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采集者

第四章　食物采集者

对考古学家而言，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是以制造工具为标志的。人类需要工具以弥补其在体质上的先天不足，以确保获取食物和掩体。人因为脑和神经的构造能使手和眼相互配合来完成这些任务。最初的工具大概就是将木头、骨头或石头用打制略以修理而适于手握而已。这些工具中，木制工具很容易腐烂，最早的石制工具通常很难与天然破碎的石头（融冻或热涨引起的破裂，或河里的卵石因冲撞而碰碎）相识别。考古学家已经意识到：甚至在第一冰川期以前，那些看来经过加工的小火石块，似乎是作为小刀、切割器或刮削器使用的。虽然这些“曙石器”是否为人类所制造仍有争议，但被大多数权威学者所承认。

在相当于更新世早期之时，的确已有“人”在制作真正的石器，并能控制用火了，最近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洞穴中得到确凿的证据。那里与北京人和一些绝灭动物化石一起，还发现了非常粗糙的石英及其他岩性的石片，以及被火烧过的动物骨头。在东英吉利及其他地方同时代的地质堆积中，也发现了一些工具，但并未与人类骨骼共生。从这些工具中得不出很多信息，它们只透露出：有某种类人的动物曾使用过这些石头。除此之外，所知甚少。至于这些工具是用来做什么的？就只有凭借猜测了。兽皮成为一件件“衣服”，即使是现代的野蛮人也是用各种工具把皮革做成外衣和住所来用，这种用来刮削兽皮的工具，其中有一些很像是过去的火石，因此考古学家很喜欢把这些粗糙的石器称为“刮削器”，这个名称表示人类不仅制造工具，而且还利用工具制作皮衣了，但这种推测是否正确，尚未得到证实。

最初的工具很可能是一器多用的，最早的人是渐渐地从经验中得知哪种石头最适合于制作工具，以及如何制作等等，即使是火石——最好的天然原料，也都是极难顺利加工的，读者如试着用火石相互敲击，去打制一块“石片”，就不难知道这一点。在制作工具的过程中，最初的社群必须建立一种科学的传统，注意并交流什么是最好的石料、哪里可望找到这些石料以及如何处理这些石料。只是人们已经掌握了石器制作技术之后，他才能以个体的操作来成功地开始制作特殊的工具。开始，最容易得到的石片，都不加区分地被用来作砍斫器、锯、钻、刀或刮削器。制造工具和控制用火，已经是被证明了的事实。

控制用火大概是人类从环境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第一步。有了火的温暖，人类才能挨过寒夜，进入温带甚至北极地带。火能给黑夜带来光明，使人们到洞穴里探寻栖身场所。火还可以驱逐野兽，用火烧烤可使那些生食不易消化的东西变得可以食用。人类的活动不再受气候的限制，人类的活动也不完全受制于阳光了。

一旦人类掌握了用火，便控制了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和显著的化学变化。自然界的一种生物支配自然界一种伟大的力量，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且运用这种力量，必然会对控制者产生反作用。当把干树枝扔进燃烧的火中时，明亮的火焰突然冲天，树枝随之就化成了烟和灰烬。看到此景，人类幼稚的头脑受到刺激。这种现象给了他们怎样的启示，我们无法知道。但是在添火、灭火、移火和用火上，人类和其他的动物分道扬镳，完成了一次革命性的升华，人类彰显其人性，创造了自己。

最初，人类当然只是知道把由雷电或其他自然力产生的火留住，使之不灭。即便是这样，也要预先有一点科学知识——即经验的观察和比较。人类必须了解火有什么功效，它要“吃”什么，等等。在照料和保持火种时，人类也在不断地增长知识。如罗马灶神维斯达之火那种永远不能熄灭的圣火，被许多古代人和现代野蛮人用仪式来加以照料。这大概是人类不会随意取火时代的遗风或对其的怀念吧！

何时发明人工取火尚不能确认。野蛮民族取火，是用火石敲击黄铁矿或赤铁矿，或用两块木头相互摩擦，或把空气压进竹管里生热取火的。早在最后冰期，欧洲就采用第一种方法取火了。几种摩擦生火的方法（取火刨、取火钻等）仍在当今世界各地的野蛮人中使用，并在古代文献中有记载。人工取火的各种方法也许表明这些技巧是在人类历史较晚的时期才发现的，那时人类已经广为扩散成独立的群体了。

无论如何，这一发现是具有头等意义的，从那以后，人类不仅仅能够控制，而且能够产生令人迷惑的火焰的燃烧过程和神秘莫测的热量了，人成为了有意识的创造者。从两根木棍，或从火石、硫化矿与火绒中引火，看上去很像是无中生有。当对它还比较陌生时，它一定会产生令人振奋的效果，一定会令当事人感觉自己真的是一个创造者了。当然人的确是能够把木头、石块制造成工具的创造者。他宣称拥有了一种支配自然的力量，并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事物。

这只是研究更新世早期和更新世以前“人类”留下的遗迹所得出的事实，至于他们以什么为生，则不太清楚。一般想象最早的人类捕获野兽和飞禽、捕捞鱼类和蜥蜴，采集野果、贝类和鸟蛋、挖掘块茎和树根。同时也不太肯定地想象，他们用兽皮制作衣服。一些人肯定在洞穴里栖身，而另一些人则可能用树枝搭建简陋的住所。要获得狩猎的成功，就须对想要猎取的动物习性进行长期而又准确的观察，其结果，很可能会形成一种狩猎经验的集体传统。对有营养和有毒植物的鉴别，可能也是从经验中学来的，并再次融合成一种社群的传统。

人类必须了解在适当的季节捕捉动物中的不同物种，采集不同种类的蛋和野果。要成功地完成这些事情，人们必须归纳总结出收获的历法，必须观察月亮的圆缺和星辰的升起，并将这些观察与植物学和动物学上的观察相比较，而且，如上所述，人类必须通过实验去发现可以用来制造工具的最好石料，以及这些石料在何处。因为甚至最早的人类能够成功生存，也需要相当多天文、植物、地质和动物的知识。在获得和传授这些知识的过程中，我们的先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同样，我们也可以推测，人类在维持生计中学会了合作和一起行动。像人类这样的动物，体质纤弱，天然禀赋差，如单独行动，绝对不能捕获到那些已被证明很早就成为人类重要食谱的大型动物。超越简单家庭（按现代欧洲的词义）之外的一些社会结构的形态可能已经出现了，但准确形式仍一无所知。

直到最后冰期来临，欧洲还没有什么物质材料可供描述。在这期间，我们确实见到，火石工具生产和打制方法的地域差异有了变化。在某些地区，工具制造者集中于从原料（技术术语称为石核）上，剥离合适的石片，然后将石片加以修整用作现成的工具。该程序被考古学家称作“石片工业”。在其他地方，注意力被放在石核加工上，将其修整使之成为适于手握的形状。在这种情况下，修整的石核则变成了现成的工具。这样的组合被称为“石核工业”。

这一区别看来是由两批人群所采用的不同石器加工传统。一般来说，“石片工业”看来限于旧大陆的北部——即以阿尔卑斯山、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印度和喜马拉雅山为标界的北部地区。与“石片工业”一起发现的人骨，是与我们乃至我们祖先在特点甚至总体上都不相同的物种。“石核工业”发现于印度南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整个非洲、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石核工业的制造者，可能属于“智人”，或他们的祖先，但在1941年，尚缺乏可靠的证据。在冰期阶段，石片人群开始在他们日趋冰封的本土上分裂开来，迁徙到英国、法国和叙利亚，最后甚至到了非洲。“石核工业”在相同的冰期阶段向南退却，直到适于生存的环境重新来临时，才再次向北扩展。缘于这些人群迁徙之故，拥有不同工业传统的群体走到一起，共同生活。尽管存在两种传统混合的迹象，但很难想象两种差异如此之大的物种如“中国猿人”与“智人”之间发生交配。

以上六页只囊括了人类五分之四的历史，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二十万年！在如此久远的时间里，只留下九或十个不完整的头骨和无数的工具。英法两国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堆满了从泰晤士河、塞纳河和其他河流砾石层中采集的石器。而在非洲南部许多遗址的地表，仍可轻易地捡到整车皮的工具。但更新世早期大量的工具，并非意味着当时有人口众多，相反，一个人每天可能制造或丢弃三四件工具，二十万年就足以制造出我们现在收集这么多的标本。从更新世早期到中期，人类家族可能是一个数目有限的小群体，其规模可能与现代类人猿差不多。

大约到五万年以前，已能够对我们前面所作的模糊描写加上一些有意义的细节。当最后一个冰期来临之际，被称为“莫斯特人”的人群在欧洲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习惯住在洞穴里以躲避严寒，所以他们的生活要比那些更早人群被了解得更详细。就工业而言，莫斯特人采用“石片传统”，尽管他们之中有些人也学会了制作“石核”工具。在体质上他们属于现已灭绝的“尼安德特人”。他们走起路来，步态蹒跚，头不能挺直，下颌无下巴颏，眼眶上面横着一条粗壮的眉脊，前额后倾，使其脸部看上去很像猿类。他们能够用语言交流，足以使他们组织起合作的狩猎群。但从他们舌肌的连接上判断，他们的语言一定是含糊不清的。

就经济而言，莫斯特人是猎人，他们特别擅长运用设置陷阱的方法捕获大型极地哺乳动物——猛犸和披毛犀。他们把这些猎物尸体拖到他们的洞口并加以肢解。自然，如此之大的野兽是不能由个人或小家庭去追逐，猎取猛犸是某些较大社会单位出于经济目的的一种合作行为。

从历史的角度，莫斯特人最显著的行为就是他们对死者处置上的关照。在法国发现了十几具尼安德特人骨架，按照一定的葬俗埋在他们居住的洞穴里，通常都是想尽办法保护那些尸体。在沙佩尔·奥·圣（La Chapelle aux Saints）有好几具遗骸，各自安放在洞内地上挖出的浅墓里。有的头靠在一个石枕上，上面和周围都放些石头，以减轻泥土的压力。有一例，头在入葬之前已从身体上割下，被分开放在墓穴中。死者不仅被小心地安葬，而且他们的墓都被安置在火塘附近，好像要给予死者以温暖，逝者还常随葬有工具和大块的肉。

所有这些仪式见证了人类思想开始关注不可预测和非经济的活动。面对恐怖死亡这一事实，他们的原始情绪被这种伤害所震撼，这些外貌像野兽的莫斯特人开始出现一种想象性思维。他们不相信地球上的生命会完全停止，而模糊地想象存在某种延续，死者仍有食品和工具的物质需要。这种早期人类对死者的悲伤和无望的照料表明：它注定会成为人类行为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并激励金字塔和泰姬陵等建筑奇观的产生。

从把墓地安置在火塘附近的情况看，也许可以进一步地推论，莫斯特人认识到失去体温就是死亡的征兆，他们是否希望借助火的温暖使死者重生？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已经施展了巫术，并摸索着科学。他们已经能正确地观察出生命和温暖之间的联系。他们可能推测温暖是生命的一个原因，死亡是因为缺少了温暖所致。在这种情况下，弥补不足，就可能恢复生命。由此，我们就能对莫斯特人和以后的丧葬实践作出很好的逻辑推理。他们的错误在于经过反复实践之后，仍不肯承认失败，因为莫斯特人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后继者，一直到较晚的时代，仍继续在墓里燃火。

我们无法证明莫斯特人的这种行为是否由以上动机引起。我们也肯定不能假定他们或任何现代信奉巫术的人，确实像上面提到的那样来提出他们的理由。这里介绍的说法，是引导现代科学家去研究莫斯特人做过的那种事情。然而，科学家很可能将它作为一种实验来从事，一次、两次看它是否能有期待的结果。莫斯特人则以信仰来做这件事的，这正是巫术行为和科学实验的区别所在。在判断其结果时，像失败这样的否定案例，根本就不予考虑。或宁可让希望和恐惧所代替客观的判断。人类在信奉巫术的补救功效上的虔诚，是他们面对像死亡这样的危机而感到无望的一部分。感觉很无望，他们就不愿放弃希望。而正因为“自然”看来是陌生和未知的，所以人类生怕在危险环境中错失任何有助于他们的东西。

同时巫术也提供了一条获得力量的捷径。我们所引用的那种论据，对生命而言，就提出了一个显然合乎逻辑的叙述，但它并没有经过任何透彻的分析和研究。因为讨厌思想，人类接受最靠近身边的解释，并不顾一切地去坚守它。

几千年以后，欧洲冰期的气候，一度曾稍有改善。在这比较温暖的期间，我们自己这种同类确实出现在了欧洲、北非以及西亚各国的考古记录中。尼安德特“人”突然绝灭，其地位由现代人类所取代，这些现代人的尸体假如被放在今天的停尸间里，不会引起人们的议论。从体质上，只在欧洲至少就有四种被认为是不同的变种或种族。来自西伯利亚的小雕像显示出在头发上与我们种族中三个主要部分不同的特殊形态。就考古学而言，这些现代人的生产物品，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工业”，归入好几个文化群，每个文化群都因自己在火石制作和艺术等方面的特殊传统而有所不同，但在文化群和族群之间，并未建立确切的相伴关系。(https://www.daowen.com)

所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群，他们拥有应对环境的工具或装备较以前所有人群的都要好。他们学会制作各种不同的工具，用于特殊的用途。他们甚至生产制造工具的工具。他们制作骨器、角器也像制作火石工具一样的熟练。他们甚至还发明了简单机械装置，如弓和投矛器等，以弥补人类投掷武器时肌肉力量的不足。当然，这一系列新工具，不仅仅表明工艺技术有了提高，而且还表明知识有了更多的积累，科学的应用更加广泛了。扼要提到欧洲东部和中部的普列德摩斯人（Predmostians）以及法国的奥瑞纳人和马格德林人，就足以证明这些观点了。

尽管欧洲的环境寒冷，但是装备优良的猎人应付这些还是非常有利的。俄罗斯和中欧的原野是开阔的苔原和草原，每年夏天，刺骨的寒风吹开覆盖在这些原野上的冰川和冰原，留下一层细尘（黄土），每年春天，从这里长出嫩草。成群的猛犸、驯鹿、野牛和野马，在原野徜徉，享用嫩草。这些兽群每年由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夏季草场，迁移到多瑙河流域或是黑海草原的冬季草场，然后再返回来。

普列德摩斯猎人，沿冰雪覆盖的山间扎营，那里恰好是兽群必经之路，在那里北方大冰盖伸出的冰舌，限制了兽群的活动。在基辅附近的麦京（Mezine）、摩拉维亚普利罗（Prerau）附近的普列德摩斯、下奥地利的维伦多夫（Willendorf）等地，这些营地遗址至今仍以许多大型的庖厨垃圾堆积为标记。这些骨渣堆的规模，在普列摩斯被分辨出有一千多只猛犸的遗骸，这证明了猎人在获取猛犸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这些食物足以维持精力充沛的人群。但肉类的获得不仅要依赖群体有效的合作，还要依赖对兽群习性的详细了解。营地地点聪明的选择，证明了人们对这种知识的运用。俄罗斯发掘者已经发现了猎手们曾搭建的、用以居住的半地下房屋。

甚至在法国中部，还有更有利的条件，石灰岩的高地都是草原，草原上有猛犸、驯鹿、麝牛、马及许多其他的动物在吃嫩草。在多尔多涅河、维谢列河（Vezère）及其他许多河流里，每年都有鲑鱼洄游，其数量之多，如同今天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溪谷的岩壁上，有许多蜂窝般的洞穴，以提供方便的住所。奥瑞纳人以及其后的马格德林人，因聪明地开拓了这里的环境而繁衍下来，并创造出繁盛的文化。他们和19世纪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夸鸠人（Kwakiutl）相比仍像是无家的游民，后者尽管仍然是一种“旧石器时代”经济，却住在大型甚至装饰的木屋里，并聚集成永久性村落。他们的这种繁荣，对于低估采集食物作为维生可能性的人们是一种告诫。

在很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堆积中，可以采集到大量工具，表明当时人口的增加。单是法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骸的数量，就超过了之前人类遗骸数量的总和。但在时间的分布上，后者所占时间还不及前者的二十分之一。但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骸数量，与法国新石器时代人的遗骸数量相比，则还不到其百分之一。而法国新石器时代持续的时间，还不及奥瑞纳和马格德林阶段的五分之一。聪明地开发一处有利的环境，就使奥瑞纳猎人生息繁衍，超过西欧以前所有居民的数量。但他的数量与后继者在新石器时代革命以后达到的数量相比，还是少得多。

猎取动物的数量是丰富的，足以确保安全和闲暇，正因为如此，奥瑞纳人才能从不知名的祖先那里继承传统，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文化生活。[1]在物质方面，其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拥有了器械——即投矛器和弓箭。弓箭不仅仅为法国奥瑞纳人所拥有，而且同时也被西班牙东部的另一个民族所使用。这大概是人类发明的第一个器械了。其原动力，其实就是人的肌肉力量，但在张弓时，随着弓弦慢慢地弯曲拉紧，弓的能量积累起来，集中在箭上，瞬间射出。投矛器巧妙地运用杠杆原理积聚人的臂力，将其集中到矛头上。投矛器最早发明可能是在马格德林时期，澳洲的土著人和爱斯基摩人至今仍在使用，此外，马格德林人还学会了用鱼钩和线，以及头部可分离的鱼叉捕鱼。

这些人一定是生活在大的社群里，足以顺利地猎获大动物，诸如猛犸和野牛等。他们是如何组织围猎的，我们当然无法知道。在经济上，每一群人都自给自足，但是自给自足并不意味着孤立。在法国中部的洞穴里，还可以找到来自地中海的贝壳，这些贝壳也许是由某种初步的贸易形式带到这里的。虽然贝壳是以其假设的巫术功效来评估的，但它仍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它们所代表的贸易在这个群体的经济中并不占重要的地位。这个群体的经济基础是以狩猎采集为主，至少在马格德林时期还有捕鱼。此时，在法国和其他任何地方，还没有证据表明已靠栽培植物和饲养牲畜的方式来生产食物。遵守禁猎季节以保存猎物的方法，可从现代野蛮人的习俗中推测而知。尽管这样，也许是由于狩猎太成功了，所以披毛犀在奥瑞纳时期绝灭，猛犸在马格德林时期末期也趋于绝灭。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最令人惊讶和赞叹的方面是猎人的艺术活动。他们在石头或象牙上雕刻图案；用黏土塑造动物；用画和图案装饰武器；在藏身的洞穴壁上，刻出浮雕；在一些大的洞穴顶上，或刻或绘出一些景物。在许多例子中，作品本身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许多伟大的现代艺术家，如已故的罗杰·弗赖（Roger Fry）曾赞叹那些洞穴壁画，认为那不是古董，而是杰作。绘画能力实际的发展，可以从法国的洞穴着手研究。属于奥瑞纳人阶段的那些最古老的写生，其中一些形象是用手指粘泥在岩石上勾出轮廓，然后用火石在岩石上刮出，或用木炭绘出，并没有设法采用透视或描绘细部。到马格德林时期，艺术家学会了用阴影表现景深，甚至达到了某种透视效果。现须记住，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三维的，很难用两维来加以表现。我们已经继承了能做到这点的一种技法，和一种重新阐释两维图案的技巧。当我们还是孩提时，我们就熟悉平面的图画，并学会从中认识立体事物，我们中的一些人能被教会把工序颠倒过来，在一张纸上绘出深度和距离。奥瑞纳人或更早的艺术先驱，并无绘画方面的书籍，他们需要自己发现在平面上准确描绘立体事物的一种技法，并去建立这种传统。最早的绘画如同文字一般，对于现代科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然而，旧石器时代的雕刻和绘画，并非只是一种神秘“艺术冲动”的表达。实际上，艺术家在雕刻或绘画时肯定很愉悦，但他做这件事时并非只是为了享受乐趣，而是有严肃的经济目的。在洞穴里进行的绘画和雕刻尤其如此。这些绘画通常是绘在石灰岩山洞深邃的隐秘之处，那里阳光很难透入。没有家庭会住在如此深邃之处，人们常常很难进入这些地方。艺术家在绘画的时候，通常不得不采取最不舒适的姿势，仰天躺着或在狭窄的缝隙中站在同伴的肩上。当然他必须要靠一盏昏暗的人工灯光来开展工作，石灯确实已被发现，可能是用油脂作为燃料，用苔藓作灯芯。那些画几乎都是个别动物的真实画像。艺术家把他们画得很逼真，显然是费了好大的劲。我们甚至拥有一些试笔的物件，即画在那些松脆石板上的草稿，那是为在洞壁上创作真正的杰作所做的准备。

所有这些考察表明洞穴艺术具有一种巫术目的。一件艺术作品毕竟是一种创作行为。艺术家在空白的墙壁上涂抹，看吧！原来一片空白，现在那里有了一只野牛。按照科学诞生之前人脑的逻辑，这样的创造，是他们在外面世界看得见、摸得着的相应物体的复制。艺术家在黑暗的洞内画一头栩栩如生的野牛，那么在洞外的草原上，就一定有一只活生生的供他同伴捕猎的野牛。为了确保狩猎的成功，艺术家们偶尔（但很少）会画一头被一支标枪刺中的野牛，正如他们所渴望见到的那样。

因此，奥瑞纳人和马格德林人的艺术是有其功利性的目的，是为确保其部落所赖以生存的动物性食物的供应而设计的。所以，澳洲的阿兰达人和其他那些现代食物采集民族，也都要举行舞蹈和其他仪式，以促进鸸鹋、通常寄生在树根上的蛴螬以及其他可食动物和植物的繁殖，如果他们了解“食物采集者”这一词语的含义，他们一定会为这个称号感到愤怒，因为“食物采集者”一词语通常是与种植薯类和“粮食生产”的巴布亚人相对应。一个阿兰达人可能会说“我们的巫术仪式在维持鸸鹋和蛴螬的供应上，与那些可怜种植者的挖土和除草一样必要与有效”。

那些绘画无疑与其他巫术仪式有关，在蒙特斯潘（Montespan）一处洞穴中极难进入的一个壁龛的泥地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年轻人臀部蹲坐在一幅马格德林时代巫术壁画前的印痕，这听起来很像今天一般野蛮民族所举行的创世仪式。

总之，艺术家一定是受过训练的专门人才。在多尔多涅的黎麦伊（Limeuil）采集到大量绘于鹅卵石上的试笔画。这些画可能是当时艺术学校的练习本，有些画面上还有引人注目的修改过的痕迹，好像出自一位教师之手。这些人既是艺术家又是巫师，他们都是专家，是为了他们的任务受过特殊训练。正因为此，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组织中受到尊重，甚至享有威望。但是他们可不是那种脱产而无须参加群体觅食活动的专业人士。要生动逼真地描绘出动物的各种姿态，只有曾在野兽出没的地方近距离观察野兽的猎人才能做到。

其他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品也可视为巫术品，但尚有不同的看法。普列德摩斯人营地和奥瑞纳人遗址都发现了一些小石头或象牙雕像，奥瑞纳人遗址发现的这类雕像较少。这些雕像的身体一般都很肥胖，性别特征被夸张，但面部几乎无表情，据说这些都是祈求丰产的灵符。女人的生殖力都附在这些灵符里，通过它们，可确保猎物和植物的丰饶，从而确保族群所需的食物。

最后，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为了解当时人类所拥有的动物学知识提供有价值的参照。他们描绘的娴熟线条，表明他们对提供自己食物的那些动物有着准确的观察。从这些画中，还可以区分所绘的动物属于哪一个种，鱼和鹿都是如此。马格德林人显然已能像现代动物学家那样辨认这些物种。他们懂得一些动物生理学，至少他们掌握了心脏的重要性。画一头受伤的野牛，暴露出它的心脏，并用标枪刺穿它。

另一方面，马格德林人和奥瑞纳人的艺术极其具体。那些画都是对个别动物具体姿势的写生，从未把它们一般化。这并非意味着马格德林人不能抽象思维，它可能表明了他们的思维习惯是尽可能的具体。在西班牙东部较晚时期的那些画，是属于一个不同社会传统的图画，就没有那么逼真和个性化。那些画是印象派的，在表现鹿和人时，只是有点像鹿或人。事实上，冰期以后，它们导致了一系列非常传统的表现方法。艺术家不再试图描写或表现一头活生生的牡鹿了，他满足于用寥寥数笔，去表现他所认为的牡鹿的最主要特征。一方面，他发现在真实世界中，在增加可食牡鹿这一点上，写意和写实的效果相同。另一方面，他已经习惯抽象思维了，在比较这只牡鹿与那只牡鹿的同时，他掌握了牡鹿的概念，并以最一般的形式将其符号化，把区分不同时期相同牡鹿和区分不同牡鹿个体的特征全部省略。

以上叙述，虽不全面，但仍可表明在地质学上的更新世，人类在旧石器时代中的进步程度。就考古学而言，在那漫长的时间里，法国马格德林文化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这里的叙述可以为当时狩猎采集经济所获得的繁荣兴旺以及人口密度，提供简略的一瞥。它还表明在“食物采集”一般性术语下包含着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并是对贬低这些方式的人的一种告诫。

尽管如此，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肇始和新经济的创造都不是始于欧洲的马格德林人。马格德林人的繁荣，是成功地适应了特殊的环境。当最后冰期过去，森林侵入先前的草原和苔原，把成群的猛犸、野牛、马和驯鹿从法国驱逐出去，而基于这些野兽的狩猎也随之衰败。其他一些没有留下类似辉煌记忆的民族，创造了新的粮食生产经济。事实上，可以想象，甚至在奥瑞纳和马格德林时期，其他大陆的部落已经开始栽培植物和饲养动物了。门京（Menghin）教授等曾作过这种推论，但直到今天，还没见有人引用确凿的证据来检验这种推论。已有的证据表明：旧石器时代即更新世时期，狩猎采集是人类为了保证生计所采取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