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毛泽东的文治武功
第四章 雄才大略——毛泽东的文治武功
1976年9月，毛泽东在逝世前夕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自己的话。他说，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一、运筹帷幄、用兵如神的军事家
毛泽东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如果历史能够假设，按照正常意义来说，那么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或者会成为某一领域的知名人才，或者会成为才思敏捷的思想家，或者则会成为博闻强识的学问大家。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和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对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的残酷现实，迫使他拿起了武器，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从此，本是“一介书生”的他，开始与军事斗争紧紧联系起来。
从领导秋收起义到“三湾改编”建立起第一支人民军队，从率领几万红军进行反“围剿”战争到四渡赤水河，从翻雪山、过草地到与日寇鏖战太行山，从调度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到运筹百万大军与敌人进行决战，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架，创立了人民战争的总体战略思想，并把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发挥到了艺术化的境地。在成千上万次的战斗中，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观；在成千上万次的战火洗礼中，毛泽东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军事家。
（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总战略。其基本内容是，中国民主革命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正是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中国革命才得以成功。因此,“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复兴中国革命继续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和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共“八七”会议明确提出了以武装斗争和农村的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总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继发动南昌起义后，毛泽东又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实现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结合。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受挫。毛泽东及时正确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要占领反革命力量集中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必须把武装力量转移到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才能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因而,毛泽东率部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并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的正确领导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革命根据地形势的发展势头，使毛泽东提高了对于“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随着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他开始自觉地把“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实践提升到理论高度,以此来指导革命发展。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表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能够存在》一文,提出并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他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是在党的领导下,以农民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阵地,并在斗争中把三者结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11月,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他又进一步指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他说:“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斗争是延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延续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重要文献的提出, 成为以后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形成的基础和重要内容，标志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开始初步形成。
不同于苏联首先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模式，也不同于中国大革命时期由南向北长驱直入以占领城市为主的方式，这一思想却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开赴到广大的农村去，实行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四面白色政权的空隙中建立小块红色政权；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方式，先是一块两块，三块五块，由少到多，由小到大，连成一片。以此逐渐包围孤立反动统治的中心城市，进而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
毋庸置疑，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战略构架。然而，这一独特的战略构架不是凭空而出，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透彻分析中国国情而得出的。
当时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首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如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亿万劳动人民头上，劳动人民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可言。残酷的现实表明，要推翻三座大山，中国革命的道路只能是采用武装斗争的形式。其次，反动派十分强大。他们不仅拥有几百万常规军，还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特务网，他们对广大人民残酷压迫，对幼小的中国共产党人则采取屠杀政策。历史无情地证明，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积蓄强大的革命力量，而要积蓄强大的革命力量首先就必须有一个巩固的革命阵地。然而，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去开辟这个阵地呢？苏联的成功经验能否照搬呢？在毛泽东看来，中心城市为强大的敌人所占据，农村才是他们统治薄弱的环节。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农村造成一个政治、军事的强大阵地，借以反对占据中心城市的强大敌人。再次，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一大特征。中国的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他们深受反动统治的剥削压迫，具有较强的革命性，加上民主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必须到农村去，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几点原因，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构架的重要依据。
但是，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共党内仍有不少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不赞成去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他们不是希望通过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方式,而是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其政治影响,然后再发动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就能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从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当时红军中有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疑问。针对这种现象,1930年1月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并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加以发表。信中批评了这种以“流动游击”的方式积聚力量,“等待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在实践上是完全行不通的。他还强调，在中国只有“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才是唯一可行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因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发表,使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通过这些论述, 毛泽东更深层次地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依据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他还深入分析了这一战略构架实施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在他看来：
从经济上来说，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而且极不平衡。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城市和广大贫瘠的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线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等等。换句话说，中国它既有较发达的少数工商业城市，又有广大落后的农村，而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此相对，广大落后的农村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一经济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可以不依赖城市而存在，这就为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为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不仅如此，中国农村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回旋的余地大。
在政治上来说，中国是个由多个帝国主义间接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的政策，为了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必然要在中国寻找代理人，这样就产生了不同派别的军阀。每个帝国主义都扶植一派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和统治中国的工具，而每派军阀也都要寻找一个帝国主义做靠山。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是不断的、绝对的，这就引起了中国统治集团的矛盾和纷争，具体表现为各派军阀之间的连年不休的混战。军阀混战，既是中国各派势力的争夺，又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激烈争夺的现实反映。这就造成中国出现了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奇事”：由于白色政权间长期分裂和战争，不仅削弱了反动统治阶级自身的力量，而且他们也不可能联合起来一致对付红军；“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毛泽东将此称为中国的一大“怪现象”。他说：“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处于四周白色政权中间的这一红色政权坚持和发展的结果，便形成了红色政权对白色政权的反包围，即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农村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的包围，这一形势的根本转变就是革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深刻分析，是他构架农村包用城市战略的又一重要依据。
在建构、阐述上述思想的同时，毛泽东以其超人的智慧和胆略，采取巧妙的手法，大胆、果敢实践，在大革命失败后短短的数年之间，就使“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构架得以在湘赣边区、鄂豫皖三省的大别山区、湘鄂西地区，闽浙赣等两省或三省交界的边缘地区成功实现。
这些地区，不但远离反动统治的中心大城市，而且也是地方势力所无暇顾及而成为“两不管”、“三不管”的地带，而且这些地区不是崇山峻岭就是江河湖泊，地形险峻复杂，是反动统治最薄弱的地方。因此，也是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最有利的地方。毛泽东开辟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就是在湖南与江西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下,从1928年1月开始，中共中央先后派人领导红军,发动群众,开辟了一系列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遍及10多个省、300余县，并拥有15个革命根据地的大好形势。这些革命根据地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密切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反动力量集中的敌中心城市,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 事实上已经在广大农村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形势。
在推动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同时，毛泽东又抓住当时中国各派军阀连年混战、自顾不暇这一契机，迅速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叛变革命建立南京政权后，反动统治内部极不统一，地方军阀各据一方，各自为政，争权夺利，混战不已。从 1927年到1930年，大的混战有六七次。如，1927年10月蒋介石、李宗仁与汪精卫、唐生智之间的战争；11月，广东军阀与广西军阀的战争；1929年3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的战争；1930年 3月，蒋、阎、冯中原大战，更是历时半年之久，厮杀得难解难分，等等。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混战，使其无暇顾及其他，而红军和根据地则趁此良机迅速扩大。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毛泽东又于1929年率部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其后，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全国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他地区的革命根据地也趁各路军阀混战之机，不断开创和发展根据地和红军队伍。这就使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初具规模。
再次，毛泽东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坚决反对流寇主义倾向，这是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关键所在。在根据地创立初期，条件艰苦，环境恶劣。面对困难局面，有的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有的人还主张不要根据地，将队伍拉出去，走南闯北，搞“流动游击”。毛泽东与这种错误倾向作了坚决斗争。他认为，不要根据地红军将不能生存，而不进行土地革命，红军就没有来源，就不能发展壮大。红军要生存，工农武装割据要发展，就必须实行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的有机结合。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根据地建设为依托，这样才能不断发展革命势力，壮大红军力量，巩固和扩大红色区域。毛泽东把武装斗争与农村政权建设相结合，使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架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斗争，到1930年，全国的红军扩大到10万多人，建立了赣南根据地、闽西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陕甘根据地、琼崖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等，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全国范围内亦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
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依据新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使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架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从1931年到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100%,苏区损失90%。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在严酷的现实面前, 广大红军指战员多次要求彻底停止执行“左”倾路线,并在斗争实践中,尽最大努力贯彻毛泽东“以农村为重心”的思想。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对于“以农村为重心”这一思想,在党内已有了正确的共识,这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最终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后，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仍然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在日寇占领的广大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陕甘宁、山东、华中等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对日寇占领的城市及交通线实行战略包围，终于迎来了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之后，在解放战争中，随着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发展到最后夺取城市的阶段，并取得了全国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架最终得以成功实现。
（二）“兵民是胜利之本”
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造就了敌强我弱的基本现实。这就是自洪秀全以降，中国一切革命运动皆归于失败的直接原因。弱小的革命力量如何才能战胜强大的中外反动势力？这已成为自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战争的一大难题。无数仁人志士，都为此苦苦求索而不得其解。
然而，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却成功地解答了这一大难题。在他看来，从数量上来说，一切中外反动军队再强大也不过只有几百万人，而广大人民群众则是个含量无限的概念。人民军队尽管弱小，但是当它与广大的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之时，就会散发出无可限量的战争伟力，就会成为淹没任何强敌的汪洋大海。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威力所在。因此，“兵民是胜利之本”。根据这一思想，中国的革命战争不但要有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协助，而且必须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让军队和人民共同进行战争，打击敌人。也就是说，中国的革命战争要以人民军队为骨干，要通过依靠人民群众来推进。从形式上讲，这种人民战争既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的结合，又是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的结合，更是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等等。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毛泽东领导弱小的人民军队，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无穷威力：仅仅用了22年的时间，就打败了几百万装备精良的反动军队，推翻了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彻底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从而完成了中国几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了近百年的伟大业绩。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毛泽东建立了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是实施人民战争的主体和支柱。
古往今来，敌对双方交战，最后靠的都是军队。而军队又是执行一定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也就是说，一定的部队有着不同的政治任务。民国以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袁世凯、张作霖、吴佩孚等一个个都雄霸一方，他们抓部队，信奉的是“兵为将有”，他们打仗为的是争夺地盘。虽然他们军队的人数亦不为少，但其士兵大多为抓壮丁而来，贫苦人家的子弟被迫而当兵，具有较浓的雇佣性质，根本谈不上打仗的目的性。中国近代史证明，一切反动军队的共同特点都是欺压和奴役人民，压迫平民百姓，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他们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与人民为敌，因此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最终都逃不脱失败的厄运。
吸取以往的历史教训，毛泽东一开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就建立了一支与历史上一切军队所完全不同的新型军队——人民军队。这支军队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人民军队是党指挥枪，而决不许枪指挥党。其次，这支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为着推翻人剥削人的制度、为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军队，是劳苦大众自己的军队。人民军队来源于人民又服务于人民。这就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旧军队彻底划清了界线。 第三，这支人民军队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生产队。也就是说，人民军队不仅仅单纯地为了打仗，除了打仗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及土地改革、建立根据地等重大任务。而且，由于人民军队中绝大多数士兵是根据地的穷苦子弟，他们拿起枪杆子能打仗，拿起锄头能种地，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亲如一家，有一种鱼水相依不可分离的关系。最后，人民军队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对群众秋毫无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等等。
这些特征，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标志，是人民军队的优势所在，也是这支军队深受到老百姓欢迎爱戴的根本原因。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岁月，毛泽东亲自缔造和培养了这支军队。1927年秋收起义后，在率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新型军队的基础。1929年底，毛泽东又主持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从此，这支军队便拖不垮、打不散，开始在革命的洪流中不断发展壮大。
其次，动员、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使之成为淹没强敌的汪洋大海。
人民军队初建之时，军事力量非常弱小。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部队仅有1000人左右。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正式成立工农革命第四军后，部队也只有万余人。与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民党相比，人民军队真是微乎其微。但是，红军却以异常勇猛的精神抵挡住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剿”，使根据地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动员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与红军一起共同对敌。毛泽东曾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组织他们积极支援前线，将人民群众武装起来成立民兵、赤卫队、游击队，配合红军作战，再以有利的地形、时机，集中兵力，使敌我强弱发生变化，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取得胜利。这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与其他战争相区别的标志。在这种战争中，人民群众是人民军队依靠的力量，是革命战争的坚实基础，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依据这一思想，土地革命时期人民军队主要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进行反“围剿”战争。人民群众给红军传递信息，对敌封锁消息，武装起来，成立赤卫队，打击地主武装，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辅助红军打击敌人。
依据这一思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则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动员千千万万民众参军参战，开展对敌斗争。正如毛泽东所形容：千千万万民众动员起来，日本侵略者就“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军队武装群众，成立游击队、武工队，扒据点、烧炮楼，惩治汉奸；动员人民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粉碎敌人的“扫荡”；开展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
依据这一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更是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民党军队虽人数占优，器械精良，却没有群众的支持。而中国共产党却在各次战役中均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解放军开赴到哪里，人民群众就支援到哪里。人民群众组织担架队，帮助运送伤员；组织小车队，奔赴前线运送粮食；组织民工，修筑公路、桥梁，保障解放军畅通无阻地开赴前线。相反，脱离群众的几百万国民党军队，到后来则弄到没有粮吃、没有衣穿的地步，最终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再次，实行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灵活机动，出其不备地打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游击战是一种非正规的作战形式。通常，它是指由民兵、游击队或由正规军组织成的游击部队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在具有一定回旋地域的条件下，灵活地袭击敌人的一种作战形式。在一般的军事家眼里，它只是一种战术，单纯的战斗手段。但是，毛泽东却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将它提高到战略高度，并视其为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和革命成败的关键。这是人民战争又一鲜明的特征。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朱德就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基本原则。此后，根据实际斗争经验这一基本原则又被发展成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方针以及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歼灭战、速决战、带运动性的游击战等作战方式。在敌强我弱情况下，这种战法追求战场主动权，其最大优点在于灵活机动性。这也是毛泽东军事理论与实践的显著特点。当敌大兵压境向我根据地大举“围剿”之时，我则集中兵力，隐蔽待敌，择其弱点，攻其不备，速战速决。在根据地初创之时，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正是运用了这一战法，灵活机动，才出其不备地屡击敌人，保卫、巩固并发展了革命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日寇战斗力很强这一实际，八路军、新四军又依据各自不同的作战条件发展了这一战法。他们在作战形式上不拘一格，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歼敌方法。如：在地形复杂的山区，军民以“麻雀战”打击日寇和伪军，当日伪军进根据地后，游击队则时聚时散，像麻雀一样满天飞翔，扰乱敌人的视听，使其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在江河湖泊的水网地区，军民开展“水上游击战”，在水中、在芦苇林里时隐时现，声东击西，使敌看得见、摸不着，将敌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我则趁机歼灭敌人；在平原地区，我军则开展“地道战”，神出鬼没，使敌看不见又摸不着，我在暗处，敌在明处，出其不意地奇袭敌人。此外，不论在平原还是在山区，根据地军民们都广泛地采取“地雷战”。他们在路上，在房前屋后，在日寇任何能走到或触摸到的地方，埋上地雷，使前来根据地“扫荡”的日伪军一碰上地雷，便炸得血肉横飞，弄得他们心惊胆战，寸步难行，进得来，出不去。强大的不可一世的日寇，就这样投入了游击战争的罗网里，淹投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游击战的真谛，从政治上讲，就是依靠人民进行“游击”。如果离开了人民的支持，再强的军队，也无法“游击”；失去正义的本质上是反人民的战争，则永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威力所在。
（三）“防御中的进攻”
防御与进攻，是战争的两种基本形式。但是，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是敌强我弱，这就决定了人民军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处于弱者的防御地位。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说：“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他将防御提高到了战略地位，称其为“战略防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与进攻有着相同的目的性，是为了进攻、反攻而进行的防御，也是为了赢得战争最后的胜利而进行的防御。这就要求中国革命战争的指挥者们在战略防御方面做文章。
19世纪德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提出“积极防御”的概念，他说：“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打击组成的盾牌。”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比克劳塞维茨更进一步，又明确提出了“攻势防御”、“决战防御”、“防御中的进攻”等积极防御的全新概念，并赋予这些思想以更全面更科学的内容。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大部分历史中，敌处于战略攻势，我则处于战略守势。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要通过积极防御，集中我军优势兵力，形成我军在局部、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中的以多对少，这样的战役战斗才能稳操胜券，才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也才能改变强弱对比及攻守地位，使弱小的我军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最终打破敌人的“围攻”，粉碎敌人的“围剿”，并借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形容这一防御是“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进而，他提出了“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积极防御思想。这就是“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就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核心。
毛泽东特别反对分兵把守、处处设防和平均使用兵力的愚蠢方法，这样必然陷入消极防守的被动地位。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在战场上改变敌进我退、敌攻我守、敌外线我内线的不利形势，才能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改变为战役战斗中的强者地位。这就是毛泽东所指的“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积极防御的主要形式是运动战。在土地革命时期，一个根据地仅一支红军队伍。同敌人相比，红军不仅人数少，而且装备差。在这种条件下，阵地战就不能是主要的作战形式，就只能采用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运动战。运动战的基本特点是，大踏步地前进和大踏步地后退，在不断的“前进”和“后退”中寻找有利的时机，创造条件，给敌人以意想不到的打击。因此，“运动”不是消极避战，而是积极创造条件。用“运动”来调动敌人，以便更有把握地消灭敌人。
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我军的积极防御战略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的。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协助红军作战，这是革命战争的一大特点。由于有了人民群众这个条件，我军因有“顺风耳”、“千里眼”，才能大踏步地前进或者后退，而进攻根据地的敌人则会步步掣肘，甚至因情报不准、信息不灵而处处黑暗，变成“聋子”、“瞎子”。而人民军队则在一定条件下，人民群众还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这一点正是敌我优劣之势相互转化的保证。
从理论上讲，一言以蔽之，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实际上就是“防御中的进攻”。但是，在实践运用中，其战法却是不拘一格、灵活多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因时、因地，产生了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
首先，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是毛泽东在积极防御中运用得最多的一种战略方针。
顾名思义，“诱敌深入”，就是当敌人以重兵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围剿”和进攻之时，由于我军力量弱小，不可能“拒敌于国门之外”，必须有计划地实施战略退却，此即弱者首先让步，敞开根据地的大门，让气势汹汹的敌人进到根据地内来。毛泽东说：“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来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所打倒。”他还列举《水浒传》上的故事说，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中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敞开根据地的大门，就是让敌人深入腹地后，看出敌人的“破绽”，机智地击败敌人。
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蒋介石先后调集60万兵力，对仅有三四万红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围剿”。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充分利用根据地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有利条件，大胆地使用了“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战术。他或险地设伏，布下口袋阵，或迂回运动调动敌人，或以逸待劳疲惫敌人，暴露敌人的弱点，或造成敌人的错觉，制造各种战机。总之，灵活机动地制造各种战机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进攻，达到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目的。
1947年3月，胡宗南等部23万人，对陕甘宁根据地实施重点进攻，当时，留在陕北的解放军仅2万多入。面对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果断放弃延安，然后在辽阔的黄土高原上与敌周旋，制造战机，消灭敌人。最后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的重点进攻，收复了延安。毛泽东说，实施诱敌深入无疑要在一定时期内丧失一部分土地，打破一些坛坛罐罐，但是“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的生意”，“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
其次，避其主力，打其虚弱，是毛泽东积极防御中又一常用战术。
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强调“强而避之”、“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毛泽东对此有深刻体悟。依据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他运用这一战术此法，成功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蒋介石增兵到20万，分兵四路，从江西的吉安到福建的建宁长达800里的战线上发动全线进攻。为防止部队冒进深入为红军所伏击，遂变换策略，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每天前进10来里，每到一地就修筑工事，逐步向前推进。根据敌情，毛泽东决定采取“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战术。在战斗中，毛泽东选择了敌战斗力较弱的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为首战对象。王部为北方部队，因初调南方水土不服，地形不熟，进至富田一带就修筑工事不再前进了。依据这一情况，毛泽东遂将3万我军集中隐蔽在离富田40里的东固地区，依靠人民群众封锁消息，专等此弱敌离开工事再打。这样，红军一直隐蔽等待了25天，敌人终于出动了，等待多日的红军立即发起总攻，先打其右路，再打中路，经过半天激战，消灭王部近两个师，红军初战告捷，乃趁此声势，迅速由西向东横扫700里，从江西的东固一直打到福建的建宁，15天中五战五捷，歼敌3万，缴枪2万余支，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再次，迂回运动，调动敌人，是毛泽东在积极防御中变被动为主动的有效方式。
1935年1月，当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后，形势十分险恶。为阻截红军在川南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调其嫡系部队8个师，加上川、黔、滇、桂等地方部队20个师共约40余万人，从四面八方向黔北的遵义地区压将过来，企图将只剩3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围歼在川黔边界地区。在这关键的时刻，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摆脱敌40万人的围追堵截，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采取了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围绕着赤水河反复迂回运动，调动敌人，然后趁敌之隙，跳出重围，变被动为主动。
按计划，中央红军将由黔北进至川南，于泸州上游渡过长江后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当敌重兵向遵义逼近时，毛泽东指挥红军于1月19日从遵义、松坎、桐梓出发，向西北方赤水河畔挺进，然后分三路从元厚场、土城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到达川南，向离长江仅几十里的古蔺、叙永地区前进，甩开了敌重兵。
一渡赤水河之后，蒋介石判断红军将在川南北渡长江，即派川军在长江两岸布防，并重新组织力量企图在长江以南、叙永以西地区全歼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果断地放弃了在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指挥红军调转头来由滇北的扎西向东疾驰，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再向遵义北部的桐梓进发。
红军东渡赤水后，川军即跟踪追击，黔军由贵阳北进。抓住有利战机，红军攻克娄山关后，乘胜南进，又进行了遵义战役，歼灭和击溃敌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自长征以来第一个胜利。为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的狭窄地带，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调兵遣将。毛泽东将计就计，故意率兵在遵义周围徘徊狙击敌人，以进一步调动敌人。当各路敌军云集黔北时，毛泽东又突然率军西进，在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并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在此渡江无疑，急调所有兵力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叙永地区。在敌人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红军又突然折向东进，经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随后，毛泽东率军在敌重兵空隙间穿插而过，出乎意料地改变方向，南渡乌江，直逼贵州，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措手不及，急调滇军驰援贵阳。正当滇军向贵阳驰援时，毛泽东却指挥红军乘虚南下，直插云南，威逼昆明。当蒋介石恍然大悟派兵追赶时，红军已甩开敌人3日以上路程。于是，红军调头北上，在金沙江皎平渡胜利渡过长江，到达川南会理地区，彻底抛开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走上了北上抗日的长征之路。
毛泽东指挥红军来回反复四渡赤水，大胆穿插于敌重兵之问，迂回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真真假假，迷惑敌人，调动敌人指挥敌人。在敌扑朔迷离之时，红军则乘隙而入，跳出重围，甩掉敌人，争取了主动。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思想指导下的迂回运动、调动敌人的典型战例。
第四，声东击西，以逸待劳，是毛泽东在积极防御中采取的又一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
1947年3月下旬，已占领延安的胡宗南军队气焰十分嚣张，随即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西北解放军主力撤出延安后遂北上安塞，后移至延安北部的青化砭设伏，而以一营兵力伪装主力引诱敌人。敌董钊、刘戡两兵团分别向延安西北的安塞和东北的蟠龙扫荡，结果两路扑空，而当侧翼掩护刘戡兵团前进的三十一旅行至青化砭时，突遭解放军包围袭击，全歼敌3000多人。青化砭一仗，敌军发现解放军主力在延安北方，便调头向东。解放军以一小部兵力牵着敌人的鼻子继续向东，主力却移至榆树坪一带隐蔽休整。董、刘两兵团在延安东北方扑了空，又折向西扫荡，再次扑空。前后十几天，兜圈数百里，已拖得疲惫不堪，遂决定主力南下蟠龙补给，留下一三五旅防守蟠龙东北方的瓦窑堡。此时已休整半月的解放军主力集结在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设下埋伏圈，当一三五旅经过此地时被解放军一举歼灭，这一仗，国民党又损失4700余人。羊马河战斗后，敌错误地判断西北解放军主力已“北窜”，可能东渡黄河，遂令大部兵力跟踪追击。解放军将计就计，以一个旅佯装主力北上，沿途丢弃臂章、符号、破担架，做败退状，而主力则秘密南下，突然包围了敌重要补给基地蟠龙，全歼一六七旅67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当敌回援时，解放军主力已移至安塞休整一周。就这样，仅2万多人的解放军在陕北辽阔的黄土高原上，以小部兵力牵着敌人四处兜圈子，使其处处扑空，疲惫饿乏，我主力则击其不备，出奇制胜，最终战胜了23万敌军的进攻。
总之，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依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我军逐步将战略的防御、持久、内线转变为战役战斗中的进攻、速决、外线，并最终将战略上的被动变为战役战斗中的主动，取得了革命胜利。
（四）“千里跃进”
中国的革命战争，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因此，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也就长期处于战略防御的不利地位。要实施战略上的重大转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积蓄革命的力量，以达到敌我双方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却适时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状况，抓住有利时机，指挥十几万大军“千里大跃进”，跳跃式地直插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巧妙实施了战略大转变。其后，他又紧紧掌握住战争主动权，成功地将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决战，并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1947年 六七月，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二年，人民解放军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其重点进攻也遭挫折，但敌我力量对比仍悬殊。此时，国民党仍有兵力370万，其中正规军150万。人民解放军发展到195万，正规军100万。在装备、武器等方面，人民解放军也不如国民党军队。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经过一年的战争，敌人的正规军已被消灭了几十万人，其机动兵力已明显不足，且后方空虚，士气低落。而人民解放军则士气高昂，后方巩固，人民拥护。情况表明，无需等待敌人的进攻完全被粉碎、人民军队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超过敌人后再实行战略转变，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
在敌我情况发生这种有利转变的情况下，毛泽东及时制订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作战任务，即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是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为此，毛泽东大胆而又机智地制订了周密计划。
首先，毛泽东选择敌军薄弱的中原地区作为战略进攻的方向。国民党对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以后，在战略部署上形成了的两头重、中间薄的哑铃态势。也就是说，其重兵北移且放在东西两侧，中原及江南则相对空虚，特别是河南开封至山东东阿200余公里的黄河防线，仅两个整编师驻守。这样，就为人民解放军突破黄河进军中原提供了条件。经过慎重观察，毛泽东把雄峙于南京和武汉之间、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作为战略进攻的目的地。之所以选择这里，一是由于这里是国民党战略上最敏感但是防守上最薄弱的地区；二是由于这里曾经是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易于开展斗争；三是由于一旦占据这一地区，东可威慑南京，西则逼近武汉，势必对敌形成巨大震慑。为争夺此地，蒋介石必定会北兵南调，将其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兵力回援，以解心腹之患。这样，既可彻底粉碎国民党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也可达到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由防御转入进攻的战略目的。
其次，为逐鹿中原，毛泽东决定采用“千里跃进”的方式，通过远距离、跳跃式、不要后方的方式，直插敌人统治的纵深地带。兵贵神速，“千里跃进”犹如神兵天降，恰似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由于它打破了一般反攻的常规，出其不意，使敌人难以捉摸我之意图而发生错误的判断，陷入被动，而当敌人能作出正确判断时，我已经达到了战略转变的目的。“千里跃进”的战略艺术价值也在于此。
再次，为实现“千里跃进”的转变方式，毛泽东拟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方针。三军配合是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直插大别山；由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右后一军，配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两翼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为内线兵团在东西两翼开展攻势，以牵制国民党机动兵力。
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这一战略部署，刘邓大军主力4个纵队约13万人，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在鲁西南东阿至濮城间150余公里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战略转变的序幕。接着与敌进行了鲁西南战役，歼敌数万人。蒋介石得知解放军突破黄河，即仓促飞抵开封，从陕西、山东调集11个整编师分五路向鲁西南合围，并企图在开封附近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刘邓大军。在这种情况下，刘邓大军根据毛泽东的“不要与敌纠缠、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的指示，于8月7日，突然甩开敌人，分三路向南疾驰，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他们跨越陇海路，穿越黄泛区，渡过沙淮两河，于8月下旬进入大别山。
在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之际，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太岳兵团8万余人，在晋南、豫北交界处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进军豫陕鄂地区。9月初，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18万人挺进陇海路，进军豫皖苏地区。这样，三路大军呈“品”字形相互配合，形成了逐鹿中原的战略态势。
在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之际，又以两路相配合：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将陕北国民党军拖向沙漠边缘。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展开胶东攻势，将山东国民党军引向渤海之滨，牵制了国民党兵力，使其无法回救中原。
这一超前的战略转变，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在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之初，国民党错误地判断解放军是“向国军兵力较弱的地区逃命”而无以重视。他们调集兵力准备再向山东发动“九月攻势”。当三路大军插入其腹地后，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以国防部长白崇禧任总指挥，调动了其南线半数以上的兵力对解放军进行围攻，但始终未能奏效。人民解放军中原三路大军，却在江、淮、河、汉之间互为犄角、纵横驰骋，到12月中旬即打破了敌人的围攻，接着开展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歼敌19.5万余人，解放县城100余座，相继建立了大别山等几块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幅员辽阔的中原根据地。这就对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线及徐州、郑州、开封等战略要地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使国民党统治的南京、武汉及长江线突出地暴露出来，对其统治产生了直接威胁。人民解放军成功地实现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目的。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当三路大军在中原展开攻势作战之际，其他各战场也先后转入反攻，国民党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
（五）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凭借自己数倍于人民军队的军事力量、优良的武器装备及美国的支持，企图发动全面内战，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
针对国民党的这一行径，为了争取中国光明的前途，除了以武力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外，毛泽东还利用国民党发动内战丧失人心的弱点，以我党我军长期以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国民党军队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心战，以唤起国民党军队中那些不愿内战的爱国官兵的觉悟，将他们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以此壮大自己，削弱敌人。
194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及各中央局、分局设立“国军工作部”，这是一个专门对国民党军队开展工作的秘密机构。同时决定，挑选一批精干人员进行训练后打入国民党军队、军事学校及军事机关中工作，实行长期埋伏、交结朋友、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国民党军队集中的南京、上海、武汉等重要地区，加派得力人员。
1945年12月25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方针》的党内指示，决定开展“高树勋运动”。即：“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毛泽东要求各地党组织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
为贯彻这一指示，中共各级党组织、各城工部、各野战军党委均成立专门机构，选派合适人员专做此项工作。他们认真分析国民党军队的状况，根据其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弱点寻找突破口。一些过去曾与中共有过良好合作关系，有爱国历史，与蒋介石嫡系有矛盾的将领，被列为首先争取的对象，然后便开展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的政治争取工作。他们或通过亲友关系了解争取对象的思想状况，传递信息；或派员打入该部队，直接对某一将领进行思想转化；或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秘密党员，组织积极分子，形成一股进步力量推动起义。许多重大起义则由毛泽东直接指示，甚至亲自做争取工作。
1948年初，当傅作义被任命为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就分析了他的基本情况，认为他是一位爱国将领，并且素与蒋介石有矛盾，不是国民党“嫡系”。于是，决定通过政治争取，使他认清形势，明辨是非，改变立场，抛弃国民党，站到共产党一边来。这一方针确定后，平津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去作傅作义的思想转化工作。这期间，曾通过傅作义过去的同学、老师、同乡、部下及同僚等各种关系去接近了解傅作义的思想状祝，劝其认清形势，早作抉择。平津地下党组织还特派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回到其父辛身边，直接了解傅作义思想变化，并由她转达了毛泽东向傅作义提出的“放下武器与中共合作”重要决策。经过将近一年的各种方式的政治争取，傅作义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并派遣代表与中共联系谈判有关起义事宜，但思想上仍处于犹豫动摇状态。为了促使傅作义下定最后的决心，1948年11月底，平津战役打响后，人民解放军迅速打下了张家口、新保安和天津，华北广大地区仅剩北平这座孤城，使傅作义陷入了退不能退，守不能守，战不能战的困境，加速了傅思想上的转化。1949年1月，傅作义将军终于决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共和平改编的条件，率部起义，将20多万军队和北平城完整地交给共产党。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一大批国民党将领先后率部起义。这些起义打乱了国民党总体计划，动摇了军心。如，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将军，经过有关人员近两年的政治争取，终于转化思想，于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率2万余人起义，将其防守的西线阵地完整地交给解放军，使国民党“固若金汤”的济南防御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解放军趁此有利条件，一举攻克济南，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中共一年多的政治争取下，于1948年10月在长春率部起义，将其防守的长春东部地区交给解放军。这一起义使防守长春西部的国民党新七军军心动摇，无意坚守，许多中下级将士纷纷与解放军联系要求放下武器，迫使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新七军投诚，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进程。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成功地争取了一批国民党地方军政首脑。这些地方军政首脑率部起义后，使湖南、绥远、新疆、云南、西康等一批省市和平解放，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据统计，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师以上重大起义达60余起，起义兵力达114万人，占蒋介石总兵力1/7，和平解放的国土达553万平方公里，超过全国总面积的1/2。
在争取国民党中上层首脑的同时，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还通过对国民党官兵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来瓦解国民党军中的中下层官兵。
1948年12月初，在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率三个兵团，弃徐州西逃，即被解放军包围在永城、萧县一带方圆仅几十里的狭小地区。蒋介石派出的援兵或被解放军消灭或掉头逃窜，企图突围的部队即遭歼灭。此时，近30万国民党军队已成孤军，给养困难，仅靠空投接济，加之数日后，天气骤变，连降大雪，空投停止，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饥寒交迫，毫无斗志。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12月17日，毛泽东亲自致函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指出国民党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此函以广播形式播出后，给被围困的国民党官兵以极大的震动。人民解放军随即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了强大的火线政治攻势。在国民党军工事周围散发各式传单，树起巨幅标语牌、宣传牌，用话筒喊话，号召国民党士兵越过工事，到解放军这边来。在前线，解放军还设立“投诚官兵招待所”，对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官兵负责安顿、招待。解放军还组织了“火线音乐队”，在风雪交加之夜，向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队演奏《白毛女》、《孟姜女》等悲曲，从心灵上予以感召，同时配以喊话宣传。
强大的政治攻势，唤起了那些被迫当兵的穷苦子弟的觉悟，他们再也不愿为国民党充当炮灰了，或三五成群，或整班整排地跳出工事蔽体，投向解放军的阵地。那些多日没吃上饭的士兵接过解放军送到他们手上的热气腾腾的大米饭，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中有的拿起话筒，现身说法，号召国民党士兵快快来投解放军，不要再替国民党卖命。兵团司令邱清泉为阻止士兵投向解放军，将边缘阵地换上其亲信“敢死队”，结果，“敢死队”中也有20多人投向了解放军。这一强大的政治攻势使本来就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军土崩瓦解。在被围困的20多天内，共有1.4万名下级官兵投向了解放军。
总之，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动摇国民党的军心、瓦解其斗志、加速其失败起了重大作用，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六）战略决战——军事艺术的升华
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1948年秋到1949年初，敌我双方进行的一场规模巨大、气势磅礴的战略决战。这场决战以1948年9月12日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历时四个半月，共歼敌154万。这场决战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歼敌数量之多而历时之短，在中外战争史均属罕见。毛泽东正是这场决战的设计者和导演者。
自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一年后，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的全面防御体系被打破，其分区防御体系也已处于崩溃状态，到1948年夏秋之季，不得不收缩兵力，实施重点防御。其兵力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中、华东、西北五个地区的战略要点上。整个战争形势，敌已处于不利的地位。虽然如此，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人民解放军并不占优势。此时，国民党仍有军队365万，其主力部队多为美械装备。人民解放军虽呈上升趋势，但仅有军队280万，从数量和装备上看，仍未达到或超过国民党。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军力的对比不仅是数量的对比，还有质量与人心的对比。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处劣势，但政治素质好，战斗力也大为提高，已积累了使用大兵团在运动中作战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有广大人民的支援。而敌人数量虽多，但能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0万，大多处于被动防御地位，整个军营上下，已为失败主义情绪所笼罩。形势表明，人民解放军已具备与敌决战的能力。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在东北，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相比占优势。东北野战军连同地方武装总共70万人，敌人为55万人，其中正规军48万，分别困守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据点上。根据敌我基本状况和东北的地理特征，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是：打下锦州以封闭敌人逃往内地的门户，关上东北通往内地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瓮中捉鳖”之势，并准备趁势歼灭由长春、沈阳倾巢来援之敌，以达将东北之敌就地全歼，使之无法逃往内地的目的。
9月12日，由北满奔袭南下的东北野战军发动攻势包围了锦州。锦州被围，国民党由东北撤向华北的咽喉被钳，东北境内的敌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蒋介石心急如火，遂率三军总司令及高级幕僚飞抵北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调兵遣将，组织援锦东进兵团。接着，又飞抵沈阳，组织援锦西进兵团，企图东西对进以解锦州之围。但东进兵团行至塔山、西进兵团行至黑山、大虎山一带，均被解放军阻击钳制。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的激战，攻克锦州，歼敌10余万人，活捉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锦州被攻克，关闭了敌逃往内地的大门，整个东北的敌军一片惊慌，早已被解放军围困的长春之敌自行瓦解，防守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2.6万余人于10月18日起义。剩下蒋的嫡系，另一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新七军7万余人被迫于次日放下武器投诚。长春被解放后，东北全境只剩沈阳一地。此时，蒋介石下令沈阳之敌夺回锦州，以打开通向关内的咽喉之道。此举正中毛泽东“调敌离沈，运动中歼敌”的计策。10月28日，当全副美械装备的廖耀湘兵团10万余人离开沈阳到达辽西时，即遭解放军包围并全歼，兵团司令廖耀湘也成了俘虏。解放军趁势于11月2日解放了沈阳、营口。至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敌47万。辽沈战役胜利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民解放军增加到300余万。这一战争形势的根本变化，使中国共产党原来预计“5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毛泽东说：“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二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当辽沈战役激战犹酣，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就为淮海战役作了部署，制定了作战方针，其基本点是集中兵力，中间突破，重点打援，分段歼敌于长江以北。
其时，国民党刘峙集团有兵力60万(后增至80万)以徐州为中心，同时陈兵于商丘到连云港的陇海线和南到蚌埠的津浦线。以此“一点两线”阻止解放军南下，屏障南京。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计60余万人。1948年11月6日，敌我双方共计100多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迄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役。
11月6日，人民解放军在徐州以东实施中间突破，在碾庄地区将正在向徐州靠拢的敌黄百韬兵团包围，而以1/2的兵力阻挡从徐州出动的援兵。敌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用了11天时间，付出了1万人的代价，只向东前进了30里。这一战术的成功运用，使被围的黄兵团孤立无援，22日被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黄百韬被击毙。蒋介石见形势危机，遂从华中调黄维兵团增援。此兵团行至徐州西南宿县一带，又被解放军包围。为救黄维兵团，蒋又令徐州之敌南进，蚌埠之敌北上，均遭解放军阻挡不能前进。黄维兵团反复突围未果，12月15日被全歼，黄维被俘。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为保存实力，遂命徐州守敌向西南撤退。12月4日，华中“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率3个兵团近30万人行至永城、萧县一带，又遭解放军包围。其后，毛泽东命令对此敌围而不打两周，其目的在于稳定华北之敌，为平津战役顺利进行打好基础。其间，人民解放军对被围困的国民党官兵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攻势，许多士兵放下武器投诚。但是杜聿明拒绝放下武器。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发起总攻，歼敌25万余人，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李弥逃跑。淮海战役历时65天，共歼敌55万余人，使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上海完全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的惨败，使华北约60万敌军大为震惊，蒋介石随时可能将此部队海运南撤。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将60万军队沿平绥线摆开一字长蛇阵，准备在不利情况下南撤或西逃。因此，平津战役能否胜利展开关键就在于不让60万敌军跑掉。为稳住敌军，就地解决，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对北平、天津实施战略切割；又命令华北野战军包围张家口，并对敌采取“围而不打”(对张家口、新保安)、“隔而不围”(对北平、天津)的原则。兵贵神速，出其不意，傅作义根本没有料到东北野战军刚打完辽沈战役未经休整就入关作战。其后，解放军首先打下新保安、张家口，又用29小时解放了天津。此时，傅作义在北平已走投无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争取下，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从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历时64天，除5万敌人由塘沽海路逃跑外，共歼灭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至此，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基本被解放，国民党只能凭借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了。“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三大战役规模宏大，交战双方总兵力均在百万以上，战局变化万千，战斗空前激烈。毛泽东完全控制了战局的发展变化，并按照他的设计展开。趁敌犹豫不决时发动辽沈战役，辽沈战役胜利在即又发动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接近尾声又部署了平津战役。三大战役相互连接，此伏彼起，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战争的进程、发展，完全掌握在毛泽东手里，他驾驭战争的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真可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三大战役，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一次大检阅。在这里，不仅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正规军直接参战，而且还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他们随军而行，运送粮食、炮弹，修复公路、桥梁，抬担架、送伤兵，人民解放军走到哪里，人民群众就支援到哪里，保证了战役的顺利进行。陈毅曾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三大战役，又是毛泽东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原则的再度体现。兵贵神速，出其不意，乃是这场决战的重大特点。每次战役的发起都具有突然性，敌人始料未及。辽沈战役发动之时，东北野战军奉命南下，千里奔袭，突然包围东北最南端的锦州。虽是大兵团行动却极其神速隐蔽。淮海战役发动之时，东北野战军在台儿庄一带渡过运河后，由北向南直插而下，迅速切断了黄伯韬撤守徐州的退路。平津战役发动时更是神速隐蔽，致使傅作义判断屡生错误。毛泽东从率领几万红军灵活机动，诱敌深入，到此时指挥几十万大军灵活机动地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围歼战、奔袭战，仍然得心应手，指挥若定。
三大战役，使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艺术色彩纷呈、竞相升华，也迎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高瞻远瞩、多谋善断的政治家
（一）“敌人”、“我们”、“朋友”
1928年12月，正当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掀起高潮之时，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开宗明义就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这里，毛泽东以“敌人”、“我们”、“朋友”这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并列的概念囊括了社会上所有的人。“敌人”就是革命要打倒的对象，“我们”是革命的领导者，而“朋友”则是革命应该团结争取的力量。通过对各阶级的科学分析之后，毛泽东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敌、我、友”概念的提出，是毛泽东政治斗争艺术的一个鲜明特色。众所周知，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个特殊的社会形态下产生的各个阶级和政治派别十分复杂，就是同一个阶级，由于他们经济地位的差别而产生了不同的特性，表现出不同的政治的态度。分析这些阶级的状况，分清每一个阶级内部的差别，分清每次革命高潮到来之时涌现的各类政治派别及每一政治派别自身的状况，就成为制定革命战略的前提，也就成为政治家的首要任务。处在这一时代的毛泽东，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中，之所以始终具有那么敏锐的洞察力、深邃的分析力和正确的判断力，之所以既果敢坚定又灵活善变，就在于在长期的革命、建设生涯中，他牢牢把握着这一概念。
依据这一视角，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旧中国各社会阶层的基本状况：
他将中国的资产阶级按其经济地位及政治态度划分为“大、中、小”三大类别。“大资产阶级”亦称“买办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他们依附于帝国主义，代表了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在政治上，则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因此，是革命的对象。“中产阶级”亦即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代表了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既有矛盾又有联系，决定了他们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双重品格，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小资产阶级”包括的范围广泛，在整个资产阶级中，其经济地位最低下，因此，当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小资产阶级能够参加革命。
他将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阶级划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大类别。那些有足够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的殷实之家是“富农”，他们在农村占7％左右，由于这部分人生活富裕，因此，对待革命的态度是消极的。“中农”占农村人口20％，由于他们经济上自给自足，因此，对待革命的态度是游离的。“贫农”在农村人数最多，约占70％，他们基本上没有生产资料，因此是农村中最革命的因素。上述分析，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他还将中国的无产阶级划分为三个部分，即“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低下，所以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他们虽然人数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因此，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游民无产者”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大多参加了民间的帮会组织，勇敢不怕死，但也有破坏性，这部分人数不多，如加以正确引导，可以变为一种革命的力量。
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深刻分析，依据不同阶级所代表的利益及其政治态度，在纷乱芜杂的时代大潮中，毛泽东为斗争经验还不甚丰富的幼年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方向，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战略定下了基调。
1924年至1927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但是在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中的少数人却不断挑起事端反对共产党，特别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这种反共倾向愈演愈烈。如何认识国民党？当时许多人认识不清。有人主张退出国民党，有人主张妥协退让。毛泽东根据当时国民党内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而表现出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将国民党一分为三，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在他看来，以廖仲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人为代表的坚决执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是国民党左派；那些反共最力的如西山会议派、戴季陶、蒋介石则是国民党右派；其他的则为中派。而且，他还将国民党右派视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由此，中国共产党相应制定了“联合左派，团结中派，坚决地反对右派”的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以国共两党为主体，包括各抗日阶级、政党、团体及爱国人士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也带来了它的复杂性。对此，毛泽东根据各派政治力量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及其抗战的态度，将统一战线中各种力量划分为三种势力，即进步势力、中间势力、顽固势力。进步势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这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力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顽固势力，他们一方面抗日，另一方面又限制削弱人民的力量。据此，中国共产党又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略策总方针。这一方针的坚持，使统一战线不断巩固、扩大，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三大政治势力，即共产党、国民党、中间党派。与此相对应，中国也出现三种政治前途：共产党主张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包括几个革命阶级在内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这将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途；国民党主张继续其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这将给中国带来黑暗的前途；中间党派则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团结中间党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力争光明的前途的策略。
毛泽东将社会上所有的人群、阶级及政治势力划分为“敌、我、友”三大阵营，但是，这三大阵营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敌人”和“朋友”，不同的革命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对象。
从“敌人”这个类别看，总体上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具体的对象看则有所不同。大革命时期主要指北洋军阀势力，北伐战争就是为了铲除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则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革命的主要对象。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解放战争时期，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反动派则成为革命的敌人。
从“朋友”这个阵营看，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均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而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不仅包括以上三个阶级，还包括亲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从某一政治势力来看，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政治态度和政治主张不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亦不相同，因此有所变化。如国民党，就曾在“敌人”和“朋友”间多次变换。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力量，遂成为革命的“朋友”。其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成为革命的“敌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在共产党的敦促和全国人民压力下，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次成为革命的“朋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违背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发动反革命内战，于是又转化为革命的“敌人”。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一些政治势力也不断分化和组合，毛泽东根据变化不断提出新的概念，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的中间势力，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地方实力派”和“开明绅士”等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代表。
尽管社会上人群纷繁复杂，形形色色，但是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却只有三种，即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敌，我、友”三大类别囊括了社会上所有的人，“大、中、小”三个层次使社会上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无一遗漏，既简单又严谨，既全面又明确地表现了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为革命者指明了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向。
（二）审时度势，“危”中求“机”
历史为政治家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时机，最好的时机往往就是危机出现之时。只有在重大事件中，才能显出英雄的本色。
1927年春夏之际，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人遭到残酷镇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中国革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中国革命应该如何进行？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内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蒋介石建立了南京政府，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等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人认为，大革命虽然失败，但中国革命形势仍然是高涨的，中国共产党应在城市组织工人罢工或举行暴动，以此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还有人主张，走大革命时期的老路，重占广东，尔后北伐蒋介石，等等。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并不是中国革命的出路。
毛泽东审时度势，正确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全面观察了中国社会现状，估计了形势发展的趋势。在革命危机面前，他明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上，他认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除了建立和扩大革命的武装，开展武装斗争，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别无出路。
秋收起义会攻长沙失利后，毛泽东又毅然将部队拉向湘赣边的罗霄山脉。在探寻革命队伍落脚点的时候，毛泽东带领部队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经过比较，最后确定了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为革命的基地。这里地势险要，有易守难攻的黄洋界，有包括大小五井的井冈山，千岩万壑，重峦叠障，方圆数百里，极有利于军事割据。毛泽东正是利用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一种以退为进、以屈求伸的策略，革命由城市退向了农村，但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根据地，从而走出了危机，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革命的中心由城市转向了农村，因此，革命的内容就转变为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广大农民，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既是发动、组织和领导这个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阶级起来革命的动力，也是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土地革命的深入进行、武装斗争的广泛开展以及根据地的不断巩固扩大，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就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与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围剿”和反“围剿”的殊死斗争的时候，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自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后，其侵略魔爪又伸向关内广大地区。1935年，日寇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进而占领全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革命也再次遭到严重挫折。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作战略大转移，革命力量遭到空前惨重的损失。
就在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双重危机中，毛泽东审时度势，敏锐地觉察到国内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中日间的民族矛盾正在取代阶级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关系也由此引起了新的变动：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积极要求抗击日寇的侵略，决不做亡国奴；民族资产阶级也行动起来，抵制日货，以反对日本的侵略；在国民党营垒内一批爱国的国民党将领如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违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而奋起抗日。毛泽东还十分敏锐地注意到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内部的矛盾性，即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霸中国，损害了英美等国在中国的利益，这样，中国亲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对日态度会随英美态度的变化而变化，在一定的时候，他们可能被迫实行抗日。这些变化充分说明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毛泽东正是在这些变化中，找到了摆脱双重危机的方法，这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抗日的阶级、政党、军队及其他抗日分子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将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这既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正确途径，也是使中国革命走出危机的重大策略。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当前的基本策略任务。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提出后，得到社会上广泛的支持，但在实践上建立起来也绝非易事，因为当时握有全国政权和几百万军队的蒋介石对于只有几万红军的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力“进剿”之中。为迫使蒋介石放弃反共内战政策，毛泽东在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即调整自己的政策，主动停止向国民党进攻，力避冲突产生。与此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让社会各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主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开展了广泛的“致书活动”。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并以他个人的影响，亲自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致函，向国民党党、政、军内有影响的人物致函，阐述中华民族的危机，表达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共赴国难、实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1936年8月，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阐明了共产党对合作抗日的全部政治主张，其后，毛泽东的致书活动达到高潮。在致书的对象中，既有宋庆龄这样有威望的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继承者，也有著名爱国人士如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蔡元培等，还有地方实力派如张学良、杨虎城、宋哲元、王以哲、于学忠、傅作义等，也有国民党军政要人如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宋子文、邵力子等，更有十年内战中多次交锋的对手如王均、朱绍良等，甚至蒋介石本人，都成为毛泽东致书对象。在这些书信中，团结抗战始终是主题。
1935年底，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后，毛泽东即派代表向驻陕甘的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转交了他的亲笔信，表达了中共的主张，信中提出了“建立西北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得到杨虎城的赞同。次年春，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四项协议，从此，两军消除敌意，走上了合作抗日的道路。1936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名红军将领还联名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表示愿与东北军停战，共同抗日，这在东北军中产生很大影响。其后，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互相联系等具体协定。红军与东北军化敌为友。这样，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在陕北的三位一体大联合局面形成了，这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是个极大的冲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督其“剿共”内战的蒋介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有些人认为中共可能惩办他，以报其十年“剿共”的血海深仇。但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主张和平解决。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保障他的安全。毛泽东因势利导，将西安事变作为逼蒋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契机。在中国共产党，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努力下，在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蒋介石被迫放弃“ 剿共”政策,允诺了联合抗战等6项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逼蒋抗日”得以成功。从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其后，为了适应联合抗战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又积极开展了与国民党的谈判工作，并就边区政权和工军改编等问题达成了协议。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对宣言的讲话，正式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两党的合作关系。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虽然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但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初衷并没改变。蒋介石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会后又设立“防共委员会”等。蒋介石的这些阴谋，都是在“合作”、“抗日”的掩盖之下，十分隐蔽。与此同时，在共产党内部，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如国民党对共产党由“围剿”改为“联合”，国民党军队由“敌人”变成了“友军”，过去的“头号敌人”蒋介石，现在也成为“抗战总司令”。在新的形势面前，有些共产党人看不清方向，少数人已不同程度地误入陷阱。
面对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和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的复杂状况，中国共产党该如何办？对此，毛泽东从整个抗战大局出发，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统一”就是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入统一战线，绝不能破坏统一战线。因为国难当头，中日间的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应该服从民族斗争。“独立”就是在统一战线中，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应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具有独立性，不能丧失党的原则，盲目地跟着国民党的指挥棒转，处处受他们的约束和限制。统一和独立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统一是在抗日旗帜下的统一，是有原则的统一。独立则是在统一前提下的独立，是不破裂统一战线的独立，因此独立是相对的。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根据这一原则，为打破国民党妄图溶化共产党、吃掉八路军的阴谋，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毛泽东就坚决拒绝了国民党要派其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这就坚持了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抗战一开始，国民党将八路军限制在太行山一带狭小范围内。但是，当太原失陷之后，国民党军队南撤，华北正面战场结束，毛泽东随即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根据这一精神，八路军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在太行山、吕梁山、五台山等山地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开辟根据地，狠狠打击日寇。后来，八路军又向广大平原地区进军，开辟了更广阔的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这一原则，使人民革命力量大发展，粉碎了日寇对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度过了相持阶段最困难的时期。到1945年，中共开辟了15块抗日根据地，党员发展到120万名，八路军也发展到120万人。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这一切也为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斗智斗勇，以真对假
在抗战中曾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的蒋介石，一心想吃掉共产党。抗战一胜利，他却打出了“和平”的旗号，并于1946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打电报给毛泽东，邀请毛泽东“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还表示，非毛泽东亲自赴渝则不能解决国事，态度十分“恳切”。蒋介石的算盘是：如果共产党拒绝谈判，则可将内战责任强加给共产党；如果同意谈判，则可通过谈判诱骗中共交出政权和军队，以此消灭革命势力；如谈判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则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加紧内战准备。这一招可谓一箭三雕，不失为“高明”之举。
蒋介石似乎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动地位，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围绕着谈判问题，毛泽东与蒋介石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较量。
蒋介石曾以开会、吃饭等名义扣押过李济深、胡汉民等资深的国民党要人。当时，在延安的同志和友人都很担心，劝说毛泽东千万不要去，他们说，如果蒋介石真的要和平就到延安来。在重庆，许多中间派人士则引颈悬盼。
虽然毛泽东对蒋介石施展的假和平阴谋早已洞悉，但是，中国人民打了8年仗，急需和平环境，医治战争创伤。因此，这一和平的可能性不论多么小，中国共产党都应尽力去争取，这对于人民是有利的。另外，通过和谈，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团结教育全国人民也是十分必要的。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决定迎接挑战，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以真对假、以实对虚，是毛泽东对待这次谈判的根本态度，也成为谈判斗争的一大技巧。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乘飞机到达重庆，当即发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毛泽东亲自赴渝的惊人之举顿时轰动了整个山城，他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和平的象征和中国未来的希望。重庆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热烈欢迎毛泽东的到来。《大公报》将毛泽东赴重庆同抗战胜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共视为中国的“三喜临门”。许多诗人写诗赞美，称毛泽东此举为“弥天大勇”。重庆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热烈欢迎毛泽东。人们注目的中心，由蒋介石的邀请转变为毛泽东赴渝的壮举。这一较量，毛泽东开始掌握了主动地位。
以真对假，表现在对谈判的准备上。毛泽东到达重庆后，作为谈判的发起者和东道主的国民党，却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来，一切提案均由中共提出。9月3日，毛泽东首先提出了谈判八项原则，其中心是和平与民主。同日，中共代表将拟定的谈判具体方案11项交与国民党。蒋介石既无诚意谈判，自然也毫无准备，急忙于次日召集其谈判代表开会，商议对中共方案的对策。这一对策即以“军令政令统一”为宗旨，要中共交出军队和边区，以继续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一顽固的立场为谈判的顺利进行设置了障碍。4日下午，毛泽东与蒋介石开始举行会谈。至此，围绕中共11项具体方案进行的正式谈判才得以开始。
以真对假，表现在对谈判的诚意上。为使谈判取得成功，实现真正的和平，中国共产党在一系列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在11条谈判方案中，第一条就是确定以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三民主义为和平建国的方针，第二条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仅此就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谈判的诚意及与国民党团结合作的愿望。关于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是谈判斗争的焦点，本着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精神，毛泽东在这两个问题上均作出了重大让步。在解放区政权问题上，为达到蒋介石的“政令统一”，中共代表先后提出了解放区政权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再由国民政府委任等4个方案，均为蒋介石以不能真正做到“政令统一”而否定。毛泽东还主动提出让出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江南八省内的解放区，将这些地区内的人民军队调往北方。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一问题时说：“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他还说：“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在军队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前提下，大量缩减人民军队数量。由当时的120万人缩编为48个师，占国民党军队的1/6，后又提出缩编到43个师，占国民党军队的1/7。国民党以其军队也要缩编为由，要中共继续压缩，中共又减到24个师，最后降到20个师。中共的这一让步，即使蒋介石也无话可说。但这一让步是有原则的，毛泽东说：“人民的武装，—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国民党以缩编为幌子，企图吞并人民武装，这一点，中共绝不会上当。
以真对假，还表现在以谈对谈，以打对打。蒋介石在谈判中完全陷于被动，于是在军事上不断挑起战事，围攻解放区，妄图以军事上的进攻来扭转谈判中的被动局面，逼迫中共作出更大的让步。9月上旬，蒋介石密令阎锡山进攻位于晋东南的上党地区，阎遂派13个师的兵力大举进犯。对此，毛泽东早有预见，在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也做好了自卫战争的准备。毛泽东说：“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但是此时，毛泽东远在重庆，对国民党进犯军进行回击会不会影响毛泽东的安全？许多人为此担心。然而毛泽东果敢坚定，批准了“上党战役计划”，发出了一系列指示。于是，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人民军队进行了自卫反击，消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3.5万，俘虏其军长、师长多名。蒋介石得知其军事进攻遭到惨败，急忙向毛泽东解释说，此为少壮派军人所为，他并不知道，请毛先生谅解。这样，蒋介石企图以军事进攻扭转谈判败局的阴谋破产了。在反击国民党军事进犯的时，毛泽东分别向《大公报》、合众社、路透社等中外记者发表讲话，揭露国民党假和平面目，争取了主动。
斗智斗勇，还表现在谈判桌上。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利用各种场合，如欢迎会、宴会、招待会等广泛结交朋友，并亲自拜会各界人士，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及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立场。在这期间，毛泽东先后拜会了宋庆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谭平山、柳亚子等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领导人，同他们亲切交谈，支持他们提出的关于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等主张。毛泽东还拜会了许多国民党要人，如于右任、孙科、吴稚晖、白崇禧等。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人士冯玉祥即是在此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赞赏中共的主张，称此为中国和平的保障。毛泽东不但接见国民党内倾向进步的人士，还主动与那些反共积极的右派人物打交道。如陈立夫、戴季陶、何应钦等。开始，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都感到意外，因这些人是反共专家，是我们的死对头，有什么好会见的呢？毛泽东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毛泽东还利用谈判的间歇时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他会见了许多国家驻重庆的使馆官员，向他们阐明中共的内外政策；他专门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国际友好人士，对他们在抗战期间给予解放区八路军的支援表示感谢。在此期间，他还接见了日本反战进步作家池田幸子等人，表达了对所有在华的日本进步人士的慰问。毛泽东还特别接见了当时在中国服役的3名普通的美国飞行员，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至10月10日签订“双十协定”止，共进行了43天，虽是谈判桌上的斗争，但却表现得极其尖锐复杂，毛泽东既要为了人民的利益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又要为真正和平的实现作出重大让步。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还夹杂着战场上的硝烟。毛泽东从和平、民主、团结出发，充分发挥了他那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才能，驾驭了整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充分展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和谈判技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蒋介石被迫承认了和平建国方针，被迫承认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以及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协会议，释放政治犯等。这些都载入了“双十协定”之中，蒋介石如果发动内战，他就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
（四）“争取中间势力”
在政治斗争的天平上，中间派别如同一个砝码，它在哪—边，天平就会向哪一方倾斜，在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它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中间派别自身又具有很大的动摇性，容易产生分化。因此，任何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将争取中间派作为对敌斗争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中间派别的重要作用，一贯主张团结他们共同对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情况，毛泽东都将团结中间派作为对敌斗争的重要手段，并相应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正因如此，进步的革命力量才能不断发展壮大，而顽固的反动的势力则因受到孤立而陷于失败。毛泽东的成功，除了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事业的正义性外，他团结争取中间派别的艺术手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尊重照顾中间派的利益，倾听其呼声，采纳其建议，是毛泽东争取团结中间派的重要手法。
中间派是一定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代表，他们也有政治的经济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尊重还是损害其利益，是能否使中间派别站在自己一边的先决条件。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实践中注重这个问题。例如，在抗战时期，面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毛泽东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此时的中间势力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毛泽东将争取中间势力作为统一战线中极重要的任务，视其为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势力和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势力作斗争时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如何争取他们？毛泽东在尊重照顾其利益方而巧作文章。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组成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1/3，其目的是多方容纳、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毛泽东强调说：“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典型的例子就是对陕北著名开明人士李鼎铭先生的信用。李鼎铭是前清廪生，曾任榆林道尹公署科长。抗战时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他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成为陕北著名的开明人士。为此，中共推选他担任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席、米脂县参议会议长，他全心效力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1941年11月，他又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边区政府副主席。在工作上，李鼎铭先生与共产党密切配合，在边区享有很高的威望。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期间，李鼎铭先生针对当时边区行政机构与战争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向大会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提案认为，“在今日人民困难，资源薄弱之状况下”，“对于政府应实行精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构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李鼎铭先生的这一提案对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得知后十分重视，他用红笔把其中的重要段落圈起来，又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旁边还加了一段批语：这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根据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党中央、毛泽东将“精兵简政”作为党的一项重要政策，并于当年12月初，向各根据地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减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
这一政策的贯彻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基本上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又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进一步强调继续贯彻此项政策的必要性。毛泽东对开明绅士及其他中间派别的尊重、信任，消除了中间派别的疑虑，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认识，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其才干得到充分发挥，这一团结也不断巩固、发展。
其次，又团结又斗争，是毛泽东争取、团结中间派的基本策略。
中间派具有动摇性，容易为反动派势力所拉拢而产生妥协和动摇，因此，团结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迁就，而应该在团结他们的同时，与其妥协动摇性作斗争。当然，这种斗争是建立在善意的批评和充分的说理基础上的。1939年，毛泽东总结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
这种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充分表现在解放战争中对民主党派的争取上。抗战胜利前后，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党派，以中国民主同盟最具代表性。它们基本上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间势力。对于这批站在中间立场上的民主党派(此时亦称中间党派)毛泽东十分重视，一开始就制定了团结争取的方针。如支持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赞成他们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当前一切问题，成立联合政府等解决国是的主张。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协会议上，中共代表团结民主党派共同与国民党作斗争，终使会议通过了不利于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而有利于和平民主局面形成的五项决议。此后，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为决议的实施而继续团结战斗。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也在千方百计地拉拢民主党派，以孤立共产党。在这种拉锯战中，民主党派中的一部分人往往看不清事物的本质，丧失原则立场而产生动摇性。例如：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并于1946年10月占领张家口后，便认为军事胜利已成定局，于是单方面下令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其目的是使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合法化。显然，此举严重违反了政协决议。中共坚决反对。在谁是谁非的问题上，民主党派中的一部分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背着中共拟定了一个折中方案。此方案明显迎合国民党而使共产党处于不利的军事地位。方案拟好后他们分送国民党、美方代表和中共方面。对于这一错误的做法及方案，中共驻南京代表周恩来等当即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批评他们丧失原则，不讲信义和落井下石的做法，指出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这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何去何从请他们自己选择。经过中共代表的批评斗争，这部分人认识到这一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做法，决定收回方案。
蒋介石也加紧对民主党派的胁逼利诱，企图在召开国大问题上孤立共产党，因此要民盟交出参加国大名单，并声称交出名单就停战，召开国民大会。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人士在交名单以换取停战问题上被蒋迷惑，产生幻想和动摇。他们背着中共给蒋介石写信，以“弟等先交名单”建议国大延期召开。中共代表得知这一情况后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坚决批评，明确指出，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拿停战作交换名单的诱饵，其用心很清楚，这是假停战，中共决不接受，我们要的是真停战、真和平。经过耐心的说服和批评斗争，绝大多数民主党派转变了态度，坚定了立场，被国民党拉过去的只有青年党和民社党两个小党派。1947年11月14日，就在伪国大召开的前一天，民盟总部发出紧急通告，主席张澜向记者发表谈话，公开表明决不参加伪国大的立场，其他民主党派与民盟一起，与共产党站在了同一立场上。伪国大召开后，这些党派纷纷发表声明，不承认伪国大及其制定的伪宪法。这就使国民党蒋介石在政治上大失人心。
在对民主党派的动摇性进行批评斗争的同时加紧对其团结帮助。自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后，国民党蒋介石便公开打击迫害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并于1947年10月公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勒令其解散，停止一切活动。民盟被迫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亦被迫转入地下。在民主党派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共产党给予了热情支持，鼓励他们继续斗争，帮助他们重建组织，恢复活动。1947年11月，民盟负责人沈钧儒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化装秘密离开上海赴香港，筹备民盟的重建工作。1948年1月，中共中央对上海局等有关部门发出指示，对民盟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等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的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和错误成分，我们应该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的态度。这一指示下达后，有关方面加紧了争取团结工作。经过团结与斗争，逐渐将民主党派引向了正确的道路。
对于中间势力的动摇性，不是经过一两次斗争就能彻底打消的，在一定条件下，少数人还会有新的动摇表现。1948年底，三大战役接近尾声，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凭借长江天险继续顽抗，另一方面则“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此时，已靠拢共产党的民主党派中的个别人受此影响，对与共产党的一致合作产生动摇。针对时局及种种错误观点，毛泽东于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明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批判—些使革命半途而废的谬论及其危害。他强调指出：“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真诚的劝告和善意的批评，打消了个别人存在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广大民主党派是个极大的鼓舞。
再次，求大同存小异，合作建国，这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后期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他团结民主党派，孤立国民党的又一高超艺术手法。
民主党派都具独立的政治主张，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前途问题上，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而希望通过和平手段，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国共两党间走一条“中间道路”，但是蒋介石为维护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不仅以武力消灭共产党，也不允许民主党派的存在。组织尚不能生存，更淡何政治理想？现实无情地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在共产党的团结帮助下，他们深刻认识到，以协商妥协的方式不能求得中国的和平与民主，而必须采取人民革命斗争的方式，以积极的态度才能争得和平民主。于是，他们丢掉了对蒋介石的幻想而寄希望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1948年1月1日，重建民盟的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他们公开声明今后要与中共“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奋斗到底”。这是民盟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民主派组织及民主派人士在香港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为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奋斗。其他民主党派也云集香港，开展反蒋活动。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扩大，蒋介石更加孤立。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极大地鼓舞了各民主党派，他们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学习，通过到解放区实地参观访问，增强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他们毅然抛弃了不切实际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彻底放弃了“中间道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这说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中共已与民主党派取得共识，但仍存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与差异性。
毛泽东纵观全局，展望未来，他求大同存小异，认为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的条件已经成熟。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亲自致函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主席沈钧儒，说明在目前形势下，召集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同时提议， 由民革、民盟、中共“于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毛泽东这一号召，马上得到了民主党派的赞同。5月5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李济深、马叙伦等联名通电国内外，同时致电毛泽东,一致拥护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其后，毛泽东又复电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希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实现这一目标。同时要求各民主党派对召开新政协有关具体问题提出见解。各民主党派以香港为中心展开了讨论，他们献计献策，发表政治主张，其建国思想逐渐与中共趋于一致。毛泽东认为，召开新政协的条件已经具备，遂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北上解放区筹备新政协的召开。从1948年8月开始，各民主党派接受邀请，在中共的帮助安排下，冲破国民党的破坏阻挠，分期分批乘船北上到达解放区，在其他国统区的人士也到达解放区。
毛泽东求同存异真诚合作态度以及中国革命实践的证明，使民主党派思想上产生了重大的飞跃，他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有希望。1949年1月20日，已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其中阐发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明确宣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的早日实现”。
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真诚合作，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有11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这是继蒋介石撕毁1946年1月政协决议后由中共和民主党派召开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的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一政治制度的确立，是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结果，也是毛泽东团结民主党派、孤立蒋介石斗争艺术的结晶。
（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一度存在着错误的党内斗争方式，如“惩办主义”、“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等即是此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期，这种错误的斗争方式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许多坚持正确意见的人遭打击，更有甚者是混淆敌我界线，把革命的同志当成敌人，致使有些无辜的同志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毛泽东正是从以上错误的党内斗争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他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宗旨，坚持正确的路线，坚决反对错误倾向。在几次与党内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他既敢于斗争，又不鲁莽行事；既坚持了正确的路线，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又抵制、纠正甚至战胜了各种错误倾向。
1930年6月，由于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扩大，“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也得到恢复和发展。此时，在党内居领导地位的李立三对这一形势盲目乐观。他认为革命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只要红军进攻大城市，再配以工人罢工、士兵暴动，就能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革命就能成功。他还制定了一个冒险计划，命令各根据地的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一冒险计划完全脱离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是行不通的。其后果，只能使红军大部受到了很大损失，一些根据地也丧失了。
对这一“左”倾盲动主义，毛泽东采取了巧妙的方法予以抵制。因此，红一军团不仅未遭损失，反而扩大了。
6月15日，中央向红一军团下达攻打南昌的命令。对此，毛泽东、朱德都认为是错误的，行不通，但“军令如山”，因此组织上服从了，但在行动上则是另外一回事。毛泽东、朱德率军出发后并未很快开赴南昌，而是沿途打下了十几个县城，发动群众、分配土地，部队由一万多人发展到二万多人，这实际上仍然是毛泽东开辟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的道路。这样，部队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乘天黑派了一支小部队到南昌附近一个火车站旁打了一阵枪，随即将部队开到湘赣边区继续发动群众。
毛泽东是虚打南昌、实创根据地，中央自不会满意，因此命令红一军团与攻打长沙的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联合再攻长沙。毛泽东反对，但由于红三军团曾一度乘敌人空虚进占过长沙，因此，一些干部战士情绪很高。毛泽东反对不起作用，由于敌人已增强力量，红一方面军久围不克。此时，毛泽东已敏锐地看到了形势变化的征兆，他分析蒋介石即将结束新军阀混战，南下全力对付红军，因此，他对一些干部战士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将部队撤到赣江以东，并打下吉安，开辟了赣西南和湘东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也一举扩大到4万人。在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危害的几个月内，各路红军都不同程度遭到损失，而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却发展了，这是他组织上服从，行动上纠正，虚打大城市，实创农村根据地，巧妙抵制“左”倾错误的结果。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自1931年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后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他们脱离中国的实际，照搬照套别国经验，否定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作用，主张“城市中心论”，否定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一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而主张红军打正规战。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虽然遭受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无情打击”，并早就认识到“左”倾路线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但与之作斗争时仍讲究斗争的策略、方式。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着极为危险的处境。为了挽救党和红军，因病一度坐上担架的毛泽东，开始耐心对一些同志做思想工作，使他们从根本上认识到“左”倾错误的危害。
当时任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也坐担架随军行动。利用这一机会，毛泽东同王稼祥一边行军一边交谈，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的状况和前途问题。王稼祥坦率地表示了对目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并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谈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王稼祥以很大启发，也更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决心。此外，在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下，决定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遵义会议之后，结束了统治全党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率领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其后又穿越大凉山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夹金山，终于于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人数达12万多人，顿时军心振奋，士气高涨。中共中央随即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全国的形势，制定了今后的战略方针，即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推动和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当时，红军虽处在千辛万苦的长征途中，但两大主力的会师及正确方针的制定，革命呈现出一片光明的前景。
然而就在此时，担任红四方面军领导职务的张国焘却极力主张红军向西部荒无人烟的少数民族地区西康等地退却。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远远大于中央红军的3万多人，因此，个人野心膨胀，公开与中央闹对立，搞分裂，一再反对北上方针。6月17日，在两河口会议上并未对北上方针提出异议的张国焘却致电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南下主张。“北上”和“南下”，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为此，中央政治局又先后召开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分析当时的形势与任务，重申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反对南下逃跑的错误主张。同时，为了争取张国焘认识错误，党中央、毛泽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任命张为总政委。由于张国焘的拖延，耽误了全军北上的有利时机，敌情发生了变化。8月初，胡宗南主力已集结于松藩地区，对红军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这样，红军不得不改变北上路线，即由毛尔盖出发，经大草地北上。
为了统一指挥，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中共中央、毛泽东随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经草地到达班佑，张国焘指挥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向东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北行40里便到了一望无际、风云莫测的草原沼泽地带，经过6天6夜的顽强拼搏，排除万难，终于走出了这“死亡之地”，到达了四川的班佑、巴西、阿西一带，等待左路军在此会合。然而就在此刻，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张国焘由思想上、口头上反对北上方针发展到行动上强行南下的分裂行为。9月3日，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刚行至墨洼附近，张国焘便借口葛曲河水上涨而擅自决定左路军全部返回阿坝，并要右路军南下。9日，他又背着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政委、现为右路军政委的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至此，在红军内部“北上”、南下”的矛盾冲突几乎达到白热化，如果僵持下去，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恶果。
鉴于严峻的形势，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正面冲突，防止矛盾激化，同时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毛泽东与周恩来、博古紧急磋商后，当机立断，由毛泽东连夜率右路军中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秘密先行北上，脱离可能发生冲突的危险区。毛泽东率领先期北上的部队改称“陕甘支队”，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长征取得胜利。
此后，张国焘无视中共中央的一再劝告，不仅率部南下，而且另立“中央”，自称“主席”，其分裂主义发展到相当严重地步。但由于其南下方针的根本错误，致使部队受到重大挫折，朱德、刘伯承与其错误作了坚决斗争，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情绪日益高涨，在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被迫放弃南下方针，最后北上陕甘。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长征胜利宣告结束。
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既坚持了正确方针，又避免了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充分表现了他在紧急情况下处理内部矛盾的高招。
通过几次与党内错误倾向斗争的实践，毛泽东总结出了许多有益的党内斗争经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他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得出的并在此后发挥重大作用的党内斗争的有效方法。毛泽东把犯有各种“左”右倾错误的同志看作一个健康人生了疾病，只有通过治疗才能使之恢复健康，他将此比喻为“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毛泽东说：“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办法。”
党内的政治斗争是思想上的分歧和对立，对于思想上的错误必须严肃认真地批判，决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只有这样才能划清界限，明确是非。针对于此，“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摒弃了一味地算旧账、追查个人责任、惩办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错误方式，它采取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法，着重解决思想问题，寻求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它主要通过思想教育使人们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是机会主义的，使犯错误者受到教育，提高认识，引以为鉴。
民主革命时期几次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是在对敌斗争十分激烈、革命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历史的危急关头，毛泽东采取高超的斗争技巧，既坚持了正确，纠正了错误，又消除了分歧，转化了矛盾，使全党上下达到了新的团结和统一，发展和壮大了革命队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不仅要具备机敏的应变能力、睿智的洞察力和灵活的斗争技巧，而且还要具备一种由坚韧的毅力、强烈的自信和英雄般的胆略凝结成的巨大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驱动着政治家们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不停地迈进。毛泽东自青少年起就养成的那种蔑视一切恶势力并敢于与之斗争的无畏精神，使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的浩然之气。他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恩赐和外部援助上，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以自力更生为杠杆，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高擎着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旗帜，克服了重重困难，顶住了一个又一个外来压力，始终迈进在胜利的征程上。
1941年至1942年，中国的持久抗战进入到最困难的时期。日寇为巩固其在中国的占领地，将主要兵力用于对付共产党八路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扫荡”，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致使解放区面积缩小，人口下降，八路军新四军也由50万人减少到40万人。恰恰在持久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又以数十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起反共高潮，制造摩擦事件。更有甚者，国民党军政部于1940年11月竟下令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粮饷，妄图以此扼杀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
日寇的扫荡，国民党的封锁包围、停饷，加上华北各地连续几年发生水、旱、虫等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特别是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生活物资奇缺，解放区军民“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毛泽东说：“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是在困难面前饿死、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毛泽东说：“饿死是没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于是，他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这样，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一齐投入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展开了。他们开垦荒地，种植粮食、棉花、蔬菜，养猪、打柴、烧炭、纺纱、织布，以解决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围困。
八路军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葫芦河等地的屯田大生产。一二○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于1941年3月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荒种地。战士们高唱“革命战士不怕死，生产自给反封锁”的歌曲，经过两年多的奋战，把一个无人出没的荒野之地改造成了“陕北的江南”。三五九旅的官兵们每人每天能吃上1.5斤莱，每月两斤肉，会餐时还可吃上鸡鸭大米，全旅每个战士一年两套单衣、一套棉衣、两双袜子、两双单鞋、一双棉鞋。到1944年，全旅达到了吃用完全自给。王震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
在大生产运动中，党政军负责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在延安的杨家岭亲手开荒种菜，利用休息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周恩来带头学习纺线，他与任弼时参加中央直属机关的纺线比赛，以优异成绩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除直接领导部队的生产运动外，还亲自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前开荒种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王鼎铭也制订了生产计划。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自参加劳动，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
从1941年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部队开荒达30余万亩，粮食基本上达到自给，棉花油菜等经济作物及畜牧养殖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大生产运动中，还先后办起了纺织厂、兵工厂、造纸厂、被服厂等，保证了军需民用，保障了抗日经费的供给。这样，不仅解放区军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克服了严重的物资困难，而且解放区面积扩大了，人民军队也发展壮大了。毛泽东说：“蒋介石不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倒成了好事，我们经济上受了封锁，少了几十万块饷钱，使原来对蒋介石有点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他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动手的道路，这比任何薪饷任何援助都可靠。”1943年春，毛泽东挥笔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著名题词。正是靠这种精神，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寇一次次的“扫荡”，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包围，坚持了敌后抗战，为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依赖外援而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美蒋反动派，这是毛泽东自力更生精神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高度体现。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认为其军事实力远远大于共产党。它占据全国3/4以上的土地和人口，控制着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在军事上，它不仅拥有430万军队和现代化武器装备，而且还有个强大的后盾——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从抗战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的一年内，美国为国民党装备了45个师，训练15万军事人员，并以飞机军舰帮助国民党运送54万军队进入内战前线。这一时期，美国对国民党军援总值达30万美元，大大充实了国民党的内战资本。特别是此时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足以威胁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有这样一个“不可战胜”的美帝国主义的支援，蒋介石扬言三至六个月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
中国共产党则处于明显的劣势，人民解放军只有120万，分散在各根据地，武器装备主要是“小米加步枪”。解放区人口仅1亿，且处于经济落后的偏僻地区。与国民党相比更为不利的是没有任何外援。此时的苏联，出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及自身的利益，不仅不给中共以任何援助，反而要求共产党不惜代价与国民党维持国内和平协议。斯大林认为：“中国同志应和蒋介石寻求妥协，他们应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自己的军队。”面对国民党强大的军事实力及苏联的态度，是屈服于压力解散自己的军队，由此葬送人民革命的成果呢，还是坚持真理迎接挑战？毛泽东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从战争的第一天起，他就宣告：“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面对困难，他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在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解放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不失时机地将自卫战争转入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1948年底至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战略决战，进行了三大战役，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国民党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到此时，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
然而，就在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即将渡江解放江南广大地区的时候，在国内外却出现了一种要共产党“就此止步”和“适可而止”的论调。甚至连苏联此时也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是英美在中国利益的集中地，如果共产党打过长江去，美国可能出兵干涉，这就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从而危及苏联的可能。因此，苏联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1949年，斯大林派米高扬到中国来，劝告毛泽东“停止于长江一线”，他希望有“两个中国政府”。
面对以上这些声音，如果“就此止步”，中国革命就会半途而废。毛泽东在没有被美国可能干涉所吓倒，也没有为苏联的阻止而动摇，他毅然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誓言，决心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1949年4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飞渡长江天险，解放江南广大地区，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迎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自力更生思想的新发展，它成为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准则，也是顶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施加压力、横加干涉的强有力的杠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内百废待兴，面临着巨大的财政经济困难。同时，新生的中国又遭受到美帝国主义施加的巨大压力。这就是：政治上不予承认；军事上以台湾、日本、南朝鲜为一线形成包围圈，并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不断骚扰破坏。特别是美国还发起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将战火烧到了中朝相隔的鸭绿江边，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恢复了国民经济，打破了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同时，他又以巨大的魄力，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新中国令世界上所有国家刮目相看。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开始发生矛盾与分歧。苏联党的领导人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共产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企图控制中国。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当即为毛泽东严词拒绝。毛泽东表现出的中国独立和自尊的精神，使赫鲁晓夫大为不满。加之两党在意识形态的分歧，于是苏共频频向中共施加压力：1959年，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不顾是非曲直，公然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1960年6月，苏共又联合其他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共横加指责和攻击。毛泽东并没屈服这些压力，苏联给中国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将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片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据统计，苏联当时撤走的专家共1390名，撕毁合同343个，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被废除。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恰恰发生在新中国自建立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困难。苏联以为，这样就能使毛泽东屈服。
为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利益不受侵犯，毛泽东顶住了这一巨大压力，他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自己的力量克服巨大的困难。他及时调整了党的经济政策，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全国亿万人民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在短短的几年内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不仅挽回了因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所造成的损失，而且在极困难的情况下还清了对苏联的欠款。中国人民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毛泽东，以自力更生为杠杆，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激扬文字、独领风骚的文学家
（一）“他的政治著作就是艺术著作”
1938年10月25日，在从武汉撤退的路上，白崇禧的车坏了，刚好周恩来的车经过，就邀白崇禧乘他的车一起走。在车上，白崇禧谈到要请共产党派一个军官团到衡山游击训练班讲授游击战。周恩来问：“白先生看过毛泽东先生的《论持久战》吗？”白崇禧说：“我在汉口时曾仔细研读过毛先生的这本著作，我十分欣赏毛先生的分析和他的高见。我打算在训练班开学时，便告诉汤恩伯将毛先生的分析和论述摘要印发给军官们学习。”周恩来听了很高兴，说：“白先生，你是军训部部长，你能欣赏毛泽东先生这一军事著作，我一定把你对这本著作的评价告诉毛先生。”当车子在湖南一个渡口等船过河时，白崇禧注意到周恩来的司机下车加了水以后，找了一本书孜孜入神地看了起来。他瞄见司机看的书竟然是毛泽东的那本《论持久战》，他问司机：“这本书，该是指挥打仗的人才看的军事著作，你怎么也看？”司机笑了笑，答道：“抗日打持久战，不仅是指挥作战的官员们的事，这更是全国老百姓的事，不懂得怎么行？”这件事使白崇禧感慨万端。
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的文章所展现出来的精妙理论深度和博大战略高度。毛泽东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极为精彩的文章。他的文章，饱含着精深的思想、严密的逻辑、精美的语言、丰富的知识、流畅的文笔，表现出一种清新亲切、朴实明快、自然流畅、无拘无束、气势磅礴、一泻千里的风格。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曾评论毛泽东的文章说：“他的散文比他的诗词更加精美绝伦，清晰之极。他的政治著作就是艺术著作。”的确，毛泽东以最合适的文章结构，准确有力而又明白晓畅地表达思想感情，阐述深奥的道理，使他的著作能同样感染文化人、军事家和普通司机，使别人的眼界也像他一样开阔起来。毛泽东为什么具有这样高超的写作才能呢？原因就在于每一种体裁都有其内在规定性，而毛泽东就是非常注意研究这种“内在的规定性”。他写诗词就讲究音韵格律，写散文就讲究辞章文法，等等。
学生时代，毛泽东按先生的要求研读过韩愈散文和桐城派古文，掌握了古文的创作规范。他认为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畸于文”，但要学写作，此书却不可不读。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又一次在鲁艺做了《怎样做艺术家》的讲演，讲到要重视写作技巧时说：“清代桐城派做文章讲义法，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讲技巧，这也是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古文辞类纂》也是毛泽东终身喜欢的书。建国后，这本书从北京图书馆“借了还，还了借，他不知看过多少遍”。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书信中，毛泽东说：“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不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就是说，写律诗得按律诗的规矩写。毛泽东曾经批评过在延安的城墙上把“工人”写成“互人”。后来写这标语的同志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他跟毛泽东说：“那种写法本来是隶书的一种，现在不但我不这样写，有好些写隶书的写这两个字也不那么写了。”毛泽东即说：“这就不对了，隶书该怎么写就怎么写，篆书不是更复杂吗？也得那样写。我批评的不是那两个字，而是批评宣传工作不看对象，把那种字写在延安城墙上。”这些话把毛泽东要讲究形式，要按规矩办事的意思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绝不是那种浅薄的“造反派”。古文和诗词的形式是古人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定型的，后人只需下苦功学习即能掌握运用。而现代论说文则是毛泽东和他的同时代人从古典和外国的理论文章中汲取了有益的成分而后创造成功的。
由于毛泽东式的论说文曾风靡一时，于是近年有人将其称之为“毛文体”。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一文，可以看作是他对现代理论宣传文章写作规律的探索。他认为，写文章切忌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要想写好文章，第一，对自己要写的东西要有充分的调查研究，熟悉它的各个方面，方能言之有物，有的放矢；第二，心中要有读者，要想到究竟为什么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根据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语言，达到宣传的效果；第三，写完后要反复删改，然后发表；第四，要讲究语法修辞，从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语汇中、从外国语言中和古人语言中汲取有用的成分。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因为它“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是死硬的、后退的、阻碍革命的东西，他倡导生动活泼、鲜活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他自己的写作正是他的主张的实践。对不同的对象他用不同的文体，给国民党要员和老一代学者的信是古文体，用词极为考究、典雅；给党内同志和人民大众的报告文章则用现代文体，并且尽量把复杂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用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方法和目的。他从来不会使他的听众觉得莫测高深，但他也从不会瞧不起听众而故意简单化。无论何种文体，他都能做到言之有物、生动活泼，产生引人入胜、打动人心的效果。
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因为考虑到党内绝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不高，广大人民群众90%以上是文盲，毛泽东虽然身为一党领袖，他不得不亲自去做政治启蒙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他的理论文章在阐释清楚理论和政策的前提下相当程度地通俗化大众化了。建国后，他把《矛盾论》又做了一次修改，但仍然“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其实他完全具有一个大学问家的政治态度、治学方法和渊博知识、精辟见解，他完全有能力用大众化形式之外的其他形式去阐述他的理论，去完成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
（二）“诗人毛泽东”
毛泽东诗词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历史再现，内容博大精深，思想境界高远，气势雄伟磅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这些诗词是他崇高理想和革命生涯的生动写照，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有力实践和卓越成就，是唐宋以来中华传统诗词创新的主要成果之一。毛泽东诗词在内容上具有厚重的史诗性，在语言上具有广泛的共赏性，在概括上具有跨越的空前性，在意境上具有隽永的诗味性，在创新上具有深远的开拓性。
“诗，言其志也。”“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任何文艺作品都是主客观的统一体，用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象，不可避免地饱含着作家的思想感情。但由于作家的阶级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在文艺作品中所言的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有本质的区别。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诗词中表达的是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壮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里，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强烈要求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求得翻身解放，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因此，诗词中表达的又不是一般之志，而是全体人民彻底摧毁旧制度的气吞山河般的壮志。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是中国革命处在极端艰难困苦的低潮时期。在敌人暂时强大和气焰嚣张面前，甚至连党内的意志薄弱者，也发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辉煌著作，批评了党内的悲观主义思想，科学地分析了革命的现况，指出了“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光明前途及其胜利成功的必然。同时又在战斗频繁的行途中，写下了《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等词篇。这些词篇形象地反映了当年的战斗情况，表达了诗人自己和红军战士的豪情壮志，格调高昂，激动人心。
《清平乐·蒋桂战争》和《如梦令·元旦》这两首词，是反映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继而西越武夷山下，进入江西开展游击战争的。“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句中用“跃过”、“直下”、“直指”等动词，生动地表现了红军进军的神速和势如破竹勇往直前的气势。
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中，“六月天兵征腐恶”一句，就把红军出征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正义性大气磅礴地表达出来。“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一句，写红军出征的目的和气魄，把敌人比作“鲲鹏”，不是长敌人的威风，而是更加衬托出人民力量的强大和英雄气概。“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写出了工农红军的强大声势和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席卷”、“直捣”二词，更显示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胜利进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率领全国人民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的战争。经过三年多浴血奋战，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人民和国统区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消灭了蒋介石800万反动军队，埋葬了蒋家王朝。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写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下，强渡长江，解放国民党的巢穴南京之后。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赖以苟延残喘的所谓“千里江防”的彻底破产，标志着蒋家王朝彻底覆灭已成定局。俗话说“穷寇莫追”，毛泽东却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号召全国人民，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乘胜前进，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反动派，向解放全中国的伟大目标进军，表现了彻底的革命精神。“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伟大诗人，才能写出这样气贯长虹的诗篇。
“诗者，根情”，“诗是强烈的情感之录音”。任何文艺作品都渗透着作家的情感，诗歌更是具有强烈情感的一种文学体裁。
《西江月·井冈山》一词，反映的是1928年黄洋界保卫战的战斗生活。当时敌人用两个团的兵来包围，毛泽东率领的守军只有一个营。“敌军围困万千重”，显出局势相当严重。这一句表面写敌人强大，实则用来反衬“岿然不动”。“我自岿然不动”是全诗的主旨，充分表现出无产阶级、工农红军藐视一切敌人的大无畏的精神，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但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写了《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歌颂红军长征的光辉诗篇。毛泽东在诗中，把绵延四省的五岭看成是小小的波浪，把气势磅礴的乌蒙山视作踩在脚下的小泥丸，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过草地，爬雪山……形象地告诉读者“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并用“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胜利和喜悦，用“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这样生动壮丽的画面，“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
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站得高，看得远，心胸宽广，因而落笔如气贯长虹，划破长空，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他的诗词，时而氓山乌蒙，时而长江大海，时而千里冰封的北国，时而郁郁葱葱的南粤；时而腰斩昆仑，时而巡视太空；时而古来豪杰，时而当今英雄。诗人运用大量的比喻、象征、夸张等艺术手法，通过丰富的想象，把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创造了雄奇的境界，描绘出波澜壮阔的动人画面。
“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百万工农齐踊跃”(《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吟诵这些诗句，使人感到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我们仿佛看见了几十年前，千百万工农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敌人作殊死的战斗，并且得到节节胜利的动人情景，读来真令人赞叹不已。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两句诗概括地再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浩浩荡荡地奋勇前进，突破敌人的所谓“千里江防”，迅速解放南京的雄壮画面，读后使人感到神往。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七律·送瘟神》)。我们从诗中的画面看见:在那高入云层的五岭山脉上，亿万人民群众挥舞银锄，开发山区；沿江两岸的人民正在挥动铁臂，大搞水利建设，劳动热情是那么高涨，显示出解放后的中国人民征服自然的气魄和力量。在社会主义春天里，神州大地上呈现出来的一片生气蓬勃的景象，表明中国人民个个都是有智慧有能力的“舜尧”。这样一幅规模宏大的劳动欢乐图，多么令人欢欣鼓舞。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诗论家。他对中华传统诗词的热爱和钻研，超越了同时代的绝大多数诗人和诗论家。他一生对诗词特别钟情。读诗词、谈诗词、用诗词、写诗词、评诗词，是他生活的必要内容和重要内容之一。他留下的诗话和词话及其论述，比他的诗词还要多。他论述文艺问题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反对党八股》等著作，是包括诗歌在内的，其基本原理也是针对诗歌讲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诗词是建立在他深刻而又精辟的诗词理论基础之上的实践和结晶。
（三）“毛润之一支笔”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一位造诣极深的诗人、书法家。在他的60多年的书法生涯中，博采众长，随心所欲，神形道理、情意性功、气韵章法均堪称一绝。柳亚子曾说：“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支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纵观毛泽东一生的书法作品，有一种浑然天成之感。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插满铅笔和毛笔的笔筒，不管他写信，作读书笔记，还是签阅文件，大多使用毛笔，这无一不说明毛泽东对毛笔书法这一古老艺术的深厚感情。从他留下的大量的书法作品来看，给书法艺术注入了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
纵观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个高峰。第一高峰，公元三、四世纪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第二高峰，公元七、八世纪的张旭、怀素、颜真卿这一代书法家。以后历代书界名家没有一位超过他们。毛泽东书起千年之落，成为继前两个高峰的又一个高峰。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对书法就很感兴趣，坚持天天练字。小楷《离骚经》就是那时的作品，书于长沙第一师范。此帖多用方笔，瘦长而舒博，既有王献之《十三行》的隽秀，又有北魏《张猛龙碑》、《杨大眼造像》的劲健精整。大约同时所作的行书《讲堂录》，亦在雍容中透出爽劲。尤其是他给杨开慧之父杨昌济先生的《还书札》，已经露出了毛泽东书法瘦劲、猛利的北魏风貌来。这几帖，虽尚未形成毛泽东书法的主体面貌，但可以看出，毛泽东取法魏晋的独特个性和他对书法形式语言的娴熟驾驭。
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后期，碑派影响在毛泽东行草书中一直保持着。与此同时，毛泽东行草书中有着另外一种风格——帖派风格，它与碑派风格同时并存而且日臻成熟，这也同毛泽东早年学过王羲之的《兰亭序》等字帖有密切关系。延安时期，在物质条件困难的境况下毛泽东没有忘记随身备带一套晋唐小楷法帖。
书艺的日进，对他来说是长期积累发展的结果。从毛泽东所书信札来看，大约从1949年4月到1950年8月，终于出现了一个灿烂的高峰，体现在写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毛煦生、柳亚子、龙伯坚、刘揆一、杨开智、李崇德、毛森品、李淑一、张鼎撰、黎锦熙、马叙伦、粟裕等人的一大批手札中，达到了高度个性化，体现出对于草书规律的运用自如。
“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孙过庭将草书与真书在比照中记述，而“使转”历来被认为是草书最本质的特征，是草书生命力最深刻的根源。使转，意味着线条的急速运动，形体的灵活多变，意味着书写者性格的发挥，主客观关系的人天合一……毛泽东驾驭线条的高度技能，通过提按、轻重、缓急、疾涩，随意之中不失法度，从容不迫而游刃有余。由“使转”形成的“势”，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较长的时期里，呈左向或右向的侧面姿态，可以说“势”还较多的表现为外部形式。毛泽东进入高度成熟的草书，“势”成了发于内而形于外的运动感，“势”由内在的生气导致多向、繁富、灿烂而华美。
艺术发展史上，浪漫主义是一大流派。历史上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几乎同时出现，并交替发展。毛泽东的行草书属于浪漫主义体系。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毛泽东行草书实现了又一次飞跃，浪漫主义书风得到进一步发展，是毛泽东行草书成熟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毛泽东自书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等等，还有刊载于《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的一大批作品，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西厢记第一折句》、《梅花九首之一》、《解佩令》、《三垂阁》等等，都是足以垂诸后世的艺术珍品。
毛泽东书法艺术风格是统一的，又是多样化的。如，《六盘山》词的书写，从“天高云淡”起始到“屈”字一气直下，紧接着“指行程二”四字骤小，从最强音骤然降低八至十六度，往下看，结束上阕的“万”字特别加大，接着留下大片空白之后，同一行的“六盘”二字，分布只占“万字”的1/6，待全篇结束，从上款、题名等小字与之遥相呼应，取得浑然一体的效果。又如，自书词《满江红》，可以认为是技法、技巧、章法的荟萃之篇。提与按，粗与细，大与小(相差六七倍)，浓墨与干笔，方笔杀锋(“泣”、“荡”两字)等等，有如落英之缤纷。这些技法、技巧与章法又是和谐统一的。整个作品连题目带落款一共34行，除了少数是两字、五字成行，大部分是三四个字成行。这样的成行不但与技法、技巧相交织，尤其与语汇的字数相关联。“几声”、“蚍蜉”、“撼树”、“从来”、“翻腾”、“震荡”这些双音节的词都是二字成行连写，写得特大。“西风落叶”四字成行，“西风”二字大并连写，“落叶”二字小。通篇作品都是由此众多的对立与统一构成跃动的绚丽画面。而跃动的重要章法还包括跌宕引起的高潮。从“光阴迫”到“只争朝夕”这三行半构成了跌宕，但紧接着它的即是高潮:“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14个字非如此写法不足以反映“云水”的“怒”和“风雷”的“激”。
再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与毛岸青、邵华一次交谈中，谈起了唐诗，当谈到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时，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年轻有为，才高学博，为文光昌流丽，二十几岁的人就写了16卷诗文作品，可惜死得太早了。毛泽东喜欢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对其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很欣赏。在谈话中毛泽东发现他们也十分喜欢《滕王阁序》，很是高兴，边背诵其中佳句，边作评论。在谈兴正浓时，毛泽东坐到桌前挥动中楷羊毫，悬腕作书，为他们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千古名句。这14个字分三行，互相呼应，一气呵成，气魄磅礴，不同凡响。就全篇整体来看，结构和谐，画面很美，细看每个字，又是谨严而有法度，笔笔不苟，确实是一幅十分珍贵的墨宝。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贺新郎·读史》原稿。使用的是铅笔书写，但却是毛笔笔法，以气运笔，笔行气贯，莽莽苍苍，不尽历史滚滚来，不尽豪情滚滚来。这是毛泽东书法艺术进入成熟期以后最成熟的作品之一，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第一件硬笔书法经典之作。毛泽东草书中的神来之作，仅用“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类形容是不够的。李白赞怀素的“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怳怳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草书歌行)，才是最好的写照。
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6日致田家英的信，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毛泽东有关书法的重要手札。单从书法艺术看便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信笺写到末尾不留空白(毛泽东信札绝大多数如此)，是旧时养成的节约习惯，从书法艺术角度看，也为了便于形成完整的格局。毛泽东让田家英“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信中透露毛泽东对所藏从王羲之到于右任草书早已领略精研，但是还不满足，“必真迹观之乃得趣”(米芾)，因此提出向故宫博物馆借阅原作。据有关资料记录，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仍多次通过北图善本特藏部金石组，借阅几十部碑帖，且尤喜草书，如唐怀素《自叙帖》、宋米芾《妙算帖》等。毛泽东从博大中求精深的学习精神与学习方法，值得我们认真领会。
拿书法史上并存的碑帖两大派系来说，毛泽东成熟期的行草书诚然以“帖”味居多，然而毛泽东早期的碑学功夫，已融化在后来的作品之中。而从王羲之到于右任的广泛吸收，使毛泽东的作品独特风格决不单调偏狭。无条件的包容各家会失去独自的面目，但是单调偏狭绝不会有艺术上的丰满多姿。从毛泽东书法创作我们应当得到启示:碑、帖的高下优劣，存在艺术上的取向的异同，却不存在无条件的非此即彼。
毛泽东学习书法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读帖。对本临帖对他来说，太费时间，再者，这与他的学养、胸怀，以及他的“食而化之”的学习方法都不很相宜。毛泽东崇尚的是：“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苏轼）；“兵无常阵，字无定形”、“会通于意态之际”(项穆)；“离形得似”(姚孟起)。当代艺术大师李可染对毛泽东的书法作出了“变化不可测”的评价，准确地点破了毛泽东草书的一个特征。不言而喻，毛泽东草书更多地取法怀素《自叙帖》，这是毛泽东的慧眼独具处。他看到东晋二王的中和之美在唐代张旭、怀素狂草中的“破坏”。而书法本体的潜力正从这种“破坏”中获得最大发挥。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力量、进取、乐观、对现世的肯定，是毛泽东杰出的美学追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唐人张旭、怀素之后，还没有人使草书达到如此自由、狂放和充满不可折曲的力量和气势。毛泽东书法艺术达到了大气磅礴扑人面，刚柔苍淡得益彰的真品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