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志同道合——毛泽东是如何对待战友同志的

 

 

 

 

毛泽东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为领导者们树立了处理好同下级关系的典范。他所倡导的“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一致”的原则，平等而不摆架子的原则，公正而不谋私利的原则，放手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以及他所创造的一系列处理上下级关系的正确方法，如言传身教、宽以待人、关心爱护等等，都是我们今天在工作中调整人我关系时应遵循的准则。

 

 

 

 

　　一、尊重同志，平等待人

 

 

作为领导者，要获得较高的权威，不仅要求本人有崇高的思想品德、高超的领导艺术，还要求处理好与下级的关系，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下级的希望和要求，用自己的为人处世缩短与下级之间的心理距离，达到在互相理解基础上的充分尊重和服从，即“情感认同”，这是融洽人我关系的重要心理基础。

毛泽东非常注意与下级关系的处理。他说：“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团结好党委这班人。”这里，毛泽东形象地把领导者处理与下级关系的艺术称之为当好“班长”的艺术。

因为握有一定的权力，领导者所处的地位常常给下级一种敬畏感。在这种敬畏感的支配下，下级对上级的指示往往会从理智和感情两方面去体会和接受。常常有这种情况，即使领导者的意图是正确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所下达的指示也是合乎实际的，但如果在待人的态度上，不能给下级一种平等感、亲近感，就会大大影响下级对上级指示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得到事与愿违的效果。因此，领导者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到平等而不摆架子，是赢得下级理解和支持的重要条件。这种平等既表现为上、下级在真理面前的平等，又表现在人格上的平等、工作作风上的平等。这是毛泽东处理同下级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一）你们能坐筏子去，为什么我不能坐筏？

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征途中，毛泽东从来不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或者与别人有什么不同。他总是把自己当作普通群众中的一员，时时、处处、事事和下级一样，既不搞特殊化，也不摆优越感，而且把自己当作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

1935年5月，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族人民聚居的大小凉山地区后，来到了安顺场。因为敌情万分紧张，后有数十万敌军拼命追来，前有四川军阀扼守着大渡河所有的渡口，又派向各个渡口急性增援。因此，毛泽东和“总部”首长研究决定，急令部队连夜向安顺场出发，并且发布命令：为了在大渡河架设浮桥，每人必须携带两根毛竹。

毛泽东给自己找好了四根毛竹，比规定多拿一倍。出发后，看见背负过重的战士和上了年纪的炊事员在这样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羊肠小路上夜行急进，十分吃力，又替他们背枪、背米。警卫员知道毛泽东经过一整天强行军已经是相当疲倦了，便再三要求毛泽东给他们分出两根毛竹来。可是毛泽东不同意，他边走边说：“执行命令，大家都有份。我有多少力气就使多少力气。你们背的东西也不轻嘛！”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是这样；在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条件好了，毛泽东身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更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位普通人，与下级一样处事。1953年，毛泽东到武汉视察，由于他以前曾多次去过武汉三镇的武昌、汉口，所以，这次特意提出要去汉阳。但武汉的同志考虑到从汉口到汉阳既没有桥，也没有渡江的轮船，坐筏子很不安全，所以反对毛泽东的汉阳之行。毛泽东没有向他的下级讲道理，只反问一句：“你们能坐筏子去，为什么我不能坐筏？”

毛泽东把自己和下级列于同等位置之上，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作为下级，除了钦佩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在工作中是这样，在普通的人际交往中毛泽东也是这样的。1941年秋，毛泽东请一位客人到杨家岭做客，他就是延安南川吴家枣园的劳动模范郝光华。

两个人坐在窑洞里拉起了家常。在闲谈中，毛泽东与郝光华平起平坐，十分随和，他从吴家枣园村子有多大，劳力有多少，问到开了多少荒地，养了多少家畜……郝光华一一回答后，看到毛泽东眼中的血丝，说：“主席，你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少，太劳累了！”

毛泽东笑着说：“我已经习惯了。我看了你们的材料，倒觉得你要注意身体，该歇的时候还是要歇，别把身体累坏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粮食是宝中之宝，生产粮食最光荣……人不吃饭，就要挨饿。没有粮食，机关、部队、学校吃不饱，那我们还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吗？我们依靠的就是老百姓和他们种的庄稼啊！”

两个人一直谈到吃晚饭时间，毛泽东执意留郝光华吃饭。饭菜端上来了，毛泽东请郝光华坐上首。郝光华不肯，他随便找了个地方说：“主席，我就坐这里吃吧！”

“你是客人嘛，还是坐在那里，不要客气！”毛泽东并不把自己作为什么领导，高人一等，坚持把郝光华请到了上首坐下。郝光华刚拿起筷子，毛泽东就给他夹菜，碗里饭还未吃完，就又给添满了。

黄昏，毛泽东亲自把郝光华送出一里多路，还叮嘱他：“以后有空常来。”

在人际交往中，毛泽东从不把自己置于下级之上，摆架子，充权威，高不可攀，或盛气凌人，他是与下级融洽相处的平等一员。

（二）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毛泽东处理人际关系，时刻体现出与同志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关心对方，但这种关心不是用语言来表“白”而是用行动来“显示”。毛泽东这种处理艺术，不仅消除与对方的差别，而且使对方深受感动。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把萧军作为自己的诤友。1941年8月10日晚8点半，萧军到毛泽东住处谈话。

萧军没客气，对毛泽东说：“最近来了一些作家你都没见过，有的来挺长时间了，他们奔延安，一方面是奔革命，另一方面也想会会负责人，你是否同他们见一见？”毛泽东二话没说答应了。

第二天傍晚，毛泽东来到萧军住处，因事先没打招呼，半小时后艾青才来，罗烽、舒群正巧外出，没碰上。

第三天早晨，萧军接到毛泽东的条子：“萧军同志：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有必要的。”这天上午，萧军约了好几位作家及夫人们，去毛泽东那儿叙谈，毛泽东还请他们吃了午饭。

萧军是个直性子。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他怕自己又在会上引起争执，打算去三边(延安西边的定边、靖边、安边堡)体验生活。毛泽东理解萧军的想法，但认为有思想、敢提意见的人不到会不行。1942年4月5日，毛泽东在信中说：“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13日和27日，毛泽东又两次去信挽留，让萧军开完会再走。经过毛泽东做工作，萧军留下来参加了会，并在自由发言时第一个发表了意见。

萧军是一位作家，是毛泽东的下级，但是，在与萧军的交往中，毛泽东很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因此也获得了萧军的友谊。工作中，毛泽东也很注重与下级的平等相处。

1947年的延安，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物质条件极其艰苦，当时马列学院的设施是非常简陋的。但学院的学风很好，经常请党中央领导同志作报告，这对迅速提高学员的政治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一天上午，学院领导决定派校务处长韩世福、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4人去接毛泽东来学院作报告。这4人接到命令很为难：毛泽东是党中央主席，接他来，即使不讲究排场，可总得像个样子啊。老百姓接亲，无车无马无轿子还可以把毛驴打扮一下，他们总不能赶着骡马去接毛泽东主席来作报告啊！可负责学院日常工作的党支部书记张启龙开导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知道我们的情况，不要紧，去吧。主席很忙，作报告不是什么紧急事，不知排没排上主席的工作日程。你们早点去，如有变化，我们好另行安排课程。无车无马就陪主席走走吧。”就这样，他们4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态去接毛泽东。

从马列学院到杨家岭，少说也有四五公里之遥，中间横着延水河。当他们跨上桥头时，迎面正碰上匆匆走来的毛泽东。主席脚上的布鞋蒙上了一层灰尘，未等他们4人开口问好，毛泽东却抢先问：“你们4人风风火火的，要干啥子去？”

邓力群回答：“学校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

毛泽东笑了笑，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你们放心好了，学院派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邓力群连忙解释。

毛泽东扬起手来摇了摇，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做报告要4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说到这里，毛泽东环顾一下四周，很认真地说：“哦，4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啊，跟你们领导说，再加4个人，来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

几句玩笑话，把领导者和下级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接着，毛泽东又一边笑，一边一个劲地摆手，说：“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然要革命，既然要和旧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一番革命道理如涓涓细流浸入每个人的心田，使他们从心底里感到毛泽东十分平易近人，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毛泽东迈着稳健、从容的步伐，一边走一边向他们了解马列学院的情况。分手时，毛泽东握着他们的手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是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毛泽东这种朴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处处给下级一种平等感、亲近感，使他们觉得领袖来自人民中间，但其伟大、英明又是一般人所不能企及的。

一位老教授回忆他在延安会见毛泽东时的情景说：“我去见主席，主席拿出纸烟来招待，可是不巧纸烟只剩下一支了。你想主席怎么办？他自己吸不请客人吸，当然不好；请客人吸自己不吸，客人肯定不同意。于是，毛主席将这支烟分成两半，给我半支，他自己半支。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待下级随和、诚恳、平等而又亲切，这使我很受感动，终生难忘。”然而，被毛泽东这种作风所感动的何止一个老教授？

（三）你走之后我这里再不会有卫士长了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经常接见来自各地的学者、名流，他们的观点虽然和共产党人不尽相同，但他们与毛泽东谈话后，都一致称颂他，其中奥妙就在毛泽东很“尊重别人”。毛泽东认为尊重别人是个原则问题，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团结别人。这就是说领导要坚持上下级之间在人格上的平等。毛泽东历来主张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上下级关系是新型的同志式的平等合作关系，无论上级或下级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同志。上下级之间，只有职务、分工的不同，而无高低贵贱之分。

1947年8月，在转战陕北期间，组织上决定派原来在周恩来身边做勤务员的李银桥给毛泽东当卫士。但李银桥有自己的想法，主要是考虑自己参加革命工作10年了，一直当勤务员、警卫员和卫士，认为进步比较慢。而与他同年当兵的人有些已经是营、团级干部了。他想自己在周恩来那里已经干了一段时间，以后提出走的要求也容易。如果调到毛泽东这儿来，总不能刚来就提出走，过一段时间提出来也不一定行。因为他深知毛泽东很恋旧，骑过的老马，有好马也不换；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笔砚茶缸，感觉用着习惯，有了感情，再有多好的也不换。何况是个生龙活虎的卫士！毛泽东和他相处惯了还肯换吗？所以，李银桥考虑再三，向组织上表示不愿去。毛泽东听说后没有发脾气，相反表示，不要再考虑别人了，我就要他。当李银桥来到毛泽东身边后，毛泽东不是以权威压人，而是详细地了解了他不愿做卫士的原因，恳切地征求李银桥的意见。最后说：“你不想来，但我的工作需要你，得有个妥协。”

“那就只好我妥协了。”李银桥回答。

“不能太委屈你了，我们双方都作一些妥协。”毛泽东认真地望着他的这个小小的部下说，“大道理不讲不行。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你为我服务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可是‘三八式’，当我的卫士，地位是够高的，但职务太低。我给你要个长，做我的卫士组的组长。”毛泽东又略加沉吟了一会儿，做了个手势：“来！我们订个君子协定。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

在封建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国民党部队里，官对兵“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在近现代资产阶级那里，如果上头要用你则根本没你选择的余地。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如此尊重下级的人格，尊重下级的要求，设身处地为下级着想，这充分地表现了他处理与下级关系的高超艺术，充分体现出这是一种平等合作关系。

出乎李银桥的意料，半年时间满了，毛泽东记起了“君子协定”。他不无挽留之意地对李银桥说：“今天是2月19日，你来了半年了，整整半年。你还想走吗？”

李银桥垂下了头，心里很矛盾，但最后还是选择了讲实话：“想走。”当他看到毛泽东那怅然若失的神情，又有些不安地说：“如果主席……”毛泽东做了一个断然忍痛割爱的手势说：“不！咱们有约在先。我不食言，你可以走了。”但是，半年和毛泽东的朝夕相处，李银桥实在难以做到说走就走。所以，他又不由自主地说：“主席已经同意我走，那么，前面订的协约算是结束了。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订约。”

毛泽东笑了：“好，那好，我们重新订约。半年，你再帮我半年，看我打败胡宗南。”

到1948年8月，续约的时间又到了。毛泽东实在舍不得李银桥，只好又征询他的意见：“银桥，又到日子了。我想再借用你半年，看我彻底打败蒋介石，好不好？”这时，李银桥跟随毛泽东左右已一年了。他目睹毛泽东的超人的智慧、毅力和扭转乾坤的力量，那是何等撼人心魄的日日夜夜啊！他已经深深地被毛泽东的魅力和人格所吸引、所征服，已经决心心甘情愿地跟随毛泽东一辈子。

1953年，李银桥担任了毛泽东的卫士长。1962年，李银桥跟随毛泽东已经整整15年了。这时，毛泽东下决心让他离开自己，派他到天津去工作。李银桥哭着对毛泽东说：“当初我不愿来，你借我来；现在我不愿走，你又撵我走，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毛泽东也流泪叹息说：“我也舍不得你走啊，我和我的孩子一年见不上几次面，只有我们朝夕相处，你比我的孩子还亲。可是，我得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不能误你的前途。卫士长地位虽很高，可也只是团级干部，职务低了些……”

这位伟人把他的卫士长揽入怀里，抱紧他，一边哭，一边动情地说：“你走了，我这里就不要卫士长了。你在这里干得长是因为我们合得来。你走之后我这里再不会有卫士长了，你是我最后一名卫士长……以后我死了，你要每年到我的坟前来看看！”这时，革命同志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已经转化成为了一种最亲密的友谊和父子之情。

毛泽东在与下级相处时，不仅与身边的同志时刻保持平等的合作关系，很尊重他人，而且对与自己的主张和观点不同的人，他也能以平等的态度，尊重下级，吸纳他人的正确意见，从而获得下级更加的尊敬、信任和支持。   

（四）你们想见见我，我这不是来了吗？

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十三陵水库正紧张施工。一天，毛泽东指示中央委员会和候补中央委员都去十三陵水库劳动。大家都坐大轿车，同志们依次由前向后入座。其中一辆车后面还空四五个位子，快开车了，突然同志们看到毛泽东从车后门走上来，大家都站起来，目光转向毛泽东。毛泽东向大家挥挥手，就在后面一个空位子上坐下。坐在最前面的同志跑过来请毛泽东向前坐。毛泽东笑着说，有了位子总要有人坐的嘛！他还是坚持坐在后面。

坐后面的位子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许多领导人却做不到。毛泽东与下级们相处就是这样的随和自然，不摆架子，不拘礼节，让人敬佩。

1958年，毛泽东来到芜湖市铁山宾馆。要开晚饭了，服务员小王请毛主席到特地为他准备的小房间里用餐。毛泽东问其他同志在什么地方吃饭，小王回答：“在楼下餐厅里。”毛泽东听说，说：“我也到餐厅里去吃！”说罢，起身朝门外走去。门外下着雨，又是下坡路，小王赶忙撑起一把雨伞跟了出去。由于毛泽东身材魁梧，小王踮起脚努力把伞撑高。毛泽东回头看见了，笑着说：“我自己来！”把伞接了过去，迈步朝餐厅走去。

餐厅里，就餐的同志不少，但没有一个要吃饭的样子——几位工作人员正在谈刚刚见到毛泽东的情景，而其他没有见到毛泽东的人叹息着错过了这个幸福时刻。正在这时候，毛泽东健步走进了餐厅，微笑着说：“你们想见见我，我这不是来了吗？”顷刻间，整个餐厅沸腾了。

毛泽东在餐厅里走了一圈，然后在一张餐桌旁随便地坐下，随后招呼大家：“开饭了，来，坐，坐，坐。”说完，拿起饭碗朝饭桶走去。服务员小王、小周赶忙去拿毛泽东手中的饭碗，毛泽东却把手一挥，说：“不要，我自己来！”毛泽东要盛饭了，却发现饭桶里没有饭勺。原来服务员只顾看毛泽东，竟忘了把饭勺放在桶里。这时，大家有点着慌了。毛泽东却从容不迫地到餐桌边，抄起一把长柄汤匙笑着说：“这个不能盛饭吗？”说得大家也笑了起来。

 

 

　　二、严于律己，赏罚分明

 

 

赏罚分明，这向来是古今中外所有领导者建立威信、赢得下级拥护的座右铭。毛泽东对下级历来是从严要求，提倡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即使“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他这样做“得罪”了某些人，但是却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

（一）老百姓很苦，他们吃什么，我也吃什么

如何缩短与下级之间的心理距离，这是每一个领导都在思考的问题，毛泽东的做法十分简单有效：处处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尽可能和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一样，坚决反对领导干部搞任何形式的特殊化。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者的带头作用，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是无声命令，是最好的示范，对下级的行动有极大的激励作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廉洁高操，公而忘私，出生入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们真正赢得了广大人民真诚的拥护。  其中，毛泽东是不贪享受、两袖清风的杰出典范。

1940年冬天的陕北，好像比往年更加寒冷，过冬的棉帽显得格外重要。在大生产运动中，部队自己动手赶做了一批棉毡帽。但由于条件差，原料不好，做工也很粗糙，做出的毡帽虽然挺暖和，样子却实在难看，让别人一看就忍不住要笑，就连当时毛泽东的警卫员也不愿意戴它。毛泽东听说后，率先戴了毡帽子，以后，他外出开会、作报告时常常戴着去。毛泽东带头戴毡帽子的事很快就传开了，大家也就纷纷仿效，竟然掀起了一股“毡帽热”。后来，边区人民编了一段顺口溜 ：“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像钢炮子，敌人见了像龟孙子。”

在延安，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是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一起吃大灶，一个星期只改善一次生活，吃一顿馒头。

大家看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身体不好，提出：“我们少吃一顿馒头，让毛主席多吃点馒头，不要搞平均主义。”毛泽东知道后坚决不肯，他说：“还是大家一块儿吃。”

在延安，从中央首长到每个炊事员，都是三年发一套棉衣，两年发一套单衣，每人每月5角零用钱。无论是棉衣或单衣，都是用谷草灰煮成灰色，因为当时连染料都没有。为了节约开支，大家的棉衣或单衣都是补了又补，到换装时都争着不领新的。袜子也不够穿，大家就冬天穿袜子，夏无赤脚穿草鞋。

毛泽东的服务员李晋用自己纺的纱给毛泽东织了双袜子，毛泽东舍不得穿，又让李晋纳了双布袜底，然后把织的袜子从底下剪开翻起来缝上，再把布袜底缝到下面。毛泽东说： “这样经磨耐穿。”大家知道毛泽东这样改造了袜子，也都跟着学开了。

1947年，沙家店战役结束后不久，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到牛官寨子，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热情招待他，特地吃了一顿高粱米饭。张俊贤望着毛泽东和周恩来消瘦的面容，端着饭碗流下了热泪。回到县委，他对同志们说了毛泽东平日吃糠菜糊糊，为招待客人才吃一顿高粱米的情况。大家难过地议论：“咱佳县再穷再苦，也不能让日夜操劳的毛主席受委屈！”一致要求杀两只羊送给毛泽东。县委派人把羊送到牛官寨，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了后，亲切地对来人说：“谢谢大家。以后不要这样做了。老百姓很苦，他们吃什么，我也吃什么。”说完，拿起毛笔在县委的来信上批示：“送给伤病员吃。”然后就让工作人员把羊肉送走了。

作为党中央的主席，毛泽东是艰苦自洁的典范。毛泽东在进城前夕，竟然找不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真像是穷秀才进京赶考来了。来不及做新衣，他只好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先后会见了张澜、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等知名人士，到开国大典时毛泽东才做了一套新衣服。建国以后，毛泽东也总是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就用肥皂洗。他从没用过牙膏，他的牙刷什么时候变成“不毛之地”，什么时候才肯换新的。他一直使用毛竹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他一次也不用，他说：“太贵重，我用不动。”他从不因为自己身居要职而贪图享受，他始终是两袖清风。

毛泽东廉俭是众所周知的。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环境变了，生活条件好了，但是毛泽东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生活作风。一切山珍海味他都不追求，尤其厌烦宴会。对于招待外宾，他也作过指示：“不能总是山珍海味，既浪费又不实惠。”他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动物就有这个区别。保健医生徐涛多次劝毛泽东注意营养，改变饮食习惯，多吃点好东西，但毛泽东每次都摇头。有一次，他敲敲盛着米饭的碗望着徐涛说：“全国农民要是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来跟我提你那些建议了。”他还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了，你不要勉强我改变。”

1960年，当饥饿的人们一股一股在中国大地上流窜时，毛泽东宣布了他的“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他下决心和人民共渡难关。在国家最困难的日子里，他有时几天没吃粮，7个月没吃一片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宋庆龄曾关切地由上海赶到北京，送毛泽东一兜螃蟹。周恩来多次劝说毛泽东吃口猪肉，毛泽东总是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毛泽东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带头不吃肉，党的干部廉政形成风气。

孔子云：“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正是因为毛泽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清廉为立身之本，全党和政府的领导才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才使我国在建国以后政通人和，民风淳厚，涌现出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好战士雷锋等一代风范人物。

（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几十年如一日的革命和建设征程中，毛泽东从不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时刻把自己和普通人并列一起，不搞特殊化，并且时时、处处、事事做到以身作则。

为了战胜边区的经济困难，毛泽东领导陕甘宁边区人民发起了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机关的勤务人员也制订了生产计划，分片开荒种地。毛泽东也要求分一块地进行开荒生产。警卫员们劝毛泽东：主席工作很忙，身体又弱，不一定参加劳动生产了。毛泽东坚决地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也应该响应号召。结果，毛泽东亲自参加劳动，工作之余锄地、挑水，开展生产活动。毛泽东亲自参加大生产劳动的消息传出后，驻地老乡深受感动。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成天闲逛不务生产，当他看到毛主席冒着炎热在地里锄草、浇水，感动得落了泪，马上参加了生产劳动。至于那些劳动观念淡薄的下级就更不用说了。在毛泽东的行为激励下，解放区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并为抗战的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仍然做到事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搞特殊化。他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在中南海内一所古老的砖瓦平房院落里。其中，一个过道将北房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侧的一间是毛泽东的寝室，一张硬板床摆在靠北墙的中间，床头西边有个小桌，上面放着台灯和烟具，西山墙南侧挂着两件随时穿用的衣物，还有两把椅子散放在室内，再没有其他陈设了。当中的过道，摆着一张圆桌，就算是餐厅了。西厢房是图书室，贮藏着毛泽东经常阅读的书籍。办公室在东厢房，一张写字台靠近西窗下，写字台前是一把老式的转椅。东面墙前摆着三个沙发，一大两小合抱着一个茶几，靠近北墙立着一个衣架。这就是毛泽东昼夜操劳、日理万机的办公设施。

寝室和办公室之间没有走廊可通，不管刮风下雨，毛泽东去办公时，都得穿过露天的院落。50年代，行政管理部门想把这所古老的房屋修缮一下，改善改善毛泽东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但遭到毛泽东的坚决拒绝。1960年前后，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回来后发现居住的房屋作了较大的修缮，很不高兴，很长时间拒绝在修缮过的房子里居住和办公。

领导者以身作则，处处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不搞特殊化，是领导者处理与下级关系的有效方法。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领导者如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了好风气，形不成群体合力，也改善不了与下级的关系。因为作为领导者说得好，做得差，或是只要求下级去做，自己不身体力行，对下级就缺乏应有的号召力、影响力。俗话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就是这个道理，而毛泽东就是以身作则的典范。

（三）今晚你就跟我一起睡吧！

毛泽东在一生中反对搞特殊化，他在与下级相处过程中，更是注意讲究官兵一致，领袖和人民一样。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时刻注意与下级打成一片，有苦同当，有 “福”也同享，患难与共，同甘共苦。

1937年1月4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从保安出发，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第二天傍晚，队伍来到保安县的寺儿台，毛泽东住在老乡的土窑洞里。警卫员贺清华给毛泽东烧热了炕，正要出去，毛泽东叫住他说：“外面人多地方小，睡不下，今晚你就跟我一起睡吧！”贺清华正在犹豫，毛泽东笑着说：“怎么，这么大的人了还害羞？没关系嘛！”贺清华坐在炕边上，等待毛泽东办完公一块儿休息。毛泽东看着贺清华那困倦的样子，笑着说：“你先睡吧，我等一会儿再睡。”贺清华躺在炕的一边，不料一躺下就睡着了。毛泽东见他睡着了，轻轻给他盖上被子，又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盖在他身上。贺清华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听到毛泽东的声音：“贺清华，快起来，炕上着火了！”贺清华起来一看，褥子被烤黄了巴掌大一块，中间还烧了一个窟窿。毛泽东看到贺清华焦急难过的样子，便安慰说：“没有关系，不要着急嘛。褥子烧破了，补补就行了。来，换个地方睡！”毛泽东把褥子重新移了一个地方，招呼贺清华睡下，又把大衣给他加在被子上，自己才睡了。

许多年以后，贺清华回忆这件事还深有感慨地说：“这一觉终生难忘。毛主席叫我和他一起睡，就是考虑到外面人多地方小睡不下。其实，我完全可以随便找个地方躺一晚，但是，毛主席与战士同甘共苦的精神，叫战士们永远难以忘怀。”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与战士们一起行军走路，一起吃野菜，一起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解放后，他仍然和战友同事们一样，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为人处事过程中，他是与下级同甘共苦的典范。

 

 

　　三、虚怀纳言，从善如流

 

 

（一）就是要离开陕北……

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全面战略反攻之时，周恩来考虑，中央应当集中到一个对指挥全局最为方便有利的地方去，这个地方他认为最好是晋察冀。但他又有一些犹豫，因为毛泽东在当初撤离延安时曾说过“不过黄河”。周恩来决定去找任弼时商量，他与任弼时全面分析了形势，说明了他的想法和顾虑后，任弼时说：“要依毛泽东同志的脾气，那是非回延安不可的。”周恩来笑着说：“问题就在这里呢。我们在杨家沟已经住了五个多月，回延安还需要一段时间，可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中央应该集中到一个方便有利的地方去。”任弼时会意地说：“晋察冀？”周恩来深深点了点头。任弼时哈哈大笑：“你去对主席说吧，我敢肯定，也许没等你说完，他就把你的话代为说明了。”

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说明了来意。毛泽东明白他的意思，近来他自己也再三考虑过这个问题。中央胜利返回延安，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但全国形势发展如此迅速，从战略上要求，是应当统一领导，并选择一个对指挥全国各战场最方便最得力的地方。他问周恩来：“那就是说现在我们要过黄河了？”周恩来回答：“现在已经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前委、后委、工委应尽快合并。”毛泽东自语到：“就是要离开陕北……”又问周恩来：“你看我们应该搬到什么地方去？”周恩来在地图上指了一下：“晋察冀比较合适，地区适中，太行山区又一直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跟陕北是一样的。”毛泽东听了，决心以全局为重，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渡过黄河，来到了西柏坡，和刘少奇、朱德会合到一起。

（二）熟筹见复

1947年6月，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谢大军相继挺进中原，把战线从黄河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国民党在中原战场配备了80个旅的重兵，妄图迫使解放军从这一要害地区撤回去。这一年年底，毛泽东曾计划让粟裕率领部队挺进到长江以南，进一步把战线引向敌人深远的后方，并吸引中原敌军 20~30个旅回防江南，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从而改变中原战局。1948年1月，中央军委电示粟裕，要他准备过江，并要求他“熟筹见复”。

粟裕经过“熟筹”，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分析了盘踞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4个主力军的具体情况，认为我军渡江南进，不一定能达到吸引敌军主力回防江南、减轻中原我军压力的目的。他提出：应利用中原解放区已逐渐巩固的形势，集中兵力大量歼灭敌人，从而改变整个战局。毛泽东对粟裕这一涉及改变整个部署的意见极为重视，这是一个英明的战略家对一个常胜将军的器重。1948年5月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并决定采纳他的建议。随后几个月战局的发展，证明了粟裕预见的正确性。

由于毛泽东注重听取下级的反对意见，虚怀纳言，从善如流，粟裕在1948年秋又提出了在济南战役之后开展淮海战役等一系列建议，其他同志如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也都积极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根据这些建议，毛泽东立即代中央军委起草了复电，同意进行淮海战役，并决定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10月9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了作战会议，确定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方案。11月1日，毛泽东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正式开始。由于毛泽东注重听取下级的意见，使得中央军委制订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三）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有许多问题要去研究处理。毛泽东就给大家出了一批题目，内政、外交各方面都有，劝下级们头脑里经常想些问题，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找出答案。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党同志“开动机器”，深思熟虑，对许多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处理。

毛泽东还鼓励下级多谋善断，并提议下级读一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后经推荐，他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协助曹操南征北战，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毛泽东介绍大家看《郭嘉传》，就是希望各级领导做事要多谋。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计划。

毛泽东的成功就在于他的正确，而他的正确策略和方案的形成并不是神授的，而是他重视群众意见，尊重下级的想法，善于归纳分析他们的意见而形成的。由于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因此比较周详又比较全面，更切合实际。

（四）不愿听取不同意见的人是蠢人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既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又具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雄气概，但他在下命令时，总是以商量的口气，绝不硬性地说你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来华的苏联专家看了毛泽东给下级下的那些命令、指示后，禁不住说：“这像命令吗？”

尊重下级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认真听取下级的意见，并采纳其合理部分了。让下级感到自己是被充分重视的，才能发挥下级的积极性，密切上下级关系。

毛泽东在处理问题、作出决定时，总是非常注意虚心体察群言，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在40年代，毛泽东身体不好，斯大林出于关心邀请毛泽东去苏联休养，毛泽东征求下级聂荣臻的意见，最后，他听从了聂荣臻的意见没去苏联。

对这样的生活小事是这样，在作出每一项重大决策时，毛泽东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多次教导人们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1956年初，三大改造即将完成，我党面临着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毛泽东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次重大的调查研究工作，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中央部门的工作汇报，仔细询问了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工作中的经验，还认真观看了一些机器设备、仪器等实物和技术操作表演，边看边听人讲解。毛泽东当时已年过花甲，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但是，他每天都是起了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只有吃饭时才算是有一点空闲时间。他风趣地把这叫做“床上地下，地下床上”。

毛泽东正是在吸取了大家的智慧的基础上，写成了《论十大关系》这部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不朽之作。

毛泽东后来总结说：“如果没有那些人的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这种广纳群言的做法，是密切与下级关系的良方。因为正是在这种互商互量的探讨问题过程中，彼此增进了解、心理相融。上级从下级那里得到解决问题的各种建议，下级则从上级那里得到尊重，从而使“天生我材必有用”得以实现。这样，真正体现出上下级之间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

毛泽东常说，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背后议论，大家讨论归纳几条，问题就解决了。喜欢自己说了算，不愿听取不同意见的人是蠢人。一个人所了解的情况，一个人的知识、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你只有好好同别人共同商量问题，特别是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好好商量，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得出正确的意见。

1959年开展反右倾斗争时，毛泽东经过南京。江渭清向毛泽东请示：在反对党内的错误倾向时，我们省委考虑，是不是应该掌握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的原则。毛泽东当即表示：“这样比较科学，实事求是嘛！”

1960年，毛泽东同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坐火车从杭州到绍兴参观东湖农场。毛泽东向他们征求对农村兴办公共食堂的意见，由于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反对兴办公共食堂的同志，党内有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所以，这些省市委书记们心里有点胆怯。江渭清说：“主席，我不能讲。”毛泽东问：“为什么不能讲？”江渭清说：“我讲，要讲反对的意见。”毛泽东一再鼓励他大胆地讲，说：“你不要怕，讲嘛！”江渭清便讲了江苏省委集体研究过的关于公共食堂不能办的道理。毛泽东听了，对周恩来说：“讲得蛮有道理嘛！”当即决定要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分别到湖南、浙江去调查。后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中央作出了停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决定。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是如此用“心”领导，认真听取下级意见，在革命战争年代更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他无论在什么时期都能获得下级们的衷心爱戴，总能集中正确的意见，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五）如果一个人不做自我批评，也不让别人批评自己，迟早是会垮台的

诸葛亮在失掉街亭后，深责自己用人不明，自己请罪，降职降薪被千古传为佳话。熟读《三国演义》的毛泽东，深知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净化下级心灵的清洁剂，是激发下级努力工作的发动机。他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没有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于自我批评的人，总觉得自我批评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了。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做自我批评，也不让别人批评自己，迟早是会垮台的，是要唱“霸王别姬”的。他说让别人批评是批不倒的，自己做自我批评是垮不了台的。

毛泽东勇于解剖自己，勇于为下级承担责任。1958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曲折，产生了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警告，说现在大脑发热了，有些人高烧到40度，要降温，要有张有弛，劳逸结合。在1958年 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开始领导纠“左”了。1959年春天第二次郑州会议也是纠“左”，强调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付酬、多劳多得。庐山会议开始也是纠“左”。但在承担责任时，毛泽东却说：“大跃进的错误第一位的责任由我负，我一度头脑发热。”

毛泽东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天才”。他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信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读过孔夫子的书，也读过资产阶级的书，后来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对于自己认识到的缺点错误，勇于在下级面前端出来。

1943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在运动中，由于具体负责人康生夸大敌情，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整了一大批干部和青年学生。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使运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抢救运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在审干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于前，纠正错误，挽回局面于后，如果推诿，那是完全可以为自己开脱的，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1945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给五部、六部的同志作报告，讲到审干问题时，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作了全面的分析，以严于律己的精神，主动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我是党校的校长，这个党校犯了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在会上，毛泽东还把手举到帽檐下，对被戴错“帽子”的同志赔礼说：现在，我把戴错了的“帽子”给你们摘下来，向你们赔礼道歉，赔个不是。接着又诙谐地说：你们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这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所有的委屈、不满，都在这笑声中烟消云散了。

不久，毛泽东又在党的七大上，对整风审干中的扩大化问题，再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各个地区在肃反运动中走过弯路，我也走过弯路。这次整风审干，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讲到这里，他再一次举起右手，沉重地说：我向你们道歉！毛泽东这种坦荡无私的崇高品格和广阔博大的胸怀，再一次深深地感动了全场代表，赢得了他们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爱戴。

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具有领导一个伟大国家和众多民众的领袖魄力，但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错误。但他的成功关键在于勇于解剖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能够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他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直到他的晚年，他还多次表示，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六）没有时间调查研究，没有时间想大问题，非犯错误不可

1956年元月杭州会议召开，讨论农业纲要。最后，毛泽东讲了一段话。他说，对于你们这些省委第一书记，我不担心你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干事。你们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我所担心的是什么呢？你们忙忙碌碌，陷于事务主义、官僚主义，事无巨细都自己去处理，没有时间调查研究，没有时间想大问题。这样，你们非犯错误不可，而且是犯大错误。他这里指出领导者容易犯的通病：工作很积极，一天忙到晚，甚至开夜车，一天搞得很疲劳，没时间看书，也没时间调查，没时间想问题。

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下级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其中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有全面的，也有片面的。领导者就要善于把各种各样的意见收集起来，经过分析归纳，成为自己的主张，这就需要领导者开动机器，动脑筋，想问题，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使人脑变成一个加工厂。毛泽东曾经借用孟子的话“心之官则思”来启发大家要善于运用思想器官进行思索，养成分析的习惯，学会分析的方法，他还题了“多想”二字，同全党共勉。

 

 

　　四、充分信任，宽容大度

 

 

（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是毛泽东的战友和下级，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有过长期合作的历史。对这位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毛泽东在任用他时，总是用而不疑，十分信任。1947年3月， 胡宗南以23万兵力进攻陕北解放区，此时身为军委参谋长的彭德怀主动提出，在军区司令员未回延安之前，由他指挥西北野战军2万余人的部队作战。毛泽东欣然同意，放心授权。  在与敌周旋的激烈战斗中，彭德怀大胆指挥，当与毛泽东的意见不尽一致时，毛泽东总是充分相信彭德怀的指挥能力，支持他的战略决断。结果，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 扭转了西北战局。沙家店战役后，形势大为改观。毛泽东为表示对这位军事家的赞赏，再一次挥笔写下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面对着烧到鸭绿江边的战火，彭德怀毅然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部赴朝作战。这是我国第一次出国作战，面对的又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者，能否打赢这场战争，谁也没有把握。指挥战斗时，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彭德怀发去了大量的关于作战部署的电报，但这些电报指示的结尾通常都是“按情况酌定”、“酌办”这样的语句，给了彭德怀极大的自主处置权。而彭德怀一上任，就充分地行使了他的职权。在志愿军出国前，当他了解到敌方兵力后，将原拟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兵师的方案，改为将已集中的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三个高炮团全部出动。部队进抵朝鲜后，根据敌情的新变化又请求增派两个军入朝。这样由于六个军全部渡江作战，战争初期对遏制敌人的猖狂进攻起了重要作用。

经过67天的战斗，彭德怀率领志愿军进行了两大战役，歼敌51800名，迫使美军退守于“三八线”。这时彭德怀和毛泽东在要不要过“三八线”问题上发生分歧。彭德怀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反对过“三八线”，要求实行持久的阵地防御战计划。为此，彭德怀亲自回国向毛泽东阐明自己的看法，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由于彭德怀的精心设计和安排，也由于毛泽东尊重彭德怀的意见，相信彭德怀的指挥能力，让他充分使用自己的职权，迫使敌人坐到了谈判桌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与他十分注意发挥彭德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分不开的。

用人不疑，大胆授权，是一门领导艺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统领千军万马的统帅，并能克敌制胜，关键在于他不随便干涉下级工作，能够充分发挥和调动下级的独创性，使他们英雄有用武之地。

（二）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毛泽东对待部下一直是宽容大度的，甚至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他也是以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对待他们，以达到团结人或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

井冈山斗争初期，林彪散发了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反映了他和一些人关于“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悲观思想。为此，毛泽东作了认真的思考，并于 1930年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对林彪以及党内和红军内部的右倾悲观思想作了分析和批评，指出林彪对革命形势作悲观的估量，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认为革命胜利的前途渺茫得很，这是一种毫无科学根据的右倾思想，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因为他被当时敌强我弱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没有抓住被这种表面现象所掩盖着的实质。这种善意而客观的批评对纠正林彪及当时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思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8年后，林彪读到此信仍“耳热心跳”。 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林彪的姓名。鉴于林彪在以后的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战功，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在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把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将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三）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

毛泽东在对待王明的问题上也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大度。在中国革命的征程中，王明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之火陷入几乎熄灭的困境，但是，毛泽东历来认为，只要弄清了是非，就不要太看重个人的责任，包括对像王明这样犯有严重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的人。毛泽东曾严厉批评王明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的无知妄说，并指出我党多次吃这种钦差大臣的亏。但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却主动提议把王明以及其他几位在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的领导人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

为了把他们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向代表们做说服工作。他说，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他们之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不可避免地会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带进了党内，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要太看重个人的责任了。

尽管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做了代表们的工作,但在选举会上，他仍然十分注意，担心王明等人选不上。选举的那天，当代表们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时可以自由活动，可是毛泽东没有走开，一直坐在台上听唱票，一直等票快唱完了，王明的票数过了半数，他才放心地起身走了。后来他说，如果选不上，人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对于曾经跟随王明犯了“左”倾错误、后来又认识和改正了错误的博古同志，毛泽东也是给予团结和信任，并委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等重要职务。在七大上，博古也被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4月8日，博古同志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毛泽东在《向“四·八”遇难烈士致哀》的悼文中写道：“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他给予了包括博古在内的遇难烈士以正确评价。这些评价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客观、正确态度，也表明了毛泽东在为人处事中对下级的宽容大度的胸怀。

人无完人，孰能无错。正是因为对下级有颗宽容之心，毛泽东才获得下级的爱戴和拥护，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业才汇聚了千百万的杰出人才，毛泽东领导的事业才取得了成功。

（四）团结——批评——团结

毛泽东认为，对犯错误的干部，一般采取说服的方法，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并做到仁至义尽。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批评的人，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但是他又指出，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

  1953年，曾经为革命作出过贡献又在建国后身居要职的高岗、饶漱石，由于个人野心恶性膨胀，进行了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活动，并影响了一部分领导干部。毛泽东发现后，首先是制止其具体活动，然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发出警告，指出他们刮阴风，烧阴火，目的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1954年2月，毛泽东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对高岗、饶漱石作出了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能够承认错误，真诚悔改。毛泽东甚至表示，在他们作出深刻检讨后，对他们的工作还要给予适当安排。但是，高岗终于采取自杀的方式来对抗，饶漱石虽作检讨，但避重就轻。 1955年3月召开的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将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尽管这样，对他们的问题也没有上纲到路线斗争，尤其对受他们影响而犯错误的同志，毛泽东强调，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反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使全党更加团结和统一起来。

在处理张国焘的一些问题上，更表现出毛泽东对犯错误的同志的“仁至义尽”。1938年清明节的前一天，在长征路上犯分裂主义错误的张国焘走进了毛泽东住的窑洞，在毛泽东的办公桌对面坐下后，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烟，一边似乎十分难过地说：“主席……我犯了错误……我感谢同志们对我的批评，感谢党对我的教育……对过去的错误，我是应该……”

毛泽东耐心地听完他的话后，诚恳地对他说：“人不会不犯错误。你犯了错误，给党和人民、给红四方面军造成很大损失，这是过去的事情。只要你认识了，改正了就好。希望你今后继续为党做工作，党和人民是照样欢迎你的。”

接着，张国焘向毛泽东提出要到中部县去祭陵。中部县位于陕西境内，离延安正南200公里远。该县有黄帝的陵墓。每逢清明时节，历代统治者都要派出自己的代表到中部县祭陵。虽然张国焘的要求对共产党人来说有些破例，但毛泽东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还是同意了。但张国焘却在祭陵之后，经西安跑到武汉去了。

当时张国焘的妻子正在抗大学习，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找到毛泽东说：“哎呀，怎么办呢？这个老家伙丢下我们母子俩跑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哇。”她要求毛泽东为她的去留问题做主，毛泽东在窑洞里来回踱步思考着，最后说：“你还是去吧。去了劝说劝说，做做工作，希望你们一起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他。对于过去的错误，认识了，改了，就好嘛！”在这之后，虽然毛泽东还派人去做张国焘的工作，希望他回到党的怀抱，但张国焘于1938年4月17日，发表书面声明，自行脱党，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并向蒋介石忏悔，称自己在共产党内的工作是“糊里糊涂地在外面搞了好多年”。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张国焘开除出党的决定宣布后，不仅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也得到共产国际的赞同。

 

 

　　五、关心爱护，无微不至

 

 

 毛泽东打败蒋介石取得革命胜利的奥秘，也是靠“人和”，但他并不是像刘备那样，动辄涕泪交流，而是出于对革命的忠诚，对同志、对人民深切的爱，在对待下级同志时，在生活上关心，在细微处关爱。

（一）打我的旗号最后是要吃亏的，要吃苦头的

1959年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正在庐山，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领导着亿万人民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毛泽东，竟为自己的一位警卫员的婚事而失眠。

警卫员封耀松是位长相标致、思想进步的好青年。由于他整天跟着毛泽东，和外面接触少，到了25岁还没有解决婚姻问题。为此，毛泽东责怪自己对小封不够关心，忽视了小封的婚姻大事。 

第二天，毛泽东破例早起，而且破例不是为国家大事而早起。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向封耀松提出了这个问题。封耀松以为毛泽东开开玩笑而已，谁知毛泽东以神奇的速度物色到一位合适的护士姑娘，并安排他们当晚见面。回北京后，毛泽东多次应封耀松的要求，帮他修改情书。封耀松和这位护士，在毛泽东的热心撮合下终成眷属。

毛泽东喜欢成人之美、助人为乐。一些下级由于操劳革命工作而耽误了婚姻问题，毛泽东便先后多次为他们牵红线，并且指导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找对象。他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就以自己的条件找对象，不要打我的旗号。打我的旗号最后是要吃亏的，要吃苦头的。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找对象还得讲条件，一头热是不行的，双方的条件都要考虑。”当有的同志在这方面遇到挫折时，他又鼓励说：速胜论不行，也不要有失败主义，还是搞持久战的好。一次，专列女服务员姚淑贤因为随车执行任务，误了约会，而且也没来得及通知男朋友。毛泽东听说了，有些着急：“糟糕，他要是等你一晚上见不到人，会有意见的。”虽然姚淑贤表示，将来可以解释，但毛泽东仍不放心，想了想，替姚淑贤写了四句诗，叫她交给男朋友：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一位党的主席，就连理发都规定不准超过10分钟，刮胡子修面不得超过5分钟，可他对下级的生活却是如此操心！然而这正是毛泽东伟大之所在！因为他懂得，领导关心、爱护下级，是融洽与下级关系的重要方法。作为领导者，只有笑心、爱护下级，急下级之所急，想下级之所想，才能使下级感受到上级的关怀和温暖，从而以满腔热情投身到事业中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原红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抗战初期因病在延安休养治疗。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亲自派人给徐海东送了几块钱，嘱咐他买些好吃的。当徐海东重返前线后，旧病复发，毛泽东非常关心他的健康，在打给徐海东200字的电文中，最后8个字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在鲁南时发现小便带血。当时鲁南缺医少药，毛泽东得知后，很快发来电报，指示：身体重要，能否到新四军检查治疗。后来陈毅接罗荣桓到淮南就医，虽说新四军条件比鲁南好一点，但要查出病因仍很困难。有人建议罗荣桓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去彻底检查，当即向中央请示，中央复电同意。但第二天，却又突然接到毛泽东的一个急电：罗荣桓身上有枪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细心和体贴，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意外。罗荣桓在淮南治疗了一个时期后，带了一位医生返回鲁南。辽沈战役前夕，部队进军大连，刚一进城，毛泽东就来电报催罗荣桓到医院检查。当得知检查结果是肾癌，需要手术时，毛泽东又担心大连的医院不可靠，亲自布置如何就医。手术后两个月，中央撤离延安的消息传来，罗荣桓再也躺不住了，立刻返回前线。北平解放，中央从平山进北平时，罗荣桓率部队南下，行到天津，突然晕倒。毛泽东闻讯，马上派黄树则到天津探望，并亲笔给罗荣桓写信：不宜南下，可回北平治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建国以后，毛泽东又为重病的粟裕是在青岛还是在北京休养而操心，并为带病工作的罗荣桓设计了“少开会，甚至不开会”的工作方式。对于积劳成疾而休养的任弼时，毛泽东曾专门送一群红鱼供他观赏。而对于只顾打仗、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彭大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毛泽东曾几次打电报，要他注意构筑坚固的防空洞，并且要“立即修建，万勿疏忽”。

1960年冬，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却诚心地惦念着到河南许昌专区参加整风整社的秘书林克等同志。他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情真意切，使人心头热乎乎的。

他在信中说：“……我给你们每人备一包药，让护士长讲一次如何用药法……你们如果很饥饿了，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落款上清晰地写着“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当然肉是没有的，但他有这份心意，大家就感动不已了。后面紧接着是一句附言：“今天生辰，明天我就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一个老人对晚辈的关怀、慈爱之心，跃然纸上！毛泽东就是这样地关心下级，他对下级的关爱，无微不至，超过一般宽厚、慈爱、操心的长者。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毛泽东在给身边工作过的人员的临别赠言中，总少不了这样的话语：“生活有困难就给我来信。”只要他们谁来信说生活困难，毛泽东无不解囊相助。在他的工资开支计划表上，帮助身边同志是一个专项，有时不够了，就动用稿费。

一个人生活在团结友爱的集体里，相互间的关心、理解、尊重，都会产生兴奋、愉快的感情，迸发出前进的动力。几十年如一日，毛泽东除了在政治上、工作上对下级严格要求，对他们生活上的关爱，无微不至，因此他也与下级建立了融洽的人际关系，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三）杀头不像割韭菜

一枝一叶总关情——人的感情是细腻复杂的。领导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影响上下级之间的情感交流。至于一个人在困难时，比如家遭不幸、身染重病、身处逆境、遭受打击等，领导者伸出友谊之手，敞开温暖的胸襟，雪中送炭，更能创造上下间深厚的感情，使部下无比感激，产生“受人滴水，报之涌泉”的感情，产生奋发向上的工作精神。

毛泽东对下级关心爱护，总能在关键时刻雪中送炭，伸出援手，这样的事例在他与下级交往中屡见不鲜。毛泽东历来反对不爱护下级、草菅人命的粗暴、野蛮行为。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长征到达陕北，正当他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听到陕甘宁边区干部和群众反映，刘志丹等大批陕北根据地党、政、军负责人在一个月前被捕，有的被杀害。他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等人去接替陕甘宁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出发前，毛泽东嘱咐：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后经查明，刘志丹等同志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所谓“右派”、“反革命”的证据，大部分是审理案件的戴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搞出来的假口供，少数是坏人蓄谋破坏故意捏造的。毛泽东立即宣布释放这些同志，恢复其领导工作。同时，为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戴季英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消息传出，陕北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救下了刘志丹，使刘志丹感激万分，以后在革命中舍生忘死，奉献了一生。

无独有偶，在1927年，毛泽东也亲自处理过一桩失手人命案。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吕赤和教导队一区队长陈伯钧都是四川人、黄埔军校同学，又都是共产党员，感情很好，但是陈伯钧失手打死了吕赤。按当时的军法，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痛惜。陈伯钧16岁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曾参加过秋收起义，并任排长，他作战勇敢，顽强不屈，身患重病仍毅然上了井冈山。古田会议后，毛泽东曾派遣他跟游学程、徐彦刚三人最先上井冈山帮助训练和改造袁文才、王佐的农军。陈伯钧可说是工农红军中最年轻有为的干部之一，如今打死了吕赤，虽属无意，但后果严重，不处理不能安人心。但吕赤死了，已经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个好干部，再处死陈伯钧，岂不使党的损失加重！  

为此，毛泽东把教导队党支部书记蔡钟和士兵委员会主席张令彬找去商量。他说：“陈伯钧打死了吕赤，同志们都在议论要陈伯钧抵命。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死了一个好同志，如果再让一个好同志抵命，是对革命有利还是无利？陈伯钧既然不是有意伤人，我看还是不要他偿命为好，让活着的同志去完成死了的同志未完成的工作。你们士兵委员讨论一下，给陈伯钧一个适当的处分。”蔡、张两人都觉得毛泽东说的道理令人信服，便立即回到教导队给大家做工作。经过商议，结果给了陈伯钧留党察看和打手一百板的处分，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完满，陈伯钧和大家都口服心服。

陈伯钧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没有辜负同志们的期望，经过了严峻的考验，成为我党我军一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这正是是毛泽东爱才护才的结果。

（四）工作之后，加以学习，更好工作

“工作之后，加以学习，更好工作。”这是毛泽东1948年6月6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给警卫员张林的亲笔题词。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少，他有空时，就拿起书报教他们认字。有时外出，看到张贴标语，毛泽东就考考警卫员，有不会认的字，就教他们认。为了巩固识字成果，毛泽东叫警卫员把每天买来的东西和吃的饭菜名称都记来，这是促使他们学习的好方法。到延安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多些了，除警卫员外，还有勤务员、机要通讯员、炊事员、司机、医生等。毛泽东则要求他们除搞好本职工作外，重要的任务是学习。当时，毛泽东对他们的学习采取了三条措施：主席亲自教或派人教，组织学习小组互相教，定期派往各类学校去进修。

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和教导下，有的人由目不识丁，通过学习锻炼，后来成了有用之才。警卫员吴吉清来到毛泽东身边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通过学习，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建国后还能写回忆录。

对于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下级，毛泽东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同。他曾苦口婆心地劝告下级：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理城市。你们一年读这么薄薄的一本书，两年不就是两本了吗？三年不就三本了吗？要当先生，先要当学生。

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影响，使一代革命者的文化素质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也加深了他们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敬之情。

对于下级干部的培养，毛泽东重视文化基础知识的教育、专门知识的学习和科学世界观的树立，但他更注重的是实际工作的锻炼。他认为，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是最无知的，他要求青年知识分子必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不能成为纸上谈兵的空头理论家。他认为只有经过实际斗争生活的磨炼，才能培养出革命事业的栋梁之才。

在长征途中，部队非常困难，党中央要动员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向陕北苏区前进。毛泽东便委托在苏联学习、工作了五年，刚回国参加革命战争不久的伍修权写一个部队政治训令，以激励全军。当看到伍修权觉得难以完成任务的表情时，毛泽东便极力鼓励他大胆写，并说：写不好没关系，我给你改。伍修权写出初稿后，毛泽东对初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最后满纸密密麻麻几乎都是他的字迹了。很显然，要是毛泽东自己起草，一定会比为伍修权修改省力，但为了培养、锻炼干部，他选择了这个使自己更为吃力的办法。

1939年，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周小舟是个才华出众的青年干部，毛泽东也主张他到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两年后，周小舟到冀中区工作，毛泽东曾两次写信，鼓励他“切实努力，必有进步”。在毛泽东的教导下，周小舟坚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充实自己。建国初，他担任了湖南省委书记，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负责干部。50年代毛泽东再次见到周小舟时高兴地说：“小舟变成了大舟了！”

领导者这种关心下级的成长，注重培养下级的做法，深深感动着下级。在毛泽东逝世将近10年时，他的一个老下级还满怀深情地说：“我曾有幸多次亲聆毛主席的教诲，深深地受到他的思想、品格的感染和熏陶。尽管年月流逝，但毛主席给我的启迪和教育，却是那样经久弥新，虽然只是片断的回忆，但连缀起来，对我仍然是自我教育的新篇。”这席话无疑代表了毛泽东所有的下级的心声。

（五）打仗是靠大家的力量，把子弹都给了一个人，他也不能打胜仗！

在为人处世中，上下级关系的密切程度，取决于上级对下级和群众利益的关心爱护程度。因此，毛泽东对下级政治上爱护，生活上关心。但是，他对下级爱护而不庇护，对于下级的错误、缺点或不足，他总是及时指出，批评，帮助改正。

1928年秋，驻在宁冈的敌人大部队撤走了，只留下一个营。毛泽东、朱德率领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来到宁冈。当时敌人正出早操，被红军突然的攻击吓住了，连房子都没敢进，就向东北山上跑去。指战员们忙着收缴敌人的武器，一个人背好几支枪，围好几条子弹袋。毛泽东、朱德身上也围了几条子弹袋。把敌人的武器收拾完了，毛泽东指挥部队，马上撤回井冈山，快到山下时，毛泽东叫司号员吹号调队伍。这时，指战员们刚发完子弹，有些战士嫌子弹分得太少。

毛泽东知道了部分战士的情绪，认为这样的平均主义不利于战争的需要，也不利革命队伍的建设发展。当把队伍集合在山沟里后，他看到了战士们很愉快，于是含笑问大家：“同志们，你们说好不好？”“好呀！”大家愉快而响亮地回答。“你们高兴不高兴？”“高兴！”“你们高兴，我也高兴。打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大家打得都很好……这次得来的枪，三十一团和别的团枪还少，要多给他们。”毛泽东接着又说：“同志们枪得了不少，子弹也得了不少。有的同志嫌子弹分得太少。”说着毛泽东指着自己的驳壳枪笑着说：“我这只手枪只有三颗子弹，真正打起来我到哪里找子弹去！你们得了那么多子弹，你们一颗也没有给我。”这一来把大家都说笑了。最后，毛泽东严肃地告诉大家：“打仗是靠大家的力量，把子弹都给了一个人，他也不能打胜仗！”

毛泽东委婉地对嫌分枪分子弹少的战士进行了批评。

1929年4月，红四军与红五军在江西于都胜利会合。红四军下井冈山的时候，有几个同志因伤病留在井冈山治疗，康复后编入红五军。这几个同志见了萧克，都要求回萧克的四军。萧克就到军部找毛泽东，提出要这几个同志回来。

毛泽东笑着问萧克：“四军人多，还是五军人多？”

萧克说：“四军三四千人，五军才六七百人。”

毛泽东又说：“五军本来人少，还要他们几个人回来，不是更少了吗？”

萧克说：“是他们要回来的。”

毛泽东严肃地对萧克讲：“你要说服他们，先要说服你自己。都是红军，五军多些人不更好嘛？”

萧克顿时感到不好意思，有些尴尬，敬了个礼马上走了。

庇护下级的缺点错误，不仅是办事不公正的表现，而且不利于下级的健康成长。在与下级交往中，毛泽东坚持对下级应当爱护而不庇护，不仅有利于实现领导目标，而且对下级也是另一种关心爱护，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获得下级们的爱戴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