粹党的极端分子认为与英国和解的努力已经失败，必须对英国使用武力威胁进行胁迫。”然而，他的结论是：“放弃《我的奋斗》中规定的原则是很难的，何况现在时机还不成熟。”139
总之，证据表明1936年期间一些英国决策者的认知变化与生动性信息假设和主观可信性假设最为一致。虽然行为论的当前行动假设与部分推断一致，但英国决策者反复关注德国的低成本行动，特别是关注公开的话语保证以及生动信息以推测其意图，这与“行为论的当前行动假设”相差甚远。在争论德国昂贵成本行动的可信度时，他们对德国未来行为作出了不同的推断。
个人印象的作用与绥靖者的推理
随着对希特勒意图的不确定性增加，英国官员更加依赖通过与德国官员的个人交往印象来理解德国的外交政策。与绥靖政策密切相关的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亨德森，都是通过生动印象和其他无成本信息来评估德国的欧洲修正主义意图以及希特勒使用武力的倾向。
1937年11月，哈利法克斯与部分德国高级官员之间的一系列会议展示了与德国意图有关的关键性生动信息。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和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都在会议现场。在事后向内阁报告时，哈利法克斯反复提到他与希特勒长达三个小时会谈的“印象”。他的结论是：“德国没有立即冒险的政策，他们太忙于建设他们的国家，这个国家仍然处于革命阶段。”哈利法克斯不仅从希特勒或戈林的公开讲话中得出德国未来行为的结论，而且从他们在会谈中的表现得出这些结论。在日记中，哈利法克斯描述了他与希特勒的会面：
我明白了他为什么是一个受欢迎的演讲者，他会快速地呈现情感的展示，讽刺的幽默与一厢情愿的蔑视。但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真诚，而且相信他所说的一切。……至于演讲的政治价值，我不打算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要求，他觉得时间在他这边。
哈利法克斯还详细描述了他对戈林的印象。戈林向哈利法克斯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使用武力。”哈利法克斯对与戈林的会面感到“非常高兴”。即便他知道戈林在1934年“长刀之夜”政治大清洗中的无情行为，哈利法克斯也认为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140。哈利法克斯对戈培尔的印象也很好。“我本以为会非常讨厌他，但并没有，我想这可能是我的道德偏见问题。”他指出：“我不可能不喜欢这个人物。”141
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一样，认为这次会晤为推测德国领导人的意图提供了绝佳机会。张伯伦在给他妹妹伊达的信中说，他把哈利法克斯的会面看作英国内阁早先就试图使用但未获成功的一种测试形式。“我想让哈利法克斯做的是：让希特勒相信我们的诚意，并确定他的目标是什么。我认为这两个目标都已经实现了。”张伯伦认为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希特勒和戈林在会面中保证说“他们没有开战的意图”，张伯伦认为英国政府至少在目前应该相信这些保证。142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在与法国官员讨论德国意图时都强调了自己的个人印象。张伯伦对法国总理说：“自从《我的奋斗》写成后，希特勒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完全改变了。自尊（amour-propre）(5)问题在德国人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德国人重新获得殖民地之前，其自尊心不会得到恢复，也不能享有充分的平等。”143
亨德森也非常看重私人保证、个人印象与“试金石”测试。1937年11月，他在与戈林的一次谈话后得出结论，德国已经改变了对中欧和东欧的态度，变得更有“殖民意识”。亨德森“完全相信”，英国决策者应该抓住机会再次接近德国领导人。144哈利法克斯也对私人保证印象深刻，他向法国政府表明根据戈林最近对捷克斯洛伐克驻柏林负责人的“庄严保证”，以及亨德森与德国官员的私下谈话，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是可以达成协议的。145亨德森还将《英德海军协定》作为“试金石”测试。他认为，德国遵守《英德海军协定》（该协定将德国置于相对于英国的劣势地位）是一个可信的指标，表明德国愿意与英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且不想冒与英国开战的风险。1938年7月，亨德森说：“我非常不愿意相信德国的侵略意图是真实的，除非它在海军协定上出尔反尔。”146
直到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爆发前夕，张伯伦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私人保证和个人印象来解释希特勒的意图。张伯伦首相真诚地认为，他可以相信希特勒的个人保证，即如果能就苏台德地区达成协议，德国无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区。张伯伦在1938年9月19日给他妹妹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我已经建立了某种信任，这是我的目的也是我的手段，尽管我在他脸上看到了强硬和无情，但我得到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会信守诺言。”147
张伯伦向内阁声称，他已经建立了“对希特勒的某种程度的个人影响”，他“确信希特勒一旦向张伯伦作出承诺就不会反悔”。关于希特勒意图的讨论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关键问题是，当希特勒说他把苏台德问题看作一个必须解决的种族问题，该政策目标是种族统一而不是统治欧洲时，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张伯伦首相相信，希特勒说的是实话。148
和哈利法克斯一样，张伯伦也注意到了希特勒的表达信号，并认为这些信号是真诚的、非操纵性的。张伯伦在给他妹妹伊达（Hilda）的信中说：“希特勒的外表和我见到他时的态度似乎表明风暴信号已经出现……。然而，这些表象是具有误导性的。当我们围在一起开会时，他的开场白是如此温和与合理，以至于我立刻就倍感轻松。”149在给伊达的信中，他写道：“我没有看到任何精神错乱的迹象，尽管他（希特勒）偶尔会非常激动，对捷克人大发雷霆。”张伯伦声称：“希特勒接受了我的提议。”150他坚信自己有能力读懂希特勒的意图，但内阁成员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希特勒违背承诺的记录是推测其意图的更可靠证据。他们特别提到了希特勒过去在吞并莱茵兰地区后公开宣布他不再有任何领土野心，以及他以前承诺不会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政治目标。部分内阁部长们希望要求希特勒通过和平行动来表明善意。除了在内阁会议上表明自己的观点外，贸易委员会秘书长还给张伯伦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首相关于希特勒意图的解释表示怀疑。“恐怕我对纳粹的承诺仍然深表怀疑，在我看到和平的言辞伴随着和平的行动之前，我会一直保持怀疑。”151甚至哈利法克斯和卡多根都对张伯伦相信希特勒的保证感到惊讶，他们担心首相过于依赖自己的直觉和印象。
有些人可能会说，张伯伦是受到了动机偏见的影响：为了避免战争，他只想看到他想看到的东西。如果只是为了说服内阁成员支持他的政策，那么引用他的个人印象是有帮助的；这种印象或许并不真正代表他的推理过程。如果张伯伦仅仅是被动机性的偏见所驱使，他会引用任何和所有确认的证据，例如希特勒的行动只符合有限的修正主义目标。但张伯伦并没有采用这种推理方式。相反他把自己的观察作为有效证据，并明确地把他对希特勒的诚意评估与他的个人印象联系起来。
从有限修正主义到无限修正主义
1938年12月之前，英国官方认为希特勒是一个具有有限扩张目标的独裁者，他愿意使用任何手段（包括军事手段）让所有德国人回归德意志帝国。然而，正如第六章将详细说明的那样，情报显示希特勒从1938年春天开始就决定不将武力使用仅限制在东部地区。实际上，当时有报告指出，希特勒有可能在西部发动进攻。英国外交部对这些消息来源很有信心。152哈利法克斯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贯穿所有报告的总趋势，因此“不能忽视它们”，尤其是“许多信息呈现出了可信度”。153德国的行动证实了这些情报报告中的证据。例如，德国与波兰外交大臣约瑟夫·贝克（Józef Beck）上校重新建立了关系，给人的印象是后者不再害怕希特勒，这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即德国现在的目标是在西部而不是在东部发动进攻；德国支持意大利对法国的索赔，也显示出这一趋势。154德国国内的活动为英国外交部官员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表明希特勒正在考虑向西部进攻，而且很快即将付诸行动。英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范西塔特报告说，“德国西部的铁路修理厂已收到紧急指示修复所有的铁路线”，而“老人和女人现在也投身于军备工业”。这些信息促使范西塔特改变了对希特勒野心的看法。他现在认为：“在希特勒的攻击首先向西部展开的问题上，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155其他“表明（希特勒）心态的国内发展”包括“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针对英国的舆论宣传”。156卡多根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在1938年秋天对犹太人实施的公开暴行，无疑给张伯伦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这对哈利法克斯的震惊也不小。”157
亨德森并不认同这种惊慌失措的感觉，他认为这些情报被夸大了或者完全不真实。他的理由是，与奥地利达成的德奥合并协议以及对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收编，是希特勒致力于将所有德国人纳入德意志帝国的有限目标的一部分。亨德森在3月初援引了这一推理：
不应忘记，当前纳粹主义的一个原则是保持种族的纯洁性。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都是纯正的德国人，大多数居民原则上都赞成归入大德意志帝国，这是符合种族纯洁原则的一种情况；但是其他不存在德国人的多数国家，则应该是另一种情况。人们很容易相信，因为发生了前一种情况，因此就必须同样考虑后一种情况。158
直到1939年3月9日，亨德森仍然依赖希特勒的个人保证。他在给哈利法克斯的信中说：“作为个人，他（希特勒）和其他任何外国政治家一样可能会遵守诺言”，希特勒“可能会履行他与英国的协议，只要英国对德国有相对的（好）态度”。159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并不确定希特勒的下一步行动，但当时他们都主张不要过分解读希特勒的公开讲话和私人保证，并认为这都证明“我们的预防措施没有放松”160。然而，如前所述，张伯伦在1939年2月和3月初的行动表明，他仍然非常依赖亨德森的令人放心的报告，而且对英德关系的未来比哈利法克斯更乐观。
3月15日，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驳斥了亨德森的纳粹种族统一理论。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认为入侵行动是证明希特勒的保证不可信的确凿证据。正如张伯伦在3月18日所说：“不能信赖纳粹领导人的任何保证。”161甚至亨德森，直到3月9日还认为纳粹领导人的话值得信赖，最后也承认这已发生变化。1939年3月29日的一份外交部备忘录明确指出：“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清楚地揭示了德国的意图，标志着首次偏离了纳粹的种族统一理论。”162
在入侵布拉格之前的辩论中，那些认为德国怀有敌对意图的英国决策者认为，要重视反映出德国野心范围有所改变的情报报告；而那些在1939年3月之前没有更新其信念的决策者，则继续相信希特勒的个人保证，认为德国意图是有限的。德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与以往任何德国行动都不同，即使对那些重视私人印象的决策者而言，入侵行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可信信号。这次德国入侵之所以包含着意图信息，不仅是因为它的昂贵成本，也因为它让英国决策者可能清楚地分辨德国的意图类型。也许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对张伯伦和他的支持者来说既生动又有情感意义。希特勒明确违背了他对张伯伦的个人保证，这一做法羞辱了英国首相，并使其他人有理由怀疑张伯伦的判断力。张伯伦在写给他妹妹的信中说：“我一有时间思考就发现，当希特勒把所有的保证都抛到九霄云外之后，我是不可能应付得了他的。”163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张伯伦真正担心的是对英国“进行突然空袭的可能性”。“对于这个狂热分子，你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虽然“这一切听起来很奇特、具有戏剧性……。而我对希特勒没有安全感”。164
英国对纳粹德国的政策
这一时期英国政策的来源和影响受到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广泛关注。165如果本章的前两节准确地描述了英国决策者对纳粹德国意图的信念，那么这些决策者所倡导的政策就应该与这些信念相一致。如果意图声明和政策主张之间存在不一致，那么就应该推断出这些意图声明要么不真诚，要么不重要。
本章还试图回顾英国政策在集体层面的演变。在这一节中，我们的目的是探究意图评估和政策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这种相关性不能得出结论说意图感知是最重要的因素，也不认为它是影响英国政策的唯一因素。而是这种相关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我们更有信心否定一个无效假设：对敌人意图的认知不影响对它的政策。166
证据显示，尽管英国的主要决策者对德国意图有不同的看法，但在1934—1939年期间多数人主张采取混合政策，即实现对德国军事和外交威胁制衡的同时，尝试与德国达成和解协议。制衡最初表现为一种有限的裁军政策，反映出英国对希特勒修正主义目标的限制，以及对两国五到七年内发生战争的预期。这种通常被称为“绥靖主义的政策”反映了英国的主要目标在于避免另一场大战，因为英国缺乏足够把握可以赢得胜利。167绥靖政策与当时英国对希特勒意图的主流看法是一致的：希特勒征服中欧和东欧某些地区的目标是有限且合理的，即便在道义上是不正确的；希特勒推进其侵略计划的决心是不确定的；德国扩张动因主要出于经济需要。绥靖措施包括归还德国以前拥有的一些殖民地，以试图说服希特勒放弃他在中欧和东欧的领土野心。
然而，内阁成员和外交部存在诸多分歧，特别是在德国对莱茵兰地区进行再军事化之后，他们对德国双重政策的理由、对军事和外交的重视程度，以及这种政策的实际效果都存在分歧。那些对德国持相对鹰派观点的决策者，包括范西塔特和外交部部分官员，认为绥靖政策意在为英国重新军备争取必要时间。他们认为一旦英国强大到足以有效挑战德国的时候，就可以立即改变绥靖政策。他们怀疑向德国作出让步能否真正改变其修正主义目标，由此力主加快重新武装的步伐。不同的是，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亨德森则认为德国意图相对更为良善，他们承认德国对现状不满意，但主张有可能通过让步与德国达成真正的和平方案。在他们看来，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虽然鹰派决策者强调重整军备的重要性，但他们希望避免与德国对立，并寻求争取时间加强军备以使英国的未来威慑更加可信。
在1938年11月和12月的报告警告说德国即将在西部发动进攻后，英国诸多官员越来越怀疑张伯伦首相的乐观情绪，并严重质疑他的绥靖政策。1939年3月，希特勒对布拉格的军事占领加强了英国转向威慑和遏制的决定，同时也认识到希特勒的政治意图是无限的。他们现在认为，德国对英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此外，在希特勒明确违背其保证后，通过外交手段实现和平的希望开始被视为无可能的。最后，英国公众和参谋部都对英国反击和抵制德国的前景变得更加乐观。随着英国武器产量提升和德国军机的潜在弱点暴露出来，军事当局对英国抵御德国进攻以及在长期战争中获胜更有信心。168
在一定程度上，本书论点与外交史学家关于绥靖政策的修正性解释相一致。169在这种解释中，英国决策者意识到了希特勒的扩张意图，但外部条件加上国内、政治和经济上的限制大大制约了英国的政策选择。修正性解释的立场是，只要英国领导人认为德国仅在对大英帝国安全无关重要的地区有限改变现状，只要军事力量对比限制着英国的军事选择，那么绥靖政策就会持续推行下去。但是修正性的历史学观点认为张伯伦对希特勒意图是确定与自信的，这并不完全正确。有证据表明，张伯伦在各种解释之间摇摆不定。显而易见的是，张伯伦受到了生动信息的高度影响，并有选择地更多关注那些不会动摇其政策效用的信息。自我中心偏见、显眼-生动性信息偏见以及张伯伦的防御性回避，都促使他坚持自己对希特勒意图的评估，即使在1938年底也是如此。后面随着重大而生动的外部冲击以及哈利法克斯提供了希特勒意图的另一种解释，张伯伦的信念才发生了变化。170随着信念改变，他调整了对德政策；他认识到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展示出希特勒无限的扩张意图，希特勒对英国使用武力的威胁是真实的。尽管张伯伦采取了新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相信自己可以劝阻希特勒。
有限军备和绥靖政策的起源（1934—1935年）
英国在1934年开始实行制衡和外交的混合政策。这一政策符合人们普遍持有的信念，即德国将很快采取武力行动来改变现状。然而，对于德国威胁是否比日本对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构成的威胁更大，发生了激烈的辩论。1934年2月的第一份国防需求委员会报告和裁军部长委员会一致认为需要对德国的威胁进行制衡。首选的制衡方式是通过军事集结实现内部制衡，而不是通过结盟实现外部制衡。内阁在战略和预算上优先支持皇家空军，以便在轰炸机方面与德国保持对等，提高威慑力，或在威慑失败时保护英国免受空袭。171同时，在1939年3月之前内阁一直在推行不鼓励英国在欧洲大陆使用武力的“有限责任”政策。这一政策减少了英国将资源用于建设军队的需要。这一选择也反映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德国并不打算向欧洲西部发动进攻，英国不会被要求重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护欧洲大陆的承诺。
除了强化国防政策外，政府官员认为英国应该积极推行与德国保持外交接触的政策。内阁成员认为与德国进行和解谈判是合理的，因为德国的修正主义意图是有限的。和谈的目的是说服德国回到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中来，并劝说它不要以武力追求欧洲目标。绥靖政策被认为是唯一可行的政策，它既可以为英国重新武装争取时间，同时寻求安抚德国的不满情绪。
尽管大多数英国决策者赞成军事制衡与外交谈判相结合的政策，但政府内阁内部与外交部内部都还存在各种分歧。1935年3月，艾登对希特勒的行动、语气和行为感到震惊，他相信德国的意图是不合理的，只有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组成共同阵线才能遏制德国。艾登关于建立安全协议的建议得到了范西塔特和外交部中央部门负责人拉尔夫·威格拉姆（Ralph Wigram）的支持。相反，包括西蒙、张伯伦和麦克唐纳首相在内的大多数内阁成员认为，希特勒的目标是既定而有限的。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他们认为试图通过军事联盟来阻止或遏制德国没有意义。172在这一时期，当时的枢密院院长艾登和国务卿西蒙之间也出现了分歧。尽管有分歧，但双方都认为英国应加快重整军备计划，以阻止未来的德国侵略。
在193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内阁委员会成员都认为对德国作出一些让步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对让步的形式、范围和性质有不同看法。173主要的分歧在于如何判断德国的扩张动机。外交部提出了两种观点。首先，德国的扩张主义真正反映了“一个本质上专横贪婪的民族对权力的渴望”。这种看法认为，德国其实可以不通过扩张来克服其经济危机。因此，英国不仅应该避免以任何方式援助德国，而且应该“使它越来越难以‘扩张’，而且相信有一天我们都必须与之作战，任何让步在致命的时刻到来时只会削弱我们自己的地位”。第二种解释声称，纳粹主义只是德国野心的“病态化”，原因是它面临巨大的国内经济困境。174艾登对希特勒的主张比较悲观，他断言德国的经济状况可能会鼓励希特勒“把德国人民引向外交冒险，以转移他们对国内政策失败的注意力”。英国应该“帮助德国复苏经济，从而减轻德国统治者的压力，抑制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然而艾登也承认，没有人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确实努力改善了德国的经济状况，希特勒将不会利用可能获得的优势在未来重新武装并为战争作准备”。因此，他告诫说不应仅仅为了让德国保持沉默而向其作出任何让步。只有作为最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才能对德作出重大而代价昂贵的让步，包括进一步限制军备以及允许德国重返国际联盟。175
莱茵兰危机和外交部日益增长的怀疑态度
在1936年3月莱茵兰军事化之后，英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就希特勒的终极目标展开了辩论。萨金特、威格拉姆和范西塔特质疑，如果不承认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就不可能与德国达成任何全面协议。这些评估扩大了外交部与内阁其他成员之间的分歧，相互争论能否与德国达成长期和解方案。事实上，在莱茵兰危机后英国内阁更乐观地致力于寻求与德国达成全面和解方案。与德国建立更好关系的努力在外交部内部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萨金特和威格拉姆认为，英国有三种政策选择。第一种被称为“漂移政策”。英国避免干预大陆事务，并希望能与德国达成妥协，或者希望联盟的制裁威胁能限制德国进一步扩张。第二种选择是通过英国与法国和俄罗斯的联盟来“围堵德国”。外交部将这些选择描述为“否定和绝望”。它更赞成第三种选择，即“英国与德国达成协议的传统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将阻止德国在中欧和东欧的军事扩张，同时允许德国在这些地区进行文化和经济渗透。英国还将归还德国的殖民地。有人认为，这种方法可以通过和平手段消除德国人的不满。
然而，外交部的成员就英国让步的程度方面无法达成一致。外交部的爱德华·哈雷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和欧文·奥马利（Owen O'Malley）主张允许德国在中欧和东欧自由行动，因为该地区对英国没有重大利益。外交部的劳伦斯·科利尔爵士（Sir Laurence Collier）认为，英国不应该被卷入关于殖民要求或德国在中欧和东欧的野心的任何讨论；相反他认为，提议与德国合作的范围应该更窄，只包括关于空军条约和其他具体事项的谈话。范西塔特希望殖民地交换协议能说服德国不要在中欧和东欧进行扩张。他的著述表明，他对殖民地交换协议的长远前景持悲观态度，但认为为了争取英国重新武装的时间，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在一份备忘录的结尾处，他写道：
我们能做的是争取时间，不抱希望地希望德国的心态或计划会有一些改变，或者当有了更好的基础，我们和国际联盟成员可能在若干年内……发展出一种防御能力使德国的进攻变得毫无希望或得不偿失。但是，尚没有国际联盟成员及时走上这条道路，而德国将在此之前作好进攻准备。这就是未来的全部本质。这种时间上的差距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弥合。通过与法国和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协作，促成德国旧殖民地的重新归还与合理全面和解方案的达成，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合理的，如果不能设计出其他解决方案这一选择岂不更加合理？176
艾登赞同他的副手范西塔特的理由，即采取重整军备与外交接触的双重政策。177但是，由于当时对希特勒意图范围的看法不尽相同，外交大臣和他的副手就德国的诚意问题一再发生分歧，希特勒曾保证会将扩张目标仅限制在中欧和东欧。正如艾登所解释的那样，限制德国追求其扩张主义目标的唯一方法是，“国际潜在受害国的集体力量在理论与事实上都应该是德国的两倍，而非仅仅是在纸面上”。艾登指出：“在大多数军备和弹药方面，我们已经比德国弱了。此外，由于我们很晚才开始重振军备……现在不可避免的是，德国将在我们做好防卫之前就准备好侵略了。”艾登建议英国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同时保留与德国达成某种和解的外交选择。178英国同意了艾登的建议。英国的关键战略目标是拖住德国，直到英国能够建立可靠的威慑或有能力赢得一场大规模战争。
在莱茵兰危机之后，艾登越来越担心与德国达成协议或许是不可能的。艾登和范西塔特甚至更加不赞同对德国进行“经济与财政帮助”以换取全面政治和解。正如范西塔特所说：“我担心的是蓄势待发的战争，这是有理由担心的问题，因为在人们的记忆中德国已经实施了4次这样的闪电战。在我们完全确定它已经彻底放弃邪恶计划之前，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避免通过牺牲自己来增强其实力。”179然而，艾登仍然断言，英国大众舆论以及军事实力都难以支持其改变政策，因此英国的政策“应该建立在我们无法帮助东欧的基础上”180。有关德国准备在欧洲进行另一次冒险的报告指出，内阁成员讨论了英国可以采取的政策。一些人认为，必须“明确给希特勒划出一个底线，不能允许他超越这条线”。当时英国“既没有办法也没有心思”去阻止希特勒，这一不幸的事实结束了内阁的辩论。181英国决策者们意识到，德国实力的迅速增强，其冒险行为意味着在中欧和东欧难以达成广泛的欧洲和解方案。1826月，对德移交殖民地的普利茅斯委员会提交了最终报告，反对将任何殖民地交给德国作为政治和解的一部分：
简而言之，尽管德国无疑会从归还其前殖民地中获得某些好处，但我们认为，这些好处会比它所期望的小得多。尽管德国的自尊心，也许不是野心，可能得到满足。……但是它很可能会提出与现在不大相同的理由，以表明作为一个要求在阳光下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国，必须拥有更多、更好和更大的殖民地。183
1936年底，范西塔特和其他外交部官员认为，德国人并不是“一定要征服与留在欧洲东部”，并质疑战争可以避免的说法。范西塔特的结论是，除非英国接受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否则与德国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184艾登更接近范西塔特的立场，但他并没有明确断定协议是“无法实现的”。相反他坚持认为，“必须继续以广泛协议为目标……它可能是无法实现的，但我们必须通过努力来证明它是可行的”185。然而，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仍然相信，与德国达成协议并避免战争是可以实现的。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但在张伯伦于1937年5月出任首相时，所有关键决策者都赞同重整军备和谈判（绥靖）的双重政策。所有人都对德国的意图范围及其对改变现状的承诺程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重要的是，不要夸大张伯伦所主张的政策与其他内阁成员（包括艾登）所主张的政策之间的差异。但差异确实存在，不同的决策者对双重政策的动机和目标的理解是不同的。那些对德国侵略决心更加担忧的人认为，绥靖政策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重新武装。其他对德国意图不那么担忧的人认为，这种双重政策在道义上是合理的，或者认为这些领土对英国的利益并不重要。还有人认为双重政策是一种务实的对冲形式，反映了对希特勒执行中欧和东欧计划的决心评估的不确定性。
张伯伦版本的绥靖政策（1937年5月—1939年3月）
1937年中期，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内阁修改了先前的政策，明确采用了“有限责任”概念，其基础是对英国在欧洲的利益进行狭义定义，并拒绝联盟外交。这意味着英国将主要依靠内部制衡（特别是建立皇家空军），并将继续大力促进英德缓和关系。放弃联盟外交激怒了外交部的部分官员，他们认为英国必须与法国和苏联紧密合作，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纳粹威胁。在这一时期，外交部，特别是外交大臣艾登，对在欧洲实现和平方案的前景越来越感到悲观，他们对张伯伦的倡议感到不安。因此，张伯伦认为艾登是与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议的障碍，因为后者力图加快英国重整军备的步伐，并告诫不要默许任何独裁者的要求。张伯伦认为这些观点过于危言耸听和僵化。7月，张伯伦在记录中表达了对外交部的不满。“我相信只要外交部能够发挥作用，双重政策（重整军备与改善对德关系）将使我们安全度过危险期。”186不久，艾登被解除职务。
随着亨德森被任命为驻柏林大使，哈利法克斯被任命为外交秘书，以及范西塔特被免去外交部副手职务，张伯伦使得外交部的人事安排更加符合他的心意。他希望外交部至少在1939年之前“稳住局势”。这意味着要与德国保持足够的友好关系，以说服希特勒不要在中欧和东欧使用武力，同时让德国猜测英国对德国在东部攻击的反应。187张伯伦的内阁拒绝就英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发表任何明确声明，拒绝说明在德国进攻奥地利或捷克斯洛伐克时，英国会采取什么行动。188正如张伯伦向法国部长们解释的那样，如果德国只使用和平手段来改变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现状，英国公众就不会支持为了这两个国家进行强行干预。189他的结论是，他的政府“当然不能过多地说明英国在受到攻击时将采取什么行动”190。外交部的一些人（包括斯特朗），希望张伯伦向德国发出更明确的威慑警告，威胁对方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来改变现状。其他一些人（例如亨德森）认为，为了改善与德国的关系实现欧洲的安宁，“至少”英国必须“在中欧和东欧方面作出让步”。191
德奥合并事件对张伯伦来说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但德国采取行动的方式使他相信，重新武装和建立防御性联盟是必要的。
现在非常明显的是，武力是德国的唯一手段，“集体安全”不能提供任何防止此类事件的方案，除非它能显示出明显的压倒性力量，并有决心使用它。……上帝知道我们不想回到联盟外交中去，但如果德国继续像最近那样行事的话，它可能会把我们逼到联盟外交中去。192
张伯伦在德奥合并事件后的决策并无新意，因为他认为这些行动对德国意图而言也是毫无新意的。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仍然认为希特勒的意图是机会主义的，野心范围是有限的。1938年3月危机前夕，向内阁分发的参谋部报告充分表明，英国根本没有作好战争准备，这使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得出结论：英国不可能作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承诺。英国目前发出任何威慑性的威胁，都不会被德国决策者视为可信的。由于认识到对抗性政策尚不可行也不必要，张伯伦的内阁将继续依靠个人外交与德国接触。
转折点（1939年）
1939年冬，关于德国计划进攻欧洲西部的情报报道引发了不确定与混乱。张伯伦的内阁成员，包括哈利法克斯，越来越多地开始怀疑德国的意图是无限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英国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张伯伦版本的绥靖政策中的“有限责任”立场。第一，张伯伦内阁立即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展示对欧洲大陆的承诺。1月，张伯伦前往罗马，试图削弱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依附，但这次与意大利的和解尝试失败了。内阁的结论是，英国公众不会支持给予意大利任何重大让步。第二，内阁决定，任何德国对荷兰的入侵都会自动导致英国宣战。第三，英国在2月宣布致力于捍卫法国的主权边界：对法国的任何攻击都将自动意味着对英国宣战。第四，内阁同意建立一支由32个师组成的全方位的欧洲大陆军。紧急订购了四艘新战舰、一艘战列巡洋舰和一艘航空母舰，并增加在建的五艘战舰和五艘航空母舰。所有这些步骤都是在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采取的。
随着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人们意识到各种情报所描绘的最坏情形正在实现。张伯伦内阁采取了更多的措施来遏制德国。在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英国扩展了向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提供军事支持的保证；4月，政府宣布将承诺保卫波兰。英国启动了有限的征兵制度以增加军队规模，这是英国在和平时期采取的前所未有的举措。193 8月25日，英国议会批准了一项英国与波兰互防条约，希望这能阻止希特勒执行其扩张主义目标。
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使英国外交部团结起来。那些以前同情德国、主张将所有德国人纳入德意志帝国的官员，开始认为德国有更宏大的野心。他们也开始敦促英国内阁放弃积极的绥靖政策。卡多根1939年3月20日的日记中的一段话，道出了政策转变的理由：
这些日子太可怕了。这场危机比去年9月更糟糕，但公众并不知道（原文如此）。这场危机比之前历次危机更加关键，更加紧迫，更加尖锐。我担心我们已经到了十字路口。我总是说，只要希特勒能假装他只把德国人纳入帝国，我们就能假装他的行动是合理的。如果他继续吞噬其他民族，就到了必须叫“停”的时候了。这个时候现在到来了。194
张伯伦在3月18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强调，要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修正对德国的意图评估，并要基于此对德采取强硬政策。
首相说，直到一周前我们还在假设尽管有些大国有野心但只要目标是有限的，我们就能够继续执行与之改善关系的政策。我们一直在脑海中保留着这样的想法：事实可能不会如此，但我们认为尝试（绥靖）这种做法的可能性是正确的。
在前一个星期三，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才刚刚发生。他（张伯伦）现在已经明确得出结论，希特勒的态度使得我们不可能继续在旧的基础上与纳粹政权进行谈判。这并不意味着与德国人民的谈判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能依靠与相信纳粹领导人的任何保证。195
对张伯伦来说，将英国政策重点从绥靖政策中转移出来并不容易。1938年末，张伯伦对警告德国可能向西进攻的情报提出了质疑，他显然更喜欢亨德森的令人放心的报告。即使在德国入侵布拉格之后，张伯伦面临大量的说服工作才最终改变了政策。他的密友哈利法克斯在戈德斯贝格会议后对希特勒的意图采取了另一种解释，并帮助张伯伦认识到对布拉格的入侵是德国行为和意图的一个重大变化。196正如传记作者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所指出的：“如果哈利法克斯不是外交大臣，说服张伯伦向波兰提供保证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哈利法克斯的努力劝说，首相“就可以把布拉格仅看作一个挫折，而不是将其看作一个重大逆转”197。最近一本关于张伯伦的历史学著作认为，布拉格入侵对张伯伦来说只是改变了他对付希特勒的方法与途径，而非更广泛的分水岭式的战略改变。他的圈子里的人报告说：“他并不真心想实施保证波兰安全的新政策，这只是由希特勒强加给他的。”有证据表明，张伯伦继续为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和平方案而努力。然而，张伯伦认识到，希特勒的意图可能是无限的，并扩展到对英国的攻击，因此他作出重大转变转向明确的遏制政策，尽管这一转变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放弃外交接触。198这一政策的改变还得益于其他几个因素，包括参谋部的一份报告指出英国军队应对德国挑战的能力很令人乐观，以及英国公众舆论赞成采取大胆、坚决的政策来阻止希特勒进攻。199
结论
本章展示的诸多证据，对能力论、军事学说理论和行为论的支持力度不一。行为论中的当前行动假设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但仅在德国昂贵行动影响英国决策者认知方面有重要意义。这些昂贵成本行动包括德国在1934年退出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以及它在莱茵兰、奥地利、苏台德地区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一系列危机中的行动。德国社会的军事化等国内行为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政治关注。尽管战略军事学说、能力论或行为论的过去行动假设几乎没有得到支持，但这并不是说德国的军事能力、军事学说或一战期间的过去行动在英国决策者眼中不重要，而是说这些并不是英国决策者用来评估希特勒意图的主要指标。英国决策者在讨论德国的政治意图时，很少（如果有的话）讨论德国的军事学说。当然，德国的重整军备计划在提醒英国决策者注意不断上升的威胁和选择政策菜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与冷战时期的案例类似，德国的军事集结趋势并没有被用作推断德国政治意图的主要指标。
历史证据为选择性注意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为反对三个竞争性论点提供了重要证据。英国决策者理解德国意图的方式是由他们的信念、期望和需求决定的。对于什么是德国意图的可靠指标，人们几乎没有达成一致。那些最初对德国意图持有更多鹰派观点的人，认为德国的诸多昂贵行为传递了敌意信号指标。相比之下，那些认为德国意图不那么敌对的人，继续忽视那些可能暴露德国扩张主义意图的昂贵成本行为。
此外，决策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低成本的廉价信息。生动信息被视为特别有参考价值的信号指标。在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慕尼黑协定》的前夕，张伯伦显然忽略了德国过去的行动历史，而是根据他与希特勒的三次个人交往中收集到的证据来推断其意图。这些信息的成本并不昂贵，但由于很生动所以很显眼。张伯伦将其作为衡量希特勒政治意图的可靠指标。支持这一论断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张伯伦在危机期间，特别是在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间的公开和私下推理。艾登、哈利法克斯和亨德森也从他们与德国官员的互动中得出了重要推论。简言之，私人保证和个人印象对几乎所有英国决策者的意图推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本章有力地支持了选择性注意理论的两个假设：主观可信度假设与信息生动性假设。
下一章将研究同一时期英国情报界对纳粹德国意图的分析评价过程。
注释
1．由于专注于两次世界大战战间期的英国决策者，本书没有分析温斯顿·丘吉尔是如何评估纳粹德国的意图的。丘吉尔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不仅是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因为他正确地判断了纳粹的意图是敌对和修正主义的。而将他排除在外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担任内阁的正式职位。其次，丘吉尔在那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被边缘化的政治家，他接触到的信息可能与当时实际决策者所观察到的信息不同，因而若将丘吉尔纳入分析范围意味着难以控制不同决策者的信息集。关于丘吉尔对德国意图的看法请参见Martin Gilbert，Winston Churchill：The Wilderness Years，Speaking Out Against Hitler in The Prelude to War，London：Macmillan London Limited，1981；William Manchester，The Last Lion：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Alone，1932—1940，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8；Lynne Olson，Troublesome Young Men：The Rebels Who Brought Churchill to Power and Helped Save England，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7。
2．“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resent German Government,”May 16，1933，CAB 24/241.新任命的英国驻柏林大使菲普斯分享了这些观点，参见Memo By Eric Phipps，October 25，1933，CAB 24/259。
3．Memo by John Simon，“Austria,”January 22，1934，CAB 24/247.(https://www.daowen.com)
4．引自Anthony R．Peters，Anthony Eden At the Foreign Office，1931—1938，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pp.47—48。
5．引自Peters，Anthony Eden At the Foreign Office，pp.48—49；David Dutton，Anthony Eden：A Life And Reputation，New York：St．Gilbert's Press，1997，p.35；David Carlton，Anthony Eden：A Biography，New York：Viking，1981，pp.45—47；艾登后来写道：“也许我太看重希特勒对我的提议了……因为……我时常担心希特勒和穆索是否会坚守我们与他们达成的任何协议。”引自Dutton，Anthony Eden，p.36。
6．由于本章只涉及文职决策者的评估，所以分析的重点是范西塔特、沃伦·菲舍尔与莫里斯·汉基这三位公务员对国防需求委员会的看法。
7．1月25日，范西塔特认为，德国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对英国和法国发动战争是“相当可能的意外情况”。Minutes of The Seventh DRC Meeting，January 25，1934，3—4，CAB 16/109.
8．Minutes of The Ninth DRC Meeting，January 30，1934，11—12，CAB 16/109.
9．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Defence Requirements Subcommittee Report，February 28，1934，CAB 16/109.
10．Memo by John Simon，“Germany's Illegal Rearmament and its Effect on British Policy,”March 21，1934，CAB 24/247.
11．霍尔认为，德国“不可能冒险发动攻击”。他认为英国“最终可能会被逼到这个地步”，但在他看来英国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Cabinet Meeting，March 19，1934，CAB 23/78.
12．Ibid.
13．西蒙断言，希特勒的意图不是要解除邻国的武装，而是要获得对德国非法军备的正式承认，因为这样做会加强希特勒在国内和国外的地位。然而，西蒙估计希特勒不会立即寻求这种承认，因为德国的后备力量“仍然不足以消除对法国有效军事干预的恐惧，特别是不足以确保防御”。Memo by John Simon，“Germany's Illegal Rearmament and Its Effect on British Policy,”March 21，1934，CAB 24/247.
14．Memo by Robert Vansittart，“The Future of Germany,”April 7，1934，CAB 24/247.
15．部长委员会在1934年5月初至7月底的13次会议上讨论了国防需求委员会的报告。该委员会由西蒙（外交大臣）、张伯伦（财政大臣）、詹姆斯·亨利·托马斯（James Henry Thomas，领土事务大臣）、博尔顿·埃雷斯-蒙塞尔（Bolton Eyres-Monsell，海军部长）、道格拉斯·霍格（Douglass Hogg，陆军部长）、查尔斯·韦恩-坦佩斯-斯图尔特（Charles Vane-Tempest-Stewart，空军部长）和艾登（枢密院院长）组成。张伯伦和西蒙认为，德国“空军重新武装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德国构成了“最大和最糟糕的陆军威胁”，但德国海军的威胁似乎更遥远。Ministerial Committee Meeting，May 3，1934，CAB 16/110；汉基（Hankey）和厄尼·查特菲尔德（Ernie Chatfield）不同意这一评估，认为日本才是对英国利益的主要威胁。Minute by Maurice Hankey，June 22，1934，CAB 63/49，引自Peter Bell，Chamberlain，Germany，And Japan，1933—4，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6，pp.125—127。
16．由于不愿意为远征军投入足够资源，张伯伦被批评屈服于公众压力。总参谋部（领土事务办公室）批评了张伯伦的计划，声称为了威慑德国和保卫自己，英国还必须能够保护比利时和荷兰的主权。为此，军队需要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作好准备。当时唯一的共识是，预计德国将首先进攻东部国家，并可能随后进攻西部。Ministerial Committee Meeting，May 15，1934，CAB 16/110．部长级委员会的最后报告批准了国防需求委员会的诉求，但财政考虑和国际形势促使委员会提出了新的国防计划。军队需求以及确保低地国家安全的必要性得以强调，但对公众舆论可能不支持欧陆承诺提出了保留意见。强调德国空军对英国安全构成最大威胁，以及加强对德空中防御。7月31日，内阁批准了经裁军问题部长委员会修正的国防需求委员会报告。Report by Ministerial Committee on Defence Requirements，July 31，1934，CAB 25/250.
17．艾登认为，英国不能再在德国和法国之间扮演诚实的中间人角色，并主张建立一个反对德国的协调阵线。Peters，Anthony Eden at The Foreign Office，pp.88—91.艾登在日记中写道：“西蒙探讨了让德国向东扩展的想法，我极力反对。这样做不仅不诚实，而且接下来就会轮到我们自己。”引自Dutton，Anthony Eden，p.50。
18．Cabinet Meeting，March 20，1935，CAB 23/81。
19．引自Peters，Anthony Eden at The Foreign Office，p.98。
20．3月，希特勒还向英国官员宣称，德国空军实力已经达到了与英国平起平坐的程度，并打算与法国平起平坐。
21．关于海军协定，参见Norman Henry Gibbs，Grand Strategy，Vol.1，Rearmament Policy，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76，pp.155—170；Hines H．Hall III，“The Foreign Policy-Making Process in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Historical Journal，Vol.19，No.2，1976，pp.477—499。
22．Programs of The Defense Services，Third Report，November 21，1935，CAB 24/259.
23．艾登建议英国在保持与德国达成某种和解可能的同时，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Memo by Anthony Eden，“The German Danger,”January 17，1936，CAB 27/599.
24．“German Ministers' Speeches；Memorandum b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February 10，1936，CAB 24/260.
25．“Letter from Sir E．Phipps（Berlin）to Sir R．Vansittart,”January 22，1936，C 585/4/18，BDFP，Part II，Vol.XV，pp.582—583.
26．Memo by Robert Vansittart，“Britain，France，and Germany,”February 3，1936，CAB 24/260.
27．“Memorandum by Mr．Wigram on the Rhineland Demilitarised Zone,”C 291/4/18，BDFP，Part II，Vol.XV，pp.564—565．英国军队内部对该区的有效性存在严重分歧。参见“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f Air on The Rhineland Demilitarised Zone,”January 27，1936，BDFP，Part II，Vol.XV，pp.606—607；“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 on The Rhineland Demilitarised Zone,”January 27，1936，BDFP，Part II，Vol.XV，609—610；同时参见Gibbs，Grand Strategy，pp.230—232。在外交上，由于这个问题具有“高度微妙和复杂性”，英国官员希望避免与法国讨论德国重新占领该区时英国的政策。Memo by Anthony Eden，“Rhineland Demilitarised Zone,”February 14，1936，CAB 27/599.
28．Memo by Anthony Eden，“Germany and the Locarno Treaty,”March 8，1936，CAB 24/261.
29．Memo by Eric Phipps to Anthony Eden，March 11，1936，BDFP，Part II，Vol.XVI，No.65.
30．Minutes by Robert Vansittart，March 17，1936，DBFP，Part II，Vol.XVI，No.121.
31．DBFP，Part II，Vol.XVI，No.340；同时参见Foreign Office Memos，DBFP，Part II，Vol.XVI，No.139，306，324，328。
32．Note by Robert Vansittart，April 1936，DBFP，Part II，Vol.XVI，No.204.
33．Memo by Anthony Eden，“Germany,”April 25，1936，CAB 24/262.
34．Ibid.，July 20，1936，CAB 24/263.
35．他继续指出，这并不是因为“任何人，甚至希特勒先生，正在策划战争行动，而是因为各国都在进行这样的发酵，一些事件可能会引发危险”。Memo Prepared by The Foreign Office for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Policy，July 13，1936，CAB 27/626.
36．德国的行动路线被认为取决于德国的温和派（包括军队、外交部和一些官员）是否能够战胜纳粹党的鹰派成员。Cabinet Meeting，January 8，1937，CAB 23/87.
37．Memo by Eric Phipps，January 4，1937，DBFP，Part II，Vol.XVIII，No.8.
38．Minutes by Orme Sargent on Remarks by Herr Ernst Woermann（German Diplomat），January 12，1937，DBFP，Part II，Vol.XVIII，No.59，N3.
39．艾登要求的变化包括德国加入新版《洛迦诺公约》，以纠正1925年《洛迦诺公约》在解决德国东部边界的领土方面的不足之处。这包括鼓励德国放弃经济自给自足的政策和领土扩张，与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睦邻友好关系，考虑停止目前的军备竞赛，以及让德国重返国际联盟。Memo by Anthony Eden To Sir Frederick Leith-Ross，January 19，1937，DBFP，II，Vol.XVIII.
40．Memo by Anthony Eden，Anglo-German Relation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Colonial Question，March 15，1937，CAB 27/626.
41．Letter by Robert Vansittart To Anthony Eden，January 25，1937，DBFP，Part II，Vol.XVIII，No.116.
42．Memo by Anthony Eden on the Colonial Question，March 22，1937，DBFP，Part II，Vol.XVIII，No.326，N7.
43．Committee on Foreign Policy Meeting，May 10，1937，CAB 27/622.
44．Memo by Neville Chamberlain，Anglo-German Relations，April 2，1937，CAB 27/626.
45．Memo by Lord Halifax to Eric Phipps，February 11，1937，DBFP，Part II，Vol.XVIII，No.167；Memo by Eric Phipps to Foreign Office，February 13，1937，DBFP，Part II，Vol.XVIII，No.175；Memo by Anthony Eden to Eric Phipps，March 23，1937，DBFP，Part II，Vol.XVIII，No.336.
46．Memo Prepared by The Foreign Office for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Policy，July 13，1936，CAB 27/626.
47．Memo by Eric Phipps to Anthony Eden，April 15，1937，DBFP，Part II，Vol.XVIII，No.404，N2.菲普斯告诫说，由于德国的军备计划即将完成，而且与意大利的协约加强了其地位，所以没有理由“为德国的野心设定一个限度”。事实上，根据菲普斯的说法，德国年轻一代现在相信，远大的目标似乎“能够实现”。Memo by Eric Phipps to Anthony Eden，April 13，1937，DBFP，Part II，Vol.XVIII，No.399.
48．Letter from Orme Sargent to Eric Drummond，May 13，1937，DBFP，Part II，Vol.XVIII，No.493.据报道，德国空军开始“沉浸在以英国为（不可避免的）敌人的战争游戏中”。来自不同来源的报告增加了人们的担忧，温和派的声音对希特勒的影响正减少，德国的整体焦虑程度正在提高。Memo by Nevile Henderson to Foreign Office，May 25，1937，DBFP，Part II，Vol.XVIII，No.538.
49．Letter from Nevile Henderson to Anthony Eden，July 1，1937，DBFP，Part II，Vol.XIX，No.10.
50．Memo by Nevile Henderson to Anthony Eden，July 5，1937，DBFP，Part II，Vol.XIX，No.16.
51．Nevile Henderson to Anthony Eden，July 8，1937，DBFP，Part II，Vol.XIX，No.27；Nevile Henderson to Alexander Cadogan，July 12，1937，DBFP，Part II，Vol.XIX，No.33.
52．Enclosed Memo by Nevile Henderson on British Policy Toward Germany，May 10，1937，DBFP，Part II，Vol.XIX，No.53.
53．Memo of A Conversation with Hermann Göring，September 17，1937，DBFP，Part II，Vol.XIX，Annex IV to No.160.
54．Letter from Neville Chamberlain to his sister Ida Chamberlain，November 26，1937，DBFP，Part II，Vol.XIX，No.349.
55．Minutes of The Cabinet Meeting（以下简称MCM），November 24，1937，CAB 23/90.
56．MCM，March 9，1938，CAB 23/92.
57．MCM，February 16，1938，CAB 23/92.
58．MCM，March 12，1938，CAB 23/92.
59．Ibid.
60．Memo by Nevile Henderson to Lord Halifax，March 24，1939，DBFP，Part III，Vol.I，No.115.
61．Minute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Policy，March 21，1938，Appendix I，CAB 27/623.
62．Ibid.
63．Report by the Cos Committee，“Military Implications of German Aggression Against Czechoslovakia,”March 21，1938，CAB 27/627.
64．Minute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Policy，March 18，1938，Appendix I，CAB 27/623.
65．Ibid.
66．Ibid.在谈到英国有责任帮助法国拯救捷克斯洛伐克的说法时，哈利法克斯引用了参谋部关于军队缺乏准备的报告，该报告证实了他的观点，即除外交手段外英国没有任何其他真正可用的选择。Ibid.，March 21，1938，Appendix I，CAB 27/623.
67．Ibid.，March 18，1938，CAB 27/623.
68．Memo by Lord Halifax，“Possibility of Modifying Czechoslovakia's Treaties of Mutual Assistance with France And Russia,”June 14，1938，CAB 27/627.
69．MCM，July 13，1938，CAB 23/94.
70．从实际情况看，英国能采取的唯一政策是让希特勒对英国的意图保持猜疑，同时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使其与德国达成协议。张伯伦和其他内阁成员都同意哈利法克斯的评估。MCM，August 30，1938，CAB 23/94.
71．MCM，September 17，1938，CAB 23/95.
72．Ibid.
73．“Meeting of Ministers on ‘The Situation in Czechoslovakia,’”September 16，1938，CAB 27/646.
74．引自Adam Roberts，The Holy Fox：A Biography of Lord Halifax，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91，p.115；同时参见David Dilks ed.，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O.M.，1938—1945，London：Cassell，1971，p.105。
75．MCM，September 25，1938，CAB 23/95.
76．引自Roberts，The Holy Fox，pp.117—118。
77．MCM，September 17，1938，CAB 23/95.
78．MCM，September 25，1938，CAB 23/95.相比之下，尽管包括教育委员会主席在内的一些内阁成员承认希特勒过去的声明和行动与他亲自向总理所作的声明之间存在差异，但他们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仍然认为希特勒的保证值得信任。
79．Memo by Gladwyn Jebb，“Summary of Information from Secret Sources,”January 19，1939，Circulated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Policy by Lord Halifax，CAB 27/627.
80．Ibid.
81．Wesley K．Wark，“Something Very Stern：British Political Intelligence，Moralism，and Grand Strategy in 1939,”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Vol.5，No.1，1990，p.157．事实上，纳粹党在11月10日对德国犹太人的公开暴力攻击——“水晶之夜”——可能是德国敌视态度的一种表现，令张伯伦感到厌恶。
82．“Germany：Factors，Aims，Methods，etc.,”December 20，1938，FO 1093/86.
83．Ibid.
84．Ibid.
85．Ibid（字体强调为原文所加）。
86．Ibid.
87．Memo by Olivie-Forbes to Lord Halifax，December 6，1938，DBFP，Part III，Vol.III，No.403.
88．Memo by Gladwyn Jebb，“Summary of Information from Secret Sources,”January 19，1939，Part II，CAB 27/627.
89．MCM，January 18，1939，CAB 23/97.
90．Memo by Lord Halifax，“Possible German Intentions,”January 19，1938，CAB 27/627.
91．Minutes by Alexander Cadogan，January 6，1939，FO 371/22690.
92．另一份外交部备忘录同样预测，希特勒将利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如宣传来实现其统治世界的目标。“Two Memoranda Communicated to The Foreign Office by Prominent Germanophils,”Circulated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Policy by Lord Halifax，CAB 27/627．哈利法克斯认为，希特勒改变计划的根源在于德国日益绝望的财政和经济状况，这迫使希特勒去征服更多的领土。正如哈利法克斯所说，这种“爆炸”的目标是：“转移人们对其制度在和平时期未能发挥作用的注意力，为镇压德国‘温和派’提供借口，且毫无疑问——也许主要是——为通过武力确保纳粹德国以合法贸易之外的方式获得大量原材料供应。”参见Statement by Lord Halifax，“Germany,”Circulated to the Cabinet on January 25，1939，CAB 23/97。
93．Minutes by Alexander Cadogan，January 6，1939，FO 371/22690.
94．MCM，February 8，1939，CAB 23/97.
95．从11月到2月初，亨德森因医疗原因离开了德国，但他一回来就报告说，德国人没有考虑立即进行攻击。
96．Memo by Nevile Henderson to Lord Halifax，February 18，1939，DBFP，Part II，Vol.XV，No.118.
97．亨德森确信他的信息是正确的。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同意亨德森的评估得到了其他独立来源的支持。DBFP，Part III，Vol.IV，pp.160—161.
98．亨德森在最后补充说，这份备忘录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变得尖锐之前写的，因此此时应该被视为“学术性的”。Memo by Nevile Henderson to Lord Halifax，March 9，1939，DBFP，Part III，Vol.IV，No.195.
99．Robert C．Self，Neville Chamberlain：A Biography，Aldershot，UK：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6，p.347.
100．Letter from Neville Chamberlain to His Sister Hilda Chamberlain，February 19，1939，引自Neville Chamberlain，p.348；Kennedy Dispatch 246，February 17，1939，引自Self，Neville Chamberlain，348。也可参见Letter from Nevile Henderson to Alexander Cadogan，FO 800/294；Minutes by Orme Sargent，FO 800/294。
101．Roberts，The Holy Fox，p.141.
102．Wark，“Something Very Stern,”p.161.
103．“Foreign Office Memo on The Situation After the Absorption of Czecho-Slovakia，and on the Policy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March 29，1939，DBFP，Part III，Vol.IV，Appendix IV.
104．MCM，March 15，1939，CAB 23/98.
105．DBFP，Part III，Vol.VII，pp.270—272.
106．Dilks，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163，p.151.
107．MCM，March 18，1939，CAB 23/98.根据有关说法，此时张伯伦仍然相信希特勒可能会被说服，放弃他的野心。语气和政策的变化反映了张伯伦希望“让希特勒清醒过来”的愿望。换句话说，张伯伦仍然认为德国是一个无限的机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一个无限的扩张主义国家。有一些证据可以支持这一结论。1939年春夏之交，张伯伦与纳粹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和非官方接触，试图与希特勒达成谈判解决。Robert C．Self，Neville Chamberlain Diary Letters：The Downing Street Years，1934—1940，Aldershot，UK：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5，pp.357—382.
108．张伯伦在给他妹妹伊达的信中解释说，他后来对这些话感到后悔，并说他没有时间消化所发生的事情，“没有时间考虑我们的态度”。Letter to Hilda Chamberlain，March 19，1939，引自Robert C．Self，Neville Chamberlain Diary Letters：The Downing Street Years，1934—1940，Aldershot，UK：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5，p.393。
109．1939年3月17日晚，张伯伦在伯明翰联盟主义者协会的年会上发表讲话，用强烈的措辞提到了希特勒违反《慕尼黑协定》的行为。
110．MCM，March 18，1939，CAB 23/98.
111．MCM，March 20，1939，CAB 23/98.
112．这里的分析重点是某些关键决策者，他们在表达对德国意图评估时声音洪亮，推理明确，是这一时期英国对德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核心人物。具体包括：两位外交大臣（艾登和哈利法克斯）、张伯伦首相，以及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包括两位常任副大臣卡多根和范西塔特，以及英国驻柏林大使亨德森和菲普斯。
113．令人惊讶的是，本研究几乎没有找到支持行为论中的过去行动假设的证据。科斯似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来估计德国的战略和战术，但不是它的意图。
114．在希特勒与波兰签订条约之前，范西塔特认为：“德国人的野心是按以下顺序排列的：（1）奥地利，（2）波兰，（3）建立殖民帝国。”如果希特勒真的有诚意，那么这个条约将意味着英国的“困难可能会更快发生”，而希特勒也会更快地把注意力转向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Minutes of The Ninth DRC Meeting，January 30，1934，CAB 16/109.
115．Defence Requirements Subcommittee Report，February 28，1934，CAB 24/247.
116．Memo by Robert Vansittart，“The Future of Germany,”April 7，1934，DBFP，Part II，Vol.VI，Appendix II.
117．Ibid.
118．Dutton，Anthony Eden，p.35.
119．Peters，Anthony Eden at the Foreign Office，pp.89—90.
120．Minutes by William Strang，January 31，1936，DBFP，Part II，Vol.XV，No.490.
121．“Report by the Committee on German Rearmament,”December 20，1934，CAB 27/572.
122．Minutes of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Foreign Policy Committee，November 22，1934，CAB 27/572.
123．MCM，March 19，1934，CAB 23/78.
124．MCM，July 4，1934，CAB 23/79.
125．Memo by Eric Phipps To Samuel Hoare，November 13，1935，DBFP，Part II，Vol.XV，No.213.例如，越来越多的国防学校和教员向外交部表明，德国不只是对权利平等感兴趣。相反，这种发展被视为德国具有“显著傲然自大”目标的证据。Ibid.，November 18，1935，DBFP，Part II，Vol.XV，No.228，N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正生活在一种战争状态中。”Ibid.，November 13，1935，DBFP，Part II，Vol.XV，No.213．当然，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德国的军事能力与对德国军事意图的评估密切相关，这与能力论是一致的。此外，这一时期的决策者们对德国军备本质上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展开了辩论。参见Meeting of Committee on German Rearmament，November 22，1934，CAB 27/572。
126．Memo by Anthony Eden，“Germany and the Locarno Treaty,”March 8，1936，CAB 24/261.
127．MCM，March 11，1936，CAB 23/83.范西塔特提议用不同种类的可观察指标进行测试。在莱茵兰危机发生后不久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告诫说：“对德国意图的真正考验将是……德国是否打算在为时已晚之前纠正其偏离正轨的意图。”但他也赞同艾登的调查问卷。关于范西塔特的理由与“试金石”测试，参见Michael Lawrence Roi，Alternative to Appeasement：Sir Robert Vansittart and Alliance Diplomacy，1934—1937，Westport，CT：Praeger，1997，p.129。
128．Memo by Anthony Eden，“Germany,”July 20，1936，CAB 24/263.
129．Ibid.，April 25，1936，CAB 24/262.
130．范西塔特还提到他自己对希特勒国内政策的观察，特别是“整个国家各方面的军事化”，以此来证明他对德国意图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希特勒试图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手段，包括“破坏和平协议以及建立德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Memo by Robert Vansittart，“The German Danger,”January 17，1936，CAB 24/259.
131．Memo by Orme Sargent and Ralph Wigram on“Britain，France，and Germany,”November 21，1935，BDFP，Part II，Vol.XV，Appendix I.
132．Memo by Anthony Eden，“German Ministers' Speeches,”February 10，1936，CAB 24/260.
133．Memo by Eric Phipps to Anthony Eden，October 22，1936，DBFP，Part II，Vol.XVII，No.318.
134．Memo by Nevile Henderson to Anthony Eden，July 5，1937，DBFP，Part II，Vol.XIX，No.16，N4.
135．Memo by Nevile Henderson to Lord Halifax，May 14，1938，DBFP，Part III，Vol.I，No.218.
136．Ibid.，No.121.
137．Ibid.，No.218.
138．例如，在戈培尔于1936年11月发表了“希特勒心中没有什么比战争更重要”的声明后，威格拉姆、萨金特和范西塔特在一篇评论中写道：“我们不应忘记，德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德国和希特勒本人的和平意图……。因此，戈培尔博士的这一行动不必让我们吃惊。正如我们所知，它伴随着大规模的备战，尤其是非同寻常的‘战争防御’运动。”Memo by Eric Phipps to Anthony Eden，November 27，1936，DBFP，Part II，Vol.XVII，No.416，N2.
139．Memo by Eric Phipps to Anthony Eden，April 13，1937，DBFP，Part II，Vol.XIX，No.399.
140．“长刀之夜”指的是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期间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一次大清洗，当时纳粹政权对反对希特勒及其政策的官员进行了一系列政治谋杀。
141．MCM，November 24，1937，CAB 23/90；Roberts，The Holy Fox，pp.72—75.
142．Letter from Neville Chamberlain to His Sister Ida Chamberlain，November 26，1937，DBFP，Part II，Vol.XIX，No.349.
143．Minutes of The Visit of French Ministers to London，December 6，1937，CAB 27/626.
144．Memo by Nevile Henderson to Anthony Eden，November 7，1937，DBFP，Part II，Vol.XIX，No.298.
145．Draft Memo for The French Government，“Situation in Central Europe：Czechoslovakia,”March 21，1938，CAB 27/627.
146．Letter from Nevile Henderson to Anthony Eden，July 1，1937，DBFP，Part II，Vol.XIX，No.10.
147．引自Self，Neville Chamberlain，p.348。
148．“Meeting of Ministers on ‘The Situation in Czechoslovakia,’”September 16，1938，CAB 27/646.
149．引自Self，Neville Chamberlain，p.350。
150．Ibid.，pp.347—348.
151．Letter from Secretary of The Board of Trade to Neville Chamberlain，October 3，1938，private papers，PREM，1/266A.
152．主要来自“可靠来源”的情报报告，其中一些在文件中被确认，例如“德国外交部的知名人士”“柏林纳粹党的重要成员”“知名的年轻纳粹新闻领导人”或“高级且值得信赖的德国人”。这些消息来源传递了从希特勒的私人声明和宣言、德国高级官员之间的谈话，以及来自德国外交部、情报部门和纳粹主要官员的书面文件中获得的，关于德国对与英国关系的态度以及其在转向东方之前攻击西部的更具体计划的信息。
153．Memo by Lord Halifax to Mr．Mallet，DBFP，Part III，Vol.IV，No.5．然而，亨德森质疑这些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声称这些报告缺乏可信度，因为它们来自反对纳粹政权的人员。参见Memo by Nevile Henderson to Lord Halifax，February 28，1939，DBFP，Part II，Vol.XV，No.162。
154．Memo by Lord Halifax to Mr．Mallet，DBFP，Part III，Vol.IV，No.5.哈利法克斯说：“纳粹分子似乎在为乌克兰的独立事业鼓舞与欢呼；波兰人明显感到紧张，他们甚至向苏联进行了接触；而且纳粹德国将首先向东部进攻，然后转而向西部进攻，这更符合逻辑也更符合《我的奋斗》的原则，这些为（这一）理论增添了色彩。”“Statement by Halifax to The Cabinet,”January 25，1939，CAB 23/97.
155．Memo by Robert Vansittart，January 16，1939，circulated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Policy by Lord Halifax，CAB 27/627.同样，哈利法克斯指出纳粹党内的变化证明，党内更激进的成员现在影响希特勒。哈利法克斯写道:“像沙赫特和维德曼这样的温和派离职是一种病症。”Memo by Lord Halifax to Mr．Mallet，DBFP，Part III，Vol.IV，No.5.
156．Memo by Olivie-Forbes to Lord Halifax，December 6，1938，DBFP，Part III，Vol.III，No.403.
157．引自Dilks，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p.132。
158．Memo by Nevile Henderson to Lord Halifax，March 9，1939，DBFP，Part III，Vol.IV，No.195.
159．Ibid.
160．MCM，February 1，1939，CAB 23/97.
161．MCM，March 18，1939，CAB 23/98.
162．“Foreign Office Memo on The Situation after the Absorption of Czecho-Slovakia，and on The Policy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March 29，1939，DBFP，Part III，Vol.IV，Appendix IV.
163．Letter from Neville Chamberlain to His Sister Hilda Chamberlain，March 19，1939，引自Self，Neville Chamberlain Diary Letters，p.393。
164．Letter from Neville Chamberlain to His Sister Ida Chamberlain，March 26，1939，引自Self，Neville Chamberlain Diary Letters，p.395。
165．相关评论参见Donald Watt，“The Historiography of Appeasement,”in Alan Sked and Chris Cook，eds.，Crisis and Controversy：Essays in Honour of A.J.P．Taylor，London：Macmillan，1976，pp.110—129；Robert J．Caputi，Neville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Selinsgrove，PA：Susquehanna University Press，2000。关于批判性地重新审视绥靖主义逻辑的学术作品，其中一些作品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英国政策进行了修正，参见James P．Levy，Appeasement and Rearmament，Britain，1936—1939，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6；Peter Neville，Hitler and Appeasement：The British Attempt to Prevent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Hambledon Continuum，2006；Gustav Schmidt，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Appeasement：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30s，Jackie Bennett-Ruete trans.，Leamington Spa，UK：Berg，1986；Wesley K．Wark，The Ultimate Enemy：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Nazi Germany，1933—1939，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166．然而本节并没有研究相对于其他变量而言，感知意图对政策的重要性。
167．根据里普斯曼（Ripsman）和利维（Levy）的说法，这里将绥靖定义为对威胁作出让步的系统性策略。根据里普斯曼和利维的说法，绥靖设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通过消除怨恨来避免战争。它也可以被设计为“减少与一个对手的紧张关系，以转换资源来威慑和/或防御另一个对手”。绥靖的目的可能是为了争取时间，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进行重整和准备。参见Norrin Ripsman and Jack S．Levy，“Wishful Thinking or Buying Time? The Logic of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3，No.2，2008，p.150；Norrin Ripsman and Jack S．Levy，“The Realism of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Buying Time for Rearmament”，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Washington，DC，September 1，2005。
168．Wark，“Something Very Stern,”p.162.
169．关于支持修正主义说法的最新研究，请参见Ripsman and Levy，“The Realism of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Norrin Ripsman and Jack S．Levy，“The Preventive War That Never Happened：Britain，France，and The Rise of Germany in the 1930s,”Security Studies，Vol.16，No.1，2007，pp.32—67；Christopher Layne，“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Use of History：Neville Chamberlain's Grand Strategy Revisited,”Security Studies，Vol.17，No.3，2008，pp.397—437；David Dilks，“Appeasement Revisited,”University of Leeds Review，Vol.15，1972，pp.28—56。
170．这并不是说系统性和国内的制约因素在塑造英国政策方面没有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强调了对希特勒意图的范围和性质的不确定性是如何导致决策者决定采取双重政策的。关于英国政策的系统性和国内层面的解释，参见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2001，pp.269—272；Thomas J．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2，1990，pp.137—168；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pp.165—169；沃尔特通过将预期意图纳入分析中来补充这一分析。沃尔特说，由于希特勒试图向西方隐瞒他的霸权主义野心，英法两国的有限平衡反应是适当的。Stephen M．Walt，“Alliances，Threats，and U.S．Grand Strategy：A Reply to Kaufman and Labs,”Security Studies，Vol.1，No.3，1992，pp.448—482；Randall L．Schweller，Unanswered Threats：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171．当希特勒在1935年3月宣布他已经实现了与英国的空中力量对等时，内阁批准了一项被称为“C计划”的新计划，以进一步扩大和加快皇家空军的军备。Robert P．Shay，British Rearmament in The Thirties：Politics and Profit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p.48—60。
172．Peters，Anthony Eden at the Foreign Office，pp.97—99；Memo by Anthony Eden，April 7，1935，DBFP，Part II，Vol.XII，No.701；MCM，March 27 and April 8，1935，CAB 23/81.范西塔特与其他外交部高级官员一样，认为英国也应在外部进行制衡。考虑到建立联盟的预期要求，他敦促国防需求委员会成员允许建立三军力量。范西塔特支持以英国远征军的形式对欧洲大陆作出承诺，以便在德国入侵时保护低地国家。
173．范西塔特认为，在准备向德国提供重大让步的同时，英国“不得放弃任何东西（a）直到我们下定决心保证与德国进行持久成功的接触，（b）直到我们在进行这种接触后确信这种政治解决方案是真正可能的”。Memo by Robert Vansittart，February 3，1936，引自DBFP，Part II，Vol.XV，p.620。
174．外交部认为，为了使德国向中欧和东南欧的扩张更加和平，英国应该缓和或扭转其目前的商业政策，并寻找替代方案来满足德国的野心，也许可以通过归还前德国殖民地或消除对德国商品进口到大英帝国殖民地的歧视。“Memorandum by Messrs．F.T.A．Ashton-Gwatkin and H.M.G．Jebb Respecting German ‘Expansion,’”January 31，1936，DBFP，Part II，Vol.XV，pp.762—768.
175．“Germany：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February 11，1936，CAB 24/260.
176．Memo by Robert Vansittart，“Britain，France，and Germany,”February 3，1936，CAB 24/260.
177．在德国的莱茵兰行动刚结束时，艾登建议与比利时和法国就可能的军事协调展开对话。然而内阁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公众反对，而且战略评估报告显示英国没有能力对德国发起成功的军事行动。参见MCM，March 16 and 18，1936，CAB 23/86。
178．Memo by Anthony Eden，“The German Danger,”January 17，1936，CAB 27/599.
179．Minutes by Orme Sargent on Possible Policies Toward Germany，March 18，1936，DBFP，Part II，Vol.XVI，No.135，N6.
180．外交部考虑了英国既定的“全面解决”政策的替代方案，如仅在西欧地区立即签订协议。由于除非英国愿意牺牲殖民地，否则不可能与德国达成双边缓和协议，因此该提议最后被拒绝。即使实施上述方案，英国也不能确定德国是否会满意。Memo Prepared by The Foreign Office for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Policy，July 13，1936，CAB 27/626.
181．MCM，July 6，1936，CAB 23/85.
182．Memo Prepared by The Foreign Office for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Policy，July 13，1936，CAB 27/626.
183．Report of The Plymouth Committee on The Transfer of a Colonial Mandate to Germany，June 9，1936，DBFP，Part II，Vol.XVI，Appendix III．即使在这份报告之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在整个1937年都在继续讨论殖民地问题。一些人（如霍尔和麦克唐纳）声称国际地位平等与“威望”是“德国追求殖民地的主要动力”，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殖民地的经济价值是这种诉求的原因，尽管有时这一点会被夸大。Committee On Foreign Policy，July 21，1936，CAB 27/622；另见：Memo By Eric Phipps to Anthony Eden，October 22，1936，BDFP，Part II，Vol.XVII，No.318；Ibid.，November 4，1936，BDFP，Part II，Vol.XVII，No.318，N6；Committee on Foreign Policy，July 27，1936，CAB 27/622。
184．Roi，Alternative to Appeasement，p.127.
185．Ibid.
186．引自Robert A．C．Parker，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British Policy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Bedford，UK：St．Martin's，1993，p.96；Self，Neville Chamberlain，p.282；Peters，Anthony Eden，pp.307—309。关于艾登的辞职，参见Self，Neville Chamberlain，pp.280—289；Peters，Anthony Eden；Norman Rose，“The Resignation of Anthony Eden,”Historical Journal，Vol.25，No.4，1982，pp.911—931。张伯伦和艾登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意大利关系，而非对德国关系。
187．Minutes by Anthony Eden，October 27，1937，DBFP，Part II，Vol.XIX，No.273.
188．同时，英国希望明示自己不会考虑“以牺牲东欧与中欧国家的政治独立为代价的任何解决方案”。Memo by Anthony Eden to Nevile Henderson，November 6，1937，DBFP，Part II，Vol.XIX，No.295.
189．张伯伦认为，德国既不会在捷克斯洛伐克使用武力，也不会采取侵略行动，而是通过宣传，鼓励当地的苏台德人建立某种形式的地方政府。
190．Minutes of Anglo-French Conversations，November 29 and 30，1937，CAB 27/626.
191．Memo by Nevile Henderson to Anthony Eden，November 8，1937，DBFP，Part II，Vol.XIX，No.301．在后来的一份备忘录中，亨德森澄清说，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应该真正向德国作出让步，而只是“承认有可能”改变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以实现和平。见Letter from Nevile Henderson to Orme Sargent，November 23，1937，DBFP，Part II，Vol.XIX，No.344.
192．引自Self，Neville Chamberlain，p.304。
193．若波兰独立受到威胁，张伯伦仍然不主张让英国援助波兰。3月下旬，哈利法克斯和卡多根不得不努力说服张伯伦，让他相信希特勒的下一步将是进攻波兰，相关情报是很准确的。张伯伦起初不愿意相信这些情报来源，但最终还是被英国驻柏林武官提供的额外确认证据所说服。Self，Neville Chamberlain，pp.356—357.
194．引自Dilks，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p.161。
195．MCM，March 18，1939，CAB 23/98.
196．张伯伦的抵制可以被看作有动机的防御性回避偏见。防御性回避是一种有动机的偏见，其特点是努力回避、驳回和否认那些增加决策者焦虑和恐惧的警告。Irving Janis and L．Mann，Decision Making：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Choice，and Commitment，New York：Free Press，1977，pp.57—58，107—133.
197．Roberts，The Holy Fox，p.143.
198．Self，Neville Chamberlain，p.361.
199．参见Frank Mcdonough，Neville Chamberlain，Appeasement，and The British Road to War，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0；Parker，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帕克认为，张伯伦继续推行绥靖政策，即使它已成为一项极不受欢迎的政策。关于英国公众舆论对张伯伦改变政策的影响，学界有不同看法。威廉姆森·默里（Williamson Murray）认为，“不情愿的张伯伦”放弃绥靖政策而选择抵抗，只是因为“来自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Williamson Murray，“Britain,”in Robert Boyce and Joseph A．Maiolo eds.，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Two：The Debate Continues，Basingstoke，UK：Palgrave Macmillan 2003，p.124.
(1) 作为英国顾问机构，枢密院全称为“国王或女王陛下最尊贵的枢密院”（Her Majesty's Most Honourable Privy Council），是英国君主的咨询机构。——译者注
(2) 南蒂罗尔（South Tyrol）位于意大利境内与奥地利交界，其中近70%人口讲奥地利德语。历史上，南蒂罗尔长期是奥匈帝国的组成部分，但在一战后于1919年划归意大利。梅梅尔（Memel）是立陶宛西部沿海城市，18世纪后期归属普鲁士王国，1871年德意志统一后成为德国东波罗的海重要军港。奥伊彭（Eupen）为比利时德语文化区的首府，位于列日省东部的阿登地区，距离德国边境仅15千米。马尔梅迪（法语：Malmedy）是位于比利时列日省东部阿登地区的一座城市。石勒苏益格包含现今丹麦南部和德国北部的地区，地处北海与波罗的海交界处。——译者注
(3) 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于1937—1940年任美国驻英国大使，是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的父亲。——译者注
(4) 《洛迦诺公约》（Locarno Treaties），是1925年10月16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8个文件的总称。在该协议中，一战中的欧洲协约国与中欧及东欧新兴国家尝试确认战后领土界线，并争取与战败的德国恢复正常关系。——译者注
(5) 在近代法国思想和卢梭哲学中，amour propre所意涵着的人的比较（comparaison）所导向的虚荣心（vanité）是导致人类不平等罪恶的渊薮。有关翻译的问题，amour propre的翻译国内还有争议，目前有“自尊”“自恋”“自私”“属己之爱”等译法。译者采用“自尊”翻译，因为amour propre有两个朝向——虚荣与自豪（orgueil），“自尊”也有两个朝向——自我尊重与妄自尊大。——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