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鹄之志——毛泽东是如何立志的
第一章 鸿鹄之志——毛泽东是如何立志的
毛泽东从小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远大志向。在他读过的《世界英雄豪杰传》一书中，圈点最多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他曾对同学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努力。”
一、孩儿立志出乡关
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咏蛙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毛泽东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鸦片战争之后第53个年头的1893年，韶山冲农民毛贻昌家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泽东，字咏芝（后改润之）。由于毛贻昌家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母亲生怕这个男孩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的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并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石三伢子。毛泽东就是石三伢子。
毛泽东出生两年后，甲午战争爆发。从1840年中国签订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到1895年签订割地赔款的中日《马关条约》，中国一步一步地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旧中国最为屈辱的历史时刻。正是在这样一个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时刻，毛泽东来到了人世间。
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位于湖南省湘潭、宁乡、湘乡三县的交界处，地居湘江中游，群山环抱，老百姓以务农为主。到毛泽东这一辈，毛氏宗族在这里垦荒、务农，已传承20代，近500余年。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他为人勤奋，善于经营，17岁时便开始当家理事。他在对待子女上同许多旧时代的传统农民一样，严格按照自己的生活理想塑造毛泽东，虽然处在当时并不贫穷的家庭，但他却让毛泽东和其他大多数穷苦孩子一样从小就开始做一些沉重的家务活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等等。等毛泽东识字时候，又开始帮助精明严厉的父亲记账。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十四五岁的时候，犁、耙、栽、割等全套农活，他全部在行。艰辛的生活，锻炼了毛泽东，使他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同时也使他对中国贫苦农民的生活有了切身的感受，对农民的困苦和艰难有了更深的体会。
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度过的。外祖父家虽是务农的，但有一个舅舅在开馆教读，毛泽东有时也在那里听听。到了1902年，父母把8岁的毛泽东接回韶山，让他入私塾开始读书。此后8年，除中间两年曾停学在家务农之外，其余时间毛泽东一直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6处私塾读书。这一段私塾生活，就是毛泽东后来反复说起的“六年孔夫子”。
此时此刻，晚清政府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各色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但是，在闭塞的韶山冲，私塾仍是莘莘学子求学的唯一途径。毛顺生供养毛泽东进私塾求学，并没有多大的雄心，而是想让毛泽东多识两个字，以便于记账和打官司。
在私塾学习的6年里，毛泽东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这些普及读物学起，继而接触到了“四书”、“五经”这些儒家传统文化典籍。个性强烈的毛泽东并不喜欢这些拗口难懂、枯燥无味的经书，但是由于他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所以对这些经书仍然学得很好。无可否认，这“六年孔夫子”，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了然于胸，帮助了他后来娴熟地对这些文化“古为今用”。
中国有句古话，叫“少不读水浒”。但是，年少的毛泽东却最爱读被塾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在私塾里，宣扬孔孟之道的老师不让读这些书籍，毛泽东就用课本挡住偷着读；在家里，父亲不让读，他就用布把窗户遮住，使父亲看不见灯光。为这些书中精彩绝伦的故事所深深吸引的同时，勤学好思的毛泽东也产生一个深深的疑问。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作为深知农民艰辛的毛泽东，对这一点思考了很久。后来，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这激发了毛泽东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胸怀和抱负，也激发了他从小就砸烂这个不平世界的反叛精神。
1910年春天，16岁的毛泽东师从韶山秀才毛麓钟，学习了《纲鉴类纂》、《史记》、《汉书》以及唐宋诗词，还在毛麓钟指导下学习写诗填词。不久以后，他便辍学在家，边务农边自学。
这期间，一本叫《盛世危言》的书深深触动了他。他认为，中国再也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了，中国的社会要改良。韶山冲固然美丽，但是外边的世界疾雷动荡，中国的命运仍在风雨飘摇。胸怀大志的他强烈地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于是，他萌发了继续求学的愿望。恰巧这时，毛泽东与他的父亲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父亲对毛泽东“找到什么书就读”很生气，硬逼着他熟读经书或在田间劳动，不容许他接触任何宣扬叛逆思想的书籍。这使少年毛泽东非常反感。
到这一年秋天，毛泽东终于说服父亲同意他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怀揣着抱负的他，其激动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临行前，为表明自己的心迹，他改写了一首“剥皮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诗曰：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所谓“剥皮诗”，就是将已有的诗改动一下，使之成为另有含义的一首诗。表面看去，是制作者借助原诗以表达己意，似乎有点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意味，实则也可以说是创作，是很灵动、机智的一种创作。据说，这首诗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青年时期的作品，毛泽东只改动了其中的两个字：诗中第一句的第一个字“孩”原为“男”，第二句的第五字“誓”原为“死”。这一改，既恰当地表明了毛泽东写诗给父亲的身份，又很鲜明地向父亲表达他外出求学的决心与抱负。
清代中期，湘乡籍的曾国藩率领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为清王朝立下大功，因而湘乡由于军功而获得二品以上官爵的人多达2000多名。因此，在湘乡形成了一个新兴军官兼地主的特权阶层。东山书院就是为了培养这些人家的子弟而兴办的。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前身是湘乡东山书院。同旧式私塾相比，它除了传统的经籍外，还有些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但是，入校读书的大多数却仍然是那些豪绅地主的子弟。这些孩子纨绔成性，穿着华丽。也因此，不是湘乡籍，且又初来乍到、穿着很差的毛泽东被该校许多学生疏远，看不起。后来，毛泽东还回忆起这些往事。他说，因为他“平常总穿着破衣服”，“很多富家的同学看不起他”。
大约就是在此前后，心情抑郁的毛泽东，又写下了一首剥皮诗。诗曰：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据说，这首诗出自清朝末年湖北英山名士郑正鹄。郑正鹄初到天水任上，当地一些官吏富绅见他身材不高，其貌不扬，有意请人画了一幅画，画面是河边树下一只青蛙，送到县衙去，以奚落一下新来的县令，杀杀他的威风。孰料，郑正鹄看了，当众挥毫，在画上题诗一首：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阴。
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送画的人一看这诗，不禁打了个寒战，怏怏告退。
毛泽东对这首诗的前两句改动很大。两相比较，毛泽东这首剥皮诗，托物寄兴，借蛙达意，既对那些衣着华丽入时、胸中全无大志而又盛气凌人的富豪子弟给予嘲讽、藐视，又表现了少年毛泽东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卓尔不群的非凡气势。虽然有这些不愉快的小事，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作文很好，因此很快他就在东山高小全校出名。眼观毛泽东的杰出天分，高小的校长赞扬说：“学校取了一名建国材。”
毛泽东对东山高小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但吸引力最大的还是学堂里那座藏书楼。这座藏书楼收藏了成千上万册图书，除了以往东山书院留下的古籍图书外，还添置了不少新书。毛泽东一有时间就去阅读，使他眼界大开，学识猛增。在东山小学堂，毛泽东最喜欢读的便是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他觉得，康、梁的著作，从内容到文体都格外新鲜。康、梁，也都成了他崇拜的人物。通过阅读康、梁著作，毛泽东开始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
在这里，他还从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教员那里了解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事情后，羡慕不已。此后，他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以外的事情。他从同学萧子暲（即后来的著名诗人萧三）手中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被书中描写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感染，还书时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
1911年春天，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因为毛泽东成绩优异，贺老师愿意带毛泽东前往读书。心怀大志的毛泽东欢喜异常，并如愿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初到湖南省城长沙，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了很多。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并成为它的热心读者。他开始接触到了许多革命言论，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感受到一种和韶山、和湘乡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了。毛泽东兴奋异常，觉得正在进行的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遂决定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进行反清斗争。在短暂的当兵期间，他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还把每月7元的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了解时事政治。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份已宣告独立，清王朝宣布退位后，人们普遍兴高采烈，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毛泽东也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于是他决定退出军队，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于是，他来到了长沙继续求学。从此，他走出了束缚身心发展的家庭和落后闭塞的韶山冲，“孩儿立志出乡关”，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感，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抱负，立志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坚定地走上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追求真理之路，走上了漫长的职业革命生涯。
二、大丈夫要为天下奇
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
——毛泽东
毛泽东离开韶山是1910年，到长沙是1911年，恰逢辛亥革命爆发。他目睹了这场革命的潮起潮落，更为民族的前途担忧。青年毛泽东生活的时代，帝国主义侵华日甚，国内军阀连年混战，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到了近代，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这一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中国要进步，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还要反对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随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入，他与许多同时代的有志青年一样，逐渐形成了救国救民的意识。毛泽东曾说：“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毛泽东还提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下，毛泽东决心逐步“改造中国与世界”。
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读了半年，留下一篇被国文教员柳潜称为“实切社会立论”的作文，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文章劈头就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这是毛泽东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全文仅600字，老师的批语却有150字，说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还批给其他同学“传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毛泽东为了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他觉得这种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远不能使他满足。不久，他读到了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读完后收获很大，越发觉得自学胜于在学校里读书。于是，他决定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每天步行3里路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这里的中外书籍，报刊杂志之多是毛泽东从未见过的。这期间，他制订一个自学计划。他的学习十分勤奋，广泛阅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他如同置身于书的海洋，贪婪而又自由地畅游着。在浩瀚的书海里，从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到历史地理，从哲学法律到自然科学论著，他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使他深受启发。严复针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现状，写下大量按语，批判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阐发了自强、保种、自力、斗争的观点，呼吁救国图存，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半年的自修生活，使他获得了许多新知识、新认识。毛泽东认为这是“极有价值”的半年。
在这个时候，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一则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这所学校。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在这所学校，毛泽东前后共做了五年半的师范生。这所学校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在重视“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之外，湖南第一师范还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尤为称道的是，湖南第一师范还先后聘请了诸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他们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而且“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其中，杨昌济就是 “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杨昌济成为毛泽东的良师益友，他对毛泽东人生观的确立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与毛泽东入校差不多同时，蔡和森、周世钊、李维汉等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子也都纷纷考入该校。当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湖南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一生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在湖南一师，他广泛涉猎古今名著，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后来回忆起这段岁月，毛泽东感慨地说：“我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和寒冷，贪婪地读，猛烈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初次尝到了吃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大社会转型时期，也是中国命运发生急剧颠簸的年代。清王朝被推翻了，亿万人民期待的共和到来了，但是民族却没有赢得独立、民主和进步。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开始逐步为自己规定读书的目的，并因此开始逐步树立救国救民的志向。
与别人不同的是，毛泽东的立志呈现出“立真志”和“真立志”的特点。他认为，仅仅有宏大的志向还不够，还必须找到实现崇高理想的途径。因此，真正的立志，首先是要寻求真理。他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因此，他苦苦求索“大本大原”，并由“大本大原”而立定志向。
什么是“大本大原”呢？在当时的他看来，就是宇宙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朱熹说：“大本不正，小规不立。”溯本逐源，这个思想实际上和湖湘学派所提倡的做“学问”与“处身”分不开。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在讲课时，也特别强调：“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皆由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神思默想，洞晓此大原则，此所谓贯通大原也。”
由“大本大原”而立定志向，就是要求在面对纷繁芜杂的万事万物时，要从大处着眼，要从事物的根本着眼。把大处抓住了，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节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正是基于这一点，以后在毛泽东的一生里，他经常强调要善于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在求“真”、求“本原”的同时，毛泽东早期立志还呈现出“立奇志”的特点。他曾对人言，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称其为“毛奇”。
毛泽东的立志求本、求真、求奇的特点，决定了他的立志具有无所学而学、无可模仿而“模仿”的性质。这种立志，具有开创和创新的成分和倾向。青年人谈志向，往往喜欢谈自己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而毛泽东却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1915年，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要“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他也曾表示：“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随着在湖南第一师范广泛阅读的同时，他的志向进一步确立和成熟。1917年8月，他在致友人信中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要“谋人类全体的幸福”，实现“世界大同”。斯诺曾这样记述这时的毛泽东：“在当时他们这个年龄的男青年，议论女人的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他和同伴们不但不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他和朋友们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这种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大志，始终激励着毛泽东去拼搏，去奋斗，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那么，如何实现“世界大同”呢，他认为应先从改造中国做起。在他看来，我们生在中国，做改造中国的事比较便利，且中国“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比世界更加幼稚和腐败，故应先从改造中国着手。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因此要改造中国，首要的任务就是从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入手，只有这样才能“变化民质”，“塑造新民”。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实现“世界大同”这一崇高理想。
大地在呻吟，时代在召唤。近代的中国是多灾多难的，帝国主义列强以其不可遏制的侵略本性，如恶魔般地纷至沓来，并和中国落后的、腐败的封建主义结合，造就了中国社会中的畸形儿——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使好端端的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国破了，家亡了，内忧外患的祖国，饥寒交迫的人民，一些关心民族生死存亡的仁人志士开始思考这个天大的问题，救国救民的出路在哪里？这使毛泽东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促使毛泽东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接触了解各种思想学说主义，为的是尽快找到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求本、求真、求奇。他也在不断地否定“旧我”，不断在实践中修正着自己的认识，旧式的爱国理想被改造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爱国主义所取代。新的爱国理想成为他选择、比较、甄别各种理论的试金石，使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从此，他义无反顾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
自鸦片战争以来，首先英帝国主义以其贪婪的本性，把吞噬的目标锁定在正在走下坡路的中国。从此，一批恶魔纷至沓来，瓜分中国，成为当时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时髦活动。他们与中国土生土长的反动势力相结合，使中国变成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使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救国救民的出路在哪里？一些关心民族存亡的志士仁人开始思考、开始奋斗。从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到变法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从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带头人洪秀全到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后有各种救国方案，冀望使中国强盛起来，但都于事无补，并未达到目的。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一丝希望，但毛泽东注意到的是，中国由“皇朝”变为“共和”，却并未使中国获得新生。人民所期望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并未到来，相反，由于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复辟，各军阀连年混战，中国更加黑暗，人民生活更加困苦。目睹着危亡日重、积弱积贫的中国，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在毛泽东心灵中萌发了。
在此期间，毛泽东读了几本具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书籍，这几本书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盛世危言》为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此书认为，中国要由弱变强，必须发展工商业，设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兴邮电、行轮船，与外国资本进行“商战”，要兴学校、讲西学、改考制，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更要治吏治、设议院，实行君民共主，主张变革以御外侮。此论观点新颖，所述广泛，着实令这个山里的孩子耳目一新。此外，毛泽东还读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顾炎武的《日知录》，等等。
这些呼吁救亡图存，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的书籍，使毛泽东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大的震撼。尤其是读到一本关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更令他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产生了深重的危机感和责任感。
在思考救亡的同时，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1909年，湖南各地天灾不断，饿殍遍野。正在广大人民流离街头、无以为生之际，那些地主、豪绅、奸商却勾结外国商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为求生计，次年春长沙街头出现了数万饥民的“抢米”暴动。暴动遭到军警的严酷镇压，死伤近百人。看着这些衣不裹体、食不果腹的饥民凄惨的遭遇，毛泽东的心灵被震撼了，他极为同情那些穷苦的饥民。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始终忘不掉”，以至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深刻地体会到，劳动人民处在社会最底层，永远受着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他对友人感慨：“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他决心挣脱父亲为他设计的那条人生道路，立志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说：“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起来’，‘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当时军阀混战，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这种环境下，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更加坚定，人生观、价值观进一步确立，其人格理想趋于形成，并为实现它开始了实践的探索。1915年6月25日，在致湘生的信中他说：中国积弱多难，“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救济”。他认为，“言天下国家之大计”，不仅要掌握或创立救国救民的理论思想，而且必须在行动上有救国救民之实。当今的中国，必须“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的“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立志做一个能启迪国民思想的思想家、理论家，他决心做一个“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的苦读生，“奋发蹈厉”，刻苦学习。为此，他对自己严格要求，为自己订立的五段课程是：“晨读英文，午前八时至午后三时上讲堂，四时至晚饭国文，明灯至熄灯温习各门功课，熄灯以后一时运动。所谓五段者如此。”从早到晚，读书不止。
然而，毛泽东绝不是“读死书”的书呆子，他在研究学问的同时，非常关注时事政治。此时，国际国内都处于风云变幻的动荡时代，国际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南北军阀连年混战，各派政治势力纷争不已，复辟反复辟斗争激烈，人民处于水生火热之中，帝国主义正伺机灭亡中国。满怀救国救民志向的毛泽东，每天阅读各种报纸，密切注视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发生。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窥视侵略，南北军阀战争以及湖南军阀的混战都了如指掌。1916年，他十分精辟地分析了中日两国形势，对中国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三千万者为之奴”的严重民族危机表示悲愤之至，并预言中日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那么，该如何挽救危亡呢？他认为应该用坚决、彻底的精神和革命手段来以改造旧中国、建设新社会。他说：“吾尝虑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
同时，毛泽东开始把远大志向付诸实际，投入到救国救民的实践之中。在实现远大志向，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毛泽东深感“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他认为，要“言天下国家之大计”，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必须联合更多的志同道合者，结成一个团体才会有力量，才会有所作为。于是，他迫切地希望有一批抱负远大、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来共同奋斗。
初进一师时，毛泽东就与其良师益友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利用星期日、节假日聚集一起，讲学论道，互阅日记，既谈读书方法，也议改造社会之事。但毛泽东感到自己身边的朋友少了，活动范围太窄，要求得更多的学问，需广结挚友。不久之后的1915年，毛泽东署名“二十八画生” (“毛泽东”三字繁体共28画)向长沙各校友出了一则《征友启事》，意欲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耐艰苦，有决心，直至能为国牺牲的朋友。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萧子升、萧子暲、罗学瓒、李立三、罗章龙等10多人。这是一群有朝气、有理想的人。他们勇于反抗旧世界，热切追求新思想，决心树立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满怀着改造国家、改造社会而奋发图强的豪情壮志。若干年后，毛泽东是这样评价这批人的：“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谈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机，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和宇宙！”
经常地聚会和讨论，大家得出一致的结论，即：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据此意见，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严密的组织，便提议成立—个学会，得到普遍的赞同。经过具体的筹备，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正式成立。学会会章由毛泽东起草，确定其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新民学会的成立，表明这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革命团体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开始了把远大理想付诸实践的斗争。江山代有才人出。自此之后，毛泽东走出校门，踏上了他艰难而漫长的革命征程，为实现其救国救民、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志向，为实现他崇高而伟大的人格理想而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直至奋斗终生。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