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法宝”——毛泽东是如何做统战工作的
第十章 “一大法宝”——毛泽东是如何做统战工作的
1939年，毛泽东在欢送一批即将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青年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要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不同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一）“还是让我们大家同饮吧！”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省巢县人，爱国将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1936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身为国民党元老，官居上将，又系蒋介石之盟兄，彼此共事多年，可谓心照不宣。但后来由于蒋氏不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意孤行，致使两人关系貌合神离，日渐分裂。冯玉祥最后反倒成了共产党的挚友。
1941年11月14日，冯玉祥60寿辰时，重庆《新华日报》刊登各方来的贺电、贺词和寿文。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从延安发来贺电。周恩来同志著文并亲笔题“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总结了冯将军前半生的历史功绩，并指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机由延安飞抵重庆。冯玉祥鉴于环境，抱疚不便前往机场迎接，特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去欢迎。重庆爱国民主人士及各界代表，在中苏文化协会特为毛泽东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孙夫人宋庆龄、著名学者郭沫若以及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等。会场上气氛活跃，热情洋溢，毛泽东频频挥手向与会者致意。
冯玉祥首先在会上讲话，他说：“今天这个大会，正好实现了孙总理所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时又显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接着他又说：“我们在这激动人心、欢欣鼓舞的时刻，一定要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严防有人要从中破坏！”他的话引起了到会人员的极大共鸣，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欢迎会后，冯玉祥决定为毛泽东洗尘，准备邀请来家便宴。当即吩咐上清寺康庄冯副委员长办事处的人员，写好请帖派人送往桂园毛泽东住所。并命乡间住所歇台子抗倭楼的厨师老张到办事处来亲自做菜。又对副官说：“明天有五六个人吃饭，叫老张搞好一点，丰盛一些，多弄几个湖南口味的菜。”
次日，天气晴朗，惠风和畅，冯玉祥和夫人一早就到了康庄办事处。下车后，冯玉祥先到厨房里了解、询问宴会准备的情况。当他发现宴席上没备烟酒，感到有些歉然。当即派人买来了名贵烟酒，以示敬意。冯玉祥向来有一个老规矩：不管宴会大小，招待的客人是谁，是从来不备烟的。这次破格招待的确是他平生第一次。不多时，他又像考虑到什么问题似的，叫来手枪营营长葛效先，当面指示：“我今天下午请客，你们站岗放哨要特别加强守卫，严格警戒，不得有半点疏忽！”因为上清寺康庄的毗邻就是戴笠的巢穴，冯玉祥的嘱咐可谓用心良苦。
下午4时，一辆黑色小轿车，后随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进了康庄。吉普车上坐满了国民党宪兵。这些宪兵名义上是担任警卫的，实际上也可能是监视的。冯玉祥和夫人知道客人来了，几步就跨下了台阶，满面笑容地迎接毛泽东、周恩来和应邀前来作陪的张治中先生等客人。
毛泽东身穿哗叽中山装，黑皮鞋，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地走出了汽车。冯玉祥和夫人上前与客人一一握手，并互相问好。随后主人恭恭敬敬地陪同客人迈上了台阶，进入客厅。宾主分别就座后，就亲切地交谈起来。毛泽东首先转达了朱总司令对冯玉祥的问候。冯玉祥接着说：“毛先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不顾个人的辛劳与安危，飞抵重庆，奔走和平，实为玉祥所敬佩！”接着毛泽东详细解释了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他说：“宣言中指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冯玉祥对毛泽东的一席话，非常赞赏，并连声称道：“很好，很对。这要看蒋介石的态度了。如果他能以国家大局为重，从人民利益出发，就该回心转意采纳施行，那就是全国人民之大幸啊！”
不久饭菜准备停当，冯玉祥首先把毛泽东、周恩来请到首位，毛泽东迟疑地没有就座，冯玉祥大声地说：“你们二位远道而来，首位当然要你们来坐。”因为周恩来是冯玉祥的熟客，也就不再推辞了。
宾主分别就座后，冯玉祥亲自执酒并为客人们斟满了酒杯，接着说：“毛先生为祖国和平远道而来，这第一杯先敬毛先生！”毛泽东谦虚地笑着，挡住了冯将军的敬酒，然后说：“还是让我们大家同饮吧！”宾主碰杯之后，均都一饮而尽。席间，毛泽东又介绍延安各方面的情况，深受主人的赞扬。大家边吃边谈，从中国过去谈到现在，又从现在谈到将来。其情其绪，欢快异常。
冯玉祥平时请客，负责席间招待工作的都是办事处的勤务人员。而今天，主动为客人端饭送菜，拿烟递酒的，都是冯将军身边的高级参谋和副官，都是冯玉祥的贴心人，如周茂藩(又名李养初)、赵力钧等人。这种异乎寻常的精心的安排，不外乎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尊敬和热爱，更重要的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
有些工作人员为不能到席间去而感到遗憾，便争先恐后地从门缝中以先睹毛泽东的风采为荣。
散席后，冯玉祥随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回寓所，天黑路滑，不想毛泽东他们坐的那辆车掉到道边沟里卡住了，冯玉祥及随员、司机都帮着去推，却怎么也推不出来。看着毛泽东他们着急的样子，冯玉祥笑着说：“好了，既然推不上来，你们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说着，不由分说，把毛泽东等拉到了自己的车上，一直把毛泽东他们送到桂园门口，才驱车回自己的住处康庄。这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了。
那一天冯玉祥夜不能眠。几天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使他深切感到了中共对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的诚意。于是，他乘兴连夜吟诗一首：
今天真快乐，
今天真欢欣。
楼上楼下人满座，
“干杯”、“干杯”不断声。
邵力子、孙哲生、郭沫若、覃理鸣，
彼得罗夫也来到，
还有天上飞来的毛先生。
我指中苏大旗开口道：
“这是总理三大政策之实行。”
覃理鸣不禁落下泪，
我的心中欢快苦乐一起临。
难道我们罪还没有受个够？
难道我们不能团结像一个人？
向着光明世界迈大步，
为着人类永久的幸福与和平。
几十年来不喝酒，
今天破戒喝几巡。
愿中苏永远友好，
愿人类不要再有战争。
（二）“你是张表老？你好！”
张澜(1872—1955 ），字表方，四川南充人，1941年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被推为主席。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又长期担任主席直至逝世。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45年8月，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机场聚满了欢迎的人群。年近古稀的张澜也站在欢迎行列中。毛泽东一下飞机就在人丛里发现了银髯飘拂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先生，不待介绍，就迈过去一见如故地说：“你是张表老？你好！”
张澜先生也握紧毛泽东的手说：“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
毛泽东又说：“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
寒暄之时，周恩来安排了毛泽东同张澜、张治中、邵力子、郭沫若等人合影留念。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一直很忙，每天除了和国民党的上层要员会晤外，还挤时间会见许多新朋故友，共商和平建国大计。
但在他到达重庆的第四天，即嘱周副主席亲赴特园，告知张澜先生要亲临拜访。张澜先生喜出望外。
“润之先生操心国事，极尽辛劳，应在他方便之时，我们去拜访他才是。”
周恩来望着张澜先生恳切的态度，又说：“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了，主席的意思是要亲自来。”
陪在张澜旁边的鲜英也说：“最好请主席和你们，都到舍下来休息休息。”
周恩来很细心，指指特园毗邻的戴笠公馆说：“为安全计，请不要在门口等候，会晤地点也不要在大客厅里，可在僻静的卧室内。”
下午3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来了，张澜和鲜英热情迎接，他们步入花园，穿过葡萄架，进到内室，促膝而淡。
张澜先生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顾得上一点信义！”
鲜英更索性道出自己的心思，“国共两党谈判，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要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呀！”
毛泽东坚定自若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演假戏，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看看，这场戏就有价值了。”
毛泽东和张澜，两人都声称“神交已久”，但素未谋面，这时你一句，我一句，谈了很久的“家常”。待到9月2日，张澜先生又以“民盟”的名义，在“民主之家”的特园，宴请毛泽东一行。沈钧儒、黄炎培、鲜英、张申府、左舜生做东招待。毛泽东一进门就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
作为主人之一的鲜英，捧上家酿的枣子酒，献给毛主席。张澜先生起身敬酒说：“会须一饮三百杯！”
毛泽东举杯相邀道：“且共欢此饮！”
9月14日，张澜先生得知和谈出现阴影，就约请国共谈判代表来特园商谈。他竭力从中斡旋，并当面质问张群：“阎锡山为啥子不给蒋先生留一点面子？重庆在谈，山西在打，这不贻笑于天下吗？”
张群一惊，随即又镇静地解释道：“上党交战，纯是阎锡山的个人行动。”
经过几番交谈，当张澜先生感到和谈无望时，就推心置腹地对毛泽东说：“你们当坚持的，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
毛泽东点头赞许，接着张澜先生又说：“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如果你们有不便，我可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问题摊开，好让全国人民监督。”
“谢谢张表老！”毛泽东欣然采纳，还当面赞誉张澜先生是“老成谋国”。
10月11日上午，毛泽东驱车到九龙坡机场，张澜、鲜英两先生又赶往话别，张澜兴高采烈地说：“日后，中国实现民主了，我到延安去看望你哟！”
毛泽东连说：“欢迎，欢迎！我用延安的川菜来招待你。”
那天，王若飞和张治中陪同毛泽东登上座机，一起向延安飞去。张澜先生遥望长空，他的心也乘风俱去，飞向延安了。
（三）“出污泥而不染，真是难得”
陈叔通(1876—1966），浙江杭州人，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发出“5·1”号召，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陈叔通从上海赴香港，转往解放区。到了石家庄后，陈叔通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等同志。他惊异地看到这些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是那样平易可亲，热情待人，和一般干部没有不同，见到他就如家人—样，尊称他为叔老，问暖嘘寒，对他长途跋涉非常关怀，并称赞他过去不事权贵、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毛泽东对他说：“叔老，你长期在旧社会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真是难得。”陈叔通说：“我没有起来同他们斗争，感到惭愧。”中央领导同志对许多重要的大事，都亲切地向他征求意见。陈叔通每次都为他们的真心实意所感动。毛泽东曾对他说，“你是清朝的翰林，经历了几个时代，见多识广，你的经验是很宝贵的。”
毛泽东除了会议时征求陈叔通意见外，还不时请他到自己家里叙谈。陈叔通曾对人说过，他看到历代的最高统治者，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毛主席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受亿万人民爱戴的领袖。他和蔼可亲，在他面前感到同家里人谈话一样。陈叔通每次约定时间去拜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大多在门口等候；他出门时，毛泽东总是亲自为他打开汽车门，照顾上车，然后关上车门，待车走远了，他还看到毛泽东在招手。毛泽东经常同他商谈国家大事，听取他的意见，多数是赞扬的。也有一次，毛泽东听了陈叔通的话，沉吟不语，陈叔通就想自己是否说错了，但他知道毛泽东喜欢他直言无讳。所以，陈叔通心里有话总是向毛泽东申述，知道他不但不会见怪，还可得到他的教益。例如，在大跃进时期，陈叔通看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就曾向毛泽东反映说，是“稳步前进好呢，还是急躁冒进好？”又如，他对毛泽东说“矫枉必须过正”的提法值得研究。在1957年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他又指出这个问题。李维汉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当时说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的损失大？”在反右扩大化时，陈叔通又说：“不能因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向毛泽东倾吐自己的忧心。毛泽东耐心地分析形势，指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陈叔通听后，回家写了一个条幅对联：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一时传为佳话。
陈叔通不仅同毛泽东商讨国家大事，而且还经常谈诗论画。他赞美毛泽东的诗词书法都表现了伟大的气魄，非常钦仰。他也和毛泽东观摩—些文物，作为茶余饭后的闲谈。长时期来，工商界尊重的有两位老人，一位就是陈叔通，另一位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任之)主委。毛泽东有时写给他们两位的信，信封上如果写“陈叔老、黄任老”，那在信中开头就写“任之、叔通”，反之，也是如此。陈叔通对此很感动，认为毛泽东日理万机，对于称呼的前后排列这样的小事，还是考虑得这样周到。对于土地改革，有些老人想不通，但叔老非常拥护，他向毛泽东提出，也要参加土改。毛泽东劝他下部队住一段时间，体验一下生活，也是一样。但他总是以未能参加土改为遗憾。《中国建设》杂志印尼版请叔老写一篇新中国成就的文章，他用了“敢教日月换新天”为题，对土改的重要性大为赞扬。
（四）“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上海川沙人。1917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1945年底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长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冷遁、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毛泽东主席之邀，飞赴延安访问。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
毛主席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黄盛赞毛泽东好记性。黄炎培回到重庆，每次讲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这个有趣的细节，十分自得地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到了延安，黄炎培觉得样样都很新鲜。晚上他在雪一样白的窗月下，在床上朦胧中吟成七律一首：
延 安
飞下延安城外山， 万家陶穴日云间。
相忘鸡犬闻声里， 小试旌旗变色还。．
自昔边功成后乐， 即今铃语诉时艰。
鄜州月色巴山雨， 奈此苍生空泪潸。
这是一首感时纪事的诗，诗人借宋范仲淹的故事，抒发了初到延安的感受。第二天下午，他们一行6人，应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主席。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离延水稍远，风景很好。在高高矮矮的山坡上一排排窑洞，就是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住所。当中有一所规模较宏伟的大会堂，靠山面阳，他们从大会堂的右边走上山坡，绕到后面，便是毛主席接待客人的会客室，似乎就是大会堂的后身上层。会客室正方形，光线充足，中间是一张长桌，四周各式椅子约可容20人。四壁挂着几幅画。而当中有一幅画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边几只杯子。画上有黄炎培题的一首七绝：
相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里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黄炎培说起这画是1943年在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叔羊为他父亲“画以娱之”。在请黄题词时，黄忽然想起谣传，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题了这首七绝以讽喻。料不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了！当黄炎培在此时此地看到这幅画时，一股知遇之心的暖流流遍了他周身。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
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短短的5天访问，对黄炎培来说，真是满载而归。7月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送行，大家依依握别，12时50分飞离延安返回重庆。
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在一个新的起跑点上前进了。他到处作报告，讲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还在很短时间中，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出版。
《延安归来》一书，初版两万册，几天内就被抢购一光，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而且，这是第一本拒绝把原稿送交国民党审查机关审查而自行出版的书，从而点燃一个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迫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决议，宣布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调查制度。
1949年2月，黄炎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
黄炎培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西部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入北平。两位政治家从重庆握别，虽然只有3年半时间，但中华大地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了。他们在解放后的北平机场重相见，其欢乐是无可言喻的。
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的颠倒是非、捏造事实的“白皮书”。黄炎培立刻撰写了批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展望》周刊上发表，并以民主建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予以驳斥。文章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就亲笔写信给黄炎培说：“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这一类文件(生动和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黄炎培怀着深深的知遇之情，立刻给毛泽东写了回信，表达了他的感激和兴奋，“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毛泽东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隔天又第二次致书黄炎培，重加勖勉，信说：“8月24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楚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的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1949年10月1日，黄炎培随同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参加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黄炎培的心情万分激动，即席抒发一首题为《天安门》的诗篇，并亲笔恭书了呈献给毛泽东。
建国以后，黄炎培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本来，黄炎培是一生拒不做官的。早年，北洋政府曾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都坚拒不就，他儿子黄大能曾问他：“恁地年过70而做起官来了？”他说：“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一部分有土地的工商界人士，到处告状，叫喊“斗争过火”了，“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等等。黄炎培也收到不少此类的告状信件，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党中央毛泽东转达了这些信件。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对黄炎培加以批评和指责，而是多次亲笔写信给黄炎培，把各地的土改材料送给他参阅，还介绍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与他见面恳谈。当黄炎培初步了解了基层情况之后，主动要求下乡考察，毛主席对他的愿望十分重视和支持，特地写信给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和陈丕显同志，关照他们说：“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12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1月4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区情况和他详谈。”临行前，毛泽东又邀黄炎培面谈，告诉他：“苏南是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考察之。”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京召开，黄炎培应邀在主席台上就座。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黄炎培听了情不自禁地即席作七绝四首，题为《东方红遍环瀛》，来祝贺党的八大。其第四首曰：
天安国庆逢佳节，万水千山念苦辛。
杖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
毛主席书赠黄炎培两首词，—首是《浪淘沙·北戴河》，另一首是《水调歌头·长沙》。
（五）还章士钊的“债”和书
章士钊是湖南耆宿，曾在北洋政府中任国会议员、教育总长等职。毛泽东与章士钊个人的关系十分密切。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对他们之间的交谊曾撰文予以介绍，其中有一段是讲毛泽东还章士钊债的事情，文章写道：毛泽东请我到他寓处教英文，常对我讲起他与我父亲交往中的轶事，其中有一件“还债十年”的趣事。“我欠了你父亲一笔债还没有还呢！”他告诉我，1920年，他为筹备党的成立，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组织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钱款。他去上海找到我父亲，当然没有告诉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到欧洲勤工俭学，请我父亲帮忙。我父亲立即答应，后发动了各界社会名流捐款。由于我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他。毛泽东笑着对我说：“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了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来造反闹革命了！”毛泽东又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十年还完2万元。”我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没想到几天之后，毛主席果真派徐秘书送来第一个2000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来2000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主席他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听了我的传话后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贴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他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了许多人。”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必定派徐秘书送来2000元，一直到1972年累计2万元为止。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主席问我，钱送去没有。我说：“今年没有送。”他问为什么。我说：“主席忘了，当初说定10年分期偿还，还足2万元。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2万已还清了。”他笑了，并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10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我说父亲不肯收，他当初说定只收10年。毛泽东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后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是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接着，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对我说：“这个钱一定要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辈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毛泽东得知章士钊珍藏有东晋王羲之的手迹刻本，便经章含之借了来，每天工作之余观赏揣摩，喜欢之至。到了原定的3个月借期将满时，毛泽东又向章士钊要求续借一个月。这个刻本也是章士钊的心头肉，他怕毛泽东不还他，但又不便直言索取，于是他在这一个月的续借期内多次打电话问毛泽东看完没有。有一次打电话时，章含之正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假装着有点生气地说：“行严先生，有点担心，沉不住气了吧。我们可是说好了再续一个月的。到期不还，是我不讲信用；现在你催我，可是你不够朋友啊。”放下电话后，毛泽东幽默地对章含之说：“行老不够朋友，但够英雄。”续借期满后，毛泽东派秘书准时将书和一封致谢信送到章士钊的手中。
（六）南洋的第一张毛泽东画像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在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会客大厅里就端端正正地挂上了毛泽东的画像。这是南洋第一张公开悬挂的毛泽东画像，它象征着毛泽东与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密切交往和陈嘉庚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
陈嘉庚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华侨领袖之一，在爱国华侨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抗战时期，陈嘉庚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底，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回国慰问抗战将士。对于这位华侨领袖，蒋介石把他当作“财神爷”看待，特拨出8万元巨款作为欢迎接待费。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会见宴请，以博取陈嘉庚的支持与欢心。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的艰苦时期，物资十分匮乏，陈嘉庚对这种铺张浪费的现象极为反感。加之耳闻目睹国民党官吏贪污成风、挥霍民脂民膏的行为，使他十分失望。
后来，陈嘉庚设法冲破了蒋介石的百般阻挠，来到延安。到延安的第二天，在窑洞里他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和宴请。简单的家具陈设、不事铺张的晚宴，尤其是与中共领袖融洽的交谈，都给陈嘉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毛泽东又几次专程到陈嘉庚的住所，看望并与他亲切交谈。交谈中，陈嘉庚一再表明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共御外侮。毛泽东当面表示不负海外华侨的厚望，团结抗战到底，并请将此意转达给蒋介石。
有一次，毛泽东与陈嘉庚同进晚餐后，来到陪陈先生到延安访问的国民党某科长的住处，同这位科长交谈到很晚。对此，陈嘉庚感触尤深，认为毛泽东竟与一位科长“长谈若是”，“定见其虚怀若谷”，这一切都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正像他后来对慰问团其他成员所说的：“毛主席生活非常朴素，为人虚怀若谷，和蔼可亲。他的住所和办公处，均在山洞内，屋内仅10余只旧木椅，大小高低不一。写字台系旧式民间家具，比学生课桌稍大。宴请时，取一旧圆桌面而置方桌之上，已陈旧，不甚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布，适风来又被吹去，遂弃之不用。一党之领袖其艰苦朴素有如此者，令人敬佩！”他还指出，我对延安的印象，不是只凭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袖们的介绍，我也同时从集美、厦大和南洋到陕北参加革命的青年交谈中，并且实地参观访问，来了解那里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民主状况。把在延安观察到的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就越来越觉得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正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有50岁了，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可见毛泽东与海外华侨交往靠的是形象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靠的是艰苦朴素的作风，靠的是我党一切为国为民的宗旨，靠的是谦虚而博大的胸怀和团结诚挚的精神，靠这一切赢得民心党心，赢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谈笑有鸿儒
（一）《积雪西陲》一诗甚好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是清末戊戌科状元，曾参加戊戌变法。自清末起长期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是我国出版界的前辈。解放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1949年9月，应毛泽东的邀请曾同游天坛。
在海盐张元济图书馆的纪念室里，悬挂着一张毛泽东与张元济合影的照片。照片上毛泽东扳着手指在讲解，张元济认真地倾听着。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张照片开始的。
1949年9月，张元济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9月19日，张元济应毛泽东的邀请，由陈毅、刘伯承、粟裕等陪同，和主席同游天坛。一路上他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合影留念。在回音壁古柏林休息时，毛主席请张元济坐在身边，询问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景，又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说：“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官岂能来此？”毛主席听了，爽朗大笑，他说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在于不发动群众，但也流了不少血，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他称赞商务印书馆为人民出了不少有益的书，并说他读商务印书馆的书，学到不少知识。商务出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
10月11日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张元济，共进晚餐的有陈毅、粟裕等。饭后，毛主席不断提问，征求意见。张元济建议，为使下情上达，报纸应多刊载有真实姓名、地址的读者来信，广开言路。毛主席说可以先辟一个专栏做榜样。当张元济提到内战连年，国穷民艰，为使国盛民富，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时，毛主席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1950年10月，张元济闻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4次写信给毛主席，并先后寄去“告存诗”《积雪西陲》和古诗《西藏解放歌》以及《涵芬楼烬余书录》一书。诗中写出了他对西藏解放的喜悦之情。1951年7月30日，毛泽东复信称赞“《积雪西陲》一诗甚好”。同年9月5日，毛主席又复信张元济，说：“解放歌具见热忱慷慨，建议各事都好。”这是毛主席对张元济两篇诗作的高度评价。他们之间前后通信共有10来次。
1958年春天，周恩来到上海视察，特去华东医院看望病情日趋严重的张元济。这时张元济已经神志恍惚。周恩来站在病榻旁说：“我是周恩来。”他微微挪动一下身子，点头表示认识，片刻，用低微的声音说：“毛主席好。”周恩来欠下身子，对他说：“主席很好，特托我来探望你。”他脸上流露出欣慰的神情。下一年8月，张元济便与世长辞了。
张元济先生对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以及他忧国忧民、积极议政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二）你的“太极拳”打得很准
李四光的孩子李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
我父亲生前从事地质科学研究，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这当然不仅仅是对我父亲的亲切关怀，而且是对广大科研人员的亲切关怀。毛主席的谆谆教诲，我父亲都铭记心中。他常常满怀喜悦地同我们谈起毛主席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关心和对科研人员的鼓励，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记得1952年的一天，毛主席在日理万机，操劳国内外、党内外大事的百忙之中，在一次会议期间接见了我父亲。那天，我父亲回到家里，精神格外奋发，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接见时的幸福情景：毛主席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父亲说：“主席问我‘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这使我父亲非常感动。毛主席这样博学多闻，这样地关心地质科学的发展，连我们地质力学中“山字型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给我父亲努力研究地质力学增添了无穷力量。
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关心我国的石油远景，曾询问我父亲有关天然石油的远景。当时，为了探明我国天然石油，我父亲和地质部广大干部、科技人员一起，开始了大规模石油普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组织石油大会战，以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终于在我国找到了大油田。1959年，大庆油田出油了。地质力学在找油实践中经受了考验，毛主席把这件事一直记在心上。
1964年，在三届人大会议期间，有一天，一个服务员同志在人大代表行列中找到了我父亲，对他说：“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当时我父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走进北京厅时，见到毛主席在里面。当时，我父亲又高兴，又以为服务员转告错了。他带着歉意地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了门！”毛主席健步走过来，紧握住我父亲的手，亲切地说没有走错，还风趣地说我父亲的太极拳打得很准。我父亲一时没有理解主席的意思，回答说：“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主席笑着说：“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咧。”这时，我父亲才理解毛主席的话是对我父亲和大家一起根据地质力学理论，用新华夏构造体系找到石油的高度评价。毛主席的赞扬，激励着我父亲为祖国找到更多的石油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毛主席一向重视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十分关心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对从旧社会过来的愿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老一辈科学家非常关怀。1964年2月6日中午，毛主席邀请竺可桢、钱学森同志和我父亲到他老人家那里，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地交谈了好几个小时。我父亲告诉我：“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了解得透彻入微。毛主席的卧室有大量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交谈中涉及的领域很广。毛主席热忱希望老一辈科学家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献计出力。正是在毛主席的热情关怀下，我国天文、地质、尖端科学得到了迅速发展。”
1964年，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我父亲。那是在怀仁堂开完一个会以后，毛主席邀请我父亲一起看豫剧《朝阳沟》，并要我父亲坐在他身旁，边看边交谈。毛主席在谈到石油问题时，高度评价了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找油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我父亲对我说：“在找油方面我们刚刚迈出了一步，毛主席就这么热情鼓励我们，还通过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启发教育我们要深入实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给我们科学工作者指明了方向、道路。”我发现每当我父亲看到和毛主席在一起的那帧照片时，他的心情就非常激动，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鼓舞着他百折不回地为努力发展地质力学，为走出一条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而奋斗不息。
1969年5月19日，毛主席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学习的来自全国各地的1万多名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参加接见。当毛主席见到我父亲时，他温暖的巨手紧紧握住我父亲的手，拉着我父亲和他老人家一起走。接见结束后，毛主席又请我父亲到一个休息室里，就天文、地质、天体起源等方面的科学问题畅谈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还要我父亲写的书，给他收集点资料，并谦逊地说：“我不懂英文，最好给我找点中文的。”我父亲回来后对我说：“主席工作很忙，还要看我的书和其他资料。资料倒挺多，但都是大本大本的，有的很烦琐，还有许多是外文的。”为了少花费毛主席的时间，我父亲决心整理一份材料，力求把地质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包括进去，力求多用图片，少写文字。1970年，我父亲写完了《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敬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历来重视地质工作，多次指示地质工作要走在前头。地质部门是个侦察部门——地下情况的侦察部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都不能前行。要提早一个5年、一个10年为国家建设准备好矿产资源。毛主席的指示，正确地指出了地质工作的性质和地质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战斗任务。周总理最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1955年，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支持地质部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此后逐步发展又成立了地质力学研究所。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周总理的大力支持下，从事地质工作的工人、科技人员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勇于实践，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使地质力学在找油、找矿、预报地震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于这些成绩，毛主席、周总理都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赞扬。
（三）不要怕，要坚持真理
遗传学家谈家祯在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追忆了他同毛泽东的交往，并深情地谈到毛泽东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关怀。
在毛主席诞辰90周年的时候，回忆毛主席生前对祖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关怀，追忆他老人家对我的亲切教导和殷切期望，我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老人家几次接见时对我的谈话，我是永远忘不了的；毛主席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所作的贡献，广大科学家和全中国人民是永远忘不了的。
毛主席在世时，十分关心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学科的研究都是在老人家的直接关怀下发展起来的。我是多年从事遗传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建国以来遗传学的发展过程，我可以说：没有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也就没有中国遗传学的今天。
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期，摩尔根遗传学受到了批判，正统的遗传学被贴上“反动”的标签，我在复旦大学不能开设遗传学课程，也不能从事遗传学研究。是毛主席，及时地提出了繁荣科学文化的“双百”方针。1956年夏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会上，不同学派的遗传学者各抒己见，取长补短。不久后，我在怀仁堂向主席汇报了青岛会上的情况，老人家一边注意地听，一边不住地点头说：“应该取长补短。”并鼓励我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以后，主席多次询问我遗传学发展的情况。当他老人家了解到遗传学研究还遇到很多阻碍时，就用坚定的口气对我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就是在主席晚年病重期间，他也很关心遗传学研究。1974年冬，他老人家特意嘱托王震同志在路过上海时捎带个口信，关切地询问我：“这几年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的文章？你过去写的文章，有些观点还是正确的嘛！”还鼓励我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遗传学的研究。
毛主席关心科学事业，对科学家的成长和进步更是关怀备至。主席生前曾同好多科学家交上了朋友，关心他们的科研，也关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记得我第二次见到主席时，他老人家紧握着我的手说：“谈先生，老朋友啦！”
毛主席在世时，经常同科学家一起商讨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并鼓励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要好好地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建立密切的联系。1958年初，主席派他的专机把我和周谷城、赵超构三人接到杭州，在西湖边的一所水木明瑟的庭园里，亲切地接见了我们。
那天，皓月当空，主席和我们三人相对而坐，像老朋友谈家常一样，无拘无束地谈了好多。主席又邀请我们共进晚餐，边吃边谈，一直到凌晨2点多钟。主席披着大衣，走过一段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把我们送到门口。周、赵两位是搞社会科学的，我是搞自然科学的。我想，这次会见，充满着主席的期望，他希望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结成巩固的联盟，以推动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
在中国，遗传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的指导。当年批判摩尔根的遗传学，这实际上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在遗传学中，DNA、基因、染色体、细胞核和核外遗传物质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基因是生物体本身传下来的内在根据，而表现出来的性状，是在各种外部条件和生物体本身的“相互作用”中才实现的。这正是毛主席著作《矛盾论》中有关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精辟论述在遗传学中的具体体现。我当时虽失去了开课教学的权利，但我学了《矛盾论》，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后来在毛主席接见我时，我把这个体会告诉了主席，他老人家鼓励我说：“不要怕，要坚持真理。”
毛主席曾勉励过许多科学家要学点哲学，学点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去指导科学研究。因为马列主义真理本身是从古往今来一切科学成果中总结出来的，是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科学和文化知识的高度理论概括。如果掌握了马列主义、自觉运用了马列主义，就能更好地指导科研。在研究中，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解决各项具体问题。那年，毛主席对我们三人的谈话时反复说：“无论办什么事，都要从六亿五千万人民出发来考虑问题。今天，我们要从四化建设出发，研究工农业生产、医学卫生和国防建设等众多方面提出的问题，面向社会主义建设。
（四）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
毛泽东在《关于诗的一封信》中写道：“《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著名诗人臧克家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对毛主席关怀诗歌的发展作了生动的描述。他深情地写道：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深深地怀念毛主席，亲切地回忆起20年前亲聆他老人家就诗歌问题教诲我的动人情景。
毛主席对于诗歌，历来重视。1975年，在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中，也特别提到了诗。毛主席工作繁重，夜以继日，1957年还抽出时间叫我去专门谈诗，达2小时之久。这就足以说明他对诗歌创作的重视和关怀。当毛主席从我的汇报中知道《诗刊》就要创刊时，表示高兴。毛主席说：“最近写了一些东西，《文汇报》向我要，正在考虑。”我恳请给《诗刊》发表。毛主席抬头仰望了一下，似乎在做决定，然后说：“好吧，就给你们。这不仅是对《诗刊》，而是对诗歌创作的一个伟大的支持力量！”那时，纸张困难，为了争取份数，我们和当时文化部的一个负责同志争得面红耳赤。我向毛主席报告：“纸张困难，《诗刊》只印10000份，太少呀！”毛主席反问：“你看印多少？”我说：“50000份。”毛主席说：“好，我答应你们印50000份。”看，毛主席充分估计的是诗歌的意义和影响，而不仅仅是纸张。以后，我们给毛主席写了信，附上传抄的一些诗词，毛主席马上回了信，并在抄稿上亲笔改正了几个错字。信上说：“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从这12个字里，我们感受到的是多么丰富、多么深刻、多么激动心胸的重大意义呵！它庄严而简要，朴素又亲切！事隔10多年，毛主席又批准《诗刊》复刊。毛主席胸中装着整个世界，但始终没有忘记诗！今天，我流着眼泪回忆毛主席的教导，深深怀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还记得，当毛主席送我出了客厅的大门时，还高举大手道别，说：“把你的作品送给我一份呵！”
1957年初，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伟大方针，同时很重视实际贯彻执行的情况。在谈话时，毛主席说：“百花齐放了，像王统照这样一些老作家都发表作品了，这很好！”毛主席胸怀多宽，视野多广呵，为了革命，为了革命文艺的发展，毛主席破土、栽花，还注意它的开放。而王张江姚“四人帮”，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打击革命文艺作家，摧残、迫害革命诗人，对于满怀激情，愿以西天红霞为文艺铺锦的老年文艺战士，一概压之、打之，置于死地——至少是无用之地而后已！毛主席的这封信，毛主席的谈话，和“四人帮”对革命文艺的摧残与破坏，是何等鲜明的对立！
毛主席很重视民歌。1958年大跃进，在毛主席亲自关怀、号召下，民歌汪洋浩瀚，起了很大很好的鼓舞作用。毛主席谈文艺问题时，很强调民歌，说：“民歌，由四言，发展为五言，最近七言的又多起来了。”联系到在民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教导，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民歌是如何的重视！而江青却与毛主席大唱反调，她讨厌民歌，诬蔑民歌是庸俗、落后、色情。她的思想、感情，她的文艺观，和工农兵是极端敌对的。
毛主席自己是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写作的，并说：“我常用小令一类词牌子写点词，像工具，用熟了。”毛主席自己写旧体诗、词，但告诫我们：“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这几句教导，摆好了新、旧诗的关系及其作用，不以个人爱好为标准。
诗的好坏不在于形式的新旧。毛主席运用的是旧诗的表现形式，字里行间呼啸着时代风云，响动着战斗雷霆，形式上有所突破，内容上完全创新。万人捧颂，千古传诵，像叶帅、郭老，像朱总、董老、陈毅等同志，也都以旧体诗词著称。
但旧体诗词确如毛主席所指示的那样，“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时常看到一些青年同志写一些形似旧体而不合格律的旧诗、词，号称“解放体”，实在应该听从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地去写新诗为好。
毛主席对新诗的缺点和要求也提出了重要意见：新诗太散漫，记不住。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毛主席并且提议：可以搞一本“新诗韵”——专为写新诗用韵较宽的韵书。毛主席对诗歌创作的这三点要求，我一再学习，觉得十分重要。我们从事诗歌创作和评论的同志，应该认真体会，运用到创作、评论的实践中去。这是关系到创造民族形式的大问题。
毛主席对古典诗歌，有自己的喜爱。我们知道，毛主席常引用一些在政治上有进步意义的诗句，像龚定庵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毛主席也有个人特别喜爱的古代诗人。在谈话当中，对唐代两个大诗人——李白、杜甫， 比较起来，毛主席更欣赏李白。但对杜甫还是肯定的，在成都“杜甫草堂”的纪念簿上题了“政治诗”三个字。毛主席说：“他们给我弄了一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些诗写得不错。”关于李攀龙，我略知一点情况，对他的作品没读过。毛主席的湖南口音我听不清楚，连问两三遍才明白了。毛主席论诗，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四人帮”对古典文艺，破坏毛主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一律视为封建毒素，成为民族遗产的罪人。
毛主席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里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读了这些话，我们感动极了。它真挚又谦逊。毛主席写诗，严格认真，千锤百炼，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例子太多，像“跃上葱茏四百旋”，“旋”原作“盘”。“金沙浪拍悬崖暖”，后来又将“浪”改为“水”，“悬”改为“云”。为了总结伟大斗争经验，为了抒发无产阶级革命豪情，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在马背上，在圣地延安，在首都北京，写下多少时代风雷般的诗篇，但毛主席从来没想到发表，所以有不少已经散失了。有些老同志还可以背出一些残句。多可惜啊，多大的损失啊。毛主席不耻下问，哪怕是一个句子，一个字，小至一个标点符号，意见合理，毛主席一定听从采用。就举两个字作例子吧。就在这封信发表不久，北京大学的一个同学给毛主席写信说：“遗”字，应该作“贻”。毛主席同意了，还特别对《诗刊》编辑部打了招呼。见面的时候，我请教毛主席“原驰腊象”的“腊”字应该怎么讲？毛主席马上和蔼地反问：“你看应该怎样？”我说：“如果作‘蜡’比较好讲，‘蜡象’正可与上面的‘银蛇’映对。”毛主席点头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1964年元旦《毛主席诗词》正式出版之前，毛主席亲笔开列名单，让一些同志提提意见。有三篇作品，大家建议暂不收入集中，毛主席同意了。毛主席这种严格、认真、诚挚、朴实，尊重群众意见的伟大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不但对文艺、诗歌创作的人，对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是崇高的榜样。
毛主席在这封信里，在谈话当中，没有涉及诗人应如何深入斗争生活、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但在这方面，毛主席早有指示，而且在见面交谈时，一开头就问：“你看，在几百年、几千年后，全世界革命成功之后，还有没有斗争？”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我双眼朝天，回答毛主席：“我没想过这问题，您看呢？”毛主席说：“我看，还有，不过，那时不用枪杆，用笔杆，阵地在墙上。”这一开头，真像一个霹雳。毛主席想的是阶级斗争，是革命。毛主席心中不但装着今日的世界，而且装着千百年后的世界，文艺工作者，诗歌创作者，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还用多说吗？
当面受到毛主席的教导，先后接到毛主席给我们的富有重大意义的几封信，转眼已经多少年过去了。当年毛主席召我去谈话的每句话，都深深刻印在我的心板上，永不磨灭。连亲切的声音笑貌，也栩栩如生……
（五）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解放后，毛泽东复信周世钊说：“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
周世钊(1897—1976)，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解放后任湖南省第一师范校长、省教育厅厅长，20世纪60年代初任湖南省副省长，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湖南省主任委员。解放后，他与毛泽东信件来往颇多，并有诗词唱和。
1913年，毛泽东考入了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并结识了同班同学周世钊。1914年，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俩仍在同班学习。随着交往的频繁和深入，他们之间的情感日益加深。
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面对残酷的现实，毛泽东和周世钊心焦如焚，他们立志，要为救国救民作出贡献。他们充分利用第一师范良好的学习环境，如饥似渴地学习，顽强刻苦地锻炼身体，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热心社会活动。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他们积极组织学友会，举办工人夜校，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组织新民学会，努力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救国救民之路。
1917年，湖南第一师范学生会改选，毛泽东被选为学生会总务(主席)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周世钊被选为文学部部长。他们并肩战斗，密切合作。虽然他们个性不同：毛泽东好学不倦，善于钻研，克己宽人，治学严谨，言行一致， 同时毛泽东还非常富于反抗精神和非凡的胆识与机智，有一种特殊的领导和创造才能，具有一种超凡的魅力；而周世钊则为人温和敦厚，诗人赤诚，他顽强好学，在文学和诗词方面造诣颇深。他们都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1917年7月，全校组织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当时学校共有12个班，575人，毛泽东与周世钊都在第八班。选举结果，全校有34人当选。第一名是毛泽东，获49票；第二名是周世钊，获47票。超过40票的只有毛、周两人。
1918年，毛泽东和周世钊从第一师范毕业了。五年半的交往、深厚的情谊已使他们难舍难分。之后周世钊在王季范的帮助下，到长沙修业小学教国文，毛泽东则到北京、上海筹办赴法勤工俭学之事。
1919年4月，毛泽东突然来到修业小学找到了周世钊。友人相见，格外激动，周世钊问毛泽东：“你现在住哪里？”毛泽东不无幽默地说：“无家可归。”周世钊二话没说便邀请毛泽东住到他那里。他还告诉毛泽东，修校高小部正缺历史教师，每周只有6节课，只要毛泽东愿意教这几课，对于工作并无妨碍。在周世钊的帮助下，毛泽东住进了修业小学，并承担了高小部的历史课教学任务。
在修业小学，毛泽东教的历史课，结合现实，启发学生们的爱国思想，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利用教课之余， 毛泽东在修业小学创办《湘江评论》，积极领导长沙的“五四”运动。周世钊就住在毛泽东的隔壁， 深夜醒来，常常从壁缝中见到毛泽东房里的灯光，那是毛泽东在为《湘江评论》写稿呢。在毛泽东的感召下，周世钊积极参加了湖南的革命活动。1959年，周世钊重游修业小学，感慨万分，他激动地写道：
爱雨喜重游，重上东楼。卅年前事到心头。五四风云筹策地，胜迹长留。破碎叹金瓯，烟瘴谁收？ 独将大论正沉浮。要挽湘江千丈水，荡涤神州。
在修业小学，毛泽东和周世钊还指导小学办起了《小学生》。1919年春，周世钊帮助高小二年级的学生成立了图书馆，并指导他们购买了一些白话书刊。他和毛泽东一道还帮助学生们出壁报。学生们竟然也谈论起天下大事来了。11月中旬，长沙《大公报》向全社会介绍了《小学生》，指出：“全国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都有说话的能力，那社会就有点生机了。昨天我看见一张修业小学出刊的《小学生》报，小学生也说起话来了，难怪他们的先生大加奖励。我希望他们声大而远传。”
在修业小学，毛泽东、周世钊的生活非常清苦，但那时他们的友谊却反而更加纯挚笃诚了。冬寒季节，寒冷刺骨时，他们就同床共睡。他们同床同“梦”：要改造中国与世界，打到列强，打倒军阀，救中国。
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有一封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长达2000余字。信中写道：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父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了。
我们是脱离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作。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不是随便无意地放任地去准备，实在要有意地有组织地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岁)发生较大的效果。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
1920年6月28日，周世钊致信毛泽东，劝他返回湖南：“吾兄平时，素抱宏愿，此时有了机会，何不竭其口舌笔墨之劳，以求实现素志之十一？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树，弟也主张兄回省，其理由如下……”
古人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此来形容毛泽东与周世钊之间的情谊，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1927年，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周世钊则继续从事教育事业。一别23年，两人天各—方，“九州明月系离肠”。周世钊无时无刻不惦记毛泽东，当毛泽东在延安、重庆时，他都冒着风险致函问候。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后，他又马上致函毛泽东，毛泽东也给他回了电，说道：“迭接电示，又得9月28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 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
听到毛泽东的称赞，周世钊欢欣鼓舞，逢人便说：毛润之称我“骏骨未凋，尚有生气”。
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邀周世钊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9月 28日，恰逢中秋佳节，月光如水，桂花飘香，面对此情此景，周世钊感慨万分，他激动地说道：
露重香浓桂正花，中秋奉命发长沙。
歌盈江市人难静，梦醒湖乡月欲斜。
三十年前亲矩范，数千里外向京华。
鲰生垂老逢嘉庆，喜见车书共一家。
29日清晨，车到许昌，周世钊又吟诗一首《五律，过许昌》：
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
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
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
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
不久，周世钊将此诗赠给毛泽东。1956年12月5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信中写道：
惇元兄：
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水调歌头·长江》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暂时不出国，你的意见是正确的。
问好！
毛泽东
1956年12月5日
1958年7月，周世钊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突如其来的事实，令周世钊思绪万千。10月17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叙述了自己复杂的心情。25日，毛泽东回信给周世钊，信中这样写道：“赐书收到。10月17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
这封信给周世钊以很大鼓舞，激励他信心百倍地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
1961年，为了抒发对湖南故乡和友人的怀念，毛泽东又写道：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看到运动的蓬勃兴起，周世钊感到茫然不解，他陈书毛泽东，要求面见。毛泽东答复说：“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1967年，红卫兵抄了周世钊的家。周世钊去北京见了毛泽东。1985年12月26日，《湖南日报》发表了李津身的一篇文章，标题为《毛主席与周世钊同志一席谈》，对毛泽东与周世钊的这次谈话作了追忆，李津身的文章摘录如下：
周说：“我刚从北京回来，见到毛主席，他老曾询及此事，我回答主席说‘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旧书，弄得残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接着周世钊又告诉李津身说，毛主席对他说：“……这对你不起，由我负责赔偿，你那些旧书，我这里都应该有，任你挑选拿去做赔，只不得抄我的家……”主席还对他说：“……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当说的说，可管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必负气……”周世钊当时回答说：“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主席说：“你愿入党我可作介绍，你是副省长嘛！即使造反，你也应管，再说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
1972年8月，周世钊再次坦率陈书于毛泽东，信中写道：
窃以为理工科大学要特别重视提高教学质量，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还应该恢复科技大学，适当延长其学习年限，以期提高学生的造诣。文科大学中是否可指定几个有条件的设置历史研究所(或单独设立)，招收大学毕业生中的文史学习比较有基础的入学，用适当长点的时间，研究古今文史名著，章学诚谓：六经皆史……目前能胜任这种研究所的教师的老人已不多，再过几年将更难物色。因此能早为之所，便利较多。至于近代史和世界史当然也更为重要。
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窃以为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经过审查开放一部分，同时文教领导部门应组织力量编写新的读物，凡革命斗争故事、革命先进人物、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革命知识分子，好的村史、家史和一切好人好事，都应以生动浅显和笔端带感情的文字写出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农民革命的英杰，一切好的发明家、工程技术人员、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医药学家、教育家也可以一分为二地写出具有教育作用的部分……另外，还应编写—些有关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气象常识、史地常识等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读本，以提高读者的文化科学知识。
我们看到一些基层干部除以私人关系开后门的作风颇为严重之外，又每每以派性和私隙作祟，借机会报复，打击别人……窃以为中央和省市可考虑设置这类报告或控诉机关，负责对所提问题深入调查，作出结论，经过有关上级的审核批示解决问题。
在1972年那样的政治气候，周世钊不顾个人安危，提出如此意见，足见其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对友人的赤诚之心，足见其与毛泽东的友谊之深。
1976年，周世钊与毛泽东分别离开了人世。但他们之间63年的友谊将永留人间：“人生易老天难老”，时光易逝情难逝。
（六）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6年夏，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逃离被国民党囚禁三年多的南京，秘密经上海、北平、西安于11月来到陕北保安。这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是新奇而有趣的，她心底感到一种慰藉，精神为之充实。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几老都非常关心她，在保安的窑洞里召开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宴会上她聆听了领袖们对她的殷切希望，这个在敌人的法庭上从没有掉过泪的女子，此时，却热泪盈眶了。正在她喜笑颜开，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毛主席亲切地问道：“丁玲啊！你打算干什么啊！”
“当红军。”丁玲毫不犹豫地回答。其实，她对红军并不十分了解，但红军的英雄业绩和举世闻名的长征，在她的心目中已翻起了巨大的浪花。她向往和追求那些英雄，她想认识和了解那些最能克服困难、最能战斗、最无私的红军战士。
毛泽东兴奋地笑着说：“那好，你想当红军，那就与杨尚昆同志到前方总政去吧。”
就这样，丁玲随红军到了前线，她在前线认识了红军里的许多领导同志，有任弼时、彭德怀、左权、贺龙、萧克、陈伯钧……还接触了很多的红军干部、战士，丁玲在前线进行了行军、宿营、执勤、作战和做群众工作的初步锻炼，对红军有了感性上的认识。
丁玲带着在前线生活的体验又回到了毛主席身边，向毛主席汇报自己的体会了。
毛主席向来重视和发现人才，他对丁玲是爱护的。后来丁玲同志虽然有22年的坎坷生活道路，但她对毛主席毫无怨言，她仍时时怀念主席，她说：“主席对我个人是不错的，虽然他老人家后期犯了—些错误，但他是值得我们尊敬的领袖。毛泽东思想始终是我党的集体智慧和光辉的指导思想。”当时，毛主席在丁玲离开他到前线后，还特地为丁玲写了一首《临江仙》词。
其词云：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词由红军前线电台转发给丁玲。丁玲1937年元旦在庆阳看到主席的词后，高兴得忘记了行军的疲劳。丁玲同志说：“我收到词的几天里都沉浸在快乐之中。”
后来丁玲从前线回到延安，毛主席见到她非常高兴。毛主席还向她宣布了任职命令：任命丁玲同志为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丁玲同志听到命令，既喜又愁。喜的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这样器重自己，愁的是自己可从来没当过领导，现在与红军战士相处不几天就要当领导，几乎什么都不懂。怎么工作呢？她想找机会写文章，当好新闻记者，于是说：“当主任，我能行吗？”主席说：“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肯学，一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就学会了。”
丁玲喃喃地说：“我是愿意学的，到陕北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当领导也难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了。”毛主席又把声音提高了一些说：“我看当好主任无非是抓那么几条嘛！首要的是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团结战士，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其次要多动脑子，注意学习别的领导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取长补短，把上级精神吃透，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论联系实际。”
丁玲听着主席的谆谆教导，不断地琢磨着每一句、每一个字的含义，在迷茫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难时看到了希望。但她还是说：“那就试试吧。”主席看丁玲比较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就站起来，在屋里踱着步子，继续鼓励着丁玲。
丁玲带着任职书回到部队，开始了工作。她上任后，工作是异常繁忙的，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夜，在新形势下如何使警卫团适应新的情况，认识历史转折，认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都是很艰巨的工作。她认真按主席的嘱咐去做。
她深入连队，了解情况，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丁玲说：“要做好人的工作，必须了解人。”她和干部、战士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感情、想法，了解他们的出身、经历、性格、爱好。开始，许多干部战士对她不甚了解，以为她是作家，名气大架子也大，不敢轻易接近，甚至对她的某些作风，红军战士也不很看得惯。但通过她的努力，在很短时间内，了解了许多干部战士的情况，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作家与战士、干部和主任的距离在缩短，丁玲看出和干部战士感情在加深，感到宽慰。
为了多了解情况，她非常尊重老干部。他们虽然文化较低，甚至有时有些粗鲁，但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他们作战勇敢，熟悉部队，他们能用一些简单而又有效的方法感化干部战士，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他们不怕艰苦，没白天黑夜地干。丁玲通过聊天了解到许多情况，认识了许多问题，逐渐地学会了作为领导如何归纳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
对于自己生活方面的要求，丁玲更自觉更严格了。那时，团以上干部伙食有了小灶，丁玲为了不脱离群众，主动放弃吃小灶的白面的权利，宁肯吃她不习惯的小米杂粮。大家见丁玲同志作为主任，又是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尚且吃粗粮，也就毫无怨言了。丁玲同志赢得了大家的尊敬，为她在团里工作奠定了基础。她深有体会地对人们说：“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若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革命战争中就会一事无成，我非常感谢红军干部战士对我的支持、帮助和爱护。他们是我的老师。”
丁玲同志虽然在中央警卫团任职只有几个月，但在她的一生中却是很重要的，她从那时候起便了解熟悉了干部战士和人民军队，并逐步了解和掌握了领导艺术，为她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因此，抗战爆发后，党决定她担任西北战场服务团团长，她就能很好地领导一群热血青年，在抗战前线建立功勋。她每当谈起这段经历，都带着甜蜜的笑意，怀着欢快的心情。她兴奋地说：“我现在仍珍藏着毛主席亲笔签发我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的任职命令，我把它当作激励自己在长征路上不断前进的号角，我时下虽已届耄耋之年了，但我仍愿以我有限的人生为中国文学事业和祖国四化作出贡献。”
（七）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毛泽东与周谷城交往过从甚密，谈历史、说逻辑、论诗词、讲哲学，古今中外文、史、哲莫不涉及。周谷城在他的一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中有生动的叙述：
毛泽东同志85诞辰到来了。回忆过去主席对我的教导，宛如主席的音容笑貌仍然在我眼前。我同主席的接触比较早，1921年以后的一个时期，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同过事。他在那里教国文，我在那里教英文。大革命时期，又同搞过农民运动，我因受了他的鼓励，曾参加湖南省农民协会及全国农民协会。现就解放以后，学术方面的一些接触略作回忆。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对百家争鸣的倡导，以及他学识的渊博，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历史科学方面，主席对我的教导是不少的。有—次，主席坐在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的布棚下，把我召去。我刚到，主席就问我：“你能游泳吗？”
我说：“少年时在家乡的小河里或池塘里，可以浮游十几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否。”
主席说：“试试看”。
于是两人换上游泳裤子，没有穿上身衣，一同下水。主席从深水一端下去，在水中游起来了。我从浅水一端下去，一直不敢到能够没顶的深水里去。
主席喊我说：“来呀。”
我说：“我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
游罢上岸，我穿上衣服，主席只披了一件睡衣，又坐在布棚下，拿着一本大字本线装的历史书，挑出赵充国主张在西北屯田的一段对我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之八九。但到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却只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主席的话，我的体会是希望我们坚持真理，投入百家争鸣。这是一事。
在上海时，主席曾和我谈到洪承畴这个人。记得有—次主席到了上海，陈毅同志在锦江饭店设便宴招待主席，把我同陈望道先生召去作陪。晚上还在锦江小礼堂安排了文娱节目，内容好像是关于李自成的一段历史。便宴之后，陈毅同志陪同主席走在前面，接着便是我和陈望道先生，及其他一些人。进入小礼堂，见舞台前放着两张大沙发，主席却不去坐，而同我们一道，坐在中间一排小椅子上，并笑着说：“我们就甘居中游。”
我随即补上一句说：“这里中游好，能看得清楚些。”意即离舞台稍远一点，看起来方便些。关于李自成的戏快开始了，我随便说了一句话：“有人说，洪承畴之投降清朝具有善意，目的是减少汉人的大遭屠杀。”
主席慢吞吞地带着微笑说：“有此一说，不可不信，但亦不可全信。事情不甚简单，怕还要有些调查研究。”
主席的话虽然不多，但我体会，却是一个至当不能移易的科学论断。
主席对于上海的教育学术界包括研究历史的我非常关心。记得有一次主席到了上海，曾由陈毅同志代为召集座谈会。会场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里，到会的教授、学者、专家等约30余人。大家围绕主席坐着，每一个人都面带笑容，争向主席汇报生活、工作、思想等情况。主席谈笑风生，大家心情亦极舒畅。这一次我到得最晚，到时，人几乎已经满座了。我远远地向主席敬礼之后，即坐在进门口靠墙边的位置上。主席招手嘱我移近一点，我移近了几步，即择一空座坐下。主席还在招手。在座的方令孺教授说：“主席叫你坐近一点，还是坐近一点吧。”我于是越过一排一排的座位，挤到主席身边坐下。这时陈毅同志介绍说：“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主席说：“老朋友，老朋友”。随即问我：“你还在复旦吗？怎么样？身体还吃得消吗？”
我说：“还在复旦，身体倒很好，只是书不易教好。尤其在解放以后，不易教好。”
主席说：“不要紧，慢慢来，总要有一个过程，书总是会教好的。”
主席又说：“材料呢？地下的，还是……”意思就是说用过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没有。
我说：“我教世界史，除了从外文书本上找一些图片，供自己参考外，很少用其他地下材料。”
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教学，竟蒙主席这样关心照顾，真使我感激万分。后来方令孺教授每次见到我，即说：“周先生，多幸福呵！主席关心你的教学工作，要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话多么亲切呵。”是的，主席的亲切关怀，真是使我永世难忘。
这是关于历史教学方面的教导。至于写历史书，主席也非常关心。记得在“四人帮”得势时，有一次工宣队把我从“牛棚”里拖出来，用车子把我从复旦送到市区原市府大礼堂去听主席讲话的录音。话是讲给党员听的，其中却有几句关系到知识分子的著作问题。如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
刚听完录音，有两个记者模样的人向我连续提问：“怎么样？你听了感到怎么样？”我说：“很好，很伟大，很能感动人。”他说：“哪些地方感动人？”我说：“很诚恳，很能感人。”那人好像急于要知道我的著作计划，其实我当时还是“牛棚”里的人，心里伤痛，实在无法谈起这些！
主席对我的教导，不仅在有关历史的方面。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关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方面的辩论。我因不满于苏联方面—些有关逻辑的著作，曾在《新建设》上发表过一篇《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文章刚发表，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杂志社告诉我说，反对你的文章太多了，怎么办。我说，只要杂志给我以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这件事主席老早就知道了。有一次他在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几位元帅，和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陪同下到了上海，正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准备吃晚饭之前，把我召去。我同各位打了招呼之后，主席手拿一本《新建设》杂志，对我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
我说：“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评冲起来，我受不了。”
主席说：“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
我说：“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主席说：“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我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可以鼓励我。”
主席说：“人民大学里的一个刊物，好像是《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
我说：“我没有看见。”
主席说：“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后来果然有人寄来了几本刊物，里面折了角的地方，都是引了我的话的。因此我参加辩论的勇气也稍为大一点。那次和主席见面时，主席还一再说：“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
吃饭的时候到了。主席站起来很风趣地说：“我请客，周先生，同我坐。”我于是坐在主席的右手旁边。席间我曾乘便向主席汇报一件旧事说：“在五四运动时，我曾同清华大学学生开过一次两小时的辩论会。我主张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主席沉默了一会儿，说：“嗳，90年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呵！”意思即很早的时候我也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我听了，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后来《人民日报》上又有我的一篇文章，题目仍是《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主席见了很感兴趣，并用长途电话把我叫到北京中南海。电话是上海市委转达的，去北京的飞机票也是市委准备的。到了中南海，只讲得几句话，主席就把话题转到逻辑问题上，他说：“问题移到《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
我说：“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联在一块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主席夹用英语很风趣地说：“Formal logic 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
我说：“中学高年班、大学初年班学一点是很好的。只怕教不好，学不到手。”
主席说：“懂不懂，当然也有人感觉得是问题。但入了门，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会搞通的。”
主席在逻辑辩论方面对我这样关怀、照顾、支持、鼓舞，但有两件事我始终没有完成主席的指示，至今心里还很不安。一是主席曾对我说过：“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的叙述。”主席虽没有要我一定这样做，但毕竟对我这样讲了。我如果有积极的研究精神的话，应该努力实现主席的期望，然而没有做！二是主席曾对我说过：“最好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是新的或旧的，过去的或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这件事本应由我同书局合作，但我从未积极活动过。后来北京出版方面有信来，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要出版了，目录也寄来了。我看目录，只是几篇辩论文章，不是大部丛书。分量缩小了，按语式的导言还要不要呢？我不能决定，于是向主席写信请示。主席回信说：
谷城兄：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复。顺颂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读了毛主席来信，我又一次深为感动。主席对逻辑问题的争论不愿意发表意见，正是为了让大家继续开展争鸣。这说明主席对争鸣的支持，他考虑问题是多么周详啊！
在文学方面，主席对我的教导也是很多的。1961年“五一”节，主席来到了上海，我同上海各界，其中有陈望道、沈体兰、沈克非、周信芳，金仲华等人，在锦江饭店楼下见了主席，我同主席面对面地坐在一张小圆桌旁边，曹荻秋同志也在座。这次谈话大家都很自然，无拘无束。主席曾详细地问到周信芳的年龄，又问到沈体兰的年龄。大家汇报的都是生活琐事，主席却非常爱听。这天晚上，大约11点钟左右，我在家里已经睡了，忽接报馆记者的电话，要我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以欢迎主席。我坚决推谢，说写不出。记者强求说：“不要紧，要求不高，写一首好了。”我说：“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后来因推辞不了，勉强写了一首，题目叫“五一节进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词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主席见了这首词后，便打电话召我。5月3日下午3时，我到主席的住处，主席正坐在客厅里看报。我一人走进客厅，主席起来第一句话即说：“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
我说：“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是第一首。”
主席说：“总怕不止一首。”意思就是说我也像个常常写这些东西的人。我随即转述我对记者说的那句话，“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主席笑着说：“主席也只有那么内行。”意思即也不那么内行，完全是谦虚之意。
我又说：“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主席说：“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我说：“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主席说：“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
谈至此，我又向主席转述别人的意见，专讲字义，说：“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
主席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我于是进一步解除顾虑，以说笑话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说：“‘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啰唆’。牢罗同声，骚唆也是同声。念啰唆，可能就是发牢骚。”我所说的并没有什么根据，但主席仍微笑着，没有说我荒唐。我更进一步笑着说：“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
主席说：“是呀！老是干巴巴，有什么味。”我又笑着说：“我近来替‘风趣’找出了一种解释：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有风趣，可能要丢丑。”
已是6点钟了，我同主席的谈话还没有完，后来转而谈政治。我偶然提及了邓演达先生，主席随即问我：“你认识邓？”我说：“我认识。”主席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谈至此，主席同我在一个小桌子上吃晚饭。饭后，我即告辞回家，主席一直把我送到汽车上。
这是1961年5月的事，到1965年，我又在上海西郊一个旧式的别墅里见了主席。我一进门，主席即起而笑着说：“又碰到了。”“又碰到了”这几个字，是主席每次见到我的时候第一句常用的话，这次在座的，有陈丕显同志。我同主席握手问好之后，随即转入畅谈。谈话的范围真够广了，谈到哲学史，主席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我说：“胡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主席又谈到：“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主席学问渊博，对古今中外文、史、哲等都有兴趣。关于旧体诗，我们谈到了李商隐，我当即忘乎所以，随便把李商隐的一首七言律诗，用湖南腔调哼起来，曰：“海外徒闻更九州， 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 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 当时七夕笑牵牛。”
把五六两句哼了几遍，七八两句居然哼不出来。主席知我已忘记了，便笑着，自己代我念出，曰：“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主席念出时，我又跟着他的后面哼，一时心情舒畅，超出寻常。万万料想不到，这竟是最后的一次。这一次后，除了听过主席一次讲话录音外，再没有机会亲聆他的教益了！
1976年9月9日，主席即离开我们，与世长辞了！我在复旦校园，同大家一道排着长队，慢慢地一步一步向大礼堂主席遗像前走去时，所见左右前后，男女老少，无不痛哭流泪，我自己眼里也是珠泪盈盈。当晚深夜，因不能睡，即作《哀悼毛主席》七律一首，曰：
秋深日午朔风号，领袖惊传别我曹。
抢地吁天呼不应，伤心惨目泪如潮。
五洲魑魅魔还在，百国工农恨未消。
且化悲哀为力量，继承遗志夺高标。
（八）给白石老人送寿礼
齐白石(1864-1957)，湖南湘潭人，著名画家。建国后，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1949年1月北京解放了，86岁高龄的齐白石开始了新生。隔年夏天，齐白石应毛泽东之邀到中南海叙谈，并品茶赏花，共进晚餐。因为都是湘潭人，口音一致，每句话都听得十分真切，毛泽东还亲自为齐白石夹菜敬酒。之后，齐白石为了感谢毛泽东的款待，便将自己用了半个世纪的石砚及自己最好的作品——一幅立轴《鹰》和一副对联送给毛泽东。
1952年，齐白石和不少著名画家为了表达对新中国的美好祝愿，联名共作了一幅闻名遐迩的国画《普天同庆》，送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看后非常高兴，于同年10月5日回书一封，信中写道：“白石先生：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1953年白石老人90大寿，又荣获“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毛泽东特意送上4件寿礼：一坛湖南特产茶油寒菌、一对湖南王开文笔铺特制的长锋纯羊毫书画笔、一苗东北野参和一架鹿茸。白石老人十分激动，后书写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齐白石晚年唯一的愿望是活到120岁，用自己在艺术上的辛勤耕耘来报答人民和领袖。1957年，95岁高龄的老人重病缠身，毛主席劝他从心所欲，静屋休养，还派秘书多次探望。白石老人希望自己康复之后，能与毛主席合拍一张相。弥留之际，老人留下遗言：将自己珍藏的字画、作品和用过的东西，献给毛泽东主席。
（九）为李苦禅排忧解难
画家李苦禅(又名李英杰)是早年勤工俭学会时毛泽东的同学。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画家李苦禅激动得流下了幸福的热泪。他的朋友、学生兴奋地对他说：“李先生，天高任鸟飞，您该画展翅飞翔的雄鹰啦！”
是啊，李苦禅画了大半辈子鹰，只画过一次展翅飞翔的，那还是当年在光岳楼为王子平武师画的。但当他步入社会之后，就开始忧国忧民，痛恨那压制人才，毁灭艺术的腐朽社会所投下的罗网。他像胸怀壮志，栖于松石之上的雄鹰，日夜盼望着腾飞的一天！
然而，就在这时，一夜寒风吹落了他心头的千树梨花。有人剥夺了李苦禅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讲课权利，先是把专职教授改为兼任教授，规定苦禅每星期只能讲两个小时课，其余的时间指派他到陶瓷工作间，在茶壶、茶碗上画画。从此，他开始了“半工半教”的生涯。
后来，他又被调离教师队伍，分配到工会干起看门、卖戏票这一类与绘画艺术毫不相干的杂务。
他每月只能领取12元的生活费，寒暑假分文不给。这是苦禅万万想不到的，他眼含热泪，仰望苍天，喃喃自语：“吃人的旧社会被推翻了，可人间还有不平事啊……”
苦禅越想越烦闷，越想越不是滋味，他一把抄起床底下的酒瓶子，脖子一仰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
苦禅喝了大半瓶子白酒，顿觉头晕目眩。突然，他像发了疯似的冲到画案前，铺好毛边纸，提笔蘸墨，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
润之先生：
余乃昔日勤工俭学会之李英杰也，尝与君同工同读。今有不平之事，激愤陈词于下……
写到此处，苦禅—把抓起宣纸，扯个粉碎。他心里埋怨着自己，没出息！有什么事说什么事，套同学关系干什么？俺评的是理。
苦禅又抄起酒瓶子喝了一大口，定了定神，猛地提起毛笔一阵狂风般地写起了怀素大草。他那积压在心头的郁闷和怒火淋漓尽致地从笔端倾泻出来，转眼间五张宣纸落满墨痕。署名时没写李英杰，而依旧写李苦禅。
信写完了，他用糨糊把五张毛边纸接到一起，叠起来，又用牛皮纸糊了个大信封装进去。他在信封上写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生收”几个大字，最后从旧信封上揭下一张废邮票贴上了。苦禅借着一股酒劲儿，拿上信，出了门，径直送到邮政局信发出去之后，酒劲也醒过来了，心里直扑腾。一气之下，他也不知道都写了些什么，只隐约记得那封信写得很生硬。什么“余乃堂堂教授却被无理剥夺授课之权利”啦，什么“共产党理应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啦，言辞、口气均有不慎之处，但那却是没有任何夹带藏掖的肺腑之言。1950年8月26日， 中央美院徐悲鸿院长收到了毛泽东的来信：
悲鸿先生：
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顺颂
教祺！
毛泽东
徐悲鸿接到毛泽东来信的没几天，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美院教授王朝闻的带领下， 来到大哑巴胡同甲二号，会见了李苦禅教授。
苦禅听说毛泽东派秘书来看自己，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田家英文质彬彬，下身穿一条灰布裤子，上身穿一件本色绸子短袖衣，一进门就亲切地说：“李教授，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他很关心你的问题，主席说刚刚建国，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
苦禅不安地说：“毛主席工作很忙，还为俺操这么大心，真过意不去。”
李苦禅、田家英、王朝闻在—起谈了很久，眼瞅着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李苦禅的夫人李慧文下班回来，听说毛主席派秘书来看苦禅，不禁喜出望外，她连连说着感谢的话。李苦禅豪爽地说：“老田，今天中午别走了，在俺家吃饭。”
田家英为人很随和，又见苦禅实心实意，于是微笑着说：“既然李教授挽留，今天就在你家吃了！”
李慧文听了，偷偷向李苦禅打了个手势，指了指桌子底下的空口袋。苦禅这才记起，今天早晨就把棒子面吃光了，这可如何是好？总不能再把人家赶跑吧，李苦禅这个一贯讲义气、重信用的山东大汉，急得额头上渗出一层汗珠子。
王朝闻很了解李苦禅的家境，又见他面带窘相，心里早已明白了八九分。他连忙解围说：“苦禅，你就不用现做饭了，我家有现成的饺子，都到我那儿去吃吧！”李苦禅那颗七上八下的心这才平静下来。
田家英走后不久，李苦禅的教授职务恢复了，工资也由原来的12元一下子涨到62元。建国后将近一年，苦禅才真正开始新的艺术生涯。
三、建设民族大家庭
人们常说，新官不理旧事，主要指旧时代衙门中那种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作风。毛泽东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坚持新官须理旧事，即对历史上汉族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也要代表汉族赔不是。新中国刚成立，党和毛泽东及时作出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西南民族地区访问。1950年5月，毛泽东亲切接见了访问团全体成员，与他们合影留念，还挥笔写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14个遒劲的大字，作为送给各少数民族的见面礼。出发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向访问团提出了几项基本原则，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过去汉族统治者包括国民党反动派所干的那些对不起少数民族的事要主动赔不是。当时，访问团的成员对此很不理解：过去压迫少数民族是反动统治阶级干的，怎能由新中国访问团去赔礼呢？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风趣地解释：我们既然接受整个国家这个“家业”，还能不接受他们欠下的“债务”吗？听了周恩来的解释，大家的思想才转过弯来。访问团带着党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访问了西南各少数民族。由于访问团每到一处，便首先主动向少数民族赔过去的不是，使千百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顿时消融在相互谅解和相互尊重之中。各民族处处传颂着“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望我们”的喜讯。村村寨寨回荡着“感谢毛主席”的欢呼声。各族群众翻山越岭，跑上十里、百里、有的甚至上千里，前来参加盛况空前的庆祝联欢活动，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分享党和毛泽东给各族人民送来的关怀和温暖。
（一）落后习俗由本民族自己革除
毛泽东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坚持本民族内部的事情由本民族自己商量解决的原则，充分尊重本民族的意愿，尤其在少数民族中的落后习俗问题上，更持审慎态度。因为民族习俗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居住、饮食、衣着、婚丧、节日、庆典、礼仪等物质文化生活方面比较稳定的共同喜好、习惯和禁忌。它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传统和心理情感，是民族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民族习俗虽然是建立在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基础上的，但它的变化发展又往往落后于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滞后性。不少习俗往往保留着以往甚至远古的遗风。有的民族习俗虽然不利于本民族的发展，甚至阻碍社会进步，但要改变它或是废除它，必须在本民族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民族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的心理感情，因此，能否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实际上是能否尊重少数民族本身的问题。所以，改变和革除落后习俗，必须依靠少数民族自己起来进行改革。否则便会伤害民族感情，甚至引发伤害民族团结的事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20世纪50年代初期，西盟佤族地区有的村寨还残留着为求五谷丰登，不惜杀人祭田的旧习俗。尽管当地政府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希望他们革除这一落后习俗。但由于当时佤族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民族首领和部分群众一时还转不过弯来。
一次，毛泽东在与西盟佤族的岩坎大头人亲切交谈时谈到了这个问题：“听说佤族同胞至今还杀人头祭田，是吗？”“是的，这是我们阿公、阿祖传下来的老规矩。”岩坎毫不掩饰地答道。毛泽东听后，不正面提出杀人祭田的习俗如何不对，而是用商量的口气提出：“能否用别的代替呢？比如说猴子很像人，用猴头代替不好吗？”岩坎着急不安地答道：“那可不行。”毛泽东又进一步引导：“那用什么代替好呢？”岩坎说：“只能用老虎，但老虎可不好捉呢！”
在对方一时还接受不了的情况下，毛泽东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只好笑着说：“这事还是由你们民族商量解决吧。”
在上述对话中，毛泽东以“听说……是吗？”这种充分留有余地的疑问句开头，首先了解佤族中的那种旧习俗是否真有其事。当得知此事是真的时候，毛泽东又用“能不能”这种商量的口吻从侧面提出问题。当对方一时接受不了时，则只好让对方把问题带回去自己慢慢解决。由于毛泽东完全以平等的地位、尊重的态度、商量的口气，循循善诱地对待少数民族的代表，使对方深受感动。岩坎回去不久，便发动佤族同胞开展一场广泛的讨论和协商。不多久，这一旧的落后习俗终于在佤族人民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自觉自愿地彻底废除了。这样，既尊重了少数民族的感情习俗，又解决了问题，真是两全其美。
（二）当代女孟获的由来
三国时代，七擒孟获的故事，热情讴歌了蜀国著名政治家诸葛亮对西南边陲少数民族首领宽大柔怀的政策。1700多年以后，在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又出现了共产党的领袖擒纵女孟获——程莲珍的历史巧合。所不同的是，当年的孟获为云南省内彝族首领，而当代女孟获则为贵州省内布依族匪首，而擒纵他(她)们的又是性质根本不同的阶级和政权。
1953年，贵州匪患已基本肃清，唯有程莲珍这名布依族女匪首仍然逍遥法外。当时的公安机关在通缉令中这样写道：“该匪首狡诈多变，行动敏捷，枪法甚精，捉捕时务必提高警惕。”匪首再狡诈也逃不脱人民的法网，通缉令发出不久，剿匪部队终于将她缉拿归案了。
当时按剿匪政策规定，凡是拒不投降自首的敌匪中队长以上的匪首，一经抓获，便依法制裁。像程莲珍这种罪大恶极的匪首，按规定应严惩不贷。然而，至今她仍然活在人间。
当时贵州省军区党委把程的情况上报到西南军区，这时正值李达参谋长启程赴朝鲜访问，他指示将此案暂时搁一下，留待归国后处理。8月下旬，李达由朝鲜回国。在京期间，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交谈中，李达汇报了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当谈到程莲珍一案的处理意见时，李达向毛泽东汇报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但毛泽东明确指示：“不能杀。”并半庄半谐地指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主席的意思是……”“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不杀程莲珍不是纵虎归山，而是毛泽东根据贵州剿匪虽已接近尾声，但情况仍很复杂，尤其是有些地方土匪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情况而作出的决策。不杀程莲珍是为了通过教育改造后让她将功赎罪。果然，通过改造教育，脱胎换骨，程莲珍走上了新生之路，在以后的清匪反霸斗争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当代女孟获的新生，是毛泽东在处理匪首问题和民族问题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的又一典范。
四、既往不咎，不计前嫌
（一）你是客，还是我来划
程潜(1881—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原国民党元老和高级将领。1949年8月在湖南宣布起义，后任湖南省军政委议会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1949年9月7日，毛泽东要去火车站迎接已经起义的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兼湖南战区司令程潜。有人不明白毛泽东何以给程潜如此高的规格？毛泽东说：“我们是老乡，过去还在一起读过书。他是我的私人朋友，难道你们的朋友来了，你们是叫别人去接吗？”
毛泽东稍稍一顿，笑了：“那样我看你就没朋友了。什么是朋友？国民党恐怖统治最厉害的时候，我们两个还保持着联系！”
那天晚上，程潜下火车后，毛泽东快步迎上去，握住他的双手，就在握手的刹那，程潜将军的泪水哗地便流下来。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程潜。入席前，毛泽东用朋友的口气说：“颂云兄，你为家乡人民做了—件好事，免了一场战祸。现在我们才好谈谈家乡，谈谈往事，享受这种欢乐。”
宴会开始，因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都在，带有—定政治性，工作性，毛泽东祝酒时的话就又是一种口气了：“程潜将军领导全体官兵起义，和平解放湖南，带了一个好头。使湖南人民免受战争灾难。你们立了功，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1952年，毛泽东清程潜到家里做客。吃过饭，毛泽东说出去走走，边走边聊，到了南海边，毛泽东提议划划船。
警卫人员把船扶稳，照顾毛泽东和程潜登船，上船排定座位时，程潜说：“我给主席划船。”毛泽东说：“岂有此理，你是客，还是我来划。”
（二）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
1949年8月4日，原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将军，与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将军在湖南长沙通电起义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誉他们的义举：“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曾亲自草拟电文给程潜和陈明仁，邀请他们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当时北平市市长聂荣臻亲自到车站迎接陈明仁将军，将他安排住在六国饭店。9月12日，朱德总司令在北平交际处设宴欢迎陈明仁，出席作陪的有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粟裕、黄克诚等二十多位党和军队领导人，朱老总兴致勃勃地扎起衣袖，亲自下厨炒了一个四川菜招待陈明仁，并亲切而又风趣地对他讲道：“你们湖南人爱吃辣椒，在我们部队里一些湖南老乡说‘不辣不革命’，而我们四川人不光是吃辣，还要加花椒面，叫麻辣，你尝尝味道怎样？”老总们的豪爽风趣和那道麻辣的佳肴，吃得陈明仁全身热乎乎的。
9月19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亲自邀请程潜和陈明仁同游天坛公园。刘伯承、陈毅、粟裕、李明灏、李明扬和张元济等也陪同出游。游到祈年殿前，毛泽东特地从人群中召唤陈明仁出来：“子良将军，来，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
“这……”陈明仁这位久经沙场的虎将，一时竟感到手足无措，踌躇不前。
“主席请你，你就莫装斯文了啰！”陈毅一边说，一边将陈明仁推到毛泽东跟前，陈明仁恭恭敬敬地站在毛泽东右手边，和毛泽东照了个双人半身照。
照完相后毛泽东说：“子良将军呀，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还说杜聿明、王耀武被我们五马分尸干掉了。我想请你这次开会之后，去山东济南看看他们，把情况向外介绍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友故旧，促进他们及早觉醒，及早归来。”
“是，我一定照办。”陈明仁爽快地答道。
“你还可以把这张照片分送给你们黄埔同学，只要送得到的，都送—张。”毛泽东还告诉他，“后天2l号，我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唯独还缺少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都全了。”
陈明仁听到这里，非常感动，主动向毛泽东检讨说：“起义前自己认识不足，蒋介石和李宗仁派黄杰、邓文仪到长沙时，有人劝我把他们扣起来，我不仅没扣，还把已扣起来的忠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毛健钧也放走了，错过了机会。”
“没错没错，不要扣，革命不分先后，不要勉强人家嘛。今后，凡是愿意过来的，我们派飞机接；凡是愿意走的，我们派飞机送。你那种搞法是可以理解的，不要怕人家讲闲话。”
9月21日，陈明仁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他首先说：“我起义了，这既是对白崇禧实行兵谏，也是我对蒋介石的‘大义灭亲’……”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先后两次接见陈明仁，每次谈话的时间都很长，第—次毛泽东亲切地对陈明仁说：“你顺利地过了战争关，过来了就是好的。”并问他：“你今后打算干什么？是从政？还是从军？从政，就打算给你拨一笔特别费，由你全权开支。”陈明仁：“报告主席，我是一个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量。不过，我那个部队还是国民党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吧。”
“那好，你还是去带兵吧。我们拟把你的一兵团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你有什么条件吗？”
“报告主席，我现在真正地服了共产党，我一点条件也没有。”
“哎呀，人家有条件的，我倒好办，你这个没有条件的，我倒不好办呀！这样吧，从今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也有饭吃，一视同仁，绝不会有半点亏待你的。”’
但是，第二次陈明仁去见毛泽东时，却又多次提起条件来了：他要求打仗，要求让他参加作战立功。
毛泽东笑着对他说：“你的志愿是好的，但目前部队未整训，马上去前线，逃兵必多。作了初步整训之后，如有作战机会，上前线打几仗是很好的。”
后来，毛泽东果不食言，在10月5日发给华中局林彪并告湖南省委的电报中，除了指示要给他补充—批人枪外，还专门提到：“请你们注意，有可能时，让其参加一、二次作战。”因此，后来陈明仁的第二十一兵团参加了广西的剿匪战斗，并取得了巨大胜利。
（三）我的高兴，不在你的世界观方面
张治中(1890—1969)，字文白，安徽巢县人。1949年春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参加国共和谈。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他被挽留在北平。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交往，是从1945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和张治中三次到延安开始的。此后，他们来往频繁，直至1969年春张治中因病去世。1958年，张治中应邀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是他们之间情感交融、无拘无束的生动体现。
1949年全国政协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泽东邀集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张治中等座谈，听取大家意见。毛泽东说，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则建议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认为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
同时还酝酿国旗图案。全国征集图案2000多幅，审阅小组通过党中央提出的3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道横杠，说明是：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道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手中的另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毛泽东征询大家意见，多数人倾向有三道横杠的一幅。张治中表示不同意见：(1)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2)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上三根金箍棒干吗？因此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毛泽东觉得张治中言之有理，建议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五星红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姓名，56位委员未列姓名。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说：“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8年8月，在北戴河，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他的住处吃饭、看电影，并对张说：我想到外地视察去，你可愿同行？张说：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那太好了！9月10日上午8时，毛、张分坐两架飞机由北京飞武汉，11时40分到达。是日晴空万里，天气特好，一下飞机，张治中就关心地问毛泽东：您昨晚恐怕又是没睡觉吧？毛答：昨晚开了5个会，今天清晨又接见新疆参观团，没有睡。张说：那您好好地先睡—觉吧。毛说：不，天气这样热，我们马上到长江上去，说着就登车，张和曾希圣、王任重同车随行。车到江岸，又坐船到长江大桥附近，毛泽东从船上扶楼慢慢下水，先埋头水中两三次，让水浸漫全身，然后两手撒向后方，两脚一蹬，用仰泳的姿势出发。跟着，陪游的人纷纷下水。毛泽东游得非常自然轻松，时而仰泳，时而侧泳，但仰泳的时候较多，他仰泳时仰面放目，悠然地欣赏着广阔的天空，正如他在《水调歌头·游泳》中所写：“胜似闲庭信步”，“极目楚天舒”。他从大桥顺流而下，游了六七华里，这才余兴未尽地慢慢游向船旁，上船时依然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一丝倦意都没有。在此后的视察途中，张治中一直十分关心毛泽东的身体，多次劝毛泽东多注意休息。有—回，他和毛泽东的工作人员聊天，谈到毛泽东的睡眠问题，工作人员告诉张：毛主席经常彻夜工作，天亮上床是常事，往往到8点才睡，睡三四小时就起来了。张说：这是不够的，长期下去，难以为继，你们应该劝他早点睡才好。
张治中在1950年写过一篇《六十岁总结》，到1958年8月连同 《自我检查书》一并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复张一信：“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距离的……得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此次视察途中，张治中旧事重提：您说我们世界观方面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毛泽东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中曾说，自己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是模糊的，而在其后所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有搞清楚吧？张解释道：《六十岁总结》中所说，是指1924年至1948年时期的思想，我虽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留居北平后，通过看报、听报告，又读了“干部必读”的一些书，包括马、恩、列的著作和您的好些著述，我已初步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缺点、错误检查出来。如果对阶级斗争毫无认识，那就检查不出来了。
噢！毛泽东脸上露出微笑，但又转一个话题说：你在“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舒服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在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张说：这是您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以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政权，您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眼看国家败坏下去，怎么高兴得起来！所以直到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
一天，专车在行进中，被邀请同行的张治中到毛泽东座车上去，看到毛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便问：“这是什么书？”毛泽东说：“这是关于冶金工业的书。”张诧异地问：“您也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到安徽视察时，毛泽东—住下来就问当地借来好些书。张治中到毛泽东房里，看到这些书就问：“这是从北京带来的吗？”毛泽东说：“不，这是刚借来的。”还指着一堆线装书说：“这是你们安徽省志。”显然，他老人家是想在视察中多了解一些安徽的情况。
毛泽东很关心别人的学习。一天，毛泽东正在车上阅读陈寿的《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去。在谈话间，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98%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和《吕蒙传》。”
毛泽东还爱读《楚辞》，并搜集了不少版本。他在合肥时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答：“未读过。”毛泽东说：“那是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
（四）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
溥仪(1906—1967)即宣统皇帝。满族，姓爱新觉罗，载沣之子，1911年辛亥革命后退位，1925年2月移居天津。1931年底，在侵华日军策划下潜往东北，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执政”，后改称“满洲国皇帝”。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于1945年8月17日在逃往日本途中，被苏军俘获；1950年8月移交给新中国政府；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特赦令予以释放； 1964年任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
1961年的下半年，毛泽东在中南海自己的家里，做了几样家乡菜，邀请五位老人作客，除溥仪外，还有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等。
到了开饭的时候，毛主席请大家进入饭厅，并盛情地拉着溥仪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主席很风趣，爱开玩笑，对溥仪说：“你是我的顶头上司哟，我做过你下面的老百姓呢！”又夹过几片苦瓜放在溥仪盘内：“尝尝我们湖南的苦瓜吧！”同席就餐的“五老”，除溥仪外都是湖南人——主席的老乡，所以主席做了家乡菜请客。主席看着溥仪吃进这口菜，问道：“味道怎么样？还不错吧！”溥仪连说：“好吃！好吃！”
主席和溥仪一边吃饭，一边闲聊。
“你还没结婚吧？”主席问。
“还没有呢！”溥仪答。
“还可以再结婚嘛！”主席说，“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
饭后，主席和“五老”一起照了相。
1963年11月26日，毛泽东接见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的时候，也曾谈到他见过溥仪：“请他吃过饭，他可高兴了”。关于这件事，溥仪结婚后也多次讲给妻子听。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谈到了溥仪，说：“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面的老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说到这里，主席又转向在场的章士钊先生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溥仪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感动，他对妻子说：“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好吗？靠劳动吃饭，这就是幸福！”又说：“主席的钱我们不能收，感情我们领了。这样你说好吗？”妻子同意溥仪的意见。
（五）知我者毛泽东也
1950年8月1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一项命令，任命曾任过清朝宣统军咨府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的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命令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主席毛泽东”。
这是1950年8月1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一项命令，是载涛一生中最大的荣誉。从接到这个任命状的那天起，这位曾任过清朝宣统军咨府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的王爷，一下子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使得载涛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心里很不平静。他高兴：“新中国诞生了，我载涛也新生了！”他也怀疑：“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当人民解放军的顾问？”他更纳闷儿：“我从来没见到过毛主席，他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呢？”他不禁从内心深处赞叹：“毛主席伟大啊！知我者毛泽东也！”想着想着，这位末代王朝的皇亲大臣，竟激动得掉下眼泪，哭了起来。
载涛的哭，绝不是悲，而是喜。他喜毛主席英明，真正化消极为积极，他更喜新社会好，使自己获得了新的生命。他满腹心事，无从表达，最后对全家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报毛主席知遇之恩！”
晚上，他坐下来，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感激之情。
载涛在解放后有三件事是他最为激动的——一是接到毛主席的任命状；二是接到印有庄严国徽的一张大红请柬：“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957年国庆节，定于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阅兵与群众游行大会，届时敬请光临”；三是在生活上得到国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他感到新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感到了党和国家的温暖。
载涛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总后机关上班，被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他们又吃惊又担心：“这么大年纪，怎么能骑车跑那么远去上班呢？”
1952年12月13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即致函载涛：“载涛顾问：我们考虑到您年迈，每日在马政局工作恐有不支，为照顾您的健康，决定自即日起请您在家住宿，平日可不到局办公，遇有磋商事务时，当有马政局临时通知。特此，顺祝健康，并致敬礼。”
接到这封信后，载涛深感党对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久，他又当上全国政协委员，从此就开始在政协参加学习了。
—天，他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北房东南角上塌了个大窟窿，你赶快回来设法修修吧。”载涛放下电话，回到会议桌旁，同志们关切地问他出了什么事？载涛风趣地说：“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能修得起啊！”他向会议主持人请假，回家张罗修房工厂。这件事被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在一次有教育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毛主席说：“听说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先生修房。”座谈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这笔稿费，即由章士钊先生专程送到载涛家了。载涛接到这笔钱，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半天他对章士钊先生说：“非常感激毛主席对我的关怀！”
送走了章士钊先生，载涛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想：毛主席日理万机，终日筹划国家大事，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家里的小事呢？我载涛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尽力为人民干点事，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他提笔疾书，第二次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他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也表达了他报效国家和人民的一片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