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自然的历史

第一章　人类与自然的 历史

上一个世纪（指19世纪。——译者注）的“进步”已经成为世界公认、无可争议的事实。商品交换的规模日益扩大，工业生产快速增长，财富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使人类越来越深入地认识了自然，似乎已经能够完全控制它。利用自然、发展生产的潜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经济持续繁荣，整个西方世界喜气洋洋，一派乐观，史无前例。现在（指20世纪30年代初期。——译者注），这种乐观气氛横遭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一连串的经济危机接踵而至：一面是过度的富裕即商品大量过剩，同时另一面又是可怕的贫困即商品极度匮乏。矛盾尖锐而深刻，以至于撼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人类社会真的“进步”了吗？怀疑的空气产生了，扩散了，弥漫于整个西方世界。

解铃还须系铃人。欲解历史进步之惑，还须请教于历史本身。不过，历史学家们也不能完全客观地研究历史，他们不可能不受其所处时代的经济状况的影响。正如伯里（Bury）教授所云，“进步”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新概念。中世纪和古代的史学家对此一无所知。今天，在史学领域，如同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一样，众多知名学者都在其著作中流露出悲观主义或神秘主义的态度。部分学者回顾原始的民风淳朴的“黄金时代”，恋恋不舍，如同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那样。罗马天主教教士中的德国“历史学派”及其考古学与人类学的教授们，通过体验“知识树”的方式，复活了“人类堕落”学说，还给它重披一层科学的外衣。类似的观念也蕴含在英国文化传播论者的著作中。另一方面，希特勒及其御用学者极力公开宣扬其法西斯哲学。在英、美等国，这种哲学往往被伪装成优生学，还把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混为一谈。

本书的主要意义在于证明史学的价值所在：尽管社会发展史上盛衰荣枯，起伏跌宕，其表象纷繁复杂，但只要我们以客观的科学的态度认真研究，条分缕析，史学就可以深刻地阐明“进步”的概念。我们必须修正我们对于“历史”和“进步”的概念。其实，科学态度的精髓在于放弃个人偏见，不以个人好恶作判断。“科学的作用在于将相关事实分门别类，探求其重要意义”。科学态度是一种习惯，即依据事实而非任由个人情感判断是非。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指出：“科学家作出判断时，最重要的是摈弃自我意识。”顺便提一句，数字与计量对于科学家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列维（Levy）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计量的结果与宗教的、伦理的、社会偏见的种种影响无关。不论你是否喜欢这一页上的文字，你必须承认这一页上的字数是322。”（作者是指那本书的这一页上有三百二十二个英语词汇。——译者注）

以一种虚心的客观态度探索历史本来面貌绝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作为科学家，我们不能这样向历史提问：“我们进步了吗？以飞机、水电站、毒气装置和潜水艇等等为代表的工程技术装备的发展能不能算做是社会的进步呢？”这个问题是如此地公式化以至于并不具备科学意义。别指望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什么众口一词的答案。这个答案完全取决于研究者的反复无常、他当时的经济状况以至于当时的健康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极少有人会在探索这一问题时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如果你愿意从时间与空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读书、写作夜以继日，或是周游世界逍遥自在，那么，对于给人类带来光明和动力的现代技术装备，你当然持肯定态度。不过，如果你囊中羞涩而不能享受这些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或是肺里充满了芥子气，或是你的爱子被炮弹炸成了碎片，则又另当别论。如果你有那种亲近自然享受田园风光的闲情逸致，而没有昼夜读书和周游世界的激情，那么你就会留恋工业革命之前一二百年的那种宁静淡泊的生活，却很容易忘记以往那种古朴生活中的另一面：如诗如画的草丛中爬满了寄生虫，被污染的井水里孳生着大量病菌，打家劫舍的土匪和抓丁征夫的官兵。把你放逐在土耳其斯坦（Turkestan）的乡村里，你就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了。职业扒手多么留恋上一世纪那黑暗、狭窄的小街陋巷啊！那样理想的职业环境竟消失了，真是历史的遗憾。电灯、电话、机动车，无疑是社会的倒退，因为这些科技成果无一不被警方利用来捉拿窃贼。有些人主张以严刑峻法治世，而当今世界难道不是在倒退吗？居然停止严刑拷问，废除当众惩罚制度。

“人类社会进步了吗？”如此提问是不科学的。因为对此问题没有任何二人会给出相同的答案——我们连“什么是进步”都没有搞清楚，没有一个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导致个人在观察、分析大量史料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的主观偏差。“什么是人类的进步？”这样的提问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甚至有可能以科学所推崇的定量分析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现在，进步就是实际发生着的历史。史学家所面临的研究对象是一系列历史事件，历时久远，错综复杂。要深入地研究，最重要的是提纲挈领。探求历史发展的线索或规律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需要一种科学的历史观。这可不是学生时代所熟读的教科书所能传授的。至关重要的是，首先要有宽阔的视野和深邃的眼光，从全局着眼。然后，从局部地区和某一时期着手，渐次扩展研究以至全局，探寻那纷繁表象下内在的历史发展规律。

至少在1914年以前，对于大多数英国人而言，历史就是“不列颠史”。它始于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或者是诺尔曼人（Norman）征服这一片土地的那一天。从那时起至今，最长也不过一千五百年，也许只有八百年。相当多的人所熟读的史书，标题是“古代史”。书中所讲的主要内容是古希腊（更确切些说，是两个希腊城邦雅典、斯巴达和古罗马）的历史，这部流传甚广的历史与不列颠史之间似有一段神秘莫测的空白，而无活的联系。现在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两部目前为人熟知的历史之间是有某种联系的，并非各自封闭彼此孤立的。传说中更早的史书，写的是米诺斯人、赫梯人、埃及人和苏美尔人的历史。其历史之久远，竟然四倍于目前最完整的不列颠史。近来，史前史作为历史的序幕渐为人知。其内容主要是探寻尚无文字记载的那些部族的历史踪迹。在某种程度上，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始于古埃及和巴比伦，史前史当在此之前。我们以前所研究的历史不过五千年，现在我们的研究扩展至史前史，时间长度逾五十万年。在那遥远的年代，人类史已经与自然史相衔接了。通过史前史，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历史学从生物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学科里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开花结果了。

以前我们对于历史的知识局限于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诸如不列颠史或古代史。其中最惹人注目的，不是平稳的进步，而是兴亡盛衰的故事。我们熟知的历史，就是雅典人、斯巴达人和罗马人那些潮起潮落的故事。坦白地说，何谓兴盛？何谓衰落？我过去是不甚了了的。从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50年，是雅典史上的盛世，下一个世纪呢？它就衰落了。随之而来的几个世纪，在所有的教科书中都被忽略了，似乎是黑暗和死亡的年代。可是我们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学术上的辉煌时期约在公元前325年前后，那是最伟大的希腊学者如医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在学术上建树甚多的年代。据传，这居然是“古典”希腊史上的死亡年代，真是令人茫然不解。雅典在政治权力斗争方面是衰败了，但古希腊文明并没有消亡，雅典奉献给人类的希腊文明幸存于世，广为传播，流芳百世。台伯河（Tiber）畔一群名不见经传的村落成了一个大帝国的首都——罗马，开启了一个残忍奸诈的时代——“罗马”时代。全盛时期的罗马君主拥有整个地中海及周围地区、法兰西、英格兰和欧洲中部的大片领土。但是最终，欧洲史上前所未有辉煌了两百年的罗马时代归于平静。这几百年历史在教科书上不见踪影，可能是被谨慎地删除了。我们只好把这段历史想象为衰败的历史。

在不列颠的历史上，也有这种波澜起伏，只不过没有那样的大起大落，而是有些理性而已。伊丽莎白时代号称黄金时代，是因为英国人战胜了西班牙人，称雄于海上，还把天主教徒处以火刑。诸如此类的故事丰富了莎士比亚的戏剧。至于17、18两个世纪，那就不入人眼了，尽管当时有牛顿那样的科学家和瓦特那样的发明家，也只被人视为历史的点缀。

实际上，我们以往从教科书中读到的历史——“古代史”和“不列颠”史，几乎完全是政治的历史。其中所记载的是帝王将相的一生，战争和宗教迫害的过程和政治机构、宗教制度的演变。科学发现、经济状况和文学艺术等等只是附带提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划分，是以政治为标准的，都是以王朝或政治派系来命名的。这种史学，几乎不可能成为科学的历史学，因为它并没有一个不受偏见影响的价值标准。以一个英格兰教会人士的眼光来看，伊丽莎白时代自然是黄金时代；而在罗马天主教时期，用火刑迫害新教徒看来更好。这种史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一词，已经陷于绝望的境地了。史前史的研究则别有洞天。因为史前史还没有文字记载，也无法知道当时人们的名字，更不要说他们私生活的详细情况了。虽曾有众多的民族或部落活跃在史前期，但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其踪迹难觅，鲜为人知（作者的意思是，史前史中并没有帝王将相朝代兴替的史料可供研究，以政治为主的历史观无用武之地。——译者注）。

幸运的是，这种以政治为主的历史观并非永远统治学术界。马克思提出并坚持他的唯物史观：在推动人类进步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经济状况、社会生产力和科学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许多观点是鼓动人民起来革命的，不易为人接受。现在，其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一——唯物史观逐渐为学术界接受。对于一般公众和学者而言，历史学研究渐渐演变成文化史的研究。这种情况令弗里克博士（Dr.Frick）那样的法西斯学者恼怒不已。

研究史前史的时候，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运用唯物史观。生活在史前时代的祖先和先驱者制造了工具和武器，建造了房屋，开垦了农田，食用（或废弃）各种食物。考古学家汇集、分类、比较、分析研究这些历史信息，很自然地运用唯物史观去研究史前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研究当时各种无文字记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特色。首先，在一艘现代邮轮上，具体地综合地运用了地质学（石油、金属矿物）、植物学（木材）、化学（合金、炼油）和物理学（电力设备和蒸汽机）等当代先进的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考古发掘出土的独木舟，是我们那石器时代的祖先用一根树干制作而成，同样也运用了石器时代先进的科学知识。

其次，船舶和制造船舶所用的设备和工具，反映出社会经济体制与生产方式的总体情况。造船需要多种原材料，其来源分布甚广。要把这些原材料汇集到船厂里来，必须预先建立一个广泛而有效的交通系统。造船需要大批劳动者分工合作。其中每一种分工都有一门专业技术，又都按照统一的计划彼此协作，统一行动，共同制造一艘船舶。这批劳动者中，谁都不会用渔猎和种植的方式来生产自己所需的食物。这些食物是由农业和食品工业的从业者在自给有余的情况下生产出来供给造船业工匠的。独木舟虽然是现代邮轮的嫡系祖先，但祖先与后裔迥然不同，其生产过程也反映出那个遥远年代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体制。造独木舟所用工具，只是一件石器。劳动者可以在附近的小溪里捡一块石头，自行制造这件工具。造独木舟所用木料，也可以从附近山林中采伐。捡块石头做工具，伐树，造独木舟，再把它拖到水里，这就是全部的工作量，顶多只需要几个人即可完成，一个家庭的劳动力就足够了。渔民或农夫仅仅利用业余的时间，用自家劳动力就可以造好一条独木舟。这样的生产过程，无须大规模的分工协作，无须利用其他行业的剩余产品。它所反映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体制，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在较为原始的部落中见到这种经济模式。如果在某一时期，在世界各地处于支配地位的都是同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体制，那么，考古学家就能以此为划分标准，来区分不同的历史时期。史前史的研究，使我们的史学研究向过去方向大大地延伸了。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上曾存在过的各种流行甚广、相去甚远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体制，都可以拿来进行比较分析。

再次，考古学家可以考察生产手段的改进，经济体制的演变，并依其年代次序排列出来。考古学家根据生产工具的改进，将史前史分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这并非是主观臆造。他们所依据的是用以制造工具特别是斧头的材料。这些工具，当在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之列。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些工具及其材料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决定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体制。石斧是石器时代常见的工具。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个体就可以制造它，无须专业分工和大范围内的协作，更无须大规模的产品交换。至于替代它的青铜斧，那不仅是一种较为高级的工具，而且其生产过程较为复杂，相应地就需要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经济体制。无论是谁，想要在自己生产自家所需食物并照料自家幼童之余再铸造青铜器，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分工，让一些人专门去铸造青铜器。这些工匠所需的必需品如食物，要靠其他行业劳动者提供。他们所产食物，应在养活自己之后还有剩余，如此才能供给铸铜工匠。铸铜器所需要的原料为铜和锡，都是不多见的矿产，产地又不在一处，其中一种或两种需要从外地运来。这两种原料，只能在交通系统已经建立，本地某种产品自给有余可用于交换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详情参见第35页）。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发现：考古学家所研究的史前人类的工具演变，与生产力、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演变是密切相关，完全同步的。考古学的成果被详细记载，形成文献，成为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基础。实际上，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本质的变革。促成这种变革的主要因素正是唯物史观在理论上所阐明的那些因素。这种变革堪称史前史上的产业革命。它对于人类历史的深远影响，堪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相媲美。两者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意义，是用同一标准来衡量的。对于两者，都应有一个公正的判断。显然公正地评价史前革命是比较容易的。毕竟，史前革命距今遥远，对它的评价不会对今天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个性有什么影响。

史前史不但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史向着远古的方向追溯，而且也把自然史向着今天的方向拉近了。客观地讲，如果史前考古学的一个根源是古代史，那么另一个根源便是地质学。史前史是一座桥梁，一端是历史学，另一端通向动物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地质学研究的是人类所栖身的地球。古生物学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是探寻丰富多样的生命现象出现于哪些地质年代。而人类（这是最辉煌的生命现象。——译者注）的史前史研究就从这一系列地质年代中的最后一个年代开始了。在这里，不妨把研究远古人类遗骨化石的史前人类学视为动物学或古生物学的分支。而史前考古学所研究的是人类所制造的一切，它探索的是人类文化的演变过程，其细节将被一步步揭示出来。但是，这种演变与古生物学家所研究的变异不一样。尽管都是变化，但后者指的是动物中新物种出现时生理、体质上的变异或突变。

因此，历史学家所谓“进步”大抵相当于动物学家所谓“进化”。有一套行为准则可望用来培养历史学家，使他们具备一种冷静、客观地分析与判断的素质，如同动物学家或其他自然科学家那样。现在，生物学家所谓“进步”，意味着生存竞争中的成功。“适者生存”，的确是一条很好的生物进化的规律。但是“适者”只是意味着生存的成功。要判断一个物种是不是“适者”，应当计算它的几代个体的数量。总数增加，该物种就算成功了；总数减少，该物种就算失败了。

生物学家把生物世界逐级划分：首先是界、亚界，它们又分为若干门，门下有若干纲，纲下有若干科（生物学家一般在纲下分若干目，在目下分若干科。——译者注），科下有若干属，属下有若干种。古生物学家探寻进化的顺序，即那些界、亚界、门、纲、目、科、属、种是按照何种时序出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它们形成了生命进化的层次体系。在动物界里，脊索动物门高于原生动物（包括微生物和某些贝类等等）和环节动物（如蚯蚓）；这一门之内，居于最高层次的是脊椎动物；而脊椎动物中，以乳汁哺育幼崽的温血动物——哺乳动物又居于鱼类、鸟类和爬行类之上。这种生命层次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各种生命现象出现于地球的时间先后次序。若说某物种属于较高层次，其含义是，从地壳岩石层纪录上看，该物种出现得较晚。最古老的生命，必定诞生于最深的地层中；最年轻的生命，必定诞生于最浅的地层中。确立生命现象出现于地球的时间先后次序的唯一依据就是地质年代序列。一旦离开这样的年代序列去研究，古生物学家们就必然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毫无实际意义的辩论中去。既然是科学家，谁都不愿意去做那些无用功。历史学家还是效法生物学家的方法为好。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这个学术领域内的价值观或客观判断的标准是与生物进化的层次序列密切相关的。这种价值观可以用定量分析的方式描述、研究生物进化的过程。这种价值观也许不能分析那些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进化，但应该可以用来研究那些意义非凡的文化变迁。“适”的概念几乎囊括了生物进化中的各个层次，尽管所谓“适”仅仅是指某种物种幸存于世。当然，许多较低级的生命形式非常成功地生存下来了——如微生物，非常幸运地存活于地球史上的温暖时期。另一方面，在地壳岩石层的记录里，很多种、属甚至科都曾在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繁盛时曾居于当时生物进化层次体系的首位，然而最终难逃一劫。其事例之多，不可胜数。侏罗纪是恐龙和鱼龙的时代。曾几何时，这些巨兽成群结队，纵横万里，称雄世界。当时没有其他智慧的动物能与这种巨大的“蜥蜴”抗衡。侏罗纪气候温暖湿润，沼泽广布，海洋浩淼。恐龙生逢其时，是当之无愧的“天择”。这种地理环境历时之久，以至于没有必要去计算它到底延续了多少年。然而，侏罗纪霸主今安在？最终，水域缩小了，气候变得寒冷了，干燥了，新的属和种出现了。相对而言，鲜有爬行动物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它们无法改变自己以应付环境变化和气候变冷。时移势易，那些确保巨型爬行动物成为“适”者的强项就变成了生理缺陷。它们的强项使自己非常适应特定的环境，但并没有应变能力或曰适应能力。环境一旦变化，它们就只能在生存竞争中败下阵来。在漫长的自然史上，物种非同寻常的优点会转化为生命中的缺点，其最好的结果不过是苟活于世，但物种的个体数量不再增加，发展完全停滞。

我们不妨从经济的角度，以审慎的眼光，去考察物种的生存竞争。众多低级生命在生存竞争中的主要王牌就是其超强的生殖能力，以此维持物种不灭，总数不减。每一个个体或每一对配偶，都可以繁殖数以百万计的后代。其存活率仅在10%至20%之间，其生存能力又很弱。例如，鳕鱼及其同类的鱼，还有其他一些鱼类，长时间维持了本物种的存在。仅仅在这种特定的意义上，这些物种算是成功了。为了这来之不易的成功，有一种鳕鱼一对一次产卵六百万颗！而同类中另外一种鳕鱼一对一次产卵竟达两千八百万颗之多！如果其存活率达100%，浩瀚大海很快就会被鳕鱼填满。事实上，每次所产的卵能孵化并成长为鳕鱼的不过两三条而已。每一颗卵子的生存或繁殖后代的机会仅有一千四百万分之一，微乎其微。与之相比，兔子更为经济。一只母兔每年可以生育七十只小兔。兔子的总数维持不变，显然存活率只有七十分之一。人类一对夫妇一年只能生育一个婴儿。十口之家并不常见，但是，人类总人口不断地增长。由此可见：人类婴儿的生存概率远远高于兔子，更不要说鳕鱼了。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某个物种繁衍的经济性，某个个体的生存机会，是与它们在生物进化层次序列中的地位密切相关的。换言之，地位越高，繁衍的经济性越强，生存机会越大。“适”的概念，“生存机会”的概念，不仅可以用于定性分析，大体上也可以用于定量分析。在生物学研究领域内广泛地应用着这种分析方法，用于客观地分析生物进化过程中某物种所投入的数量。可惜，这种论据还不够有力。低等生物靠超强生殖力生存，其余在生物进化层次序列中地位较高的物种，如人类和大象，则依靠其繁衍的经济性、高效率，维持了本物种的数量。

如果在这种讨论中刨根问底，那就不够明智了，因为向纯科学输入这种价值观念恐怕不太合适。不过，这些讨论至少给我们一种启示：一旦自然史连通人类史，就可以把量化分析的方法引入人类史研究的领域了。历史演变的进程可以依据它对人类生息繁衍的影响来评估。这是一种以人口数量增减来评估历史演变进程的客观标准。这一标准可以直接用以研究人类历史上的种种事件。最显著的事例，莫过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了。据估算，自14世纪黑暗和死亡的时代以来，这个岛国的人口数量增长平缓。据可靠的测算，英国人口数量在1570年为四百一十六万零二百二十一人，1670年达到五百七十七万三千六百四十六人，一百年间增加了一百六十万余人，平均增幅为每十年增加十六万余人；到1750年增至六百五十一万七千零三十五人，八十年间仅增加了七十四万余人，平均增幅为每十年仅增加了不到十万人。正在此时，工业革命开始了。英国人口数量在1801年猛然增加至一千六百三十四万五千六百四十六人，五十年间增加了近千万人，平均增幅为每十年增加近二百万人；又过了五十年，即1851年，英国人口数量竟然增加了一千一百余万人，达到二千七百五十三万三千七百五十五人，平均增幅为每十年增加二百二十万余人。工业革命之后的人口数量增幅（每十年增二百至二百二十万人），竟然是工业革命之前人口数量增幅（每十年增十至十六万人）的一、二十倍之多！如此增长，颇具戏剧性，堪称奇迹。

如果利用这些数据在笛卡儿坐标系里画一条人口数量—时间函数曲线（以人口数量为纵坐标，时间为横坐标。——译者注），其效果令人印象深刻。这条人口数量-时间函数曲线在1750年这一时点上陡然上扬，这并非是受16、17世纪的宗教运动和政治变革的影响，尽管在旧的历史教科书里这些事件占了主要篇幅。在1750年至1800年期间，英国人口数量—时间函数曲线上扬的仰角将近三十度！物质文明和机器设备上的根本性变化，新的社会生产力，经济结构的重组，都被称为工业革命。这些事件对于英国人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往的宗教与政治事件的影响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效果最为显著的影响，莫过于英国人口数量的奇迹般增长。这是自盎格鲁-撒克逊人上岛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以上文所述生物进化的标准衡量，工业革命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它非常有利于人类这一物种的生息繁衍。

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用客观的标准来评估一个历史事件了。抓住历史的某一方面钻牛角尖是于事无补的。比如，一方面我们可以陶醉于科学的辉煌，它使建立新的产业结构成为可能；而另一方面，我们又震惊于对童工的压榨、贫民窟及伴生的被压迫者。后者可以把前者一笔勾销。由于缺乏比较的标准，罪恶的本来面目很难发现。对于工厂制度带给无产阶级的痛苦、疾病和惨状，我们知之甚详；可是，对于大多数农民、矿工及过去几个世纪的劳动者，我们所知道的实际情况就少得惊人。关于手艺人的行业工会我们相当熟悉——那是一个比较小的有特权的阶级；但是，我们不敢如实地描绘中世纪农奴的生活状况，至于古罗马和古希腊奴隶的情形，就更没有胆量去研究了。当中世纪的宪章或是一篇古代的演说辞中闪烁出一线真理的光芒的时候，那些多愁善感的史学家们就会在深深的恐惧中聪明地闭上双眼。因其如此，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基本上应该依赖我们那些数据——如人口数量—时间函数曲线。

充分利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数据——人口数量—时间函数曲线所提供给我们的经验和启示，我们就能够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中，分辨出人类历史早期的其他“革命”。这些“革命”对于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其表现形式与英国工业革命并无不同——它们都在历史的人口数量—时间函数曲线上留下了一段上扬的区间。以科学的眼光看问题，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革命”必须以同一标准来评价。本书的首要目的在于，以上述“同一标准”的科学眼光探索人类的史前史和古代史。我们所追求的是以冷静、清醒、客观、公正的态度探索“革命”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排除一切由于“革命”而引发的愤恨或狂热的偏激情绪。这样的探索将有助于深刻地论证“进步”的概念，从而摈弃那些过分敏感的观点（或曰悲观主义）和不可知论（或曰神秘主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