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砺成长——毛泽东是如何修身的
第二章 砥砺成长——毛泽东是如何修身的
修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首。作为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毛泽东十分重视修身。在立志的同时，青年毛泽东非常注重对自己身心的修养锤炼。他曾说：“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
一、文明其精神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
——毛泽东
毛泽东从小就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刻苦努力，在他8岁入私塾读书时，就能严格地按老师的要求信口背诵那些儒家经典。然而，强烈的求知欲，使他不满足于那种和尚念经似的死记硬背，他读书的兴趣自然就难以局限于鹦鹉学舌般地背诵那些连老师也解释不清的经书上了。
在私塾学习了一段时间，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之后，他就时常找些在大人眼中视为“邪门歪道”的禁书、杂书来看。当韶山一带的书被借读完后，他便到更远的地方借书来读，有时来回甚至需要步行50余里。毛泽东曾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他们，我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毛泽东沉醉于私塾学习之外的杂书、禁书的举动，遭到其父毛顺生的反对。毛泽东的父亲自己读书不多，在一次柴山公案的诉讼中，明明自己有道理，却苦于知识贫乏而说不出个道道来。而对方则引经据典，讲得头头是道，从而由被告变成了原告。结果是眼睁睁地看着柴山断给了人家，自己却是败诉。此事对毛顺生的打击很大，使他认识到没文化的苦楚。于是，他下决心要送儿子读书。毛顺生对儿子读书的要求不高，只要儿子一般地能应付信件来往，记记账，会引用经书去赢得官司就行了。因此，毛泽东偷读杂书的行为，自然会遭到父亲的责骂和反对，并在他13岁时，就让他辍学在家帮助干活。白天，毛泽东在地里劳动，舂米、砍柴、挑粪、喂猪、犁田、插秧，什么农活都干，晚上还要记账。这对于一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孩子来说，负担是够重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求知欲仍十分旺盛。他在帮助父亲干农活、记账之余，挤出一切时间来读书。他在读书的时候，很善于思考，喜欢从别人一般认为是“闲谈”的杂书中，悟出道理来。他在读了许多中国旧小说的造反故事后，发现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书中没有一个种田的农民做主人翁。他幼小的心目中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书里颂扬的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他们不事农桑，因为他们控制了土地，自己用不着种田，而让农民为他们种田。农民们终日辛劳，一没有机会读书，二没有能力写书，因此书里见不到农民当主角。从此，小小年纪的毛泽东便更加发奋读书，并对他的小伙伴们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如果说少年毛泽东读书更多的是为了吸取新鲜的精神养料来丰富自我的话，那么，青年毛泽东读书则直接与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建立理想人格和改造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他要从书中获得与旧社会作斗争的勇气，学会改造旧社会弊端的本领。因此，他的求知欲望更强烈，读书更自觉、更刻苦。他有意识利用恶劣的环境强行阅读、锻炼思考和集中精力，无论在室外还是室内，走廊上、茶炉旁、床铺上，有时甚至在嘈杂的马路上，都可以看到他手捧书卷、孜孜苦读的身影。他在日记里曾这样写道：“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但是，毛泽东读书又不是仅限于书斋里、课堂上，他从社会现实出发，接受新思想，有目的、有选择地读书、求知。
在毛泽东进入东山高小学堂读书后，他第一次接触到韶山以外的天地。他在维新派老师的影响下，开始了解一些西方文化，接触到中国以外的世界。此时，他对新知识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渴望。当他借到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时，便爱不释手，在书上圈圈点点，做满了记号，由衷地佩服书中介绍的英雄人物。他最佩服的是华盛顿经过8年艰苦战争，赢得了美国的独立解放。对英雄的崇拜，使他为之振奋。毛泽东联想到中国人的社会现状和奋斗目标，从中看到了改造旧中国的希望。他认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在东山高小学堂读书仍然不能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于是经过一番抗争，来到了长沙。在长沙求学的日子里，毛泽东通过各种方式、不同途径学习新知。此时，他把求知、读书放到树立理想人格的高度上来认识。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谈到：“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
毛泽东熟读经书，对中国古代大丈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以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思想十分赞赏。1915年9月27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为达到此目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的海洋之中，接受新知识，探求新思想。他在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时，深深地被他那打破封建束缚，蔑视传统权威，宣扬斗争、自强、自立的思想所影响和感染。
特别是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后，毛泽东充分利用一师这个读书的优良环境，不断探求人生和救国的根本道理。在一师学习期间，毛泽东以自学为主、博览群书和重点攻读相结合。在他的讲堂录中有这样一些内容：“高尚其理想”，“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对在一师的求学生活，毛泽东自己回忆道：“在这个时期中，我的政治观念开始形成，我也取得了初步的社会活动经验。”“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
在湖南第一师范，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杨昌济。杨昌济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先后留学日本（6年）、英国（4年）、德国，并在爱丁堡获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是五四时期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杨昌济的治学，程朱并重，主张“贯通古今，融会中外”，致力于康德哲学与理学、心学的结合。杨昌济回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为学，以教书育人为天职。他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坦荡无私、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其博学和人格对青年毛泽东的成长影响至深。杨昌济在一师教授修身和伦理学，他所传授的伦理学、陆王心学与新康德主义伦理学相互发明，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被杨昌济选作教材。《原理》全书仅10万字左右，而毛泽东的读书批注竟多达12000字。新康德主义伦理学的典型特征是强调人格的“超越”与“自律”。而这一点给毛泽东终身都留下了深深烙印。毛泽东的早期修身深受陆王心学与新康德主义伦理学的影响，对主观精神和主观意志表现出高度的重视。《讲堂录》曾经记载，“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毛泽东把它概括为“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毛泽东从小就很注重修身。一次，私垫老师出一对子：“曜足”，要学生对下联，毛泽东不假思索对上“修身”。少年毛泽东道德品质的培养，主要是受益于母亲的熏陶。他的母亲文素勤，因家中排行第七，都叫她文七妹，她心地善良，为人温和，待人宽厚，她以自己的行为给孩子们树立了榜样。每逢荒年旱月，她总是把自家省下来的一些米粮悄悄地送给忍饥挨饿的乡亲们。至于平时接济穷人，对她来说则是常事。毛泽东曾多次对人谈及他上学时，把自己的午饭让给同学吃，母亲发现后便让他带双份饭到学校与同学共吃的事，这足以见母亲对他的影响之深。以后，他还曾在大雪纷飞的路上，把自己的衣服让给别人穿，把自家的米倒入断粮人家的米缸里。他这些助人为乐的事情，母亲知道后都给予称赞，并积极支持。
母亲的言行，给少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指明了做人的品质和标准。毛泽东把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损人利己的人，一类是利己而不损人的人，第三类是可以损己利人的人。他称自己的母亲属于第三种人。在母亲“损己利人”高尚道德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毛泽东把“助人为乐”的道德原则，逐渐转化成为自己个人内心的坚定信念，并用这种内在信念去支配自己的行为。
一年旧历年关，毛泽东去替父亲收一笔猪钱。在回家的路上，他碰见了几位衣衫褴褛的穷苦人，他觉得应该帮助救济他们，于是他就主动把收到的钱散发给他们了。还有一次，正值秋收时节，大家正忙着收割，突然天降大雨，人们纷纷跑到自家的晒谷坪上，抢收场上的稻谷。毛顺生带着家人也忙着抢收，可唯独不见毛泽东，结果因雨大人手少，家里的一些稻谷沿着水沟流走了。雨停后，毛泽东浑身水淋淋地跑回来了。原来他去帮邻居抢收稻谷了，其原因是：人家是佃的田，要交租，冲走一点都不得了；自己家里的比人家多一些，冲走一些也不太要紧。毛泽东这种“关心他人，先人后己”的道德品质，到后来就逐渐升华到“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境界，从而形成了他追求的道德理想。
毛泽东修身经历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早期对人民群众的朴素而朦胧的亲切意识。这一点，与毛泽东出身和生活于社会的下层有一定的关系，也与毛泽东早期所受的《水浒传》等著作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在这个方面，毛泽东注重的是下层人民群众的智慧，而不是什么权谋与权术等等。另外，与毛泽东早期的“游学”经历也有—定的关系。而它们在随后不久毛泽东对农民的发现、毛泽东所概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等一系列思想中，很快就获得了自觉的和明确的提升与升华。
其次，也是更为主要的是，毛泽东的修身甚至于可以说是始终与他博览群书，认真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刻苦钻研学问，培养坚韧之力，立下非常之志，在学习中探索真理、在实践中寻求真理联系在一起的。“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他认为，一个人需要有理想、有抱负，否则就是行尸走肉；一个民族更需要民族精神，否则就成了一盘散沙。
毛泽东修身的这两个因素，一个是重视人民群众，一个是他的矛盾的和实践的观点。前者是关于“人”即人民群众这个方面的，后者是关于“事”即事物这个方面的。在后一个方面，毛泽东的高度在于，他把对于事的把握上升到了在实践中寻求真理的高度。这样，在自己的人格建构与身心修养问题上，一方面，毛泽东自觉地把它切合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切身愿望；另一方面，毛泽东自觉地把它切中于事态本身的性质与进展。
在这样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个人修身，不但是高超的，而且也是智慧的、高明的。在修身方面，“文明其精神”能够做到其中的一个切合，可以说就具有了修身养性的“半壁江山”。而如果能够同时切合两个方面，也就达到了修身本身所能够允许的最终的高度。
二、野蛮其体魄
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
一个人身体不好，则学问、道德的进修都有困难；不把身体锻炼结实，就不配谈救国、谈革命。
——毛泽东
重视意志和身体的锻炼也是毛泽东修身的一个途径。他注重道德的修养，同时也明白“道德之实行，固赖感情与意志”之道理。他说：“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因此，在他看来，对于修身之道，应强调不惮劳苦，要有吃苦的精神和认真的态度。
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毛泽东6岁时就参加了田间的零碎劳作。在他13岁到15岁辍学在家时，基本上担负了一个成年人的劳作。对于父亲分配的事，他从来没当作是多余的负担，而是以认真的态度对待，尽量提前完成，挤出时间读书。他把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作锻炼自己的一个极好机会。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为了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重任，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注意从多方面锻炼自己，锻炼意志更加自觉、刻苦、认真。
在一师求学时，学校开辟后山坡作为操场，组织临时的劳动活动，毛泽东和同学们一道参加了这次活动。每次挑土总是装得满满的。平时，他也经常打赤脚挑水，做一些劳动勤务。毛泽东还组织过一个类似斯巴达性质的团体。他们有时有意识地到近郊农村做长途旅行，做忍饥、受热、耐寒的锻炼，为的是磨炼自己的意志。为了锻炼自己的毅力，在长沙求学时，毛泽东还常常拿着书到离学校不远的南门那种嘈杂喧闹的大街的角落去读书。这种锻炼为他以后在百忙中利用点滴时间刻苦读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毛泽东锻炼体格，特别强调要持之以恒，不论春夏秋冬，晴雨风雪，从不间断，以此来锻炼意志。此外，游泳、八段操、雨浴、风浴、雪浴等都是他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或节假日，和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学一起，到岳麓山的树林里去读书，讨论国家大事，在爱晚亭做体操，散步，露宿。有一个暑假，他们每天清早起床，到田野上去进行体育锻炼，然后到塘里或江里洗冷水澡，接着就读书，谈论社会大事，或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在太阳底下曝晒，或做长途旅行，以作为“日浴”。有时趁着大风来临，跑到操场上、城墙上，或天心阁一带，让大风吹打身体，并大声呼唤，以进行“风浴”。他在给黎锦熙写信时深有体会地说：“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收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故。”他坚信，锻炼可以使身体坚实，“心身可以并完”。
毛泽东于1917年4月1日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阐述了他对体育锻炼的观点。毛泽东说：“一个人身体不好，则学问、道德的进修都有困难；不把身体锻炼结实，就不配谈救国、谈革命。”正是基于这种更深刻的认识，毛泽东不仅注重体育理论的研究，而且更注重体育锻炼，在运动中达到既强筋骨又强意志之目的。
正是在青少年时期注重知识的积累、道德的修养、意志和身体的锻炼，毛泽东为其理想人格的建立，为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一师求学期间，以自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异成绩和出众的才华，赢得了老师的赞许和同学们的青睐。他以自己敏锐激进的思想、高尚的道德、不凡的胆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超群的才智，成为全校师生所公认的品学兼优的佼佼者。
毛泽东还以为“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只要自觉地锻炼身体，体弱者可以变强，反之，体强者亦可变弱。身体强壮了，精神亦可以随之增强，达到身心并完的境界。
在注重“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的同时，毛泽东还非常注重“强意志”。他认为，体育锻炼的同时可以磨炼人的意志。他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各种运动皆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品质。“夫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终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此皆可于日常体育之小基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从青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广泛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假期的时候，他约十几个同学徒步穿林越野，爬山绕城，渡江过河。一方面是锻炼身体，一方面也是接触社会、增长见闻的手段。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上学期间，毛泽东从一份旧《民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两个青年，徒步游历全中国，当时已经到达了西藏的打箭炉，毛泽东看了又羡慕、又钦佩。他决定向他们学习，利用假期走访湖南农村，当一回“游学先生”。他和同学萧子升，身穿旧衣，脚穿草鞋，背着旧雨伞，夹着个装有笔墨和记录本的布包上路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步行千里，几乎走遍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几县农村。三伏酷暑，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不畏艰难徒步跋涉，遇到学校、商店、庙宇等，他们就写几副对联送去，换几个钱做路费；遇到农家，就和农民一起劳动，拉家常，了解农民的艰辛和疾苦；找不到食宿住处时，他们就露宿野地，吃野果充饥。毛泽东推崇“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的司马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锻炼体魄，开阔胸襟。路经安化县时，毛泽东与萧子升拜会了安化劝学所所长夏默安。老先生饱读经史，学识渊博，为了考证他们的学识，老先生写了一副上联——“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要求他们对出下联，毛泽东挥笔写出了下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老先生看过后，连声赞好，并留餐宿，做彻夜长谈，临行还送给毛泽东8元钱。
除了野游以外，毛泽东把自然界中刮风、下雨、霜露、烈日皆作为锻炼体魄、锻炼意志的机会。毛泽东早年同学张昆弟在日记中记载：“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点钟矣。”一个夏天的晚上，毛泽东与蔡和森同登岳麓山，不多时，狂风呼啸，飞沙走石，长空雷电闪过，瓢泼大雨接踵而来。他们顶狂风、冒大雨，爬上岳麓山顶，然后又从山顶跑下，以此来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列风雷雨弗迷”的境界。一师后山的君子亭、岳麓山、爱晚亭和湘江橘子洲头等处，是毛泽东等经常露宿的地方。每当夜幕降临，游人散尽之后，他们相约来到这里，切磋学问，探讨问题。夜深人静之时，便各自找个地方，露宿至天明。这种活动，甚至在寒霜时节，还在坚持，并以此磨炼意志和胆量。
游泳，是毛泽东从小就爱好的运动。小的时候，他就在门前的水塘中学会了游泳，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在湖南一师的时候，毛泽东贴出了一张启事：铁路之旁兮，水面汪洋；深浅合度兮，生命无妨；凡我同志兮，携手同行；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场……同学们看后，纷纷报名，很快就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每天晚饭后。他们—同来到湘江里畅游一番。中流击水，豪气干云。毛泽东还写下这样的诗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冷水浴，这是毛泽东一年四季坚持不懈的一项运动，即使在北风刺骨的寒冬里也不间断。一师浴室旁有一口水井，毛泽东每天清晨早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这里进行冷水浴。刚从井里提上来的水冰冷刺骨，毛泽东一无所惧，将水一桶一桶从上而下浇下来，反复做一二十分钟，然后用毛巾擦身，直到将皮肤擦红发热为止。他对同学们说：“冷水浴有两大好处：第一，它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并能强化筋骨；第二，它可以培养勇猛无畏的气魄和战胜困难的精神。在冬季坚持冷水浴尤其不容易，但只要下定决心，难关是可以突破的。重要的问题，在于持之以恒。”
毛泽东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洗冷水浴，就是到晚年不能正式洗冷水浴也坚持不用热水而用温水洗澡。他说：“冷水浴对锻炼身体的确有很好的效果。我虽然因年纪大，不能正式搞冷水浴，但每天洗澡不用热水，只在冷水中加一点热水，使水达到微温的程度，也不坐在浴盆中去洗，只用水淋到身上，再用毛巾使劲擦洗。我觉得这样洗澡比一般洗澡的办法好得多。一般洗澡只有清洁的作用，我这样洗澡的办法，除有清洁作用外，还有锻炼的作用。”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用“野蛮其体魄”的方式，坚持强身健体、磨炼意志，为日后领导中国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的时候，毛泽东回忆说：“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毛泽东一生喜欢挑战，“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他创造了奋斗的奇迹，达到了锻炼身体和磨炼意志的最高境界。
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以社会为课堂。
——毛泽东
毛泽东的正规学校教育包括“六年孔夫子”、“五年师范生”。湖南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影响是直接的。一师的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城南书院，与一江之隔、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并称。湖南历来注重办书院，许多著名的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学。理学重内圣之道，实学重外王之术，二者在湖南交织扎根，历代相传。到了晚清，形成了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鸦片战争时期的魏源，维新运动中的谭嗣同，辛亥革命中的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都是这种学风影响下的杰出人物。
近现代的湖南，还出了一个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中兴将相”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毛泽东曾经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在一师时期的读书笔记《讲堂录》里就抄写了不少曾国藩的话。在人格修养方面，《讲堂录》推崇曾国藩，“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匾额曾经题写在岳麓书院讲堂的正门。这期间，毛泽东曾经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
除此之外，毛泽东大量的学习是在自学中完成的。1912年，毛泽东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的前身)。但是，毛泽东很快对于学校教育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感到不满意。不久，毛泽东接触并且仔细阅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读完后，毛泽东愈发感到学校教育还不如自学。随后，毛泽东就断然从高等中学退学，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湖南图书馆的自修，使毛泽东接触了大量的社会科学著作，极大地开阔了眼界。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年的自修，毛泽东感到极有价值。
毛泽东舍学校教育而自修，一个19岁的青年作出的这个选择，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的。但是，就毛泽东的学习来说，毛泽东选择自修，认为自修胜于学校教育的意义还在于，毛泽东认为，“立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他的这种选择表明，毛泽东立意从实践中学习，从群众中学习。这是毛泽东学习经历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毛泽东是“自学”成才的。
“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这是毛泽东关于学习问题的一贯主张。这个主张在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实践出真知”、“开门办学”、“以社会为课堂”、“鄙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等一系列思想与实践中都有所体现。而在革命和领导革命取得成功方面，也正可谓“无可学而学”。因此，归根结底，这种学习只能说是一种自学。
杨昌济在湖南一师讲修身课时，认为学问贵在贯通今古，融会中西；修身要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这对毛泽东的学习很有影响。在一师时，毛泽东的学习可以说是始终奉行这个“贯通大原”的大原则的。后来，毛泽东所提倡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等可以说就体现了“贯通”“古今中外”的这个大原则。
通过杨昌济，顾炎武的“实学”关于“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主张对毛泽东也有很深的影响。在湖南一师时，毛泽东曾经多次外出“游学”，并且认为：“游之为益大矣哉！”其中在一次暑假里，毛泽东邀请了他的好朋友，已在长沙楚怡小学任教的萧子升，一起开始了他们的校外“游学”。7月中旬，天气正热，他们带上了简单的笔墨、笔记本等物品，过湘江，踏上了去宁乡的道路。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访问了乡里几户贫困的农民家庭，了解了农民生活的诸多疾苦。他们到宁乡西部的密印寺，结识了寺里的方丈，借此了解僧侣们的生活。
一次，他们在山里累得睡着了。醒来后感到肚子饿了，就向别人“行乞”。一对好心的老夫妇对他们说：“以我看，你们两个年轻人绝非乞丐，为何要讨饭吃呢？”毛泽东直言相告：“我们想旅行，想看看农村情况，但又没钱，只好讨饭‘游学’了。”老人听了之后很感慨，不禁说道：“当叫花子没有啥不好，比现今官府好多了。那些当官的，没有几个廉洁的，人心都叫狗吃了。”毛泽东和萧子升听了更加了解了官府的腐败和世态炎凉，也更增加了他们对于时局的愤慨和执意要改造社会的决心。一月的时间，他们游历了五县，行程千余里，深入社会和考察民情，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回到长沙，一师的同学纷纷问他们是怎样“游学”的，毛泽东爽朗地回答：“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师生们听了都称赞他们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游学”先生。
除了走万里路这种考察，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历史。毛泽东曾经开列了70余种经、史、子、集的著作，认为这些方面是学问的重点。“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毛泽东对历史的重视，特别是他晚年对历史的重视，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对此，斯诺曾经指出，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渊博学识，是毛泽东能够战胜所有对手的一张王牌。
除开读书外，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天天仔细读报，特别关注时事，常向同学们解释时局的发展，头头是道，被誉为“时事通”。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他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他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们的自学能力，活跃各种课外活动。他创办工人夜校，精心为失学工人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一次长沙城短暂真空时，他领导同学护校，竟缴了一支溃军的枪械，同学们以双关语戏称他为“毛奇”。
毛泽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断争得自身的人格、独立和自由，而且他还十分关心他人为获取独立、自由人格的斗争。他敢于打抱不平，向社会讨公道，把使受压抑的人类获得自由视为己任。在一师读书时，毛泽东的一位同学由父母之命与一位中学校长的侄女订了婚，这位同学却不愿意。毛泽东知道后，便去找这位校长说理，终于说服了对方，帮助这位同学解除了婚约。还有一次，一位教师因为一位工友做错了事，破口大骂不休，毛泽东从旁边经过，为之深感不平，便大声说道：“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使这位教师住口不骂了。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市有位女学生赵玉贞不满包办婚姻，因多次反抗无效，出嫁的当天，在轿里割颈自杀了。这件事使毛泽东义愤填膺，在短短的13天时间里，他连续在长沙《大公报》、《女界钟》上发表了近10篇评论文章。他一方面把矛头直接指向旧社会的婚姻制度和习俗，另一方面，他更多的是把赵玉贞女士的死上升到人格的问题上来评论。毛泽东认为，只有获得自由意志，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的人，才算是有人格的人。在人与邪恶的环境发生剧烈冲突，遭受压迫时，有四种选择：第一是有人格的得生，第二是奋斗被杀，第三是自杀，第四是屈服。赵女士的自杀是其人格的发现和实现。她自杀并非想求死，而是想求生。但是，“不自由，毋宁死”，随着赵玉贞女士的死，“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实践中追求真理，在斗争中改造社会。在当时“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社会里，他斗争的对象，正是那些妨碍社会发展、压抑个性意志自由的不合理的旧秩序、旧制度、旧势力。在斗争时，他不仅身体力行，积极参与了反抗斗争，而且还领导和支持人们去反抗旧社会的压迫。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曾亲身经历了多次的兵灾和北洋军阀的蹂躏，对军阀屠杀人民、敲骨吸髓、横征暴敛、无所不为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为了保护校内的正常秩序和师生们生存、学习的自由，毛泽东领导同学们直接同军阀势力作斗争。他组织同学们成立了警卫队， 自己担任队长，守卫着学校，保证学校正常上课秩序。有一次，作为一介书生、毫无作战经验的毛泽东，敢于同武装的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还领导同学们徒手缴了北洋军溃兵的枪。
张敬尧1918年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在湖南进行残酷统治，作恶多端，罪恶累累。湖南人民对他深恶痛绝，称之“张毒不除，湖南无望”。1919年12月2日，湖南教育界和工人举行的焚毁日货示威大会被张敬尧用武力驱散，并重伤数十人。张敬尧镇压人民爱国运动的罪恶行径再一次激怒了湖南人民，一个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开始了。毛泽东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他认为：湘人驱张，完全是为“人格而战”，只有坚决把张敬尧赶走，才能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湖南三千万人的生命。毛泽东作为当时群众公认的领袖和以他为首的新民学会，在这次运动中起了核心领导作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运动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驱张口号以及进行的方针和步骤，为驱张运动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打下了思想基础。毛泽东还亲自率领一个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
在北京期间，他亲任平民通讯社社长。白天，他四处奔波，联络湖南在京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向他们宣传驱张的意义；晚上，他写稿、审稿。他还和学生们一道请愿、示威，与“保张团体”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由于湖南人民的声讨、全国的声援以及军阀的内讧，张敬尧终于在1920年6月离开了湖南。驱张运动是毛泽东为争得湖南人的自由和理想人格而斗争的一次实际锻炼。在斗争中，他有机会进一步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为实现全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终生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