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中共一大后毛泽东盘桓上海

1921年8月初的一天，入夜，上海，万家灯火。江南盛夏闷热孕雨的天气，上海火车北站又在吞吐熙来攘往的人流。

毛泽东、萧瑜（萧子升），走出火车站，行色匆匆。毛泽东一袭长衫，英气正炽，萧子升一身西服，貌若处子；两位青年才俊顾盼自如，腹有诗书气自华。他俩行李简单，步履稳健，一直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面对车水马龙的街景，这才驻足稍立。

——子升，我到朋友那里取包裹，看来要住一夜，随后，很快就回湖南去了，就此别过。毛泽东向这位湖南一师同学依依惜别。

——我猜得到你的心情。润之，出来也有一个多月了，回长沙后代我向嫂夫人问候。说话间，萧子升眉头微蹙：我再劝你一句，你们组织共产党还是要慎重，凡事切不可操之太急。从上海到嘉兴，从嘉兴到杭州，然后返回上海，萧子升与毛泽东一路上没少因为这事进行争论。

——子升，我们新民学会就是要“改造中国与世界”。你有愿意等一百年或一千年的耐心，我还是那句话：我却不能再等十年。毛泽东言简意赅，对这位年轻的学长该说的早已说过，现在更是不能谈论更多。

——改造世界还要靠教育。我要在上海再徘徊几天，为了筹办中法大学，然后去北京。润之，我不久就要再赴法国求学。你要继续学法语，我们要在法兰西再做同窗。

——我想，还是留在中国多做些实事，就等你学成归国，我们再携手努力。不知道你去法国时，我还能不能赶上为你送行，代我向远在法兰西的蔡和森、萧子暲等诸友问好吧。

两位好朋友紧紧握手，随后挥别，各奔东西。⁽¹⁾

然而，毛泽东没有马上离开上海。

博文女校、李公馆，还有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已是熟门熟路。

一切依旧，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博文女校，会议代表在这里住、在这里吃、在这里讨论，中共一大的预备会议其实是在这里举行的。⁽²⁾休会那两天，董必武、刘仁静还在这里起草会议文件，另两个起草组成员张国焘、李汉俊也来此商议。现在，这里还是可以望门投止的去处。

李公馆，大会就在这里开幕。大会主席张国焘当场就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³⁾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精力充沛，口若悬河，声如洪钟，用英文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大会代表真是藏龙卧虎，李汉俊、周佛海、刘仁静，轮流做着翻译，毛泽东这才能够及时地记下马林讲话的要点：“中国共产党——第三国际东方支部，正式宣告成立了”，“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努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⁴⁾

凶险的是，在这里召开的大会第六次会议，突然有人从后门闯了进来，声称是找各界联合会的王主席。幸亏马林机警，提议及时休会，平时从不打开的前门为此被悄然推开，代表离开李公馆，夜幕中前往老渔阳里2号，后来派包惠僧返回打探。结果，李公馆真的是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了。

李公馆不便再打扰了，毛泽东最终没有再进入树德里。只有老渔阳里是相对安全的，正是在那里，在大会遇险的当夜，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说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到上海附近的嘉兴雇一条游船，在南湖上续开最后一次会议。于是，除了李汉俊、陈公博，与会代表改天分两批乘沪杭列车前往嘉兴。在碧波画舫上，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与第一个决议，这两个文件其实在上海就拟好了的，只是会上对于党的基本任务与组织原则存有争议。李汉俊真是书生气，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也不赞成组织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对此，李达、陈公博随声附和。好在当时就遭到“小马克思”刘仁静的严词批评。还有禁止党员做官与当议员的问题也引起诸多争议。然而，在危急情况下易地到湖上开会，大家发言精简多了，原有的争议不再争了，仅就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发生短时间的争论。一些同志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政党作斗争；另一些人则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不违背我们的原则，这样有利于今后的行动，即使无产阶级不能取得政权，我们也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加强自己，使我们能够领导以后的斗争，推翻那个将要夺得政权的阶级。最后，会议接受了前一种观点。南湖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中央局，选举3位同志组成书记处。计票的结果：陈独秀毫无悬念地全票当选中央局书记，组织主任是张国焘，宣传主任是李达。唱票的时候，李汉俊也有一票，董必武随口问了一句：“是谁选的？”刘仁静应声答道：“是我选的。”李汉俊虽然态度趋于保守，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力甚勤，为筹办会议他出力最多，得此一票，也算党内同志对他的感念。鉴于陈独秀还在广州，另选出周佛海，暂且代理书记的工作。中共中央就此产生，党章的事也就委托中央局起草。张国焘宣布大会闭幕，代表们努力抑制激越的情绪，压低嗓音呼喊口号：“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⁵⁾

于是，云奔星散。毛泽东与萧子升顺势南下，匆匆观览了二人向往已久的、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西湖美景，在湖边偶遇刘仁静还有高君宇，⁽⁶⁾毛泽东将伞一指：哦，你也在这里。尽管水光山色美不胜收，毛泽东却火急火燎地要赶回上海，他催促道：“我们明天必须马上走！”

——润之，如此步履匆匆，你还真是煞风景。萧子升多少有些埋怨。

毛泽东报以一笑，只有他知道还有事情在上海等着自己呢。

8月11日，一个晴热的下午。上海马霍路（今黄陂北路）一个二楼二底的弄堂房子，泰东图书局编辑所，来了一位身材高挑、眉目清朗的年轻人。

——我是毛泽东。来者自我介绍。

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瞬间记起，这位是长沙文化书社的负责人，以前来信邮购过书的，去年泰东图书局编印的《湖南自治运动史》还收入这位毛君的四篇文章呢。于是，赶忙招呼请坐。

于是，两人相视莫逆，攀谈起来。(https://www.daowen.com)

——毛先生，何时来的上海？

——有一个多月了，太热。毛泽东不由自主地咳嗽了一声。显然，有些感冒。

——哦，身体还好吗？住在哪里啊？赵南公关切地问。

——暂住博文女校，毛泽东说道，湖南局势看样子要安定下来，我有意将长沙文化书社扩展于各县。话匣子一打开，毛泽东忘情地谈起自己的宏伟设想。

赵南公听得入神，频频点头。当天，他将此事记入日记：“十一日，十一时起。晴，热。阅报。……毛泽东（长沙文化书社）来，小谈即去。据云来已月余，客博文女学，病多日矣。湘局如靖，将扩充文化书社于各县。湘人真勇于运动。”⁽⁷⁾

这之后，毛泽东便从上海起身，前往南京，随即逆流而上，回长沙去也。毛泽东于8月16日在长沙《大公报》刊发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第一部分，无意中为其离沪回长沙标出最后时间刻度，佐证了毛泽东8月11日见赵南公是离沪前的最后活动。

如是，毛泽东在中共一大后从嘉兴回上海待了整整一星期。其间，毛泽东还去看望了正在上海女青年会学习法文的新民学会会员杨润余。杨后来回忆：“在1921年夏，上海有半官费留学法国的机会，经过考试，我参加了进去。而最幸运的是，毛泽东当时已来上海，在七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从赵鸿钧老师处，得知我住在闸北虬江路四达里我哥哥的家中，便来看我并为我送行，他告诉我新民学会在这一段时期的情况。”⁽⁸⁾

这当然不是毛泽东盘桓上海的主要事由。关键之事是，毛泽东在沪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大会。罗章龙曾回忆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同年8、9月份，在国际代表的建议下，中央在上海召集了各级（各地）代表会议。”“1921年某月，中共中央召集各地代表，在国际代表建议下，在上海开会。毛主席和我都参加了。”⁽⁹⁾此事当系于8月。以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如果返回长沙，毛泽东未必在一两月内再来上海。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一经成立，推动工人运动即为首要任务。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决议规定的六项任务，有三项与工运直接相关。第一项“工人组织”明确“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第三项“工人学校”明确“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第四项则是“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以期研究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并“特别注意中国本国的工人运动问题”。这方面，共产国际也予以高度重视。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赤色职工国际驻赤塔代表斯穆尔基斯在6月6日写给国际的报告，就谈到“决定在中国的工会组织和对工会运动的领导方面建立全国组织局或书记处”，并拟定“未来的书记部将出版自己的刊物、组织工会及办工人学校”的计划。⁽¹⁰⁾

马林对陈独秀不能到沪视事极有意见：陈怎么能在广州当官，他既然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就应该尽到责任！别人代理不行的，国际没有这样的先例。马林要中国同志把陈独秀请到上海来，重新布置党的工作。李达、周佛海等听了马林的意见起初很不高兴，认为这是看不起他们，张国焘城府稍深，当时没表态。经过一次会商后，接受了马林的意见，决定派包惠僧回广州去。⁽¹¹⁾

接着，又在马林的提议下，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该部筹建于中共一大期间，大会期间闻讯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即派李启汉前去组织领导。据斯穆尔基斯那年10月13日写给赤色职工国际的书信，该组织成立于8月11日。考虑到那天正是毛泽东离沪之日，而罗章龙的回忆又提及“代表住在上海新闸路三元里，会期五天”云云，该会当开幕于8月7日。会议推定张国焘兼任主任，干事有李启汉（后负责具体工作）、李震瀛、包惠僧、李新旦、刘荩人、董锄平等。会议还决定在湖南、湖北、广东、山东、北方成立各分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旨在将工运大潮在全国迅速地鼓荡起来。毛泽东勇担湖南分部的重任：长沙也有工人，我们还可以把土木工、理发师组织起来。

就这样，毛泽东在中共一大结束后又从浙江回上海，参与促成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随后，他匆匆离开这座远东大都会，怀着壮大组织、发展工运、争取胜利的无限热望与澎湃激情，对霓虹灯闪烁下的夜上海投去目光明利的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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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萧子升的回忆，毛泽东将中共一大开会消息透露给他，有意邀其同行。李公馆遇险后，毛又将此告知对方，并趁到嘉兴开会之机，邀其同行，以便会后到杭州一游。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后，毛泽东与其在嘉兴过夜，同榻夜谈，抵足同眠。第二天上午，萧氏和毛泽东从嘉兴坐火车前往杭州，游杭返沪，“毛泽东不久回长沙去”，萧则“又呆了一周办理事情，然后返回北京”。其中记述的二人在此期间的交谈竟涉及后来产生的第四国际，具体文字不可尽信，但二人同游杭州后返沪，可信度较大。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陈重等编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171页。

(2)　陈潭秋称之为开幕式。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原载《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8月第4—5合刊，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52页。

(3)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

(4)　李达：《七一回忆》，《七一》1958年第1期，1958年7月1日。

(5)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58—659页。后文中共中央文件出自此套丛书的，不再加注。

(6)　刘仁静回忆：“‘一大’后，我同高尚德（高君宇，引者注）一起游西湖时，曾碰到过毛泽东，他穿着长衫，手里拿着一把雨伞。”《访问刘亦宇谈话记录（摘录）》，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1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7)　赵南公：《赵南公日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8)　杨润余：《参加健学会及新民学会的点滴回忆》，《广州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转引自李曙新：《中共一大后毛泽东在上海的活动》，《上海党史与党建》2013年第9期，第13页。

(9)　参见李曙新：《关于中共一大后是否召开过“9月中央局扩大会议”的考证》，载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70页。

(10)　［苏］阿·伊·卡尔诺娃：《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工会相互关系的历史》，苏联《亚非人民》杂志1972年第1期，转引自《略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历史和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载唐玉良编：《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略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历史和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运动研究会1991年印，第2页。

(11)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