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Introduction
全球化与文化这个主题已经很好地确立起来了，它最早是由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1]于1992年在其研究中很谨慎地提出来的。罗伯逊最初是作为一名宗教社会学家进入全球化这一领域的，因此在他看来，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在全球化研究中，在比较文学、传媒和文化研究中，文化问题在一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著述中是一个显著的问题。
在传媒与文化研究中有一个普遍的论题，就是全球文化的均质化，另外一个问题特别是经常在政治学和政治新闻中谈论到，就是民族主义(即民族清洗及新国家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这些问题暗示着在全球化和地域性政治之间有一种联系，在整合和分裂之间也有一种结合。因此，到底是全球文化的一致性在增长(沿着商品化和消费主义的方向)，还是另一方面，文化的差异性在增长?是全球的“黎巴嫩化”[2]还是文化上的分裂?对此很多文献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当把文化当作解决之道时，它其实是附加在其他范式或者问题之上的。社会学存在这样一个趋势，就是通过全球化问题再谈现代性;政治经济学里面也有这个趋势，通过全球化问题再论资本主义。全球化在时间上恰好与现代化(1800年之后)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1500年之后)是一致的。还有的研究方法强调了晚期资本主义和文化的关系。虽然现代化和资本主义是非常相关的，但是如果将讨论全球化看作是另外一种继续讨论现代化问题的方法，那么就好像是把一个讨论大西洋的问题推及整个星系的范畴，认为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可以在精神上是全球化的，这可能吗?
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采取了历史纵深的方法，发展了“全球混融”或者说“融杂”的观点，对文化提出了质疑。融杂这一已经充分讨论、争议不休的主题，也是本书的中心议题，我在多个章节中阐述了这个问题，尽力赋予它更深入的解释。在阐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对全球化的分析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既有历史的深度、也有地理上的广度，而大部分的全球化研究都被限定在一个狭窄的时间框架里面。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全球化看做是几十年前才发生的事情，而对诸如世界社会论坛之类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而言，关键的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因此，全球化的介入对全社会运动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一场论战。我在其他一些发表的论文中对此有所分享，我还发现，全球化关涉到更广泛而深刻的人类的交汇，这一点特别与文化息息相关。当今很多问题都是紧迫而重要的，但全球化比起其流行的形势而言更为紧迫和重要。有一些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看待全球化的观点是历史纵深的，采取这种观点会对一个人理解全球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一个人的成长背景可能会对他个人对学科的选择，以及他在学科之中对观点和问题的看法产生影响。同时，这些选择和看法又会反映出他的性情和特质，这一点对我的研究也适用。
我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关于社会学领域的，还有一些研究深入到政治经济和跨文化范畴，然而，我的学科培养方向其实是人类学。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时候，文化人类学就等同于“非西方的社会学”，因此，那时候，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分界线很模糊。我的家庭背景也促成了我的观念的形成，我来自一个荷兰东印度殖民地家庭，我的一个祖先是贵族商人，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在17世纪早期来到了印尼的爪哇岛，此后，这个家族便留在了爪哇岛及其群岛，长达300年之久，他们与爪哇人、葡萄牙人、法国人、德国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通婚，浸染在印度—荷兰混合的文化当中。我父亲这边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东印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家族才举家返回荷兰。我是在家族到达荷兰之后的第11天在阿姆斯特丹出生的，是很多代中唯一一个出生在爪哇岛之外的家庭成员，因此，我们在宗谱上、在存在意义上都是欧亚混血儿，是融杂的。这既非选择的结果，也非偏好的结果，而只是环境使然。这件事之所以恰好成为了一个反思的对象，是因为我的工作是社会科学，我的家族历史浸透着西方扩张的历史、殖民地历史和跨洲移民的历史，而且这也是唯一可知的、有记载的历史。我提及此事，并非因为我认为这是非同寻常的，而恰恰是因为我认为这是非常普通的事情:从不同意义上说，我们其实全都是移民。我看到世界移民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倾向于把人类历史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看待，这不仅仅是过去50年左右的事情，而是有成百上千年的历史。我个人的经历也包括了好几次跨洲的移民:去西非的加纳教授社会学，去美国研究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学——当时被称为世界体系理论[3]，再到荷兰，在一所关于发展研究的国际研究生院任教，然后再回到美国，致力于全球化社会学研究。
这些主题贯穿在好几章的内容当中。第一章里我讨论了不同社会学科对全球化的不同看法以及它们差异巨大的时间框架;在第二章我提出了一个大纲，用一种深刻的历史方法来探讨全球化，全球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在第二章和第四章中加以阐述;第五章探讨了悠久的全球性混融;第六章用东西方的例子来说明全球性混融问题。
各章的简要导读如下:第一章通过展示文献中共识和争议的各个方面，提出全球化的普遍问题，全球化引起的分歧比共识要多得多，而且不同的学科对全球化的基础也持有不同的见解。当代加速发展的全球化关涉到新的权力分配，同时还涉及产品和人力资源的信息化和弹性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还解除了管制，增加了金融化和市场化。
第二章提出了一个问题，全球化是否包含了人类整合的趋势?本章发展了一种对待全球化的历史观，形形色色的人类之团结和联合是我们的宝贵遗产，然而它也面临着剧烈的、不断增长的全球化的不平等。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不均衡的、矛盾的过程，在其中，广泛的社会合作和加剧的不平等是同时存在的，这个看法能够从移民和移民社群的角度加以验证，他们的作用和角色长期以来被低估了。
第三章直接把我们带进全球化和文化的争论中。这一章发现，关于文化差异有三种从根本上不同的范式:(1)差异是永远存在的;(2)差异会让位于日益增长的均质化;(3)各种差异会相互融合，在此过程中又将产生出新的差异。因此，第一个观点认为，根据“文明冲突论”，文化的差异将会持续下去，并且会产生大量对抗和争斗。第二个观点认为，全球的相互联系导致文化融合越来越多，就像横扫全球的消费主义一样，简而言之就是所谓的“麦当劳化”。第三个观点认为，一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是跨地区的，是身份的融杂、融合的过程，本书用两章详尽地阐释了全球化融合这一看法。(https://www.daowen.com)
第四章提出了全球化问题的一个基本论题——融杂、融合。全球化通常被理解成一个均质化的过程，但如果考虑到有多种全球化进程在同时发挥作用，这个看法就有点说不通了。全球化也常常与现代性绑在一起，但这实际上等同于西方化的理论，从地理上说是狭窄的，从历史上看是很浅薄的。这一章声援了把全球化看作是“融杂”的观点——结构性融杂(或者说社会合作出现了新的混合形式)和文化性融杂(或者说发展了跨地区的融合文化)。把融杂理论化、同时检验政治上的融杂以表明其多样性，从模仿到反霸权主义，不一而足。有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同时大行其道——一种是区域性、领土内的，一种是跨地区的，或者说一种是内在的，一种是外在的，它们都产生了对文化关系和全球化的诸多不同见解。融杂涉及文化的封闭概念和开放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引向后融杂。
第五章深入发展了“融杂观”，以此来回应对融杂的各种批评。根据反融杂的观点，融杂并不真实，它只是“多元文化的简易版”。检验这些争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此来深化和调整我们的看法。反融杂的观点漏掉的恰恰是历史的深度，而我们的解决方法是要充分考虑融杂的历史悠久，并且提出融杂是基于多重历史层面的。本章接着转向各种界限的政治性，因为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融杂——融杂在历史上是非常普遍的，真正的问题是界限和社会上对界限崇拜的倾向，只有在要把界限区分得越来越精确的时候，融杂才成为一个问题。融杂的意义不仅随着时间而变化，而且在不同的文化圈里也有所不同，这预示着融杂也有很多不同的模式，结果，融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质疑了很多界限的问题。
第六章大致梳理了东西方以及伊斯兰和欧洲之间相互交织的各种影响，提供了关于融杂的历史性阐述。第七章以一个简洁的结尾完美收官。
【注释】
[1]罗兰·罗伯逊(1938—)，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学中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和关注全球化问题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主张用“全球场域”(global field)来代替通常使用的“全球体系”(global system)，且全球场域是由四个参照点(reference points)组成，即民族国家社会(national societies)、诸社会组成的世界体系(world system of societies)、自我(selves)和全人类(humankind)，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他的“全球化模型”。——译者注
[2]Lebanonization，黎巴嫩化，从1975年起，黎巴嫩国内教派的矛盾与冲突在外国势力的干预下演变成持续15年的内战，把国家引向经济崩溃的边缘。“黎巴嫩化”实际是基于黎巴嫩现状总结出来的政治现象，也有人称之为“马赛克式的民主”，它有多种表现，如教派政治、地方割据、中央政府权威萎缩，等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外部势力介入内部斗争，导致各派离心力大于内聚力，统一国家走向解体。后来的伊拉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译者注
[3]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它试图用中心边缘关系、世界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等变量来分析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从而解释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