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进化与文化进步

第二章　生物进化与文化进步

我们最好将人类的史前史视为自然史的延续。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生物进化与人类文化进步作一番比较研究。自然史探寻新物种的诞生，研究哪个物种有了更好的觅食之道、栖身之所，一言以蔽之——谁是最佳的“适者”，能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中繁衍、增殖。人类史则探寻人类如何创造新的产业、新的经济——使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由此证明——人类进一步适应了自然环境。

野羊能够生存于高寒山区，是用它厚实的毛发和绒毛“外衣”。人类则善于利用羊皮、羊毛制作皮衣、毛衣，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适应同样的高寒山区。靠爪子和吻部，兔子自己可以挖一个洞穴以避寒并躲避天敌。人不但能够用铲和镐掘出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洞穴，而且还能用砖、石、木料建一座功能更好的住所。狮子利用锋利的爪牙猎取它所需要的食物。人类造出弓箭、长矛以捕获猎物。仅仅靠天生的本能，靠遗传下来的原始的神经系统，连低等生物海蜇也能获取食物，其实它的食物是自投罗网的。人类通过前辈传授的知识和先人的示范学会获取营养的方式。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方式效率更高。

在人类历史上，以衣服、工具、武器和传统替代了其他动物用毛皮、爪子、利齿和本能去获取食物和居所。人类的习惯和禁忌包含了无数个世纪的经验积累，靠社会传统传承替代了遗传本能，有利于我们这个物种的生存。

这当然是一种类比推理。不过，人们主要的倾向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客观上有重大差别存在于人类历史进步与生物进化之间；存在于人类文化与动物身体功能之间；存在于社会传承与生物遗传之间。运用形象化的语言说明问题，尽管是在可允许的类比推理的基础上，还是有可能误导一些粗心的人。例如，我们曾读到这样的文字：“在侏罗纪，生存竞争十分激烈……三角龙的头部和颈部覆盖着多刺的骨质头盔，眼睛上方长着两只角。”这段话令人想起战争年代的一个事件。1915至1918年间，由于受到空袭的威胁，交战各国发明了钢制头盔、高射炮、防空掩蔽部和其他防护装置。但其发明的过程与生物学家想象中的三角龙进化过程相比较，很少有类似之处。三角龙的骨质头盔是它身体的一部分，从它的双亲那里遗传而来。爬行动物体表蒙皮上每一个自发的小小的变化，都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是几百代积累的结果。三角龙之所以幸存于世，其根本原因并非是它们自己喜欢这样的生存方式，而是由于其祖先拥有的生理基础或身体条件使它们较之其他动物更为成功地趋利避害，觅食避险。人的工具和防护装置都是身外之物，他完全可以依赖它们而生存。使用工具的技巧并非出自遗传，而是靠后天学习。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从社会集团到其中每一个独立成员都是这样学习的。人类的社会遗产（知识、经验与能力）并非从他的灵魂中的胚胎原生质遗传而来，而是在他出生之后从社会传统中习得。文化传统的变化都能传承、延续，靠的是创始人和继承人等有意识的行为和深思熟虑的选择。人类的发明创造并非源于胚胎原生质的偶然变异，而是将多年传统中所积累的经验重新合成。我想我已经对两种进步过程尽可能清楚地作了一番比较分析。

生物学家关于生物进化机制的设想无需我们再来详述。学者们已经用专著概述了这种机制，这些专著既容易找到，读懂也不是太难。其中流行的观点似乎可以简明扼要地阐述如下：人们猜想，胚胎原生质里所发生的可以遗传的变化积累得多了，便产生了生命的新形态，就发生了动物中的新物种的进化（这些变化的精确状态对于科学家们而言有些模糊，就如同胚胎原生质这个名词对于初学者而言有些模糊一样）。这些促进了生物生活与再生的变化由于所谓“自然选择”的作用逐渐确立了，稳定下来了。没有发生这种变异的生物，将被淘汰，或者被限制在某个角落里，任由新物种占据主要的生存空间。讲一个具体而部分虚构的例子要比几页抽象的专业术语更能说明问题。

大约五十万年前，极度寒冷的气候降临欧亚大陆，人称冰期，一直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当时大陆上生活着几种象——现代非洲象和印度象的祖先。因遭遇严酷的冰期气候环境，有些象便长出了蓬松的长毛“外套”，最终演化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猛犸象。我们如此讲述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个意思：远古的某一天，有一头原始象说：“太冷了，实在受不了了，我得穿上一件乱蓬蓬的裘毛外套了。”于是它就穿上了。其实并非如此。原始大象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心底频繁地祈求一件裘皮大衣，于是其体表就神秘地萌生出蓬蓬乱的长毛来？其实也非如此。我们揣摩，当时所发生的实际情形更像是下述这般情景：

胚胎原生质可能有变化的功能，而且一直在变化中。冰期越来越寒冷了，此时诞生的一部分小象的身上有了胚胎原生质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使它们身上产生了多毛的倾向。当这些小象长大以后，果真长成了多毛的皮肤。在寒冷的地方，同那些按常态生存的原始象相比，这些多毛的象会生存得更好，能够发展成更大的家族。多毛象的种群数量增加了，其余的象则为生存付出了代价，作出了牺牲。此外，同祖先相比，与同时代的其他象相比，多毛象的后代身上，毛越长越密，越长越长。大象中完成这一转变的群体比其他未发生这种转变的同类更能御寒，个体数量成倍增加，茁壮成长，家族兴旺，成为同类中冰期的最佳“适者”。历经不知多少代的积累，在多毛的象或曰猛犸象的繁衍过程中，上述成功的可遗传的变异的效果确立了。只有它们才能够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冰期条件下生存。它们终于获得了永久性的乱蓬蓬的长毛“外套”，真不知经过多少年多少代多少劫难才修成这样一个“正果”，对于象类中的所有物种而言，求索之路实在是漫长。

在冰期，人类的几大人种已经生存在欧亚大陆上，他们与猛犸象共生，捕猎动物，还在洞穴壁画上描绘出它们的形象。不过，人类并不曾继承什么长毛“外套”，并不用这样的方式对付冰期的危机。冰期中的某些欧洲居民度过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群居时代。猛犸象御寒，依赖于缓慢的生理变化。我们的祖先为了克服同样的危机运用了非同一般的方式：发现了如何用火以及利用兽皮制作衣服的方法。所以，他们像猛犸象一样能够成功地面对寒冷。

当然，当猛犸象的幼仔出生之际，它就带有多毛的倾向，当这幼仔长大后必然会有长毛“外套”。人类的婴儿出生时并无多毛的倾向，也没有制作皮衣的本领。一对猛犸象依靠遗传的方式将长毛“外套”传给下一代。

人类的每一代儿童都不得不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逐步学习用火和制作皮衣的全套技术。这套技术从上一代传授给下一代仅仅依靠行为准则和示范。此即所谓“后天获得性”。动物学家认为，“后天获得性”是不能遗传的。因此，人类的婴儿出生之际，不会有什么用火的本领。五十万年前，人类第一次珍爱上了火，而不是像其他野兽见火就跑。

上述故事性的表达方式可以转换成如下这样的技术性表达方式：象属的特定成员逐渐适应了冰期的环境，进化成了象属的“长子”即主要成员。智人不断改善其物质文化，因而也能生存于同一环境中。生物的进化和人类的文化进步都被看作是对于环境的适应。所谓环境，当然意味着生物生存于其中的全部场景：不仅有气候（寒、暑、湿度、风）和地理特征如山脉、海洋、河流与湿地，而且还包括这样一些因素：食物来源，兽类的天敌，尤其对于人类而言，还有人类的社会传统、风俗、法律、经济状况和宗教信仰等等。

人类和猛犸象，两者都成功地适应了冰期的环境。在那种特殊的气候条件下，这两个物种兴旺发达，个体数量不断增加。但是，这一对生命旅途上的伴侣最终分道扬镳了。最后一个冰期消失之后，猛犸象也随之而去——灭绝了。人类则生存下来。猛犸象太适合在冰期那种特殊的环境里生存了，它的功能过于特化了。当时，温暖的气候开始了，森林覆盖了猛犸象曾经倘佯其间的辽阔冻原，温带植物取代了猛犸象曾在其中觅食的北极圈内的灌木丛。此时，这种猛兽是无能为力的。它身体上的优点——长毛“外套”、消化系统都适应去消化柳叶和苔藓，象脚和象鼻子则适于雪地。这些优点曾经帮助它在冰期兴旺发达，而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这些优点则全都变成了妨碍它生存的生理缺陷。另一方面，在同样环境里人有人的自由度——觉得热了就可以脱去外套，还可以发明新工具，选择吃烤牛肉而不再吃象肉了。

上述这段话，把前面所总结的经验教训说得十分到位。在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对于某一种极不寻常的环境的专门化适应，并非是最划算的。换言之，这种专门化适应将一种生存和繁衍的方式强加于某个物种，其结局是灾难性的。以长远的眼光看问题，物种最有用的本领是其对于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或适应能力。这种能力是随着神经系统特别是脑子的发育而形成的。

甚至最低等的动物，也具备了最原始的神经组织，对于周围世界的变化，它也能以一两种简单的运动作为回应。外部的变化刺激了生物的感觉器官，使动物的身体产生了明显的改变或曰运动。食肉性猛禽或其他动物的逼近，刺激了牡蛎的感觉器官，作用于其神经系统，导致它的肌肉收缩，贝壳关闭。牡蛎的神经系统具备一种自动的自我保护的能力。但是，对于那些促使它进行自我保护的不同的外部变化，它却无力做出不同的动作。无论何时，任何外部的变化作用于牡蛎的感官末梢，传导至神经系统，它都会作出调节，操纵同样一组肌肉的动作。一个物种针对环境变化进行自我调节的所有自动回应被称为本能。[1]当然，作为动物的身体特征，这些本能遗传给了下一代，一点都没有走样。这个神经系统是动物身体机能的一部分，那些本能都是必要的，是动物神经系统结构存在的必然的效果。

在动物进化的序列里，物种所处的层次越高，其神经系统就越复杂。感觉器官演变得越来越专门化以“侦察”来自于环境的种种不同的影响：动物身体上的大气压、空气中的共鸣及光线等等。因而，增强了触觉、听觉、视觉及其他感觉，每一种感觉都有相应的器官。同一时期内，由于控制肌肉或肌肉群的运动神经逐渐专门化了，发达了，动物肌肉运动的运动量更大了，运动样式也增加了。因为环境变化的影响，在高等动物身上的神经系统内，控制肌肉动作的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之间的内在联系日见精巧。

动物的神经系统越来越灵敏了。对于刺激动物神经的那些外部变化，哪怕其间只有微小的差别，动物也能明察秋毫，并且据此变换动作，采取不同的活动方式。动物可以调整它的反应。这个具有应变能力的部件位于大脑中，它是生命机制中最伟大的部件。低等动物只不过拥有一个神经节点或曰“结”，运动神经和各种感觉神经交汇于此。从这个基础开始，大脑发展到了更高的层次。复杂的神经网络发育成熟了，各种感觉神经连接起来了。这样，影响、刺激感觉神经的信号就可以传送给相关的运动神经了。感觉，最初只是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印象，有了发达的神经系统，一种感觉就可以与其他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建立长久的联系，此即所谓“记住了”。

最终，动物的神经活动就不再是这样简单的一对神经的活动了。影响哺乳动物生活的外部事物和环境条件是富于多样性的。对于周围事物的任意一种变化，哺乳动物都会作出相应的各种反应，以适应环境。哺乳动物以如此方式成功地应付了千差万别、变化多端的客观环境。同以往相比，它们获取食物的行为更有规律性，更具把握性；避开天敌的行为更为成功；本物种繁衍方式的经济性更为优越。大脑与神经系统的发展使得哺乳动物有能力在多样化的动态的客观环境中生存。毋庸置疑，由于客观环境永远处在变化之中，故哺乳动物的适应性或曰应变能力对于其生息繁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地质记录中，人类姗姗来迟。没有一具可以称之为“人”的遗骨化石所属年代是早于地球历史的最后一卷的。只有最后一卷里才有人骨化石，这就是“更新世”。人骨化石世所罕见，甚至直到地球史“更新世”卷的结尾一章，依然屈指可数。虽然，今天所有人都属于“智人”，没有生殖隔离，但是，在早更新世“人”分别属于一根主干上几个不同的分支。的确，身体特征与我们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人类学家倾向于将他们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属。

人类大家族中的早期成员，其遗骨化石通常被称作是古人类化石。我们怀疑，他们并不是生物进化中今天人类的直接祖先。从智人的世系上看，他们代表着从物种进化主流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旁支。诚然，若论身体的某些特定功能如搏斗等等，他们强于今天的人类。可是，在当时，人类大家族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差异也许被忽略了。

就人类而言，不论是现在，还是首次亮相于地球更新世的时候，其对于任何环境的适应性，总是有所不足的。在应付各种特殊环境的时候，人类的身体条件远不如大多数动物。他没有，也从来不打算像北极熊那样为了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保持体温而长出一身毛皮来。他的体格，不善于逃避、自我保护或捕猎。例如，他的奔跑速度不快。如果比赛的话，他肯定会落在野兔和鸵鸟之后。他既没有如老虎和雪豹那样的保护色，也没有如乌龟和螃蟹那样的硬壳。他没有翅膀，没有飞行能力，不能利用空中优势避开天敌，或突袭猎物。它缺乏鹰隼那样犀利的目光、锋利的鹰爪和锐利的鹰喙。无论是捕猎还是自卫，若论肌肉之强健、牙齿之尖利，人类根本无法与老虎等猛兽相提并论。

在遗存化石所记载的比较短的生物进化史上，我们在人类遗骨化石上发现了人体上的某些变异，但是，人类并不能靠这些变异改善自己的身体功能。然而，与几乎所有其他动物相比，人类能够调节自己去适应更大范围内的客观环境；同任何与自己关系较亲近的高等哺乳动物相比，人类可以更快地无限繁衍；人类能够用谋略和技巧战胜北极熊、野兔、鹰和老虎；尽管从北极圈到赤道是冰火两重天，然而得力于用火的技术、制衣技术和建筑工程技术，人类能够并且确实生存下来，还活得有滋有味，过得红红火火；凭借自己制造的火车和汽车，人的运动速度超越了野兔和鸵鸟；借助于自己制造的飞机，人比鹰飞得更高；利用望远镜，人看得比鹰隼还远；依仗手中火枪，人能够征服连老虎也惹不起的猛兽。

但是，我们必须重申，火、服装、住宅、火车、飞机、望远镜和火枪等并非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只要愿意，他完全可以离开这些东西，或把它们放在旁边。他们掌握这么多技术和知识，并非动物本能的遗传。这些人类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技术是我们的社会传统的一部分，是不知多少代人所积累的成果。其传承不是靠血缘，而是靠口头语言和书写文字。

天赐于人类的身体条件实在是弱得可怜，也许是一种补偿吧，人类拥有硕大而复杂的大脑，形成了容量极大、结构精密的神经系统。这个系统以感觉器官所接收的信号为推动力，精确地调节和控制丰富多样的动作。正因为如此，只有人类可以在各种气候条件下保护自己；用双手和武器攻击敌方，保护自己。人类的适应性和调节能力，比之兽类的毛皮和爪牙，的确更胜一筹。

人类缺乏具有防护功能的身体条件（如龟壳）。以我的判断，正因为如此，人类就产生了制造某种具有防护功能的人工代用品的潜力。

长期以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动物不得不用以容纳大脑的那块骨头——颅骨来承担其他功能：它得承受沉重的下颌骨，那上面生长着天生用于格斗的牙齿；它得承受那一组用来开关下颌的强有力的肌肉群的重量。黑猩猩便是如此。这样一来，颅骨就必须很厚实，很坚固。于是，能够用来扩充脑容量的潜在空间就很小了。假如，在正常情况下，不论行走还是攀爬，都必须用前腿或前肢来支撑身体的重量，那么，人就不能抓牢某个物件，更不能制造什么工具了——因为这需要人的手做出精巧乃至完美的动作来。假如，腾不出手来抓取食物，或者说腾不出手来使用工具获取食物，腾不出手来使用武器击退敌方的攻击，那么，在同一时间之内，我们人类的近亲——类人猿就不得不用它的沉重的下颌以及天生用来格斗的牙齿战斗，或减轻敌方对自己的伤害程度。当然这实在是勉为其难了，如果不说是徒劳无功的话。

行文至此，读者不难领悟：这个创造了人类自身的生物进化过程是环环紧扣、层层展开的，而且它还与创造了人类自身的文化进步过程密切相关。无须大惊小怪，在人类进化早期的尝试中，人类在不同程度上是取得了进步的。

大自然赋予人一个大脑——相对于人的身体而言，这个脑子是相当大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自己的文化，这一天赋——大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https://www.daowen.com)

大自然赋予人的其他天赋也都与此密切相关，并为相同的结果做出了贡献。埃利奥特·史密斯（Elliot Smith）曾经详解“双目视觉”的重要意义，令人印象深刻。它是从年代久远的卑微的灵长类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多罗西·戴维森（Dorothy Davidson）曾经对这场争论作了一个有益的总结，在这里重述并无必要。这件事大致是这样的：某一景象或物体在我们和本物种进化过程中的祖先的眼睛里是单个的，而在其他哺乳动物眼睛里同一景象或物体却是双影。我们的眼睛能够聚焦，换言之，我们可以将双眼分别接收的两幅图像信号统一成一幅图像。其间，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肌肉动作（用于调节焦距）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是，我们由此形成了距离感和立体感。在人和其他灵长类高等动物身上，肌肉动作和触觉两者与立体感之间的联系使得他们有可能精确地估计距离与纵深。假如没有这种精确的估计，仅仅靠手和手指的精巧动作还不足以制造工具。人以完美的调节（并非下意识的）使双手和眼睛形成配合，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工具——从最粗糙的石器开始直到今日常见的最为精密灵敏的地震仪。由于人的大脑里的网络十分复杂，由于人的整个神经系统极其精密，才能进行完美的调节，使手眼配合成为可能。不过，神经系统已经发育得如此成熟，以至于现在它工作起来不再为我们所注意了。

同样的天赋使语言的产生成为可能，这就是运动神经对于喉舌肌肉包括那些与听觉器官的运动密切相关的肌肉群的精细灵巧的操纵。在几对相关的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是有效的。这清楚地揭示了大脑特定区域的功能，尤其是双耳之上的那一部分。在最原始的爪哇人和北京人的头盖骨上，你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极其原始的凸出部，大脑的语言区域就在这里面。这就告诉今天的我们，连人类的早期成员都能够“说话”。

我们发现，在智人身上，随着舌肌组织结构的不断改进，大脑和神经组织协同发展。但是，在“人”的其他种属身上，舌肌并不比类人猿更灵巧。智人发展的结果是，他能够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千差万别，丰富多彩。其他动物谁也无法与智人比肩。

我们生命机器中视觉、听觉、肌肉和其他感觉与动作配合密切，运转流畅，以致我们平常都意识不到这些因素的存在。它们都是在大脑里后天形成的。其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婴儿的颅骨还比较柔软，组织还不很致密，尚未固化。故大脑在颅内还有发育扩展的空间。不过，在大脑发育的过程中，婴儿是稚嫩的，很容易受伤。实际上，此时婴儿完全依赖父母。对于大多数鸟类的雏鸟、对于除人类以外的所有哺乳动物的幼仔而言，其脑发育的最后状态是很实在很稳定的。可是，人类的婴儿依赖父母照料的过程要持续一段长得罕见的时间。人的颅骨的固化和强化过程被延迟得比其他动物都长，这就有利于人的脑容量的进一步扩展。在同一时间之内，人类通过遗传所获得的本能确实比较少。这就意味着，相对而言，调节神经系统所自动推进的精细的动作、对外界的回应是比较少的。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本能中，大部分是一些非常普遍化的趋势。

如同其他动物的幼仔一样，未成年人从实践经验中学习如何对外部情况的每一个细节作出合理的回应。这就是说，要针对外部事件找出正确的动作，并且在大脑里建立起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之间的适当的联系。哺乳动物在年幼时，其学习过程有赖于父母的示范。小野兔尝试着模仿它的父亲，学习如何选择食物，如何避开那些危及生命的天敌。不论是人类家庭还是动物族群，这样的教育都是很普通的。但在人类中，教育过程已经改进了。人类的父母可以教育孩子，不仅仅靠示范，而是靠准则、规范。语言的官能，换言之，人类的喉舌的生理构造和神经系统这样一些天赋延长了婴儿期。这是人类独有的特点，至关重要。

一方面，延长的婴儿期影响到家庭生活，使家长与子女的关系又持续了几年。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很清楚，人的生理条件使得人可以发出丰富而清晰的声音。一种特定的声音或一组声音、一个单词，大体上与外部世界的一个特定事件或一组事件相关联。例如，一种声音或单词“bear”（熊），使得一种特殊的想象呈现于脑海里——一头危险的可以食用的毛皮动物。这就使准备充分的合适的行动与一种偶然的遭遇联系到一起了，当然，第一批单词，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某物体发生联系，于是，该物体就用这些单词来表示了。“Morepork”（枭）粗看起来像一种澳大利亚猫头鹰的哭相，结果，就这样来命名它了。在这种情形下。习惯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因素，可以界定这个词的含义，赋予它一定的精确性。这仅仅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结果，这个说法为澳洲白人所接受。对于“Morepork”，他们宁可说它是一种猫头鹰而不愿意叫它是海鸥。一般来说，习惯因素处于完全支配性的地位。其实，语音可以表明、模仿的事物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实际上，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单词可以说明、表达的事物与事件的含义，但仅仅在人类社会里，还有赖于社会成员间心照不宣的沟通。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必需的或曰很可能的，却是仅有的独创的一个）。

现在，人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是教孩子说话。这就意味着，教孩子以一种公认的方式发出特定的语音或说出单词，这些语音和单词与一些物体或事件相关联。我们认可，这些物体就已经被描述了。人类的父母能够并且曾经借助于语言向子女传授如何处理各种情况。这些情况不是按照习惯用具体事例就能解释清楚的。孩子们不能等到狗熊攻击家庭的时候才学习如何避开猛兽的危害。在这种情况下，靠实例传授经验和知识对于小学生而言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可是，语言使得长者能够事先即在危险尚未发生时论证、阐明合理的行动方案。

当然，讲话不仅仅是家长向子女传授经验的一种工具。人类群体的所有成员都说同一种语言，语音习惯都一样，他们借此沟通，彼此凝聚在一起。一个成员可以告诉同伴他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所有成员可以协调他们的回应与行动。整个群体可以交流其经验。父母传授给子女的并非仅仅是个人的经验教训，更多的是群体的共同经验。这是一种代代延续下来的传统，看来借助语言传授经验是人类家庭的特点。它构成了生物进化与人类进步两者之间最后一个极其重要的差别。

动物中某物种的成员以继承本能的形式来汇集本物种的经验。对于某一特定情况，它倾向于作出某种特定反应，这是与生俱来的本事。其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本物种的生存。本物种里其他那些在本能上天生有所差别的成员鲜有成功，它们在自然选择过程中被淘汰了，本能传承的稳定性有利于物种的生存，不过也许是一个漫长费时的过程，类似于猛犸象长出长毛“外套”的过程。在人类中，长辈和群体中的某些成员把他们发现并总结出来的有益的行为准则或规则传授给下一代。

现在，至少在理论上，传统规则的主体不是固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新经验往往由个别人创造并加以改进。这些经验，如果被认为是有用的，将在整个群体内部交流、讨论、尝试，最终被吸收到群体的传统里面。当然实际上这一过程远非听起来这么简单。人们十分固执，死抱着老传统不放，传统习惯的改变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十分勉强，难乎其难，创新者时时刻刻都会感到付出的代价大得惊人。由于极度的迟钝，强烈的反感，保守主义的重压令人窒息，使得真正的思维活动变得十分费力，令人痛苦。毋庸置疑，这种情况迟滞了人类进步的步伐，以往比今日尤甚。然而，无论如何人类的进步基本上存在于改进和调整的社会传统中，依靠准则和范例加以传播。

对于考古学家而言，发现和发明都是人类进步的实实在在的证据。毕竟，它们都是社会创新的具体和典型的表现形式。有了传统，历代积累的经验就能够传授给发明家，使得创新成为可能；而每一次创新，都是把指导行动和活动方式的新规则添加到传统中去。电报发明者已经掌握、运用了自史前期以来所积累的关于电磁波的产生与传播的全部传统知识。在更为久远的年代，航船的发明者早已学会了制造独木舟的技术和驾驶独木舟时的定位、定向知识；学会了怎样制作桅杆和如何编织帆布。在同一时代，人们综合运用电报知识和航行知识而取得的技术上的新进展很快就能实现，就像新设备已经建造好了一样。这种合理的新成果将充实原有的社会传统知识库，并传授给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人。

一般来说——语言的另一种含义，特殊地说——演讲，都可以称之为“言论”。这里要插上一句话，应该首先注意到语言不仅仅是人工的语音或文字的复制品，它还包括手势等肢体语言，最后还有绘画或曰象形文字。手势，就像单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你意欲表达的对象，它们原本也是一种平凡的事物。其内在含义的确定，如同语音一样，有赖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不言而喻。你可以拍打双臂，表示“鸟”的意思。不过，只是由于某种默契才使得这个手势能够表达某种特定的鸟，甚至参照“鸟”以表示“因风而晃动的树”。以象征手法为主的手势语言，尽管在与婴儿交流的时候非常重要，但是并没有产生像口头语言那样丰硕的成果。稍后，我们将看到，绘画、象形文字也遭遇了与手语同样的境况。

人称“抽象思维”的那种能力，大概是人类这一物种的专利吧，这种思维主要依赖于语言。命名某个事物完全是抽象的行为。熊，被命名之后，就从诸如树木、洞穴、唧唧啾啾的鸟鸣等杂乱的感觉、知觉中摘出来了，与之区别开来了——这些东西实际上在人面前，是会和熊伴随在一起的。这一概念不仅使得熊有别于其他事物，而且还概括了熊的本质特征。实际上，熊总是个别的，它们或大或小，或黑色或棕色，或冬眠或攀爬在树上。在单词“熊”里，适用于任何一只实际的熊的那些特征被忽略了，而且还专注于一、两个普遍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一些独立的其他兽类身上也有。后者被概括在一个抽象的类别里。在极为原始的语言如澳洲土著的语言里，任何动物都被抽象或概括为“熊”或“袋鼠”，但是缺少一个专有的名字。它们有一些不同的不相关联的词如“雄袋鼠”、“雌袋鼠”、“年轻袋鼠”、“跳跃的袋鼠”等等。

可是，抽象是任何一种语言都具备的特色。要想把“熊”这一抽象概念从它周围的具体的实际事物中抽象出来，从众多特殊的属性里剥离出来，你应该综合许多类似的抽象概念，或赋予熊一些属性，尽管你并没有在周围环境中遭遇具备这些属性的一头熊。例如，你得用语言说明熊的概念或描述熊演奏乐器。你可以用语言思维，这种思维奉献给人类许多神话与幻想，引导了发明创造活动。人们会把自己所想所说的付诸实践，去尝试，去制造那些想象中的东西——羽人的讨论远远早于实际可行的飞行器的发明。

上述那些想象、神话和幻想的混合物，当然可以对某些事发挥永久性的作用，而无需借助于语音和单词。视觉想象（或内心的图画）可以取而代之。这些想象实际上在机器发明家的思维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人类思维活动的早期，视觉想象的作用不如期望那样重要。思维是一种活动。对于许多人（包括笔者在内）而言，构成他们内心图画的力量，受到他们描绘或把想象的事物制作出模型之能力的限制。在进化为人类之时，人就可以发出清晰而丰富的语音。此后又过了很久很久，人类才学会了绘图和制作模型。

可能是这样的，词汇或声音的内心想象以及发音所需要的肌肉动作，它们自有其功用，而视觉想象不能代替它们。文字可以代表抽象概念：电、力和公正，但是视觉想象在此无能为力。看来，对于高度抽象的思维而言，说话（或书写）是不可或缺的。本书所体现出来的抽象思维便是如此。请读者尝试着把这一页翻译成一系列画面或模仿手势吧。他将领悟到，作为人的生理禀赋之一的语言，在人类那独具特色的抽象思维中所扮演的角色。

史前人类学所研究的是人的身体和各个器官的进化，这门学问是古生物学的一个分支。除了前述已经考虑到的那一部分以外，其研究结果与本书主旨关系不大。我们这个物种在对自身设备的改进上——即在文化上的改进，已经替代了身体上的改变。时至今日，史前人类学还没有一部具体的文献深入地阐明人类进化的过程。该过程肯定被视为是文化创造智能上必不可少的预备性步骤。从遥远的冰期（更新世）幸存至今的罕见的人类遗骨化石中，无论哪一具遗骨都不能看作是今天人类的直系祖先。他们并不能代表人类起源的自然过程的某一阶段，而只不过是一种未成功的尝试——一些已经灭绝的属和种。

我们这个物种的最早的人骨化石属于最后一个冰期的结束期，其文化时期以法文命名为奥瑞纳人（Aurignacian）、梭鲁特人（Solutrean）和马格德林人（Magdalenian）。他们已经非常接近于今天的人类，其间的一些微小差异只有解剖专家才能辨识。这些晚更新世的人们已经分化成几个不同的人种或曰种族了。在他们之后，显然应该有一段漫长的进化史，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一具能够确定年代的人骨化石可以证实这一点。自从智人首次亮相于地质记录中（大约二万五千年之前），人类生理上的进化就几乎停止了，然而文化进步才刚刚起步。以奥瑞纳和马格德林时期的人为一方，而以现代人为另一方作一番比较研究，你就会发现：在两者之间，生理差异之小微不足道，而文化差异之大深不可测。千真万确，文化进步替代了人类家族中更进一步的生物进化。

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文化进步。其主要史料是工具、武器和简易的小房子。这是过去的人们制造的，借以觅食和居住。原始人向我们展示了技术的改进，知识的积累，谋生的社会组织的优化。非常明显的是，一件已经完成了的工具，是人用双手制作的，这是制造者手艺熟练、精巧的一种很好的证据；不太明显的是，这件工具也反映出那个历史时期的科学知识水准。任何工具，虽然颇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它真实地反映出其制造者运用科学知识的水平。就无线电元件和飞行器而言，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铜斧而言，这也是相当真实的。但补充一句加以说明，还是有必要的。

考古学家将远古文化划分为石器时代（旧与新）、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其划分的依据一般来说是原材料，还有使用切割工具的偏好。同石器时代早期的石斧、石刀相比，或者同随后而来的铁器时代的铁斧、铁刀相比，铜器时代的铜斧、铜刀独具特色。与石器制造相比较，铜器制造不得不运用更多的科学知识。铜器的制造需要运用相当多的科学知识。如地质学知识可以用来探矿，鉴定矿石；化学知识可以用于冶炼矿石。铜器的制造是一个熟练掌握运用复杂技术的过程。“石器时代”的普通劳动者，使用专门的石器，想必是用不了这么多科学知识的。所以，考古学家用以区分那几个时代的划分标准，也就成为当时科学水平的一种标志。

但是，工具、房屋基础和其他年代、地点可以确定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都不能孤立地看待，从总体上分析研究应该能够揭示出更多的历史本来面貌。它们不但展示了当时科学技术所达到的水平，而且还反映出其制造者的谋生方式与经济状况。正是这种经济状况决定了我们这一物种的增长和生物进化方面的成功。从这个角度来探讨，旧的考古学分期呈现出一种新的意义，即考古学年代大致与经济状况相吻合。每一个新时代都是由经济革命引领潮流的，这些经济革命在类型和效果两方面都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相仿。

在“旧石器时代”，人们的生活完全依赖狩猎、捕鱼和采集野生浆果、根茎、昆虫及贝类。其数量受限于大自然所赐予的食物，看来实际上是很少的。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垦土地，驯养动物，食物的供给较为稳定，有一定的保障了。只要有一个有利的环境条件，一个部落便可在满足自身需求之外提供剩余产品，以供不断增长中的人口之需。我们将在欧洲和近东所发现的新、旧石器时代的墓葬情况作一番比较研究就会看出：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成果是，人口有了极大的增长，从生物学的观点看来，上述新经济是成功的——它使我们这一物种的增长成为可能。

铜器的应用催生了专门的工业，一般来说，还促进了贸易，这是必然的。为了获得铜制工具，一个部落必须在食物自给之余还能够生产剩余食物，以供养专门的采矿工人、冶炼工人和打造铜器的工匠——他们已经从直接生产食物的行列中分化出来了。由于要把矿石从相对偏远的矿山运送到冶炼场所，所以通常将不得不从剩余食物中分出一部分用于交通系统。实际上，在近东，铜器时代的特征是存在人口密集的众多城市。在那里，第二产业和城邦之间的贸易已经发展到了可观的规模。一大群人——工匠、商人和运输业者，还有官、吏、军人和祭司，都是由农耕者、牧人和猎手所生产的剩余食物所供养。城市规模宏大，人口远远多于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居民。第二次革命发生了，接下来的成果是我们这一物种的数量大大增长了。

特别是在欧洲，很可能还有热带国家，我们发现了大量生产铁器的经济过程，标志着铁器时代的到来。它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与铜器时代相类似。青铜总是昂贵的，系因其主要成分铜与锡相对稀少之故。铁矿石分布广泛，蕴藏丰富。一旦人们可以经济地冶炼铁矿打造铁器了，任何人都可以买得起铁制工具。人们使用便宜的铁器砍伐森林，清除淤泥，大量开垦处女地。石器不再重要了，铜器又太少，只有铁器提高了生产效率。人口再一次大量增长，这一点已经为苏格兰史前史和挪威早期历史戏剧性地证明了。

基于考古学分类的文化进步产生了一种生物学的效果，就像生物进化中的变异一样。在随后各章里，我将细致地探讨早期的文化进步。我的探讨将揭示，经济革命如何影响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如何促进了风俗习惯、科学和文学——一言以蔽之，通常所理解的文明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