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1953年到2015年的十二个“五年规划”，见证着中国如何从一个积弱已久的国家，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辉煌历程，也见证着中国人民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摆脱贫困，勇敢追求幸福的“中国梦”的实现历程。

十三五规划即将跨越的五年，将成为党中央确定的“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变为现实的关键性阶段，也将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历史性时刻，必将成为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中国梦”的美妙之旅。

十三五规划期间，正值“互联网+”的工业4.0时代到来之时，我们面临着传统行政理念的转换、市场自由的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经济格局的重构等新老问题的交汇之口。互联网科技已经在上个五年计划中完全发挥了对产业发展和模式的“颠覆性”效果，十二五规划的成功和中国经济的活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和政府对互联网经济和网络技术的重视程度。在上个五年中，我国基本完成了信息化建设，全球前二十大互联网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一半席位。一线城市率先完成的信息化建设基础，以及网络技术和网络产业取得的辐射性效果，已经开始向二三线城市延伸。互联网作为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国防、通讯、信息交互、民生、交通、金融、零售、服务等各个国计民生的领域。互联网已经从单纯的互联互通，转变成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云存储等几乎所有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网络已经成了国民的生活方式，成了企业的发展形态，成了政府的行政方式。

不过，十二五之前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层次，绝大部分仍停留在“+互联网”的工业3.0时代，仍是将网络看作是传统产业或服务的载体。未来的五年正是“互联网+”转变成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性时期，互联网的基础性作用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云存储、大数据应用、云计算与产业结合、可穿戴移动设备、物联网将成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能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关键助推器。届时，共享经济和大数据的全面产业化将从概念模式转换成实体经济，这也是中国未来五年能否抓住机遇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所在。

正是因为“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颠覆性作用，所以，在欧洲又被称为是工业4.0的革命。历次的工业革命不仅是新旧产业之间的更新换代，更是新旧利益体之间的博弈过程。与此同时，我国的改革进程也进入到深水期，产业变革引发的旧有利益分配与市场重新划分问题，远不是仅依靠产业规划可以解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十三五纲要明确指出，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点，“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和利益协调机制，核心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这就是说，在“互联网+”产业改革时期，政府应该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市场能够自由调节的事项，就应相信市场，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减低新型企业入门门槛，促进市场的自由度。政府改革的痛点，就是要真正做到简政放权。简政放权，放下的不仅是权，还是钱。十三五规划的政府体制改革方向，就是不与民争利，勇于放下行政权力，回归市场主导，只有民富才能国强。只有大道至简，才能充分市场的基础性地位，在“互联网+”的风口上把握住时代的方向，也只有以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才能将网络成为带动中国新经济形态的新动力，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达到转变市场经济增长的方式。

十三五规划的另一个重要核心问题就是改善民生。民生问题是涉及改革红利的公平和社会福祉建设的大问题，也是党和政府经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十二五期间我们在改善国民收入、减小城乡差别、治理生态环境和增加社会福利等方面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十三五期间，如何利用“互联网+”去构建新型民生工程体系就摆到我们面前。“互联网+”的本质就是“共享经济模式”，这不仅是民间资源转化为公共资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最佳渠道，而且也会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方式将涉及公共利益资源的效率问题数据化。“需求数据化”一方面可以指引政府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更为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数据预测转变成对市场自由的有效补充，最大限度地避免市场的盲目性和偏离性。“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民生问题，已经不单纯是国家投入和产出比例的问题，更多的是依靠民间资源服务与公共利益的问题。

以城市交通出行为例，十二五之前，城市发展的重点在于公共交通服务建设，不过，在经济增长过快和城市人口激增的现实，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发展的投入和产出比例受到制约。未来“互联网+”的出行方式，则在公共交通现状的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平台，将私家车与公共交通系统相连，实现了交通公共出行车辆数量的“潮汐化”。在早晚高峰，或雨雪天气的拥堵时刻，私家车可以通过拼车、顺风车、专车等方式进入到公共服务领域，在城市交通压力宽松之时，这些车辆又回归到私家车的性质，这样一来，多种出行方式通过互联网的结合，变成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既能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又解决了就业和兼职劳动收入提高的问题。可见，“互联网+”对民生的改变既是一种思维模式的转变，也是一种经济模式的变革。在十二五期间，“互联网+”对民生的改变已经开始，像是大数据精准营销、O2O平台的发展、网络约车平台的建立、互联网与快递的结合、网络购物和网络支付的普及，以及网络金融和众筹的崛起等，这些新的技术从出生以来就铭刻着互联网的基因，必将成为十三五规划发展的重点。(www.daowen.com)

因此，“互联网+”作为一种理念，或是一种经济模式，都将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发展重点，也必将成为十三五中国经济华丽转身的最大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互联网产业与信息化发展已上升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高度。以习总书记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互联网发展的人才培养、政策支持、掌握创新技术、协调信息安全与发展、网络空间法治化、加强国际交流等各个方面都给予充分支持。特别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后，将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与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反映出建设网络强国的时代紧迫性和国民的共同意愿。

在经济层面，政府将建设“互联网+”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互联网作为新工业革命的核心地位。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驱动要素由传统的制造业、房地产等向创新驱动加速转变。传统产业的互联网+工业4.0转型，既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实现“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激发全体国民的创业和创新基因。中国企业已经在世界前二十大互联网公司中占据半壁江山。以云存储、大数据、物联网、移动客户端为代表的新产业模式全面进入到国民日常生活，“互联网化”业已成为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经济转型的风向标。我国互联网技术与经济的发展，让国民直接获得了时代红利。

在政府治理层面，互联网也成为政务公开、百姓办事、舆论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我国各级政府在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上开设了20多万个政务系统，“两微一端”已经成为我国国民与政府沟通的重要桥梁。互联网在我国政府职能转型中，已经起到良好的示范和指引性作用，政务系统的网络化，让全体国民直接获得了信息化红利。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作为一个新事物，在一国国内，网络安全与网络犯罪伴与互联网红利如影随形；在国际，还有个别国家滥用网络优势地位和网络话语权，去攻击和影响其他国家。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网络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但网络绝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中国一直以来就是网络黑客等攻击的对象，我们通过多年实践积累了大量经验，在网络安全应对与法治化方面逐渐形成了“中国模式”，其本质就是“网络安全与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统筹协调好“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与“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问题。

互联网本质就是“互联互通”，网络在国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不可避免事实，这也给国际合作和谋求共赢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和平台。在乌镇峰会上，各国达成共识，减少分歧，不搞对抗和介绍经验，以“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态度去面对各国网络发展中所遇见的共同性问题，最终构建起惠及全世界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世界人民一起分享网络发展带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