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本色——毛泽东是如何坚定信念的
第三章 英雄本色——毛泽东是如何坚定信念的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从北平来到陕甘宁边区。他想知道，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斯诺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披露了他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一、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
我也从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接受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理论，它的出现动摇了旧制度，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思想武器，是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信仰、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人，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深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能同本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并卓有成效地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立场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做坚决斗争，勇敢捍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呢？这与他勤奋好学，不断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执著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息息相关。
毛泽东是一个在湖南闭塞山村长大的农家子弟，自幼参加田间劳动，目睹和经历了贫穷、饥寒、失学、欺侮和种种的不公正。像那个时代的所有读书人一样，少年毛泽东首先接受的是孔孟之道。他最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稍大一点就在私塾学《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公羊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对此，毛泽东并不喜欢，却下了不少的功夫，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毛泽东将这—段概括为“六年孔夫子”。
但是，他最喜欢读的是中国历史小说，许多故事都熟记在心。描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传》，使他神往；对长沙“抢米事件”中无辜者的镇压，使他悲愤。只要力所能及，他总是像他母亲一样，援助受苦的穷人。为力争继续求学，反抗了父亲的安排，先到邻县湘乡一所新式高小，读了半年“洋学”。在这里，毛泽东接触到了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冯桂芬等人的著作《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等，书中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揭露及提倡变改社会等新思想深深地打动了他，他极赞同书中立意新颖的观点。正在此时，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教师李漱清回到韶山，他反对拜佛，呼吁人们把庙宇改成学校。毛泽东“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明显地跳出了孔孟学说的束缚，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了。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读到《新民丛报》。这份由梁启超主编主张维新变法的报纸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宣扬维新，抨击封建顽固守旧派，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刚接触到这一类文章，从内容到文体都感到十分新鲜，尤其是梁启超笔端凝结的那一腔救国救民的热情令毛泽东十分感动。他认真阅读，并时常写出心得和批语。这时，他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有一次，他读了一篇关于“君主立宪”的文章后，激动地写道：“正式而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立者，专制之国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在这里，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是个实实在在的变法改良主义者了。受梁启超变法维新的影响，尤其是“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思想的影响，从而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辛亥革命前夕，他来到长沙继续求学，这是晚清以来新旧斗争特别剧烈的地方。这里，他第一次读到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并马上成为它的热心读者。毛泽东从《民立报》上看到黄花岗72名革命党和爱国志士起义阵亡的消息，深为感动。从这里，毛泽东还知道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并进行了仔细研究。他的热情开始由变法改良转变到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身上。不久，毛泽东奋笔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公开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第一次发表了自己对国家大事的主张：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做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毛泽东的这一主张说明他还没有放弃对康梁的钦佩，但由主张君主立宪到主张推翻清王朝、废除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制，而且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列为新政府的第一号人物，表明毛泽东的思想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正迅速地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变。
当武昌起义，湖南响应时，他立即剪辫从军，过了半年士兵生活。在军营中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直到上井冈山从未中断。退出兵营后，由于文章写得好，以第一名考取省立中学，但不愿受束缚的性格，难于习惯呆板的课堂生活，半年后即退出学校，在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他贪婪地阅读西方各种新书，爱读严复译的名著，尤其是《天演论》，于是进一步接受了“尊今叛古，尊民叛君”的进化论思想。他自己回忆：“这是我学习历史最有价值的半年。”
从1913年到1918年，他在湖南一师读了五年半。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湖南三次为北洋军阀统治，成为南北拉锯的战场，课堂也是不平静的。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学生，仍以自修社会科学为主。他十分重视理想和道德力量，讲究“立志”“修身”的理学精神，同时又重视经验、重视实际、重视行动，重视“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
《新青年》出版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成为这个刊物热心的读者，他进一步接受“德赛二先生”(民主与科学)的熏陶。于是“胡适和陈独秀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时成为我的楷模”。他还向该刊投稿，参加了《新青年》的战斗行列。他在这个学校的后期，特别喜欢哲学，手抄杨昌济翻译尚未出版的《西洋哲学史》7大本；尤其以批判精神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10万字的《伦理学原理》，批注达12000余字。这些书引导他的世界观由儒家的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因素，至于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则更为明显。由于早已从中外古今学说的参照中得到启迪，加之自己坚持体育锻炼等实践经验的体会，关于辩证法的理解，就表现得更为自觉了。
在第一师范五年半以自学为主的学习生活中，毛泽东勤奋读书，独立思考，从不作书本的奴隶，而是真正眼到、心到、手到。他读过的书多是打满各种记号，密布批语，所写的读书笔记共积有一大网篮。
毛泽东在学校时，没有机会接触纯粹讲唯物主义的书本，他只能从教科书和课外读物所涉及的古今中外各种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哲学中，以及从《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思潮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选择，以树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当时他认为哲学是一切事物的“大本大源”，既是“宇宙真理”，又是“思想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他认为人生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从而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追求“独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他还以“心之力”为题，写了一篇作文，唯心主义的老师对此文奖掖备至，打了100分。这种从学生时代形成的“改造世界”、“舍我其谁”观念，贯穿他一生。
1936年，他在延安同斯诺谈到了他在湖南一师结束学校生活时的思想状况。他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
那么，毛泽东又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从而又是怎样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的呢？对此，毛泽东曾回忆说：“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候读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还强调：“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从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
有感于国家的危亡和追求个人的进步，毛泽东和同窗好友蔡和森等人又于1918年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的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1920年，该学会的宗旨又改为“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会员最多时达七八十人。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打基础的作用，其中30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毛泽东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时，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认准了这种进步的新的思想理论，便以此为挽救中华民族的思想武器，大胆接受、坚持，并付诸实践；而当他发现自己所坚持的某种思潮已经过时，或在实践中行不通时，便毅然抛弃并继续寻求新的思想。这种勇于否定自我的精神，这种“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的无畏勇气，使他最终找到了人类解放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从而奠定了他的人格理想的基石。
在新文化运动的启发冲击下，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西方思潮如各种派别的无政府主义、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等纷至沓来，介绍各种新思想的报刊杂志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这反而使如饥似渴地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毛泽东感到有些无所适从，但他像海绵一样吮吸着这一切。这时，在他的思想中“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他“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毛泽东明确地反对军阀黑暗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使他对“社会主义”这一时髦物最为青睐。虽然这时的“社会主义”还多为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但它却以崭新的面貌扣动着毛泽东的心弦。
1912年毛泽东还在当一名辛亥革命战士时，最早从《湘汉新闻》上看到“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他满怀兴趣地阅读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并收集了几种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他和士兵们谈论着，并热情洋溢地给几位同学写信，要求讨论这个问题。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和真理的执著追求，使他受到以社会主义面貌出现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在中国流行一时，对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无政府共产主义以“互助论”为基础，强调互助是生物界和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可以通过“互助”进入“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而达到无政府、无国家、无军队、无法律、无强权、无命令、无家族、无私产，人人自由、个个平等的理想社会。毛泽东对这一理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后来回忆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对“新村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影响下，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因不满现存的黑暗社会，主张离开这个社会，另辟一块天地，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共同劳动、共同学习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社会——新村，并对这一理想社会进行了实验，幻想将这一“新村”推广到日本各地乃至全世界，以此改造整个人类社会。这种田园诗般的理想社会被介绍到中国来后，一些锐意“社会改造”的进步青年如痴如狂，进而“工读互助主义”在中国产生，而实践它的“工读互助团”在北京等地也应运而生。对此，毛泽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给蔡和森等人写信，介绍日本的新村主义，称此是个无比美妙的仙境，如能真的实现了，那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并提出了对新村主义进行实验的建议。
工读互助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脱离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空想社会主义，全国各地工读互助团相继失败，毛泽东的新村计划也无法进行。毛泽东慢慢从迷雾中清醒过来，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他逐渐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消除了头脑中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混杂物，思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他终于认识并接受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
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与长沙相比，无疑更容易接触新事物。在此期间，他初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当时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助理员，获得了直接向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请教的机会。当毛泽东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后，深感马克思主义能使俄国的工人农民获得解放，也一定能使中国的劳苦大众获得解放，于是他“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在北大旁听他感兴趣的课程，尤其是参加了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以及“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他的认识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在此期间，他拜访过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物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同他们讨论各种新思潮的问题。他还结识了邵飘萍、陈公博、谭平山、张国焘、邓中夏等北大进步学生。1919年“五四”前夕，毛泽东回到湖南，马上成为湖南学生运动的领袖，他创办《湘江评论》，发起领导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投入到火热的实际斗争中。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在此期间，他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此时，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更加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日趋广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也相继出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陆续建立。这使得毛泽东有更多的机会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
在北京的几个月里，毛泽东尽力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书刊、文章，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思索着、比较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进一步加深，并很快产生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他后来回忆这时的情形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第二本是考茨基著《阶级斗争》；第三本是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之所以在短时间里走完从相信孔夫子到民主改良主义，再到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再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路程，与他立志救国救民，与他执着地追求真理、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断进取的精神息息相关。此后，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着手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他以新民学会为基础，组织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6月他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从此，毛泽东就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带领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并继续向社会主义的理想迈进。
二、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
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
——毛泽东
毛泽东在发展完善自我、坚定理想信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习之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跟同学们说，说话看报听讲演，都要动脑思考，对者则取，错者则弃，不能不加分辨全然听之或全然否定。古人的话、老师的话和一些名流学者的话，都要思考分辨，接受正确的，批判错误的。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人人以自己的主张而行，不盲从他人是非。”“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他认为那种人云亦云，没有自己观点的人，就像墙头草，风来两边倒。这种人定是学术上无成就，政治上无信念。
读书而不拘泥于书，尊师而不迷信老师，反对盲从追求真理，坚定理想信念，是毛泽东的一种精神。后来，他又说了这样一些话，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脖子上。对任何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想一想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该盲从，要追求真理，坚持真理。
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地发展自我，树立起良好的自我形象和自信心，是人们事业成功的基础。把发展自我与完善自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则是发挥人的潜力和创造力的重要一环，是人生价值的展示和体现，是人的理想达到的最终目的。然而，发展自我并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它需要不断坚定理想信念，它需要不断地进取和奋斗，需要在点滴的积累中飞跃，它需要在社会的实践中，全神贯注地体验。只有那些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奋进的人，才能日趋完善自我，不断迈向至善的境地。
1918年在湖南一师毕业之后，恰遇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毛泽东和一群学会会员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是他久已向往的地方。与他同期来北京的10多个会员前后两批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但是他却决心留在国内，潜心研究中西学说，探求救国救民之道，不断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后来，他自己也说：“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他还强调：“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从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
在北京停留的半年，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并且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这使他眼界大开，进一步了解到俄国和欧洲革命的情况，以及国内政治和思想界的新形势。他还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交结了许多思想先进的青年朋友，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令他最为震动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看到新的曙光，感到中国会有新的出路。毛泽东自己回忆这半年的生活说：“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后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可以看作是对他本人思想历程的叙述。
毛泽东带着许多新的思想和新的活动经验，于1919年4月回到长沙。五四运动爆发了，他立即投入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他通过学会会员积极领导了湖南学生和各界的爱国运动。这一革命实践，进一步坚定了他的理想信念，标志毛泽东伟大革命生涯的开始，也是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他主编的四期《湘江评论》，充满了反帝反封建的反叛精神。他自己共写了大小40来篇文章，批判旧社会，宣传新思想。
综观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那几个月内写的文章，唯物主义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集中表现在崇尚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盲从。他认为办事情，研究问题，都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研究事实和真理”，要敢于“狂妄”，要敢于打破各种强权和独断，不能“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在他撰写的《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提出吃饭问题是人类生活最根本的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后来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还明确指出：“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他认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贫民的公开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法宝。他们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是“贫富”、“智愚”、“强弱”根本不同的阶级。“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他注意到经济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的许多文章很注意用经济原因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罢工与社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国家，“连空气阳光都专利起来”。这也说明，他已经初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经济关系对人们的政治地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来说明社会与国家间的对立。他在总结巴黎和会文章的结尾还预言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当时各国人民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尤其欢呼“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由于毛泽东开始走向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也就必然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及其历史作用。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觉醒。当年世所公认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重要文章，认为民众是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标志毛泽东已开始用不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且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吹起了最初的一声号角。
毛泽东这时还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间的原则区别，因而他曾幻想“温和的手段”的革命，也赞成“多研究些问题”，但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在《湘江评论》上露出端倪，显示出了必然的趋势：即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资本主义的排斥，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对毛泽东起着“东风压到西风”的作用，也更坚定了他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并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宏伟理想。
三、坚持真理，愈挫愈奋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毛泽东
毛泽东青年时代为寻求救国救民、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曾经刻苦读书学习，认真思考问题，苦苦探索实践，经过一段崎岖曲折的探索道路后，终于在1920年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当时为数不多的中文译本的马列著作中找到“阶级斗争”这根贯串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的“金线”，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长期的实践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后，更加保持了凡事要独立深思、不盲从“本本”、不轻信他人、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的作风。他深深地知道，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读马列的书不行，但光学“本本”，而不考察中国情况，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思考和解决问题，更加行不通。
土地革命战争的前期和中期，党内曾存在严重的“两化”错误倾向，即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正是这种不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和情况出发的“两化”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对“两化”的错误倾向予以有力的抵制和斗争，才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共产党人即拿起武器同敌人斗争，理论准备不充分，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对共产国际从莫斯科按苏联实践经验对中国革命的种种不当指导，毛泽东是抱定—个根本的原则：即该决议、指导是否适合中国情况，是否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正确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就欢迎、借鉴；如果指导错误或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就予以抵制和斗争，从不将就、盲从。从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看，这个根本原则始终坚持，不曾动摇。因此，毛泽东始终代表了党的正确前进方向，掌握着中国革命的真理，尽管他遭到错误路线的打击，曾经被解除了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
1928年年中，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当时中国革命仍然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阶段，它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党的任务是组织发动群众，积蓄革命力量，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由于共产国际不熟悉中国情况，大会的决议对建设农村根据地、人民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提出了错误的指导意见。
毛泽东当时并不在中央任职，也没有参加党的“六大”，正在井冈山根据地从事实际革命斗争。1928年11月，毛泽东向中央写了题为《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报告中肯定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他说：“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毛泽东之所以采取上述态度，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还是正确的，党的“六大”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析也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对共产国际在其他—些问题上的错误指导，毛泽东虽不明确表示反对意见，但在实际工作中是不予执行的，而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分析和解决问题。例如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农村根据地的建设以及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农村环境下党的建设等问题上，他都与共产国际的观点并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他都能坚持真理，置共产国际不正确的决议于不顾，独立自主地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不但理论上能坚持原则，不当糊涂虫，在实际斗争中，毛泽东通过独立思考，也提出与教条主义根本对立的思想原则。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党内教条主义错误倾向日趋严重的时候，毛泽东便响亮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思想原则的明确提出，就为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战争环境的阻隔和革命形势的不断恶化，使党和红军的命运生死攸关，毛泽东勇敢地站出来，与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指导当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1934年10月开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事失利，损师失地。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占统治地位，“左”倾错误领导人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全线出击，毛泽东也被错误地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位置，行军打仗依靠一个只懂外国军队作战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结果出现了在“进攻中犯冒险主义，防御中犯保守主义，退却中犯逃跑主义”的严重错误。面对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损失惨重的危险局面，被贬的毛泽东忧心如焚。但他在遭受严重错误打击的情况下，仍然冒着极大危险，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立场，坚持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冷静地思考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在各个场合与共产国际顾问和党内‘左”倾错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利用战争间隙在贵州北部重镇遵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他批评博古在向大会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敌强我弱，而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路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战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损失。毛泽东上述发言，分析问题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深刻，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的积极支持和赞同。会后形成《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特别在军事路线的统治，实际上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遵义会议在革命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在往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原则领导中国革命，他说：“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给日寇以很大的打击。苏联领导人则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通过国民党蒋介石。从共产国际回国的王明又代表和执行着这条错误路线。毛泽东对此作了严肃的批评，并结合抗战的实际，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和将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的正确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粉碎了喧嚣一时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把抗日战争引上了胜利之途。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又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并以弥天大勇深入龙潭虎穴，直趋政治斗争的旋涡，经过重庆谈判，挫败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内战爆发后，他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1947年10月，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8年底又为新华社写《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1949年初，针对蒋介石的又一次假和谈阴谋和苏联领导人不要过江、划江而治的“忠告”，毛泽东将苏联人的“建议”置诸脑后，最后采取了粉碎敌人假和谈的阴谋，娴熟和稳妥地驾驭了战局和时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坚决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迎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建国以后，毛泽东等还是坚持全党各级干部一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读书，一定要“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则，也就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原则。
在建国头7年里，毛泽东就能带头突破苏联模式，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在大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为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毛泽东认为，苏联的集体农庄并不可取，经过探索，在我国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如，毛泽东认为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正确的，而斯大林采取损害农业、剥夺农民的办法来积累资金以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这又是错误的，等等。
毛泽东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辩证地、审慎地看待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一切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原理，又不拘泥于马恩列斯的个别论点，卓有成效地实践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就是毛泽东一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以贯之地坚持的大原则。从自觉地抵制、斗争和最终克服党内曾经盛行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错误倾向，到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特色道路，毛泽东无不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毛泽东在“残酷斗争”中，不怕“无情打击”，与党内盛行的种种错误思想倾向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坚持真理，愈挫愈奋，指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