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一直采取速度型经济发展战略，它把经济发展的速度作为唯一追求的目标，而不考虑国民经济基本比例关系的协调、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国内外环境，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同时，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也是传统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它可以把最高层的意图，更直接、更迅速地贯彻到国民经济中。1979年改革开始后，经济学界不少有识之士一再指出，再也不能维持这种发展战略，而应及时地转向效益型经济发展战略，注重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保持基本比例关系的协调以及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这些有益的意见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追求产值增长速度的发展战略依然如故。

速度型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或本质特征，第一是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历年来用于全民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生产企业的贷款，一直呈直线上升趋势。靠一味地扩大基建规模和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来维持产值的高速增长，必然是物质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也呈直线上升趋势。

第二是经济效益很低。表现之一：投资效益下降。据统计，1950~1988年，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平均为72%，比苏联同期该指标低20个百分点以上。这38年中，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近1.5万亿元，而形成的固定资产却不到1.1万亿元。若按我国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历史上曾经达到的85%的较好水平来计算，仅基建投资就少形成固定资产约1750亿元，相当于1988年全民基建投资的1.1倍。

表现之二，企业经济效益下降。高投入带来了高产出，即产值的高速增长，但经济效益却是下降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84年与1988年的数据表明，百元工资净产值由682.7元下降为587.37元，下降14%；百元工资利税由457.98元下降为340.35元，下降率为25.7%；百元资金产出的净产值由36.19元下降为35.60元，下降了1.63%；产值利税率由23.2%下降为17.8%，1989年则进一步降为14.9%，5年内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资金利税率由24.2%下降为20.63%，1989年进一步下降为17.2%，5年内下降了7个百分点。(www.daowen.com)

表现之三，企业亏损增加，国家用于亏损企业的补贴逐年提高。1986~1989年，预算内国有企业的亏损额分别是417.1亿元、481.7亿元、520.6亿元和620亿元，同期国家用于亏损补贴数分别高达324.78亿元、376.43亿元、446.46亿元、599.76亿元，补亏额约占当年财政支出的20%。1990年1~5月，预算内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上年同期下降22.8%，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加54.7%，亏损面高达34%。

可以看出，速度型发展战略是以传统的集中体制为基础，依靠高强度的资源动员和投入来维持的。几十年来，这一战略对我国的工业化和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由于它的极为低下的经济效益，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了严重的障碍。而且，我国国情也越来越难于再支撑这种发展方式。一方面是资源约束。例如我国能源从总量上看比较丰富，生产量居世界第二位，但由于人口众多，能源资源和生产量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按储量计算，石油只为世界人均的11%；天然气仅为世界人均的1.4%；发电量我国人均不到0.1KW，只为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同时我国能源浪费大，我国单位产值的能耗为法国的3.82倍、日本的4.43倍、巴西的3.82倍、印度的1.65倍。另一方面是财力约束。1979~1989年，国家贷款年平均增长率是19.0%，而同期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0.9%，贷款的增长速度近乎是产值增长速度的二倍，贷款的大量投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生产增长幅度。如果要保持现有生产增长势头，需要国家再大规模地进行货币投放，必然会诱发通货膨胀的回升和财政赤字的扩大。现实表明，国情和国力都已无法承受旧的发展模式，尽快转向技术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的路子，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