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决策者的苏联意图评估：冷战终结

2026年0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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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美国决策者的苏联意图评估：冷战终结

在里根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他认为苏联意图对美国构成了生存威胁，他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然而，里根的观点在其第二届政府（1985—1988年）期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在1988年5月的莫斯科峰会之后，里根宣称他五年前的讲话已不再适用，他关于邪恶帝国的评论属于“另一个时期，另一个时代”¹。当被问及他是否可以宣布冷战结束时，总统回答道：“我想，现在当然可以。”²

本章讨论里根及其高级顾问——特别是舒尔茨与温伯格，如何在里根第二任期评估苏联意图。本章首先通过研究美国决策者的声明、推理和政策来权衡选择性注意理论和三大竞争性理论的经验有效性。里根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参与程度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认为，里根是一个“被动的总统”，对政府缺乏控制。³另一些人则认为，里根在任期内只是稍微参与了外交政策的制定细节：尽管他负责美国政策的大体轮廓，但他倾向于让高级顾问制定具体的外交政策目标和战略。⁴如果这样，那么里根对苏联态度的改变与美国政府的看法就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舒尔茨等高级官员会采取更多和解政策。⁵第三类学者称，尽管里根一般“对外交事务的兴趣不如国内问题”，但他对某些对他来说很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如战略防御计划、“伊朗门”事件⁽¹⁾和美苏关系等，还是很感兴趣的。⁶

虽然里根对其顾问的依赖程度在学者中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参与美国对苏联政策制定最多的官员无疑是舒尔茨。一个重要的证据来源是由舒尔茨起草的与苏联有关的可阅文件。温伯格的观点也很关键，特别是在与苏联的军备控制谈判方面。在这一时期，甚至在里根任期结束之后，温伯格都对苏联的意图持怀疑态度。追踪温伯格观点的稳定来源以及他用来证明这些观点的推理证据，对本研究很有价值。

本研究的当前任务充满挑战性，因为这一时期的大量相关档案仍然是保密的。当然已经解密的材料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还是值得关注的。这些档案包括来自里根总统图书馆、国家安全档案馆和国务院的原始资料。除了美国政府的档案文件外，里根、舒尔茨和温伯格在1985—1988年期间发表的所有公开声明，以及可获得的国会证词、采访、个人回忆录和日记的记录，都被运用于本研究。同时，本书参考这些官员所发表的相关声明与准备的证词，因为人们有理由预期这些官员阅读并批准了这些声明。此外，本书还利用了与舒尔茨和马特洛克的个人访谈，马特洛克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主要苏联问题专家，后来在1987—1991年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

决策者对苏联意图的信念声明

里根关于戈尔巴乔夫的第一份详细报告来自国务卿舒尔茨，他在1984年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²⁾的葬礼上见到了这位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舒尔茨回忆说，戈尔巴乔夫的“思想质量与深度”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⁷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12月私下告诉里根总统，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不寻常的俄罗斯人”，“他很有魅力”，“愿意进行开放式讨论与辩论”。⁸不过，里根在回忆录中承认，“我不能说我从一开始就相信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苏联领导人”。他当时曾指出，“戈尔巴乔夫将和他们的任何领导人一样强硬。如果他不是一个坚定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他就不会被政治局选中”⁹。尽管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最初的通信语气是积极的，但由于美国驻德国军事联络团的一名成员（亚瑟·尼科尔森[Arthur Nicholson]少校）被苏联哨兵枪杀、苏联在阿富汗的存在、苏联国内侵犯人权的行为、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分歧，以及军备控制倡议争论，美苏关系很快经历了新的危机。1985年6月，里根公开宣布苏联违反SALT Ⅱ条约，削弱了军备控制协定促进稳定与安全的完整性与可行性，此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¹⁰

尽管温伯格和舒尔茨早期在战略防御计划和《反弹道导弹条约》（ABM）的实施上存在分歧，但里根、舒尔茨和温伯格对苏联1985年提出的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动机持相似看法。他们都声称，这一提议源于苏联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关切。舒尔茨认为苏联的提议是“原则性突破”，而里根却不以为然；他在回忆录中称，他在1983年也提出过同样的提议。里根将苏联的提议视为“宣传”。¹¹温伯格甚至更直白，暗示美国应该考虑破坏《反弹道导弹条约》。¹²

当时，没有人真正相信苏联有良性意图。事实上，舒尔茨和里根继续公开表示苏联的目标是以军事手段扩大权力和影响力。舒尔茨也认为，苏联愿意使用军事力量优势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现状。他还认为，“勃列日涅夫主义”表达了苏联维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影响力的意图，表明其修正主义目标，以及苏联不愿意维持威慑以防止战争。¹³不过，在第一（或第二）届里根政府期间，舒尔茨从未将苏联意图描述为不可阻挡的扩张主义。正如基思·希姆科所观察的那样，“没有提到苏联对世界‘统治’‘革命’‘霸权’或‘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的追求。在舒尔茨的著作中，没有任何关于苏联渴望消灭美国、摧毁民主和资本主义，或取得共产主义最终胜利的内容”¹⁴。

与舒尔茨相反，里根多次提到苏联是一个扩张主义大国，其目的不外乎是“统治世界”¹⁵。1985年，两人都不相信戈尔巴乔夫会改变苏联的政策，放弃他们的传统敌意。1985年，里根说：“我看不出苏联会有很大的改变，只有当政治局有此愿望时改变才会出现。”¹⁶在1985年11月两个超级大国的新任领导人在日内瓦第一次见面之前，里根的公开声明确实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他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归咎于“误解”，以及苏联未能对美国的意图和政策作出正确推断。他进一步强调需要“减少导致双方会获得战略武器的怀疑和不信任”，并承认是“核武器”而不是邪恶的对手“对人类生存构成了史上最大威胁”。¹⁷

关于里根对苏联领导人及其意图的看法，最有力的线索是在里根的私人谈话中发现的。总统在出发前往日内瓦峰会前不久向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口述了他的个人意见。里根说：“我相信戈尔巴乔夫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领导人，致力于实现苏联的传统目标。”里根总统推测，在短期内戈尔巴乔夫不会“想进行任何新的冒险”，但他的最终目标是“使我们的欧洲朋友远离我们”，“使我们看起来像是一种对和平的威胁”。里根私下判断，戈尔巴乔夫追求军备控制的动机是“减少使苏联经济停滞的国防开支负担”，特别是削减在战略防御计划上与美国竞争的费用。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前总书记没有什么不同。在里根看来，戈尔巴乔夫“依赖于苏联共产党的等级制度”，因此旨在“向政治局证明他的实力和对苏联传统目标的忠诚”。¹⁸同样，舒尔茨当时似乎也坚信，新的苏联领导人“有能力并决心保护他们从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³⁾和契尔年科那里继承的遗产”。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苏联政策具有连续性，因此没有理由希望苏联新领导人会放弃其传统的修正主义目标。¹⁹

日内瓦峰会（1985年11月）

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预计，通过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的个人互动，总统“应该能够感受到戈尔巴乔夫的意图”。他建议里根应该“（在会面中）寻找戈尔巴乔夫是否愿意在具体问题上充分调整立场以便降低美苏紧张局势的任何指标”²⁰。里根正是这样做的。

在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私下交谈后，两位领导人微笑着走出来。里根承认他和戈尔巴乔夫“很合得来”。在他的回忆录中，里根说：“当我们第一次握手时，我不得不承认……戈尔巴乔夫有一些令人喜欢的地方。他的面庞与行事风格都很温和，而非我在大多数苏联高级官员身上看到的那种近乎仇恨的冷漠。”下午，里根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单独谈话时相处得很好”，两人又在火炉旁聊了一个小时。据舒尔茨说，“两人的心情显然都很好”²¹。他们的私人会晤也产生了具体的结果：两位领导人同意进行后续的两次互访性峰会，舒尔茨称这是日内瓦峰会的主要成就之一。对置身会议室里的每个人而言，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融洽关系都是显而易见的。里根后来解释说，戈尔巴乔夫的幽默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可以讲关于他自己甚至关于苏联的笑话，我越来越喜欢他了。”²²戈尔巴乔夫的辩论风格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里根说：“我们争吵过，也许知道我们会再次争吵，但当会议结束后我们就回归正常了。”里根继续说：“他并没有径直离开那里，（说）‘打倒糟糕的美国人’或其他什么。”²³尽管如此，在与苏联代表团的一次会谈中，里根多次表示，“美国也看到了一个扩张主义的苏联”，并回顾道，“苏联政府曾谈论过建设一个世界性的共产主义国家，并在世界各地动员革命”。里根指出，苏联在阿富汗、安哥拉、古巴、埃塞俄比亚和也门都有卫星国，所有这些都给“美国的担忧与不信任提供了基础”²⁴。然而，里根在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总结出一个积极的观点，他说如果两国学会相互信任，“那么那些堆积如山的武器将很快消失，因为我们将相信不需要它们”²⁵。

日内瓦峰会可能没有产生实质性成就，但它确实促进了双方对美苏关系的乐观态度。²⁶此外，里根提到，在他们谈话之后，他突然想到“在我们峰会中的私人会晤上，他（戈尔巴乔夫）没有一次表示支持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立世界共产主义国家的目标，或支持扩张主义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他是我知道的第一个没有这样做的苏联领导人”。²⁷这种积极的感受反映在峰会后里根立即寄给戈尔巴乔夫的书信草稿中。里根在信中写道，由于坦诚的交谈“我从这次会面中更好地理解了你的态度，我希望你也能更好地理解我的态度”。里根进一步表示，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决心“采取措施，确保我们两国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彼此关系”。里根写道，尽管“美国不认为苏联是世界所有动乱根源”，但苏联“通过使其军事化，利用并加剧了地方紧张和冲突”。总统在信中以积极的语气结束，重申他对他们的私下会晤感到非常高兴，并建议两位领导人“私下里设定一个目标——就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在下次峰会之前解决”议程上的剩余问题。²⁸

但是在公开场合，里根报告说，尽管他很享受与苏联领导人的谈话，但他仍然没有理由感到乐观。他在稍后的11月下旬说：“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不能对苏联的本质抱有幻想……。这意味着持久的竞争。”²⁹

希望与失望（1986年）

1986年是希望与失望交替的一年。1986年上半年，戈尔巴乔夫对是否接受里根的第二次峰会邀请感到犹豫。他想避免讨论里根的具体限制军备倡议，而这些倡议可能构成下一次峰会达成协议的基础。1986年1月15日，戈尔巴乔夫公开宣布了一项关于在2000年之前废除核武器的建议。然而白宫和美国大多数政府机构的许多人认为该提案表明戈尔巴乔夫“心中只有宣传”。然而，里根实际上赞成彻底消除核武器。虽然他对苏联提案的某些方面感到担忧，但他声称，这是“苏联领导人第一次提出一个特定日期”。戈尔巴乔夫的提案符合里根的梦想，即让世界走上废除核武器的道路。马特洛克解释说，这个倡议对里根总统产生了“重要的心理影响”³⁰。但里根仍将苏联的这一举动视为“宣传噱头”，他在日记中写道：“这至少是一个h—l（原文如此）的宣传举动。我们很难解释是否要拒绝它。”³¹他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写道：

贵国政府最近的行动是最令人沮丧的。我们该如何看待贵国急剧增加对当地独裁者（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的支持？他宣称要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对美国发动一场恐怖主义战争。面对这样的行动，人们怎么能认真对待苏联反对恐怖主义的声明呢？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在寻求扩大其在世界上的影响方面是如此鲁莽，以至于它将自己的威信……置于一个人的摆布之下。它将自己的威望置于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地方暴君的摆布之下？³²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为将继续加强里根对苏联意图的悲观解读。在另一封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件草稿中，里根“坦率地”写道，政府内部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和美国对苏联的政策的辩论“开始进入一个可预测的模式”³³。也就是说，苏美关系似乎正在进入一个以稳定为标志的新阶段。舒尔茨乐观地认为，“与国防部和中情局的预测相反”，苏联“不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大国，也不会在不断壮大中威胁消灭世界”。另一方面，温伯格仍然认为苏联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扩张主义大国，并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只是宣传。同样，舒尔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指出，中情局的情报分析提出的结论是，尽管戈尔巴乔夫的言论已经改变，但苏联的行动没有改变。舒尔茨向出席这次例行会议的其他官员解释说，“这会刺激总统的恐惧，即任何与苏联的外交接触都会危及战略防御计划的未来”³⁴。

在这一时期，里根仍然断言苏联的意图是扩张主义的，尽管他已经觉得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传递了改变态度的信号。因此，里根很谨慎，以免在他的公开声明中冒犯戈尔巴乔夫。例如，在6月，里根被问及为什么在早些时候的一次演讲中把戈尔巴乔夫比作卡斯特罗、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卡扎菲。里根回答说：“这样的用词很糟糕，因为我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正如我所说，他是第一个提出减少甚至消除核武器想法的苏联领导人。为此我一定是在某个地方犯了错误，相信我，我没有把他们归为一类。”³⁵夏季晚些时候，里根再次表达了他对苏联领导人及其动机的看法，重申他发现戈尔巴乔夫“与我所接触的其他人完全不同”。不过，里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和举措尽管有创意，但主要是国内困难的原因，而且总体上是为了使苏联体系变得更加强大。在1986年7月25日的采访中，里根谈到了戈尔巴乔夫：

我认为，他当然是在那个体系中长大的。我认为他致力于维护那个体系，相信那个体系。但我也认为，他是一个现代的领导人，与我们过去接触的一些人相比，他很注重经济民生问题。……他相信，为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加入大量削减庞大武器储备和结束军备竞赛的谈判，会更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实际情况，因为军备竞赛对他们来说代价太高，是造成他们经济问题的主因。³⁶

1986年9月，戈尔巴乔夫同意次月在雷克雅未克与里根会面。在为这次会议准备的文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警告，

戈尔巴乔夫的长期目标非常明确：瓦解西方国家对苏强硬的共识，稳定美苏关系，在国内政策上有更大的自由度，并逐渐在全球权力平衡中重新获得更有利的地位。而军备控制谈判在这一战略中起着核心作用。³⁷

在雷克雅未克，戈尔巴乔夫对战略和中程导弹、太空问题、防御与核试验问题的慷慨提议让里根“大吃一惊”。³⁸总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乔治·舒尔茨和我都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协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觉到一些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³⁹据舒尔茨说，戈尔巴乔夫在“作出一个又一个的让步”时，“把礼物放在我们的脚下”，但在战略防御计划和《反弹道导弹条约》上的分歧打破了首脑会谈。正如里根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回忆的那样（会议记录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戈尔巴乔夫说他的让步都取决于美国放弃战略防御计划时，里根“无法相信”，并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感到“非常失望与气愤”。⁴⁰里根认为，戈尔巴乔夫对里根作出分享星球大战技术的承诺表达了不信任，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然而，尽管里根很失望，两位领导人在峰会后的通信显示，用马特洛克的话来说，雷克雅未克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心理转折点”。虽然没有就战略防御计划达成协议，但里根对戈尔巴乔夫有了强烈的正面印象，这种印象源于后者显然真诚地希望消除核武器，并在所有问题上进行认真的建设性对话。⁴¹回到华盛顿特区后，里根向他的顾问非正式地报告说：“麦琪（撒切尔夫人）是对的，我们可以和这个人（戈尔巴乔夫）做交易。”⁴²然而，在公开场合，里根和舒尔茨都没有改变他们对苏联意图本质的言论。在1986年10月4日和13日的讲话中，里根说他“对苏联或其最终意图不抱幻想”⁴³。

重新评估的初始过程（1987年）

1987年上半年，人们对苏联意图的看法还没有改变。白宫1987年1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莫斯科试图改变现有的国际体系，建立苏联的全球霸权。这些长期的苏联目标构成了苏联外交和国防政策的全部概念框架。”⁴⁴加特霍夫认为：“对苏联威胁和苏联政策目标的讨论（在这份报告中）就像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苏关系低谷时写的。”⁴⁵里根在公开场合表示，政府打算继续与苏联谈判，“不是基于虚幻的希望或一厢情愿的想法”，而是“基于对苏联行动的坦率评估和对其意图的长期理解”。他警告，在与地区冲突有关的问题上，苏联继续表现出“全球扩张主义”政策。⁴⁶

里根在当年5月指出，他希望戈尔巴乔夫会认真“采取不同策略，真正制定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路线”⁴⁷。到6月，里根重申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个主张消除核武器的苏联领导人，将戈尔巴乔夫形容为“有个性的绅士”。但里根明确表示，他并不完全信任这位苏联领导人，并经常引用俄罗斯谚语“信任但核实”（trust but verify）来描述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⁴⁸在此期间，里根还敦促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政策作出“切实改变”，“向世界证明改革承诺并非空谈”。⁴⁹

1987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三次峰会，道路并不平坦，尽管一路上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1987年9月，舒尔茨得到了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私人保证，苏联将在一年内撤出阿富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舒尔茨还报告了苏联在人权和持不同政见者方面的重要变化。9月中旬，谢瓦尔德纳泽来到华盛顿参加讨论。里根后来将这次访问描述为“一个转折点”，他在日记中指出：“这些会议很好，没有我们过去看到的敌意，即使我们在某些事情上有分歧。”⁵⁰

同时，戈尔巴乔夫表示他愿意将有关战略防御计划的协议与削减核武器相互脱钩，并接受了美国对将在华盛顿峰会上签署的《中导条约》的修改建议。这对里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他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放心的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是可以信任的。里根指出苏联内部引起他注意的其他发展：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实行的重大经济和政治改革是认真的。苏联将举行第一次自由选举；官方鼓励企业家在苏联经商；在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反思苏联历史及其错误开辟了一条新的自由之路。⁵¹

里根在这一时期的采访和公开演讲中提到了这些国内行动，他继续列举了戈尔巴乔夫可以采取的表明政策转变的其他步骤，并“表明克里姆林宫的新思维得到了行动和语言的支持”。9月，里根说：“我认为，苏联并没有放弃在全世界推广其共产主义思想的既定目标。我还认为，苏联已经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了其防御需求。不能忘记苏联在阿富汗的持续侵略。”⁵²1987年10月28日，里根公开宣布，他仍然认为苏联是一个扩张主义大国：“在地区冲突中，苏联的表现最令人不安。任何需要找出苏联是扩张主义甚至帝国主义证据的人，只要去看看苏联在尼加拉瓜或阿富汗的所作所为即可。”⁵³

舒尔茨对苏联目标的评估比里根更乐观。1987年11月，国务卿舒尔茨发现自己对戈尔巴乔夫行动的理解与政府和中情局部分人存在根本分歧。中央情报总监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将罗伯特·盖茨（时任中央情报副总监）的分析报告转交给里根和其他主要官员。⁵⁴盖茨断言，戈尔巴乔夫正在寻求“与西方的喘息空间”，这旨在促使苏联国内恢复活力，并为塑造另一个与美国对抗的时代积蓄力量。他指出，“戈尔巴乔夫没有削减军事研发投入，而是为地区冲突注入了更多的武器”。然而，舒尔茨拒绝这些评估。他声称，无论苏联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戈尔巴乔夫正在采取的实际步骤确实减少了苏联对美国的威胁。⁵⁵马特洛克见证了这些辩论，他后来解释说，盖茨和舒尔茨都能找到证据来支持他们的结论，因为戈尔巴乔夫“仍在试图做一些自相矛盾的事情”。马特洛克认为，盖茨专注于苏联政策的连续性，而舒尔茨则“对无可置疑的变化迹象及其未来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在我对马特洛克的采访中，他质疑情报评估是否影响了里根政府关键决策者的看法。和舒尔茨一样，里根“会根据他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互动来进行意图判断”⁵⁶。最后，马特洛克补充说：“在里根与舒尔茨心中，观察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的言行举止比任何情报简报都重要得多。”⁵⁷

华盛顿峰会（1987年12月）

华盛顿峰会期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积极互动标志着双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里根总统以符合生动性假设逻辑的方式解释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意图。根据马特洛克的说法，“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的会谈明显比在日内瓦或雷克雅未克的会谈更和谐”⁵⁸。卢·坎农（Lou Cannon）认为，“在签署《中导条约》时，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表现出一种舒适的熟悉感，这是他们在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会谈的副产品”⁵⁹。勒夫勒也写道：“良好的感觉注入了华盛顿峰会的闭幕会议。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对彼此的热情与日俱增，他们为彼此的成就感到自豪。”⁶⁰当时，里根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这是我们与苏联举行的最佳峰会。”⁶¹

在华盛顿峰会之后的几个月里，苏联和美国的关系迅速改善。正如马特洛克所言：“自1987年底……美苏双方在战略议程的各个部分连续取得重大成果。变化的速度让我们这些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与苏联打交道的人感到头晕目眩。”⁶²从1987年12月的公开声明中可以看出，里根在峰会之后对苏联意图的评估发生了变化。里根在解释他的乐观情绪时，经常提到他与戈尔巴乔夫建立的特殊关系。当被问及他是否仍然认为苏联是一个邪恶的帝国时，里根持辩解态度。他的回答与以前的声明大相径庭，反映出他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意图的评估有所改变：

关于邪恶帝国，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认真的，因为苏联以前的领导人决策显然是以扩张主义为基础的，或者说他们的计划是以扩张主义为基础的，是朝着建立一个世界性共产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前进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真的……。而且以前的领导人确实信奉一种哲学，即只要能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就没有不道德的手段，因此这允许他们背弃信任、惯于撒谎等。（然而现在）似乎存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⁶³

令里根感到欣慰的是，苏联的军事意图也在发生变化。他越来越相信，苏联和美国一样，不认为核战争是可以打赢的。在1987年12月11日的一次采访中，里根说：“现在听到这个人（戈尔巴乔夫），在我没有敦促的情况下表达了他的愿望，即我们可以完全消除核武器，因为它们代表着威胁——他引用了我早在1982年对外国议员讲话时用过的一句话……那就是‘核战争是打不赢的，也决不能打’。”⁶⁴

政府中的其他人对苏联的变化印象不深，认为没有理由感到乐观。温伯格（因妻子健康状况不佳于1987年10月辞去国防部长一职）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只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公关活动。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推行国内改革只是为了维持苏联体制的活力。⁶⁵

重新评估苏联意图（1988年）

重新评估苏联意图的过程持续了1988年全年，因为当时苏联采取了更多昂贵的安抚行动，以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5月的莫斯科峰会上进行了另一次积极的个人交流。有文件显示，虽然有些人理解戈尔巴乔夫不再坚持传统的苏联扩张主义和世界霸权的目标，但许多人怀疑这些变化是否反映了苏联政权性质的深层转变。例如，1987年12月4日舒尔茨在华盛顿世界事务委员会的一次讲话中说，“从莫斯科吹来的变革之风可能会像戈尔巴乔夫先生宣称的那样具有革命性”，他指的是戈尔巴乔夫承认需要改变苏维埃制度。但舒尔茨对这些变化的“最终影响”持怀疑态度。⁶⁶他质疑苏联变革的持久性和深度，以及它们是否会影响美苏关系的对抗性。舒尔茨在2月的一份公开声明中说：

我很难相信，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会像我们与大多数国家的关系那样“正常”……。我们在看待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个人在外交关系方面的作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将永远是独特的。美苏关系似乎不太可能失去过去与当下的强烈警惕性，有时存在对抗性因素。

我也不认为个别协议或合作协议的积累本身会导致一个质的飞跃，让美苏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美苏之间的分歧及其产生的猜疑太深了。经验证明，仅靠协议无法弥合这种分歧。

同时，舒尔茨指出了一些重大变化，他强调：“可以说，我们正接近建立一种可持续美苏关系的门槛。在美国方面，我们多年来第一次对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苏联有了强烈的共识。在苏联方面，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出于需要）——他们愿意以更接近国际规范的方式重新审视苏联的安全和其他利益。”⁶⁷

与舒尔茨一样，1988年初里根对苏联及其意图的描述是平衡的。例如，在出席1988年3月的北约峰会时，里根对“苏联政策变化的令人鼓舞的迹象”发表了评论，但他说他将“在声明之外寻找具体和持久的政策变化”。⁶⁸在一个月后的一次演讲中，里根说美苏关系已经“戏剧性地转向一个现实主义式的接触阶段”。他表示，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他将此归功于“来自西方的压力”。里根详细讨论了人权问题，承认了苏联的变化迹象。“但如果有变化，那是因为侵略成本和美苏体制之间真正的道德差异发挥了作用。”⁶⁹马特洛克认为，里根在莫斯科峰会前的公开演讲中强调人权问题其实主要基于国内政治需要，他希望向国内的保守派发出信号，“他没有忘记苏联的人权状况，以换取他们对（中导）条约的赞成票”⁷⁰。

当舒尔茨向里根解释说戈尔巴乔夫确实被这种言论所冒犯时，里根对自己的言辞变得更加谨慎。根据马特洛克的说法，“他继续呼吁关注美苏关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只在他注意到已经取得进展后才会这样做”。此外，里根开始强调戈尔巴乔夫确实是一个不同类型的苏联领导人，他对国外的合作和国内的改革真正感兴趣。⁷¹在莫斯科里根被问及在他担任总统之初是否能想象来莫斯科参加首脑峰会，里根回答道：

可能不会，因为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位总书记和我过去见过的贵国其他领导人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不认为后者有任何改革的梦想。然而，我觉得我们必须共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制度是不同的，我们将在许多方面进行竞争，这将继续下去，但我们可以在避免相互冲突的情况下进行竞争。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当然，我无法预见你们现任领导人也会这样想。

当被问及他参考了哪些资料来支持他过去关于苏联目标是扩张主义的断言时，里根回答道：

我也知道每一位领导人、每一位总书记（除了现任的总书记），在苏维埃大会上都重申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诚，即建立一个世界性共产主义国家——这并不需要我去阅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著作。但是现任总书记没有这样说过。所以，我没有编造任何东西，这些是我们已知的事实。例如，我们政府都知道列宁已经表达了这种计划，涉及拉丁美洲等。对我们来说，有一句话听起来非常不祥，他说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美国——将不必被占领，它将像过熟的水果一样落入他们伸出的手中。⁷²

在莫斯科时，里根还明确表示，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在对美国的“试金石”测试作出回应。“（戈尔巴乔夫）正在进行的许多改革都是针对我们一直对苏联的批评。如果这些批评有助于苏联改革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当然至少要表达对他所做改变的认可。”⁷³在同一次采访中，里根也首次承认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有所变化。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戈尔巴乔夫是“真正的朋友”时，里根回答道：

嗯，我不能不说是的，因为我发现他和我以前见过的其他领导人不同。是的，我们可以辩论，可以存在分歧，而且他确实相信很多共产主义宣传，他从小就听到关于我们国家的宣传——大型企业财团对政府发号施令以及类似的事情。但是，争论结束时，从来没有个人仇恨的感觉；对此我相当乐观，虽然同时我也很现实。我唯一懂的俄语是一句小谚语。而且我在他身上用过很多次，如果我再用它有一天他就会打我的头。那就是，“信任但核实”（Dovorey no provorey）。⁷⁴

在接受苏联杂志采访时，里根被问及他是否重新考虑了几年前的评论，他曾在评论中称苏联是一个邪恶的帝国。里根回答道，虽然他注意到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和关于人权更公开的讨论，但他仍然认为在宗教自由、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等问题上苏联可以做得更多。⁷⁵虽然里根当时没有否认，但一个月后他就否认了自己称苏联为邪恶帝国的说法。

莫斯科峰会及其结果（1988年5—12月）

里根将1988年5月举行的两国领导人第四次峰会描述为最令人难忘的一次。在会议召开前不久，有两个事态发展引起了里根和他的一些顾问的看法。首先，当年4月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这一行动对美国政府部分官员而言，象征着扩张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已经消亡。舒尔茨在其回忆录中解释说，政府内的主流看法是，“如果苏联离开阿富汗，那么勃列日涅夫主义就会被打破，‘永不放手’的原则就会被违反”⁷⁶。里根将此举视为“历史性胜利”，为解决其他地区冲突提供了可能性。⁷⁷然而，美国部分官员仍然认为，从阿富汗撤军只是戈尔巴乔夫宣传活动的另一个阶段，是苏联希望减少损失的结果。当时已经卸任国防部长的温伯格在回忆录中称，无论是《中导条约》还是从阿富汗撤军都不意味着苏联不再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他说，撤军“只是承认他们不会赢而且确实已经输了，他们试图用自己的军队来安抚‘圣战者’，这样他们的‘傀儡政府’才会安全”⁷⁸。

其次，另一大事件是在莫斯科峰会后不久召开的第十九次全苏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全面改革的建议，要求进行选举，限制任期，分权，以及实现言论、集会、结社和新闻自由。戈尔巴乔夫的提议表明，他打算从根本上改变苏联，并使任何未来的苏联领导人难以扭转改革。马特洛克写道，这些提议“提供了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夫终于准备越过红线，抛弃曾经定义并证明苏联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在里根出发去莫斯科的前几天，马特洛克向总统介绍了这些提议的意义，他说：“如果戈尔巴乔夫是真心实意的（他一定是真心实意的，否则他不会在苏共代表会议提出这个提议），那么苏联将发生永久改变。”⁷⁹

莫斯科峰会是成功的。两位领导人举行了两次私下会谈，里根在宗教自由问题上向戈尔巴乔夫施压，同时建议：如果苏联领导人改变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他将“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他（戈尔巴乔夫）会成为英雄，而反对苏联的大部分情绪会像烈日下的水一样迅速消失”。里根向戈尔巴乔夫保证，他绝不会公开说他曾就这个问题向戈尔巴乔夫提出过建议。⁸⁰里根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议总结如下：

戈尔巴乔夫听取了，并似乎接受了我的意见。从他的表情中，我知道他不喜欢我说的一些东西，但他没有试图进行任何严厉的反驳。我不知道我的话是否有任何影响，但在那之后苏联政府开始允许更多的基督教教堂和犹太教堂重新开放。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堵墙被推倒了。⁸¹

首脑峰会后里根仍在莫斯科，当被问及他是否可以宣布冷战已经结束时，里根回答道：“我想，现在当然可以。”⁸²同样，舒尔茨在9月联合国大会开幕后宣布：“世界已经改变了。”他补充说：“撒切尔夫人说得很对……。（当）她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现在不在冷战中’时，她是对的。”他后来写道：“尽管有了这个新的现实，但美国的许多人似乎无法或不愿意拥抱这个开创性事实。但对我来说，除了叫喊，一切都结束了。”⁸³然而，与里根和舒尔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伯格认为苏联的这些安抚性昂贵行动并不可信。“戈尔巴乔夫不仅放弃了苏联（在《中导条约》中）所有‘不可谈判’的要求，而且他给我们的正是里根总统七年来一直寻求的。当然这一行为并不意味着——就像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一样——苏联放弃了其长期的侵略计划。”⁸⁴

对苏联意图的推理

下文所提出的推理证据为选择性注意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为行为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证据支持。

里根的推理

仔细考察里根的推理模式，可以支持行为论的过去行动假设、当前行动假设以及选择性注意理论的生动性假设。在很大程度上，他对苏联意图的看法受到他对戈尔巴乔夫的积极个人印象和后者对里根“试金石”测试反应的影响。

在1985年和1986年期间，里根多次提到苏联过去的外交行动，以支持他的结论，即苏联的意图是扩张主义的。1985年11月，里根说：“我们相信，而且我认为有一些证据表明他们（苏联）的政策是扩张主义的；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南也门和安哥拉的例子就是证明。”⁸⁵在1986年给国会的简报中，里根强调了苏联昂贵行动和意图之间的联系，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的干预主义“构成了过去十五年令人不安的模式……。尽管这些政策带来的负担越来越重，但苏联领导层继续坚持，以证明苏联承诺的力量”⁸⁶。里根认为，尤其是入侵阿富汗事件证明了苏联的侵略意图。1985年8月，他指出，美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苏联）确实有敌对的意图，包括全世界的扩张主义与入侵阿富汗等”⁸⁷。在回复戈尔巴乔夫1985年4月的一封信时，里根修辞性地反问道，鉴于“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或向其他国家提供武器强加意志的历史，这让他如何接受戈尔巴乔夫的和平竞争宣言”⁸⁸？后来，在1985年的日内瓦峰会上，里根告诉苏联领导人，美国“看到的是一个扩张主义的苏联”，然后指出苏联“在古巴的一个卫星离我们的海岸只有90英里……。现在我们看到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也门到处都有苏联的介入，例如在安哥拉有35 000名古巴人”。⁸⁹里根继续推断，苏联介入地区冲突导致美国对其不信任，他在1986年指出“美国要接受苏联的和平意图保证是多么困难”，因为苏联在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尼加拉瓜和越南都有军队。⁹⁰

如果说苏联过去的行动表明了敌对意图，那么里根认为现在的苏联需要切实改变行为以展示善意。例如，1985年10月他说：“如果他们（苏联）真的想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并与世界其他国家成为朋友，那么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语言，而是阻止将制度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的行动——无论是亲自推动还是通过代理人进行颠覆。行动才是最有力的可能证据之一。”⁹¹他对戈尔巴乔夫关于军备控制的声明持怀疑态度。里根认为，苏联关于暂停核试验和在欧洲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倡议只是反西方的宣传。在第三世界的冲突中苏联部署大量自己或代理人的军队，这加强了里根的怀疑。⁹²

1986年，里根对苏联意图的评估并没有改变，但他在日内瓦峰会上再次提到了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强烈正面印象。例如，在提到释放人权活动家纳坦·沙兰斯基（Natan Sharansky）时，里根说：“我没有办法确定苏联的动机是什么，我只知道自日内瓦会议以来，不仅这个人被释放还有其他人也被释放，比之前的人数都要多。”⁹³1986年3月，里根在谈到戈尔巴乔夫的军备控制倡议时说：“这是我记得第一次有苏联领导人真正愿意消除他们已经拥有的武器。”⁹⁴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后，里根重复了类似的话：“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个真正提出减少武器数量的苏联领导人，他还说我们的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所以，显然有更多的理由感到乐观。”⁹⁵

1987年期间，里根的推理思路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1987年春夏之交，里根向戈尔巴乔夫提出挑战，要求他超越“话语宣传”，而应让苏联行动表现出“切实变化”。里根认为，把“改革新思维”说成苏联行为的巨大变化还为时过早。关于苏联改革的报告指出，“我们寻找行为上的具体变化时要保持清醒，以确定什么是真实的或虚幻的，而不是关注言辞变化”⁹⁶。但与往年不同的是，里根罗列了戈尔巴乔夫应该在国内外采取的行动清单，以示善意。这些清单构成了里根的“试金石”测试。他敦促戈尔巴乔夫改变苏联的人权政策，对军事事务实行改革，拆除柏林墙，从第三世界（特别是阿富汗）撤军，并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⁹⁷关于最后两点，里根在1987年10月底推断：“在地区冲突中，苏联的表现最令人不安。任何需要找出苏联是扩张主义甚至帝国主义证据的人，只要去看看苏联在尼加拉瓜或阿富汗的所作所为即可。”⁹⁸

1987年全年，里根越来越相信戈尔巴乔夫打破了苏联传统。里根在12月说，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确实“相当不同”，因为首先“没有其他苏联领导人同意消除已经拥有的武器”，其次戈尔巴乔夫“也是第一个从未在苏共全国代表大会上重申致力于世界扩张——一个世界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而这是其前任领导人们的既定目标”⁹⁹。

虽然里根认识到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和目标可能不同，但他对苏联本身性质的信念一直到1987年底都没有改变。1987年12月3日，他说：“从我发表关于邪恶帝国的演讲开始，我一直没有改变。”¹⁰⁰

然而到1988年，里根不再将苏联称为扩张主义大国。他解释说，他改变了看法主要基于苏联最近的行为，这些行为似乎与里根要求戈尔巴乔夫表现出的善意测试相一致。上述这些文件以及我对舒尔茨和马特洛克的采访，都强有力地表明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相处的时间越长，他就越信任这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这些会议期间和之后的行为构成了里根眼中最重要的证据，即他领导下的苏联的威胁性大大降低。这支持了行为论的当前行动假设和选择性注意理论的生动性假设。

1988年初，里根的言辞仍然不具有一致性。根据马特洛克的说法，总统试图安抚国内反对批准《中导条约》的保守派人士。因此当里根承认“有证据表明苏联发生了一些变化”时，他又说“只要苏联军队仍然占领阿富汗，与西方的关系就不会改善”。¹⁰¹里根仍然不相信“开放政策”是一项持久政策。他说：“在开放政策和专制政策之间的摇摆并不新鲜，甚至不是苏联所特有的。在历史上，随着沙皇王位的更替（甚至在一个沙皇的统治期间），这种情况一再出现。不能把我们的安全押注在特定个人的动机评估或新领导人的新方法上面，即使我们希望他们变好。”不过到了3月，里根承认，苏联在人权和阿富汗问题上的改善使他对美苏关系改善更加乐观。¹⁰²里根继续施压戈尔巴乔夫拆除柏林墙，同时“赞赏（苏联人权政策）已经发生的变化，并鼓励苏联走得更远”。即使到1988年5月，里根也认为，苏联的行为可能在未来发生逆转。他告诫说，只有将这些改革行动制度化，才能使他认为苏联意图实际上已经变得更加良性。¹⁰³

同时，里根对戈尔巴乔夫的深刻印象也主导了他对苏联意图的推理。里根多次提到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朋友，“他所展示的进步思想与政策变革计划都非常真诚”¹⁰⁴。里根开始尊重和钦佩这位苏联领导人：

很明显，戈尔巴乔夫和我之间有一种化学反应，产生了一些非常接近友谊的东西。他是一个强硬的、艰难的谈判者……。我喜欢戈尔巴乔夫，尽管他是一个忠实的共产主义者……。他与在他之前的克里姆林宫高层不同。他是第一个不推行苏联扩张主义的人，第一个同意销毁核武器的人，第一个建议建立自由市场并支持公开选举和言论自由的领导人。¹⁰⁵

里根认为，戈尔巴乔夫最重要的行动是那些对他的要求所作出的反应。例如，里根指出，到1987年底“有初步迹象表明，‘静默外交’正在对戈尔巴乔夫起作用。虽然他和我都没有公开讨论过，但在我提供给他的名单上的一些人（即离开苏联的人），开始收到了出境许可证”¹⁰⁶。在1987年9月的一次国家安全规划小组会议上，里根指出：“我有个朋友告诉我，苏联右翼人士开始把戈尔巴乔夫称为‘是先生’（Mr．Yes），因为他同意了我所提出的一切建议。”¹⁰⁷

1988年6月1日，里根宣布冷战结束。他把自己对苏联意图的评估改变归功于戈尔巴乔夫：“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总书记，我发现他与以前的苏联领导人不同；随着我们的努力，我们也发现他们愿意与我们进行谈判。我认为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进展，我们可以乐观地看待未来的谈判。”在一个后续问题中，里根坚持认为，他的看法改变并不是因为他多年来有机会更深入了解苏联。相反他声称：“很大一部分是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动的。我认为，在他寻求改革的过程中意图评估发生了变化——我读了《改革与新思维》，我发现其中有很多我可以同意的地方。”¹⁰⁸在10月的一次采访中，里根总结了他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性质、意义和潜在成功的看法：

我认为，他试图做的事情已经越过了斯大林主义，但他吸收了列宁的教诲。不得不承认，列宁是共产主义的首创者。但与此同时，请记住他主张的一些事情，他公开对苏联人民说：你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资本家身边工作，但不要担心你们会向他们学习。而你没有从斯大林或任何跟随者那里听到这样的话。这个人（戈尔巴乔夫）似乎有一些这样的想法，我希望他能保持并继续走这条路。¹⁰⁹

12月7日，当被问及戈尔巴乔夫最近宣布单方面削减常规军力是否只为了在美国和其欧洲盟友之间制造隔阂，里根回答说：“我认为他是在真诚地处理他自己国家的问题。”当被问及戈尔巴乔夫是否“想通过重大提议取得有利地位”时，里根认为这个问题“不严肃”。¹¹⁰

里根的个性——特别是他对矛盾信息持开放态度，对自己的说服力与情商很自信——使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对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印象。¹¹¹这些特征也让里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按照自己要求行事的。正如芭芭拉·法纳姆（Barbara Farnham）在研究里根外交政策时指出的那样，对里根来说“个人经验决定一切”¹¹²。里根本人在莫斯科峰会上指出：“制度可能是残酷的，官僚机构可能会失败，但人有时可以超越这一切，甚至超越那些似乎注定要把他们分开的历史力量。”¹¹³事实上，里根的许多亲信都指出，他倾向于把问题归咎为个性。正如乔治·布雷斯劳尔（George Breslauer）和理查德·内德·勒博所解释的那样，“如果他喜欢并信任某人，他就更容易相信他们采取的政策”¹¹⁴。马特洛克同样指出，里根有一种“信念”，即“人类可以通过沟通来改变彼此”。¹¹⁵

里根对个性和个人外交的重视，加上他自信于自己的说服力和判断他人的能力，使他更有可能根据自己捕捉的显眼的意图指标来修正看法。里根对戈尔巴乔夫的印象是促使他改变对苏联意图的看法的关键。因此，马特洛克评论道：“一旦他（里根）和舒尔茨开始与戈尔巴乔夫会面，他们就会依赖他们的个人印象与直觉。”¹¹⁶“这并不令人意外，”马特洛克补充说，“如果（一个）人到了国家的最高政治级别，他就会知道领导人是如何决策的，即使是外国领导人。”换句话说，高层决策人都遵循一个类似的过程，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因此容易产生一种特殊的共鸣关系。国家安全顾问弗兰克·卡鲁奇（Frank Carlucci）认为，“总统和戈尔巴乔夫之间、乔治·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之间开始建立的个人联系”促成了“渐进的信任”。¹¹⁷舒尔茨说：“他们相互尊重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看到对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也许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这种共鸣就在那里。它不是欺骗和操纵，也非试图提出一些模糊的观点，它就在那里，它是真实的，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¹¹⁸

在一项关于冷战结束的反事实分析中，布雷斯劳尔与勒博认为，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以及特殊的化学反应有助于重塑领导人偏好、承诺和互惠期望。他们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冷战会和平结束。具体而言，他们声称领导人个人层面的信任关系鼓励了戈尔巴乔夫继续提供如此多昂贵的单边让步。“如果面对的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另一个没有个性且不愿承诺减少核威胁的苏联总书记，里根就可能仍然是一个反苏的意识形态者。”¹¹⁹

就三大竞争性理论来说，其正确性分析如下。整体上，里根总统认为苏联的能力、行动和意图之间存在着联系。他反复强调，苏联的扩张主义行为都发生在美国失去战略核优势的时期。例如，里根断言：

在欧洲这种损失的影响不是很快就能感觉到的，但从全球来看苏联的行为发生了明显的、危险的变化。首先是1975年在安哥拉，然后当西方国家未能作出反应时，在埃塞俄比亚、南也门、柬埔寨，以及最终在阿富汗，苏联通过直接和间接运用军事力量冒险扩大其影响力。今天（1985年）我们看到，苏联在中美洲也有类似的努力，即通过刺激区域冲突来获利。¹²⁰

1985年5月，里根声称：“曾有理论认为，随着苏联相对于美国实力的增强，其好战性会减弱。这些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被抛弃，因为那时苏联顾问、军事装备以及古巴代理部队开始涌入非洲。”¹²¹里根并不认为意图是由能力决定的，因为在苏联军事力量相对较弱时，其意图在历史上也具有侵略性。在里根看来，苏联的行为而非其军备能力，是侵略意图的最有力证据¹²²。事实上，里根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他在与戈尔巴乔夫等外国领导人公开和私下会面中多次重申这句话：“国家之间的不信任不是因为他们有武器，但他们有武器是因为他们不信任对方。”这句话意味着里根认为能力反映在意图中，而非相反。里根同样承认，仅靠对手能力来推测意图是不够的，甚至可能产生误导，因为双方都在推测彼此意图。据此，他在1985年10月表示，重要的是要记住“武器（无论是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存在。它们的存在是因为各国之间存在着非常真实的分歧，并对彼此的意图有所怀疑”¹²³。简言之，尽管能力可能反映意图，但里根认为能力不能用来推断当前或未来的意图。毕竟，能力可以同时意味着敌对意图或安全因素。鉴于能力信号的嘈杂性，将它作为意图指标则太不可靠。

最后，在里根改变对苏联意图评估的过程中，这一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及其变化也发挥了作用。¹²⁴里根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是苏联扩张主义行为的根本动因，也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动机和合法性来源。1986年，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往往很容易向邻国扩散……。”¹²⁵即使在1986年雷克雅未克峰会之后，里根仍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不信任归咎于“苏联试图将其意识形态和统治强加于人”¹²⁶。然而，几乎不可能将这一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变化与苏联国内制度变化分开。这两者是同时发生的。美国的决策者在提到意识形态时，几乎都会提到意识形态变化对苏联国内制度的可观察影响。马克·哈斯（Mark Haas）研究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如何塑造里根对苏信念问题，他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戈尔巴乔夫需要提出重大民主体制改革，才能让大多数美国决策者相信他对自由主义的承诺是可信的。政治宽容和尊重基本人权的改革是不够的。”¹²⁷

舒尔茨的推理

舒尔茨对苏联意图的推理没有里根那么明确。然而现有档案表明，他与里根对苏联意图的看法基本一致。最初，舒尔茨集中观察苏联过去在第三世界的行为，将其作为苏联扩张主义意图的证据。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舒尔茨解释说：“由于你们过去的行为，美国对苏联有很多怀疑。当苏联入侵阿富汗时，吉米·卡特……当然得到了一个教训。（1983年）击落韩国客机事件⁽⁴⁾则是另一个插曲。”¹²⁸舒尔茨早期的悲观情绪与他对苏联能力和苏联最近军备建设的看法有关。然而，与里根一样，舒尔茨解释说，他的评估是基于观察苏联行为和它在危机情况下的实力施展，而非从军备建设本身出发。1986年4月，舒尔茨说：“鉴于苏联及其代理人在阿富汗、柬埔寨和朝鲜的行动，明显表达出利用军事力量达到政治目标的意愿，（苏联）军事力量的这种集中是相当令人担忧的。”¹²⁹舒尔茨甚至比里根更多地将苏联行为与其能力或力量平衡联系起来。然而，他并没有声称能力会导致侵略行为，或者说能力是对一个国家未来意图的良好预测指标：

我认为，如果你说武力平衡的巨大差异并不重要，那就是忽视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历史，当时苏联在战略上不再处于劣势。这改变了他们的行为，他们开始通过代理人——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南也门、阿富汗、印度支那、尼加拉瓜采取行动。简而言之，权力不平衡和国家行为之间存在着关联。当然这些权力优势要在明天或后天转化为对美国的强制还需要一个漫长跳跃，但不能因此否定它的意义。¹³⁰

舒尔茨在1987年和1988年重新评估了苏联意图，其逻辑与行为论的当前行动假设与选择性注意理论的生动性假设是一致的。在苏联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后，舒尔茨声称他感到“苏联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转变，苏联正在自愿或不自愿地、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向，而非在为第二回合冷战稍作休息”¹³¹。舒尔茨认为，放弃宣扬扩张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是“极为重要和戏剧性的变化”¹³²。在与情报界就戈尔巴乔夫的目标评估辩论中，舒尔茨提到从阿富汗和其他热点地区撤出是值得注意的积极迹象。¹³³

舒尔茨认为，苏联人权政策的变化最能说明苏联意图正在变化。在我对他的采访中，舒尔茨断言，苏联变化的最重要标志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特别是在人权等问题上的变革。¹³⁴他指出，1986年戈尔巴乔夫愿意把人权作为一个合法的讨论主题，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苏联有关人权改革的议程安排让人惊讶。”¹³⁵1987年舒尔茨向里根报告：“变化迹象是明确无误的。”在私下讨论中，他向谢瓦尔德纳泽强调，这些变化揭示了苏联意图的变化信息。舒尔茨告诉谢瓦尔德纳泽：“已经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我们看到在发放赴美签证方面的自由度增加了，苏联公民的行动能力增强了，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该模式似乎正在发展，我们对此表示欢迎。”¹³⁶他在公开场合宣称：“最能说明问题的指标将是苏联的人权状况”，因为

世界正在寻找证明其言论的结果，不仅是为了相关个人和家庭，而且因为国内人权实践与国际安全有关。因为一个政府如果不尊重向自己人民承诺的权利，就不会尊重其国际义务和国际社会的一般准则。¹³⁷

舒尔茨发现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他的个人要求和建议“积极回应”¹³⁸。谢瓦尔德纳泽愿意考虑美方列出的一份允许出境人员名单，其中包括部分政府异见人士，舒尔茨对此甚为感动。¹³⁹让舒尔茨印象深刻的是，当他试图说服谢瓦尔德纳泽相信人权在信息时代的重要性时，“谢瓦尔德纳泽非常注意听，他没有打断我，当我说完后他对我表达感谢，并说他让记录员将我说的话记录下来了”¹⁴⁰。舒尔茨不清楚苏联人权政策的改变，是否可以部分归功于自己的敦促和见解。谢瓦尔德纳泽向他解释说，苏联正在采取行动开放社会，因为苏联人认为这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对此，舒尔茨说，“我在去年4月刚向他提出过这个论点”，因此“我的论点是否发挥了一些影响？”¹⁴¹在我对国务卿的采访中，他解释说，人们不能不认识到，如果有人向你作出保证，然后事情如约而至，人们就会更相信这个人。事实上，他与谢瓦尔德纳泽的多次个人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一种信任感，使谢瓦尔德纳泽关于撤出阿富汗的保证与以前的声明“不同”。舒尔茨评论道：“那时我对自己与谢瓦尔德纳泽的关系有足够的信心，我知道他不会故意误导我。”¹⁴²个人印象的生动性是促使舒尔茨改变评估的关键。然而，相比里根，舒尔茨在公开声明中并没有明确强调这些生动的个人印象。

温伯格的推理

温伯格毫不含糊地指出，尽管苏联的行动和军事能力发生了变化，但它仍然有无限的扩张意图。在国会的公开讲话中，温伯格很少谈论苏联政治意图的来源，而是提到苏联构成的整体威胁。温伯格现身国会时，意在寻求国会授权增加国防预算或开发新式武器系统，因此他有动机夸大苏联的威胁。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温伯格在这些情况下提供的推理似乎是折衷的。温伯格的推断过程和推理完全不符合行为论的当前行动假设。但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温伯格在面对苏联一再采取的昂贵保证行动时，他没有改变对苏联意图的信念？一种解释是认知一致性原则，它使温伯格无法相信与他对苏联的看法相矛盾的信息。温伯格对苏联及其意图持有公认的鹰派观点。根据主观可信度假设，这些立场应该使他对戈尔巴乔夫昂贵的安抚行动不屑一顾，认为这些行动要么毫无意义，要么是试图塑造一个具有欺骗性的温和形象。另一种解释是，温伯格没有从苏联那里获得生动性信息。与里根或舒尔茨不同，温伯格与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和苏联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的互动很少，所以他没有接触到生动的个人信息。

温伯格后来在冷战结束后发表的声明显示，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对共产主义的承诺是衡量苏联意图的最关键指标。即使到2002年温伯格仍然认为：“戈尔巴乔夫至今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仍然认为必须加强共产主义。但（鲍里斯·）叶利钦不是。叶利钦有勇气反对它，这就是冷战的结束。”后来在那次采访中，温伯格指出，尽管里根对戈尔巴乔夫印象深刻，但他本人“坦率地说，他从不信任戈尔巴乔夫，也不相信他的承诺（致力于放弃共产主义）。我想表明叶利钦是‘真正的反共分子’的第一个迹象是，边防军停止向试图离开国境的苏联人开枪”¹⁴³。这些说法可能只是反映了温伯格对冷战结束原因和方式的事后合理化说辞。但温伯格反复提到叶利钦对反共意识形态的承诺是有道理的。

与生动性假设一致，温伯格没有改变对苏联意图的评估，原因可能是他没有与苏联领导人有任何个人交往。舒尔茨和里根与苏联领导人有着广泛的个人交往，并相应改变了他们的信念。尽管生动性假设所带来的可观察启示与其他假设相似——例如温伯格没有更新对苏联意图的看法，是因为他对苏联侵略有根深蒂固的看法，或者作为国防部负责人有强烈的官僚主义利益——本书在这里的论点是，学者们认为苏联特别昂贵的安抚行动在温伯格看来与他对苏联意图的评估无关。

美国对苏联的政策

本节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追踪哪些决策者建议采取侵略性或和解性政策，以及他们何时这样做。第二个目标是确定里根政府中关键人物的苏联意图评估与他们私下主张的外交政策之间是否存在关联。那些对苏联意图持有更多善意理解的美国决策者（如舒尔茨），往往建议采取更多和解政策和更多谈判。同时，那些对苏联意图持敌视态度的人（如温伯格），则主张采取更强硬的政策，认为与苏联谈判没有什么好处。这一发现会增强本章第一节所提到的关于苏联意图的陈述。

重新制定苏联政策（1983年）

据行政当局的主要成员说，美国曾在一段时期里对苏联制定了新的修正政策。里根政府在任职后的前两年半时间里，对苏联采取了高度对抗的政策。¹⁴⁴1983—1984年的新政策并不意味着巨大的转变，而是一个有限的变化。它反映了通过全面对话实现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兴趣。这项新政策的目标是：“在国际争端中减少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通过公平和可核查的协议降低高水平的军备”；通过审查苏联对过去协议的遵守情况和人权表现“建立最低限度的信任，以促进前两个目标的实现”；在促进“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的同时，推行“具体的建立信任措施”。¹⁴⁵

里根、舒尔茨、麦克法兰和马特洛克采用的方法基于“现实主义”（Realism）、“实力”（Strength）和“对话”（Dialogue），有时被称为RS&D原则。“现实主义”承认与苏联的竞争将持续下去，美国和苏联的体系永远不会融合。“实力”意味着美国需要军事和经济实力、联盟凝聚力和政治意愿来有效对付苏联，只有强大的美国才能使苏联愿意进行谈判。最后一项原则“对话”，意味着美国愿意就分歧进行谈判，并寻求一致和富有成效的方式来减少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¹⁴⁶与最近接替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的契尔年科重新进行对话，以及恢复与苏联的军备控制谈判，这些决定在里根政府内部引起了很大争议。温伯格和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里根的前竞选经理，在1981—1987年间成为他的首任中央情报总监）质疑对话政策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里根总统却站在舒尔茨一边。¹⁴⁷在试图与苏联进行军备控制谈判的同时，里根和他的顾问们在1984年继续强调遏制苏联的必要性，加强美国的国防努力，并支持阿富汗和尼加拉瓜等地的“自由战士”。

里根多次明确表示，苏联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在亚洲和中美洲“无情地征服越来越多的土地”¹⁴⁸。他这些苏联意图的评估对形成对苏新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在里根眼里，契尔年科“与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是同一种人：一个强硬的老派共产党人，沉迷于列宁式的扩张主义和世界统治愿景，所以美苏关系不会有任何改变”。但里根后来确实承认，在整个1984年他“对苏联的态度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在回忆录中，他认为作出对苏联强化接触的决定，与1983年底苏联对北约重大演习的反应（将在第十章中讨论）有一定联系。他写道：

我与苏联领导人和其他认识他们的国家元首接触得越多，我就越开始意识到，许多苏联官员不仅把我们当作对手，而且把我们当作潜在的侵略者，可能在第一次打击中向他们投掷核武器；正因为如此，也许（出于）一种不安全感和偏执，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拿破仑和希特勒对俄罗斯的入侵，他们把一个巨大的核武库对准了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更急于把苏联最高领导人单独叫到一个房间里，试图说服他我们对苏联没有任何企图，俄罗斯人民不应对我们有任何恐惧。¹⁴⁹

在日内瓦第一次首脑会议前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里根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苏联对入侵的历史性恐惧和对外国人的怀疑”已经达到了极端的程度。¹⁵⁰然而，这种推理并不表明里根认为苏联未来意图是良性的（或者说不想在未来改变现状）。相反，他开始认为，也许苏联建立军备的动机至少部分源于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

除了里根对苏联动机的看法发生变化外，其他趋势也可能影响到政府政策从1983年中期到1984年初的转变。当时政府内部的人事变动可能减少了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采取了更现实的看法。¹⁵¹此外，历史学家贝丝·菲舍尔（Beth Fischer）认为，苏联击落大韩航空007号班机事件、影视作品《浩劫之后》（The Day After）⁽⁵⁾、五角大楼关于核战争影响的简报，以及苏联对北约欧洲军事演习的恐慌，对里根来说构成一个“转折点体验”，因为这些事件都“使核毁灭问题格外突出”。¹⁵²此外，里根对国内政治的考虑可能也发挥了作用。1984年标志着总统选举活动的开始，为了寻求连任，里根可能寻求塑造出一副和平人士的形象。最后，美国前几年的军备建设阻止了人们认为的美国军事能力的下降，里根政府认为它现在有能力与苏联进行实力上的谈判。¹⁵³不少情报报告显示了苏联经济日益紧张的迹象，里根希望日益沉重的经济问题将会阻止苏联与美国进行另一轮军备竞赛。¹⁵⁴

虽然上述每一种解释都有支持性证据，但与笔者分析相关的唯一发现是，1984年初美国与苏联谈判持开放态度并不是因为对苏联意图认识发生了变化。里根继续在公开和私下表示，苏联将决心继续扩张并且不会停止使用军事手段来实现其目标。

加强合作（1987—1988年）

在里根第二届政府的最后两年里，美国对苏联的政策，特别是政府的军备控制建议，体现出一种更加宽容的立场。¹⁶²里根的一些“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S）继续宣称苏联构成的战略威胁。然而，政府对苏联的总体政策取向有了明显的变化，反映出里根和舒尔茨对苏联意图的看法在改变。这种变化反映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合作增加，努力促成首脑会议，寻求就军备控制和地区冲突达成协议，以及大多数“国家安全决策指令”对苏关系性质描述用词的变化。

围绕军备控制的辩论，特别是《中导条约》的辩论显示，个别决策者对苏联意图的信念与他们的政策立场相关联。美国所有的关键决策者都主张不对称的削减，即苏联将比美国削减更多的武器，但是对削减范围和程度存在激烈争论。温伯格和珀尔主张尽可能推迟谈判，除了“零方案”他们不愿意接受任何东西，即双方所有中程核导弹都将从欧洲撤出。¹⁶³相反，舒尔茨“希望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就未来的形势进行更深入讨论”¹⁶⁴。即使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下，舒尔茨仍坚持认为里根应该允许他继续就《中导条约》进行谈判。舒尔茨认为，要求一个零的结果可能会“扼杀整个交易，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可能会破坏我们实现我们都想要的零结果的最佳机会”¹⁶⁵。里根现在赞成与苏联沟通，他鼓励舒尔茨前往莫斯科，使谈判回到正轨。在华盛顿峰会上双方签订了《中导条约》。里根和他的顾问们认为《中导条约》和峰会成就表明，他们对苏联的政策已经开始见效。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去修复或改变它。在1987年11月10日发布的一份秘密“国家安全决策指令”中，里根写道：

《中导条约》的签署代表着美国对苏联政策开始取得成效与胜利。它表明，现实主义、实力和与我们盟友的团结是与莫斯科有效谈判的先决条件。……我们还必须牢记，尽管苏联政权的性质可能正在缓慢变化，但它限制了我们通过谈判和外交能与莫斯科实现的目标。¹⁶⁶

里根的政策仍有很强的强硬成分。他告诫他的政府成员不要“对美苏关系的现状抱有错误的幻想”。总统强调，对苏联的合作立场和美国代表团成员在华盛顿峰会期间的行为，“绝不能使我们维持强大的国防预算和关键项目（如战略防御计划）的努力复杂化，它们必须帮助我们维持对反政府武装、‘圣战者组织’、（安哥拉）安盟（UNITA）⁽⁶⁾和柬埔寨民主抵抗的支持，它们必须加强联盟的统一”¹⁶⁷。希姆科发现，里根在军备控制谈判中的具体立场，如《中导条约》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1983年后并没有明显变化。¹⁶⁸

然而，由于对苏联意图的认识不断变化，特别是在1987年华盛顿峰会之后，（美国）更加强调与苏联合作的制度化。例如，同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卡鲁奇和苏联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Dmitry Yazov）开始计划召开美苏防长与参谋长联席会议。6月，里根发布了一份秘密“国家安全决策指令”，其中他委托成立一个机构间小组以及美苏国防和军事关系高级机构间小组。¹⁶⁹虽然强调与苏联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政府外交政策的根本改变，但它确实在政府议程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¹⁷⁰1988年莫斯科峰会取得的进展以及后来签署的其他几项双边协议象征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合作模式不断扩大。¹⁷¹12月美苏就其他地区问题达成了协议，包括纳米比亚选举，南非从纳米比亚和安哥拉撤军，以及古巴从安哥拉撤军。峰会结束后，里根的政策声明反映了对苏联更加温和的立场。里根宣布他认为，冷战已经结束，并且在峰会后的公开演讲中他强调了RS&D原则中的“对话”，以及与苏联合作的战略意义，而非“现实主义”和“实力”这两项原则。

总之，决策者对苏联意图的看法与他们的政策偏好相关。温伯格对苏联的极端鹰派观点形成了他对苏联进行军备控制的坚定政策立场，并不愿在谈判中作出妥协或表现灵活。舒尔茨对苏联意图较为温和的看法使他鼓励总统与苏联进行谈判，并在一些问题领域采取更为包容的政策。至于里根，他对苏联意图进行解读时很少涉及军备控制方面的政策倾向。希姆科认为，这部分是由于里根对军备控制等问题缺乏实质性了解，而且对苏联的形象也不甚了解。¹⁷²

至于集体政策的演变，证据显示与卡特政府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对苏联政策的突然逆转不同，里根政府政策的转变是渐进和微妙的。这些论点都无法解释里根政府外交政策的确切轮廓。仔细观察美国决策者的推理和理由，可以发现对苏联意图的评估在1983—1984年政策转变中并没有起到作用。在这一时期，决策者认为苏联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其领导人致力于统治世界。学者们认为，从1984年开始里根愿意向苏联发出更多安抚性信号，这可能源于各种因素，包括他对苏联扩张主义行为的动机越来越不确定，因为有人认为苏联可能“太注重防御，对被攻击充满恐惧”。对苏联意图评估的变化在1987年以来政策的逐步转变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随着里根和舒尔茨开始认为苏联的意图更加良性，并以现状为导向，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对苏联采取和解政策。¹⁷³

结论

来自公开和私人文件的证据显示，里根和舒尔茨在1987年下半年逐渐重新扭转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意图的看法。1988年春天的一个更戏剧性的变化使他们得出结论，美苏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质变，苏联领导人的意图不应再被描述为扩张主义。

这个案例研究为行为论提供了一个简易测试案例。上述证据表明，行为论的两个假设都得到了充分的支持。有很多证据表明，在1985年和1986年期间，里根和舒尔茨主要关注苏联的过去行动，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在第三世界的干预，并将这些事件作为苏联扩张主义意图保持不变的重要证据。1987年和1988年期间，他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新的安抚行为。但行为论未能充分说明一些关键性证据。相比而言，选择性注意理论为我们观察到的证据提供了更有力的解释。

首先，决策者们对戈尔巴乔夫昂贵安抚行动的信息价值并不认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温伯格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传统的苏联领导人，他的长期意图是进一步增强苏联的实力和影响力。因此，他对苏联意图的扩张主义性质的看法仍然是静态的。温伯格的推断过程未能支持昂贵信号假设，并强调了可信度的主观性。

其次，行为论未能捕捉到生动性信息对里根和舒尔茨推断苏联意图的影响。虽然这两位高级人士都承认苏联作出了昂贵的安抚努力，但他们的信念是在与苏联同行进行密切、积极和反复互动后才发生了激烈变化。里根和舒尔茨在评估苏联安抚努力的诚意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印象。换句话说，这些决策者没有提到苏联总体行动，而是特别指出他们对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个人印象，作为苏联意图改变的证据。里根对戈尔巴乔夫的积极印象主要来自四次首脑会议上的私人互动。总统反复强调，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诚意和可信度认识不断加深，使他改变了对美国和苏联之间竞争性质的看法。里根的看法只是在后来被苏联昂贵行动所传递的信号所强化。

选择性注意理论的生动性假设也描述了美国决策者如何解释戈尔巴乔夫对他们具体的私人要求所作出的反应。从1987年开始，里根和舒尔茨明确地，有时是公开地指出，他们希望戈尔巴乔夫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表明苏联政治意图的改变。在这种“试金石”测试中，他们没有要求戈尔巴乔夫削减苏联军事实力或改变其军事理论。相反，里根和舒尔茨坚持要求苏联改变国内和国际行为。这包括一些代价高昂的行动，如从阿富汗撤军以及苏联安全政策透明的制度化。其他变化更具有象征意义，包括释放犹太异见者。一旦戈尔巴乔夫似乎遵守了他的要求，里根明显更愿意承认苏联正在发生真正的变化，也许是因为他认为他个人对苏联行为的积极变化负有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能力论与军事学说理论得到微弱支持，苏联的军事能力和理论学说是苏联威胁的重要指标。但它们既不能解释对苏联政治意图看法的改变方向，也不能解释改变的时间。尽管签署了《中导条约》并且削减常规部队，但苏联军事政策的其他特点（如第八章所述）会使美国决策者认为苏联意图是敌对性的。此外，在解释他们对苏联意图看法发生变化的原因时，这些决策者只是间接地提到与此两个论点有关的指标。

最后，在这一时期，关于意图认知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美国决策者对苏联意图的陈述性信念与所主张的政策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决策者的对苏意图声明是真诚可信的。另一方面，对苏联意图的认识在塑造1985—1988年里根政府对苏政策中并没有发挥唯一作用。正如本章最后一节所述，除了对戈尔巴乔夫意图的认识变化外，这些政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综合来看，里根及其顾问们关于苏联意图声明的演变、用来支持其评估的推理，以及他们倡导和反对的政策，都有力验证了选择性注意理论的生动性假设与主观可信性假设；但是对三个竞争性理论的证据支持，却是模糊混合的。尽管相关事件构成了一个简单测试案例，但行为论的当前行动假设只得到了微弱支持。¹⁷⁴能力论和战略军事学说论的预测，则都没有得到证实。

注释

1．引自Raymond L．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4，p.352。

2．Ronald Reagan，news conference，Spaso House，Moscow，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以下简称DSB），June 1988，p.32.

3．Fred Greenstein，“Ronald Reagan：Another Hidden-Hand Ike?”P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23，No.1，1990，pp.7—13.

4．舒尔茨指出，里根有一个“严重的弱点：倾向于依赖他的工作人员和朋友，以至于不加批判地（甚至一厢情愿地）接受有时是业余的，甚至不负责任的建议”，例如关于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的潜在效力。George 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3，p.263.

5．Beth A．Fischer，The Reagan Reversal：Foreign Poli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0，pp.69—84；Cecil V．Crabb Jr．and Kevin V．Mulcahy，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From FDR to Reagan，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pp.272—303.

6．Fischer，The Reagan Reversal，pp.77—82；Lou Cannon，President Reagan：The Role of a Lifetim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2，pp.182—186.

7．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532.

8．Memorandums of Conversations，Reagan-Thatcher Meeting at Camp David，December 28，1984，www.margaretthatcher.org/archive/displaydocument.asp?docid=109185（访问时间：2008年7月14日）。

9．Ronald Reagan，An American Lif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0，pp.614—615.

10．Reagan's Letter of April 30，1985 to Gorbachev Was Dedicated to This Incident；参见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72/doc9.pdf（访问时间：2008年7月14日）。

11．Reagan，An American Life，p.629.

12．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227.

13．DSB，November 1985，p.11.

14．Keith L．Shimko，Images and Arms Control：Percep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p.87.

15．关于里根在第一次执政期间公开提到苏联的全球扩张主义，参见：ibid.，pp.103—105。

16．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PPP），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5，p.415.

17．引自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236。

18．引自Jack F．Matlock Jr．Files，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Simi Valley，CA；Jack F．Matlock Jr.，Reagan and Gorbachev：How the Cold War Ended，New York：Random House，2004，p.151.(https://www.daowen.com)

19．Memo by George Shultz to The President，“Your Meeting with Gorbachev in Geneva,”November 7，1985.峰会前几天，舒尔茨给里根发了一份备忘录，指出一些被列入美国分居配偶、双重国籍和分居家庭名单的俄罗斯公民已经获得了苏联的移民许可。舒尔茨认为，这意味着苏联在日内瓦会议之前明确发出信号，表示愿意合作。尽管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但舒尔茨认为苏联离解决所有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Memo by George Shultz to The President，“Recent Resolution of US-Soviet Separated Spouse，Dual National，and Divided Family Cases,”November 15，1985.

20．Memo by Robert Mcfarlane to The President，“Your Meetings with Gorbachev In Geneva,”November 8，1985.

21．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601.

22．Reagan，An American Life，pp.635，639.

23．引自Cannon，President Reagan，p.672。

24．引自Geneva Plenary Session，11∶27—12∶15 p.m.，November 19，1985，pp.6—7，http://www2.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72/（访问时间：2013年10月3日）。

25．在与戈尔巴乔夫的私下会晤中，里根承诺，如果苏联改变其人权和移民政策，他绝不会在公开场合为说服戈尔巴乔夫这么做而邀功。他解释说，他理解戈尔巴乔夫对其国内政治形象的担忧，并向苏联领导人保证，他不会让戈尔巴乔夫留下对外屈服的形象。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Reagan-Gorbachev Morning Tête-À-Tête,”November 20，1985，10∶15 a.m.—11∶25 a.m.，5—6，http://www2.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72/（访问时间： 2013年10月3日）。

26．关于峰会联合公报的意义，请参见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p.599—606；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pp.165—160。

27．Reagan，An American Life，p.641.

28．关于里根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件，参见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72/doc29.pdf（访问时间：2008年7月14日）。

29．Ronald Reagan，“Address Before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Following the Soviet United States Summit Meeting in Geneva,”November 21，1985，www.reagan.utexas．edu/archives/speeches/1985/112185c.htm（访问时间：2009年9月3日）。

30．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pp.177—178.

31．Reagan，An American Life，pp.650—651.

32．Letter From Ronald Reagan to Mikhail Gorbachev，February 6，1986，引自Reagan，An American Life，pp.652—656．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里根将发表一系列关于地区冲突和“苏联扩张主义”的公开声明。Ronald Reagan，“Message to Congress on Freedom，Regional Security，and World Peace,”March 14，1986，www.reagan.utexas.edu/archives/speeches/1986/31486d.htm（访问时间：2008年7月14日）。

33．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

34．Ibid.，pp.706—707.

35．PPP，June 11，1986，p.750.

36．PPP，July 25，1986，p.1008；PPP，August 12，1986，p.1082.

37．NSC Paper，“Gorbachev's Goals and Tactics at Reykjavik,”October 1986.

38．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771.

39．Reagan，An American Life，pp.676—677.

40．Ibid.，pp.677，679.

41．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p.250.

42．Sidney D．Drell and George P．Shultz，eds.，Implications of The Reykjavik Summit on Its Twentieth Anniversary：Conference Report，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Press，2007，p.99；George Shultz，Sidney D．Drell，and James E．Goodby，eds.，Reykjavik Revisited：Steps Toward a World Free of Nuclear Weapons，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Press，2008.

43．PPP，October 13，1986，p.1369.

44．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p.1987.

45．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308.

46．PPP，April 10，1987，p.367.

47．PPP，May 27，1987，p.571.

48．PPP，June 11，1987，pp.626—627．里根很喜欢这句俄罗斯谚语；他在任期内几乎每次被问及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时，都会重复这句话。

49．PPP，July 24，1987，p.868；PPP，June 1，1987，pp.594—595；PPP，June 11，1987，p.624；PPP，June 12，1987，pp.635—636；PPP，August 29，1987，p.988；PPP，September 16，1987，p.1038.

50．Reagan，An American Life，p.691.

51．Ibid.，p.686.

52．PPP，September 28，1987，p.1088.

53．PPP，October 28，1987，p.1239.

54．Memo to The Vice President，Secretary of State，Secretary of Defense，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and Chairman，and Joint Chiefs of Staff from William Webster，November 24，1987，NSA Box 3.

55．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1003；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pp.269—270.

56．Author Interview with Jack F．Matlock Jr.，June 2007.

57．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pp.269—270．舒尔茨告诉里根，政府不应猜测苏联行为的根源。他写道，由于“我们的知识贫乏”，将美国政策建立在对苏联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猜测或信念上“可能是错误的”。相反，他建议，美国应该继续保持实力，同时寻求达成符合自身利益的协议。后来，舒尔茨和马特洛克都把戈尔巴乔夫在10月22日与舒尔茨会晤时的行为，归因于苏联领导人面对来自鲍里斯·叶利钦和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w）等党内人士的反对意见的压力。参见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p.1002，1004；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pp.266—267。

58．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p.274.

59．Cannon，President Reagan，p.696.

60．Melvyn P．Leffler，For the Soul of Mankind：The United States，The Soviet Union，and the Cold War，London：Macmillan，2007，p.401.

61．Reagan，An American Life，p.701.

62．Jack F．Matlock Jr.，Autopsy of An Empire：The American Ambassador's Accoun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95，p.148.

63．PPP，1987，pp.1508—1509.

64．Ibid.，p.1510.

65．Caspar W．Weinberger，Fighting for Peace：Seven Critical Years in The Pentagon，New York：Warner Books，1990，p.332．温伯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任领导人之间的区别是，戈尔巴乔夫“寻求有利的世界舆论”。他承认戈尔巴乔夫在签署协议时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对戈尔巴乔夫宣布单方面撤出常规部队持高度怀疑，因为苏联仍然可以保持在常规武器上的巨大优势。温伯格认为，苏联的军事实力“不仅没有下降，而且在增加，尽管他们在装备新的武器系统前需要重新调整，其国防总开支可能偶尔会平缓。但重要的是它们的产量每月都连续超过美国的产量，而且几乎在所有类别中都是这样”。Ibid.，p.348.

66．引自DSB，January 1988，pp.6—7。白宫的官方出版物，如1988年1月出版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对苏联意图的描述有了渐进但仍不完全的转变。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339.

67．引自DSB，April 1988，p.41。

68．引自DSB，May 1988，p.4.

69．President Ronald Reagan，Remarks to The World Affairs Council of Western Massachusetts，Springfield，April 21，1988，www.reagan.utexas.edu/archives/speeches/1988/042188c.htm（访问时间：2009年8月10日）。与舒尔茨一样，里根解释说地区冲突和人权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当一个政府侵犯其本国人民的权利时，它是一个严峻的迹象，表明它愿意对他人实施暴力”。Ibid.

70．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p.291.

71．Ibid.，pp.294—295.

72．Ronald Reagan Interview with Soviet Television Journalists Valentin Zorin and Boris Kalyagin，May 20，1988.

73．Ibid.，May 19，1988.

74．Ibid.

75．Written Responses by Ronald Reagan to Questions Submitted by The Soviet Magazine Ogonyok，May 19，1988.

76．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1086.

77．PPP，May 23，1988，p.632；PPP，June 3，1988，p.726.

78．Weinberger，Fighting for Peace，pp.348—349.

79．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pp.295—296.

80．Ronald Reagan's First One-On-One Meeting with Mikhail Gorbachev，Moscow，May 29，1988，www.margaretthatcher.org/commentary/displaydocument.asp?docid =110610（访问时间：2013年8月21日）。

81．Reagan，An American Life，pp.706—707.

82．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Spaso House，Moscow，June 1，1988，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No.88，2137，pp.31—35.

83．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1131.

84．Weinberger，Fighting for Peace，pp.348—349.

85．PPP，November 12，1985，p.1370.

86．Ronald Reagan，“Message to Congress on Freedom，Regional Security，and World Peace,”March 14，1986，www.reagan.utexas.edu/archives/speeches/1986/31486d.htm（访问时间：2008年7月12日）。

87．PPP，August 24，1985，p.1010.

88．Ronald Reagan to Mikhail Gorbachev，April 30，1985.

89．Plenary Session，Geneva，November 19，1985，11∶27—12∶15 p.m.

90．PPP，September 22，1986，pp.1230—1231.

91．PPP，October 29，1985，1313；PPP，November 12，1985，p.1373.

92．PPP，August 24，1985，p.1010.

93．PPP，February 11，1986，p.204.

94．PPP，March 12，1986，p.330．然而，里根并没有对所有提案一视同仁。对于苏联提出的暂停核试验的建议，里根说：“他们的建议对我们不公平。”同样在6月，里根在宣布美国退出SALT Ⅰ条约时说：“根据美国1985年6月决定继续遵守SALT Ⅰ以来的苏联行为表明，苏联尚未采取行动表明准备与我们在真正相互克制的框架内合作。”PPP，May 27，1986，p.679.

95．PPP，July 8，1986，p.931．在雷克雅未克的私人会晤中，里根促使戈尔巴乔夫超越空谈，重申了苏联行为是美国对苏联意图恐惧和担忧的根源。因此，他提醒戈尔巴乔夫，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拒绝回应美国关于消除核武器的呼吁，这证明“苏联行为揭示了苏联的世界信念，这使我们有合法理由怀疑苏联动机”。引自Drell and Shultz，Implications of The Reykjavik Summit on Its Twentieth Anniversary，p.135。

96．PPP，November 4，1987，p.1271.

97．具体就“开放”而言，里根要求戈尔巴乔夫公布一份有效的苏联军事开支预算，披露苏联武装部队的规模和组成，并就军事政策和武器的重大问题进行辩论。里根认为，这些步骤“将有助于增进我们之间的理解，也有助于你们在军备和军事态势的重大问题上作出明智的决定”。PPP，August 26，1987，p.980．里根多次重申了关于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要求。参见PPP，1987，p.868；PPP，July 24，1987，p.980；PPP，August 26，1987，p.988；PPP，August 29，1987，p.1038；PPP，September 16，1987；PPP，November 4，1987，pp.1271—1272。

98．PPP，October 28，1987，p.1239.

99．PPP，December 1，1987，pp.1404，1406.

100．PPP，December 3，1987，p.1426.

101．PPP，January 27，1988，p.128.

102．PPP，March 26，1988，p.326.

103．PPP，May 4，1988，p.555.

104．PPP，May 24，1988，p.649.

105．Reagan，An American Life，p.707.

106．该名单要求“从劳改营释放（一些）人……（包括）政治犯、出版《日瓦戈医生》和《阿尔巴特的孩子》等书籍、发行《忏悔》等批评苏联过去和当下的电影、允许更高水平的移民、对异议的更大宽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关于宗教宽容的声明、苏联从阿富汗撤军”。Reagan，An American Life，p.659.“尽管苏联军队仍在阿富汗作战，苏联仍在中美洲和其他地方支持游击队，但至少看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真实行动。”Ibid.，pp.686—687．在华盛顿峰会期间，里根对戈尔巴乔夫在私下里向他承诺将停止向尼加拉瓜运送苏联军事武器感到满意。Ibid.，p.701.

107．Transcripts of National Security Planning Group Meeting，September 8，1987，p.8.

108．Reagan's Reference Was to Mikhail Gorbachev，Perestroika：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New York：Harpercollins，1987；Ronald Reagan，News Conference Following the Moscow Summit，June 1，1988，引自PPP，1988，pp.708—709。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里根甚至为戈尔巴乔夫的移民政策辩护，把问题归咎于苏联的官僚机构，而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政策；Ibid.，pp.712—713。里根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他第一次见到戈尔巴乔夫时，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他全心全意地相信共产主义体系”。里根从这些话中推断出戈尔巴乔夫打算改变管理方式，但不是改变制度本身。Reagan，An American Life，p.706.

109．PPP，1988，p.1409.

110．Ibid.，pp.1592—1593.

111．有关里根性格特征与苏联威胁认知改变的分析，参见Barbara Farnham“Reagan and The Gorbachev Revolution：Perceiving The End of Threat,”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6，No.2，2001，pp.225—252。情商指的是一个人“管理自己的情绪并将其转化为建设性目的的能力，而不是被其支配并让其削弱自己的领导力”。Fred Greenstein，The Presidential Difference：Leadership Styles from FDR to George W．Bush（2nd e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6；Ibid.，p.157；Fred Greenstein，“Reckoning with Reaga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5，No.1，2000，pp.121—122.关于情绪与直觉的关系，请参见Stanley A．Renshon and Deborah Welch Larson，Good Judgment in 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Action，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2，p.10。

112．Farnham，“Reagan and the Gorbachev Revolution,”p.248.

113．Ibid.

114．George Breslauer and Richard Ned Lebow，“Leadership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A 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in Richard K．Herrmann and Richard Ned Lebow，eds.，Ending the Cold War：Interpretations，Causation，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singstoke，UK：Palgrave Macmillan，2004，p.183.

115．我对小杰克·马特洛克的采访。

116．Ibid.

117．引自William C．Wohlforth ed.，Witnesses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46。

118．引自Ibid.，p.105。

119．Breslauer and Lebow，“Leadership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184；Fred I．Greenstein，“Ronald Reagan，Mikhail Gorbachev，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What Difference Did They Make?”in William C．Wohlforth，ed.，Witnesses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216.

120．PPP，October 24，1985，pp.1287—1288.

121．PPP，May 22，1985，p.650.

122．然而，在其他场合，里根似乎赞同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苏联的侵略意图取决于苏联对其自身能力的认识。1986年，里根声称，当苏联认为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他们的变化时，就开始表现出扩张主义的野心。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意图的推断也主要来自苏联的一系列行动，而不是其军事力量本身。PPP，March 25，1985，p.343.

123．PPP，October 21，1985，p.1275.

124．Mark L．Haa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Reactions to Shifts in Soviet Power，Policies，Or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1，No.1，Winter 2007，pp.145—179．政治学家约翰·穆勒（John Mueller）就意识形态的作用进行了最有力的论述：“苏联在1989年初从阿富汗撤军，被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发出的昂贵诚意信号。如果真如此，这个信号在意识形态上就需要有成本，确认戈尔巴乔夫已经放弃共产主义扩张思想。也就是说，如果这些行动没有伴随着意识形态转变的迹象，那么它们就会像赫鲁晓夫的行动一样，被认为只是表明苏联从过度扩张立场上务实地撤退而已。”John Mueller，“What Was the Cold War About? Evidence from Its Ending,”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9，No.4，2004—2005，p.620.

125．PPP，September 22，1986，pp.1230—1231.

126．PPP，October 4，1986，p.1323.在里根看待苏联的过程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起了很大作用，但他更看重人的因素，相信领导人和国家有能力通过沟通改变他们的行为。Author's Interview with Jack F．Matlock Jr.

127．Haa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175.这些结果得到了希姆科的支持，他对里根公开声明的内容分析显示，“从1985年开始对意识形态作为苏联行为来源的强调减少了”。Shimko，Images and Arms Control，p.107.

128．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998.

129．引自DSB，April 1985，p.13。

130．DSB，December 1985，p.33.

131．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1003.

132．Ibid.，p.987.

133．苏联接受《中导条约》中的“零点方案”，即苏联同意消除比美国多得多的弹头，很可能被舒尔茨视为苏联愿意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另一个关键指标。然而，目前可获得的文件并不包含舒尔茨的任何明确声明，即把苏联在该问题上的让步与对其意图的看法改变联系起来。很难确定这些证据的缺失是解密过程的产物，还是反映了舒尔茨的推断过程。至于苏联的军事学说，舒尔茨和里根一样多次提到苏联的学说，但从未明确地利用它来推断苏联的政治意图或使用武力的倾向。参见Shultz's Testimony Before Senat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Hearings on Foreign Assistance and Related Programs For Fy1986,”99th Cong.，1st Sess.，March 7，1985，p.58。

134．我对乔治·舒尔茨的采访，2009年11月。

135．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780.

136．Ibid.，p.994.

137．引自DSB，January 1988，pp.6—7。

138．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994.

139．Ibid.，p.986.

140．Ibid.，p.889.

141．Ibid.，p.990.

142．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987.

143．Ronald Reagan Oral History Project，Interview with Caspar Weinberger，November 19，2002，pp.28—29，millercenter.org/president/reagan/oralhistory/caspar-weinberger（访问时间：2013年8月22日）。

144．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p.508—513；Fischer，The Reagan Reversal；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Lapidus，“Reagan and The Russians：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Soviet Union,”in Robert J．Lieber，Kenneth A．Oye，and Donald S．Rothschild，eds.，Eagle Resurgent? The Reagan Er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oston：Little，Brown and Co.，1987，pp.193—254．一些人认为这一政策的起源是在1983年中期至晚期。其他人则认为，对抗政策变少是从1984年初才开始的。参见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p.92—110，118—141。

145．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p.84.

146．Ibid.，pp.74—76；Robert C．Mcfarlane，Special Trust：Pride，Principle，and Politics Inside the White House，New York：Cadell and Davies，1994，p.295.

147．Reagan，An American Life，p.606.

148．引自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154。

149．里根后来在日记中指出，南斯拉夫总统告诉他，“基于扩张主义哲学，他们（苏联）也感到不安全，对我们真正感到害怕”，而且“如果我们对他们开放一点，他们的公民就会更勇敢地提出改变体制的诉求”。然后里根写道：“我将继续努力。”Reagan，An American Life，pp.588—589.

150．NSC Meeting，September 20，1985，p.4，www.foia.cia.gov/reagan/19850920.pdf（访问时间：2013年8月21日）。

151．其中包括1983年底任命麦克法兰为国家安全顾问取代小威廉·克拉克（William P．Clark Jr.），以及用更务实的马特洛克取代保守派的派普斯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苏联事务高级专家。与舒尔茨一起，麦克法兰和马特洛克为里根提供了一个不那么对抗的美苏关系观点，不再强调意识形态。

152．菲舍尔声称，这些事件从两个方面触发了里根在1984年初对苏联采取更加和解的姿态。首先，这些事件“激发”了里根对核战争破坏性影响的思考。其次，这些事件创造了一种心理上“可触及”的核战争场景，导致里根预期爆发核战争的概率比以前更高。参见Reagan，An American Life，pp.582—587；里根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讨论了这些事件，并声称这些事件说服了他通过与苏联谈判和建立防御性盾牌（战略防御计划）来实现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菲舍尔也认为，新政策反映了里根对苏联威胁和意图认识的重要变化。1984—1985年期间，里根开始谈论“危险的误解与误判”，将其作为可能导致战争的主要威胁来源，参见Fischer，The Reagan Reversal，pp.16—40。本文认为，对里根转变的这种解释是夸张的。里根确实谈到了相互间的误解，他对苏联动机的看法也可能有所改变，因为他认为苏联的侵略性源于不安全感。但里根和他的顾问们在随后的讲话中继续宣称，他们坚信苏联的意图是扩张主义的。

153．Reagan，An American Life，p.594；Dallin and Lapidus，“Reagan and The Russians,”p.230．1983年中期，舒尔茨在说服里根考虑改变对苏联政策时也使用了这一理由。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267.

154．关于里根的政策如何帮助触发苏联解体的讨论，参见Paul Kengor，The Crusader：Ronald Reagan and The Fall of Communism，New York：Harpercollins，2006；Peter Schweizer，Victory：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1994。

155．里根支持第三世界所谓“自由战士”的政策也被称为“里根主义”。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200.

156．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p.114.

157．里根政府对苏联政策的重新争论也是因为SALT Ⅱ批准期限的临近。里根政府成员就美国是否应该进行新的战略武器条约谈判前继续保持“临时克制”展开辩论。强硬派断言，在一个有缺陷的条约到期后以及在苏联违反该条约的情况下，美国再加入该条约是没有意义的。此外，他们主张里根授权部署一艘新的核导弹潜艇，不退役任何旧的海神型潜艇。如果付诸实施，此举将使美国明显违反SALT Ⅱ的限制。舒尔茨和政府中的其他人敦促对苏联的违约行为施加压力，但只要不涉及军事或安全成本就应继续遵守该条约。经过数周的协商，里根选择了与苏联合作，将SALT Ⅱ规定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这一决定并不是源于对苏联意图的认识改变；相反，它源于对遵守条约符合美国最佳利益的信念。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pp.121—122；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p.569—570；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p.229—230，520—521.

158．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230.

159．大约在那个时候，里根发布了第166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该指令旨在提供秘密援助，使阿富汗的叛军能够对苏联取得“彻底的军事胜利”。这份指令目前仍然是保密的。关于这一点的更多信息，参见Kengor，The Crusader，pp.232—233。为此，里根试图为创纪录的3 2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争取支持。参见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271。

160．里根最终宣布SALT Ⅱ条约“死亡”。舒尔茨曾反对这一决定，但一旦决定作出，他转而为其辩护。参见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717；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278；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p.186。

161．根据舒尔茨的说法，里根担心与苏联就战略核武器进行的任何讨论都会被苏联利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和公开场合中，他一再宣称战略核武器不是讨价还价的筹码。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p.718—727.

162．Shimko，Images and Arms Control，p.246.

163．即使在戈尔巴乔夫接受了“零点方案”之后，共和党内仍有一些人反对该条约，声称美国需要在欧洲部署中程核导弹，为北约的“灵活反应理论”提供一个“升级的阶梯”。舒尔茨的回应是，即使不完全依靠战略系统，北约仍会有强大的威慑力来对抗苏联的进攻。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p.1082.

164．Ibid.，p.879.

165．Ibid.，p.899.

166．参见NSC，NSDD No.288，“My Objectives in The Summit,”November 10，1987，1—2，www.fas.org/irp/offdocs/nsdd/nsdd-288.htm（访问时间：2010年7月14日）。

167．Ibid.；Shultz's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on January 1988，DSB，March 1988．甚至温伯格最终也认为《中导条约》是里根RS&D政策的胜利。Caspar W．Weinberger，“Arms Reduction and Deterrence,”Foreign Affairs，Vol.66，No.4，1988，pp.700—719.

168．Shimko，Images and Arms Control，pp.246—247.

169．NSDD No.311，“US-Soviet Defense and Military Relations,”July 28，1988，www.fas.org/irp/offdocs/nsdd/nsdd-311.htm（访问时间：2010年7月14日）。

170．NSDD No.305，“Objectives at the Moscow Summit,”April 26，1988，www.fas.org/irp/offdocs/nsdd/nsdd-305.htm（访问时间：2010年7月14日）。

171．Garthoff，The Great Transition，pp.353，372.

172．Shimko，Images and Arms Control，pp.246—247.

173．其他国内政治和战略考虑对里根的具体政策选择也产生重要影响。例如，马特洛克认为，“伊朗门事件”阻碍了里根在1987年初推进美苏谈判的能力，同样卡鲁奇和他当年的继任国家安全顾问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都是没有密切参与过雷克雅未克谈判的新角色。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pp.246—247.重要的是，里根继续执行一些反苏政策，直到他离任前不久。例如，第320号文件《关于战略贸易管制的国家政策》（NSDD No.320，“National Policy on Strategic Trade Controls”）（该文件今天仍被严重删节），其中呼吁“向苏联及其盟国转让战略技术会增强苏联集团的军事能力，从而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损害，因此要重新严格审查。”正如肯戈尔所说，“NSDD-320是罗纳德·里根在离开白宫前实施的最后一项重要的反苏政策”。Kengor，The Crusader，p.281.由于我们对促成该命令的条件或辩论知之甚少，因此很难评估它的意义。

174．我并不是说戈尔巴乔夫的昂贵行动没有影响到里根和舒尔茨的看法。然而本章前面提出的证据表明，这三位决策者的推断过程有时与行为论的逻辑严重不一致。我们还应该探讨戈尔巴乔夫发出的昂贵信号是否诱发了美国观念的改变，或者戈尔巴乔夫是否认为里根具有合作意图后才决定作出重大让步。关于这一点，参见Ken Booth and Nicholas J．Wheeler，The Security Dilemma：Fear，Cooperation，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Basingstoke，UK：Palgrave Macmillan，2008，pp.155—156。

(1)　“伊朗门”事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一事被揭露，从而造成里根政府严重政治危机的事件，因人们把它与尼克松水门事件相比，故名“伊朗门”事件。——译者注

(2)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1984年2月13日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85年3月10日因病逝世，享年73岁。——译者注

(3)　尤里·安德罗波夫于1967—1982年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于1982年11月接替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于两年之后，即1984年逝世。契尔年科接任总书记职务。——译者注

(4)　1983年，一架从美国阿拉斯加起飞的大韩航空007号班机在飞往汉城的途中偏离航向，途经苏联核潜艇基地上空时被苏军击落于库页岛西南方的公海，机上268名乘客全部遇难。——译者注

(5)　由古拉斯·迈耶导演的电视电影，以写实手法刻画美国堪萨斯州劳伦斯市发生核弹爆炸后的各种景况，呈现了核战争浩劫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与阴影，1983年在美国首播时曾引发轰动。——译者注

(6)　UNITA，全名译为“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