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的加速与滞后
城市革命以前，比较贫穷和知识贫乏的社群已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了一系列令人深刻印象的贡献。公元前3000年前的两千年中，见证了许多应用科学的发现，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几百万人的福祉，显著增强了人类的健康与繁衍。我们曾提到过下面这些科学的应用：利用运河和沟渠进行人工灌溉、犁、驾驭畜力、帆船、轮车、果树栽培、发酵、铜的生产和使用、砖、拱门、釉、印章；以及——革命最初阶段——的太阳历、文字、记数法和青铜。
革命以后的两千年，也就是从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600年，没有产生对于人类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的较大贡献。也许只有四项成就值得与上面列举的十五项相提并论。它们是：巴比伦的“十进法”（约公元前2000年）；工业规模炼铁的经济方法（公元前1400年）；真正的字母书体（公元前1300年）；为城市供水的水管（公元前700年）。
“十进法”使巴比伦人能够有效地处理分数，并建立一种数理天文学。尽管六十进位分数保留下来，并在公元前1590年启发了“小数”，但是其地位却随其书体一起消亡。经济的冶铁首先使金属工具如此便宜，以致可以普遍用来清除森林和疏浚沼泽。在温带地区，这些新工具为以前无法居住的广漠土地敞开了农业的大门，使人口的增加成为可能。然而，该关键发现并不归功于巴比伦或埃及富裕而文明悠久的社群，而归功于迄今鲜为人知、依附于赫梯帝国的社群。
字母使所有的人都能阅读和书写，使文献有可能普及。但是文字这一革命性简化也并非在那些古老的学术中心做到，而是在腓尼基比较年轻的商业城市中实现的。供应新鲜水的导管很可能减少了城市居民的死亡率，所以人口的总数增加了，然而所发现的最早的实例，是亚述国王森那杰里布（Sennacherib）为他首都所建的供水系统。
因此，我们四个发现中的两个都无法归功于那些启动城市革命并最先获得成效的社会。像在船上加装一个固定舵，或者给陶器上釉那样的技术改革，在此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们只不过是始于革命前那些进程的逻辑发展。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可以忽略东方取得的一些医学、天文学和化学发现。它们被从包裹着巫术的渣滓里提炼出来，融入到希腊的科学里。
于是，我们仅留下两个第一流的发现，它们是由汇集了城市革命十五项变革优势而武装起来的社会所取得的。由此检视埃及、巴比伦以及它们密切的文化附庸，从人类进步的立场上看，是令人失望的。将其前后的进展加以比较，第二次革命看来并不标志一个加速进步新时代的黎明，而是一个较早成长期的积累和滞留。不过，东方社会却因革命而用前所未有的资源和一种传递和积累知识的新技能装备起来。
这种成长停滞的部分解释，可以从革命本身在社会中引发的内部矛盾探寻出来。革命之所以成为可能，我们还记得，这不仅是由于实际财产的绝对积累，而且这些财产集中在神祇或国王以及依附于它们的一小撮阶级手里。这种集中对确保需要剩余资源的生产，以及保证它们可供社会有效利用，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不管怎样，这实际上仍意味着大批民众在经济上的倒退。大量基本的生产者——农人、牧人、渔民的命运也许确实被由国家发起的公共项目和政府正规保证的安全而得以改善。然而，他们物质上分享的新财富极少，并在社会上沦落到佃农甚至农奴的地位。新的专职工匠和劳动大军，如不是革命创造的剩余产品的消费，他们确实难以为生。而分配到他们身上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不清楚有多少百分比的新工匠，实际上是为勉强活命的工资而劳作的奴隶。其余的人虽然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很可能因与奴隶劳力竞争而变得贫困，而最终陷于第187页所描述那位埃及父亲的窘境。
新剩余品相当的余额被少数人——国王、祭司、他们的亲属及亲信——所占有。社会被划分为许多经济阶级。国王、祭司和官员组成的“统治阶级”，与农人和体力劳动者的“下层阶级”截然对立。考古学家可以将埃及极其宏大的王陵与简陋的个人墓地，以及印度城市奢侈的商人住宅和匠人的陋室相比较来作类型学区分。而对前王朝的墓地或新石器时代村庄的茅舍作对比，显示了平等，尽管是一种卑贱的平等。
现在，就此采用的生物学标准而言，城市革命充分证实了其影响，即便这些影响包括了刚提到的阶级分化。这并不意味这种阶级分化本身会加速进一步的发展。相反，它会阻碍发展。革命前的进步应该是由实际生产者作出的生产方法的改进做到的，以及在迷信威胁所有改革是危险的情况下完成的。
由于革命，实际的生产者虽然过去有大量的发明，现在却沦为“下层阶级”。而那些新兴的统治阶级现在拥有的权力，却大部分得益于发展那些起阻碍作用的迷信。埃及法老开始很可能就是一个巫师。无论如何，他一定自命为神，并且花很多的时间举行巫术仪式。在苏美尔，革命的第一个受益者是庙宇的祭司。当国王在那里出现的时候，即与他在定期仪式中扮演的神祇角色紧密相联。很难想象，拥有这种渊源的统治阶级能够成为合理科学的保护人，他们陷于某些期望过深，而这类经验反复表明是骗人的把戏，但它仍然阻碍了人们执着追求和认真思考的艰巨之路。
事实上，这种统治者没有鼓励发明的积极性。许多进步的革命性步骤——驾驭畜力、航行、金属工具——最初是作为“省力的设备”而出现的。但现在新的统治者驾驭着充满迷信信仰的臣民和从战争得到的俘虏作为几乎无穷尽的劳力储备，他们无须为节省劳力的发明而烦恼。
同时，文书和学者这批中产阶级坚定地依附于统治阶级。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是“神旨文书”，因此他们维护虚幻的迷信可以被看作与这些统治者一样。学问的专业是受“尊敬的”，实际上也提供了晋身统治阶级的机会。最终，这些“智者”的私人利益吸引他们成为这样的一个阶级，他们一味以读书为重，反对现实世界中的实验和观察。于是革命所开拓的新科学，常常被奉承迷信所羁绊，脱离了已经产生成果的应用科学。
后者的实践倡导者却落到了“下层阶级”的地位。他们之所以能够使自己摆脱卑微的地位，并非因统治阶级鲜加欣赏的技术改革，而至多是因他们加入了中产阶级以支持“固有的神统”。
因此，就进步观点而言，埃及和巴比伦的社会，均因城市革命而陷入绝望的矛盾之中。而且它们把这个矛盾传给了各个后继的将其视为楷模的国家，如赫梯、亚述、波斯、马其顿。希腊在应用与理论科学上的创造性工作，早在“黄金时代”以前就已开始，当时徒有虚名的民主政治只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他们靠外来者和奴隶的劳动以及各附庸国的贡品为生。正当米诺斯-迈锡尼文明衰落之后希腊刚走出黑暗时代，东方科学传统被一种新的精神所改变。此时，在那些已经为贸易和工业而重组的城市里，从这些业务所得到的财富与土地贵族的财富持平，但还没有过度地集中。那时一种简单的字母文体被广大公众学习了解。
除了刚刚解释的内部矛盾之外，古代东方诸文明还卷入了一个性质相似的外部矛盾中。我们已看到，无论是尼罗河流域还是巴比伦都不是自给自足的。甚至在同一个统一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下，每个国家都被迫依赖从其他社会占领的地区中输入基本的原料。必需的进口产品也许曾一度以剩余产品的自由交换而获得。有理由相信，这样获得的物品已不足以满足埃及和苏美尔因城市革命致富造成的需求。
自然，它们会试图用武力来加快和规范交货，军队沿商队开辟的道路前进，甚至企图吞并资源供应地，并征服出口国。苏美尔的统治者试图征服邻近城市，赋以巴比伦地理单元以一个政治形式，于是他们想力求通过吞并对稳定他们经济极其重要的特定地理区域来扩张其领土。这样他们就开始走向帝国主义征战的道路。公元前2500年左右，阿卡德的萨尔贡所建立的帝国，就是最早实现这种努力的记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征服者被刻意的经济盘算所激励，但是他的征服实际上确会得到这里指出的结果。虽然萨尔贡帝国是短命的，但是却成为所有东方帝国的楷模。在整个古代东方，萨尔贡的征服变成了一种理想。征服者本人也成为传奇英雄，在他的帝国瓦解一千年以后，歌颂他武力的文字传遍了整个古代世界。从阿玛纳土丘的埃及首都，以及赫梯的首都波哈兹·科维（Boghaz Keui）曾出土过这类作品的残迹。萨尔贡为他的直接继承者树立了一个榜样，乌尔国王，然后是巴比伦国王、公元前1600年以后的埃及人、赫梯人、米德斯人（Medes）、波斯人和马其顿人，都乐意效仿这个榜样。
这些相继出现而又短命的帝国无疑对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在他们延续之时，他们在广大的区域内保证了有利于财富积累的内部和平与安全。他们为大型工业中心保证了充足的原料供应。他们将城市革命的优势和与之相伴的应用科学的进步传到了国外。对于维持一个帝国至关重要的交流途径是传播的通道。公元前15与14世纪的学者正是通过这些途径云游，而希腊医生和地理学家在一千年以后抵达巴比伦和苏萨走的也是这些途径。帝国将军们自己也研究征服区域的植物学与动物学，并在回国时记录下他们的观察，知识就是这样被积累和记载下来。
但是，这些帝国的不稳定透露出它们中的一个矛盾。下属臣民的持续反抗是对他们相关利益态度的一种测试，也许同样也是对臣民价值观的一种测试。那些利益也许还不如没有为好。实际上，很可能一个萨尔贡式帝国直接毁坏的财富要多于间接创造的财富。(https://www.daowen.com)
一个东方征服者在其铭文中首要的夸口就是他带回家的牲畜、金属、珍宝和奴隶等战利品。这种掠夺并没有增加可供人类分享的总体财富。至多是对现有的资源进行再分配，并将那些宝藏出空而已。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将比较贫穷社会中的财富转移到奢侈品已嫌过多的宫廷里去。之后，胜利者主要关心的就是向被征服的人民定期勒索贡品。
这样建立起来的帝国，一般而言只是搜刮贡品的机器。通常只有在需要保证服从和按时纳税的情况下，帝国政府才会干涉臣属民族的内部事务。君王关心其领地的繁荣并有一个好的政府，也仅仅是因为这些条件有助于征收岁赋。而十分肯定的是，许多东方君主国家都是由战争造就，以持续的战争来维持，并最终被战争所消灭。
现在，战争无疑对可用于和平目的的新发现是一个有力的刺激。上一章我们看到这种紧急需要如何刺激了甚至数学家的发明天才。也需承认的是，军国主义对于保护文明成果、抵御懒散野蛮民族的嫉妒攻击，以及传播文明本身的福音都是必要的。但它在那一个方面都没有成功。
苏美尔和阿卡德两国，虽然拥有常备军和军事装备，但仍不能有效地击退那些不怎么富有和欠文明民族的攻击。萨尔贡帝国被来自古提姆（Gutium）的侵略者所颠覆，之后，这块土地轮流被埃兰人、阿摩利人（Amorites）、赫梯人、加喜特人（Kassites）、亚述人、米德斯人、波斯人和马其顿人所蹂躏。
古王国和中王国的惩罚性远征以及精心的防御，并没能永久保卫尼罗河谷免受侵犯。新王国的建立加强了边防，能更好地保卫边疆。它被菲利斯坦人（Philistines）、利比亚人和其他在帝国军队当过雇佣兵、受过“文明战争”训练的蛮族所杀戮和颠覆。此后，尼罗河谷本身被利比亚人、努必亚人、亚述人、波斯人和马其顿人所占领。这正是不断增加军备开支和运用“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这句名言所得到的安全。
作为一种文明的力量，军国主义的记录同样令人失望。正如本书第175页所述，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导致野蛮民族采纳了一些文明的技术特别是冶金术。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采纳军备所需的那些较高文化，而那些装备很快就转而用来反抗帝国主义的文明使徒。萨尔贡及他的模仿者所从事的“文明使命”的最终结果，就是野蛮民族对各个文明中心的成功袭击，其中一些上已提及。每一次袭击和入侵都毁灭了人类，糟蹋了财富，并至少暂时倒拨了进步的时钟。
已经提到过的那些对成长的明显抑制，可以部分归咎于这些情况。城市革命后的时期确实是这样一个时期，期间有组织的战争反复被文字记载以及后来考古学记录中武器所显示的著名地点所证实。革命以前，如第133页所说，确凿无误的武器还远不引人瞩目。但也就是在此时，进步开始加速。如果有组织的战争对刺激进步能起到如此根本作用的话，那么上述的关系完全有可能颠倒。
从生物学而言，对人类增加的成员进行屠杀根本不能促进人口的增长，然而，这正是对我们进步的最终考验。
可以看出，人们从一开始就利用人类独特的官能，不仅制造出用于现实世界的基本工具，而且还想象出可以用于现实世界的超自然力量。也就是说，他同时一面试图了解并利用自然过程，一面在现实世界中安置了一些凭自己想象可望能加以强制或诱导的虚幻之物。于是，他同时建立了科学和迷信。
人类创造的迷信与他想象的虚幻世界，也许对他们安于现状和承受生活是必需的。然而，求助巫术和宗教承诺的空洞希望和虚幻捷径，却一再地阻碍了人类以理解来控制“自然”的艰难之路。巫术似乎比科学容易，正如牵强附会要比搜集证据省事。
巫术和宗教构成了一个支撑社会结构和科学得以矗立的不可或缺的脚手架。不幸的是，这个脚手架一再钳制了图纸的执行，阻碍了终极建筑的进程。它甚至支撑着一个后面实质结构有衰朽危险的虚假门面。由科学使之成为可能的城市革命，却被迷信利用了。从农人和工匠的成就中获得的主要好处是属于祭司和国王的。于是，暂时登上宝座，拥有大权的是巫术而不是科学。
叹息过去的迷信，就像抱怨在一个可爱建筑物上却有一个未拆的脚手架一样是没有用的。若问人类的进步为何不从“前阶级”社会的贫穷直接向至今尚未完全实现的无阶级乐园的繁荣发展，那就太幼稚了。也许上述的冲突和矛盾本身就构成了辩证的进步。无论如何，这就是历史事实。如果我们不喜欢它们，那也并不意味进步是一种幻象，而只是说我们既不理解事实，也不了解进步，更不了解人类。人类造就了迷信和压迫制度，正如他创造了科学和生产工具一样，两者相同，都是在表现自己、发现自己、创造自己。
读者会注意到，本书几乎没有提到“种族”一词。特别是在试图约略解释农业的起源、国家的形成或科学的成长时，我们发现无须求助于特殊的心理天赋——由那些善于此道的人群随其体质特征遗传下来的心理天赋。一种流行的理论将内在的“领袖天赋”归于“日耳曼种族”的假设，这就很容易以这种方式将巴比伦数学进步的“解释”，归于苏美尔人或闪族人与生俱来的“数学天赋”。（在很多的系列著作中，“埃及人的……天赋”也被提得太多）但这种做法并不是科学的解释，事实上，那只不过是以夸大的语言来重复苏美尔人确实是很好的管账人而已。至多它可能意味，在那些假设祖先种质上的一些难以理解和无法证实的突变传给了苏美尔人，造就了促进演算过程的大脑和神经系统。
在此不谈逻辑上的类似和无法证明的假设混淆在一起的那些高调。我们不过是试图将某些社会在适应其环境过程中，如何运用所有人类拥有的特殊才能，来创造出国家和数理科学的。在某些条件下，要使人类生活繁荣和繁衍，是需要国家和数学的。人类种质并没有为某些未知的非人类力量所改变。
同时，我们试图解释的那些成就并非是对环境的自动反应，也非外界力量不加区分施于所有社会的一种调节。我们详细考虑的所有调节，都是由特定的社会所造成，而各社会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在其历史过程中，该社会建立起传统的行为法则，以及一批工艺学问和应用科学。正是在特定环境里应用这些法则和科学，决定了我们所观察的调节形式。
埃及和苏美尔的政治结构与数学技巧之间的差异，可以用两个社会的歧异历史来解释，而不能简单地用尼罗河谷和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平原之间的不同来解释，更不能从遗传的神经机制差异来解释。
于是，正是社群历史所塑造的社会传统，决定了社会成员的普遍行为。两个社会成员显示的行为是不同的，如一起观察，应归于两个社会的不同历史。但这正是人种心理科学所研究的一般行为。只有歪曲其科学目的，才会从中推导出“天才”来。
事实上，我们已看到（本书第144页以下）这种行为并非天生。它甚至也不是由环境决定而不可改变。它受制于社会传统。但正因为传统是由人类社会所创造，并以独特的人为及理性的方式传承，所以它并非固定和不可改变的，它随社会不断处理新的环境而持续发生变化。传统以对行为的束缚创造了人类，但同样真实的是，人类创造了传统。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以较为深刻的洞察重复这样的一句话——“人类创造了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