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城市革命

第七章　城市革命

公元前4000年，围绕东地中海的一大片半干旱地带向东一直到印度，居住着各种社群。可以想象，他们从事着各种适于当地各种条件的多元经济——如猎人、渔民、锄耕者、游牧民以及定居的农民等等。而在他们周围还可能有其他的部落远布到蛮荒之地。他们当中的各种部落，就如上一章所述的发现与发明那样，增加了人类文化的财产。他们各自积累了一批可观的科学知识——地形学、地理学、天文学、化学、动物学和植物学——以及一些农业、机械、冶金和建筑上的实用工艺，和一些可以变成科学真理的巫术信仰。正是由于所提示的贸易和人口流动，这种科学、技术和信仰被广泛传播开来，知识和技能也汇集到一起。同时，各地人群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刻板的社会规则得到松弛，自给自足的社群也牺牲了他们的经济独立性。

最后提到的发展，在大河流域的广阔盆地，即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冲积平原以及信德和旁遮普附近印度河支流的冲积平原上更为迅速。一方面，那里有丰沛和永不枯竭的水源供应，以及每年由洪水更新的肥沃土壤，可以确保可靠和极为稳定的粮食供应，并允许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最初必须排干沼泽及河边丛林中的水，而后要维护水渠及防护性堤坝，都会对因此受惠的社群施加极其苛刻的要求，那就是必须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正如本书第109页中所解释的，灌溉也给了社群一个强制执行纪律的有效手段。

尽管食物丰富，但冲积河谷中文明生活的其他必需原料却很匮乏。尼罗河流域缺乏可供建筑的木料、砂石、矿物和魔石。苏美尔的情况更糟糕，当地木料只有椰枣树一种，建筑石料产地的距离与埃及相比更远，且不易抵达。不仅缺乏铜矿，而且尼罗河岩崖能充分提供的火石也同样难以获得。确实，在冲积平原和沼泽地带，甚至适于做斧头的坚硬卵石也很希罕。从一开始，苏美尔人就不得不输入亚美尼亚的黑曜石和其他外来石料来制作切割工具。信德和旁遮普与苏美尔一样缺乏基本原料。

正是如此，大型冲积平原和河边空地上，出于排水、灌溉土地以及保卫聚落等广泛公共工程的需要，会趋向于加强社会结构和集中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埃及、苏美尔和印度盆地的居民，被迫组织起某种正规的贸易或物物交换方式，以确保基本原料的供应。富饶的土地为这些居民提供了各种手段来满足舶来品的需要。但是，经济的自给自足必须放弃，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经济结构。土产品的剩余不仅必须足够用于交换外来物质，而且还必须供养一群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商人、运输业者和一批将进口原料加工成最好产品的专业工匠。不久，还需要军队保护商路和商人，有文书管理日益复杂的来往记录，以及国家官员来协调利益的冲突。

大约公元前3000年，考古学家对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谷描绘的图像，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简单的农夫社群，而是拥有各种专职和阶级的国家身上。占据显赫地位的是祭司、贵族、文书、官吏和一群专职工匠、职业士兵以及各类工人。他们都从粮食生产的基本劳作中脱离出来。这时出土的最显著器物不再是农具或狩猎工具，也不是家庭产业的产品，而是庙宇的什物、武器、轮制陶器（第125页）、珠宝，以及其他由熟练工匠大规模生产的物品。我们所见的纪念物不再是茅屋和农舍，而是不朽的陵墓、庙宇、宫殿和作坊。其中我们发现了各种外来物品，虽非罕见之物，但都是正规进口和每天使用的。

很明显，考古学家材料的变化反映了生产这些材料的经济的转变。同样明显的是，这种转变必然伴随着人口的增加。祭司、官吏、商人、工匠和士兵，一定代表了新的阶级，不可能在自给自足的社群里找到生计，而在狩猎游群里的机会就更少。单是考古学证据就足以证实这种推测，新的城市在空间上要比那些已经纳入其范围或依然与其共生的农村能够容纳更密集的人口。例如信德的摩亨佐达罗占地就超过一平方英里。沿着宽阔的大街和狭窄的小巷，密集地排列着整齐的两层房屋。同样，那些城市的墓地，不仅证实了财富的增加，还证实了人口的增多。在尼罗河畔我们不仅有从史前期延续下来的村庄墓地，而且还有专为君王和官员保留的不朽的大型陵墓。乌尔所谓的“王室墓地”可能只为居民中极少一部分人使用，即使按最宽松的估计，也不会超过三百年（大多数权威把这个数字减半），但它在发现时拥有超过七百多个可辨识的墓葬，数量远超过业已发现的任何纯粹的史前墓地。

从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向亦基于专门化生产和对外贸易的经济转变，必然会相应促使人口的明显增长。根据人口统计学，它已有了这样的一种结果，以获得本书所定义的革命称号。

在经济范围内，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第二次革命的结果仅以抽象的方式相似。而具体来说，其结果在每一个地区都显然不同。不仅是经济结构的细节不同，而且在此之上的政治和宗教制度的细节也分歧显著。这种歧异一直展现到最简单的考古材料上。每一个地区的铁匠都用同样简单的方法，将同一种化学物质制成工具或武器以满足普通民众的需要。但是他们的产品——斧子、刀、短剑和矛头，在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印度河流域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样式。虽然印度、苏美尔和埃及三个地区的陶工手艺相同，但三地的陶器极其不同。类似的差别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找到。因此，对那次革命作一个普遍性的概述，并不能代替对各地区具体进程的描述。

在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家可从苏美尔南部的一些不同遗址中观察到那次革命的不同阶段，诸如埃利都（Eridu）、乌尔、埃立克（Erech）、拉伽什（Lagash）、拉尔萨（Larsa）和苏鲁帕克（Shuruppak）遗址。较晚期的几个阶段，则可在阿卡德北部的数个遗址中观察到，例如基什（Kish）、杰姆代特奈斯尔（Jemdet Nasr）、欧比斯（Opis）、埃什嫩那（Eshnunna）和马里（Mari）等遗址。苏美尔每一个遗址的经济体制，自始至终不仅相似，而且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同一性，最终证明它们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语言、宗教和社会组织的基础上的。所以根据发掘埃立克所揭示的事实，也可以证明其他遗址所发生过的事情。

埃立克开始是一个新石器时代农人的村落。后续的村落衰败又重建，如第40页所述，慢慢形成了一个土丘或“tell”，逐渐高于沼泽平原。这个人工的小山，最初五十英尺的地层完全是由芦苇茅屋或泥砖房屋的废墟构成。从上采集到的简单遗物，证实了上一章概述的进步——金属器使用的增多、陶轮的引入等。村落在规模和财富这两方面都在增长，但它仍然是一个村庄。

但是后来出现的不只是简朴茅屋的墙壁和炉灶，而是一些真正不朽的建筑——一座或一群庙宇的地基。靠近这里还升起了一座人造的山，即金字塔（Ziggurat）的祖型，或称其为分级塔，是苏美尔人历史时期庙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初的金字塔完全是由手工制作的泥块砌成，泥块之间间有沥青。但是它高出当时的地面——当时聚落街道地面——三十五英尺以上，其顶部面积经测量超过一千平方码。山体陡坡的墙面上砌有一凸一凹的靠墙，把成千个小凹形杯状陶器作为装饰，同时也起加固的作用。这些东西是趁金字塔仍潮湿之时，把它们排成密集的行列，一个接一个压到泥里去的。当斜面干燥后，它们便可加固墙面。当这个纪念物完成时，它们还可以露在外面，构成一些圆涡形的装饰图案。

山顶上是一个小的神龛，墙是用略带白色的泥砖砌成的。龛上有一阶梯，神可以从天而降。山脚下还有一些更加壮观的庙宇。

人造山和庙宇的建立，征收和运输材料，还有数以千计陶罐和砖坯的制造，都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劳力和工匠。尽管这些人都从粮食生产中退出，即使不付费，也需要用公共剩余粮食的储备供养。这是谁的呢？大概这已经被一种权力所控制，我们也许已经可以说它是“神”了，那些建筑物都是为它的荣耀而奉献。土地的丰饶和耕种者的虔诚与迷信，至少必须把剩余的粮食作为财富送给神祇。

但是树立如此的一个不朽建筑物，需要的不仅仅是劳力和粮食。整个建筑需要精细设计：人造山的各个角都是按照基本方位点设置的。一个集中的指导力量是必需的。神只是社群意志一个虚幻的化身，力气必须由他的仆人们提供。再也自然不过的是，想象中的神找到了人间的代表和解释者，他们乐于管理神在世间的财产，使之增值，并以此换取一些收入。大概新石器村落里的巫师和术士，一定是以一个祭司团体的形式出现的，这个团体具有神授的权威，而且不必参加任何世俗的田间或牧场劳动。这些人向劳苦大众解释神的意志，换言之，扭曲巫术仪式，把社会征服自然的力量变为更加复杂的仪式，去安抚那个现已人格化的力量。在这个发明过程中，庙宇的构图被显现出来，正如历史时期的国王会将一座庙宇的布局说成和他在梦里显现的构图一样。

于是我们可以设想，在历史时期之初，已经有一群祭司与这种早期庙宇相匹配。而如所有文献记载的那样，这些祭司一定是神库的管理者。但是管理庙宇财务会对那些从事管理的人加上一项新的任务。什么任务呢？文献记载将很快显示：那就是期望发明一些办法，去记录各种贡品和它们的使用情况，至少神祇会向它的祭司索取它的托管账目。而事实上，发掘者在金字塔神龛里发现了一块泥板，带有一枚印章的痕迹和肯定是数字的一些凹痕，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算板，是苏美尔人一系列庙宇账簿的直接祖先。

这样，埃立克最早的庙宇揭示出一个已经发展到城市地位的社群，处置积累在神祇手中实物财富的剩余，由一个祭司团体管理。这意味着有组织的劳力，专门化的工业和一些初步的商业和运输系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至少记账甚至文字也开始出现。当然不止是埃立克一个地方如此，其他苏美尔各大城市遗址，均出现了属于同一文化阶段，同样极为古老的遗物。而从此开始，都市文明的发展可以持续追寻，一直到文字记载的历史曙光显现之时。这段历史就是财富积累、技术改进、劳动持续专门化和贸易扩展的历史。

埃立克的庙宇倒塌毁坏，至少重修过四次。每座后继庙宇都较之先前的为大。敲入最早金字塔墙上的陶器被烘干了的陶土锥形体所取代。这些锥形体的端部绘有黑色、红色和白色，它们被嵌入泥砖墙中，形成镶嵌图案。到历史时期开始之时，陶土锥形体镶嵌图案被黑色沥青上嵌入珍珠母和红玉髓所取代。神龛内壁起先饰以泥塑的动物形象，后来则被石头或贝壳切割而成、镶在沥青上的饰板壁缘所取代。到历史开始之时，用空心沥青模型铸造或锻打的铜制大型群兽，取代了那些泥塑的动物塑像。

埃立克重建的第三个主要代表性阶段，在阿卡德（巴比伦北部）同样著名，特别是在杰姆代特奈斯尔。但这时候，增加的财富、应用化学和地质学的深奥知识以及更加正规和扩大的商业，因铅、银和琉璃的输入与使用而出现。日益精致的技巧表现在釉质涂料器物和轻便战车的制作上。这时，那些账簿泥板已经规则地刻上了符号和数字。符号主要是一些图案，但已经包括一些习用的、难以识别具体像何物的符号，不过它们一定有了约定俗成的含义。有不同的数字符号代表个、十、六十或百。这些算板也运用简单的数学公式——例如用两条邻边相乘计算一块田地的面积。

神祇岁赋不断增长所导致计算方法的日益复杂，促使神职管理者发明一种为庙宇主持的固定团队中的同事和继承人所能识别的文字和记数系统，为了简化和减轻劳动，他们必须发现并制订一些计算法则和几何定律。

到了下一个阶段，正值公元前3000年以后，乌尔的“王室墓地”辉煌展现了这一过程的顶点。金匠已能制造出金丝和焊料了。他们生产精巧的链子和精美的珠状或丝状饰品。铜匠是锤锻和铸造的能手，很可能还采用了“失焙法”。这样他就能给他的其他同行提供各种精致和专门的工具，如斧、锛、凿、刨、钻、刀、锯、钉、钳和针等等。珠宝匠这时已能切割最硬的石头，并将它们刻成印章。雕刻匠开始用石灰岩甚至玄武岩来雕刻器皿和小雕像了。木匠除了制作船、车和床以外，还制造竖琴和七弦琴。自然，有一些职业的乐手演奏这些乐器。实际上，王室墓主的身边躺着这样一些人。

所有这些奢华和精致程度，不只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专业的强化，它还在于丰富的工艺知识和应用科学的一些新发现。苏美尔金属匠的精美铸件，很可能无法用纯铜制成。这些铸件难以想象，除非是铜与锡的合金、即我们称之为青铜的合金被发现，实际分析已证明了这种合金的使用。这件事本身并不说明苏美尔人有发现合金的功劳，大约同时，印度也在使用青铜。估计，起初是由于熔炼天然含有锡杂质的铜矿，或铜矿和锡矿的偶然混合而意外获得了合金。但是只有在都市工业中，采用各种不同来源的“铜”，通过比较才可能显示出某一地区或某矿石的“铜”特别好。这种观察是分离杂质、细心配制合金的第一步。青铜只有经过仔细的比较和实验才能发现。

属于同一时期的一把铁制小匕首提供了另一项实验的证据。它不是由陨铁或自然铁，而是用从矿石中提炼出来的金属制成。它很可能是一项独立实验的结果，因为没有发现其从何来源的证据。一直要到公元前1300年左右，铁才正式用于工业，但不是在美索不达米亚，而是在小亚细亚。该时期的另一项发现是透明的玻璃。史前埃及人早就知道光亮的石头和翡翠及其加工技术，并在公元前2500年前传入美索不达米亚。之后不久，我们已有了透明玻璃的标本。这可以被列为苏美尔人从其他釉料实验中获得的一项发现。所有的这些都取决于碱性硅酸盐的特性。

冲积平原上如此大规模地使用舶来品，表明较早时期显示的商业关系已经扩展和更加正规。有些铜是从波斯湾南部的阿曼来的。银和铅可能来自于小亚细亚的陶鲁斯山（Taurus），公元前2500年后不久那里就成为了一个大型出口中心。大贝壳来自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木料很可能来自雨量丰沛的扎格罗斯山脉，甚至来自地中海岸的黎巴嫩，天青石被认为来自阿富汗。

而贸易并不限于原料。那时，埃及和印度的第二次革命已经完成，苏美尔各城市与尼罗河、印度河的各城市都有贸易往来。在一个都市中心由专门工业所制造出来的商品，被商人卖到另一个城市的市场上。在美索不达米亚一些城市出土了零星的、不像是苏美尔特征的印章、珠子甚至陶器，但却与同期信德和旁遮普各个城市的同类产品相同。它们提供了底格里斯河与一千二百英里外的印度河相连系的确凿证据。它们揭示出一幅商队经常地穿行于两个流域的崎岖山脉和含盐沙漠地，或成群船队沿干旱的阿拉伯海岸，航行于河口之间的图像。

这时，东方的这类商业活动不是，甚至很可能从来不是将成捆的货物由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在目的地和途中的口岸，商队和船队很可能有较长的停留时间。一些代表，很可能是出口国来的移居者，必须接收抵达目的地的货物，并安排回运的货物，同时还要接待那些航行者。就像英国商人在波尔图、伊斯坦布尔和上海建立的永久殖民地。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乌尔和基什，一定会有印度商人的殖民地。在这种条件下，贸易真正是一种交往的工具，一条使各种思想能够在国际范围内传播的途径。

再者，商队运输的不仅是货物——新发明的具体物品，而且还有人——工匠和发明家。在东方，有手艺的劳工有着惊人的流动性，而且是一种传统。工匠被吸引到可凭他们手艺获利的中心去，这一定自古以来就如此。第二次革命造就的专职工匠这一新的阶级，从粮食生产的基本工作中脱离出来，也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或许同时还从部落的契约中解脱出来，但还不曾牢牢依附于那些新兴的当地国家。所以无论哪里只要有可观的酬金，他们就会去那里。或者如果他们是奴隶，则会被当作商品，送往他们的技术能为其主人获得最高价值的地方去。无论怎样，这种流动性说明了技术过程的迅速传播。

这就是第二次革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几个阶段，也是人类物质文化所获得的工业和经济等方面的成果。这几个阶段在经济积累与科学技术进步的有机过程中，无疑只是一个瞬间。不过这种连续性无须用于民族学和政治领域，因为确有迹象表明：积累和进步都受到新人群出现、也许是征服和入侵的干扰或促进。

于是，例如葬俗发生了变化。新石器的农民一般都是直肢葬，身体仰天而卧。但到第三文化阶段（以杰姆代特奈斯尔为代表）死者是以将膝盖收到颌下的蜷曲姿势被埋葬。在乌尔王室的葬地里，遗骸通常都是以睡眠姿势蜷卧着。而有些人，估计是王族，被安置在巨大的陵墓里，并有殉葬者围绕。建筑上也发生了改变，看来表明不仅只是技术上的进步。埃立克的第二庙群被安置在石灰岩的基座上，这在冲积平原上似乎是一种外来的原料。另一个庙群则弃石头不用，而采用窑炉烧制的平砖。但最后一组群庙，以及所有同期的纪念建筑，则都是用一种古怪的平凹砖建造的，其一面平，另一面为椅垫形。这些新的建筑方法一直被认为代表了由入侵者带到苏美尔的一种外来样式。印章确实证明了战争和战斗的存在。最后，当文字记载变得清晰时，我们发现巴比伦曾被两个不同语言的群体所占领：他的居民中有一些说苏美尔语，另一些则说一种闪米特语——即阿卡德语，这种语言类似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但却与苏美尔语根本不同。

这些颇有问题的民族与种族干扰的性质和影响无法准确定义，但他们肯定没有严重干扰物质文化的连续性。神祇和它们的庙宇经历危机而留存下来。不管其他社会结构发生什么变化，祭司团体仍维持其原来的身份。这在以后的历史中都是如此。巴比伦的文字记载描述了频繁的朝代更替和外来侵略者的频繁征服。在这些灾难中，庙宇可能被劫掠和破坏，但新的国王或成功的征服者总会以重修城市庙宇、增加其新的岁赋，来展示他的虔诚和权力。至晚到公元前323年，马其顿的亚力山大王，以重建巴比伦的大庙——伊萨吉拉庙（E-Sagila），来标志他对亚洲的征服。埃立克和其他城市史前古庙的多次重修，具体地证实了那些神职人员团体依旧延续下来，其文化传统毫发无损。

这时历经兴衰变化依然延续下来的庙宇团体变得更富有了，管理增长岁赋的任务也日益繁重。那些管理者必须设计出更好的办法，来记录他们那些复杂的事务。他们终于创造出一套文字系统，这套文字不仅仅是他们的同事和继承者可以读懂，而且也可以让现代的学者读懂。到埃立克庙宇第四期，可以读懂的书写文献出现了，可以弥补史前考古学的推论。

公元前3000年后不久，最早的书写文献给了我们一幅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图像。土地被分为十五或二十个城邦，各自政治上自治，但均享有一个共同的物质文化、共同的宗教、共同的语言，经济上在很大程度也相互依赖。每一个城市中心是供奉城隍和其他神祇庙宇的“圣堡”。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推断，神是魔力的化身。植物的死亡和再生，播种和收获等戏剧化的重复，可能曾被当作设计来强迫农作物发芽的巫术礼仪来表演。当那些演员象征谷物及魔术繁殖力时，会扮演控制这种魔力的一位神祇。人们所寻求的强制魔力就会人格化，变为一位必须得到帮助和安抚的神祇。在历史时期开始之前，社会已将其集体的意愿、及共同的希望和恐惧，寄托在这个被尊为领土之主的虚构人物的身上。

无论如何，每一位神祇都有一个世间的住所，即城市庙宇，一些物质财产，和人间的仆人，即祭司团体。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可读文献，实际上就是祭司们保存的庙宇岁赋的账本。这些账本表明：庙宇不仅是城市宗教生活的中心，而且还是资本积累的核心。庙宇的作用像是一个大银行，神是地上的第一个资本家。庙宇的档案记录了神借贷给耕种人的种子和耕畜，租给农耕者的田，付给酿酒人、造船人、纺纱人以及其他各种雇工的工资，还有付给旅行商人预支的谷物或金条等。神在社群成员中是最富有的，他的财产全社群都可以利用，实际上社群成员是从虔诚中获得他的财产的，但是所需的同样虔诚是，借贷者不但要归还本金，而且还要加上一点感恩的物品。神的仆人无疑地会仔细提醒你要尽的义务，甚至预先规定你所必须提供的合乎礼仪的东西。这种感恩的物品，在今天被称为利息，至于庙宇的利率，则可能被不信神的人们称为高利贷。

这种使神成为一个大资本家、大地主，使神庙成为一个城市银行的经济制度，显然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埃立克最古老庙宇里的绘画算板和杰姆代特奈斯尔上面写有象形文字的算板，无疑都是今天所能读到的庙宇账本的前身。这些账本从而证实了业已推导出来的苏美尔经济发展的描述。它们将构成分析下一章所要谈论的第二次革命科学成果的基础。

但是到了公元前3000年，在每个城市的神祇旁边，都已经出现了一个世俗的君王。他谦卑地自称是神的“代理人”，但又自大地自称为“王”。也许在以上所想象的那些神圣的戏剧中，他曾扮演过一次神，作为神明产生的一个因素。的确他在某些戏剧中，仍然还扮演着神，不过他已经把自己从最初的演员命运中解脱出来——即如同把种子埋到地里一样把自己放到墓葬里。而且他实际上已经把神所统领人类世俗事务的权力篡夺了一大部分。根据一些古老的文献，他甚至压迫他的臣民。国家的确是“从社会中产生，高于社会之上，又从社会中分离出来”。

然而，国王在苏美尔社会发展中完成了基本的经济作用。他还拥有对国内物资的统治权和军事指挥权。这权力的一种用途，很可能是发现，革命所产生的“对立”和“利益对立的阶级，不要让自己和社会在无谓的斗争中内耗”。但这样的记载在古文献上是没有的。他们确实提到国家权力的作用，是弥补“私人企业”的工作，以提供国家经济之需。古代君王都夸耀他们的经济活动——开凿运河、修建庙宇、从叙利亚输入木料以及从阿曼输入铜和花岗岩等等。他们有时以砖匠、石匠，或像是从神那里接受庙宇图纸的建筑师的形象被绘在纪念碑上。

王权无疑加速了资本在粮食和实物财富方面的积累。那些宫廷的官吏、乐师和卫队，都是靠这样勒索的剩余产品来维持的。而军队完成的是一项经济的职能，即保卫城市、它的运河、它的灌溉农田和牧场，以防周边草原饥饿游牧民族或山地野蛮部落的入侵。最终它会创造出一种比城市国家制度更适应于经济现实的政治秩序。

下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地理单位，人们在这里生存都要依赖两河水源，其文明生活都要依靠来源相同的外来输入物品。正是因为几个享有自治主权的城市都依赖同一水源，必定引发相互之间争夺土地和用水权的纠纷。正因为几个主权国家全都依靠同样的对外贸易获取相同的工业必需品，它们之间的商业竞争就无可避免了。在无休止的王朝战争中，本该统一的经济体制与政治分裂两者之间的矛盾，清晰地凸显。实际上，根据庙宇账簿的最早文献，已经记载了相邻城邦之间的战争和暂时停战的条约。任何一个城邦王朝的野心，都是想要赢得支配其邻邦的霸权。

但是一直到公元前2500年（或更晚），这些自相残杀的冲突，还没有最终的结果。那时，一个我们称之为萨尔贡（Sargon）的阿卡德闪族统治者，在整个巴比伦地区建立了一个帝国，它延续了近一百年，其中曾遭几次反叛。他的功绩后来又为乌尔以及其他各城邦的国王们效仿，或多或少地成功了。但是直到公元前1800年后（或以前）不久，巴比伦地区才被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Hammurabi）建成一个政治实体，一个有共同的首都、共同的成文法典、共同的历法和永久性政府体制的统一国家。最终城邦国家被纳入到符合经济现实需要的地域国家中去了。

埃及政治统一似乎与第二次经济革命的完成相一致。尼罗河流域从地理学而言，比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平原更像是一个自然的经济单元，所以倾向统一的自然因素更有效。同时，上埃及狭窄的河谷和下埃及开阔的三角洲之间相互对立，也是十分重要的。就历史而言，埃及的统一就是把这两块土地合并成一个王国。该事件比萨尔贡统一巴比伦大约要早五百年，所以第二次革命在这两个地区大约是同时的。

还有，埃及不像美索不达米亚那样完全依赖外来的舶来品。特别是当地出产优质火石，使对金属工业的需求有所减缓。在巴比伦人已经完全使用金属工具一千年以后，埃及的农人和工匠的确还在使用石器。实际上一些基本的奢侈品和巫术必需品，诸如孔雀石、宝石、黄金、香料等等，才不得不被输入埃及。因此，仅对这些物品的大量需求，使得系统组织的对外贸易和制造业的专门化不可避免。该需求变得有效，只是因为有这样一个阶级的兴起，他们对用于巫术目的的外来物品，给予了过高的评价，同时又掌握了为满足其欲望所需要的剩余财富。

所以经济制度转型所需要的供应储备，并不是积累在一个公共神祇的庙宇里，而是积累在一个君王的手里，他已经把自己置于他所发迹的那个社会之上。埃及的统一和一个以第二产业、商业及粮食生产为基础的国家的创立，最终在上埃及国王美尼斯征服三角洲时得以实现。他的祖先并没有像苏美尔史前庙宇那样，留下他们赢得权力的具体纪念物。所以我们不得不依靠后来的文字资料，而非解读考古遗存的具体记录，用冒险的推论来重建革命的轨迹与君主政体的兴起。

对于埃及君主政体的起源，有一个看似有理，但又过于简单的推测，大致如下：在史前的村落里，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氏族社群，其墓地沿尼罗河谷分布，他们很可能落入巫师阶层的统治之下。那时，大多数个别村民已经发现自己巫术无效，都准备去依靠那些更聪明人的巫术。这些人中，有的因成功诡称左右了谷物的丰产、气候以及尼罗河的洪水而获得了一些权威。如本书第137页所述，太阳历的发明使准确预测洪水的到来成为可能，确实也成为证明这种预言和巩固权威的一种方法。为了加强他的权威，以堵塞灌溉渠道来真正截断水流的实际权力，会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

但很可能的是，我们设想的巫师酋长，正如19世纪统治尼罗河各部落历史时期的酋长一样，只享有有限的权力。他们的巫术力量被视为是与身体力量相关联的。只有一个健康的、有精力的酋长，才能够有效地执行必要的礼仪。因此在他衰老和潜能削弱以前，他必须被杀掉，以让位给一位年轻的和精力充沛的继承人。

一个酋长可以用他秘密的巫术说服其下属，他能免除身上的疾病来逃脱这种命运。实际上，美尼斯的一个祖先就曾这样声称魔术般地返老还童。总之，所有历史时期的法老，都定期举行一种仪式叫“种子节”，看上去是设计来用模拟死亡和再生以确保返老还童。就如153页提到的农节模式，采用这种仪式，法老在象征性的死亡之后复活，魔术般地恢复了青春，就像播下的谷粒一样。

也许同时，巫觋的酋长已策划把他本族的图腾和他自己合为一体，去独占所有部落曾经当作祖先崇拜的动物和物件。总之，美尼斯及其继承人，都与隼、鹰头神何露斯合为一体了，这些都是其氏族的图腾。但是就如本书第101页所见，还有一些属于其他氏族的图腾。埃及统一是何露斯战胜其他图腾部落的胜利，现在已人格化为鹰头神氏族的首领，而其他图腾，都退为低一级的神祇或地方神祇了。

埃及人对于来世继续生存的问题，有着非常生动的观念。在史前期，他们的做法好似相信死人在墓中仍然需要食物、器皿以及生前喜欢和使用过的装饰品……在历史时期，他们的做法好似陵墓中国王的遗体，依然能为他们确保生前授予他们的魔力。而且国王方面，就好像他死后仍能以巫术手段，确保自己享受在人间享受过的那些巨大快乐。

埃及君主政体拥有的权力，一方面得益于物质上的胜利——推翻那些对立的酋长和小国王，最后就是对三角洲的征服。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权力来自上述那种国王不死的矛盾理念。征服使得美尼斯成为巨大资源的主人，这些资源包括征服得来的战利品，还有征服后从那些地方获得的永久性的岁赋。对于那些地方，在理论上讲他是绝对的主人，而实际上他是封建君主。但是，这些集中的财富基本上被是用来保证捍卫其永生。

当然，实际上国王还是死了，并由他的儿子或兄弟继位，甚至有些朝代更迭的情况令我们不解。但是王权神授的观念、由国王任命官员的等级制度，以及他所创立的国家机构和管理，构成了有效的延续因素。在整个古王国时期，法老的权威就是上帝，他确保土地丰产的魔力随着新仪式的发明和新标志的增加而持续得到加强。随着第三王朝兴起，和首都从上埃及的阿拜多斯（Abydos）迁到靠近三角洲顶端的孟菲斯（Memphis），国王开始吸取太阳赋予生命的本质，这种力量一定与尼罗河一样，被埃及人视为丰饶和富裕的源泉。到第五王朝，法老成为太阳之子，与有益的力量合为一体了。

当然，神圣的法老也不能仅以虚幻的祈祷就赢得其臣民们的顺从。他的权威是因给了他国家以有形的经济利益才得以巩固。这个实质的神与美索不达米亚虚幻的神一样，是其部分权力和财富，贡献给了他王国的物质繁荣。他岁赋的一部分被真正投资到再生产的产业中。第二王朝的一个法老就代表了一条新灌溉运河“挖第一块草皮”的人。国王制定控制洪水的措施已被提及。在美尼斯统一王国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特别的标尺——“尼罗河水位计”，用以测量尼罗河水位的高度，这样洪水的记录就被保存下来。这些测量和记录，开始是为估算税收额度而设计的，但是就像历法一样，在帮助税务官员的同时，也间接帮助了农民。

埃及工业发展以及葬礼仪式所需要的原材料进口，是由王室收入承担。铜和蓝宝石是在西奈开采。为了这个目的，由国家装备的远征队和由王室士兵组成的护卫队，要定期穿越沙漠。从叙利亚北部输入雪松木和松香也一样。远航俾布罗斯（Byblos）的船只，是由国家装备并提供贸易货物。同样，政府官员率领远征队前往上尼罗河运回金子和香料。(https://www.daowen.com)

这种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无疑是为了获得奢侈品、巫术用品和作战物资——当农民和工匠仍然在田里和矿区使用石器时，战士们已经用金属武器装备起来。而且商业还带来了一些对文明和科学进步至关重要的物资。它为商人、水手、挑夫、士兵、工匠和书记员这些新兴阶层提供了生计，这些人都是由法老征收的剩余岁赋来供养的。

最终，君主政体从根本上给了埃及人以真正的利益，这种利益正是苏美尔人所缺少的。沿一条河流两岸排开的一系列村庄，很易卷入领土和水权的争执之中。实际上，纵观埃及的历史直至今日，当中央政府软弱时，这种地方范围的争执就激烈爆发。美尼斯和他的继承者，都曾镇压过这种无益的冲突，并持续了整个古王国时期。除了维持内部和平外，他们还要保卫土地免受外来侵略。尼罗河流域边缘的干旱高原上，零星地分布着一些贫穷的游牧民和猎人部落，随时都会劫掠肥沃的河谷。三角洲西部暴露在利比亚人的攻击之下，东部则面临贝都因人。努比亚人也许还处在流动的园耕文化阶段，他们不断地顺流而下来到上埃及。曾是武力统一工具的军队，此后便用来驱逐劫掠和侵犯者。相当早的一些文献，透露了一些关于组织正规防御的信息：在边境上设立要塞驻扎常备军以控制通往尼罗河流域的通道。

当然，正是这些现实的措施，促进了财富和人口的激增，反映在美尼斯征服以后的考古学记录。但需要解释的是与这些措施相伴的古怪意识形态，因为在考古学记录里，经济的成就和科学的发现看来被扭曲为一种只用于巫术目的意识形态媒介。

到公元前2000年，埃及考古学记录几乎全是墓葬和随葬品。约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王朝前延展的墓地，都是一些葬有当地产的器物的简单土坑墓。随着墓葬营造的适当改进，输入奢侈品数量增多，偶现的铜器和翡翠珠子显示了第七章中描述的进步和发现。由美尼斯和他直接继承人（第一王朝）完成的埃及统一，以靠近阿拜多斯建造巨大陵墓为标志。它们在前王朝晚期墓葬中仅有细微而模糊的先兆。

阿拜多斯的王室陵墓，是用砖和木料营造的小型宫殿，矗立在沙漠中挖出的巨大坑穴的底部，地面上有用泥砖砌成的祭坛，作为供奉死者的神龛，用以存放献给死者的祭祀用品。墓葬里陈设有极其罕见的财富和各种精致加工的精美家具、武器、器皿、梳妆用品和用雪松木、金、铜、雪花石膏、黑曜石、玻璃、绿松石以及其他用本地或外来的上等材料制成的装饰品等。贮藏室里塞满了做工精湛的陶罐，罐子里装有油、啤酒、谷物和其他食物。印章和木板上的铭文，记录着该朝大事，虽然笔画有些原始，但已证明文字系统已经发明。仆人和官吏被埋在与国王墓室相邻的墓室里，他们很可能是被杀死，以陪伴他们的主人。

挖掘墓穴、准备砖和木板的运输以及建造陵墓和祭坛，都必须动用许多劳力。地下的那些时尚物品，无疑都是那些因训练有素而专长于一门手艺的木匠、石匠、雕刻匠、金匠和珠宝匠们的产品。这些劳动者和专业匠人，都从基本的生产活动中退出，由君王从征收的战利品和按常规敛到的贡品中的剩余物品支付工钱。另外，剩余物品也必须用来获取一些外来的原料，像雪松木、铜、黑曜石和玻璃等。墓葬中的碑文证明当时已有书记员和官吏的存在，负责王家的税收与管理、建筑的规划设计、工程的施工和管理，以及其他事务。埃及的统一事实上引起了如同苏美尔城市革命一样的效果，新的阶级和职业产生了，但是他们所服务的，似乎主要就是忠诚地保护王室的尸体。

后来各朝的科学新发现，日益增加的资源都用于同一目的。为了确保国王最后的安息地能够永固与安全，第三王朝时的坟墓已改在天然的岩石中凿出。这样石匠就要学习用粗笨的工具去开凿最坚硬的岩石，建筑师们也必须设计并安置一些复杂的、永远无法整体观察的坑道和竖井（也就是说，他们要解决像打地道或矿井时遇到的同样问题）。用泥砖砌成的支撑拱托，早在第二王朝时就已经出现，到第三王朝时，真正的拱门（用拱顶石）原理已被掌握和运用。

地面的纪念建筑——祭坛和冥堂建造得同样精致。第三王朝时，石头代替了泥砖，使建筑更加牢固。那些曾支撑国王世间宫殿的纸草捆，也改为不易损坏的刻有凹槽的石圆柱——这种方法是我们通过希腊人自埃及第三王朝继承下来的。曾悬挂在纸草柱之间的彩色芦苇席，到佐瑟（Zoser）统治时期，则用釉瓦来仿制。在同一君王统治下，祭坛现在用石头建造了，而且也被扩大，变成所谓“阶梯金字塔”。到第四王朝，齐奥普斯（Cheops）把它变为真正的金字塔。

这些工程的实施，需要大批的劳力，建造金字塔所用的巨大石灰岩或花岗岩，每块重量约三百五十吨，是在尼罗河东岸的图拉（Tura）开采，顺河流漂到开罗上边的吉萨，然后沿一个斜坡被拖到高出河面一百英尺的高地顶部。希罗多德（Herodotus）曾说过，单是开采石头，就用了十万人连续工作十年。这一大批的采石工、石匠和运输工，虽都不是“自由工人”，但他们的食宿，都得从王室税收中支付。虽然很多人可能死去，但仍有可能的是，这种财富的分配仍然促使了人口的增长。

不仅需要劳力，建筑师必须学会协调和控制这巨大的劳力，并解决用人力举起笨重大石块的力学问题。另外，建筑物的方位和比例的精确性，还涉及一个神秘的意义。古人获得的成功令今人也瞠目结舌，惊叹不已。大金字塔的基底，原打算做成完全正方形的，每边为775.75英尺，按照现代的测量方法，其误差每边不超过一英寸。

埃及人手艺的精确性，主要是靠极其耐心和试错过程中获得。但是像金字塔这样的纪念性建筑，很可能必须预先按比例设计，并精细测量。如果事先没有用几何公式计算过，它的实施是很难想象的。现存的数学文献，证实了这种推断，例如它们包括一套专门计算金字塔斜度的问题。的确，这些丧葬性纪念建筑，意味着大量数学知识的应用。因此，埃及人对已逝国王的奇特信仰，似乎激发了更多实用性的科学发现。

到第四王朝时期，由于对尸体保护的关注，引起了木乃伊制作法的发展，这样便使得涂尸防腐成为一种职业，从业者形成了一个整体的阶层，并为人体解剖知识的积累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王朝前的那些墓葬里，因与干燥沙漠相连，足以保存尸体的肌肉和毛发。经革新后，尸体被封存在木头或雪花石棺材和修建的墓葬中，就不再自然保存而免于腐烂。为了防止毁坏，用香油涂抹尸体的化学方法和一种巫术符咒的礼仪日益完善。

死者的继续生活，可以进一步用木头或石头刻出他的雕像而予以保证。这当然必须用巫术手段加以“激活”。而为了使之有效，它们必须尽可能栩栩如生。因此就有了古王国时期优秀的自然主义雕像和浮雕。

死者在身后世界仍然需要他生前享受的物品和服务。因此，墓中不但放置丰富的随葬品和供品，而且还安置了一些产业，为死者提供一种永久性的供应，以确保死者对供品的需求。为保证对这些供品的享用，墓室墙壁上绘有这些产业活生生场景的魔画。这些壁画在第四王朝已经出现，之后变得更加正规。这些画是我们研究古王国后期世俗生活和经济结构的极好材料。他们所绘的一个经济单位，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像中世纪庄园的一个大农场。庄园的农民在地主或监工的管理下进行劳动。画中的情景包括：田间耕作、养牛、狩猎和捕鱼等。并且我们见到一些农民前来交纳地租或偿还借贷，通常都是实物，而一个书记员在纸莎草上记下每个人所带来的东西，一个监工手持鞭子，监督税费必须达到标准。但这些产业不全是农业，还包括制陶、金属加工、木器和珠宝的作坊等。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监工正把称出份量的原料交给工匠，同时书记员记下分发的数量。

庄园社群看上去很像是一个有着专业化劳动分工和分阶级的自给自足单位。当然在实际上，它不可能离开埃及国家较大的经济体制而独立生存。这种制度为庄园工匠提供原料，并吸收农庄生产的剩余产品。而我们知道，真正的城市已经存在，尽管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发掘出来。

随着埃及的政治统一，尼罗河谷出现了一种经济体制，其中制造业和商业与粮食生产的农业、狩猎和捕鱼并驾齐驱。埃及的革命就像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对人口产生了相同的影响。而且也像那里一样，它与文字、数学的最初发展同步。然而，倘若我们将它们仔细观察，这两种体制的表现完全不同。其差异不再限于几个行业的个别产品，而且是更重要的影响：比如积累中心在一个地区是祭司团体，而在另一个地区却是一个君主。苏美尔的经济单位是一个能独立运转、外围有许多田地和村庄的城市。在埃及正好相反，经济单位属于王室财产的管辖范围，或许将其划分成庄园或城市，如果这些城市或庄园从王室财产中分离出来，则无法运转，或退化成大致自给自足的农业社群。埃及的文明绝不是苏美尔文明殖民地的前哨，反之也同样不是。

遮掩了所有抽象同一性的相似差异，很可能在印度河流域被揭示出来，那里的文献弥补了考古记录的不足。发生在那里的第二次革命也许与埃及和苏美尔同时，不过在公元前2500年已经完成。那时在信德和旁遮普都已经建立了一些大城市，占地面积可能超过一平方英里。房屋主要是用窑烧制的砖修建而成，而且至少有二层楼。它们所面对的街道和里弄，显然是与预先图纸的设计一致，并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的重建。此外还有用于房屋排污的管道系统。从它们能够辨认出商店和工厂、富商和官吏的豪宅以及工匠和搬运工的陋室。

城市里发现的建筑物和器物是由专业工匠——砖匠、木匠、陶工、铜匠、釉工、石匠、金匠和珠宝匠等——生产。整齐的街道暗示着由官员组成的公民权威来实施决策。需要公务员来清理下水道。很可能存在文书这样一个阶级，因为一种文字和记数制度以及标准化的度量系统已经在使用。

所有这些阶级的人数显然是很多的，他们必须靠那些住在城市或农村的农民生产出的剩余粮食来养活。而且甚至那些远在阿拉伯海捕鱼的渔夫，都得作出贡献，因为晒干的海鱼需运入城市。在城市工匠一边，必须生产出剩余的日用品，去换取工业所需的原料，而且是冲积平原无法获得的。平原上那些城市，不仅出现了从喜马拉雅山输入的雪松木材，还有从远处高地带来的金属和宝石。而城市制造的商品，也发现在沿俾路支斯坦山地，甚至远达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前村落中。

印度文明的史前史仍然所知甚微，从简单村庄和乡镇兴起的城市尚未分辨出来。公元前2500年时，一支相同的文明从印度河口经旁遮普低地，一直延展到山麓之下。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是否存在任何的政治统一与文化的一致性相匹配。甚至资本积累的核心是什么，都不很确切。我们已经知道有贫富两个阶级分化的迹象。但是等级制度的首领究竟是一个国王还是一位神，也是不确定的。在遗迹中，庙宇和宫殿两者都不显著，所以它们的存在都很可疑。

刚才描述的那些革命，在埃及和苏美尔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在印度可能也是如此。每一处的革命都是建立在同样的科学发现基础之上，也同样导致人口中新兴阶级的出现。很难相信这些事件是独立产生的，特别是想到这些区域之间长期交往的证据。这种交往在革命的时刻，或刚过不久要比以往更加紧密。大约正当埃及统一之时，那些可能有理由被认为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器物，诸如圆柱形印章、某些艺术动机、齿形砖建筑、新式船只等等，都首次在尼罗河出现。革命后不久，印度的制成品也输入苏美尔了。

某种传播明显一直进行着，但经详细观察，却并无可与差异相匹配的单边依赖之说。城市文明不是简单地由一个中心移植到另一个中心，而是各自植根于当地土壤之中的有机成长。如果我们想用一个现代的类比，用欧洲资本家在非洲和印度建立机械化工业和工厂生产是不合适的，我们必须更多考虑这种生产体制在大西洋两岸各国的兴起。美国、英国、法国以及低地各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远在工业革命以前，就分享有一个共同的科学、文化和商业的传统。尽管他们之间有战争和海关的障碍，但货物、思想和人员的交换不断地在继续。英国的确是工业革命的先驱，但其他各国并非仅仅模仿英国的机械发明和经济结构，而是沿着同样的路径进行实验。一旦时机成熟，便作出自己独立的贡献。在中国甚至俄国模仿西方的路径建设工厂和铁路时，采用欧洲或美国的管理及技术人员，则是十分不同的过程。

所以，埃及、苏美尔和印度在革命之前也都没有孤立或独立。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分享有各自贡献的共同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又因不断的商品、思想和工匠的交流而维持和加强。这就是对所见的平行发展的解释。

一旦新的经济在三个初级中心建立起来，就会从那里传播到一些次级中心去。这很像西方资本主义传播到各殖民地和经济附属国那样。首先在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河流域的边界，即克里特和希腊各岛、叙利亚、亚述、伊朗和俾路支斯坦等地，然后再往远处到了希腊本土、安纳托利亚高原、南俄罗斯，我们看到许多村庄变为了城市，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者转向专门工业和对外贸易，而这个过程，围绕着每一个次级中心或三级中心不断扩大重复着。

在这些新兴的城市中，不仅经济结构和内在科学的抽象一致性，而且在人工制品如护身符、印章和文字式样上的相似性，都证明了有多少关键的文明因素是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及印度河这些初级中心借鉴过来的。第二次革命显然是由传播而推动的，次级中心的城市经济被那些初级中心激励和施予。显而易见，这样的过程不可避免。

冲积平原的文明有赖于从外面输入原料，它们部分剩余财富也必须花在获取所需的舶来品上。但这些渴求的材料很少产自无人居住的蛮荒之地，因此，住在那个原料所在地的社群就可望分享一份剩余产品。事实上，他们必须被说服生产比自己所需更多的金属、木材、香料或宝石，以便与埃及人、苏美尔人和印度人进行实物交换，或者至少也要给后者提供服务，比如向导、搬运工和劳力等。

于是，许多新的谋生机会向工业原料的拥有者敞开了大门。但是要想利用这些机会获益，工业的专门化是必需的。冲积平原的剩余财富，能够用来维持居住在出产金属山脉上家庭的生活，如果这些家庭因为采矿和运输矿石而脱离了粮食生产的话。当然，实际上当地的粮食生产是不会被抑制，但是新的财富用于维持新的人口，这些人口对原来经济而言是多余的，并注定要挨饿或外迁。原料供给者的新任务不仅意味着人口的增长，而且还意味着一种阶级的划分。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过程。

埃及人为了墓葬、造船和家具需要大量的雪松木。他们从叙利亚北部的黎巴嫩得到这种木材，然后从俾布罗斯港（靠近贝鲁特港）用船运来。但在埃及王朝兴起以前很长时间里，俾布罗斯和其他叙利亚的港口一样，只是一个村镇。它的居民即《圣经》上的吉布利特（Giblites）人，大概或多或少的是自给自足的渔夫或农民。他们曾参与了第六章概述的那种往来，并在第二次革命之前，曾和埃及人，很可能还有美索不达米亚人接触过。

埃及革命的影响，使得对俾布罗斯可以提供的原料的巨大需求产生了影响。为满足这种需求，吉布利特人就有分享埃及剩余财富的机会。而其消费，则为那些无法用当地农业和渔业提供财物的家庭开辟了一种生计。但接受这种方法，最终导致放弃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俾布罗斯从此靠国外市场赢得了自身的繁荣。

埃及生产的舶来品在俾布罗斯有所发现，并可上溯到美尼斯统一之前的那一阶段，说明吉布利特人分享了埃及的繁荣。而且当然有埃及的商人和官员定居在那里，照料繁忙的贸易，正如英国商行在阿波托设立代表处一样。埃及人指导吉布利特人管理发展中的城市，并经营他们的收入。他们甚至很可能建立了一种摄政制度，在城里竖立一座石庙，并由埃及来的工匠装饰。为了迎合商业的需要，吉布利特人学会了埃及人的文字。

因此，吉布利特人采纳了埃及人的发现，同化了他们的经济以符合城市革命的标准，而且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他们的村镇变成了一个城市，并很快富裕得足以变成一个汇集各地原料的市场和一个传播新经济的次级中心了。但是吉布利特文明不只是埃及文明的移植，他们在建筑、陶器和其他工艺上，在衣着和宗教上都保留了本地的传统。它对埃及来的东西加以提炼和添加，而且还可能从其他地方获得启发。另一方面，与埃及文明相比，吉布利特文明保留了本土特点。借鉴过来的精华，并没有像在其本国那样得到发展。比如埃及人随时间不断改进它的文字，而吉布利特人仍保留着最初几个王朝采用的古体字，在近一千年里几乎没有变化。

几乎完全一样，从陶鲁斯山脉把铜、银及铅输入美索不达米亚，导致在小亚细亚高原上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产生了一个城市文明。公元前2500年前，当地的聚落很少超越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当地村民或镇民满足于家庭非专业化工业生产的石器和手制陶器。但在公元前2000年后不久，我们发现亚述商人已经在当地村镇定居，并且从事矿石贸易。几个世纪以后，这些商人的信件显示了他们是如何用巴比伦的产品换取金属和当地的产品。显然美索不达米亚的剩余财富为那些对公共粮食供应没有直接贡献的矿工和冶炼工提供了生活保障。同时发掘揭示出：村镇成长为城市依靠的是工业和贸易，金属成为普遍之物，陶器由专职工匠轮制，而非家庭妇女生产。美索不达米亚的器具被借用来满足新经济情况的需要。圆柱形印章被作为标明财产和签订文件的工具。不久巴比伦文字就用来记录当地语言了。但是，和吉布利特文明一样，卡帕多西亚文明仍然保留了其地方的特色。还有，其借鉴因素的发展要比美索不达米亚更加缓慢。比如，当地的印章在巴比伦早已不流行后一千年仍重复着原来的样式。

但是，第二次革命常常以暴力传播或帝国主义的武力强加。一些社群太落后和无进取心，而并不欣赏新经济及其产品的好处。西奈山两侧的游牧民族打猎或放羊，不会被谷物和制造的小饰件所诱惑，去为埃及人开采铜矿。那些矿是由埃及派来的工人开采的，而且王家军队必须保护他们免遭游牧群的骚扰。从第二王朝起，法老们就已经把自己绘在西奈山的岩崖上，意为在“惩罚无赖的贝都因人”。在这种情况下，武力干涉并不能扩展文明或者创造新的城市中心。

在另外的情况下，那些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获得了教训，因此在物质文化上与侵略者展开竞争。苏美尔人不得不从像埃兰人这种先进社群那里输入原料。要到达那里，商队必须通过一些相似的土地。现在，受影响的那些社群，常常住在水源充足的地方，而且处在新石器时代制度下的繁荣，他们确实已经采纳了一些诸如轮车和陶轮等器具，还输入了黄金、琉璃和其他一些奢侈品。

但从整体而言，他们满足于家庭生产的产品，并依靠他们自己的资源，过着朴素的舒适生活。他们对于奢侈品的需求太小，不足以说服他们生产苏美尔城市所需的大量木料和金属，或容忍商队扰乱他们的田野和牧场。他们可能最终拒绝苏美尔商人的要求，并攻击他们的商队。这样苏美尔人不得不进行讨伐，去确保原料和保护贸易路线。

很早的文献提到苏美尔与阿卡德城市发动的对埃兰人和其他野蛮邻居的战争。尽管这些资料可能提到贫穷山地居民袭击富庶的平原居民，但是它们可能也同样指出了刚才所见的那类斗争。阿卡德王萨尔贡除了统一巴比伦外，还发动征服周边地区的战争，其经济动机一目了然。他自己的碑文明确提到，将银山（陶鲁斯山）和雪松森林（黎巴嫩）为目标。一份较晚的文献记载了他如何应邀前往卡帕多西亚去支援定居在那里的金属商人，其中还提了一座琉璃山。再晚的一块泥板上还记录了萨尔贡征服中的一块“锡地”。无疑，他征服了埃兰的产矿区，并将其主宰从上海（即地中海或里海）扩展到下海（即波斯湾），从而包括了巴比伦所依靠的那些地区。

至少有一些例子，征服导致了城市文明的武力培植，将大致自给自足的村镇转变为财富积累和工业发展的永久中心。在亚述的尼尼微（在摩苏尔城的对面），萨尔贡的孙子为伊丝塔尔（Ishtar）建造了一座庙宇，这是在该遗址树立一系列庙宇中的第一座。现在它是经济革命的象征，因为就和苏美尔一样，庙宇构成了积累财富和工业发展的一个永久中心。它的建造和装潢包括花费一笔剩余财富去养活一个虽然卑贱、但是富于创造的无产阶级。它还营造了对琉璃、木材和金属等的新需求。于是将尼尼微变为次级的传播中心。这个过程很可能在萨尔贡统治下，或稍早在其他亚述城镇已重复过了。而大约同一时期，完全成熟的巴比伦文字和其他发明被传入亚述。

因此，萨尔贡和他的后继者可能宣称自己为“城市的缔造者”，尽管那些地方很早以前就有了镇。《圣经》里关于“亚述从希纳尔（苏美尔）向前走，建立了尼尼微”等描述大概是真的。亚述的人们并非来自巴比伦，那些最早的庙宇，后来由此成为亚述的历史期城市，都是由阿卡德人（尼尼微）或苏美尔人建立的，或至少安置有苏美尔型（亚述）的神像。

叙利亚和亚述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就人口稠密，很可能甚至在苏美尔被占领之前就已如此。但是这些旷原地区享有规则的降雨，因此缺乏像下美索不达米亚那样运作有效的紧密社会结构的刺激。人口分散在许多永久性村落里，后来发展为现在库尔德人村落那样的小镇。其富裕的居民已采用了轮子和其他器具，并偶尔使用进口物品，如琉璃、黄金和铜等。但至少一直到公元前3000年，他们保持着自己经济上的独立。他们满足于石器工具和武器，所以不必依赖舶来品。但是在公元前3000年以后，实际上确实最迟在萨尔贡时代，他们突然开始经常地使用金属了。他们的工具和武器都是独特的苏美尔式样，所以谁是他们的指导者便毫无疑问。由此证实了自给自足的牺牲，以及伴随着第二次革命其他类似的表现。不久，一些镇扩展成为城市，而有一些则被更加成功的邻居所吞并。但这绝不能肯定，这里的革命在多大程度上是萨尔贡或某些苏美尔先驱实际征服的结果。甚至那些最有理由称为阿卡德根基的城市，其殖民地和属地并没有保持太久。他们从未失去他们的本土文化，并不久成为反叛的中心，并有时最终成为类似亚述本身那样新兴国家的首都。

经济上的帝国主义并不仅仅靠征服来传播第二次革命。因此，要成功抵抗它的进攻与威胁，只有同化侵略者的部分文明才有可能。石质武器不再是巴比伦军队青铜武器的对手，犹如红印第安人的弓箭和战斧不敌欧洲人的火炮一样。为成功保卫自身的独立，一直满足于新石器时代装备的人们不得不采用金属武器。这实际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学习冶金术和调整他们的经济以适应这种需求。靠购买或盗窃一些巴比伦生产的斧头、矛和盔甲等是不够的。他们必须俘获一些铁匠，并在自己人中培训武器工匠。他们必须生产剩余粮食来养活这些新的工匠，以及获取所需的原料。他们必须组织贸易，以确保常规的供应。一言以蔽之，他们必须服从第二次革命并采纳城市经济。

亚述冶金术和基本城市生活的开始，常常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但这不只在亚述，在所有苏美尔贸易路线穿越和萨尔贡征服的地区——北叙利亚、卢里斯坦（Luristan）和埃兰，我们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后不久兴起的冶金中心，那里苏美尔的样式被当地模仿，而且还经常根据当地的品位加以改造。苏美尔贸易以及由它所激起的帝国主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传播着冶金术以及它所体现的新经济。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使用青铜的文明在克里特岛、希腊本土、达达尼尔的特洛伊、高加索北部的库班（Kuban）盆地、小亚细亚高原、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伊朗和俾路支斯坦都已确立。这些文明中的每一支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又表现出很多与埃及、苏美尔、印度盆地，以及某一次级中心相仿的具体特征。他们受惠于更古老的文明中心是毋庸置疑的。

这些次级或三级的文明并非原生，而是采纳了自较古老中心传播而来的传统、思想和过程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传播的机制已经丢失。前页应该已经介绍了那些起作用的有效传播机制。第二次革命一旦确立，就必然扩散。而每一个村庄会因传播而变为城市，并最终成为一个新的影响中心。公元前1500年以前，新的工业结构已抵达西班牙、不列颠和德国。不到五百年，它已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和西伯利亚。

但是在这种传播的过程中，文化却倒退了。掌握了新技术的人们会马虎地运用它们，精通则需要几代人的实践和训练。再者，较高级的文明并没有被整体采纳，采纳方的人们觉得只需要新文化装备中的少数几项内容，并可以将其同化。比如，有可能从武器工匠那里学习足够的冶金术和获得矿石，却不学习书写，也不建立非要文字不可的商业组织。因此兴起了很多等级不一的文明。于是，从初级文明起，不同梯度的文明会按区域而安排。

公元前2500年，克里特岛的米诺斯人住在城市里，以工商业为生。所以他们确实打算靠埃及和叙利亚的剩余财富牟利，他们在一个无耕地的小岛营造了一座城市，使其成为一个便利的港口。他们直接或通过叙利亚，从埃及或苏美尔各项必要的技术设备中借鉴各种东西。他们之前已采用了印章，作为给油罐和货物打标签的一种器具。但是，那些当地的早期印章是十分粗糙的产品。最终他们发明了一种相当粗糙的象形文字，来帮助他们算账。他们能够冶炼并加工金属，而且他们还使用苏美尔式样、带有柄孔的斧头。但早期米诺斯人的金属工具，与原来模型相比，看上去很粗糙。轮车使用很早，但没有陶轮。

希腊本土的希腊人比克里特人晚一些才开始生活在城市里。他们不大依赖贸易和制造业。他们没有制作出自己的印章，也许是因为贸易的规模太小，不需要这种器物。自然，他们也不懂怎样书写。石头仍是工具的有效原料，与铜平分秋色，金属武器只是米诺斯人蹩脚的仿制品。

最终，到公元前2000年，居住在后来成为奥匈帝国的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野蛮民族，才开始用金属制作武器和装饰品，偶尔也用它制作工具。但是他们继续生活在小型而且几乎是自给自足的村落社群里。当然他们不用文字，甚至不用印章。他们已经从希腊和特洛伊那里学会了冶金术，但却远远落在他们师傅之后，他们北方的邻居仍处在新石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