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卡特时代与美苏战略缓和瓦解：1977—1980年

卡特总统上任之初对苏联抱有极大的乐观态度，并致力于改善美苏关系。然而，在其任期结束时，卡特对苏联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的政策强调竞争而非合作。在他担任总统的最后一年，卡特没有会见苏联领导人，并增加了国防预算，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条约》（以下简称SALTⅡ）撤出参议院审议。他提出了卡特主义（Carter Doctrine），卡特主义认为波斯湾是关系国家重大利益的地区，并承诺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护该地区不受外国侵犯。美苏“战略缓和”走向瓦解。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对苏联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选择性注意理论

由于两组感知者之间的内在差异，选择性注意理论预计卡特政府的关键决策者所关注的意图指标与美国情报部门不同。具体而言，正如第一章所讨论的那样，生动性假设预测卡特总统和他的两个主要外交政策顾问非常关注生动的、主观上可信的行为信息。相比之下，美国的情报部门应该更关注苏联的军事能力指标。

生动性假设

生动性假设的核心是这样一个概念：决策者基于个人交往或“试金石”测试中得到的对手印象作为意图推断的可信信息。卡特总统在1979年6月维也纳峰会期间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看到的，卡特总统在这次会面中对苏联领导人的印象是积极的，他认为两人能够建立起更好的信任和相互理解。根据生动性假设，这次会晤应该影响了卡特对苏联意图的评估。同时，两位领导人的唯一一次互动是在苏联领导人明显生病的情况下进行的。根据卡特给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的报告，当卡特与勃列日涅夫单独会面时，后者“似乎无法应付直接和非正式的讨论。……勃列日涅夫会从他的翻译递给他的那张纸上读出”他对卡特评论的回答。¹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卡特在会议期间也很激动，他后来回忆说：“勃列日涅夫一直把手放在我的胳膊或肩膀上以稳定自己。这个简单而又明显自然的手势比任何官方会谈都更有效地消除了我们之间的隔阂。”²因此，个人交往中的生动信息对于卡特对意图的评估应该产生因果影响。

至于生动性信息对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以及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意图评估影响，预测就不那么清楚了。万斯与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和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有频繁和反复的互动。在他的回忆录中，万斯以平实的语言描述了这些会议；有些会议比其他会议更有成效，但所有会议都是在“工作氛围”中进行的。³万斯没有将这些会议描绘得生动或感性，这表明与这些官员的这些会议既没有给他留下积极的印象，也没有留下消极的印象。记录还显示，他没有与这两人中的任何一人建立任何特殊关系。因此，生动性假设可能没有对万斯关于苏联意图的推断过程产生强烈因果影响。布热津斯基的回忆录显示，他也与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举行了频繁和长时间的会议，其中一些会议包括激烈的辩论。但与万斯一样，布热津斯基的公共或私人著述都没有提及他从这些会晤中获得的任何个人见解。因此，我们不应期待生动性假设能阐明布热津斯基对苏联意图的评估。

主观可信度假设

主观可信度假设预计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在如何看待苏联行为指标可信度方面会有差异。首先，布热津斯基在1977年初对苏联的印象比卡特或万斯的印象更负面。正如本书第六章将指出的那样，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很早就对苏联形成了一种非常稳固的鹰派印象，后来他在哈佛大学接受的教育以及国内和国际的现实又加强了这种印象”⁴。然而，布热津斯基的鹰派取向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将苏联视为一个无限扩张的大国。事实上，正如下一章将指出的那样，他对苏联意图的看法与1977年的卡特相似：两人都将苏联意图描述为机会主义。但布热津斯基在1977年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对美苏关系的看法比卡特要悲观得多，也不那么理想化。

相比之下，万斯在担任国务卿时，对苏联的印象相对而言更加温和。对万斯世界观的全面研究表明，他持有一种“乐观的信念，即通过限制竞争和专注于扩大美苏合作领域来进一步促进战略缓和关系，并持有一种同情的印象，理解并关注冲突的固有因素……，尤其在发展中的世界中”。苏联认真寻求战略缓和的这种印象使万斯拒绝将苏联威胁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关切。他在担任国务卿之前和期间的著述与演讲进一步表明，虽然他并不反对遏制政策，但他认为美苏关系既包括竞争，也包括合作。他对苏联扮演合作角色的能力和意愿相当乐观。⁵

对卡特上任时对苏联看法的研究表明，总统的立场更接近万斯的立场，而不是布热津斯基的对苏立场。卡特对苏联没有一个完全成型的印象，但他上任时的声明和政策表明，他对与苏联一起建立合作性的全球社会保持相当乐观的态度。这种取向淡化了苏联带来的威胁。⁶

鉴于卡特就职前夕三位决策者之间的差异，主观可信度假设预计这些决策者会对各种昂贵成本行动的信号价值进行辩论，并依赖其他类型的廉价信号。它还预测，与卡特和万斯相比，布热津斯基会将苏联昂贵的敌对行动更多地归类为有信息价值的信号。因此，我们应该预期布热津斯基相比卡特或万斯，可能会更早判定苏联的意图是扩张主义的。

组织专长假设

组织专长假设认为，美国情报界在推断意图时产生的协调估计，会利用当时在情报界最突出的指标。本书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的军事能力就是这样一个突出指标。这一结论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在整个冷战期间，“国家情报评估”中关于苏联的绝大多数报告都详细讨论了苏联军武库的数量。⁷当时负责估计苏联意图的高级官员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例如，前中央情报局苏联国家情报员、美国冷战研究著名学者雷蒙德·加特霍夫（Raymond Garthoff）强调：“对苏联能力的评估是情报关注的焦点，主导了几乎所有的情报收集、分析和估计工作。”⁸前中央情报总监⁽¹⁾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也指出：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苏联解体，我们大致知道苏联有多少架作战飞机或弹头，以及它们部署在哪里。但他们为什么需要部署这么多或要部署这种武器？他们打算用它们做什么？时至今日，情报部门在数人头方面总是比猜测他们内部发生了什么要擅长。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善于测算军队和武器装备的规模和部署。但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永远不可能很好地弄清楚领导人会用它们做什么。⁹

下文将讨论的组织专长假设与能力论假设实际上依靠的是不同的因果机制。然而，它们之间可观察到的核心区别涉及决策者和情报界是否依赖相同的指标来评估意图。能力论假设预测这两类群体都会关注苏联的军事能力指标，而组织专长假设则认为情报部门会作出与决策者不同的预测。

能力论

检验能力论假设需要研究苏联核战略力量的变化及其对全球军事平衡的影响，以此来衡量苏联与美国直接冲突中可以实现的，或者潜在实现的目标。我们还必须研究苏联在欧洲的力量变化，评估它们对欧洲战场军事平衡的影响。毕竟，这些能力的提高可能被视为苏联改变欧洲现状的一个重要指标。美国的情报报告、国防部报告以及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进行的净评估都表明，苏联被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并持续到整个20世纪70年代。具体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末期，上述部门在有关军事平衡的几个问题上存在共识。第一，苏联正在增强其军事能力，以至于力量平衡开始有利于苏联。¹⁰美国主要担心的是苏联正在部署的第四代洲际弹道导弹（ICBMs）的潜在威胁。¹¹苏联被认为在运载火箭数量上已经领先于美国，在百万吨级当量方面享有越来越大的优势（因为越来越多的洲际弹道导弹具有较大的投掷重量），并在其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硬度和精确度方面拥有优势。¹²1979年，情报部门的报告指出：“我们对苏联反导能力和未来几年部署分导式多弹头（MIRV）的估计迅速增加，再加上我们自己计划的一些延误，将导致苏联比以前（预期）更早取得优势，而且……苏联优势持续的时期将更长。”此外，同一估计表明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将“在1980—1981年获得摧毁大约五分之四的美国民兵洲际导弹发射井的潜在能力，这比去年的预估提前了三到四年”¹³。次年情报界报告说，苏联反导能力正在“迅速增加”。苏联正在稳步提高其战略部队的生存能力和灵活性。¹⁴

第二，欧洲力量平衡的发展趋势也被认为是消极的，特别是人们日益认识到苏联已在洲际和战区核力量方面开始抵消西方的优势。事实上，据信苏联在1965—1980年期间一直在扩大其庞大的常规地面和战区空军力量，并引进了一些现代化的相当于或优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的系统。¹⁵在核领域两个超级大国维持着战略均势，而苏联新的中程导弹SS-20让西方国家对苏联大陆战略优势感到越发焦虑。¹⁶此外，1978年，中央情报局（CIA，以下简称“中情局”）得出结论，苏联过去几年在中欧的战术核力量提升已经削弱了北约在那里长期以来的核优势。因此，中欧威慑的基础开始更多地转移到双方常规力量对比上来。¹⁷

第三，尽管全球力量平衡有了重大发展，但这一时期的共识是，美国与苏联保持着“不对称的对等关系”。《总统备忘录》第10条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在1978年进行的最高机密“综合净评估”（Comprehensive Net Assessment，CAN）指出，美国拥有“在经济、技术、外交渠道支持以及政治吸引力方面的巨大优势”。然而，另一方面，“国家综合军力”趋势“在复杂的北约与华约军事平衡趋势之外，整体有利于苏联”。¹⁸而且“综合净评估”进一步得出结论，这种战略平衡有可能在十年内发生不利变化。¹⁹在军事潜力方面，1978年的大趋势对美国越来越不利，直到1987年“它都将展现明显的苏联优势”²⁰。最后，这份1978年报告承认，如果将其他因素（如战备、动员、指挥能力和军事学说）考虑在内，战略平衡可能对美国更加不利。²¹

美国决策者们艰难地意识到力量对比的这种发展趋势。布热津斯基在1979年5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警告说，战略核平衡的失衡速度比他在1977年预计的要快，并可能继续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他说，苏联“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国防方面一直领先我们，军事投资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累积性的”²²。他警告说，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将面临“战略衰退”，并将“不符合第18号总统指令（PD-18）⁽²⁾所确立的标准：保持基本对等和不低于1977年的平衡状态”。万斯同意布热津斯基的结论，尽管他对20世纪80年代可能出现战略失衡的说法提出质疑，但没有否认趋势对美不利的基本判断。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认为这些对战略力量平衡的评估过于悲观了，但他认为到1985年无论美国做什么，苏联将在几乎每个军事类别上都会超过美国。卡特本人对战略平衡的看法很难追踪，但布热津斯基确实提到在同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总统说他在“这个小组”的顾问（很可能是参加会议的官员）在某种程度上炮制出了苏联优势论的看法。卡特认为，这种看法可能会使问题恶化。他提醒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在军事上比苏联有不同的优势；重要的是，他提到美国有许多盟友，同时指出苏联疏远了许多国家，树立了许多敌人。²³

理论预测总结

美国决策者们认为，在很长时期内美苏军事力量平衡是不对称的，但他们也对战略平衡将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变感到震惊。根据数量优势假设，尽管美苏维持了战略均势，但苏联军事能力的急剧增长和现代化进展，会使美国决策者在这一时期认为苏联意图越来越具有敌意。同时，从威慑主导条件下的进攻-防御假设的角度来看，苏联进攻能力的提高应该使美国的观察者认为苏联的意图更具有敌对性。不过，这两个假设对推理证据的预测是不同的。数量优势假设预测，美国决策者在讨论苏联意图时会提到苏联能力趋势对超级大国间整体战略平衡的影响。进攻-防御假设则预测，美国决策者在评估苏联的意图时，将主要关注苏联核力量与常规武器的进攻性特点。

战略军事学说理论

这一时期苏联官方秉持的军事理论是进攻-防御理论。也就是说，苏联官方论述中的军事理论，在社会政治目标方面体现出防御性和非攻击性，这反映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上。然而在这一时期，苏联军事学说的定义本身并没有包括预防战争目标，也没有将威慑作为军事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反，苏联理论在军事技术层面——包括军事战略、作战艺术和战术范围——继续保持明确的进攻性。华沙条约组织（以下简称“华约”）的作战计划的概念基础是：如果华约部队受到北约攻击，他们需要有能力立即进行抵抗与反击，包括入侵（和占领）侵略者的领土。当时苏联军事学说宣称的所谓进攻-防御性质，令许多美国决策者质疑该学说在社会政治方面的防御性是否只是一种政治宣传，而进攻性军事技术则揭示了该学说的“真实”方向。后者的含义是，一旦华约组织确信军事平衡对其有利，它就会对西欧发动进攻。相反，其他人声称“如果战争来临，防御性政策与发动进攻性战争之间没有必然矛盾”，因为这正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一贯采取的理论。²⁴

虽然苏联军事理论在欧洲被认为是进攻性的，但苏联核理论的本质是美国政策部门和情报界争论的主要议题。对一些观察家来说，苏联认为发起战争与赢得战争的能力是最可靠的威慑，并在战争到来时成为一种应急手段。此外，根据这种解释，苏联对相互确保摧毁武器的认识与美国看法不同，这给人的印象是苏联并不主要关注威慑问题。²⁵在情报部门内部，正如我们将在第七章看到的那样，这种解释反映了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看法。对苏联军事理论更鹰派的解释，得到了美国国防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机构的认可，声称苏联相信威慑的事实，但认为它是“不可取和短暂的”²⁶。这种解释的支持者认为，虽然苏联确实预计所有交战方都会在任何核冲突中遭受巨大损失，但也认为如果核战争注定要爆发，那么苏联在进攻与防御性战略力量方面的优势将确保苏联获胜。事实上，那些认为苏联仅仅是摆出战争姿态的人也强调，苏联领导层确实将打赢核战争视为自觉与努力追求的目标。²⁷卡特政府决策者的声明显示，这一时期的共识是苏联领导人接受了核威慑理论。²⁸然而，美国决策者就苏联领导人和军事实施者如何操作核威慑还存在分歧。²⁹

大多数西方分析家在核武器效用和苏联打赢核战争的理念方面，也分裂成两派。³⁰在情报部门内部，国务院情报研究局认为苏联的著述主要基于意识形态，而非基于客观与可操作的要素。因此，苏联军事理论中的军事任务并不能作为追求胜利的证据，因为对胜利要求或特征的表述并不清晰。美国国防情报局与军事情报机构则持相反观点，它们认为苏联政治家与军事领导人对实现核战争的胜利达成了一致。胜利关乎着共产党政权及其领导人的生存，意味着美国战略与军事的中立化，以及苏联将夺取和占领西欧。

卡特政府的普遍立场是，苏联并不寻求核战争，然而如果真的爆发核战争，他们会认真对待。布热津斯基称，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此时期的主要结论是，苏联“更喜欢战争，而非慑止战争”。在他看来，苏联的战斗姿态是一种加强威慑的方式，而非替代威慑。布热津斯基认为，尽管苏联在第三世界发动干涉，但苏联没有考虑对美国或北约无端使用武力。一方面，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心不会输掉任何一场战争。³¹但另一方面，苏联文职领导层却不相信苏联能打赢核战争。布朗认为，高级军事官员虽然并不指望能在核战争中幸存下来，但仍然试图提高自己的生存机会。³²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弗里茨·埃尔马特（Fritz Ermarth）认为，苏联的军事理论是，“无论多么可怕，在核战争中必须要努力生存下来，而且可以取得某种有意义的胜利”。他还声称，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军备建设将这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转变为一种更加“可信的战略潜力”，因为苏联“可能”认为它可以在特定的作战条件下打赢一场关键性战略战争。³³

到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的军事著作强调获得预警发射和二次打击能力，以减少对先发制人的依赖，这表明苏联政策开始发生变化。³⁴美国情报界普遍认为，只有当苏联领导人获得“明确证据”表明美国的打击迫在眉睫且不可避免时，苏联才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洲际核打击。此外，美国情报界还声称，苏联军事理论表明，洲际冲突的最可能方式是由北约-华约之间的战区战役升级为北约为避免在欧洲失败而发起核打击。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们对如何理解苏联先发制人意图方面也存在分歧。国防部长布朗和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都认为苏联先发制人的可能性很小。后来他们指出，根据对苏联军事理论的解释“基于苏联军事学说，只有当他们解读美国意图并确信美国将发动核打击时，苏联才会先发制人”。即使如此，也不能确定苏联政治领导人是否会按照军事学说行动。³⁵卡特政府的其他美国官员认为苏联先发制人的可能性很大。³⁶但即使是布热津斯基也“怀疑在一场战区战役中，苏联会先发制人地打击美国大陆的战略部队”³⁷。

理论预测总结

从1975年到1980年，苏联的核理论是模棱两可的，这一点从美国对其内容的争论中可以看出。然而，观察家们认为苏联常规理论对欧洲的进攻性是很明显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美国观察员应该谨慎行事，将苏联的军事理论解释为进攻性或战争性的。因此，根据战略军事学说理论，他们应该认为苏联意图是敌对的。但是，由于情报部门和政策制定者在如何理解苏联军事学说方面存在重大分歧，我们应该看到两方对苏联意图的看法也会存在重大分歧。因此，当我们研究不同情报机构或个别决策者的看法时，战略军事学说理论预示着对苏联意图的看法应该与关于苏联军事学说性质的辩论高度相关。该理论还预计，无论其性质如何，对意图的评估都会讨论或参考苏联军事著作和战略思想。最后，根据这一理论，美国决策者应该会提出与他们对苏联军事学说解读相一致的政策。我们应该看到，那些认为苏联军事学说是追求战争的决策者应该主张更加强硬的政策，以制衡苏联的影响。

行为论

来自档案文件的证据表明，在这一时期苏联两个昂贵的非能力行动引起了美国观察家的注意。第一个昂贵行动是1979年6月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军备控制协议，即《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Ⅱ），该条约将双方所有类别的战略武器各自削减到2 250枚。从行为论角度来看，这一行动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如何影响苏联实力或权力平衡。相反，其重要性在于，只要苏联证明愿意对其战略武器施加限制，就传递出一个成本昂贵的安抚性意图信号。另一个昂贵行动是苏联对世界各地危机的介入。³⁸根据国际危机行为数据集，苏联在1975—1980年期间总共干预了26场危机。³⁹在这些危机中苏联只在两场冲突中采取了直接军事活动：一个是在埃塞俄比亚，冲突在1978年达到高潮；另一个是在阿富汗，危机始于1979年3月中旬，苏联于1979年12月开始全面入侵并于1980年2月结束战争。

美国决策者并不是对苏联所有的干预行动给予同等关注，有些干预行动被认为比其他行动更加重要。解密档案与外交历史学家都指出，在苏联采取干预行动的国家名单中，美国重点关注了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埃塞俄比亚、老挝、南也门和越南等国家。这七次干预中有四次发生在1977年1月以后。⁴⁰从任何角度来看，苏联在1977年的军事行动都没有投入昂贵成本，也没有引起美国的任何具体关注。⁴¹至于苏联在1978—1979年的欧加登战争中站在索马里一边并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武装干预，关键是要注意“直到1977年底，西方的共识是苏联对红海地区不构成严重威胁”⁴²。不过，美国认为苏联在1977年最后一个月和1978年初的重大空运和海运行动表明苏联在非洲之角的活动性质和参与程度已发生重大质变。⁴³

事实上，从1978年开始，苏联行动的数量不断增加，同时苏联在干预手段和干预国家的选择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美国对苏联的担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担忧是，与安哥拉内战（1975年）苏联几乎完全依靠古巴军队作为其代理人不同，苏联在非洲之角（1978年）的存在更加明显，尽管古巴仍然承担了大部分的任务。后来，苏联在阿富汗全面直接使用军事力量，这使其成为那里的一个“危机制造者”。第二个担忧是，苏联在从非洲到东南亚的所谓“危机之弧”中展现的行动模式，可能会扩展到那些对美国利益更重要的其他地区和国家。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大大加剧了这种担忧，特别该行动对美国在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中东其他地区的石油利益造成潜在影响。此外，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被认为特别关键，因为根据美国官员当时的说法，苏联的阿富汗行为是第一次在华约国家之外，直接使用武力来扶植一个亲苏政权。⁴⁴

最后，美国观察家们在1979年初对情报报告感到震惊，报告显示苏联在古巴部署了一个“战斗旅”。苏联在古巴的军事活动问题首次出现在布热津斯基5月7日给卡特的报告中。他在报告中指出，苏联正在扩大其在古巴的军事活动，其行动模式与20世纪60年代中期完全不同。布热津斯基担心，这些活动“代表了苏联在履行与（亨利·）基辛格达成的关于‘什么是（潜艇）基地’的协议书的同时，以联合基地和训练安排为幌子在古巴建立进攻性军事基地的复杂企图”⁴⁵。5月25日，布热津斯基在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后报告指出：“苏联的这种活动非常接近却没有明确违反1962年以来的保证和承诺。”⁴⁶8月，美国情报部门证实：“在古巴确实存在一个旅，有总部和正规组织，事实上它计划在一周内举行射击演习。”⁴⁷在国会主要成员听取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简报后，相关情节被泄露给了媒体，在政府完成情报审查或制定政策之前，该问题很快就引起了公众的危机感。⁴⁸到了秋天，美国决策者意识到该旅自1962年以来一直在古巴，因此苏联并没有违反关于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在古巴军事存在的肯尼迪-赫鲁晓夫谅解。于是，这一事件被化解掉了。

理论预测总结

当前行动假设认为，一个国家现任领导人发起的昂贵行动将传递关于其意图的重要信息。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苏联介入了不少于26次国际危机。在其中的11个案例中，苏联的行动仅限于宣传活动以及政治和经济援助。然而，在大多数案例中，苏联的行动还包括半军事或直接军事参与。从1978年对非洲之角的干预开始，这种类型的干预变得更加频繁、广泛和激烈。此外，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代表了苏联行为的根本转变。如果当前行动假设是正确的，那么苏联行动的数量与质量趋势应该会对美国决策者与情报部门理解苏联当下意图产生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过去行动假设认为，对苏联当下意图的看法将受到苏联过去——即在卡特或勃列日涅夫任期之前——所采取的昂贵行动的影响。不幸的是，这一假设无法具体预测当时美国对苏联意图的看法何时以及如何发生改变。毕竟，在1977年之前苏联并没有展示特别昂贵的行动，而在此之后苏联的昂贵行动则成为讨论焦点。因此，过去行动假设只能表明，对苏联当下意图的判断不太可能与对苏联过去昂贵成本行动的评估相关联并得到支持，对苏政策应与对苏联行动与意图的这种解读保持相一致。

接下来的两章将检验各种竞争性解释的理论预测。第六章探讨了卡特总统和他最亲密顾问——布热津斯基与万斯——描述苏联意图的声明材料与推理模式。接着第七章将重点转移到美国情报界的协调估计，考察“国家情报评估”中的不同意图指标对解释苏联意图的重要性。(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Zbigniew 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1977—1981，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3，p.343．据万斯说，在维也纳的交流没有想象中那么广泛。它主要局限于对SALT Ⅱ的最后细节进行收尾，以及就苏联在第三世界活动进行有些尖锐的交流。Cyrus R．Vance，Hard Choices：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3，p.139．

2．Jimmy Carter，Keeping Faith：Memoirs of A President，New York：Bantam，1982，p.245.

3．Vance，Hard Choices，p.56.

4．Steven Jay Campbell，“Brzezinski's Image of The USSR：Inferring Foreign Policy Beliefs from Multiple Sources Over Time”，Ph．D Diss.，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2003，pp.74—75；Betty Glad，An 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Jimmy Carter，His Advisors，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5．Melchiore J．Laucella，“A Cognitive-Psychodynamic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ing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s Worldview,”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Vol.34，No.2，2004，pp.227—271.

6．Jerel A．Rosati，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Quest for Global Community：Beliefs and Their Impact on Behavior，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7；Gaddis Smith，Morality，Reason，and Power：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Carter Years，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7.

7．在这两年中，情报界制作了几份关于苏联的“国家情报评估”：NIE 11-4-77，“Soviet Strategic Objectives,”January 1977；NIE 11-3/8-77，“Soviet Capabilities for Strategic Nuclear Conflict Through The Late 1980s,”February 1978；NIE 4-1-78，“Warsaw Pact Concepts and Capabilities for Going to War in Europe：Implications for NATO Warning of War,”April 1978；NIE 11-4-78，“Soviet Goals and Expectations in The Global Power Arena,”May 1978；NIE 11-6-78，“Soviet Forces for Peripheral Attack,”September 1978；NIE 11-3/8-78，“Soviet Capabilities for Strategic Nuclear Conflict Through The Late 1980s,”January 1979；NIE 11-14-79，“Warsaw Pact Forces Opposite NATO,”January 1979；NIE11-10-79，“Soviet Military Capabilities to Project Power and Influence in Distant Areas,”October 1979；NIE 11-3/8-79，“Soviet Capabilities for Strategic Nuclear Conflict Through The Late 1980s,”March 1980；NIE11-3/8-80，“Soviet Capabilities for Strategic Nuclear Conflict Through 1990,”December 1980。另外几份报告的范围要窄得多，而且与具体或紧迫的政策问题有关：NIE 15-79，“Prospects for Posttito Yugoslavia,”September 1979；NIE 11/13-80，“Sino-Soviet Relations in The Early 1980s,”June 1980；SNIE 11-34/36.2-80，“Soviet Interests，Policies，and Prospects With Respect to The Iran-Iraq War,”December 1980。

8．参见Raymond L．Garthoff，“Estimating Soviet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in Gerald K．Haines and Robert E．Leggett，eds.，Watching the Bear：Essays on CIA's Analysis of The Soviet Union，Washington，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Publications，2003，Chapter 5，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csi-publications/books-and-monographs/watching-the-bear-essays-on-cias-analy sis-of-the-soviet-union/index.html（访问时间：2013年8月20日）。

9．引自Raymond L．Garthoff，“Speeches Delivered at The Conference,”in Gerald K．Haines and Robert E．Leggett，eds.，Watching the Bear：Essays on CIA's Analysis of The Soviet Union，Washington，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Publications，2003，Chapter 8。

10．例如，1978年国家安全局的综合净评估指出，这一趋势在过去两年里明显变得更加突出。但在评估这些变化的一般原因时，1978年的CNA评估报告判断，1977年和1978年引发全球平衡变化的行动都不是来自苏联的主动行动，并声称“苏联的政策，特别是其军事计划政策，具有很大的连续性”。因此该委员会得出结论：“在过去两年中，全球平衡的积极和消极变化，与其说是由于苏联的所作所为，不如说是由于我们和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Comprehensive Net Assessment，1978，8（字体强调为我所加）。莱斯·阿斯平（Les Aspin）的苏联军备建设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即“（战略力量）差距更多的是由美国衰落而不是由苏联崛起造成的”。参见Les Aspin，“What are the Russians Up To?”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No.1，1978，pp.30—54。

11．Report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Harold Brown on The FY 1979 Budget，FY 1980 Authorization Request，and FY 1979—83 Defense Programs，January 23，1978，pp.65—66；NIE 11-3/8-77；NE11-4-77；NIE 11-3/8-78；NIE 11-3/8-79.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拥有大约1 050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而苏联保持着大约400至500个。然而，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数量的减少，已经被新一代苏联导弹的投掷重量与精确度提升所抵消。关于这一时期美国对苏联能力看法的讨论，参见Raymond L．Garthoff，Perspectives on The Strategic Balance：A Staff Paper，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3；John M．Collins，U.S.-Soviet Military Balance，New York：Pergamon-Brassey's，1985；Lawrence Freedman，US Intelligence and The Soviet Strategic Threat，Basingstoke，UK：Macmillan，1977；John Prados，The Soviet Estimate：U.S．Intelligence Analysis and Russian Military Strength，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avel Podvig，“The Window of Vulnerability That Wasn't：Soviet Military Buildup in The 1970s—A Research Not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3，No.1，2008，pp.118—138。根据波德维格（Pavel Podvig）的说法，美国情报界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高估了苏联战略力量的准确性。

12．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武器数量方面，以及在携带各种武器运载工具的打击能力方面具有优势，尽管据信苏联正在慢慢缩小这一差距。NIE 11-3/8-80，A-4，A-5，B-10，B-11.

13．NIE 11-3/8-79，2，4.在NIE 11-3/8-80报告中，情报界声称苏联现在有能力摧毁60%的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到1985年将有能力摧毁大约90%。然而人们相信，在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在多个保护性掩体中部署MX导弹将使苏联反击任务的完成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参见NIE 11-3/8-80，B-12。

14．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根据NIE 11-3/8-80，5-6，11，苏联的洲际导弹部队将有能力摧毁大多数美国的洲际导弹发射井，并仍有许多弹头用于其他用途。如果苏联不受SALT Ⅱ限制，苏联在这方面的优势估计会更大。然而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美国也会保留重要的报复潜力，这一点在所有专门用于估计苏联能力的第11-3/8NIE“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都得到了重申。

15．Intelligence Assessment，“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Military Power：Trends Since 1965 and Prospects for the 1980s,”Special Report（SR）81-10035X，XIII—XV.

16．基于其精确性、分导式多弹头技术（MIRV）和生存能力，国防和情报部门认为这些移动式SS-20中程弹道导弹将成为苏联陆基弹道导弹部队的骨干，被用于外围核攻击。NIE 11-6-78，2—3．同时参见Falk Bomsdorf，“Western Perceptions of Soviet Military Power and Its Political Unity toward Western Europe,”in Gregory Flynn，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and Western Policy，London：Routledge，1989，pp.123—126。

17．Intelligence Assessment，“The Balance of Nuclear Forces in Central Europe,”SR 78—10004，1．苏联的改进被认为旨在迅速削弱北约对中欧的核垄断，并为苏联提供“基于苏联领土外围打击力量的高强度战区核战争能力”。Ibid.，pp.1—2．

18．苏联的军备建设扩张如此之快，以至于分析家们争论这可与20世纪30年代末的纳粹军备建设相提并论。例如参见Aspin，“What Are The Russians Up To?”；Charles Tyroler，ed.，Alerting America：The Paper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Washington，DC：Potomac Books，1984；David Hollowa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2nd ed.，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Tom Gervasi，The Myth of Soviet Military Supremac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6；Robbin F．Laird and Dale R．Herspring，The Soviet Union and Strategic Arms，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84。

19．1978年国家安全局的综合净评估指出：“1975年对战略平衡关键指标的预测，总体上显示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陷入不利局面，然而到1985年出现了有利于美国的逆转。”而1978年的预测显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的几乎所有关键指标都在逐步下降。

20．不过如果美国决定建造MX导弹，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让不利局面得到缓解，缩小苏联的比较优势。1978年6月布热津斯基报告说，根据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的新数据，预测美国军力变化的不利趋势将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21．然而，当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能力进行评估时，美国被认为具有很大的优势，20世纪70年代余下时间的总体战略平衡处于不对称对等格局。在卡特的公开声明中，他还将能力平衡描述为“基本对等”的一种。例如参见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PPP），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8，January 19，1978，122—133；PPP，March 17，1978，p.532。

22．事实上，1976年中情局对其支出估算进行了重大修订：第一，苏联国防工业的效率远远低于中情局以前的看法；第二，苏联比中情局和许多外部分析家更愿意为追求军事力量而牺牲民用消费和生产。虽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苏联的经济增长急剧恶化，但这并不妨碍情报界估计国防开支将持续增长4%—5%。Stansfield Turner，“Intelligence for A New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Vol.71，No.4，1991，p.162；Noel E．Firth，Soviet Defense Spending：A History of CIA Estimates，1950—1990，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1998，p.76.关于这一时期苏联国防开支的更多信息参见Aaron Lobel，ed.，Presidential Judgment：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n The White House，Hollis，NH：Hollis Press，2001；Franklyn D．Holzman，“Politics and Guesswork：CIA and DIA Estimates of Soviet Military Spending,”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4，No.2，1989，pp.101—131。

23．NSC Meeting，June 4，1979，引自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p.334—336。卡特在1977年2月8日同样评论说：“我认为我们大致对等，尽管我们是有优势的。”PPP，May 22，1977，p.95．当然，在这一时期政府认识到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可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以防止对方发动破坏性的报复性打击。美国领导人继续将战略平衡描述为平等、基本对等或不对称对等。参见Report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Harold Brown，on The FY 1979 Budget，FY 1980 Authorization Request，and FY 1979—1983 Defense Programs，January 23，1978；Report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Harold Brown，on The FY 1980 Budget，FY 1981 Authorization Request，and FY 1980—1984 Defense Programs，January 25，1979。

24．Raymond L．Garthoff，Deterrence and The Revolution in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0，p.40.

25．美国“相互确保摧毁”理念通常是指摧毁对方工业和人口的社会财富打击能力。相比之下，苏联对“相互确保毁灭”的理解则更为宽泛，是用确保报复能力来解除侵略者武装。这些学者声称，苏联领导人的声明表明他们实际赞同威慑理念，在苏联看来威慑需要强大的、随时准备的战斗能力。Raymond L．Garthoff，“Mutual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in Soviet Polic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No.1，1978，pp.112—147.

26．Richard Pipes，“Why the Soviet Union Thinks It Could Fight and Win a Nuclear War,”Commentary，Vol.64，No.1，1977，pp.21—34.

27．Richard Pipes，“Soviet Strategic Doctrine：Another View,”Strategic Review，Vol.10，No.4，1982，pp.36—63；Richard Soll，“The Soviet Union and Protracted Nuclear War,”Strategic Review，Vol.8，No.4，1980，pp.15—28.

28．John G．Hines，Ellis Mishulovich，and John F．Shull，Soviet Intentions，1965—1985，Volume I：An Analytical Comparison of US-Soviet Assessments During the Cold War，Mclean，VA：Bdm Federal Inc.，1995，p.14；Hines，Mishulovich，and Shull，Volume II，p.16.

29．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将其作战能力视为增强威慑力的手段。至于苏联遵守相互确保毁灭的问题，布热津斯基声称这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但他指出“苏联并不相信‘相互确保摧毁’，即以基于恐惧的相互威慑逻辑替代可信的作战能力”。布朗深信，苏联的威慑力量取决于对美国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的能力，但他认为苏联领导人不会接受相互确保摧毁，不会放弃限制损害的努力，也不会完全依靠只杀死平民的能力来威慑美国。Hines，Mishulovich，and Shull，Volume II，13，15；Report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Harold Brown，On The FY 1980 Budget，FY 1981 Authorization Request，and FY 1980—84 Defense Programs，January 25，1979，p.83.有关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弗里茨·埃尔马特的观点请参见Fritz W．Ermarth，“Contrasts in American and Soviet Strategic Though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No.2，1978，p.145。

30．例如加索夫和派普斯之间的辩论就展现出这种相反逻辑。Raymond L．Garthoff，“A Garthoff-Pipes Debate on Soviet Strategic Doctrine,”Strategic Review，Vol.10，No.4，1982，pp.36—63.

31．Hines，Mishulovich，and Shull，Volume II，pp.16—17.

32．Ibid.，p.13.

33．Ermarth，“Contrasts in American and Soviet Strategic Thought,”pp.144—145.

34．然而，西方分析家们对这些变化有不同的解释。一派强调了苏联对先发制人的偏好，另一派则声称，苏联的威慑政策建立在预警发射能力基础之上，并以确保二次打击作为后备手段，这与西方的声明政策很相似。关于这一流派的例子，参见Benjamin S．Lambeth，How to Think About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Santa Monica：Rand，1978；Joseph D．Douglass，Soviet Military Strategy in Europe，New York：Pergamon Press，1980。第二派认为，苏联采取“从先发制人走向战略稳定”，并认为苏联对“不首先使用”的保证是实质性的，而非单纯的宣传。Honore Catudal，Soviet Nuclear Strategy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Berlin：Spitz，1988，pp.112—115．关于苏联核武器理论演变的详细讨论，请见Garthoff，Deterrence and The Revolution in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35．引自Hines，Mishulovich，and Shull，Volume I，p.28；Hines，Mishulovich，and Shull，Volume II，p.14。

36．Hines，Mishulovich，and Shull，Volume II，p.28.

37．Ibid.，17.

38．据罗萨蒂（Rosati）介绍，1978年的非洲事件使古巴和苏联从该地区的小角色变成了卡特政府眼中的最重要行为体。Rosati，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Quest for Global Community，pp.58—60.

39．这些危机中有13个发生在非洲（6个在南非，3个在北非，2个在中非，2个在东非），6个在中东，4个在南亚和东亚，1个在中亚，1个在东欧，还有1个在南欧。苏联在其中11次危机中进行了低水平参与，在其中13次危机中开展了秘密或半军事活动。关于这些危机的概述请参见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 Data Set，http://www.cidcm.umd.edu/icb/（August 21，2013）。

40．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by Zbigniew Brzezinski，“Strategic Reactions to The Afghanistan Problem,”January 3，1980.

41．例如，1977年发生在刚果的“沙巴一号”事件被视为非洲问题而非东西方问题。事件的起因是刚果民族解放左翼阵线从安哥拉进入刚果，美国政府无法确定苏联是否直接参与了这场危机。参见Raymond L．Garthoff，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4，pp.687—688；Vance，Hard Choices，pp.69—75。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甚至没有提到刚果沙巴危机。

42．关于非洲之角的文献参见Garthoff，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pp.695—719；Bruce D．Porter，The USSR in Third World Conflicts：Soviet Arms and Diplomacy in Local Wars，1945—198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Stephen S．Kaplan，Diplomacy of Power：Soviet Armed Forces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1；James E．Dougherty，The Horn of Africa：A Map of Political-Strategic Conflict，Cambridge，MA：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1982。

43．最后，国际危机行为数据集将1977年列为越南和柬埔寨之间敌对行动开始的年份。然而，苏联在这场危机中的半军事介入始于1978年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1978年1月越南加入苏联领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后，布热津斯基称越南是“苏联代理人”。因此，当越南在1978年进入柬埔寨时，该举动被认为受到苏联支持。参见Garthoff，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p.729。

44．参见Vance，Hard Choices，pp.360—361；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347；NSC Weekly Report，No.98，May 25，1979；NSC Weekly Report，No.103，July 20，1979；NSC Weekly Report，No.104，July 27，1979；NSC Weekly Report，No.109，September 13，1979；David D．Newsome，The Soviet Brigade in Cuba：A Study in Political Diplomac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Robert Strong，Working in The World：Jimmy Carter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0，pp.208—232。

45．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95，March 3，1979。

46．引自NSC Weekly Report，No.98，May 25，1979。

47．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347.

48．Vance，Hard Choices，pp.360—361；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347.

(1)　美国中央情报总监（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DCI）由美国总统杜鲁门设立于1946年1月23日，负责总管协调美国情报体系间的情报活动。在2005年4月前，中央情报总监通常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的实际领导人。但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根据2004年《情报改革和防恐法案》设立了国家情报总监（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DNI），直接受美国总统指挥、管理与控制，统领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16个组织的美国情报体系（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译者注

(2)　Presidential Directives（PD）[Carter Administration，1977—81]，PD 18，US National Strategy，https://irp.fas.org/offdocs/pd/pd18.pdf.——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