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人民万岁—— 毛泽东是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

 

 

 

 

 

毛泽东曾经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应该喊人民万岁，这样才对得起人民。”毛泽东认为应该喊人民万岁。这不是人之常情的一般回报，而是人民领袖对人民大众的真诚尊重和热爱！毛泽东处理群众关系时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一切为了群众”，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无私无畏，事事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大事小事，处处为群众所想，为群众排忧解难，最终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支持与拥护，这是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力量的源泉。

 

 

 

 

　　一、一切为了群众

 

 

（一）始终把最广大的人民利益放在首要地位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是中国社会中最庞大的群体。因而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它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兴衰成败，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天下。党和毛泽东在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农民问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为了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力军作用，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二是土地革命。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政治策略，而土地问题的解决，正是这一政治战略成败的关键所在。压迫剥削农民，失掉农民的支持，正是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正确认识和对待农民，争取广大农民群众成为中国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毛泽东先从调查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情况入手，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农民问题一直是毛泽东探索的中心问题，他认为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和力量。毛泽东考察研究农民问题，采用“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即解剖麻雀的方法，通过个别研究，探索一般规律。在农村调查中，毛泽东诚心诚意与农民交朋友，使他们讲真话。通过长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中心目标是解放农民，首先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解决土地问题的良方——土地改革，是唤起民众的物质前提。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经过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和艰难曲折的探索，并反复进行实践比较，最后集中全党和亿万农民的智慧，总结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始终紧紧围绕着乡村广大贫苦农民的最大利益而制定和实施。在土地改革中，毛泽东的成功之道在于科学地确定土地没收的对象、分配的对象、分配的办法、分配的标准等问题上。

在科学地划分了农村阶级，明确了乡村阶级阵线的基础上，土地革命的第一步是没收土地。没收对象的确定是关系到土地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尤其是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土地革命在红色区域内全面展开。千百年来第一次通过革命而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欣喜激动又略带疑虑地说：“这样要共产党真万岁才好。”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同时规定了土地分配的原则和标准，对于统一根据地内土地革命的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广大农民对土地法是基本满意的，但对其中的三条有意见：一是没收所有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土地，损害了中农的利益，中农不满意；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因而没有积极性；三是禁止土地买卖。在调查中，毛泽东发现没收一切土地往往会引起一部分农民(主要是中农)的恐慌，事实上也必然会侵犯中农的利益，招致他们的反对，削弱革命的同盟军。没收一切土地，看上去很彻底，实际上混淆了土地革命的阵线，扩大了打击面，不利于团结中农，有损于革命力量的发展。不久，毛泽东到兴国调查研究，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没收的对象缩小为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对于保护中农的利益，稳定中农的革命热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土地没收以后，以什么为单位进行分配，这是土改中亟待解决的又一个问题。井冈山时期，各地实际上普遍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毛泽东通过调查分析，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有三大弊端：第一，大村不愿拨田给小村；第二，分田单位太多，乡区政府不易督促管理；第三，一村之内，容易被地主富农以姓氏主义蒙蔽群众，不去彻底平田，彻底打土豪。这种办法只利于地主富农而不利于贫农，必须修改，因而分配单位以村为单位改为以乡为单位。在后来的土改中，各地都按照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进一步保证了贫苦农民在土改中的利益。

分田标准的确定，是土改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毛泽东一向主张按人口标准来分配土地。平分土地虽然具有其历史局限性，但这种主张强烈地反映了千百年来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渴望土地和摆脱封建土地所有制剥削的要求，因而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它是动员农民投身革命的号角和旗帜。在调查中，毛泽东看到：分田以劳动力为标准的弊端就是凡孤、寡、老幼、小脚妇女及一切不能耕种的人，均不够食。贫农劳力多的也抵不住富农，因为贫农不及富农的牛力、农具、资本。因此，以劳力为单位分田对富农有利，而以人口为标准平分土地有利于发展生产，实行起来简单方便，有利于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分配土地的工作。实践证明它符合广大贫苦农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

科学的分田方法是顺利实现土地改革的重要手段。土地革命初期，只有抽多补少的方法。后来闽西党组织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原则。毛泽东在肯定上述原则的基础上，按全乡人口总数，除全乡人口原来所耕田的总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上是移田不移民。这就从方法上保证了大多数农民利益不受损失。

土地改革的任务就是要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劳动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即变剥削者的土地所有制为劳动者的土地所有制。土地作为在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中最主要最集中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本是由劳动者创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改革就是土地回老家。让土地重新归于劳动者所有，从反封建剥削的角度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地权的归属问题上，毛泽东没有照搬共产国际和苏联土地国有的做法，而是根据中国历史实际和广大农民对土地的热切期望，决定把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都集中于劳动农民一身。毛泽东认识到，如果只允许农民对土地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就会使农民感到土地不是自己的，自己无权支配，因而不安心耕种，最后只能脱离群众。因此，必须给广大农民以实际利益，使他们在革命中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所有权，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坚定他们对于土地革命和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在土地革命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如此关心农民、了解农民，始终把最广大的人民利益放在首要地位。这样，不仅使党的事业得以发展壮大，而且使他本人也受到亿万农民的衷心爱戴。

（二）教育军队扎根于群众之中

毛泽东非常重视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早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毛泽东就经常深入到部队的班排同基层官兵促膝谈心，耐心地启发引导大家如何开展群众工作，与广大群众紧密结合。他说：“耳闻是虚，眼见为实。群众是从观察我们的行动来识别新旧军队的。旧军队对老百姓烧杀抢掠，我们工农革命军就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买东西要付钱，损坏东西要照价赔偿，说话态度要客气，更不许打人和骂人。这些事情虽小，要一一做到并不容易。但是只要认真做下去，人民就会了解我们，拥护我们。毛泽东强调的这些纪律，后来逐步发展完善为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我军光荣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欺骗宣传，在井冈山新开辟的地区，饱经兵匪之害的群众因不了解工农红军，大多外出躲避。红军经过一些村庄，几乎连一个老百姓也见不到，人民军队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天也活不下去。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用实际行动维护群众利益。毛泽东指示部队，进入这些地区，对老百姓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要珍视爱护。住了老乡的房子，离开前一定要打扫干净，睡觉的门板要安好，稻草要捆整齐，缸里的水要挑满。灶内的柴火没有燃完的，要抽出来，然后在灶门口浇些水，防止因刮风引火烧了房子。吃了老乡的米菜油盐，都要按市价付钱。老乡回来后，看到屋子净，水缸满，柴成堆，一切完整无损，就会了解红军同国民党的军队是不一样的。部队按照毛泽东交代的做了以后，这些细小的行动果然被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互相传说着毛委员的队伍不打骂群众，说话和气，平等待人。正是从这些细小的行动中使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红军真正是自己的队伍。

有一次，队伍准备出发，毛泽东来到连队检查纪律落实情况，亲自过问吃了群众的东西给钱没有。当得知老乡不在家，付钱找不到人不知怎么处理时，毛泽东又指示文书给房东写封信，并和应付的钱一起放在桌子的抽屉里，房主回来就会发现，下次遇到我们就不会再躲起来了。后来一次，部队打下湖南桂东县的一个村子时，开始，老百姓都跑光了。红军进村后一一按毛泽东的嘱咐办，第二次再进村时，老年人大都留下了，部队及时向在村的群众进行口头宣传，同时更重要的是用行动维护群众利益，严守纪律。当部队第三次路过村里时，全村男女老幼不但一个没走，反而全部出来欢迎，并向部队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行径，有的主动给部队带路，提供各种情报。

毛泽东在1934年1月27日所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曾经告诫全党：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群众生活上的问题，应该注意，应该讨论，应该研究，应该解决。毛泽东在调整群众关系这个问题上，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的一生，就是处处为人民着想的一生。

 1933年4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军委迁到江西瑞金城外的小村子沙洲坝。一天傍晚，刚到这里不久的毛泽东坐在一棵大树下与一位老大伯拉家常，一个老表挑着一担水走过来，毛泽东发现这担水很浑浊，便问：“这么脏的水，做什么用呀？”“吃的。”老表回答。

 毛泽东一听，不由得皱起眉头，弯下腰仔细一看，发现水不仅脏而且还有小虫，急忙起身问道：“不能到别的地方挑水用吗？”旁边的老大伯插话说：“不瞒你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少水，人吃、浇地、洗菜，全都靠这水。”挑水的老表朝北面山脚下努努嘴说：“那边乌鸡岭下有一股清泉水，就是路远水少，半天才挑上两担。中央机关来了后，村里一下子多了上千人，吃水用水更困难了。”老大伯喟然兴叹说：“红军来了，我们的日子好过了，可就是天旱缺水把我们害苦了。”

听了群众的反映，当天晚上毛泽东几乎一夜都在思考着如何解决群众的饮水问题。第二天一清早，毛泽东就到村里村外转上了好几圈，然后，组织红军干部先用大楠竹代替水管，把乌鸡岭下的泉水引出来，用一只大桶接住，暂时解决群众的吃水困难。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在村子里打井。但村里的老人都说，沙洲坝自古以来都没打过井，再说也没人会打井。毛泽东启发鼓励大家说，打井就像在河边滩上筑坝一样，只要选准位置，就能打出水来。大家同意试试看，结果一试，果然在泉水附近的地方打出了清泉水，但因这个位置的水离坟墓很近，群众不愿意用。毛泽东只好找乡村干部商量在村子附近重新寻找井位。为了打好井，毛泽东还带着乡村于部下到井底，亲手在井底铺上木炭和沙子，第二口井很快打好了。

一位老婆婆双手捧着又清又甜的井水大口大口喝下后，感激不已地对毛泽东说：“你真替我们把什么心都操到了。”

正是因为处处为群众着想，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毛泽东才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中国革命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他们宁愿自己挨饿，宁愿自己被反动派杀头，也为红军送粮送米，通风报信。也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无私帮助，毛泽东才领导人民军队推翻了三座大山，打下了江山。

（三）有群众在，还怕什么

1947年3月，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为了诱敌深入，歼灭敌人，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有一次，毛泽东转战到离敌人很近、敌探四处活动的安塞县王家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同志都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却泰然自若地对大家说，陕北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有保障，怕什么呢？我们有老百姓嘛！我们应该多做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认真做到这一点，群众就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做我们的铜墙铁壁。短短的几句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无限信赖。

由于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充满了无限的信赖，尽管在革命战争年代，有时外出，他一个人单独行动，连警卫员都不带。他常常像一个普普通通的政府工作人员一样，毫不在乎地和老乡肩并肩手拉手地走在街道上，有说有笑，亲密无间。

一天，警卫员突然发现毛泽东不在院子里，他们急忙跑去问站岗的战士，才知道毛泽东与几位农民向前街走去了。警卫这下慌了，怎能让毛主席一个人出去呢？便赶忙朝前街跑去寻找。就在警卫员万分焦急的时候，从周河畔的玉米地里，传出了毛泽东朗朗的笑声。原来，毛泽东正提着筐子，一边摘着豆角，一边与农民亲切交谈。警卫战士冲到毛泽东面前，急冲冲地说：“主席，您不能不带着我们，就一个人随便出去，要注意安全，万一有坏人怎么得了！”望着警卫员严肃认真的样子，毛泽东亲切地解释道：“我们是为着全中国受压迫受剥削群众的自由、幸福而革命的。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鱼怎么能离开水呢！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了坏人他们就会将其抓起来送到政府的。我们要相信群众，他们是热爱每一个革命同志的，我们有多少同志在坏人的盯梢下、反动派的追捕中脱了险，都靠的是群众掩护啊，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国民党出了多少张布告，悬赏几十万银元，要我和朱老总的首级，可是我们经常在群众中活动，没有一个群众爱国民党的钱。”听了毛泽东的解释，大家深深地被他那相信依靠群众的作风而感动得无言可答了。

毛泽东这种浑身是胆敢于藐视一切困难和敌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可以说主要来源于他对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由于他把人民群众看成力量的源泉、胜利的根本，所以他多次说和群众在一起是最有意思的事情。到了晚年，由于健康等各方面的原因，使他很难如当年像普通老百姓那样随时都可以与群众见面交谈，因而使他感到非常苦恼。

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战争胜利时，柳亚子先生面对迅速到来的胜利，惊讶不解地问毛泽东：“毛主席，您使用了什么妙计？”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什么妙计的话，那就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对中国革命胜利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由涿县乘火车进北平。火车抵达北平清华园站后，毛泽东一行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当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不久，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很多，破坏暗杀活动很猖狂，因此，保卫部门的同志，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在毛泽东到达颐和园前，把原来住在颐和园里的一切僧人及工作人员都请出园外。当毛泽东一行入园后，里面空空荡荡不见人影。人全被赶走了，要水没水，找饭没饭。因下午还要去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看到这种被动局面，毛泽东忍不住发脾气了：“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去了？”当社会部的同志解释清园是为了安全时，毛泽东更加严厉地批评道：“屁话！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能活？你就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正像古代希腊神话中安泰站在大地母亲上就力量无比，离开了大地就失去了力量的故事来说明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重要性一样，毛泽东总是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深刻重要的革命道理。他经常把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和种子与土地的关系，指出，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作鱼，用这个比喻说明诸葛亮的重要。我们共产党人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结果。还说，革命党人这些“毛”，必须依附在人民这张皮上才能生存。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白崇禧“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的总结，幽默风趣地指出，白崇禧怕对了。我们在所有的江淮河汉区域，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党正是依靠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深深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同呼吸共命运，才保证了党的朝气蓬勃的生机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才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人生奋斗的最崇高的使命，他关心群众疾苦，经常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发现人民群众的疾苦，就及时解决。

1928年，正当春耕大忙时节，茅坪一带的一些贫苦农民却断了粮。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马上召集部队干部开会，说明春耕时间贵似金，群众断粮，搞不好生产会影响全年的生活，要求部队各单位主动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大家都支持毛泽东的决定。

为了解谁家断粮，当时很快就组织了两个调查组。毛泽东亲自带领一个调查组，逐户访问。他到哪家，首先就察看那家的饭盆。如果饭盆没有使用，就说明那家已经断了粮。晚上，调查组同志把群众缺粮的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立刻叫司务长算算部队还有多少存米。司务长算过一番后，面有难色地说：“毛委员，我们的存米也不多了。怎么办？”毛泽东讲：“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工农办事的。革命事业全靠天下劳苦大众齐心合力干。现在，这里的群众有了困难，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回去以后，对同志们讲清道理，号召大家多吃些稀饭，把米节省下来，帮助群众度荒。”第二天清早，毛泽东便和几个干部一起，背着米，送到缺粮户家里去了。

延安时代，毛泽东更加关心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农忙时，组织机关同志下乡帮助抢种抢收；群众受了灾，立即送去救灾物资；天旱了，他下乡了解旱情，组织群众修渠道办水利。总之，群众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连娃娃上学、农民识字、群众防病治病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他都一一过问，发现群众困难，立即组织人员着手解决。

1936年7月初，党中央迁到西北高原上的古老山城、陕甘宁边区腹地——保安。这里虽是历代名城，但山大沟深，地高气寒，交通不便，加上历代战争的破坏，经济十分落后，城里竟然没有一家商店。这里日用品奇缺，就连油、盐、酱、醋、火柴、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也很难买到。老百姓要吃盐，只好赶毛驴，特别还要冒着被土匪抢劫的危险，来回跋涉70里路，才能从宁夏的盐池驮回一点盐来。要买火柴，就得用上十几个鸡蛋，才能从商贩手里换上一小盒，穿衣就更困难了，有的一件衣服补上几十遍，穿上几代人。

毛泽东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立即把中央贸易部和保安县政府的负责人请到他的窑洞里，商量解决保安群众买东西难的问题。

他以商量的口气对大家说：“今天把你们请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如何解决群众日常生活的困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像我们在江西中央苏区那样？”在贸易部和保安县的负责人各自对组织力量运输货物发表了可行的意见后，毛泽东满意地指出，我们共产党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和国民党的政府是不同的，他们的政府向人民要粮、逼款，是欺压人民的。你们做什么事情，都要走群众路线，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一切都要同群众商量。比如办供销合作社，就是群众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你们要到群众中调查研究，看群众迫切需要哪些东西，比如布匹、火柴、食盐。你们要注意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会后不久，保安很快办起了供销合作社，解决了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1944年的一天，毛泽东问当时担任延安市委书记的张汉武同志，是否知道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不生孩子。张汉武回答说，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毛泽东继续引导对方思考：“是不是水有问题？请中央医院去把水验一下好不好？”张汉武半喜半疑地说：“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医院不干。”听了张的估计，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人民的疾苦绝非小事！应当让医院派人去。”过了没几天，当张汉武准备派人去侯家沟调查时，想不到毛泽东已向中央医院打了招呼，要他们马上到侯家沟帮助群众验水。

经过化验，果然发现饮水中含有大量影响生育的有害物质。医院对饮水及时进行了无害处理，并帮助群众治病，终于使这两个村庄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人丁逐渐兴旺起来。

毛泽东办事雷厉风行，他日理万机，但是，只要是有关群众生产生活的问题和困难，他总会放下一切工作，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及时解决，决不拖延。他的这种作风是他工作作风的体现，更是他爱民心切的显露。

 

 

　　二、相信群众，了解群众

 

 

（一）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在几十年如一日的革命和政治生涯中，他一直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所以，他在处理与群众的关系时，处处表现出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尊重、维护、关心和爱护。这种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也是共产主义道德原则。有了这种道德认识，便会产生热爱群众的道德感情。这种感情是对于所接触的群众的一种喜悦心情和真诚态度。毛泽东在一生的革命实践中，表现出了深厚的、浓烈的、稳定的、持久的热爱群众的感情。在这方面，有许多深刻的教诲。他在建国后的20多年时间中，热爱群众之心经久不衰，热爱群众之言连绵不断，热爱群众之心足为典范。

毛泽东历来非常关心群众生活。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各项重大活动都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关心。1950年，毛泽东对安徽、河南水灾的严重情况十分关心，提出下决心根治淮河。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亲自撰写的许多篇序言中，表现了他关心贫下中农生活、赞扬贫苦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高度热情。当时，他提出的发展农业的许多具体措施和要求，表现了急于改变农民生活的迫切心情。

毛泽东对工人和城市失业者也相当重视。1951年，由于管来信的同志没有及时处理石景山钢铁厂工人来信，毛泽东大发脾气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1957年，他看到反映失业问题的报告，在批语中写道：“失业问题仍颇严重。”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了解到农民吃饭问题严重，在一段时间，心情沉重，以不吃肉、不吃细粮的行动来寄予同情。他关心农民的看病、健康及文化生活问题，严肃提出了医务、文艺工作者下乡工作的问题。

毛泽东把人民群众当作胜利之本，力量之源的感情是同接近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实际行动分不开的。他在建国后多次告诫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要深入基层，接近群众。他在1957年说过：“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同年，他向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过：“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毛泽东在1958年1月亲手拟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第二十六条中讲道：“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这说明了他对中国人民前途和命运的关心。

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他在1956年便严肃批评干部中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的危险倾向。到20世纪60年代，他对于干部中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的现象既深恶痛绝，又十分担心。他在1963年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之一是：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尽管当时有夸大阶级斗争的“左”的错误，但他重视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毛泽东作为一位历史巨人，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珍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经常深入农村、工厂，同群众见面。长江中游、黄河之滨、淮河地区、沿海一带、韶山故乡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笑影。凡是见过他的工人、农民，无不为他真挚坦率的谈话所感动。60年代以后，他深入基层的时间少了，但他时常惦念着农民生活，经常组织身边工作人员到各人家乡去了解农民呼声。毛泽东热爱群众，喜欢接近群众的性格，也表现在同身边工作人员的坦率交往。他的卫士、医生、秘书无不感到他待人热情直爽、宽厚诚恳、谈吐自然、无拘无束。他在日常生活中永远保持着伟大人格的自然本色，没有领袖的架子和腔调。

（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都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情感、要求和呼声，为党制定出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关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能够将这些政策、方法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毛泽东把它简要地归结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深入群众中去，把广大群众所积累的经验以及提出的要求和愿望，集中起来，经过分析研究，加工制作，形成符合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办法等。可见，“从群众中来”就是集中群众意见，加工群众意见的过程。为此毛泽东在处理群众关系时深深懂得自己的头脑不过是个“加工厂”，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群众的实践。为了获得所要加工的原料或“半成品”，他放下官架子，虚心向群众请教，甘当小学生。

1942年8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与会者有各县县长，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会议。会议进行期间，突然天降暴雨，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子被劈断了，延川县县长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去之后，街上老百姓当中有议论。有人说：为什么雷公没有劈毛泽东？保卫部门听到这句话后，决定追查讲这话的人，但是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追查，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反复思索着为什么被群众“骂”，并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才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如果做错了，就要敢于承认。后来调查发现，是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太重了。陕北这么个不过一百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一年就征收20万担(每担300斤)公粮，所以群众有意见，故借“劈雷”事件发泄不满。毛泽东知道原委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的任务从20万担减少到16万担。

这件事的处理，使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了。毛泽东又正是从这件事上认识到了发展生产的必要性，他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发表了《组织起来》的报告，号召全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要求全边区的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运动上应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那取得税收。他尖锐地指出：凡不注意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这里体现了毛泽东从小事着眼，大事着手，及时稳重地调整与群众的关系的高超艺术。

毛泽东的报告及所制定的方针立即受到了全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与拥护。当时，延安县的劳动模范吴满有甚至几乎可以把《组织起来》的报告完全背诵出来，这并不是因为吴满有记忆力强、文化程度高，而是因为这一报告正是他们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要求、呼声、情感的集中反映。毛泽东正是从群众的呼声中找到了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方向。

群众，由于各人所处环境和条件的不同，他们认识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正确与错误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毛泽东一方面倾听群众的意见，集中群众的智慧，另一方面又善于进行科学分析，吸取群众意见中的精华，而丢弃其中的不合理的东西，这样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关系的好坏决定革命党的生死存亡，决定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便成了毛泽东调整人际关系的核心和根本问题。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深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正确处理同亿万人民群众的关系，把广大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结成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人民领袖为人民、爱人民、靠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人民拥戴，正是毛泽东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真实写照。

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广场欢声雷动，千百万翻身劳苦大众的代表在这里隆重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面对胜利的庆典，狂欢的海洋，毛泽东豪情满怀、百感交集。他从下午3点到7点，始终伫立在天安门城楼上。哪怕站得再累，他也不停地向游行的群众挥手致意。他那扭转乾坤的巨手，时而庄重地停在空中，时而敏捷有力地挥动几下，右手举累了，就换上左手，左手挥累了又换右手。当那发自内心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直冲霄汉时，毛泽东情不自禁地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这时，楼上楼下，一呼一应，政党与群众，领袖与人民那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深厚感情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境地。

毛泽东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不信鬼神，也不信宗教，但在他的灵魂深处，却存在着一位终生尊敬的“上帝”。这位“上帝”就是生存于中国大地上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和建设的亿万中国人民。这是真正创造人类文明、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存在的人间“上帝”。而在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上帝’’却一直是被压迫的，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毛泽东决心要把这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让被压迫的“上帝”站起来。

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上帝”的观点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在后天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确立的。他生在穷乡僻壤的韶山冲，“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饭、蹲监牢。”这如泣如诉的韶山民谣，形象地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悲惨遭遇，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毛泽东从小就立下了推翻不平等世界、解救劳苦大众的抱负，少年毛泽东从启蒙识字开始，就特别喜欢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中关于造反的故事。善于独立思考的毛泽东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书中那些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都是些文官、武将、书生，从来没有一个他天天看到的那些终年辛勤劳动而不得温饱的农民。到底为什么？他为这种自古以来的社会不平等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他发现书中颂扬的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些人不种田，却占有土地，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农民辛苦种田，却不得温饱。少年毛泽东开始朦胧地意识到造成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和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根源——土地所有制。这一朴素的感情立场和道德倾向，以后随着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和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而逐渐升华。

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省图书馆墙上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使他大开眼界。中国自古称天下，当然大得不得了。但从眼前的地图看，原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世界竟然有如此之大！韶山冲的农民过着痛苦的生活，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一张地图使毛泽东从韶山受苦受难的农民想到普天下的劳苦大众，使他从同情劳苦大众发展到邀请志同道合者救国救民，再发展到联合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广大民众去改造中国与世界。对改造社会的主体的认同，从被强权压迫的所有民众到无产阶级，从个人的同情到依靠少数人对民众的教育写拯救，再到与民众相结合，为争取大多数人的翻身解放而奋斗。最后依据国家状况，确认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进而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大众身上。把人民群众视为真正的英雄，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看作是搬走三座大山的“上帝”，这为他后来确立唯物史观，树立群众观点，制定群众路线，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4年1月，毛泽东在看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后向有关单位写了一封信，直截了当地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这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对待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感情倾向和政治立场。

（三）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广开言路

毛泽东经常置身于群众之中，和他们同甘共苦，做群众的知心人。他最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倾听群众的呼声，掌握群众的情绪。毛泽东还善于从群众中发现正确的意见，加以采纳，作为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重要途径。

在“大跃进”的年代，李达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有意见，并与毛泽东发生分歧。

毛泽东认为，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不好理解；二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实际上是肯定这一口号。 

李达则认为肯定这一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大。他说：“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当十’，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那是要有地形作条件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大灾难。” 

毛泽东历来是“吾人唯有主义之争”的，“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李达则也是敢于坚持真理。所以，两人相持不下，争得面红耳赤。李达说毛泽东“脑子发热，达到39℃高烧”。毛泽东则说李达“华氏百把度”。两人一直争到黄昏，李达不肯留下吃饭，气呼呼地走了。

在回去的途中，李达还禁不住对送他的梅白说：“小梅，毛主席的‘两论’都好，却想不到现在把主客观颠倒到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他的根本东西是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仅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又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首先得弄清楚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主席吧！”

等李达一走，毛泽东慢慢冷静下来，后悔刚才不冷静，差点和李达吵起来。当梅白问毛泽东是否要把对李达的评价公开发表，像对鲁迅的那样时，毛泽东明确表示：“这与鲁迅的情况不同。我现在认识论上发生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  

听了梅白转达李的意见后，毛泽东很高兴，答道：“很好。”又要梅白教他说英文My dear brother He ming，即：我亲爱的鹤鸣兄。

毛泽东很感懊悔地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

后来毛泽东又邀李达再谈，并转告李达，“六十而耳顺”，感激他的帮助。

毛泽东就是这样敢于在真理面前解剖自己，反省自己，不因为自己身居高位而忘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听不得群众的不同意见。正是因为他能够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他的思维比别人更全面，他的决策比别人更正确。同时，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崇敬、亲近、信任和支持。当李达听了梅白转达毛泽东的剖白后，禁不住说：“还是润之气量大。”表示以后有不同意见，还会一吐为快。  

毛泽东处理与人民群众关系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群众的根本观点，相信和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认为，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依靠自己起来斗争、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方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

毛泽东不仅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而且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广大群众是在生产的第一线，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最富于创造性。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善于发现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本质的积极的东西，并加以提高，形成系统的理论化的意见，然后普遍推广，以利于工作的顺利进行。这又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

1936年，陕甘宁边区延安县南区的人民群众自己创办了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收购老百姓的土货，供给老百姓日用必需品。合作社主任刘建章把办好合作社视为自己的终身专业，日夜盘算着怎样把合作社办得更好。每年春耕时，他就事先从韩城运来铁铧，然后以比市价要低的价格卖给农民。他还组织了800多名妇女纺纱织布，每月可纺1400斤，每月增加收入7万元，大大改善了南区人民的生活。刘建章也被群众亲切地称为“人民的老黄牛”。南区合作社的营业方针完全是为人民服务的，它替老百姓交公粮，运公盐，贷款给老百姓发展生产，替他们解决原料销路的困难。所以，合作社受到了南区群众的赞扬与拥护。

毛泽东了解到南区合作社的情况后，立即把它的经验整理出来加以推广，并号召全边区都要办这样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合作社。毛泽东把南区合作社的特点归纳为四条：

第一，它冲破了合作社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不拘守成规。南区合作社以消费合作社开始，但它的事业却发展到南区全体人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经营消费事业，还经营供销、运输、生产、借贷等事业。它组织了纺织、榨油、制毡等6个生产合作社及一个拥有百余头牲口的运输队，是一个综合的合作社。

第二，它打破了合作社的形式主义。认真贯彻面向群众、替人民谋利益的方针，因此逐渐被群众所爱戴。

第三，它以公私两利的方针，做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

第四，它根据人民的意见来改善合作社的组织形式。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绥德、安定、安塞、甘泉等县都以南区合作社为榜样，办起了合作社，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在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劳动英雄运动中，南区合作社的主任刘建章被评为劳动英雄、延安的模范人物。毛泽东在赠给刘建章的奖旗上亲笔题字：“合作社的模范”。

毛泽东在处理与人民群众关系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必须树立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向群众请教，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寻求真理，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创造能力。这是因为，人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而广大人民群众，在生产的第一线，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智慧的源泉。然而，要真正做到向群众学习，需要对自己、对群众都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如果领导者高估自己的本领，而低估群众的智慧，那他就不可能真心诚意地去向群众学习。

毛泽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处理群众关系时是最善向群众学习的。他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

在这千千万万个“诸葛亮”面前，我们要有承认自己无知的舅气，下决心向他们学习。毛泽东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把自己看成群众中的普通一员，融自己于群众之中，甘愿做一个小学生。

 

 

　　三、处处关心群众疾苦

 

 

（一）从具体小事着手，解决群众困难

毛泽东热爱人民，他不仅终生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而且对于人民群众的细小困难和痛苦都不放过，一一关切，事事解决。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率领下进了遂川城。城里家家户户关着门，没有一个人影。毛泽东找到毛泽覃，对他说：“我们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发动群众，粉碎敌人的阴谋，把群众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毛泽东虽然工作繁忙，也坚持做宣传工作。小街上住着一个老头，他的儿子和媳妇听信了白军的谣言，进山藏起来了。老头腿部伤肿，来不及走，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已经两餐没有吃饭了。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老头子的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他闭上眼睛，等待大祸临头。门被推开了，一阵轻轻的脚步声走向床边。接着，老头耳边响起了一个亲切的声音：“老伯，你好哇！”老头诧异地睁开眼睛。他的床前站着一个人，身后跟着几个工兵。“你是什么人？”老头问道。毛泽东说：“大伯，我们是工农革命军。”“你们来干什么？”老头又问。有个战士回答说：“来打土豪！”他一边说，一边察看老头的腿伤，发现伤口红肿化脓得十分厉害，便叫一个战士去弄来一撮盐，泡水给老头洗伤口。一边洗，毛泽东一边说：“不要紧，伤口发炎，等会我叫人给你送点药来。”毛泽东又叫一个战士留下一只米袋，为老头熬粥。

老头非常感动，把满腹话语向毛泽东倾诉，并表示要把藏在山上的儿子媳妇叫回来，把左邻右舍喊回来。

同年春天，一天，毛泽东从外边开完会回塘边村，发现有不少的禾苗被牛踩倒、吃掉了。经过了解，知道是因为没有大路，牛在田里乱走造成的。一回到村里，毛泽东就把情况告诉了党支部书记徐天元，并指示应该把路修好，因为这是关系到群众利益的大事。

老徐听了，觉得在理，决定带人在村后改修一条路，耕牛不再从田边经过，保护禾苗，把塘边到大屋二村前面的路改直扩大，铺上石子。有个别人认为石基路修不成，因为过去铺了好多次石子，结果都给雨水冲垮了。毛泽东听了，便讲了修路对支援革命战争的作用，并问：“伸开五指和捏紧拳头，哪一个力气大？”“捏紧拳头。”大家齐声说。毛泽东说：“石基也要用泥土接起来，才经得起水冲人踩嘛。”这一比喻启发很大。干部们异口同声地说：“对，照毛委员的话去做。”毛泽东对从哪里开工、怎么修等问题都亲自进行了安排。结果，从来没路的塘边村有了直通外界的大道。

1947年冬，中共中央辗转千里，来到刚刚遭受胡宗南洗劫的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有一天，杨家沟一个饥饿的小男孩跑到马槽弄饲料充饥，不幸被马咬伤。毛泽东知道后，心情沉重地说：“从现在起，中央机关每人每天节省一两粮，救济困难户。”

节粮济贫的活动开展后，毛泽东带头节粮，并每天过问自己省下粮食没有，只有省下了才肯吃饭。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中央机关节省30石小米、70石黑豆，分给了烈军属和困难户。此外，毛泽东还经常到村里访贫问苦，帮助群众生产自救。

在处理与群众的关系时，总有人把关系到群众具体利益的事情，看成是“小事”，认为它琐碎，不值得为它花工夫。其实，“大事”正是由许多小事组成的。离开了一个个群众的具体利益，全体群众的整体利益只能变成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东西。要为群众服务，必须从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做起。毛泽东处理群众关系正是这样，他能够设身处地地体贴群众，想群众之所想，不放过每一件细小的事情，注重解决群众的具体困难，从而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共产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共命运的，从而衷心拥护革命，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二）与人民共患难，同哀乐

毛泽东是人民的儿子，他从小就深切同情劳苦大众，并立下解放天下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雄心壮志，并且把人民的痛苦忧伤作为自己的痛苦忧伤，把人民的幸福快乐作为自己的幸福快乐。与人民共同患难，同享欢乐。

新中国成立不久后，有一年淮河涨大水，受灾的群众爬到树上，一时衣食无着，有的失足坠水而亡，有的遭毒蛇咬后而丧生。毛泽东在报告灾情的紧急电文中用红笔沉重地勾出这惨不忍睹的文字，然后甩开红铅笔，眼泪潸然而流。毛泽东顿足道：“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从此，淮河两岸，响起了党和毛泽东的誓言：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立即摆开了改造淮河的战场。

三年困难时期，不少地方出现非正常人口死亡的现象。面对天灾人祸，毛泽东一连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往往是一盘野菜马齿苋便充一顿饭，一盘菠菜便对付一天的工作。

由于营养不良，他和当时很多老百姓一样出现了浮肿。特别是当接到各地不断报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时，毛泽东更是难过得吃不下，睡不着。最后他召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把情况反映上来。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现在我不放心哪，下面许多事瞒着我，我去到哪里，他们都能作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由于党和毛泽东发现问题后及时调查研究，很快作出了全面调整国民经济、下放农村所有制权力、解散公共食堂的决策，使一度紧张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作为人民的领袖，农民的儿子，不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政务繁忙的建设时期，他心里始终装着万家忧乐和百姓的疾苦。天旱了，他与农夫一样心如汤煮；久旱逢雨，他与庄稼人一起分享雨后的欢愉。

1951年春，正当农作物急需大量雨水的时候，北京地区出现了罕见的干旱，连续几个月不下雨。仰望久旱不雨、丝云不挂的天空，毛泽东就想到受旱的庄稼，想到心急如焚的农民。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念叨：“为什么老不下雨？”

5月24日，喜降大雨，万物欢腾。毛泽东喜出望外地说：“今天可下雨了，这场雨不知对庄稼有多少好处？”说完便安排人到市郊农村了解农夫的情绪和反映的情况。

这年冬天，北京下大雪，望着纷纷扬扬的漫天飞雪，喜雪、爱雪的毛泽东立即想到“瑞雪兆丰年”的古农谚，并对周围的人说：“农民喜欢雪，我也喜欢雪，我们都喜欢雪。”他还经常了解庄稼的长势和农民的收成。这位13岁开始在地里劳动的农民的儿子和人民的领袖，与其说是对土地和庄稼的眷恋，不如说是他对中国农民和人民大众有一种一般人难以体验到的特殊的感情。这是公仆对主人的情怀，这是儿子对母亲的馈报！

毛泽东把群众的忧苦作为自己的忧苦，他也十分注意与民共乐。

1946年农历正月十五，延安军民共庆元宵佳节。毛泽东上午连续接见了几个秧歌队。吃过午饭后，警卫员以为毛主席昨晚工作了一个通宵，现在应该要休息了。可是毛泽东听见了锣鼓声，他非常理解群众的心情，又叫住警卫员说：“秧歌队来了，咱们迎接去！”这次来的是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的秧歌队，队伍前面，几位老年农民抬着一块镌有“人民救星”的大红匾。看见毛泽东来了，大家高兴极了，锣鼓更响，秧歌更欢。毛泽东笑容满面，不断鼓掌，把他们迎到场坪上，并和大家亲切握手，对他们说：“川口区六乡人民经常和咱们中央来来往往，像亲戚一样。今天又辛辛苦苦跑这么远的路为我们演出。感谢六乡的人民，祝贺六乡的人民今年夺取更大的丰收！”节目演出开始后，毛泽东把那位献匾的老农民请到自己身旁坐下，边看边谈，十分亲热，并不断给演出的人鼓掌。演出结束后，毛泽东鼓励他们搞好生产，努力学习。吃过饭，又亲自安排汽车，送他们去枣园。汽车走远以后毛泽东还站在大门口，不断向他们亲切地挥手致意。秧歌队员们非常感动，他们敲响锣鼓，吹起唢呐，向主席告别。

毛泽东就是这样同群众打成一片，同喜同乐。同时他也获得了人民由衷的热爱，成了人民的领袖。 

（三）处处关心人民疾苦

毛泽东处理与人民群众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坚持依靠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相结合，克服群众中存在的保守性，充分发挥其主动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运用《孟子》一书中“引而不发，跃如也”这句生动形象的话作比喻。意思是说，聪明的射箭教练员，应当是引满了弓，而不发射出去，只摆开跃跃欲射的姿势。毛泽东借用这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共产党人要教育农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应当首先引导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热情，然后让农民群众自觉自愿地起来革命，而不应该发号施令，包办代替。所以，他一向反对恩赐、包办的观点，主张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

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开始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时，穷苦农民一般都不敢要地主的东西。红军部队来到江西遂川后，就向村里没走的老人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和号召。但很多老百姓不理睬，红军把地主的财物分给他们，他们摇摇头，拱拱手，谁都不敢接受。这时部队按照毛泽东交代的办法，在深入发动的基础上，先从小处着手，先分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因为能吃的东西，吃掉就不见了，不怕土豪倒算。另外，就是采取在夜里把东西秘密地送到穷人手里，或者把这个村庄的土豪的浮财带到别的村庄分给穷人。最后通过宣传、培养骨干等办法使群众真正发动起来，自动开展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党及时调整了土地政策，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减租减息开始时，有的农民明减暗不减，白天减了，夜间又偷偷送回去，因为他们怕地主倒算。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后来农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但有的又不交租不交息了。党和毛泽东又及时提出要交租交息。这是毛泽东对农民辩证认识的结果。

红色区域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摧毁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农村封建势力，把世世代代无地和少地的亿万农民从残酷的封建剥削下解放出来，从而纷纷投入革命的洪流，真心实意地拥护红色政权，竭尽全力支持革命战争。土地革命后，广大农民不但租不要交了，债也不要交了，而且还分了田，心里自然不胜欢喜，打心眼儿里拥护共产党和毛委员。如1931年5月初，在湖北某地征募红军战士时，半个月光景就有2000多农民踊跃参加。由于有成千上万个农民参加革命，使处于白色政权分割包围之中的小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不仅能够顽强地存在，而且不断扩大和发展。毛泽东说：“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与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支持。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农民组成的。正是由于有广大农民的支持，红军才不断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使根据地不断扩大，使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把中华民族沦为亡国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全国务民族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头等大事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党和毛泽东采取化敌为友的策略，及时调整了土地政策和统一战线的利益关系，即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由过去的打土豪分田地调整为减租减息、交租交息。这种政治上的让步和经济上的利益调整，可以推动国民党参加抗日，减少解放区的地主对我党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样虽然不能使农民完全摆脱封建剥削，但它可以减轻农民所受的剥削，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从而调动他们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党在抗日战争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

通过减租减息，农民交租量减少了1/4，大大减少了利息的支出，免受了高利贷盘剥，还免交或停付多年的公租公债。晋绥根据地的兴县碾子庄贫农刘步舍兄弟，因祖辈欠地主20多石租子，不得不靠替地主当长工来还债，这样累计付了地主60多石利息，最终还欠地主80多石谷。这些世世代代还不清的阎王债，在减租减息中都被一笔勾销了，简直是帮助农民切断了祖祖辈辈绑在身上的高利贷绳索。正因为这样，广大农民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广大农民积极参军参战，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抗战初期的几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00万人，另有民兵200万，这些都是身穿军装的农民。毛泽东深刻指出，抗战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给的。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第一次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中国人民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矛盾重新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党的土地政策也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改变尤其是内战的爆发而随之改变，即由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逐步过渡到彻底平分土地。1946年以前，通过反奸清算的土地改革，各解放区有2/3的地方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大大促进了解放区的农业生产，为党领导的自卫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不竭的力量源泉。1947年，党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进一步满足了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和保护了中农的利益。到1948年10月，大约有1亿人口的解放区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到1949年6月，解放区内约有1.5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胜利，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参军参战支援战争的热情，巩固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后方。淮海决战时，毛泽东指示中原局、华东局，必须会同华北局统筹解决全军及民工130万人3~5个月的粮食、弹药及10~20万伤员的治疗等问题。对于人民参战，必须实行“耕战互助”的方针。在党和毛泽东的伟大号召下，根据地内获得土地的人民踊跃支前，千里原野小车如流，担架如潮，筑成了一条砸不烂、摧不毁的钢铁补给线，汇成了埋葬蒋家王朝的历史洪流。三大战役中各地支前民工达500多万人、担架10万多副、大车38万辆，出现了人类战争史上人民支援战争的奇观。正是广大人民群众担负了艰巨的后勤供需任务和巩固后方的工作，所以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集中力量组织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参加指挥淮海大战的陈毅元帅后来深有感触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不怕牺牲的战士们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是一心支前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明白地指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主要是靠了完成土地改革的解放区内的1.6亿人民打胜的。土地改革解放了广大农民群众，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亿万农民全力支援革命战争，人民赢得了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