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指摘张之洞选错厂址者，所持理由也不外有两点:一是选址于汉阳，远距大冶铁矿石产地，不符合钢铁工业“布局”原则;二是将铁厂“定点”在龟山北麓脚下，因地势低洼，花用巨额填充地基与筑堤之费。

首先看布局。钢铁工业布局原则是随冶炼技术的发展而改变的。在初期阶段，因冶炼技术较低，要消耗大量煤焦，通常是1与3或4之比，故多采近煤焦产地的原则;20世纪初以来，冶炼技术有了提高，如连续冶炼法的采用，始有近矿石产地的布局;再后由于有了更先进的选矿技术以及烧结矿法的发明，则可不考虑近煤近铁，而只考虑交通便利和市场需求。那么，汉阳铁厂建设当年，时为19世纪90年代初，仍处于钢铁工业的初期阶段，故最为科学的布局，应是依据近煤焦产地的原则。事实上，当年铁厂选址，的确发生过“就煤”、“就铁”以及“煤铁两就”的分歧与争论。洋员中的分歧姑不置论，仅以国人言，如李鸿章最初曾主张“就煤”选址，这样因湖北无适宜煤矿，势必将铁厂设于湖南乃至江西;盛宣怀当时则力主“就铁”，将铁厂设在大冶;而张之洞却提出“不拘一格”，主张采取“煤下行，铁矿上行，皆就省城”的“两就”方案。^[2]若依当年情势，采李鸿章“就煤”原则，将铁厂设于湖南或江西，很难办到，故只有从大冶与省城两地选择。张之洞之所以选择省城设厂，是有他相当考虑的，而这些考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张氏将这一选择，曾开列出七条“理由”或六点“利便”，^[3]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建铁厂于省城，不是多费而是少费，因为当年需要从湘赣运煤焦来鄂，运煤船可到汉口载回头货，较之运至大冶黄石回头放空，运费必低，同时铁厂产品可就近发售，又可省去由大冶再至汉口的“重运之费”;二是将铁厂与同时并举的枪炮、纺织等厂集中一地，可“通融使用”当年极有限的本国科技人员和外国工师工匠;三是厂近省城，便于张之洞等督抚司道前往“督察”，以防止种种“积习弊端”发生。所有以上这些考虑并非全无道理，如第一方面，即使从经济原则来看，若再加上煤焦运量要远大于矿石运量这一点张氏的算计显然比单从“就铁”一说更精细，也更节费;至于第二第三，更是着眼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特别强调对技术人员的使用和对一般“员司”的监督，可以说是完全符合当年我国通晓近代科技的人才奇缺、而一般员司人等又深染官场恶习这一国情的，这又是张之洞高出他人一筹之处。

再看厂址“定点”于汉阳龟山北麓。必须指出，在决定将铁厂布局于省城后，也非一开始就定位于汉阳龟山的，而是首先勘得武昌省城附近两处地方。一为城外东南二十里汤生湖的金鸡垸，有水道可通江，但需拆除一座桥梁，疏浚河道，因遭当地人士反对，乃中止;另一为城北武胜门外近长江边的塘角，又由于地势甚低，恐遭江水淹灌，遂放弃。继之，又着人去武昌青山“履勘”，结果是“奈青山实无地基”而作罢。至此，始有汉阳大别山即龟山北麓之议。可见当年定点工作是十分审慎的，是经过多处勘查比较才最后选定的，而绝非贸然决定或仅凭个人意志专断行事，更非如有的高校经济史教材所渲染的，是由于张之洞为了能坐在总督衙门便可看到铁厂烟囱冒烟而选在龟山的。顺便指出，电视剧《总督张之洞》，仍受此无稽之谈的影响，关于选址一幕，不能不说是一处败笔。再就当年定点于汉阳龟山的得失说，已往有的论者，单从因龟山脚紧接汉水地势低洼而花去一笔筑堤填充费用，加以指摘。但这也应根据当年实际条件具体分析。大家皆知，铁厂为大量消耗原料与燃料的工业企业，当年尚无铁路，势必修建于近江河处，以就水运之利。而近江河地带，若有地势高而广平的厂址，果然好，若无(或一时未能发现，或虽发现限于条件暂时无法使用)，则必面临洼地(此为近江河通常地形)，或面临山丘。遇前者需填充，遇后者需削平，而按当年的技术条件，削平山丘较填充洼地，恐费时费力费资更多。如当年盛宣怀选出的大冶黄石港一处厂址，即“须将山头开低数丈……再将平地填高，始可适用”，这样则“劳费无算”。^[4]又如鄂州的樊口，当年前往勘查的矿师亦称:“南岸多山陇少平原，北岸多沙洲少坚土，合观大概，即求如前勘黄石港东基地，亦不可得。”^[5]如此看来，当年选址于汉阳龟山，尽管花用一笔填充地基与筑堤之费，恐亦绝非无此必要。(www.daowen.com)

是故，关于厂址远距大冶铁矿石产地、不符工业布局的经济原则之说，若大冶亦产煤焦，或可成立;但事实上大冶并无煤产，当时所用煤焦，除距汉阳不过咫尺的武昌马鞍山煤矿出产之外，大量的是从湘赣运来的，日后更主要靠江西萍乡供应，此说显然似是而非。关于定点汉阳龟山靡费过巨之说，至多也只有相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