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高屋建瓴——毛泽东的领导风采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高超领导艺术的杰出领导者。1955年10月29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毛泽东曾对如何做好领导工作谈过这样一段话。他说：“领导要能够适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如果领导得好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好一些，缺点错误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领导得差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所以，我们要注意领导方法，各个党派、工商联，中央同地方，都要注意用什么方法使大家更觉悟一些。”

 

 

 

 

 

　　一、精辟的演讲、口号、开会艺术

 

 

（一）爱憎分明，尖锐泼辣——毛泽东的演讲艺术

毛泽东既是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也是一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宣传鼓动家。毛泽东的演讲，是毛泽东思想完整体系中的内容之一，是十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十分重视演讲。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同学们在敦品、胆识、口才和文章等几方面把毛泽东作为学校的楷模。而且“敦品”、“言语”单项票数第一。“五四”运动前后，在组织学生爱国活动中，宣传革命道理，毛泽东奔走呼号，在各种社会活动和革命斗争中无数次发表演讲。延安时期，他不停地写文章，在会议上不断地发表演讲，在《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中，多次把做演说和写文章相提并论。建国以后，他仍然重视用演讲部署指导全国的各项工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以其丰富阅历、渊博的知识、文武全才、理论思维和领袖地位等各种优势，使自己成为一位伟大的演讲家。

毛泽东十分重视革命队伍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古田会议后的1930年夏天，毛泽东在红四军干部会上作报告，就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性发表了生动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土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把道理讲清，意义讲明，我们广大战士就可以排除万难勇往直前。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带头做宣传鼓动工作。他的演讲，十分突出的特点是富于鼓动性和激励性，说服力强，感染力强，让人明白，发人深思，令人信服，受人赞同，得人拥护，使人振奋，催人行动。秋收起义遭受挫折后，毛泽东冷静分析形势，将部队带到文家市，准备上井冈山搞农村割据，不少同志情绪低沉，对革命的前途失去信心。毛泽东召集部队讲话，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成不只是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可以当他100个。我们现在有这样800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他的话深深鼓舞着大家。战士们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三湾改编，向井冈山进发，从此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崛起的新起点。

毛泽东是一位无畏的战士。斗争的风云伴他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在紧张激烈的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求价值，求创新，是毛泽东的一贯的人生观。他的演讲显示了他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爱憎分明、尖锐泼辣的风格，充满着斗争的活力。

毛泽东说过“我和鲁迅的思想是相通的”。1937年他《在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中，说鲁迅“是一支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妥协”。毛泽东在演讲宣传中树立了鲁迅的战斗精神的榜样。

在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中，毛泽东用他幽默的讽刺语言，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应邀对文艺界人士作演讲，演讲结束后，有人问毛泽东：“假如谈判失败，国共全面开战，毛先生有没有信心战胜蒋介石？”毛泽东回答说：“国共两党的矛盾代表着两种不同利益的矛盾，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 ‘蒋’字是将军头上加棵草，他不过是一个草头将军而已。”说完便发出豪迈的笑声。“那毛——”不等那人问完，毛泽东就说：“我的毛字不是毛手毛脚的‘毛’字，而是一个反‘手’，意思是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语言揶揄嘲讽，幽默中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充满战无不胜的革命信念。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他认为对宣传对象主要应了解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象的情绪状态。了解了对象的情绪，才能使宣传“切合群众的情绪”，从而实现宣传者与对象情感的共鸣。其二是对象的知识能力。毛泽东认为，群众的知识能力是制约其接受外来宣传信息的另一要素。一般来说，有知识、能力强的宣传对象，比较喜欢理性的说服、典雅的文句、深刻的分析和广博的引证。相反地，文化水平低的对象，则喜欢情绪的鼓动、浅显的比喻、通俗的文字。一切宣传活动都应以对象为转移，适应不同对象的知识能力而有所变化。其三是对象的现实需要。宣传要达到目的，其内容须能满足对象的现实需要。对象的需要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需要关联到对象的衣食住行，精神需要则关系到对象的自尊、交际心理和娱乐文化生活。凡是与对象需要相关，并能给予满足的宣传内容，就能打动对象的心弦，反之则无异于隔靴搔痒。

对于不同的宣传对象来说，宣传家必须使宣传内容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或者说能准确地表现多种群众情绪。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宣传者与宣传对象的情感共鸣，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鼓舞人民的士气。这一观点与历史上其他著名的宣传家，如列宁、梁启超是不谋而合的。

毛泽东是语言大师，他的宣传、演讲提纲挈领，生动风趣。大学教授听他讲话感到富有哲理，不觉枯燥；劳苦大众听他讲话，再深奥的道理，也不觉得晦涩难懂。他作演讲，很会“抓”人心，不仅风趣幽默，生动形象，而且简明扼要，提纲挈领，通俗易懂。这是毛泽东演讲的一大特点。国内战争时期，部队主要成分是不识字的农民，毛泽东在向红军战士作演说、讲道理时，特别注意语言简练明了。不仅擅长用生动形象的事例来打比方，用一般人所熟悉和明白的小道理来阐述革命的大道理，寓大于小，小中见大，使人明白易懂，而且还善于将复杂的道理简明化，三言两语讲清楚，让人易懂易记。

有一次，毛泽东给战士们演讲，做政治思想动员工作。讲到革命道理，他挥动那双有力的大手，风趣地说道：“红军是革命的队伍，红军战士，要懂得革命道理。革命的道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写了很多书，我们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三个字的道理，要求大家记住。战士们感到很新鲜，恨不得马上知道这三个字的含义。毛泽东说，“二”是指两种战争。古今中外，战争不断，打来打去只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非正义的。无产阶级打资产阶级，共产党打国民党，被压迫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压迫殖民地人民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三”字是三大纪律。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没有纪律是不行的，没有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不能搞好革命工作，不能打胜仗。我们是工人、农民的队伍，不能侵犯工农利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鸡蛋和一个红薯，也不能拿。“四”字是指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到一个地方还要做好四件事：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就能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把农民团结起来；第二，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有了地方革命武装，农民协会才能巩固，主力红军才有后备军；第三建立苏维埃政府，群众发动了，地方大了，就要建立革命政权，和国民政府对立起来；第四，建立共产党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游击队和政府。我们分兵发动群众，就要做好这四件事。

在这里，毛泽东运用通俗的语言和化繁为简的艺术，把复杂的革命道理提纲挈领为“二、三、四”三个字，这样简洁易记，通俗易懂，使红军战士很快懂得了为什么要打仗，为谁而打仗的深刻道理。

1920年，毛泽东领导发动工人运动，在给夜校的工人上课时，巧用笔画解释革命道理。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了“工人”两个大字，然后对大家说：“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说工人没出息，一世也出不了头。其实，工人力量最大，最有出息！”短短两句话，一下子就把这些工人吸引住了。接着，毛泽东用手指着黑板说：“大家不是说‘天’最大吗？你们看，‘工’‘人’两字连一起，不就是个‘天’字吗？工人不是没有出息，而是大有出息。只要团结起来，力量就会像天一样大。”毛泽东这一深入浅出的比喻，启发和鼓舞了工人，使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

对文化人士说服教育，毛泽东主要运用引经据典、透彻的说理分析和强大的逻辑力量，进而得出无懈可击的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

中国革命斗争要取得胜利，必须要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这是每个革命者都明了的基本道理。然而什么是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呢？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不仅刚入伍的年轻战士不懂，就连不少老战士甚至有的干部也不明白。他们只懂得要革命，但不知道怎么革法，依靠什么来保证革命成功。为了使广大干部和战士懂这个道理，毛泽东引用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作比喻，来说明路线是什么及其他的重要性，使在当时看来十分深奥复杂的道理一目了然。毛泽东诙谐地说，张果老下华山，去蓬莱朝圣，这个人不是凡人，是个仙家，所以，他骑毛驴和我们不同，是倒骑。走着走着，遇到仙人吕洞宾，问张果老去何处？张说去蓬莱。吕洞宾惊诧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向西，怎么能到？张果老生气了，认为自己有理，反驳道：我的脸是朝东方蓬莱的！毛泽东讲完故事，接着说道：“想要革命的人，如果路线方向不对，革命还是不能胜利的，张果老虽面朝蓬莱，但路走错，永远也到不了。”当年听毛泽东讲话的许多人至今对此还记忆犹新。

还是在闽西，有人对前途悲观失望，提出“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不是用什么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道理去解决，而是只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8个字，形象、通俗而又富有哲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抗战前夕，通信兵队伍不够稳定，许多人老想上前线，毛泽东讲了一个“鲁班石”的故事，就解决了通信兵们的思想问题。他对同志们说，很久以前，有条河上要修座石桥，招聘了不少能工巧匠，辛辛苦苦干了许多天，桥身修好了，只是桥洞的脊梁处还缺少一块坚固合适的石头嵌进去，没有这块石头，桥就砌不成，石匠跋山涉水，找到了这块石头，石桥终于砌成了。相传这块石头是鲁班路经此地，得知缺少一石，偷偷按尺码凿好后丢下的，从此人们给这块石头起名叫“鲁班石”。

毛泽东说，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根据地，要靠通信兵从空中架桥连接，你们想想，你们不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从此以后，通信兵们常用“要做革命的‘鲁班石’”来鞭策自己，为党多做工作。

延安时期，毛泽东常常到抗大去讲课，抗大的学员，有跟随他南征北战的老战士，也有刚刚从敌占区、蒋管区来到延安的青年学生，有工人、农民，也有高级知识分子，学员们的思想基础、觉悟程度、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毛泽东讲哲学，却能吸引着每一个人，他把理论紧密联系实际，观点明确，重点突出，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形象具体。比如：毛泽东讲《矛盾论》时，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个观点，他举了鸡蛋因得适当温度而变化为小鸡，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小鸡的生动例子。讲《实践论》，为了说明要有知识，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说一个人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吃一吃。毛泽东在举这些生动的例证时，听课的新老同志、教员、炊事员全都笑了。毛泽东就是这样，把深奥的马列主义道理，寓于生动的语言之中。

在鲁艺的学员毕业典礼上，毛泽东号召从小鲁艺毕业到大鲁艺去学习，即向工农兵学习。他用柳宗元的黔之驴的故事，告诉学员们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本地的土包子干部，知识分子不要摆架子。他把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古为今用”，赋予了新的内容和革命的现实意义。在场同志无不深受教育，认识到不能正确对待本地干部和正确对待工农兵群众，没有自知之明，最后，就像黔驴技穷，再也不能吓唬群众了。毛泽东一边讲，还一边装作老虎观察驴驹的样子，大家被生动的讲演逗笑了，也从中明白了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这是一个用中国古典文学的典故，来表达深邃思想的范例。如果像那种脱离实际的宣传家，不看对象地从理论到理论，空洞繁琐地讲道理，哪怕讲得再多，也会让人感到不得要领，甚至莫名其妙。

毛泽东的许多思想观点都是率先通过演讲表现出来，继而形成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他演讲的巨大艺术魅力来源于他高尚的人格、深邃的思想、丰富的知识和对世事人情非凡的洞察力。可以说，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视演讲、善于鼓舞和激励是分不开的。  

（二）口能言之，身能行之——毛泽东的宣传艺术

提出一个正确而激动人心的口号，犹如树起一面旗帜，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不断提出口号和不断实现口号的历史。领导一个国家的政党是这样，领导一个地区或部门的基层领导者也需要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提纲挈领地向群众提出工作口号，是有利于推动工作开展的，但也切不可盲目、随意提口号。

那么，在口号的提炼和形成中，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呢？一是可行原则，二是适时原则，三是实施原则，四是稳定原则，五是发展原则。

同时，在提口号时，必须把握五点：一是要高，居高临下，高瞻远瞩，有纲领性和指导性，以统揽和驾驭全局；二是要早，要提在部署工作或开展活动之首；三是要少而精，不要太多、太滥、太俗；四是要注意时效性，实行长期和短期结合，全面和单项结合；五是要广泛宣传，特别是需要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的工作，更应如此，以变成大家的自觉行动。

口号的正确与否，是由领导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路线、领导水平以及时代背景、工作环境等综合因素决定的。我们要尽可能地保证口号的正确性，避免和防止提出错误口号，注重口号的落实，防止形式主义。

口号，是领导集团在某一历史时期和阶段内，对所要完成的总任务和具体指标所作的最简明而具有鼓动性的表述。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口号、标语就像坦克一样有用。古今中外的领导者，无论他代表哪一个阶级或阶层的根本利益，无论是高层次还是低层次，都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不失时机地提炼、概括、宣传一个响亮的口号，并努力使之成为部属或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这类口号，作为领导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高擎的火炬，又是奋斗的目标，既是行动的纲领，又是进军的鼓角。十分明显，口号在领导活动中的地位是不可小视的。

毛泽东深信口号对于革命建设事业重要作用，同时，他也是一位善于运用口号实施领导的大师。毛泽东在他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中，就是一个彻底掌握了使用口号这一领导艺术的大师。

1958年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高潮，固然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强烈愿望，同时在很大程度也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不甚了了的状况。在此之前，“拔白旗”、“插红旗”、“大辩论”等做法与口号的提出，其结果是指标越提越高，头脑越弄越热，以致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严重地泛滥开来。

在一片“胜利冲昏头脑”的气氛下，毛泽东虽然赞赏“六亿神州尽舜尧”那热气腾腾的局面，却最先冷静下来。

1958年10月，他离开北京外出视察，在天津约天津市委、河北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谈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约当地基层领导同志谈人民公社问题。他发觉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有许许多多的混乱思想。

11月，毛泽东在郑州指出：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要让社员吃饱吃好，还要加一个睡足歇足。还是以社会主义为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现在牵涉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你说10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这是个客观的东西，人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回事。

在谈到粮食和钢铁产量时，毛泽东风趣地说：“唱戏拉胡琴，转那个东西转得太紧，它就有断弦之危险。”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者了。

11月23日，他在武昌会议的第二次讲话指出：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没有一个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第二条，人是要睡觉的，这也算一条科学。

在毛泽东的启发和教导下，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的紧张工作，“压缩空气”的口号就这样提出了，并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传播开来，这是全党纠正“左”的错误迈出的重要一步。“压缩空气”就是压缩在全党日益膨胀起来的“左”的空气，这对于纠正50年代末全党“左”的错误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空间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一切宣传鼓动要适应客观情况，随着地区、情境的不同而改变。他曾指示红军，每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在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我党开始接管大中城市时，毛泽东又认为：“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因此，他主张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不应该书写空洞的大字标语，而应该张贴有针对性的印刷品。至于在军队中进行的实际教育口号，“不要当作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作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实行打南京时在天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只有这样因地而异，宣传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三）绘制蓝图，注重方略——毛泽东的会议艺术 

什么是会议？从字义上说，“会”即聚会，“议”即商议、讨论和研究。所谓会议，就是领导者为了一定的目的，把被领导者组织起来讨论、研究问题的一种社会活动方式和领导方式。召集和出席会议，是领导活动的重要内容。有效的会议，有着它一系列不可取代的作用。会议是实施领导的重要工具。领导者要实现其目的，总要通过会议来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和决策，明确工作目标及其实施的相应步骤和措施，部署工作，展示决策意图。

在党的历史上，有许多毛泽东直接主持和参与的会议：党的一大、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毛儿盖会议、瓦窑堡会议、党的七大、七届二中全会、党的八大，几乎每次毛泽东主持与参加的党的高级会议，他都有许许多多精辟的见解和深刻的教诲，都使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代表受到很大的教育，也极大地表现和丰富了毛泽东高超的开会艺术和领导艺术。

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长征途中解决张国焘问题的高超斗争艺术。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面临着如何摆脱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严重问题。此时红军内部发生了以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重大斗争，毛泽东直接倡议和支持召开的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等连续4个会议，成为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胜利粉碎张国焘分裂党与红军阴谋的重要会议，也成为毛泽东高超的开会艺术的光辉典范。遵义会议后，已担任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长的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央红军进行四渡赤水之战，有效地歼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胜利地实现了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1935年6月，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翻越了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当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以后，党中央和张国焘首先就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斗争。为了统一战略方针，开创陕甘革命根据地，克服张国焘的阻挠，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了会议，即著名的“两河口会议”。

在毛泽东主持下，两河口会议正确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新形势，明确地提出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实现我党我军北上抗日和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伟大战略目的奠定了基础。

1935年6月2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率领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了大雪山，到达毛儿盖地区。但张国焘拒不执行计划，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解决，故意延宕四方面军行动。同时，在四方面军歪曲中央路线，破坏中央威信，挑拨一、四方面军关系。7月18日，又指使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致电党中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要挟党中央。

为了明确当时的形势与任务，并解决由于张国焘破坏松潘战役计划而造成的危局，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8月6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再次召开了会议，即“沙窝会议”。会议召开之前，政治局于8月5日草拟好了决议案。第二天，会议开始以后，首先由张闻天就《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作了报告，接着大家进行讨论。绝大多数发言同意决议案中对张国焘的错误所进行的批判，最后，会议通过了决议案，并责成常委对决议案作最后的修改和补充。决议针对张国焘反党和破坏红军团结的活动，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决议针对张国焘的右倾退却逃跑错误，强调“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迫使张国焘不得不表示同意继续北上。

沙窝会议对提高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沙窝会议以后，张国焘回到毛儿盖召开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又提出逃跑主义的错误主张，并单独率领部队出阿坝，以延宕北进的实现。为克服张国焘的阻挠，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8月20日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毛儿盖会议是两河口会议的继续和深入。这次会议对提高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北上路线的认识，克服张国焘的阻挠，确保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实现，起了重大作用。

毛儿盖会议后，由沙窝会议所决定的红军分为左、右路军共同北上的部队出现重大分歧，为解决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9月12日，又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党中央在四川省俄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会上点名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揭发了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抗日方针、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大量错误事实。多数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开除其党籍。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表现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能现在就作，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大会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正式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红军长征途中召开过多次会议，但以上四次会议都是在毛泽东直接提议、主持和参与下召开的。四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因而这是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运用会议解决党内、军内重大矛盾与危机的成功范例，毛泽东在这四次会议中体现了卓越的党内斗争艺术和领导艺术。

1958年的成都会议，从3月8日开至26日，整整开了18天。这是一个在毛泽东直接主持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会议。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即务虚，又务实，以虚带实，虚实结合，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产生了30多个文件，对50年代末期全党全国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次会议上，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会上向毛泽东作了或长或短的口头汇报。毛泽东开会和听汇报有一个特点，就是最不喜欢听汇报人念稿子。他说，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他最喜欢听那种开门见山，反映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见解，有虚有实，以虚带实的汇报，每遇到这样的汇报，他总是十分关注，并不断插话。对汇报中反映来自群众的新生事物，他总是热情赞扬和支持，并加以分析概括，使之上升到理性认识，以引起大家的重视。对汇报中反映群众的民歌式的语言，他总是要一字一句地问清楚，然后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对汇报中某些事实不够准确，观点也不够正确的情况，他很敏感，但并不是板起面孔严肃批评，而是轻松地给以启示和引导，有时谈些幽默的话逗得大家发笑。对汇报中提出的新问题、新观点，如个别人或少数人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总是采取保护的态度，使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他常说的要设置对立面，使真理愈辩愈明。所以每个汇报人没有怕说错话，怕挨批评的顾虑，而是畅所欲言、抛砖引玉，希望能多听听毛泽东的宏论和教诲。对于新问题、新观点，毛泽东总是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风格，借题发挥，大发议论，谈笑风生，古今中外，无不涉猎。使人感到自己的思想境界跟着他的宏论而拓宽了、提高了；使与会者感到每次开会、汇报的过程，就是一个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生动活泼、高潮迭起的过程；使每一位领导同志都深深感受到毛泽东主持会议，开好会议的精湛的领导艺术和独到的领导风格。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开会问题时就说，我们要纠正现在中央和省委主要领导干部在搞文件、写文章、讲话时的缺点，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工作方法问题。他说，无论是搞文件、写文章和讲话，都要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是最坏的方法。有的人只讲材料，但无观点，不好。有的人只讲材料，不讲观点则更坏。材料是说明观点的。反对什么，主张什么，要旗帜鲜明。说明问题只需要一两个典型材料，啰啰唆唆一大堆材料压死人。一个人研究问题要掌握丰富的材料。但在会上发言只需要典型材料，解剖一两个麻雀就行了。开会用的材料和大著作用的材料要有区别。

 

 

　　二、高超的决策艺术

 

 

毛泽东讲过，领导者的职责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这里所讲的“出主意”就是今天所说的决策。所谓领导决策，就是领导者在被领导者的参与下对组织未来行动的目标途径所作出的选择和决定。决策的重点是选择，选择一个目标，一个途径，一个策略等等。

毛泽东有着高超的决策艺术，其中最突出的是：决策深谋远虑，明确大目标；将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结合；全方位多层次考虑决策，善于系统思维；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关键时刻，力排众议，敢于负责。

（一）《论持久战》的提出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缺少科学的预见预测根本谈不上科学决策，更不用说领导工作的科学化了。预见是领导者对客观事实和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的趋势作出的概观及前瞻。科学的预见预测可以为领导决策提供目标，也可以为领导决策提供途径和对策。未来应该干什么是决策的目标，应该怎么干则是达到目标的途径。选择目标离不开预见预测，选择途径同样离不开预见预测。

毛泽东从“星星之火”预见到 “可以燎原”，从而鼓舞了广大军民浴血奋战，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去追求理想，夺取胜利。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对于中国重大历史事情的预测，特别是对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的预测，其科学性、准确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就一步一步地扩大了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了 “卢沟桥事变”，中国守军第29军一部奋起抵抗，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对于抗战的前景，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亡国论”是其一种。这种人的论调是“中国的武器不如人，战必败”。“速胜论”则是另外一种。他们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认为只要再有几个台儿庄战役就可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  “持久战”  的观点不同于以上两种观点，认为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认真地思考着这一重大问题。1938年5月，他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科学著作。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当时的现实状况，尤其是根据10个月来的战争实践，同时借鉴古今中外的战争经验，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准确把握了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及历史走向，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从而确定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正确分析了中日双方基本矛盾后，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战略反攻”阶段；第三阶段是“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阶段。

1945年9月2日，日本侵略者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美国纽约的一家报纸当天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者写道，“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泽东一直是永远正确的。”是的，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证明了毛泽东预言的正确。

毛泽东是预测战争趋势的行家里手。朝鲜战争一爆发，毛泽东就及时分析了战局的发展。他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速决，即朝鲜人民很快取得胜利，将美国侵略军赶走；二是持久，美国不甘心失败，继续增兵，甚至在朝鲜北部登陆，扩大战争规模，从而使战争转入持久。

在朝鲜人民军打到洛东江地区同敌人形成胶着状态时，毛泽东告诫说，中国人民必须要有所准备，防止美帝国主义乱来。为了避免仓促应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并及时作出了第一步部署。边防军组成以后立即进行了紧张的集训。

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分子气焰增高，对各方都不利。首先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牵制住，南满的电力也将被控制。所以，出兵朝鲜不仅是一个国际主义的问题，它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高度结合，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经过充分讨论，权衡利弊，中央政治局达成一致意见，正式作出出兵援朝的战略决策。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如果没有东北边防军组建在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就不可能那么迅速地组织起来并开赴前线。9月底，东北边防军一切准备就绪，已经进入了临战状态。所以，毛泽东10月8日命令一下，由东北边防军改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去保和平、保家乡了。从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组建，体现了毛泽东的妙算，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

预见预测既帮助我们看到有利因素有利条件，也能帮助我们看到不利因素不利条件。有利因素有利条件可以帮助我们下决心定下决策目标，而不利因素不利条件则可以提醒我们及时地制订对策。对策可以避免未来的风险，消除未来的不利，确保途径的畅通和决策目标的达成。当领导者预见到形势有利、前景美好、目标远大时就会极大地激励广大群众的士气和热情，将他们的创新热情和潜能激发出来，而这样做对决策的实施是非常有利的。

（二）重庆谈判的抉择

毛泽东的决策非常重视原则的坚定性、严肃性，也特别重视策略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并且能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的决策更具有艺术特色。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然而蒋介石却企图抢占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在美国支持下，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蒋介石积极发动内战，但慑于国内外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也为了争取时间把国民党军队由后方调至前线，于是大打“和谈”的幌子，玩弄假和平的诡计，从8月14日至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直接举行谈判。

重庆谈判，去还是不去？派谁前往？什么时候前往？若去又谈什么？怎么谈？这一系列问题亟待毛泽东和党中央抉择。有的人认为，毛泽东是党中央的主席，从安全考虑，不能亲自去重庆。有的人认为，蒋介石根本没有和平的诚意，重庆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去了也没什么用。毛泽东的决策是以和平、民主为原则的，是以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为原则的。毛泽东认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阻止和推迟内战的爆发，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以教育和团结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重庆谈判。我们不去，就中了蒋介石的诡计，蒋介石内心里正是不希望我们去，他可以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以便他发动战争。正由于以上原因，我们不仅应该去，而且必须去。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仅显示了一个领袖的胆略、气魄和大无畏的气概，更显示了在革命紧要关头决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针锋相对”是原则性，也是灵活性。毛泽东讲，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谈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经过反复的谈判，斗智斗勇，蒋介石被迫在《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上签字，承认和平团结的大政方针。国民党再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完全输了理，我们共产党就完全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毛泽东在决策任何时候都是坚持原则不动摇的，但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又十分灵活，善于妥协，富有创造性。在重庆谈判时一方面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另一方面在坚持原则、不违背人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在人民军队的数量及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建设方面都作出了必要的妥协。在用延安换取全中国的战略决策中，毛泽东认为，要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主动仗。一切事情都从实际出发，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我们部队的装配和数量不如敌人，因此就应该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可见，没有灵活性，原则性也就落空了；没有原则性，灵活性就没用了。

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决策是一个领导干部成熟的标志之一。制定决策要及时，实施决策仍要及时。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根据事态的发展，根据蒋介石的言行，随时调整自己的策略，确保了自己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之前，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意义。他认为，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仍然有巩固的基础。因此应加强在东北的地下工作，随时准备收复失地。

1945年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和太平洋舰队分三路进入东北。毛泽东马上意识到进军东北的时机来了。由于苏联受中苏友好条约的限制，要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管理，为了抓住机会，毛泽东又果断决策：部队待命，干部先行。事不宜迟，一支1500余人的干部队伍向东北地区进发了，而且又迅速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

在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思路，得到毛泽东的认同。于是，一方面毛泽东在重庆宣布作出重大让步，另一方面把南方的公开退却和北方的秘密战略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9月，我军配合苏军解放了热河、辽宁全省和黑龙江、吉林两省的西部和南部，先后接管了一些重要城市，成立了民主政府，很快打开了东北的局面。

（三）拿延安换取全中国

1947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蒋介石在华北、华东和东北战场上丢了71万人马，于是将“全面进攻”的策略改为“重点进攻”。其中，延安就是蒋军重点进攻的对象。蒋介石调集了胡宗南、马步芳的23万兵力，企图以绝对优势一举消灭西北解放军，夺取延安。当时我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2.5万人，与国民党的兵力正好是1∶10。延安是抗日战争胜利的象征，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人民瞩目的地力。敌强我弱，形势险峻。延安是撤是守？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决策者的面前，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当时，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共产党。野战军和地方军投入练兵热潮，民兵和群众也积极参军参战，广大军民严阵以待，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坚决不让国民党占领延安一寸土地。毛泽东理解广大军民的想法和心情，但是他的思考要比一般人深入得多，他得出的结论也与众不同。换言之，他的决策艺术更有创造性。毛泽东毅然做出的决策是：全部撤出延安，留空城一座。当然对于这一决策，很多战士和群众想不通，一些干部也想不通。毛泽东是这样解释他的决策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只有我军暂撤延安，诱敌深入，让敌人多占一点地方，多背几个包袱，我们才能轻装上阵，在运动战中寻找机会歼灭敌人。

毛泽东的决策艺术高明就高明在决策的目的明确，他知道抓最重要的东西，而且很有策略，很有灵活性。毛泽东在给干部战士做思想工作时说，暂时放弃延安无损于解放战争的整个大局。现在敌人拼命地要我们的延安，可以，我们奉送几眼窑洞，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大量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就意味着将来我们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大家肯定会同意，拿延安换取全中国合算。

1948年4月22日，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毛泽东用兵真如神，这一天，延安按着毛泽东的预料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毛泽东的决策艺术体现了系统思维的特点。他分析问题总是有一种用“大”看“小”的全局观念、整体观念，考虑到与决策问题相关的方方面面的因素，方方面面的联系，方方面面的影响。系统思维的另一层含义是用“长”看“短”，面向未来看现在，用长远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去看眼前的问题和现实的问题。再者，系统思维要“正”“负”兼顾，既要看到问题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不利的一面，尤其是看到不利转为有利的一面。毛泽东之所以暂时撤离延安，是为了达到“换取全中国”这一决策的大目标。他站得高看得远，深谋远虑，寻求并实现决策的大目标。为了实现大目标，必要的成本是要付出的。

毛泽东的决策艺术十分高明。其中最突出的几条是：第一，决策要深谋远虑，明确大目标；第二，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第三，全方位多层次考虑决策问题，善于系统思维；第四，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第五，关键时刻，力排众议，敢于负责。决策的大目标一定要明确。

 

 

 

　　三、高明的工作方法

 

 

（一）注重调查研究

善于调查研究是一切领导者的基本功，是实现正确决策的前提和基础。调查研究是思想方法，又是工作方法。有了调查研究，科学的领导决策才有可能。调查研究的作用有以下四点：一是了解情况，获取信息，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二是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做好激励和思想政治工作；三是发现人才，为用人提供依据；四是了解工作中的问题，了解群众的需求，以便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调查研究最直接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各种决策的制定和修正提供依据，包括为用人的决策提供依据。

毛泽东一生注重调查研究，也十分善于调查研究。之所以注重调查研究，是为了让群众接受他的决策，理解他的决策，从而自觉地实施他的决策。他总是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曾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来说明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前两次打祝家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没有作出正确的调查。第三次的调查周密，方法得当，所以三打祝家庄就成功了。有了明确的调查研究的目的，才会得到明确的决策目标。调查研究有很多用处，但其主要用处是为领导决策直接提供依据。毛泽东一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也使用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的方法。比如开座谈会、个别访谈、通过报纸媒体、听汇报等方法，这其中既有直接的调查方法，也有间接的调查方法。

1930年5月，毛泽东经江西会昌来到寻乌县城，他利用红军发动群众之机在寻乌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弄清了当地的基本情况。毛泽东经过20多天的调查，又召开了50多人参加的总结调查会，请与会者核对材料，讨论问题，做到广泛征询意见，真正集思广益。终于在1931年2月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间隙，写出了10万字的《寻乌调查》。毛泽东在寻乌调查的过程中还总结了调查研究的经验，并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理论概括，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在《调查工作》一文中，毛泽东说，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又有什么不公道呢？1964年6月《调查工作》被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公开发表。毛泽东为它改了一个名字叫《反对本本主义》。他在这篇文章中倡导的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与他后来一直倡导的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多次强调，调查研究要虚心向群众请教，向群众寻求真理，因此要眼睛向下，不能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弄不懂中国的事情的。他认为，搞调查研究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在解放前毛泽东到兴国、长冈乡和才溪乡及其他地方作调查时，都是把被调查的对象当作可敬的先生，自己则是一个谦恭的学生。解放以后毛泽东到各地调查更是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不能看眼色行事。

1956年，毛泽东到武汉开调查会，中心议题是对农业合作化的经验做一个总结。毛泽东说：“这次调查会各人畅所欲言，一不划右派，二不扣帽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我就会上当，就会浪费时间。” 1956年初，我们已有了3年多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开始对苏联的模式的主要缺点有所认识。毛泽东仔细询问了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工作中的教训，在理论上进行认真的思考。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分别听取了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中央部门的工作汇报，一连工作两个多月，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正是在这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由毛泽东概括性地提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自己讲过，“那个十大关系是怎么搞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在这里，毛泽东每天谈一个部，找领导干部谈话，其实也是间接调查，可以高效率地获取多方面的信息和看法。作为一个领导者，一定不要拘泥于一种调查方式，而要善于开拓思路，善于利用多种方式方法进行调查。直接调查和间接调查各有利弊，应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优势互补。调查是对第一手材料的收集，是对信息的获取；研究是对第一手材料的加工，是对信息的开发和利用。毛泽东十分重视把调查与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至于把调查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二）结合“内脑”与“外脑”

领导决策不仅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建议，收集必要的信息，做到集思广益，而且要注意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打开思维的空间，做到多谋善断。如果把领导者的头脑称为“内脑”，那么，专家学者的头脑就是“外脑”。

领导决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谋”的阶段，二是“断”的阶段。在“谋”的阶段，既有“内脑”的参与，又有“外脑”的参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外脑”在“谋”。在“断”的阶段，则主要是“内脑”的事了。“外脑”的主要职责是出谋划策，调查研究，拿出备选方案；内脑的职责主要是对外脑提出的方案进行评估选择，做出决断。

毛泽东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不管是谁，只要你说得对，对人民有好处，对决策有好处，就采纳你的意思。让“外脑”参与决策，再让“外脑”执行决策。在参与决策和执行决策的过程中，“外脑”成熟了起来，慢慢地“外脑”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了“内脑”。可见，“用外脑”与“用人”相结合是毛泽东培养干部的一个有效途径。

毛泽东在决策时借助“外脑”是随时随地的，是不拘一格的。外脑的 “谋”可以是粗略的设想，也可以是详尽的计划；充当“外脑”的人可以是士兵，也可以是将军，可以是党外人士，也可以是党内人士。在延安时期，“精兵简政”这一重大建议最初就是由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后被毛泽东正式采纳的。党外人士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周期律”也引起了毛泽东的认真思考，为毛泽东的决策所借鉴。

毛泽东使用“外脑”，重要的一点是要出以公心。决策时不是只想着“内脑”的意愿，只想着自身的利益，而应该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想到决策实施的结果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外脑的主意有时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但毛泽东却能把它们加工成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毛泽东在决策时善于借助多个“外脑”，既有普通群众，也有领导干部，既有党外人士，也有党内同志。“外脑”多了，代表性就提高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建议就有可能反映到决策内容中去了。

正当辽沈战役节节胜利之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及时布置了淮海战役。淮海战役的最初提出者是粟裕。根据淮海战役需要中原野战军的配合，毛泽东调整原来“小淮海战役”的思路，及时组成总前委，对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进行统一指挥，“小淮海战役”的决策就演变为“大淮海战役”的决策。淮海战役由“小”变“大”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顺应时势的正确决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决策时虚心纳谏的优秀品质。从淮海战役开始之前一直到结束之后，粟裕多次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建议，而且大多被采纳。

毛泽东深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所以一直强调领导决策要走群众路线，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善于借用“外脑”与走群众路线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内在一致的。

（三）“学会‘弹钢琴’”

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不仅是形象和具体的，而且是充满哲理的。学会“弹钢琴”的艺术，就是最典型、最精彩之笔。学会“弹钢琴”，这里毛泽东教育和指导各级领导干部处理好全面工作和局部工作、重点工作和一般工作、中心工作和日常工作、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关系应掌握的一种统筹兼顾的领导艺术。

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10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10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10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报告中的这段话，大概是他系统论述领导方法中最长的一段话，至今我们读来，仍然感到充满辩证唯物主义之道理，是对统筹兼顾领导思想的最好阐释，也是今天现代科学思维中系统论思想的卓越体现。

毛泽东认为，全局工作和局部工作，重点工作和一般工作，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都是互相联系的，又是互相区别和互相转化的。因此他要求每个领导者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都应该善于统筹全局，抓全局工作，抓工作的重心，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学会“弹钢琴”。

领导者的工作必须统筹全局，掌握主旋律。既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既要抓主要矛盾，又要依据主要矛盾的解决带动其他非主要矛盾的解决。毛泽东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找不到中心，抓不住根本，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最终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不可能有所作为。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特别强调：“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

全局利益和中心工作不是任意确定的，它是由主要矛盾决定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复杂事物在其存在和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矛盾，其中必有一种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个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反映到工作中就是中心工作。正因为主要矛盾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所以，在工作方法上，就要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清醒地看到许多的矛盾的存在，而且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说：“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能够集中力量去解决主要矛盾，就可以带动全局，其他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我们只有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工作才有中心，才有重点，才有明确的主攻方向和战略目标，才能推动全局性的工作。

毛泽东本人运用“弹钢琴”的领导艺术是出类拔萃、游刃有余的。

1936年冬，蒋介石坐镇西安，迫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进剿红军。但是，在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极为不满，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感召下，也很不情愿打内战，而有意投身于抗日统一战线之中。因此，曾多次“哭谏”，希冀蒋介石改变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可是蒋介石一意孤行，置民族利益而不顾，决意继续“剿共”。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被迫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于是在这一年的12月12日，西安的临潼华清池响起了阵阵枪声，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蒋介石被拘捕的消息传出，国内许多人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强烈要求严惩蒋介石，以平民愤。事变当天晚上，张、杨二将军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要求毛泽东派代表团赴西安，处理抓蒋介石的善后事宜，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正是在事变发展的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决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共产党居然不杀蒋介石，反而主张释放蒋介石。这使当时许多人出乎意料，更使我们党、军内很多人不能接受。

所以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毛泽东说，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的血债，大家都要求杀他，这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息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有个学员含着眼泪问：“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许多同志，把他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啊！”毛泽东来到这位学员跟前，语重心长地说：“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心是纯洁的，但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在现在的情况下，杀了蒋介石，正中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下怀。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正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纠集大军开赴潼关，威逼西安，扬言要炸平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各派军阀之间争权夺利，大打内战，必然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国将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我们必须明白，这次蒋介石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被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被擒的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军事失利的必然。这次抓蒋介石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军事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忘记了中日这个主要矛盾，我们就不配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共产党就是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民族大局出发，不计恩怨毅然建议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成为扭转时局的重要历史契机。这一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正确地区分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主要矛盾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不仅把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作为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而加以阐发，更作为领导者必备的思想素质而付诸于工作实践，这是颇能引人入胜的。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4年5月，毛泽东同志就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字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底，毛泽东开始酝酿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列，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但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却是前人从未遇到过的崭新而艰巨的任务。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

为了迅速实现我国的工业化，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毛泽东认为，当前，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这是一种“大仁政”，是着眼于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当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意味着置其他事业于不顾。“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在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前提下，适当安排了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从总体上看，这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是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全面增长，重工业发展尤为突出，初步改变了我国经济以农为主的局面。但是，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国务院各部委工业投资要求过大，进一步挤了农业投资，工业投资中，重工业各部门胃口尤其大，又挤了轻工业。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阐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我们党在处理这方面关系问题上没有犯大的原则性的错误，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同时强调要根据形势和经验作适当的调整，适当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加重一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提出了发展重工业的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发展农业轻工业与发展重工业的关系，已经有了农业是重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思想。

1957年1月，毛泽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在突出抓中心工作的同时，还要兼顾次要工作，协调处理好其他一些关系，包括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论著和讲话中对这些问题都有精辟、独到的论述。实践证明：这种既突出重点，又兼顾次要工作，主从并举，是毛泽东“弹钢琴”领导艺术的高超运用，也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应该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弹钢琴”这种具有操作性的统筹兼顾的领导艺术，在领导活动中可充分发挥其优势。它一方面要求领导者在实施领导过程中，在解决各种问题时，要胸有全局，不搞“单打一”，不能强调抓中心工作而忽视其他工作，而应当统筹兼顾，全局安排。另一方面，领导者又要善于抓中心工作，根据各项工作的轻重缓急，作出不同的安排。

（四）善于抓典型

抓典型，是毛泽东倡导的一门重要的领导艺术和有效的工作方法，他本人最善于抓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来充分发挥其重要的示范引导作用。它是毛泽东“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一基本领导方法的重要体现。

1942年初，在延安的第一兵工厂曾发生了一起很严重的事件，当时蒋介石指挥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军委下令给边区的第一兵工厂，要求短期内造出10万枚手榴弹的紧急任务。但是，当时潜伏在革命队伍内的坏人煽动工人闹事，并扬言罢工。为此，上级派人到厂里，向工人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工人正确认识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势，说明事情的真相，使一时受骗上当的工人很快觉悟过来，并揭发了蛊惑人心的坏人。在向工人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领导同志发现了第一兵工厂有一个叫赵占魁的工人同志，在坏人煽动工人闹事时候，仍坚持岗位不动摇，用实际行动进行抵制。而且平时也一贯劳动好，技术水平高，很能团结人。于是在新闻报道中对他进行了表扬。

毛泽东很快通过报纸知道了赵占魁的先进事迹，他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典型，亲自部署安排，在整个解放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赵占魁运动，推动了边区的工业生产。其他根据地也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学习赵占魁运动，并且还树立了本地区出现的赵占魁式的先进人物。

毛泽东当时就讲：典型就是政治力量。从那时起，边区政府经常召开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劳模大会，交流经验、表彰先进。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打破了敌人的封锁，做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解放区的学习赵占魁运动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从1942年到1947年，持续了7年之久，促使许多边区工厂的工人提高了觉悟，形成了尊重先进、争当劳模的好局面，许多落后的工厂也因此变成了先进的工厂。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习赵占魁运动仍在继续。50年代铁路系统的以“毛泽东号”和“朱德号”对两个机车组的命名，以后又有了马恒昌小组运动，树立了马万水、赵梦挑、裔式娟等至今未被人们忘记的成千上万的先进个人和组织，各行各业都广泛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运动。

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是领导工作的重要方法。从一定意义说，没有典型，就不能有效地实施领导：没有典型的高度，也就很难有领导工作的高度。但是要很好地发挥典型的作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抓典型的过程中，对典型的选择、确认、培养、宣传、推广等任何一个环节  处理得不好，都会影响典型作用的发挥，搞得不好，还会出现负效应。

1962年8月15日，年仅22岁的解放军战士雷锋因公殉职以后，毛泽东从报纸上看了有关雷锋事迹的通讯报道，深受感动。1963年1月，他对当时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雷锋值得学习！在毛泽东的倡导下，1963年2月9日和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分别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军和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根据通知精神，《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决定将3月份的第五、六两期合刊，出版学雷锋专辑。为了扩大影响，他们于2月16日(或17日)给毛泽东发函，请求毛泽东为雷锋题词。

2月22日，毛泽东睡醒以后把秘书林克叫到身边，递给他一张写有题词的信纸，上面用毛笔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毛泽东”10个行书字。他用商量的口气问题道：“你看行吗？”林克爽朗地回答说：“写得很好，而且非常概括。”毛泽东接着说道：“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毛泽东的这番谈话，不仅指出了学雷锋的方法，而且指明了雷锋精神的实质和学雷锋的方向，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很快就转交给了《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编辑人员拿到题词后，立即将题词手迹制版，作为第五、六期《中国青年》合刊的插页，于3月2日出版发行。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首都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手迹。第二天，《解放军报》又刊登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手迹。由于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积极倡导，一个向雷锋学习的活动，在全国兴起。从此，雷锋艰苦朴素的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良品德，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

抗战时期的30年代末，在中国人民抗日根据地的延安，一声枪响，久久回荡在延河河畔。一个共产党的功臣——黄克功，倒在了共产党正义审判的枪下。毛泽东同志亲自处理的黄克功案件，抓了这样一个反面典型，维护了革命纪律，挽回了不良影响。

黄克功，男，26岁，少年时在江西参加红军，立过战功，当时在抗日军政大学任队长。被害人刘茜，女，16岁，1937年8月从太原来到延安，先在抗大学习，后转入陕北公学。刘茜活泼可爱，在抗大时就与黄克功相识，两人时常在晚饭后到延河畔散步谈心。一次散步时，黄克功向刘茜求婚，遭到拒绝。黄克功竟拔出手枪威胁说：“你不同意，我就打死你！”刘茜以为黄是在吓唬人，因此并不害怕，说：“你打吧。”黄克功冲动起来，对刘茜连开两枪，当场夺去了这位少女的生命。此案当时轰动了延安。消息传到西安后，国民党报纸大肆宣传，说什么“延安出了桃色事件，红军干部枪杀了女学生”。

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当时在群众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议论：一种意见认为，黄克功少年参加红军，为革命屡建战功，应该从宽处理；另一种意见认为，黄克功身为革命军人、共产党员，强迫未达婚龄的少女与其结婚，已属违法，达不到目的，竟下此毒手，实属革命队伍中的败类，理应严惩，以平民愤。毛泽东接到抗大的报告后，亲自到抗大研究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他神色严肃地说：“我们正在从全国各地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来延安学习，黄克功的行为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一定要审判处决，严肃法纪。”于是，边区高等法院组成以雷经天为审判长的合议庭，审理此案。经过调查审讯，决定判处黄克功死刑。黄克功得知后，向中央军委写申诉信，要求从轻发落。故边区高等法院将此案呈边区政府审核后，转报中央审批。党中央和军委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慎重讨论，最后批准了边区高等法院对黄克功处以极刑的判决，为此毛泽东还亲自给雷经天写了复信。

毛泽东在复信中强调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果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复信还指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①毛泽东的复信发出后，在抗日根据地立法中，不再出现有功者得减免刑罚的“唯功绩论”的规定，从而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对黄克功案的正确处理，使一件坏事变成了好事，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维护了革命纪律，教育了根据地军民，巩固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而且挽回了因此而产生的不良影响，使全国人民更加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广大进步青年仍络绎不绝地奔赴延安，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1952年2月，春节刚过，河北省保定市郊外两声枪响，两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原天津地区行署专员张子善两人倒在了刑场上。应该公正地说，这两人的确曾经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地苦斗过，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后，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以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在当时的“三反”运动中，毛泽东下决心坚决果断地严惩这两个人，抓了这样一个反面典型，其意义与影响极为深远。

刘青山1931年入党，张子善1933年入党，两人都是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考验的老干部，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过贡献。他们都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没有低过头。但是革命胜利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之下，走上了贪污腐化的道路。他们利用职权盗用公款，盘剥民工，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使国家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刘青山、张子善问题被揭露出来后，毛泽东很重视，他批示道：“这件事给中国、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在给刘、张二人量刑时，毛泽东和中央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张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被依法执行枪决。此案震动全国，影响深远，惊醒、教育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50年代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党风、政风的清明廉正，与此关系甚大。

（五）重视协调工作

领导协调，就是领导者采取各种措施和方法，使其所领导的组织同外部环境，以及组织中的各个部分和组成人员协同一致，相互配合，以便高效率地实现领导目标的行为。协调是领导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协调工作，毛泽东十分重视。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陕甘宁边区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但在巩固陕甘宁边区的建设方面，毛泽东遇到了各种问题。光是各方面关系就十分复杂，首先是外来干部与陕甘本地干部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关系问题，还有党政、党军、军政、军民、政民、上下级、新干部与老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为协调这些关系，增强团结，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并有许多论述。边区政府与边区中央局在工作上曾一度出现分歧和争论，双方关系不太融洽，毛泽东十分重视协调双方关系，但他的协调并不是一般的和稀泥，而是有原则，有主张，力求从思想深处解决分歧，体现了很高的思想性。

陕甘宁边区政府从1937年成立后，一直由林伯渠担任主席。最初的几年，林老曾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先后由张国焘、董必武、高自立代理。1940年10月，林老由西安返回延安，开始专任政府工作。革命老人谢觉哉是边区政府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谢老于1940年10月出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西北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边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一自是高岗。自1938年4月以后，高岗相继担任边区党委书记、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林老、谢老年高德劭，早在中央苏区时就担任过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泽东对二老十分敬重。高岗则是陕甘红军和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熟悉边区情况，工作也有魄力。

毛泽东把高岗看作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常加表扬。在决定成立边区中央局时，毛泽东委任高岗为书记，并明确讲：至于边区的大政方针，“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

1941年，抗战进入极端困难时期，各种矛盾都突出起来。尤其是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如怎样看待减轻民赋问题、如何认识当时带有一定强制性运盐政策问题、政府预算问题、纸币发行问题等，边区政府与中央局之间意见相左，出现争论。当时，实际是林老、谢老在一边，高岗主持的边区党委在一边，关系比较紧张。毛泽东不得不以很大精力来协调双方关系，解决矛盾，主要是说服林、谢二老服从中央局的意见。

从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写给林、谢的信就有10多封，并且数次当面长谈。信中谈到了具体的争论，但着重是从方法论上说服二老。比如1941年7月31日的信中就说：“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搜集材料亦应从两方面搜集，勿只注意现行政策的缺点或错误方面，这方面要密切注意！请继续给我们材料，尤其要注意现行政策的成绩与正确方面，我觉得二兄在这点态度上是不足的。要注意积极克服执行现行政策中所发生的各种困难。”在8月5日给谢老的信中毛泽东又指出：“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听，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  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

毛泽东的信说理透彻，词意恳切，态度又是那样谦恭有礼，使人不能不叹服。在双方的争论与分歧中，毛泽东既不因林、谢年高德劭就对他们的意见加以迁就，也未因他们的某些偏颇就对他们一概否定。他殷殷期望二老不要固执己见，以和为贵，力求在边区的工作和政策方面取得一致。他的信，对二老的触动是很大的，谢老甚至在日记中对毛泽东给他的每封信的要点都作了摘记。在做林、谢二老的工作的同时，毛泽东还给高岗和陈正人(边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写信，对于边区的现行政策，既肯定其在当时环境下的正当性、必要性，同时又指出其确实存在和可能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要求他们对林、谢二老态度尊重，并确实掌握现行政策执行中发生的各种问题，以便随时发现随时解决。

在毛泽东的多次亲自过问和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出现了协调一致的工作局面，对领导边区的各项事业起了重大的作用，毛泽东高超的协调艺术功不可没。

领导协调是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重要方法。领导协调的主要对象是有血肉有思想的人。协调工作搞好了，组织和人员团结合作，人们心情舒畅，就能增强责任感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使领导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

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军政、军民关系，总的说是很好的。驻守边区的各部队在河防、清匪、反“摩擦”和其他保卫人民的利益的战斗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在1937年、1939年、1941年制定的三个边区施政纲领中都有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内容。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通俗而又深刻地说明了军民合作的道理。他说：“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做的，我们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但是，一段时间内，在边区部队中，由于纪律教育的放松、物质困难的增加等因素，出现了侵犯群众利益，军民关系紧张的情形，为此，毛泽东非常重视。

拥政爱民是件很大的事。所以要提出拥政爱民，就是因为留守兵团与地方的关系有一段时间比较紧张。遇到两方面发生矛盾时，毛泽东就责备留守兵团，很严厉。有一次会上，兵团领导人讲留守兵团做了哪些工作，讲了好多成绩。讲后，毛泽东激动地说：“成绩，成绩，成绩！用不着说这么多了，有成绩是应该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讲成绩，是要讲缺点。”这件事可能跟规定拥政爱民有关系，就是要求部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这样，双方纠纷就有前提加以解决。毛泽东在1947年撤出延安后为什么坚持留在陕北，而在同胡宗南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党、政府、军队人民的关系很深，是根本的原因。

领导协调工作的有效开展，可以免除工作中的扯皮和重复，减少相互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从而减少内耗，提高效率，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在中国革命史上，延安以抗战圣地闻名于世。这主要是因为中共中央驻在这里，指挥着敌后战场波澜壮阔的游击战争，并且这里清正廉洁的政风也与大后方重庆的腐败形成鲜明的对照。于是全国许多进步青年和文化人怀着投奔光明的仰慕之情，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汇聚到延安。一时间，并不算大的延安成了人文鼎盛之都。这些人组成了各种文化、文艺团体，从事文艺创作活动。当时汇集在延安的文化工作者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原来就生活在苏区，后来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另一种是从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奔赴延安的。由于经历不同，他们的创作特点不同，各有特点，而又有彼此不合的因素在里面。

毛泽东作为一个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深感文学和艺术是革命战线不中缺少的一个方面，照他的话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毛泽东又是一个文学造诣很深的一个人，他的诗词和散文都堪称上品，这为他联系文化人提供了便利。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艺的一次讲话中，风趣地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为“山顶上的人”，而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人称作“亭子间的人”。他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还特别强调：“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以后，“不要再独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这番话可谓真知灼见，至今仍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