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在讨论界限、种族、融杂的问题时，历史会欺骗我们。首先，历史的情况是有层次的、复杂的，对历史的判断，关涉到情境的表现而非情境本身。这些情境的表现就是它们要对自身进行解释，同时还要对其他的判断做出回应，所以，我们的看法实际上是对判断的再判断，每次还要加上地方色彩，还要删繁就简，以此类推。其次，各种界限以及这些界限带来的痛苦都是短暂的，但时空中细微的变化也能造成很大的影响。再次，对判断之再判断也可能变成一场争强好胜的游戏，伴随着可预见的结果(和政治上正确的判断)，对实际情况的反映却减少了。要公平公正地看待事情发生的实际过程，必须采读历史上那些非常难懂、非常难理解的部分，这种方法也适合于对本书的阅读。我也知道一些捷径，因为在其他研究中，我还处理过许多历史和地理上的细节问题，其差别也更细微(例如，Nederveen Pieterse，1989;1992)。
一个世纪以来，在印度的英国人已经与印度人混居、通婚了，在好多领域里面，英国—印度文化已经作为混合文化展现了出来，可是，因为英国改良者认为他们自己要优越得多，混合文化在19世纪就开始有所改变，麦考利(Macalay)是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代表。从欧洲传来的关于种族区别的教条也在此打上了印记，但1857年发生的印度暴动是最大的转折点。此后，对区别和差异性的凄楚情感油然而生，同时还伴随着残酷凶恶的对种族界限的管制。那时，以下观点是很普遍的:“上帝创造了白人，上帝也创造了黑人，不过是魔鬼创造了一半白、一半黑的印度人。”有的指示牌还写着，“狗和印度人不得入内”。这种文化对抗的痛苦当然带来了文化的毁坏、分裂，暴力加速了英国人在印度统治的灭亡。
就在不久以前，那些到美国的移民——比如拉丁美洲的移民就发现，当他们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他们自己就被“种族化”了，被编在连他们自己也感到陌生的种族类别中。一个住在华盛顿的巴西裔的人解释说:“‘在这个国家，如果你不是很白，那你就是黑的。’而在巴西，‘如果你不是很黑，那你就是白的’。”(Fears，2003)大部分拉丁美洲人在人口统计时不得不在“其他种族”一栏上打钩，填上诸如玛雅人、特哈诺音乐(Tejano)人、混血儿等身份，或者标明他们属于哪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种族。然而近些年来，在美国以及其他地区，关于“种族”的讨论有了显著的改变。根据保守的评论员George Will的说法，种族的讨论在当今是“错误和不合时宜的事情”(2003)。连丘比特小爱神也有所改变，变得不认得颜色了(Kristof，2002a)。一个新的“融杂美国”正在形成，“E.A.的一代——人种模糊的一代”[40]是最新的主旋律。“含混模糊变成时髦雅致。”照DJ的话说，“我们是音乐混录版”。“对生意人来说，年轻的多种族面庞是新型的美国丽人，与她们约会也无伤大雅”(La Ferla，2003)。奥巴马也历经种种陌生疏离的感受和“种族困惑”，才得以取得今天的成就。甚至在夏威夷，“hapa”(或者说一半一半的混血，白人、夏威夷当地人或者亚裔、或者其他两种人种的混合)也是非常普遍的(Obama，1995)。“混合成了一种新规范”(Zachary，2000，p.ix)，这意味着，人口普查时候的人种类别(这种类别区分假定了种族的身份是固定不变的，就像是一片片分离的马赛克)逐渐失去了意义，反歧视行动的理论根据也逐渐式微，在这个背景下，“混融”不再是文化混乱，或者在困惑中迷茫，而是为世界搭建桥梁的“混融”。这些趋势是与保罗·吉尔罗依(Paul Gilroy)、夸梅(Kwame)、阿皮亚(Appiah)等人的“后种族”讨论相类似的。
融杂观及其相关看法常常与高度现代化时代或后现代化时代相关联，也和后殖民环境、后殖民研究、多文化色拉盘和什锦水果鸡尾酒相关。融杂的交流要归功于当代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以及跨界的媒体、市场和消费，这种种融杂的交流把过去国家、民族、人种和部分宗教的界限都远远地抛在了脑后。不过，这种认识也还是很肤浅的，它暗自假定了融杂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是代表“全球化”委婉的说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把以前存在过的不同的条条框框和界限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这种暗示存在着许多基本的错误，现实则更加复杂和微妙。这是因为，一般而言，第一，每个阶段、每个时期都有它自己的限制和变动性;第二，不管有什么样的限制，融合、融杂都是贯穿在所有时代之中的;第三，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对差异性的感情——有些差异性被认为非常有价值，有的却被排在无意义之列。
当然，在古代和不远的过去，都出现了某种隔离——比如，在希腊的“异邦人或野蛮人”，荷马和希罗多德故事中的可怕怪物，还有中国人称的“洋鬼子”、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十六七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等等。甚至是在划分等级最清楚的中世纪，也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有更多的机动性和广泛的互动性(参见Hoerder，2000)。与我们所说的融杂有关的对隔离的诸多体验和感情，是伴随着17世纪到19世纪的现代人而来的，这些现代人采纳了生物学上的分类，按照人族和人种科学来考虑问题，培养了对“其他人”的文明的傲慢(“文明的使命”)，在种族、人种、国家和文化中间画下了无数条隔离线，我们当今的融杂对这些都做了解除和超越。
这就意味着，有些批评融杂的观点是新近才流行的，是后殖民或后现代的矫情的争论(Cashmore，2003;Nanda，2001;cf．参见本书第五章)，是喊错了调门。这还意味着，融杂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它撼动了欧洲中心主义、沙文主义和文化自恋的根基。早期的和当今的融杂的表现形式之一，当然就是语言了，英语中大约一半的词汇借自其他文化。“Cushy”(轻而易举的)这个词与“cushions”(垫子)毫无关系，是来自“khush”，印地语中“快乐”的意思，等等，不胜枚举(Hitchings，2008)。
当然，融杂涵盖了更广泛的意义，有时，融杂只单单表示“两者之间”的结合，因此，对于“中美洲的融杂体制”的探讨就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中美洲民主产生的概率是多少?该地区的诸多政策会倒退回明显的独裁主义统治去吗?这样会加强他们的民主成果吗?是否会卡在某些中间的‘融杂’地带?”(Karl，1995，p.72)
通常，融杂这个术语是指“不同要素的结合”，就像一辆混合动力车。美国微软公司的“Live Mesh”[41]把网络和桌面软件结合起来，被称为“融杂的电脑平台”(Waters，2008)。实际上，融杂的关键常常是将对立的、对照的成分合并起来。塞缪尔·亨廷顿把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秩序描述为“单一与多极相混合的体制”(美国在这个体制中有着有限的否决权)，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混合”这个词的，把对照性的单极构架与多极构架融合起来(1999)，这个对比性就从定义当中产生出来了。一般而言，融杂这个词就隐含着不同的要素——从某种特定的观点来看，是对比性的或者相反的要素。这在融杂中是反复出现的，在文化中也是如此。融杂隐含着不同的界限，没有界限就没有融杂。当然了，不同的边界也是有语境的，也是不断变化的。此外，虽然这些成分很不相同，但很明显，它们也有足够的相似之处来容纳彼此的结合。根据马尔·克莱蒂(Marwan Kraidy)的说法，“融杂的概念就是把两个(或多个)成分融合起来产生第三种东西，而这个新东西不能简化为几个部分简单相加的总和。融杂就是把这些成分都分开，不要把它们冻结成一个稳定的第三种东西，否则融杂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即它的存在条件同时也成了其死亡之吻”(2005，p.66)。这听起来也许有点耸人听闻，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实际上，一旦融杂变成了一种“新的规范标准”，各种成分经由混合而成了新的复合物，那么这些成分也就失去了它们的差异性。新一代人或许不会意识到这原来是融杂而成的，而如果这真是融杂而成的，那么这就比较重要了。因此，我们当代对融杂的很多关注，在根本上是对与20世纪潮流完全不同的19世纪的认识、分类和识别的一种回应和协商。用同样的套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很多关于融杂的讨论“太20世纪”了，而且可能会在21世纪失去很多特殊性和突出的特征，因为到那个时候，其他的一些界限和差异将会出现。因此，统一—隔离—融杂(且用这种速记法，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排列和关系)也将会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重要的不是庆祝融杂或是哀悼融杂，也不是悲恸融杂的一去不复返，重要的是去理解这个过程以及它的长期性。
有的结合、合并是很普通的，没有特异之处，比如莱茵河沿岸的法语—德语的发音、法国或德国泡菜的阿尔萨斯烹饪法之类，这些要素的差异性还不够大。“融杂”也不适用于在法国南部的法国人—意大利人的结合，因为，有的地区比如像尼斯(Nice)就曾经属于意大利(曾经叫做Nizza)。然而，中国人—意大利人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合并，而是异质融杂了，因为其要素非常不同，而且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距离太过遥远，以致无法相互关联。然而，这也取决于语境。中国人—意大利人的联系可体现于马可波罗、耶稣会会士兼学者利玛窦身上，后者在中国居住多年以后，甚至可以用中国的语言来观察西方文化，并且把儒家经典翻译成了拉丁文。此外，如果我们把背景设置在天津，那么中国—意大利人的结合就不那么罕见了，在1901—1947年，意大利在当地的租界获得了自治的特许权，还有，我们能够展望这样一种未来吗，比如说中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结合不再是一种融杂?
文化上的融杂是公共话题，而讨论得比较少的则是公共机构的融杂，比如说公共—私人的合作关系、地方政府内人人参与预算以及交互决策制定等方面。讨论得更少的是人机代理和材料构成之间的融杂，比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半机器人(控制论的有机体)，还有保罗·维瓦里奥(Paul Virilio)的看法，他认为美国的军队把人和技术成分结合在一起(比如卫星图像)，扩展了人的知觉和观念。“操作子网络理论”更进一步，即材料之间的互代[42]。把营养和医药功能相结合的多功能食品也正在兴起。
对“融杂理论”的批评之一就是，它夸大了文化的流变性，假定了文化、语言的自由，但这些跟实际上的融杂关系不大。通常来说，必需性是融杂之母。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说，融杂常常只是一件必需的事件，与批评家断言的完全不同，它就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反应，竭尽所能地在既定的(常常是糟糕的)处境内把事情做好。处于生死关头的文化的创造性，就是在有限的历史情境下，提供或强加上某种并置、选择和覆盖”。他总结道:“假如有乌托邦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小的乌托邦，或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错位的张力。”(1998，p.366)
在非洲，次—撒哈拉的西方医院和诊所，越来越多地与当地传统的医术相结合，因为那里没有足够的现代化设施。中国以及其他地方的赤脚医生也是如此。在南非，与桑戈人或传统医生的合作长期以来已经成为惯例，这种合作不是没有冲突的，比如不同的卫生标准和不同的诊断学方法的冲突，等等。在美国的老挝人把一些民间的观念和西方生物医学的实践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了他们身处的环境(Hickman，2007)。制药业人士也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合作，以便从热带雨林中提取和设计出新的草本疗法。
如今，在知识经济、创新经济和文化经济的浪潮中，多样性和融杂都作为可变因素进入了管理和商业的研究领域，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可口可乐和贝纳通[43]带来的市场和世界产品的广告竞赛，它关注的是概念构想、设计构思、工程技术以及从研发到生产再到市场的每一步。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盛赞多样性是创造力强、充满活力的城市之特点。多样性和融杂已经参与进了全球化经济的账户，这个经济是处于一个世界性的范围和全球性的环境之中的，在其中，不同的公司必须组成不同的方案组。在全世界，从工程技术的完善到调整政体和法律、再到对当地的文化理解，要不断发现人才，把不同的技能都结合起来，以便能够更好地参与竞争。
【注释】
[1]莫尔斯(Morse)于1976年在国际关系中提出了一个相同的观点:我赞同全球化是复数式的，但我还将继续使用单数的全球化，因为它符合传统用法，也没有必要用这个粗笨的语法来强调复数的全球化观念。
[2]帕森斯社会学理论，Parsonian apporach。以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是西方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方法论。他认为每个行动者对手段和目标的抉择深受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受到人们共有的规范性标准和价值观的调节。他强调对共同价值的意见一致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其主要著作有《社会行为的结构》《社会系统》《经济与社会》等。——译者注
[3]约翰·汤林森，英国学者，诺丁汉大学文化和社会学中心负责人。1991年出版《文化帝国主义》，轰动全球; 1999年出版《全球化与文化》。对全球化下的文化支配研究影响巨大。——译者注
[4]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法国东北部城市。——译者注
[5]加泰罗尼亚自治区(Catalonia)，西班牙东北部一地区。——译者注
[6]阿帕杜莱(Appadurai)认为全球文化经济的几种景观(又译为图景)包括人种景观(ethnoscape)、媒体景观(mediascape)、金融景观(finanscape)、技术景观(technoscape)、意识形态景观(ideoscape)，他通过讨论这五种景观来理解全球文化。他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提出了“地方性”的概念，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之下地方的可能性和存在的问题，还提出了从globalization到glocalization的概念，后者是全球化(globe)和地方性(local)两个词的巧妙合成。阿帕杜莱的主要著作有《普遍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物的社会生活:文化视域中的商品》，以及《全球化》。——译者注
[7]二元经济(dual economy)，又称双重经济，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往由两种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部门，生产方式是维持生计的产业;二是现代部门，生产方式是使用再生产性资本谋取利润，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译者注
[8]半无产阶级(Semi-proletarians)，只占有少量生产资料，需要出卖部分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劳动者，比如贫农、手工业者、小商贩等。——译者注
[9]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又称依赖理论、从属理论，也称“外围—中心论”，是一种研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学说，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埃及的萨米尔·阿明、英国的A．G．弗兰克和美国的I·沃勒斯坦等。他们认为，世界被分为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后者受前者的剥削和控制并依附于前者。由于中心与外围之间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各国学者对于如何解决这种不平等的依附的观点大相径庭，弗兰克和沃勒斯坦主张调整和改善国际经济秩序，普雷维什主张致力于外围国家的工业化，阿明则主张彻底消灭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译者注
[10]普雷维什主张致力于外围国家的工业化;阿明则主张彻底消灭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译者注。比如说，我们是在Chase－Dunn和Hall(1993，pp.865－866)对半边陲的定义中偶然发现这个融杂的要素的:“(1)一个半边陲区域可能是混合了中心和外围两种组织形式;(2)一个半边陲区域可能在空间上地处中心和外围地区之间;(3)半边陲地带可能会调停中心和外围区域的活动;(4)在半边陲地区中间，某些制度特征在某些方面是处于中心和外围之间的。”有意思的是，Chase-Dunn和Hall也动摇了关于中心和外围的概念，指出了某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中，‘外围’正有条不紊地利用着‘中心’”(1993，p.864)。感谢一位《国际社会》的匿名审稿人，他提醒了我关于半边陲的原始资料和相关性。
[11]我在Nederveen Pieterse，1994和1989的书中第15章对此加以了讨论。
[12]creolization，原指语言的克里奥耳化，意为混合。克里奥耳语，指的是作为某个社会群体的母语来使用的、由两种或多种语言混合而成的语言。——译者注
[13]criollo，指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混血儿。——译者注
[14]相对于在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出生的半岛人(peninsulares)、当地人、或者美洲土著，以及西班牙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茶罗人(cholos)，都是欧洲人和美洲土著人的混合后代。
[15]苏丹·卡里耶夫(Sultan Galiev，1880—1939?)，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泛突厥主义者中，出现了一些想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伊斯兰相结合的鞑靼人，代表人物即苏丹·卡里耶夫。十月革命以后，他加入苏维埃共产党，进入了苏维埃政权内部，曾在民族事务委员会任职。他认为布尔什维克需要结合中亚局势对穆斯林文化给予特别关注。由于政见不同，在苏俄政权巩固之后立即遭到“大清洗”，被斯大林视为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不加审判便秘密处决，消失在苏联古拉格劳改营。——译者注(https://www.daowen.com)
[16]阿卜杜勒－马利克(Abdel-Malek，约646—705)，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的第五代哈里发，承袭王朝的独裁风格，扩充军力，并将阿拉伯控制力量拓展至北非，统一了语言、货币等，对阿拉伯世界有重要贡献。——译者注
[17]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20世纪60年代晚期由拉丁美洲学者所提出的一套国际关系与发展经济学理论。依赖理论首先是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反面在20世纪50－60年代出世的，其提倡者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根据古典经济学，国际贸易会让各国达到比较优势，相互得益，但是普雷维什在研究拉丁美洲的实际发展中得出相反的结论:穷国财富的减少与着富国财富的增加一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依赖关系。前者利用其经济、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制订游戏规则的优势而对后者产生控制作用，进行剩余价值的剥削。后者由于经济的落后而在贸易和经济交往中处于被动地位，发展上形成对前者的依赖或称之为依附。依赖理论遭到自由市场的鼓吹者的反击，印度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不合乎依赖理论的预测。——译者注
[18]格列高里·贝特森(1904—1980)，英国人，著名的人类学家。——译者注
[19]艾拉·肖哈特(1959—)，纽约文化研究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用后殖民主义和跨民族研究来探讨文化问题，自称为“阿拉伯犹太人”(Arab-Jew)。主要论著有:Taboo Memories，Diasporic Voices;Israeli Cinema:East/West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Talking Visions:Multicultural Feminism in a Transnational Age;Dangerous Liaisons:Gender，Nation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等。——译者注
[20]巴赫金(1895—1975)，苏联著名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论对文艺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都有巨大影响。——译者注
[21]霍米巴巴，1949年生于印度孟买，现任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语言讲座教授。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一起被誉为后殖民理论最重要的三位思想家。其主要文化批评著作有《后殖民与后现代》《文化的定位》以及他主编的《民族与叙事》等。——译者注
[22]M.C.哈默(M.C.Hammer)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说唱乐的著名代表，从艺以前是美国奥克兰棒球队队员，黑人，在说唱和舞技方面有天赋。在2013年元旦的纽约时代广场跨年演唱会上与韩国歌手鸟叔一起表演了《江南Style》。——译者注
[23]维迪亚达尔·苏雷吉普拉萨德·奈保尔爵士(1932—)，出生在印度、定居于英国的著名作家，游记作者和社会评论家，后殖民主义文学代表人物，是当代极富争议的人。他的小说描写各种文化中那些疏离于社会、一生都在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个体。主要作品有《大河湾》《浮生》《超越信仰》等，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24]naipaulitis，根据本书作者的另一本论著《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灵活的文化互渗》(Global Multiculturalism，Flexible Acculturation)，naipaulities是一种移民的缩写，他们从不发达地区来，但可以用发达地区大都会的视野来看世界。该词似乎与上文中Naipaul的名字同源，此处双关暗含讽刺。参见http:// www.jannederveenpieterse.com/pdf/Pa%20Glob%20multicult.pdf。——译者注
[25]萨尔曼·鲁西迪(1947—)，印度裔英国作家，其作品往往被归类为魔幻现实主义，显示出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最著名的作品是1988年出版的小说《撒旦诗篇》，引起巨大争议，伊斯兰教基要主义者抨击它为亵渎之作，鲁西迪也被当时的伊朗领袖霍梅尼下令追杀，并导致伊朗与英国断交。1998年伊朗政府宣布不再支持追杀令，鲁西迪得以重返自由生活。——译者注
[26]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出生在耶路撒冷的美籍作家，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巴勒斯坦立国运动的活跃分子。代表性著作有《东方学》《巴勒斯坦问题》《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等。他还被认为是巴勒斯坦在西方世界最雄辩的代言人。——译者注
[27]底层研究，底层或译为属下(subaltern)，指那些从属的、缺少自主性的、“没有权力的人群和阶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意大利南部的农民中，他们缺乏组织，没有作为一个群体的社会、政治意识，因此在文化上依附、顺从于统治阶级的观念、文化和领导权。20世纪初，由葛兰西在《狱中杂记》中论述阶级斗争时，迫于政治压力，用了“底层”这个词汇来代替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此后，这个概念得到“印度属下研究小组”(Subaltern Studies collective)的历史学家们的继承，主要用来研究印度民族独立的历史。对其进一步进行补充和阐释的是美国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在其著名文章《底层能说话吗?》(Can Subaltern Speak?)中，她强调了底层是不能言说自己、失去自身主体性的人群。这一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新思潮影响下，还在不断地发展出新的内涵。——译者注
[28]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又称道义经济。该词由俄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于1920年发明，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E.P.Thompson)对其最早进行了详细阐释，后来在对农民经济的人类学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发挥。道德经济是指一种建立在美善、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经济，商品价格不完全受制于市场经济，这在封建制小国寡民的小农经济中尚能发挥作用，但在资本主义的大市场却很难保留下来。——译者注
[29]Pour Rushdie是一本支持言论自由的阿拉伯和伊斯兰知识分子的文集，该书中，巴黎被看作是一个“阿拉伯的首都”，这唤起了另一个融杂的概念，它主张某种集体主义的基础，是建立以普遍价值意义上的多元主体基础上的。
[30]约翰·洛克，英国哲学家，英国实验主义代表人物，在社会契约理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密尔，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政治理论家。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31]阿尔贝托·梅卢齐，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挑战规则》(Challenging Codes: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The Playing Self:Person and Meaning in the Planetary Society等。——译者注
[32]我使用了“批评性的全球主义”来研究当前的各种结构。关于“帝国主义对抗全球化”的讨论可追溯到“9·11”事件及其后果，它带来了新的帝国霸权的变化，对此参见《全球化还是帝国?》(Globalization or Empire)一书(Nederveen Pieterse，2004)。
[33]日本趣味(Japonisme)，又称“日本主义”，也称“东洋趣味”或“日本风”。自1860年至1910年前后的大约50年间，日本工艺美术品以其独特的造型手法与华丽的色彩对欧洲绘画产生了巨大影响，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受到浮世绘、木版画、日本屏风画和纺织品的启发，将之采用于绘画和装饰艺术中。日本美术所体现出的单纯的色彩、细腻流畅的线条和简洁明朗的形象，与自古希腊以来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西方美术样式形成了鲜明对照，东方式的感性体验启发了反对学院派的艺术家们，从而催生了西方艺术趣味、审美特质和表现手法的变革，这是东方艺术第一次正面与西方艺术相遇、并对其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译者注
[34]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1859—1891)，新印象派代表画家，英年早逝，采用了不在调色板上调色，而用小圆点和纯色色点进行点彩的方法，对比原则、点彩法、纯色和光学调色法，是修拉艺术的重要贡献，代表作有《大碗岛星期天的下午》。——译者注
[35]图鲁斯·劳特累克(Toulouse Lautrec，1864—1901)，法国后期印象主义著名画家和设计家，在招贴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作品具有浪漫主义特色，注重理念的表达，图形高度概括，色彩和谐统一，画面强调装饰性。其招贴《玛丽·弥尔顿》被毕加索收藏。——译者注
[36]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McNeillWhistler，1834—1903)，美国印象派画家，代表作有《画家的母亲肖像》《在钢琴旁》《白衣女人》等。——译者注
[37]格式塔(Gestalt)，奥地利及德国的心理学家创立了格式塔理论，它强调经验和行为的整体性，反对当时流行的构造主义元素学说和行为主义“刺激—反应”公式。——译者注
[38]多琳·梅西(1944—)，英国地理学家，提出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社会诸多不平等，产生了贫穷地区和富裕地区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明显区分，因此，“空间”对贫富、福利等绝对是重要的。主要著作有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Space，Place，and Gender，World City等。——译者注
[39]某些“原始的与世隔绝部落”可能会是例外，这是人类学的传统研究项目，虽然这也可能在更长久的时间段中被质疑。
[40]Generation E.A.:Ethnically Ambiguous.——译者注
[41]Window live Mesh于2013年2月13日停止使用。是指计算机之间的某种远程操控。如果您拥有两台或更多安装了Windows Live Mesh的计算机，您可以在这些计算机之间(对等)同步文件夹。通过Windows Live Mesh，可以最多同步200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的大小最大为50 GB，最多包含10万个文件。在计算机之间同步文件夹时，只要这些计算机处于联机状态，对一台计算机进行的任何更改都将同时应用到其他计算机。同步的文件夹中的内容将保存在所有计算机上，因此，即使不连接互联网，您也可以处理这些内容。——译者注
[42]参见Pickering，1995。这些观点应归功于Jong-Young Kim。
[43]意大利著名品牌之一的贝纳通公司成立于1965年，以设计制作成衣为主，陆续推出休闲服、化妆品、玩具、泳装、眼镜、内衣、鞋、居家用品等。高技术的生产工艺、创造性的设计以及优异的市场营销使贝纳通公司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服装生产厂家之一。贝纳通的全球策略就是要使贝纳通的名字像麦当劳、可口可乐一样享誉世界。——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