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
科技的发展变化促成了全球化。贯穿整个全球化时期和全球化争论的一个线索就是连通性在不断增长。信息和传播技术(ICT)[1]的激增形成了全球化在财经、资本流动、出口贸易、跨国传播、迁徙、旅行和国内社会互动等方面的基础。
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信息、微型计算机和传播技术为金融的全球化——比如24小时电子商务——提供了技术手段，它们为全球产品信息的传播和需求创造了条件，想要建立全球市场和全球品牌的努力大大增加了全球广告的消费数额，从1950年的390亿美元到1990年的2，560亿美元，比贸易本身创造的价值多了三倍。信息技术也促进了公司内部和公司之间的交流，从而使供应上的全球化可以实现。对于公司来说，缩短产品的经济周期可以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分期偿还不断增长的研发(R＆D)[2]成本，这导致了全球化竞争，也促成了公司之间的协作、网络化、联合、收购，从而可以控制研发风险和全球化市场。
全球化的经济、供需和竞争共同作用，形成了全球销售信息的连锁趋势，这些信息都是联网的，转而将生产灵活化了[3]。争论的焦点并不仅仅局限于国际贸易的增长和跨国公司的角色，而是信息连锁的趋势是否符合工业组织的新制度，对此的叫法五花八门，“弹性专业化”[4]“弹性积累”“精益生产”[5]“即时生产资本主义”[6]或者是“丰田主义”[7]。从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到弹性生产的转换，其特征通常被认为是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变[8](Harvey 1989)。这涉及生产组织、劳动力和企业、地点以及市场等更多的灵活性和弹性，这些变化基本上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它们彻底影响了劳动力的国际分工。自从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趋势解除了很多经济和信息化方面的管制，其进一步的发展涵盖了新经济、电子商务和网络(dot.com)。
通常，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被解释为技术变革驱动了全球化，但是，技术本身也是根植于社会的，是由社会所塑造的，因此技术决定论并不恰当，关键不是技术本身如何，而是它如何被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种力量所驾驭。各种各样的技术变化及其影响造成了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不可停止的”诸如此类的印象。一个更深层的现实就是，在公司的层面上，全球化也可以是由微观经济的各种力量驱动出来的宏观经济现象。各式各样的新技术变化带来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不仅适用于跨国公司，而且也适用于中小企业。全球化不仅仅是由大公司、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所推动的，也是被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包括形形色色的消费者和社会运动驱动的。
全球化涵盖了在经济领域里互相交织缠绕的各种重大变化，比如，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是和信息化、弹性化及消除管制一起打包而来的，这个大包裹影响到了与全球化结合而产生的各种变化的特征，这些特征激动人心、令人注目。事实上，“全球化”一词常常充当了这些变化的缩略语。然而，既然全球化本身涉及空间的进程及世界规模的效果，所以当我们要描述更广泛的变化时，仅仅用这个术语来替代或用作关键词是不够充分的。
全球化包括了国家重构。早期的分析家认为，全球化导致了国家机能的退化和削弱(Strange，1996)。有一种非常消极的看法，认为全球化意味着无边界世界的开始、国家制度的结束和地区政治的形成(Ohmae，1992)，Stephen Kobrin解释说，“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当市场在电子空间建立起来的时候，根植于地理的管辖权意义就丧失了。”(Kobrin，1998，p.362)因此，对全球化的政治含义的通常解释就是边界消失、跨边界增长和超越领土的关系(Scholte，2000)。关于国家角色有很多看法，观点之间的差别越来越细微，现在很多争论就与这些看法有关。
根据社会学对全球化的观点，从19世纪以来全球化的形成过程即是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日益增长的过程(Robertson，1992)。1840年到1960年，民族国家一直是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形式(Harris，1990);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区域化才开始成为一种有意义、有活力的动力，欧盟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主权开始削弱，这种削弱包括上、下各个层面，前者是在国际上和多种国家形式中共享主权，这也是国家国际化的一个过程;而后者若是发生在一个控制性很强的政治形式中，就会导致权力分散和下放，如果发生在控制性不强的政治形式中，就会带来种族冲突或地区冲突，导致分裂、国家瓦解和崩溃。国家国际化也将会模糊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导致国家间政治[9])。
在当代的全球化语境中，什么是国家主权的范围?国家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全球化的结果，它也在战略上积极地作用于全球化(Boyer and Drache，1996;Mann，1997;Weiss，1998)，国家的角色功能可能在缩减，但同时其功能也越来越活跃，在某些地区甚至承担更多的责任(Griffin and Khan，1992;Adam et al．，1999)，对不同的国家类型有不同的分析，大国或小国、核心国家或边缘国家、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情况都有所不同。问题不在于国家本身是否越来越重要，关键是哪一种国家才重要，由此带来了国有部门改革的重要性。在经济衰退之后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之后，国家的财政危机导致政府开支缩减，同时，市场上各种力量的增长也使得政府从地方到国家都开始吸引外资。因为不同的政府都会采取相似的措施，诸如财政优惠、基础设施建设、地区营销等，所以它们相互之间仿佛是“存在敌意、互不欢迎的兄弟”。在日益改变的国家结构中(Cerny，1990)，随着国家越来越多地卷入国际规划，国家的形式也在不断改变，当国家面临财政危机时，国家的基础也在改变，当国家之间变成竞争者时，国家的功能也在发生改变。联网、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基础建设激发了这样一种观念，那些有能力把自己成功地放在全球化格局中的城市、国家、地区，也大力发展了信息和传播技术，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的部分地区(班加罗尔、海德拉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也被称之为“从种族到智能国家”(Connors，1997)。
凭借跨国民主的影响、日益唤醒的人权意识、跨国界的民间维权的发展，全球化能够促进民主化进程吗?或者换句话说，增加了社会不平等后，全球化的经济影响反而会超过民主的趋势吗?因为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是伴随着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不平等，另一方面又是趋向民主化的，所以最终的结果仍然难以预料。(https://www.daowen.com)
如果可以达成某种粗略的、微弱的共识的话，那也是在不同层面上的主权共享(区域性的、国家之间的、超越国家的[10])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且还结合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包括从政府的管理形式到地方多层次的管理形式，从本地的、市政的、国家的、地区的层面到超越国家界限的各种层面。表1.2简略地概括了伴随着当代全球化发展的政治进程。
表1.2全球化与国家(从20世纪晚期开始)
全球化与区域化并存并行。如果说在1840年到1960年期间，全球化最主要的政治形式是国家的话，现在最重要的全球化政治形式就是分成地区，它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各种地区客户联盟(如大西洋自由贸易区[11])，自由市场地区(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贸合作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南方农业研究中心[12]等等)，各种安全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13])，还有一些制度化比较深入的机构，如欧盟(Oman，1994)，超越了对这个事实的共识解读。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正在发生的根本不是全球化，而是区域化，或者是地区自由贸易、投资区域的形成(Ruigrok和van Tulder，1995)，一起出现的还有区域性的新重商主义的地区贸易共同体，或者说是“地区性竞争”(Morrison et al．，1991)。总的来说，这听起来好像不大可能，因为贸易和资本在流动，技术和市场相互依赖，并且整体上看已经跨越了地区的界限，但是，如果世界贸易的更大份额只是由跨国公司内部和跨国公司之间来占有，那么这一切就只能是地区性的。
地区的一体化能够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和跨国公司及国际机构打交道过程中讨价还价的谈判地位吗?或者换句话说，地区的一体化可以加强市场定位、自由化的方向和解除经济管制的方针吗?一个更为准确的问题是，在何种政治和国际条件下，地区的一体化能够为发展服务?一些地区的形成就好像是围绕着一个锚，周边国家形成联盟，如成为东亚和东南亚中心的中国和日本，北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欧盟和东欧，南地中海和非洲(Stallings，1995)，这是一个关于地区性组织的政治空间概念，一个实验性的观点是，把区域化看作是通向日益增长的多边主义、最终走向全球化治理的一个过渡(Group of Lisbon，1995)。
全球化发展并不均衡。像一些先前的概念如“国际化”“相互依赖”一样，全球化并不是指一个全球范围层面上的游戏场，也不是指各种各样对称性的，或者是平等的国际关系。当代的全球化主要集中在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欧洲和东亚。就分配来说，收入和财富是极端不平等的，在1980年到1991年之间，占世界人口14%的人拥有80%的流动资金，而在1992年，14%的人进行了70%的世界贸易(Hirst and Thompson)。在1960年，20%的高收入人口的收入是20%低收入人口收入的30倍，到了1994年，这个数字上涨到了78倍，世界上有3，85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这已经超过了代表45%世界人口的很多国家的年收入(UNDP[14]，1990)，这样一种状况被称为是“缩减版的”或者“选择性的”全球化。原本三驾马车式的全球化——即经济上紧密联系的欧洲、北美和日本，现在正在被崛起的中国和东亚所替代。
这一观点引起了一种看法，认为“第三世界”被排除在了全球化之外，但这又会忽略全球化影响大部分世界的诸多方式，把这些关系描述为排斥是太过简单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不对称的包含”或者是“分等级的整合”(参见本书第二章)。
过去的十年中，南北半球发展的鸿沟在许多方面都被更加扩大了，在经济发达地区和新工业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在缩小，但是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却一直在扩大，从20世纪末期开始，在各个社会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平等急剧增长(Sutcliffe，2001;Pieterse，2004)，如果要重新解释不均衡发展的早期术语，现在的情况可能指的就是“混合的和不均衡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