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及思想发展概述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及思想发展概述

时间:2023-08-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汪行福教授研究涉猎领域繁多、内容广阔,本文主要聚焦于汪行福教授近年理论研究的以下三大主题,以初步呈现汪行福教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方向、成果与思想理路。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及思想发展概述

汪行福教授研究涉猎领域繁多、内容广阔,本文主要聚焦于汪行福教授近年理论研究的以下三大主题,以初步呈现汪行福教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方向、成果与思想理路。

第一,汪行福教授以思想史的视角,通过梳理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众多代表性思想家提出的现代性理论,在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立足当代国际国内现实,提出了以“复杂现代性”概念为核心的新理论范式

第二,汪行福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从社会统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两大角度为切入点,以“激进人本主义”与“激进结构主义”两种研究范式为线索,把握纷繁复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普遍主义、历史进步主义以及当今盛行的犬儒主义等意识形态作出了结合时代特征的批判性反思。

第三,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独特思想传统的历史性把握上,汪行福教授立足当代现实,在与国际国内学者的对话交流中博采众长、针砭时弊,主张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回溯经典马克思主义、以现代性的辩证法为理论坐标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产生与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四种类型,提出用多元发展的眼光看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思潮在当今并未“终结”,而是作为“活的传统”在当代复杂社会现实的历史性实践中始终处在不断向前发展的潮流中。

综观汪行福教授在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多年的研究方向成果,我们可以沿着这样一条核心线索把握其研究特点与思想脉络,即始终站在复杂现代性的广阔视野下、以现代性的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辩证法为导向,在此基础上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始终需要不断介入现实的活的思想传统。理解这一核心线索的关键在于,如何能把“复杂现代性”视野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关联起来?对此,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三点特征来更加深入、细致地加以把握。(www.daowen.com)

首先,在规范层面上,“复杂现代性”视野的普遍性规范维度是汪行福教授站在思想史的高度上理解两个多世纪以来现代性理论的思想坐标。在理论规范上,汪行福教授承袭德国古典哲学与启蒙哲学的现代性传统,重视对从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解放理论到哈贝马斯现代性的规范性与事实性分析进行系统性研究,指出黑格尔的“复杂现代性”理论之开端,并强调现代性复杂矛盾辩证法的核心是现代世界的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之间的和解关系问题。汪行福教授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可理解为现代性视域下带着解放意图的社会批判理论,即便在当代发展中已趋向批判领域与批判主体的多元化,但其理论意义在于他们从多方面去揭示马克思所反对的现实状态,即依然坚持马克思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把人从各种奴役和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个体的自由发展和个体间的自由联系这一现代性的规范理想。[1]因此可以说,“复杂现代性”的普遍性规范视野贯穿于汪行福教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的理解之中。

其次,在事实层面上,汪行福教授重视现代性两百多年间的复杂历史性实践,认为要在现实变迁中把握现代性规范与现实之间的辩证法,深刻挖掘内在于现代性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以及内含于现代性辩证法中的“复杂”这一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与多元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现实坐标。汪行福教授指出,复杂现代性是基于历史经验和当代生活的复杂性而提出的关于现代性的新视角。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但不能视为固定的事物,它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未完全的历史筹划过程,复杂现代性最核心的方面是两个世纪以来社会制度的冲突和斗争所带来的复杂结果和经验。[2]汪行福教授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研究中,着重于反思由现代性的历史实践所引发的各种复杂现实危机,并在此基础上对历史进步主义、普遍主义,直至今日盛行的犬儒主义等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与重构

最后,汪行福教授的理论研究始终立足中国社会现实,认为强化中国问题研究范式意识是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现代性解放事业的伟大构成部分。汪行福教授始终坚持在复杂现代性的视野与规范和现实的辩证法下,审视、反思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结构性变化与社会问题,强调我们应该把中国的现代化放在现代性这个大问题中来考虑,指出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一方面要符合现代性普遍价值规范,另一方面也要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在“复杂现代性”理论框架下,汪行福教授提出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以社会包容为核心任务,不能用简单化或单一性的现代性思维应对当前新一轮改革,不应该停留在简单的现代化层面,而要进入到探索现代秩序的建构与文化和谐发展的复杂现代性层面营造出新的思想解放。[3]

按循上述思想脉络,本文将主要介绍汪行福教授在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基础上对“复杂现代性”新范式的建构、复杂现代性视野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梳理,以及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独特思想传统的历史性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汪行福教授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反思与理论上的积极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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