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深意重——毛泽东是如何对待亲朋故旧的
第九章 情深意重——毛泽东是如何对待亲朋故旧的
毛泽东对家人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也对天下百姓怀有炽热的爱，他以常人难有的毅力克制自己个人的感情：他可以让心爱的儿子上前线为人民的事业流血牺牲；他可以见女儿饿得面黄肌瘦而不给她任何特殊的照顾；他可以冒家人的怨怒而不徇私情……但是，作为人子、人夫、人父，他却也是楷模。
一、对父母，忤逆而又孝顺
（一）“生我者父母”
作为伟人的毛泽东和常人一样，也曾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也有自己的家庭和三亲六眷。这种以血缘为纽带而结成的关系，是人际间的第一关系。这种以血肉加感情为基础的关系，无论在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发展中，在家庭的延续中，以及在个人的一生中，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如何正确地维护、调节和处理好这种关系，对于个人、家庭、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拥有一定权力的人更是如此。然而，毛泽东从未为血缘亲情所左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始终是他的人生准则。
父母有生身之情、养育之恩，孝敬父母是人之常情，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毛泽东对父母的孝敬和深情，无论是作为儿子，还是作为女婿，他从来不分彼此；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还是在日理万机的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位置上，他始终没有淡漠这份人子之情。和常人一样，毛泽东与父母也曾有过矛盾，特别是与父亲的矛盾甚至经常发生。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他既没有因为矛盾而忘记生身之情、养育之恩，也没有为单纯地追求孝顺而沉落于封建的陈规旧俗之中，他始终有着自己的为人子的准则。
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对面的小山岗上，茂密苍翠的树木丛中，合葬着毛泽东的双亲。毛泽东默默地站在墓前，目光凝重，他恭恭敬敬地献上一束松柏，并深深地一鞠躬，尽一个远方归来的儿子的本分——这是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故乡时的一幕。他那天一早特地爬上这座叫做南竹沟的小山岗，来凭吊自己的双亲，他随后对陪同的罗瑞卿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还得去看他们两位。”
“生我者父母”，身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毛泽东一生都没有忘。
尊老敬贤，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对这一点，毛泽东是看得很重的，他恪守传统的“孝顺”思想，认为对父母尽奉养之力是做儿子的本分。他曾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提到：“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的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国事、家事不能两全，但对父母的孝心，却是牢记的。
毛泽东很早离家，一生政务繁忙，无暇时时守在父母跟前尽一个儿子的责任，但他一生都没有失去对父母——特别是对母亲的爱。他对他们的深厚感情，对他们的怀念，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位上，始终没有淡漠。而且，因为怀着“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种怀念更深沉、强烈。1936年在延安，他接受斯诺的采访时，多次充满感情地谈到自己的双亲。他详细地谈及儿时与父母相处的种种趣事，深情地称赞自己母亲的仁慈，为人的慷慨厚道。
毛泽东把慈母的音容笑貌深深地记在心里，他16岁就离家开始独立生活，并投身到中国革命的大潮之中去，但父母16年的养育之恩却牢记在心底。他1921年、1925年和1927年三次回韶山，，都不忘到父母的墓前凭吊一番。他对自己没能在父母跟前厮守侍奉，有着“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但对于长眠在地下的毛泽东的双亲来说，他们的儿子把毕生的精力和忠诚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这对于他们不又是最大的“孝”吗？
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人物，但他感情非常丰富，个性十分鲜明，在家庭生活当中具有浓厚的人情味。他对待父母、子女、朋友等人际关系的思想和行为，突出地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表现出中国劳动人民的仁慈浑厚、敬老爱亲的品德。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困，负债过多，生活无着，毛顺生年轻时曾被迫去当兵。为了生计，家里还不得不将祖传的部分田产典当出去。为了养家糊口，偿清债务，振兴家业，毛顺生发奋自强，他一生勤劳节俭，常常没日没夜地辛苦劳作。少年毛泽东对父亲非常尊敬，他6岁就开始下地干活，送秧、除草、看牛、打柴，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十三四岁时，他辍学从耕，白天是地里的全劳力，晚上替父亲记账。到十五六岁时，他已是一位会所有农活的，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智上对父母十分体贴孝敬的青年人。
毛泽东的母亲文氏，出生于距韶山冲十几华里的湘乡县四都唐家坨。在家排行第七，家庭及邻里都称她“七妹”。文氏18岁与毛顺生结婚。她不仅勤劳俭朴，聪明贤惠，是丈夫的“贤内助”；而且，她心地善良，待人宽厚，见人有困难总要设法相助。荒年旱月，她常把家里节省下来的一些粮食拿去接济忍饥受饿的乡亲。她的品德和为人，深得邻里乡亲的赞誉。文氏婚后生过两个儿子，但都在出世后不久夭亡了。1893年12月26日，又生了第三个儿子——毛泽东。
文氏对毛泽东格外疼爱，每天还烧香拜佛，求神保佑她的儿子。毛泽东也非常爱自己的母亲，有什么事总爱与母亲商量。同时，他也非常敬重母亲的品德和为人，在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毛泽东从小就爱憎分明，热爱劳动人民，乐于接济贫苦百姓。
毛泽东8岁时，在韶山南岸读私塾，当时同学们都带一顿饭到私塾吃，毛泽东看到一些穷同学的饭不够吃，就主动把自己的饭分给了他们。回家后，毛泽东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得到了母亲的赞同，而且从这儿以后，母亲每次都把毛泽东的饭篓装得满满的。
1910年秋，16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离开父母到外地求学。虽然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回到韶山冲与父母共同生活，但无论在何时何地，他都惦念着父母亲，对他们保持着深厚的感情。
1919年春，毛泽东的母亲患病，得了淋巴腺炎。毛泽东就把母亲接到长沙医治，母子曾集聚一段时间。在长沙，他对母亲精心照料，求医送诊，安慰护理，给了母亲很大的慰藉。母亲回韶山前，毛泽东还与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一道搀扶母亲到照相馆合影留念。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母子的最后一次团聚。这年10月，就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正同军阀张敬尧进行斗争的紧张时刻，接到二弟泽民从韶山寄来的母亲病危的特急家信。顿时．毛泽东带上在长沙读书的小弟泽覃，星夜上路，昼夜兼程，直奔韶山。可是，他们赶到家时，母亲已在他们回家的前两天，10月5日不幸病逝。当他听弟弟泽民说到母亲在弥留前还呼唤着他们的名字时，毛泽东心似刀绞，抚摸着棺木放声痛哭。在悲痛中，毛泽东以极其沉痛的心情作了一篇哀恻动人的《祭母文》。《祭母文》曰：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皑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祸不单行，就在母亲病逝后仅仅相隔一百余天，1920年1月23日，父亲毛顺生也因患急性伤寒病去世了，终年才50岁。当时毛泽东正率领湖南驱张(张敬尧)代表团去北京请愿，来不及返家奔丧，一直到1921年元宵节前，才和小弟弟泽覃一起回乡扫墓。
1925年春夏和1927年初，毛泽东回到韶山探亲、开展革命工作时，总要到父母的合葬墓前凭吊一番。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自己身世时，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谈到母亲。他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
尽管岁月流逝，毛泽东对父母的挚爱之情并没有减退。建国后，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在罗瑞卿等人的陪同下回到了阔别32年的韶山故乡。在旧居里，他在父母的照片前凝望着，伫立了好一阵，然后对随行的同志说：“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因为他的父母得的都不是难医的病症，却都过早地去世了。毛泽东在自己当年的房间里，看到了他和两个弟弟与母亲的合影，心情顿时激动起来。他用地道的家乡土话问道：“咯是从那里拱出来的呀？”原来这张唯一的母子合影，一直保存在外婆家，如今，照片上的老人已作古，三弟泽覃1935年牺牲在江西战场上，二弟泽民1943年牺牲在新疆，只剩下了他自己，他该有多少感慨啊！
毛泽东还特意去瞻仰了父母的坟墓。那天早晨，他默默地爬上故居对面一座叫楠竹坨的小岗。随行的罗瑞卿等同志起初并不知道他的意图，一直到了毛泽东父母的合葬墓时，才知道他是来悼念父母的。当时有人问他要不要把坟墓修一修，他说：“不要了，保持原样就行了。”
（二）既当“孝子”，又做“逆子”
但是，对父母充满孝心，视孝顺父母为本分的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则又时常扮演“忤逆不孝”的角色，天生具有反叛性格的他经常反抗自己父亲的“统治”。
反抗包办婚姻，这大概是毛泽东对父亲最大的“忤逆不孝”了。毛泽东14岁那年，他父亲毛顺生做主替他娶了一个20岁的妻子。生性倔强、凡事有着自己明确见解的毛泽东坚决不从，他始终不承认这个妻子，更谈不上和她一起生活，最后这门婚姻以父亲的妥协而告结束。
毛泽东的父亲恪守“子不教，父之过”的古训，对毛泽东从小就严加管教，达到了专横的地步。父亲对毛泽东永远都不能满意，看不得他闲着，经常喜欢责备他“不孝”和“懒惰”，并施以体罚。毛泽东6岁就下地干活，吃最次的饭菜，甚至连雇工都不如。对父亲的苛刻，毛泽东的母亲主张采取间接抵制的政策，毛泽东则喜欢正面冲突。后来他终于发现了一个好办法——利用父亲所引以为据的经书上的话来同父亲进行辩论。父亲责备他“不孝”，他就引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爱的话来回敬父亲；父亲指责他“懒惰”，他则反驳说大人应该比小孩干得更多，等我到了你这样年纪我会比你勤快得多。在毛泽东与父亲之间，这种反对父亲专横和苛刻的“斗争”经常发生，而且往往以父亲作出某种小小的让步而达到一种父子间的“平衡”。毛泽东特立独行的性格在这种“斗争”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并不是一概不听父亲的教诲，但他从不盲目听从父亲的话。他对父亲的“忤逆”还不仅限于此，他除了反抗父亲的专横以外，更主要的是违背父亲的意愿，不肯走父亲为他指定的人生道路。
毛泽东的父亲一生克勤克俭，精打细算，一心想发家致富。 通过辛勤的努力，他也确实聚集起一份家业，并希望毛泽东子承父业，为毛家的兴旺发达尽力。毛泽东8岁刚开始识字，他父亲便开始让他记账、学珠算。他反对毛泽东读“邪门歪道”的书，一心只想让毛泽东熟读经书，认为这才是有用的书。尤其是当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而失败的原因则是因为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更是这样。但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的毛泽东却偷偷地、贪婪地阅读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因此，他不断遭到父亲的呵斥、责骂乃至被科以干更重的活儿。当然，这一切都不但不能阻止毛泽东，反而激起他的反抗心理。对父亲的厚望，对父亲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始终没有表现出哪怕稍稍的一致。相反，对父亲为了积聚财富表现出的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自私行为，毛泽东也深表不满，他的立场，总是站在与父亲对立的贫苦农民的一边。他的父亲曾趁一个亲戚困难的时候，买进了这个亲戚赖以生存的七亩地，毛泽东认为这是绝情绝义的做法，他和母亲表示反对，但没有成功。此事使他产生了深刻的思考，并由此联系到整个社会，萌发了对整个私有制的憎恨和不满。在人生目标的选择上，毛泽东与父亲格格不入。他后来提及往事的时候，把父亲称为家中的“执政党”，而自己和母亲、弟弟，甚至包括雇工，是“反对党”，他与父亲的斗争终于以他最后离家出走而告结束，他最终也没有走父亲希望他走的路。
在毛泽东父亲眼里，毛泽东没有按他的希望成为一个精明的家业继承人，这或许确实是“忤逆不孝”的，但在毛泽东看来，这所谓的“忤逆不孝”，只是对父亲身上和周围环境中封建、落后的观念的反叛，只是对旧社会要求人们盲目全面遵守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反叛，而不是对中国传统的“孝顺”观念的全面否定。他反抗父亲的，只是包办婚姻，只是对自己独立人格的干涉，只是父亲只顾自己发财而不顾他人的自私行为。事实上，毛泽东并不是一概地反对和忌恨父亲，对父亲的种种高压“政策”，他反倒称“这大概对我也有好处”，因为为了使自己在“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他得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出错，以免被父亲抓到把柄。他工作上非常勤快，记账也格外仔细，这对少年时毛泽东刻苦耐劳品质的培养，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通过与父亲的斗争，毛泽东很小就体会到：只有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才能保下自己的权利，若只一味保持温顺态度，则只会遭受更多的打骂。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倔强，其实非常像他父亲，不少人认为，毛泽东爱母亲，他母亲对他的影响比父亲大。毛泽东确实更爱母亲，但若论对他的影响，从某种意义来说，他父亲对他的影响比母亲更大，他的性格特征中更多秉承的是父亲的遗传：刻苦、勤俭、坚韧、倔强、固执、百折不挠。而父亲的严加管束，更是强化了这种性格特征，使毛泽东更像他。事实上，成年以后的毛泽东，对父亲还是非常怀念的。
与对父亲的忤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对母亲的孝敬和热爱。对父亲的忤逆，是因为对父亲某些观念的不可认同；而对母亲的孝敬和爱，则是因为对母亲的高尚品德和宽厚为人的崇拜。毛泽东对母亲的评价很高，他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他的母亲就属于第三种人。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和他的父亲在性格、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态度上有很大的不同。他母亲虽然不识字，但贤明善良，心地宽厚，她温和忍让，信佛行善，经常背着毛泽东的父亲帮助、接济穷人、亲友。她的这种美德，给予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很大影响，毛泽东在他后来的毕生斗争生涯中，一颗爱心始终向着穷人和弱小者，向着广大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正是基于这种爱，他对一切压迫阶级充满了深深的仇恨，并用了自己的一生去与之反抗、斗争。这些，母亲可算是他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毛泽东的母亲以一颗善良、慈爱的心待人，对毛泽东乐于助人的举动也热情支持。毛泽东上私塾时，曾把自己带的午饭天天送给一位因家贫而无法带饭的同学吃，自己则只能半饥半饱。母亲知道后，天天给儿子带双份饭。此事，毛泽东后来曾给许多人讲过，对母亲的慈爱和善良，十分敬佩，并铭记在心。当毛泽东的母亲去世时，为革命在外奔忙的毛泽东赶回家乡，为自己没有侍奉母亲和为母亲送终深感悲痛，他把这种悲痛和爱凝聚在他所写的著名的《祭母文》里，表达了一个儿子对母亲最深沉的怀念。
毛泽东的感情上、理智上对父母十分孝敬、体贴，但这并不是说他与父母不曾有过任何矛盾，相反，在许多问题上他常常有着与父母有不同的见解。特别是与父亲，他们甚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和对峙。如何处理与父母的矛盾，毛泽东有着自己的准则和方法，他既没有因为矛盾而忘记父母对自己的生身之情、养育之恩；也没有为单纯地追求孝顺而沉落于封建、自私的陈规旧俗之中。
在一般问题上，毛泽东处理与父母的矛盾还是很注意方法的。
毛泽东16岁那年，父亲打算送他去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以便继承家业，发家致富。但对于已初具爱国思想的毛泽东来说，继续求学是他更为迫切的愿望。恰恰在这时，表兄告诉他，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是一所新式学校，不仅教学方法比较好，而且学校不那么注重经书，开设了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等许多新学科，传授新知识。毛泽东决心到那里去求学，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但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的主张难以改变，而毛泽东的求学之心也非常坚决。怎么办呢？毛泽东求得母亲的支持后，又邀请了舅舅、表兄和同族长辈及老师来家里做父亲的工作，终于说服父亲改变了主意，同意毛泽东外出求学。
毛泽东的父亲早年虽家底微薄，生活困苦，但他克勤克俭，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终于还清了债务，赎回了典当出去的田产，家境日渐好转。为了发家，他不仅向田地投工投力，保证好的粮食收成，同时他还出售余粮，做起了米生意，后来还在银田寺“长庆和”米店入了股。他还贩卖耕牛，饲售生猪，并发展到与湘乡、湘潭等地的一些店铺有商务往来，家业日益发达。毛顺生相信：“吃不穷，用不穷，人无算计一世穷。”他治家很严，不仅要求全家人克勤克俭，努力劳动，绝对服从他的家长权威，而且不赞成施舍，甚至为了自己发家，宁可淡情薄义。
有一次，一位姓毛的农民把猪卖给了毛泽东的父亲，说好了价，并交了定钱，只等毛泽东家去赶猪了。可过了六七天，猪价上涨了，父亲叫毛泽东去把猪赶回来，毛泽东到了卖主家，只见他全家人唉声叹气，卖主还不住地埋怨自己把猪卖早了，要损失好几块钱。并说，有钱人损失几块钱不要紧，可我家穷，少几块钱就是一个缺空。目睹卖主的家境和苦恼的神情，毛泽东非常同情，他便自作主张，把这桩买卖退了。
毛泽东还和母亲联合起来，背着父亲把家里节余的粮食送给揭不开锅的乡亲们。
毛泽东的这些所作所为是与父亲的发家思想和旧中国的父权家长制规范完全相悖的，因此，常常引起父亲的恼怒，责骂他“忤逆不孝”，甚至对他加以严厉的体罚。然而毛泽东从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反而进行公开据理的反驳和抗争。
后来，毛泽东回忆往事时曾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对于父亲的自私和专横，母亲赞成用温和的方法来对付，我则主张公开反叛。”孝与不孝，毛泽东很分明，但是，他的抗争并没有影响他对父亲的感情，这正是他为人处事中处理亲情关系的杰出之处。
（三）是一家，不分彼此
毛泽东不仅对生身父母一往情深，而且对岳父、岳母也非常关心，竭尽孝敬之情。杨昌济先生是毛泽东的老师和朋友，也是他后来的岳父。
早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就读时，杨先生就非常器重毛泽东，称他“资质俊秀，殊为难得”。并说毛泽东、蔡和森二人是“海内的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杨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思想上给了毛泽东许多教诲和指点，而且在各方面都给予毛泽东莫大的关照和支持。毛泽东称杨先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1920年初，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病重住院。当时毛泽东正率“驱张”代表团到北京进行驱张宣传，得知先生病重的消息，毛泽东百忙中挤时间多次到医院探护，协助杨开慧照料病父。杨先生逝世后，毛泽东与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钊、杨度、黎锦熙等签发讣告，公布杨先生逝世的消息和生平，参加追悼会，并协助杨家料理全部后事，陪杨开慧一家扶柩南下，回归故里。
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从此毛泽东更是把杨家视为自己家，杨家也把毛泽东及他的事业与自己紧密相连。杨昌济逝世后，杨开慧和母亲就把父亲生前的一些好友送来的奠仪费拿出来，给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从事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创立后，杨开慧和母亲为支持和掩护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关照和料理他的生活，随毛泽东辗转奔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杨开慧在家乡坚持地下斗争。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杨开慧的母亲、哥嫂为掩护和护送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到上海，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而历尽艰难险阻。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由于战争的阻隔，部队南征北战，毛泽东与杨家隔断了整整22年。这期间，虽然毛泽东千方百计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和知情人与杨家有过几次联系，但毕竟由于环境和条件限制，这种间接的联系也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毛泽东对杨家亲人还是十分惦念，满怀深情。
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嫂嫂李崇德，在一位解放军负责人的帮助下，通过军用电台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8月10日，他们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复电，毛泽东在复电中，首先为杨开慧母亲的健在而感到欣慰，并向老人家敬致祝贺。接着向全家介绍了岸英、岸青的情况，并询问了“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希望来信将情况告诉他。1949年9月，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湖南省亲，毛泽东托她给杨老太太捎去一件皮袄，给杨开智夫妇捎去两块衣料。1950年5月，杨老太太80大寿，毛泽东吩咐毛岸英回湘为外祖母祝寿，为母亲扫墓，并给老太太捎去两支人参。全国实行薪金制后，毛泽东一直给杨老太太寄生活费，从未间断。有一次秘书偶尔疏忽漏寄，事隔半年，毛泽东知道了，又指示秘书补寄。
1960年杨老太太90高寿，毛泽东寄了200元钱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请她代为老太太转赠礼金或购买礼物。
1962年惊悉老岳母逝世，毛泽东十分哀痛。他在致妻兄杨开智的电文中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
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出自诗书世家，有大家闺秀的风范，1888年与杨昌济成亲，生有一男二女，其中大女儿杨琼早年不幸夭折。1903年杨昌济出国求学，向振熙拉扯着儿女在家艰辛度日，一别近十年。杨昌济回国后，举家迁到长沙城，向振熙也成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师母。毛泽东对杨老太太的牵挂和关怀，寄托了他对老师杨昌济的尊敬，对夫人杨开慧的思念，也寄托了他对所有早逝的长辈亲人的一片孝心。
建国后，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交往也很密切。湖南刚解放时，杨开智本来在湖南某农场工作，干得不错，但他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能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被毛泽东婉拒。1949年10月9日，他用严肃但又有分寸的语气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和妻兄杨开智各写一信：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礼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十月九日
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十月九日
1950年，杨开智被中共湖南省委安排在省政府工作。因为他是1925年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根据他的专业和特长，让他在省政府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杨开智先生担任过湖南省农研所技师兼研究室主任，省茶叶公司副经理，省茶叶经营管理处副处长等职，并出任过湖南省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届省政协副主席。
有一年，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要回湘给外婆祝寿，毛泽东趁此机会捎去一信，热情鼓励杨开智夫妇。信中写道：
子珍、崇德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此问近佳！
毛泽东
一九五O年四月十三日
毛泽东不仅请杨开智帮助处理家事，也委托他办理朋友故旧之间的事。1954年4月，毛泽东叫秘书田家英给杨开智家里寄去600元，并代写一信，告诉他：柳直荀烈士的妻子李淑一女士现在长沙教书，生活困难，曾有人提出希望推荐她进文史馆任馆员，但因文史馆资格颇严，不好介绍。毛主席从自己的稿费里送她若干，作为帮助，请杨开智从侧面打听一下，征得她的同意。杨开智收到信后，立即去做这件事，然后回信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据此给李淑一汇钱，帮助杨开慧的这位好友、烈士的亲属渡过难关。
1976年夏，毛泽东病重，杨开智极不放心，专程赶赴北京。其时要见毛泽东已极其困难，他只好让毛泽东身边的人递进一张近照和一封慰问信。不想毛泽东看后一眼就认了出来，当即要打电话把杨开智请进来。服务人员认为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宜见客，只好把杨开智的信放在一级待办柜内，准备病情好转后立即召见。不料毛泽东的身体从此再无好转，杨开智想见一见病中毛泽东的愿望，也终成遗憾。但是，毛泽东逝世后，毛泽东与杨家的情谊一直铭记在杨家人的心怀。
二、对子女寓爱于严之中
毛泽东一生共有过10个孩子，他们是：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系杨开慧所生。贺子珍生育过三男三女，但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有5个孩子不是夭折了，就是迫于战争环境的险恶送人了。其中1932年11月在井冈山生的一个男孩，取名叫毛岸红，小名叫小毛，都已经抚养到两岁多了，极为毛泽东喜爱，但为了长征，也只好忍痛送给了老乡，后来虽经贺子珍多方寻找，但始终都没有找到。还有的孩子生下来毛泽东连面都来不及见上一见，就送给老乡了。长征路上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儿，连贺子珍都没看清孩子的模样，名字更来不及取，所以日后根本无法寻找，故只留下李敏一个女儿。江青生有一女，即李讷。10个孩子长大成人的只有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4人。其中毛岸青因童年过于艰苦的经历，身体一直不好，长子毛岸英后来牺牲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作为一位父亲，毛泽东为革命失去了7个儿女，还有什么牺牲能比这更令人悲痛呢？还有什么代价比这更沉重、更宝贵呢？
（一）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像任何一位父亲一样，毛泽东很爱自己的子女，他曾感慨于自己没能很好地照顾子女，而使孩子们为了革命事业，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吃尽了苦头。对此，他深感负疚，他曾对卫土们说：“对我来说，爱人和孩子为我做出了很大牺牲，我是对他们负疚的。”他的子女很少有时间能在他身边相守，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少之又少，因革命工作的需要，一家人经常是天各一方，毛泽东只能在心里牵挂着孩子们，关心着他们的进步。这种牵挂，这种关心，因负疚感而更显得深沉和珍贵。
1936年，上海地下党找到了流落街头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并送他们去苏联学习。1938年有人从苏联回延安，给毛泽东捎来了两个儿子的照片。一心思念儿子的毛泽东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从1927年离开儿子，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急切的思子之情和得知儿子音讯后的欢欣可想而知。他很快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信中一再表达了自己对了儿子的想念、收到他们照片的欢喜以及对儿子来信的盼望。只隔一日，毛泽东又托人捎信去，并附上自己的照片，急切的请儿子“写点回信给我”。对毛岸青，毛泽东表现出更多的关怀，他对身边的卫士说过：“我很同情岸青，他很小就和岸英流落在上海街头，受尽了苦难，几次被警察打过，对他的刺激很大。”毛泽东深感内疚，建国后他一直关心着毛岸青的病情和治疗，关心着他的婚事和工作。贺子珍所生的孩子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只有李敏，对李敏，毛泽东也非常疼爱。1949年，离开毛泽东8年的李敏从苏联回到沈阳，准备去北京见父亲。对父亲已经感到陌生了的李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天真地问自己到底是不是父亲的女儿。毛泽东立即写了回信，告诉李敏“爸爸喜欢你”，信还未寄出，又改为加急电报发出，可见盼望见到女儿的心是多么急切。
对毛泽东来说，儿女绕膝、欢声绕梁的家庭生活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在战争年月。正因其难得，所以，只要当他能和儿女在一起时，他总感到莫大的欢欣。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当时正患着植物神经失调症的毛泽东，望着已长大成人的英俊儿子，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连病都好了大半。李讷是唯一的比较长时间留在毛泽东身边的孩子，毛泽东对她格外疼爱，喜欢抱着小女儿，称她“大娃娃”，而李讷则称他“小爸爸”——那情景就是一幅舐犊情深的动人图画。对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来说，在紧张工作之余，孩子给他带来了多么大的安慰和欢乐啊。
对儿女来说，毛泽东是慈祥的父亲，又是知心的朋友和睿智的师长。毛泽东对子女始终坚持正面教育，并把对方放在平等的地位。毛岸英、毛岸青在苏联时，毛泽东和儿子之间一直保持着通信。在信中他除了表达自己对儿子的挂念，更多的是鼓舞他们发展，进步，从政治上和学习上关心他们，并对他们的每一点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他还多次托人带书去苏联，希望儿子多读书增长知识，他对子女的爱，是希望子女们能成长为有用的人才。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毛岸英、毛岸青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喜欢你们，望你们更好。”
这封信很能代表毛泽东的家庭教育思想，在这里，他把儿子的成长和进步放在第一位，他对儿子提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他预见出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建设的需要，提出要多学习自然科学，这确实是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要求儿子既要做一名合格的战士，又要做一名合格的建设者。他丝毫不把儿子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他虽然爱他们，但却不想让他们沾一点点自己的“光”，他要求儿子不要有优越感，强调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前程要靠自己去争取——这正是毛泽东家庭教育思想的精髓，基于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反映在他的家庭教育实践上，便形成了一个鲜明的特点：寓爱于严之中。
（二）多吃苦，多锻炼
一方面，如前所述毛泽东很爱自己的子女，这确实不亚于任何一位父亲，另一方面，他的这种爱绝不是溺爱，他实行严格的家教，他对子女的爱，更多的时候是以一个“严”字来表达的。
毛泽东待人待己都很严，而且对越亲近的人越严，期望也越高。他对自己的子女寄予厚望，希望他们成为能堪当重任的人，所以，他常向子女晓之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道理。他认为，使子女成器的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艰苦的磨炼。让子女吃苦，这是体现毛泽东教育子女以“严”为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记得，毛泽东是那样喜欢李讷，可他却不许李讷和自己一起吃饭，让李讷跟着保姆和战士们一起在大伙房吃饭，当时的伙食非常差，才7岁的李讷，小小的可怜的模样，总是自己拿着小瓷缸，排在战士们中间，轮到跟前，打一缸盐水煮黑豆，然后津津有味地吃。工作人员看了都很难过。毛泽东对子女的日常生活有许多严格的规定，始终让他们吃大灶只是其中之一，而且进城后也没有改变，李敏、李讷上大学后都在学校住集体宿舍，星期六才骑自行车回家。李讷所在的北大离家很远，卫士曾考虑一个女孩子晚上一个人骑车怕不安全，想用车接一接，毛泽东坚决制止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虽说是毛泽东的孩子，可照样挨饿。李讷有一次星期六回家，非常难得地被允许和父母一起吃一顿饭。看着饿坏了的李讷狼吞虎咽地吃着，毛泽东和江青便不吃自己的那一份，让给李讷吃，因为毛泽东的家和当时全国老百姓一样，吃饭也是定量的。李讷打扫完所有的饭菜，连涮盘子的开水都喝了，这情景使卫士都流下了眼泪。毛泽东却装着没看见，仿佛是漫不经心地对女儿说道：“我年轻时候在湖南农村搞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弄到一块番薯……”对这一切，我们今天的人该作何感想呢？
除在生活上，毛泽东提倡让孩子们多吃苦，多锻炼，在政治上，他更是把子女放到各种艰苦的环境中经受考验，为的是让他们了解社会、增长见识，积累经验，成为有用之才，以担负起革命的重任。毛泽东对长子毛岸英要求格外严格。毛岸英童年当过流浪儿，到苏联后又经历了诸多磨难，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他24岁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又立刻派他去学习农业劳动，去熟悉中国的农村社会，毛泽东称这是必补的一课。后来毛岸英一直在基层锻炼。他参加过土改工作队，建国初担任过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带头把儿子送上前线，让他去经受战火的考验，直至牺牲。正是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教育下，毛岸英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国际主义的战士。
毛泽东身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的这种身份客观上造成子女的特殊地位，所以他时时提醒子女不能有优越感和脱离群众的思想，更不许搞特殊化。他尤其重视培养子女的“平民”意识，这一点，是体现毛泽东教育子女以“严”为原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毛岸英27岁时，他的未婚妻刘思齐离18岁还差几个月。他向父亲提出希望结婚。当时解放区的婚姻法规定男子20、女子18周岁方能成婚，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反对儿子的婚期，虽然只差几个月，也不能通融。他的眼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因为毛岸英是自己的儿子，那也只有更严格地遵守法规的权利。“谁要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每每遇到子女有什么思想问题，毛泽东总爱这样说。在这里，是毛泽东的儿子并不意味着能沾什么“光”，只意味着更严格的要求。毛岸青、李讷在考虑婚姻大事时，毛泽东都教导他们不要搞门当户对、讲门第，不要对人说自己是毛泽东的孩子。李讷的第一位丈夫就是工人家庭出身的普通干部，当时江青反对，毛泽东却同意。毛泽东一再教育子女不要有优越感，他自己首先就是这样做的，他从不认为自己的孩子和普通人家的孩子有什么不同。毛岸英去了朝鲜战场后，不久英勇地牺牲在那里。噩耗传来，这一打击的沉重，对当时已年近六十的毛泽东来说是可想而知的。毛岸英是毛泽东最寄予厚望的一个孩子，对爱子的死，毛泽东表现出一位领袖加慈父大海般宽广的胸怀，他说：“岸英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不能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毛泽东视自己的孩子与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负有同样的义务为天经地义。他的言传身教，他的以身作则，对教育其子女正确认识自己，认识家庭，以及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在他的严格家教下，李敏、李讷都以哥哥为榜样，时时注意不要翘尾巴。她们在学校读书时，很多同学都不知道她们的真实身份。
作为一位父亲，毛泽东也许对孩子太严了一些，有时甚至近乎苛刻。而作为一名执政党的领袖，他对子女这样一种以“严”为基本原则，寓爱于严之中的教育方法，为全党、全国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三）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父母对子女有舐犊之情，父母同时又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师。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为人父堪称一代楷模。他既是伟人，又是慈父。他把对未来的理想，寄托在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中；把对青年一代的希望，实践在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上。他希望青年做到的，首先要求自己的子女做到。他所耕种的“教子实验田”，于小家虽无五谷丰登，于大家却是功德垂范。毛泽东的教子风范，是值得全体共产党人来认真学习和效法的。
明末清初，弓马娴熟、能征惯战的八旗军曾经威风一时，但八旗军子弟却名败千古。阶级的局限性、历史的局限性，使得清朝统治者不可能着眼于未来，而深谙历史教训的毛泽东把现实与未来沟通起来，把教子与治国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对儿女是极富怜爱之情的。紧张工作之余，他常常抱抱小女儿李讷，口中还喃喃自语：“娃娃，我的好娃娃，乖娃娃。”李讷便搂着父亲的脖子回报：“爸爸，我的小爸爸，乖爸爸。”可谓父女情深。然而，毛泽东却从来不允许李讷在生活中有丝毫特殊。1947年，才六七岁的李讷在生活上就同叔叔阿姨们画起了等号。她每天不是吃小灶，而是同叔叔阿姨们一起在大食堂就餐，随部队风餐露宿。她与战士们一样，常常举着一个小搪瓷碗，排队从大灶分得一份黑豆，同大人们一起津津有味地嚼着、咽着。吃着黑豆的李讷，还常常在行军途中哼几曲京剧，鼓舞叔叔阿姨们的士气。
如果说战争年代条件太艰苦，小孩儿也只能随遇而安的话，那么建国之后，条件大为改观了，身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毛泽东，一日三餐与家人同餐共桌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这却不合毛泽东的家法。当阿姨要求主席带李讷一起用餐时，毛泽东断然做了一个手势：“不要跟我，还是跟你，你带她一起吃大食堂吧。”
李讷和李敏考上大学后，继续过着与工农子弟画等号的生活。她们吃住在学校，同普通群众的子女一起，七八个人住一间宿舍，睡上下铺，吃一样清淡的伙食，一样下乡参加劳动，回家一样挤公共汽车。只有到了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的时候，她们才能得到回家见见父母的机会。而就是在这种时候，她们也还是照例去机关食堂就餐。
有一次，李讷参加学校的活动，天黑才离校回家。警卫员出于对安全的考虑，瞒着毛泽东用车接了她。毛泽东知道后，严厉批评了警卫员，并质问道：“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能独自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
1960年，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感到定量不够吃，有一种饥饿感。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也不例外，看上去脸色不好，像是病了。当毛泽东的警卫员尹荆山问她为什么时，她忸怩了好一阵才说出真相：“尹叔叔，我确实很饿……”为了缓解李讷的饥饿，警卫员给她送去一包饼干，这件事造成了又一个不等式。毛泽东不能容忍，他声色俱厉地狠批了卫士长李银桥一顿：“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当李银桥辩解说别的家长也有送东西的时候，毛泽东拍着桌子说：“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也还是在这个时候，经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提议，李讷在一个周末得到一次与父亲共进晚餐的机会。那是1960年冬的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她在毛泽东的卧室里向父亲汇报了学习情况，然后委婉地说：“我的定量老是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呢，上课肚子老是咕咕叫。”毛泽东教育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要相信共产党……”他还开句玩笑说：“大师傅掌勺连我也管不了呵！”
吃饭时，李讷抓起筷子，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那是红糙米，掺了芋头。她深深地吸吮着香气，“啊，真香哪！”她望着父母一笑，那么天真可爱！“吃吧，快吃吧。”毛泽东用筷子示意。李讷向嘴里拨饭，饭太烫，她“嘶嘶”地向外吹热气，吹了吹便咽下去，眼睛烫得湿润了。“吃慢点，着什么急？”毛泽东尽量平静地说。他轻轻笑着，但是笑得越来越不自然。李讷腼腆地说：“在学校吃饭都快，习惯了。”“现在是在家里嘛。”毛泽东说话声音很低，已经变成苦笑。
李讷慢吃不了几口又变成狼吞虎咽，几乎嚼也不嚼就把一口口的饭菜吞下去。在她朝嘴里拨饭时，偶尔撒一下眼皮。目光顺着上眼皮匆匆扫过桌面，她在看饭菜还剩多少。
开始，毛泽东还在慢慢陪女儿吃，渐渐地他停了筷子，怔怔地望着女儿出神。
晚上，工作人员对毛泽东说：“主席，李讷太苦了，你看是不是可以……”“不可以。”毛泽东什么都明白，“同全国人民比较来说，她还算好一些。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毛泽东深深吸了两口气，不无忧伤地说：“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各守本分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一次，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论起子女问题，他们认为毛主席的子女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多了。毛泽东不以为然，他摇摇头，不无幽默地说：“这是因为你们给她们定了不同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你们在说这个话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她们是共和国主席的女儿，这是‘八旗’的标准，共产党决不能搞这种标准。”
毛泽东酷爱读书，但他更注重向实践学习。他反对读死书，死读书，以至步人越走越窄的经院道路，把自己淹没在汪洋大海般的故纸堆中；他主张深入到社会这个大课堂，拜工农为老师，向实践求知识，他号召青年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毛泽东这样要求青年，他首先用这样的思想去塑造他的长子毛岸英。
毛岸英生长在艰苦的斗争岁月，幼稚之龄就随母亲一起坐过牢，后又流浪上海街头，饱受饥寒之苦。以后在列宁的故乡上了大学，还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成为一名苏联红军中尉。24岁的毛岸英就已经有了这样一段不平凡的斗争经历，要说与工农结合，已经是结合得够好的了。可是1946年春，当他从苏联回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可是你还没有上过中国这个革命大学。你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缺乏实践，这一课应当补上。理论只是知识的一半，你光有外国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够的，你还应当上上中国这个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
第二天，毛岸英背上一斗半小米、一些菜种和行李，去吴家枣园向农民学习。临行时，毛泽东嘱咐他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要锻炼得与农民一个样。
来到吴家枣园，毛岸英身穿粗布衣，头扎白毛巾，同农民一起睡土炕，一样喝稀饭，啃窝窝头，一起下地劳动。他手上打起了血泡，大家劝他休息，他恳切地说：“我年轻，需要好好磨炼。”他和农民一起起圈装粪。春播时，他和大家一样，脖子上挂个布袋，一手抓粪，一手点种。经过几个月的磨炼，毛岸英由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双手结满了厚厚的茧子，毛泽东才首肯他从中国的“农业大学”毕业了。
1947年春天，毛泽东又安排毛岸英进中央土改工作团，赴山西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工作，经受阶级斗争的锻炼。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在山西、山东两省的几个县工作。每到一地，总是先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从每户的祖宗三代的情况到现在有几张床、灶门向哪面开都搞得很清楚。所到之处，对于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经济状况和对于革命的态度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对于土地问题对农民的至关重要性和农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至关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从贫下中农身上学革命的坚定性，从斗争实践中学习掌握和运用党的政策，使他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获得了新的飞跃。
建国之初，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转向巩固政权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又及时将岸英送往工厂，让他学习管理生产，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
在北京机器总厂，毛岸英担任党总支副书记的工作。他同工人一起吃大食堂，住简陋的房屋，深入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组织大家学政治，同大家一起学技术，立志当内行。从工人身上他学到了许多优秀的东西，同广大工人一起把这个厂建设得生气勃勃，被工人们誉为厂里新来的好书记。
1947年10月8日，在给岸英的信中，毛泽东教育儿子：“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 有进步的。”
毛岸英十分珍视父亲在这封信中关于人生、事业的那段教诲，把它作为座右铭，抄录在日记本和此后的好几本笔记本的扉页上。这封信，他一直珍藏着。岸英牺牲后，刘思齐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这封信。在那段话上面，还留有岸英用铅笔作的记号。
李讷是毛泽东最疼爱的小女儿，毛泽东对李讷的要求也非常严格。1947年，李讷才7岁，毛泽东就让她吃大食堂。
当时由于胡宗南率大批军队进犯陕北，使陕北的粮食奇缺。大食堂的伙食是一天两顿盐水煮黑豆，连皮都不去。大人吃了胀肚子，放屁放个不停，小女孩怎么受得了呢？卫士长忍不住对毛泽东说道：“孩子才7岁，还是跟妈妈一起吃吧。”毛泽东的手臂弯着，大手由里向外一挥：“陕北老乡的娃娃吃黑豆一样长得壮，你不要说了。”
由于父亲要求自己和陕北老乡的娃娃一样，每到开饭的时候，李讷也像战士们一样，自己拿着小碗，打一碗饭一份菜。最困难的时候，一个多月天天吃黑豆，她从没喊过一声苦。
1959年秋天，李讷考入 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就读于历史系。
毛泽东对李讷的要求严格，李讷的自觉性与自制力也极高。大学5年，她始终吃住在北大校园内，每周只到周末才回家与父母共进晚餐。李讷从北京大学回家，从不坐小汽车，全是和一般北京学生一样挤公共汽车。
北大地处北京西北郊，从北大到中南海，至少要换两次车，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有一个星期六，李讷感冒发烧，仍坚持要乘公共汽车回家，老师怕她路上出事，只好不让她回去。李讷未回家，晚上江青打电话给北大询问，才知李讷生病，但毛泽东也未让派小汽车去接女儿。
毛泽东就是这样严格要求子女的，他在世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和儿子毛岸青都保持了劳动人民的作风，艰苦朴素从未搞过特殊化。这完全是毛泽东严格要求的结果。
如果说到农村、到工厂是接受艰苦生活锻炼的话，那么上战场无疑是生与死的考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创建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毛泽东也希望青年一代能继承革命的遗志，用自己的英勇斗争甚至流血牺牲来保卫这胜利的果实。他也毫不例外地要求他的子女成为这一希望的实践者。1950年，当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时候，毛泽东毅然送毛岸英赴朝参战。
1950年10月19日，毛岸英随彭德怀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他被分配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任机要秘书和翻译。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反击，到11月5日，第一次战役告捷，歼敌15000余人，迫使美国侵略军和李承晚军队退到清川江以南。
11月25日，敌人采取报复行动，出动几架飞机，对我军进行狂轰滥炸，从而揭开了第二次战役的帷幕。
上午11时左右，4架B-29型轰炸机掠过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上空，向北飞去。防空警报一解除，毛岸英便从防空洞里冲出来，奔向作战室，投入紧张的工作。
不一会儿，那4架敌机又折飞回来，再次掠过总部的上空，投下了上百个凝固汽油弹。顿时，大火弥漫，连成一片火海。
总部的作战室被烈火吞没了，800度的高温包围了未来得及撤出作战室的毛岸英和作战参谋高瑞欣，他们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毛泽东是一位领袖，也是一位感情极其丰富的慈父。毛岸英的不幸牺牲，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灵，因为岸英是他最疼爱的孩子。他对长子寄予厚望。
中南海，彭德怀内疚地向毛泽东谈起自己没有照料好岸英。毛泽东久久地沉默着，烟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凝望着窗外那已经肃杀的枯枝。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昂起头，走了几步，激昂地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彭德怀默默地听着，眼里饱含泪花，他深知，岸英的牺牲对党，尤其是对毛泽东，是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毛泽东强忍住了。他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国家大事上，用工作冲淡悲痛。毛岸英为抗美援朝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光荣牺牲，不仅表现出他自己的崇高品质，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待亲子的共产主义胸怀，他爱亲生儿子，更爱伟大的祖国。他送子参军是为祖国献子的无私行为，而当听到儿子牺牲的消息时，又能以爱国理性克制爱子感情，泰然处之，岿然不动。
他对待亲生儿子去世而表现出来的大义却被千万父母们传诵。
三、亲朋故旧，有情而又“无情”
毛泽东待亲朋故旧，有一个很严格的原则，他早在1920年11月26日给罗学瓒的信中就写道：“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不可拿感情论事”——毛泽东一直信守这条原则，特别是随着他的地位的不断上升，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大，也越来越严格遵守这一原则。
所谓“不可拿感情论事”，具体来说，就是在与亲朋故旧的交往中公私分明。“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对亲戚朋友，毛泽东以诚相待，肝胆相照，但若事关公共利益，主义之争，他则铁面无情，亲朋故旧也概莫能外。
（一）长兄为父，关心弟弟妹妹
兄弟姐妹关系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特殊亲密的关系。兄弟姐妹之情，人们常称之为“手足之情”，然而，不同的人赋予“手足之情”的内涵是不同的。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他对弟妹手足情深，不仅从生活及各方面关心他们，而且教育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带出了满门英烈。
毛泽东，字润之，生于1893年，在家为长。下面有两个弟弟，大弟弟毛泽民，字润莲，生于1896年，比毛泽东小3岁；二弟毛泽覃，字润菊，生于1905年，比毛泽东小12岁。由于父母没有女儿，后来收养了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毛泽建又名毛达湘，与毛泽覃同年。他们兄弟姐妹4个，自幼非常亲密，感情十分深厚。
中国有句老话“长兄当父”，毛泽东对自己的弟弟妹妹非常关心爱护，他始终没有忘却自己对弟弟妹妹的责任。
1918年，毛泽东将13岁的小弟泽覃带到长沙读书，由自己来照管。
1919年和1920年，父母相继去世。不久，14岁的堂妹泽建便被其姑母接走，并送给别人当童养熄。1920年冬，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得知泽建的情况，心中很不是滋味。他当即决定将泽建接回家中，并帮助她解除了不合理的婚约。随后，毛泽东将泽建带到长沙，送她到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毛泽东爱弟弟妹妹，关心弟弟妹妹，同时对他们的管教也很严。特别是弟弟、妹妹们参加革命后，他对弟、妹除了长兄的身份外，还有领导的身份。因此，他在要求别人做到时，首先要弟、妹们做到。为此，在弟、妹们面前，他除了用说服引导的方法外，免不了有时也以长兄的威严要他们绝对服从。
约在1931年，有一次，小弟泽覃与他争论一个问题，泽覃不听他的，他就要打人，泽覃当场质问他：“你怎么打人？共产党实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难道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就打人？如果实行家法，父母亲不在，你是哥哥，可以打我……”毛泽东觉得弟弟讲得有理，也就不打了。事过20多年后，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讲党内民主生活时，还把这件事提到反对家长制的会议上来检查。
毛泽东在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奋起革命的同时，他也在教育自己的弟弟妹妹舍家为国，献身革命。在完成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后，1920年冬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当时父母已先后去世，大弟毛泽民在家理事，小弟泽覃在长沙读书。毛泽东回来，弟、妹们自然十分高兴。一天晚上，毛泽东与泽民、泽覃、泽建等在厨房的火炉旁，一边烤火，一边拉家常。泽东对大弟泽民说：“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又在长沙读书，家里靠你一人掌事，够你辛苦了。”泽民告诉哥哥：“自那年家里失火后，第二年冬天修屋，不久又遭败兵抢劫，家事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听后开导他说：“这不只是我们一人、一家的苦，国乱民不安生嘛。”接着，他建议泽民把家里收拾一下，跟他一起到长沙去，边工作，边学习。泽民感到突然，“问：那家里的田土、房屋、家什怎么办？总得留人在家种地、守屋呀！”毛泽东深沉地对弟妹们说：“中国正处在官僚、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和封建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再这样下去，中国就要亡国了！光顾自己有饭吃是不行的，应该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走出去干革命，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弟弟、妹妹们听哥哥这么一说，震动很大。韶山人民的生活为什么这般痛苦，为什么连年兵荒马乱，为什么家境越来越艰难？他们深深感到：世道不变，个人再苦干也是空的。泽民也顿悟，哥哥原来是叫我去干这样一桩有意义的事，这个“书”应该去读。
1921年，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引导下，大弟泽民、小弟泽覃、堂妹泽建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和弟妹们相处过程中，毛泽东对他们十分关心爱护。他对他们的关爱，不仅体现在生活上，而且注重对他们政治上的引导，这种关爱使兄弟之情上升到了一个更深更高的层次。
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培养下，弟、妹们不仅走上了革命道路，投身到革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忘我拼搏，而且他们个个对革命忠贞不贰，矢志不移。
毛泽民是1943年在新疆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杀害的。1941年德国法西斯悍然入侵苏联，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接着对我解放区开始了大规模“扫荡”。蒋介石接连掀起两次反共高潮。在这种形势下，盛世才撕下了伪装，投靠了蒋介石。1942年9月，盛世才逮捕了毛泽民等共产党人，并诬蔑我驻新疆办事处要搞“叛乱”。敌人对毛泽民等人进行严刑拷打，无理审讯，并进行“车轮战术”，残酷折磨他70多天，毛泽民始终坚贞不屈。他以法庭当讲堂，慷慨激昂地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投降卖国、反共反人民的罪行。1943年9月，敌人将毛泽民秘密杀害，终年47岁。
毛泽覃是在1935年江西瑞金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
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后，毛泽覃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在整个中央苏区落入敌手，敌人残酷剿杀革命的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毛泽覃带领红军游击队转战闽赣边界、武夷山区。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率领游击队到达瑞金黄膳口附近的一个大山中宿营，由于叛徒的出卖，游击队被包围。在突围的战斗中，毛泽覃英勇牺牲，时年29岁。
毛泽建1929年在湖南衡山被敌人杀害。
1928年初夏，毛泽建和丈夫陈芬领导游击队在末阳县夏塘埔的一次作战中，陷入敌人重围，两人先后被捕。陈芬不久被敌人杀害。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派部队来，将毛泽建营救出狱，敌人随即反扑。为保证部队的安全转移，毛泽建不幸再次被捕。敌人妄想从这个女共产党员身上捞到重要机密，对毛泽建施行种种酷刑，把她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但毛泽建无所畏惧，毫不屈服，更坚定了“誓死为党”的信念。1929年8月20日，敌人在衡山县城将毛泽建杀害，时年24岁。
毛泽东的弟、妹们，他们在与敌人的生死搏斗中冲锋在前；在敌人的屠刀和酷刑下坚贞不屈；对敌人的金钱官爵引诱嗤之以鼻，他们不愧为毛泽东的弟弟妹妹。他最了解他们，最懂得他们，最理解他们人生的价值。然而，在人民面前，在公众面前，他却不曾夸耀过他们。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他在弟弟妹妹的遗像前站立良久，是赞叹，是痛惜……毛泽东没有用语言来表白，他只说了一句话：“泽民这张相很像。”
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儿毛楚雄、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然而，他把这些看作是共产党人应尽的义务。如果说，当弟、妹们还活着的时候，毛泽东曾以长兄的身份对他们有过特殊从高、从严的要求的话，那么，当他们为革命做出了可歌可泣的成绩，并为党和人民献出宝贵的生命后，他却始终把他们看作是千万先烈中的普通一员。毛泽东已经习惯于把自己、自己的家庭与祖国的振兴富强、与人民的解放幸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这一切看作是应该的。
毛泽东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情深义重，关心爱护备至，但是他的这种爱并不是一种狭隘的手足之情，而是哪里艰苦，哪里工作最需要就把他们派去，他的手足之情更多是让兄弟姐妹去吃苦，去担重担，而不是搞特殊，去享乐。
弟弟妹妹参加革命后，毛泽东总是把他们派到革命最需要、工作最艰苦的地方去。
毛泽民1921年春离开家乡后，先在长沙边工作边学习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的培养教育下，1922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党和毛泽东就派他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又派他到上海负责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当时的上海是反动势力的堡垒，为印刷发行党的文件、刊物、传单和革命书籍，毛泽民出生入死，奔波劳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31年，毛泽民来到闽粤赣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了闽粤赣军区后勤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别看这官衔蛮气派，但是却是个真正的穷官。因为当时红军正面临敌人的封锁和“围剿”，苏区财政十分困难，要保障30万部队的给养和后勤工作，要建立苏区银行、统一苏区的财政货币，这是一项非常艰苦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毛泽民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统一财政，筹款支持前线”的指示，忘我地工作。到1932年底，终于统一了苏区的货币和财政，为保全和壮大红军、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征途中，毛泽民担任先遣团的负责人。每到一地，当部队停下来略加休整时，毛泽民却马不停蹄地积极组织和开展筹粮、筹款工作。他处处吃苦在前，把方便让给同志，困难留给自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做好了红军长征的经济供给和后勤工作，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完成。
由于长期的劳累奔波，毛泽民积劳成疾，身体越来越坏。长征途中患的支气管炎也日益严重，他的身体支持不住了。1937年底，党组织决定送毛泽民到苏联去养病。1938年初，他准备经新疆前往苏联。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表示愿意亲苏亲共，联合抗日，并要求中共派干部去新疆协助工作。为了利用盛世才与蒋介石的矛盾，团结新疆，毛泽民又放弃了去苏联养病的机会，留在新疆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在新疆，毛泽民化名周彬，担任新疆的财政厅厅长职务。当时新疆的财政极为混乱，官僚、地主横征暴敛，贪污成风，伪币成灾，物价高涨。毛泽民大力整顿新疆的财政，拟定了发展经济建设的三年计划，提出改革币制，建立金融制度。同时执行金融法纪，追查贪污挥霍，堵塞当铺盘剥，广泛发行公债，对公务人员实行奖惩条例。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盛世才及地主和官僚横征暴敛、挥霍浪费、滥用财政开支的行径。仅一年多时间，就使全新疆达到收支基本平衡，物价比较稳定，生产迅速发展的局面，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
毛泽民身为财政厅长，但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不抽烟，不喝酒，每月的薪金大部分交作党费。一顶旧皮帽从内地戴到新疆，一双旧毡筒鞋穿了好几年也舍不得更换。他常说：“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前方将士浴血疆场，我们在后方过着安静的生活，不能高枕无忧，应该节衣缩食，全力支援抗日前线。”
毛泽民以顽强忘我的精神工作。在新疆，斗争复杂，工作繁重，而他的身体更差了。每逢阴雨天，伤口就会发肿发痛，特别是支气管炎发作时频频咳嗽，震得伤口疼痛难忍。他常用绑带把肚子捆紧，以减轻震痛，坚持工作。有时咳嗽咳出口口鲜血，他仍不离开工作岗位，他一心一意为革命的精神和谦和的工作作风，深得大家的钦佩和尊重。
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1918年跟随毛泽东到长沙读书，在毛泽东的培养下，成长进步很快，1923年他刚18岁，毛泽东就派他到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从事工人运动，接受革命的血与火的考验。他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工人与反动矿局进行斗争。1923年10月，他在这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覃响应党和毛泽东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号召，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来还为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牵线联络，为井冈山会师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建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井冈山，毛泽覃跟随毛泽东，为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他曾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他与区委的同志一道，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健全和巩固红色政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毛泽覃同志工作深入，生活朴素。他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走遍了东固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使东固的土改、生产、参军、支前等各项工作搞得非常出色，被评为中央苏区的第一个模范区。
1931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毛泽覃与王明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执行和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遭到王明路线“无情打击”和组织处分的情况下，他不屈服，不消沉，忠贞不渝、兢兢业业地为党和人民做好工作。
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在毛泽东的关怀下，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为了适应湘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需要，她离开长沙到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一边学习，一边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遵照湘南特委指示，尚未毕业的毛泽建离开三女师，到衡阳、衡山等县从事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在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向井冈山进军的伟大战略行动鼓舞下，毛泽建在衡阳组织了衡北游击师，在衡山组织了工农军游击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使革命武装威震四方。1928年，毛泽建还参加了湘南暴动。此后，她在耒阳一带坚持游击战。掩护红军伤员和农民自卫军家属。她领导的游击队，白天化整为零，分散各处，侦察敌情；晚上聚集起来，神出鬼没，出奇制胜，使敌人心惊肉跳，闻风丧胆。她在毛泽东培养和教育下，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巾帼英才。
（二）重情意，不为亲眷谋私
人总有三亲六故。毛泽东在作为伟人的同时，也为人亲眷、为人故友。如何对待亲友，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特别是在他成为执政党的领袖，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大权在握以后，他仍然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与亲友的密切联系和情谊。然而，他爱亲友，却从不为亲友谋私；他重情意，但从不拿原则做交易。毛泽东始终严守共产党人的党性和原则。
毛泽东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坚持原则，不搞任人唯亲。 1949年，毛泽东的家乡湖南解放，乡亲们无不欣喜万分。大家听说，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主席带领中央机关已经迁移北平，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成立了，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不少亲朋好友纷纷来信祝贺，也有一些人抱着出人头地的希望，来信提出种种要求。38年前曾与毛泽东在辛亥革命中共过事的毛煦生来信，就说他希望进京做事。接着，毛泽东的几个表兄弟也来了信，有的要求毛泽东推荐他们参加工作，有的要通过毛泽东介绍别人进京参加工作。这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说话安排几个人参加工作，那是非常容易办到的事情。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也向他说：“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由于工作需要招收了许多新人。许多老干部的家属或朋友，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介绍就参加工作了。”然而，毛泽东却想到自己是党和国家的主席，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斩钉截铁地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我的不能来，我们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章法，我们决不能像蒋介石，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我们如果也那样搞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决心要树立一种无产阶级的新风范。一天，他对身边的秘书田家英特意交代了处理亲友一般来信的原则。他坚毅地说：“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田家英领会了毛泽东这番话的基本精神。但是他想，这样处理一般人的来信，还好办，遇到特殊的情况怎么办？恰巧，在别人来信的同时，毛泽东的至亲——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也来信了，而且信上说已经准备好就要动身进京了。
这可叫田家英同志为难了。
因为毛泽东与杨家可不是一般的亲友关系。
除了毛泽东和杨昌济、杨开慧的关系外，再说妻兄杨开智。杨开慧被捕入狱，他费尽心机设法营救。杨开慧牺牲，他又冒着风险收殓尸体，并委托族兄杨秀生出面，办理棺木，掩埋了她的遗体。尔后，又设法营救她的三个孩子。这还不算，1938年杨开智、李崇德夫妇，又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杨展送往延安，让孩子继承她姑妈杨开慧的遗志，完成姑妈未竟的事业。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杨展在抗日战争中，在1941年同敌人进行反“扫荡”的斗争中壮烈牺牲。对女儿牺牲的这个消息，杨李夫妇直到1949年长沙解放才知道。
对这样一个为革命曾作出无私奉献，给予许多支持的家庭，对这个家庭中的一位重要成员杨开智应如何对待呢？今天，革命胜利了，他提出进京找一个工作，难道不应该吗？难道是什么出格离谱的事吗？究竟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结果是田家英想象不到的，不过也应该是他预料之中的，毛泽东仍是毫不含糊，对他说：“坚持照章办事。”
这不是毛泽东无情无义，更不是忘恩负义。而是他有着一位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但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这就是毛泽东处理与亲朋故交关系的基本原则。
在杨开智要求来京参加工作的事情处理过后，还有两件类似的事情，同样反映了毛泽东处理与亲朋故交关系的原则性。
毛泽东的一个表兄给毛泽东写信，要毛泽东出面给胞兄文运昌介绍个工作。毛泽东外祖父家有8个表兄弟，从小相互关系都很好。文运昌是位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人，他既是毛泽东8个表兄弟中的一个，又是毛泽东16岁时到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的引见人和担保人，曾经向毛泽东推荐介绍过《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他在引导毛泽东接触新思想上起了关键性作用。毛泽东由衷地称赞他，感恩他。对这样一个表兄，提出要找个工作，又该怎么对答？毛泽东坚持的还是那条原则：坚持照章办事。他毅然回信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这件事，就这样回绝了。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一朝天子一朝臣”。毛泽东身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凭他的功绩，论他的权力，要为亲友解决一两个诸如就业、升学、入党之类的问题，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毛泽东却没有这样做，他始终严守党和国家的政策原则和组织程序，清德垂范，从不拿原则做交易，不仅充分体现出如天、地、日、月一样的无私，而且表现出一个领导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立场。
毛泽东是很重感情的，解放后他担任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日理万机，但他对亲朋故旧仍十分眷恋，百忙之中挤时间给他们写信，关心他们，甚至寄钱赠物，在经济上、物质上给他们许多人以帮助，表现出对亲友们的挚爱之情。
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解放后仍健在的亲人已为数不多，毛泽东对他们十分珍重。
堂婶陈氏，即毛泽建烈士的母亲。毛泽建牺牲后，其母亲受尽了苦难，好不容易把几个儿子都拉扯大。毛泽东对这位婶母十分尊敬。当堂弟毛泽连到北京时，毛泽东关切地问到婶母的情况，并在他们走的时候，捎了钱、衣服、鞋袜和补品给婶母。后来听说婶母患病，毛泽东马上托人带了100元钱给婶母治病，后又寄了200元。婶母病逝后，毛泽东十分悲痛，负担了婶母的全部丧葬费用，以此来表达自己做晚辈的一点心意。
另一位婶母邹氏，1954年到达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家里热情地接待了她。当年近八旬的婶母刚到门口，毛泽东便迎上前去喊：“婶母，您好！”并亲自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年事已高、行走不便的小脚婶母缓缓走上台阶，走进会客厅。
毛泽东设宴款待了他们，他频频为婶母敬菜，并深情地回忆说：“在大革命时期，有一次，回韶山调查，婶母看到我脚上的布鞋破了，连夜赶做了一双新布鞋给我穿。”后来，当他注意到婶母生活不宽裕时，便赶忙给了堂弟200元钱，嘱咐他为婶母买点吃的补补身体。
对堂弟毛泽连等人，毛泽东多次接他们到北京治病，经常从工资和稿费中拿钱接济他们。湘乡外祖父家，毛泽东有8个表兄弟，相互关系都很好。解放后，毛泽东曾多次给他们写信，并多次接他们到北京做客，寄钱赠物。
早在1949年10月开国大典过后，毛泽东就向由家乡进京与他会面的堂弟毛泽连详细询问了外婆家亲人尤其是表兄文运昌的情况，并请毛泽连捎去信件和礼物，转达对外婆家的问候之意。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文运昌：“接到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当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信发出后，毛泽东仍不放心，他思亲心切，担心文运昌收不到，又分别写信给其他几位表兄弟，多次询问文运昌的情况。直到文运昌复信给他，他才放下心来。
王季范是毛泽东的亲姨表哥，又是毛泽东在一师时的老师。他曾对毛泽东不仅在经济上帮助，学业上教诲，对他的革命活动也尽力支持。当毛泽东在一师因掀起驱赶校长张干的运动而面临被开除的情况时，是王季范等老师极力反对才迫使张干收回成命。当毛泽东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几次被反动军警追捕时，都是王季范救援掩护才渡过难关。所以，当 1951年春节，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握住王季范的手的时候，他向家人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1972年，王季范在北京逝世，毛泽东献了花圈。花圈的飘带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三）敬重师长，敬老尊贤
尊师重教是毛泽东的一大美德。无论是作为一名渴求知识的学生，还是作为中国亿万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始终如一，敬重那些教育和引导过自己的师长。
毛泽东经纶满腹、才华横溢，这除了他热爱看书学习外，很重要的是还得益于他潜心向老师拜学求教，质难问疑。
13岁至15岁时，毛泽东一面在家劳动，一面刻苦读书。他读了《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等书后，对国家的前途十分担忧，并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时，维新派教师李漱清先生从外地回到韶山，他提出除佛神、兴学校，把庙宇改成学堂的主张。对此，大家议论纷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毛泽东积极赞成他的主张，并拜他为师，经常向他了解时局，与他讨论问题、求教谈心。毛泽东立志救国救民的抱负，深得老师的赞许，许多疑惑在老师那里得到点化。
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1914年，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期间，他潜心向老师求教，得益于许多良师的指点。
毛泽东学习刻苦认真，对老师的课堂讲授，他都认真记录。现在仍保存完整的《讲堂录》，就是毛泽东当时的一本听课笔记。它详细地记录了老师对修身、国文等课程的解说和一些名言警句。
毛泽东还经常到老师家中去走访求教。
杨昌济先生的儿子杨开智有这么一段回忆：1916年暑假的一天，毛泽东从长沙城出发，步行120华里，来到我们家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板仓。毛泽东在板仓期间，曾以很大的兴趣浏览了我父亲的藏书，特别是所订阅的新书报刊，和我父亲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有一次，我父亲跟他谈到，距板仓40多里的地方住着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柳午亭先生(即柳直荀烈士的父亲)，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第二天，毛泽东就由一位农民带路，去访问柳午亭先生，与他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在一师，对毛泽东影响较大的老师有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继夏、王季范等。
在一师学习期间，通过杨昌济先生介绍，毛泽东还和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一些学者名人、老师、同学建立了通信联系，向他们拜学求教，交流思想。
当时，毛泽东就与在北京师大任教的黎锦熙先生有过不少书信往来，与他就求学、立志、救国之道等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
正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质疑问难，拜学求教，毛泽东受益匪浅。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者多。”
毛泽东是尊师的。1959年他回韶山时，曾用自己的稿费备餐，邀请自己幼年时期的老师毛宇居等老人在一起吃饭。席间，毛泽东向他们一一敬酒。当敬到毛宇居时，毛宇居立即起身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即席对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徐特立是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的老师，他1927年秋在革命最艰难的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奋斗。毛泽东对他非常敬重。1937年1月，徐特立60岁生日，毛泽东亲笔写信祝贺，并说：“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建国初，毛泽东刚进北京城，尽管政务繁忙，仍特地拍电报邀请身在南方的徐特立去北京会晤。徐老到中南海后，毛泽东专备了几样家乡菜为老师洗尘。席上，一碗湘笋、一碗青椒，这是两人都爱吃的菜，毛泽东抱歉道：“没有好菜。”徐老笑着说：“人意好，水也甜嘛。”上桌前，徐老对毛泽东说：“您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毛泽东马上谦逊道：“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是父，您更应该坐上席。”他硬让徐老坐上席。
毛泽东见徐老穿着还像当年那样简朴，便将自己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给徐老，说是以表学生之心。徐老接衣在手，激动不已，老泪纵横。 毛泽东对一师老校长张干的情意更是被人传为佳话。
1915年，毛泽东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就渎。因校长张干向省政府建议，规定每月学生需交纳10元学杂费，这一规定遭到学生们的强烈反对，校园内立即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曾亲自写《驱张宣言》，并贴在校内广为散发，轰动了全校，传遍了省城。
张干得知带头闹事并拟定《驱张宣言》的人是谁时，决定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同学的学籍，后因广大师生反对，最后仍给毛泽东记大过一次。
解放后，张干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数学，因被划成“地主”，生活窘困，有时甚至无以为炊。
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邀请原第一师范的师生徐特立、谢觉哉、王季范、熊瑾玎和周世钊等吃饭。席间，谈到张干仍在长沙当中学教员，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毛泽东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30多岁就当了一师的校长，我估计他会要往上爬的，结果他没有向上爬。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
当他得知张干的困难后，即致函当时的湖南省主席王首道，指出“张干是湖南教育界老人”，“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现闻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
不久，张干前后两次收到了1200斤粮食和很多钱。后又接到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对张干的生活闲难“极为系念”。张干感激异常，夜不能寐，全家人将毛泽东的书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张干此刻竟忘乎所以，自己的病似乎好了一半，他本来对给毛泽东记大过的事是讳莫如深的，现在却向家人等絮絮叨叨地摆谈起来，宛如一个天真的孩童。
对给自己记大过的老师不念旧恶，以诚相待，还亲笔惠书表示 “极为系念”，毛泽东尊师之举确实感人至深。张干握笔含泪给毛泽东写信，感念不已。
后来，毛泽东又邀请张干到北京住了两个月，并向子女介绍自己的老师和校友，诙谐地说：“你们平时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张干饭间对自己的过去作检查。可毛泽东却摇摆手说：“我那年轻时，看问题片面。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
临别时，他用自己的稿费买了盖被、褥子、布毯各一床，毛呢服一套、枕头一对、枕巾一条，还买了面巾、袜子、香皂、牙刷、牙膏等相送。张干感激不尽，逢人便说：毛泽东的伟大真是“天高地厚”、“胞与为怀”，“此生此世，不知如何报答他啊！”
（四）朋友与老师合一，情谊与真理共求
毛泽东一生重师，堪为典范，但是，他与老师并非普通的师生之谊，他和老师是朋友与老师共一，情谊与真理共求。
在毛泽东的老师中，有一位长他16岁的文学家，就是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符定一。
符定一，字宇澄，号梅庵，湖南衡山人，是近现代著名的文字学家。1912年，符定一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任教时，毛泽东报考了该校。在这里，他们结识，后成为忘年之交。
符定一教授毛泽东古汉语、历史、写作等知识。有一次学校举办了一次作文比赛，毛泽东以其雄健磅礴的气魄、酣畅淋漓的文风一举夺魁，令同学挚友刮目相看。符定一看到他的文章后，大为惊奇，这样的年龄竟能写出如此气魄的文章，这可能吗？于是，他把毛泽东叫到面前，当即出题让他作文。毛泽东从从容容，挥洒自如，文采飞扬，令符定一大为高兴。他认为这位从容不迫的青年将来定成大业，必有经天纬地的才能。
从此后，符定一时刻关注着毛泽东，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上，都给以照顾。当他观察到毛泽东很爱好文学一类的书籍时，便把自己保存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送给毛泽东看，在这部书里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通鉴辑览》是通鉴体历史的集成，共116卷，从远古开始到明代，是一部中国各朝代的编年史。这部内容庞杂的史书，深深吸引了毛泽东。他废寝忘食，手不释卷。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的谈话中提到了这部对他有很深影响的书：“……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认为还不如自学好……”于是他就自己订了一个进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对自己的计划，毛泽东一直非常认真地执行着，从不改变，持之以恒。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他就进去，中午买两块米糕吃，直到图书馆关门才出来。图书馆里的中外史地书籍以及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名著，使毛泽东知识更加丰富，视野愈加开阔无垠。
1915年符定一举家迁往北京定居，1918年，毛泽东为筹备赴法勤工俭学，也到了北京。这两位忘年交在分别三年后又到了一起，十分高兴，符定一和毛泽东畅谈国家大事，研究学问，古今中外，无所不论。毛泽东从中受益匪浅。
符定一在新文化运动和进步思潮的影响下，思想转变很大，他认识到，只有进行民主革命，不懈地同专制势力进行斗争才能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心愿。在这段时间里，符定一进一步了解了毛泽东，也更加相信自己的眼力：这个青年无疑会成为当世雄才。于是，他不断地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告诫毛泽东，只有胸怀国家和人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可建卓功伟业，同时在各方面给毛泽东以支持。毛泽东也为自己有这样的老师而欣幸不已，他们的心贴得更紧了。
1922年，军阀赵恒惕残暴专横，欺压百姓，鱼肉人民，湖南人民度日维艰。赵恒惕还凶残地镇压工人运动，他枪杀了在湖南劳动工人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湖南劳工会领袖庞人铨、黄爱，并继续镇压民主运动。在人民的反赵怒火越烧越旺的情况下，毛泽东为反对反动军阀赵恒惕的专横统治，组织并领导了长沙6000多人的泥木工人大罢工。远在北京的符定一虽与长沙千里之隔，但一颗心一直在牵挂着毛泽东。每逢有到北京来的相知旧友，他开口必定询问毛泽东的情况。当他听到毛泽东有了新的革命行动时便感到由衷的高兴；当他闻知毛泽东面临险境时便焦虑万分，想方设法地帮助毛泽东。一次，符定一由北京回湖南省亲，在长沙听到赵恒惕要通缉逮捕毛泽东，此时毛泽东在家养病后正途经长沙去广州，符定一很是着急，他利用自己的“国会议员”及在湖南的关系，为毛泽东脱离险境多次奔波，终于使毛泽东平安地离开了湖南。
1943年，符定一不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官厚禄所诱惑，毅然回到湖南，在家乡湘潭晓南乡新铺村隐居下来，这是符定一思想的一个转折点，经历了数十年风云变幻，他厌烦了反动统治的黑暗和官场的险恶，认识到只有一心为人民的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希望，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贫苦大众翻身得解放。他决心在自己的晚年，迷途知返，跟随共产党、毛泽东，多为国家和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1944年，符定一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押解至新化，后经亲友多次设法营救，才被释放。这更加坚定了符定一倾向革命的信心。同时符定一在家乡捐款兴办教育事业，创办了符氏竟存学校，又筹资创办衡湘中学，为使优秀青年能够有好的发展环境，他曾多次资助有志青年出国留学。
1946年，经过周密安排，符定一又回到北京，他会见了在北京的中共代表叶剑英，从此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蒋地下斗争中去。他利从自己多年的关系，保护党的地下工作者，为革命作出了贡献。这一年的6月，符定一再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特意邀请符定一到延安叙谈旧情。符定一怀着喜悦激动的心情与女儿符德芳一起启程去延安。在延安，符定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会议欢迎符定一。符定一在讲话中抨击了蒋介石管区的黑暗和腐败，揭露了蒋介石独裁和卖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号召人民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打倒独裁卖国的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和平、自由的国家。
在延安，符定一深入军队、工厂、学校、群众中去，了解情况。他为自己的所见所闻而欢欣鼓舞。通过调查，他把自己的好些想法告诉了毛泽东。9月，符定一告别毛泽东，离开延安回到北平。随后，符德芳也要回北平。离开延安时，毛泽东请符德芳给符定一带一些礼物，并附有一封给符定一的信：
宇澄先生夫子道席：
既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敬颂教安。不具。
受业 毛泽东
9月30日
信中对符定一的帮助表示了深深的感谢，对符定一充满深情厚谊。符定一由延安满怀信心地返回北平后，思想上更加进步，意志更加坚定，全身心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斗争中去。许多人接受了他的思想，并逐渐接近共产党。符定一因从事了许多进步工作而为国民党所注意。1947年他在北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符定一的被捕引起北平民众尤其是教育界人士的极大愤慨。我党在北平的代表叶剑英积极采取营救措施。北平教育界80余名教授、学者联名向国民党政府抗议，斥责他们逮捕关押进步民主人士的罪恶行径，要求释放符定一。国民党政府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释放了符定一。
1948年秋，符定一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由北平化装来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参与研究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欢迎他的到来。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符定一在无党派民主人士组，同其他参加政协的各界人士怀着无比的自豪感，参与讨论了新中国的各项议题。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主人翁幸福感。
新中国成立后，符定一仿佛年轻了许多，他感到青年时的激情又复苏了。他通过调查研究，向毛泽东、党中央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深得毛泽东的重视。
1951年，他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中央文史研究馆的筹备工作。为使研究馆尽快成立以便使一些旅京的老知识分子生计有所保障，他写信给毛泽东，并提出若迟延开办文史研究馆，就请政府先发表一批老人名单，以便先期照单接济。毛泽东在他的信上批示道：“请齐燕铭(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由于毛泽东的批示，很快使一些老知识分子生活安定下来。后来毛泽东特地邀请博学多识的符定一就任中文史馆馆长。符定一再说：“这个职务只要老而贫的文人就可以了。”毛泽东笑着补充道：“还要才——德——望啰！”盛情之下，符定一就任中央文史馆馆长。
符定一对中国文字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发展新中国的文教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最为世人称道的是，符定一与毛深东之间几十年建立的忘年交，却是朋友与老师共同追求真理的深厚情谊。
谭咏春是毛泽东1910年秋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老师。
1955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谭咏春的儿子——老同学谭世瑛时，深情地说：“你爹还在东山不？你老倌子有点眼光，那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同，只有他老先生同意我。”“你父亲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出不了韶山冲呢……在当时，他能够那样关心我这个学生，真是不容易的呀！”
一晃40多年过去，毛泽东经历南征北战，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之后还深深怀念他的小学时代的老师，遗憾的是，他尊敬的老师谭咏春因长年劳累成疾而过早去世，师生未能再见上一面。
解放初期经济困难时，毛泽东非常关心谭老师的一家，当知道谭家拮据的情况后，从北京汇去300元人民币以周济，并邀请谭先生的儿子，即自己的老同学来京一叙。
东台山，这座巍巍耸立在东山学校之后的历史的见证人，将永远铭刻着毛泽东和他的小学老师谭咏春的师生情谊。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挑着行李，与表兄文运昌一起离开了当时非常闭塞的韶山冲，来投考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直抒胸臆，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把个人志向与国家命运联在一起，他一边想着国弱民穷的现实，一边挥笔，一篇文章一气呵成。
“好文章！”几位主考的老师不约而同地把桂冠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到这消息后十分高兴。
忽然间，有人出来反对，说“毛泽东不能到东山来读书”。原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是远近闻名的一所学校，在当时是一所新式学校，教经书，也教自然科学、中外历史、地理、英文、音乐等。教员中还有日本留学生。1905年前该校称“东山精会”、“东山书院”，是地主豪绅培养自己子弟的学校，学费和膳费都有相当可观的津贴。而毛泽东既不是本县人(韶山冲属湘潭县)，又没有特殊的“背景”，所以湘乡少数士绅不同意录取他。
国文教师谭咏春，是极力推崇毛泽东文章的主考教师之一。他一见此状，出于爱才之心，立即出面相助。他先让自己的儿子谭世瑛安排毛泽东在学堂西后斋住下，然后找到校长李元甫和其他教员商谈毛泽东入学之事。
谭咏春面向大家推荐毛泽东的文章，夸他具有“建国之大用”，一面据理反驳不收毛泽东入学的论调，他说：“中国学生可以去外国留学，湘潭人为什么不能到湘乡读书？”—位姓张的经学教员(也是校董事会的董事)仍固执己见，不收毛泽东。谭咏春不禁愤然起身说：“学校当以培养人才为重。如张先生诸人故意作梗，我只好自请辞退！”李元甫校长也指着毛泽东的文章，大加赞赏道：“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这样，在校长及部分教师的支持下，学校终于决定录取毛泽东。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学习时，很喜欢读康有为、梁启超的书和文章，他厌恶“八股”文章，常仿效“康梁体”作文。当时一些保守的教员认为康梁的书是“为洋鬼子说话的”，不要学生看，对仿“康梁体”写作的文章更是贬斥。有一次，毛泽东用“康梁体”写了一篇《宋襄公论》的作文，一位保守教员认为只能给20分。谭咏春看后却拍案叫绝：“毛润之的文章不仅思想前进，文笔泼辣，而且立意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呀！康梁的文章有什么不好？好，好得很！”他破例给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打了105分，挥毫圈点后，还在文章后面写了一则批语：“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全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为倡导“康梁体”，谭咏春还向校长提出在讲堂上开讲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让学生学习“康梁体”的写法。此后，东山学校的文风更加活跃起来，毛泽东的文章每次都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揭示栏”内，作为同学们学习的范本。
转眼间，一个学期便匆匆将尽。谭咏春看到毛泽东成绩优异且胸怀大志，严于律己，年龄也不小了(已经16岁)，为了让他更好地成长，便和校长李元甫、教师贺岚光商量了一个办法：送毛泽东去长沙读中学。
在一个冬日里，谭咏春把毛泽东叫到自己的房里，对他说：“你现在的国文和历史地理，已经到了中学的程度了，其他科目成绩也不错，不宜再读小学堂，何不到长沙去读中学呢？”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说出了长沙无熟人怕进不了中学，家里无钱供养等苦恼。谭咏春立即向他说明：“不要紧，我和几位先生推荐你去湘乡驻省中学就读，吃公费。”毛泽东听罢欣喜异常，连声向老师道谢。
次年春天，毛泽东挑起行李书箱，离开东山高小，进了长沙城。离别时，谭咏春父子及部分师生依依相送，直到湘乡涟河渡口方止步，毛泽东登舟挥臂，依依不舍地别离了东山学校的师友们。
40年后，毛泽东对当年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五）志同道合，情深义重
人不能没有友谊，纯真的友谊、真正的朋友不仅使生活得到欢乐，而且能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获得蓬勃向上的力量。世界上许多伟人事业上获得成功，取得巨大成就，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是受到他的朋友莱伊尔的多次鼓励和督促才写成的。马克思的不朽巨著《资本论)也是同恩格斯伟大友谊的产物。人生不能没有朋友，朋友多了不仅“路好走”，而且可以相互启迪，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得到健康的全面的发展。
但是，朋友有很多种，生死与共，可谓刎颈之友；同舟共济，可谓患难之友；肝胆相照，可谓莫逆之友；直言规谏，可谓直诤之友；意气用事，可谓江湖之友；吃吃喝喝，可谓酒肉之友。前四种是有益之交，后两种是有害之交。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与恶人交，如入鲍鱼之肆”。现实生活中，因交友不慎，影响事业，甚至受牢狱之苦而抱恨终身的不乏其例。所以，交友是应该有所选择的，而且要慎重选择。对此，毛泽东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交友的第一要务就是志同道合、声气相通、心心相印。在此基础上，达到互相交流、互相激励、互通信息、互相帮助、共同完成事业、为人类多作贡献的目的。
毛泽东一生很注重交朋友。但是，他交朋友并不滥交，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什么人都可做朋友，而是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在第一师范读书时，萌发了联络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结社聚友、共图救世大业的念头。他认为决不能单凭一个人或几个人摸索，必须有一大帮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团结起来，才能有所作为。1915年秋，他发出著名的“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共约两三百字。长沙略有名气的学校都收到了这份启事。内容主要是结交对救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特别提出要能耐艰苦，有决心，直到能为国牺牲。结尾引用了《诗经》上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诗句。落款是5个字：二十八画生。启事由毛泽东自己刻蜡版油印，信封上写着一行小字：“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各校收到启事后，不解其意。一些思想守旧的校长觉得这个“二十八画生”是个狂人，不准张贴。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马校长，竟认为这个启事是为了找女学生恋爱。为了调查清楚，她找到第一师范的校长，才弄清原委，才解到这个“二十八画生”是一个极优秀的学生。他，正是毛泽东。
在广泛的征友活动中，毛泽东团结了十几个潜心研究学问、探索救国之道的热血青年。他们经常聚会在一起，商谈救国图存大计。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新民学会”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1916年前后，毛泽东和朋友们经常交换读书心得，谈论国家的前途，渐渐感到需要一种更严密的组织，有必要结成一个团体，以便团结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求得更多有益的学问，为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作准备。经过近两年时间的酝酿，1918年4月14日，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在岳麓山脚下蔡和森的家中，新民学会成立了。会上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起草的章程。吃过午饭，大家在一起讨论学会的宗旨、名称、章程等。讨论时，毛泽东以扼要的话语向大家说明、解释征求大家的意见。这天到会者共13人，大家推选毛泽东为总干事。他本是学会的发起人、组织者，但他谦虚地只同意做副干事。肖子升被选为总干事。学会的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还有5项生活方面的戒条：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学会名称取“大学之道在新民”中之“新民”二字，意味着顺应新的潮流，提倡革新之意。入会的标准是：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从这一天起，长沙城里进步的青年们第一次在一个团体里组织起来了。这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共同的信念下走到了一起。
但是，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此。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的通知，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大会。一天夜晚，黑云蔽天，暴风雨将至，毛泽东与志同道合的何叔衡登上去上海的江轮，他们与其他共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共同组建了无产阶级政党。
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与多数代表一起，反对了两种极为有害的错误观点：一种是以李汉俊为代表的“右”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观，认为党的组织应该是一个公开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而不必强调纪律，不必有中央的集中领导；党的任务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而不是领导工农进行实际革命斗争。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的冒险主义的观点，认为共产党即为工人阶级政党，就应拒绝知识分子入党；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直接斗争目标，反对进行任何公开合法的革命活动。
会议过程中，各地代表们交流革命工作开展的情况和建党条件，湖南被认为是最有基础的省份之一。7月1日，毛泽东与13位代表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有了一个核心，毛泽东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更多了，力量更大了。
毛泽东的朋友很多，但是他对朋友很真诚，并且乐于助人。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有过许多交往密切的朋友。建国后，久别重逢，情谊甚浓。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自己身居领袖高位，忘掉旧情。他们继续保持友谊，一有机会便交往谈心，切磋前进。时间愈长，他们的友情愈深。
周谷城于1921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教书时同毛泽东相识。1927年周谷城在毛泽东的影响和帮助下，先后参加湖南省农民协会、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大革命失败后，直至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的18年间，两人没有见面。建国后，毛泽东多次找周谷城交谈，主要是谈学术研究方面的意见。
1956年，一次毛泽东请周谷城到中南海一个露天游泳池一道游泳。游泳休息时，毛泽东拿出《汉书》说：“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同年，周谷城去北京开会时，毛泽东通知周谷城到中南海，并邀请北京学术界知名人士冯友兰、贺麟、胡绳等人，共进午餐，鼓励大家发展学术。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来到上海接见了周谷城等学术界知名人士后，周谷城为《解放日报》写了一首诗。毛泽东看后，立即约他谈诗词的问题。1965年在上海又一次见面，交谈了哲学史方面的意见。
毛泽东喜欢同故交周谷城交谈学术、诗词问题，在学术研究上互相切磋，正是毛泽东交友的心理需要。通过共研学问，他们的友谊得到升华，建立了崇高的持久的友谊。
毛泽东同朋友相交贵在知心，他对待朋友坦白诚恳，畅叙心怀，批评缺点，鼓励前进；他同朋友探讨学术，交换诗作，互相切磋，深化思想。这些都是真正重视和懂得友情的做法，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高超艺术。
友谊是生命中的清泉。毛泽东一生把友情看得很重，但是，对待友情他并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变化而变化。他很恋旧，对于老友，他也是耿耿不忘，情长义重。
大革命时期，在汉口的一家旅馆里，曾在长沙五金玻璃店当学徒的许志行碰到了路经武汉的毛泽东。毛泽东看见这个逃跑出来的处境狼狈的少年，十分关心地询问了情况后，资助许志行先回家乡。以后毛泽东又资助他到长沙读书。后来，许志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参加工运工作。
1926年春，毛泽东写信邀许志行到广州负责对上海的联系工作。同年10月，许志行又随毛泽东到了武汉，由毛泽东介绍当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机要秘书，同时担任了共产党支部书记。
以后几十年，许志行一直从事教育、地下工作等，并一直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朋友和兄长毛泽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毛泽东的名字，已家喻户晓。见到这个名字，许志行尤感亲切和兴奋。6月10日，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信。10月下旬，他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信中，毛泽东勉励他：“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青年时志同道合的朋友很多，在战争年代他没有条件与他们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他们很挂牵，情长义重。
1956年，毛泽东问从湖南来北京开会的医学家魏曦：李振翩在哪里？魏曦告诉他，李振翩在美国。
李振翩是毛泽东的挚友。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在湖南组织发起“驱张运动”，李振翩作为湘雅医学院的学生代表，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并且是进京“驱张代表团”的代表之一，与毛来往频繁，交往甚密。李曾对毛说：“你从事政治活动，我则专心医学，将来重逢。”后来，李振翩教授在美国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从事病毒疫苗研究工作，主攻小儿麻痹症病毒疫苗的研究，获得很高的医学成就。
在解放前，毛泽东去重庆时曾托张维给李振翩捎信，可惜，李振翩没有收到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老友的关切终于传递到了大洋彼岸。
1973年7月，李振翩和夫人来到北京。8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亲切地接待了这位多年前的挚友和他的夫人。他们用湖南家乡话交谈了一个半小时，畅叙过去的友情。
人不能没有友谊，纯真的友谊、真正的朋友不仅使生活得到欢乐，而且能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获得蓬勃向上的力量。毛泽东的一生朋友很多，他对朋友讲求志同道合，真诚交往不分你我，既讲切磋，又重信义，既情深义重，又讲原则。毛泽东的交友之道值得人们去学习。
（六）不忘旧情，温暖体贴
对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如保姆、卫士、医生、秘书，毛泽东尤其不忘旧情，对他们的困难，几乎是有求必应。据大革命时期曾在毛泽东和杨开慧身边做过保姆的陈玉英回忆，建国初，毛岸英回故乡，毛泽东就嘱咐儿子：这次回湖南一定要找到那个孙嫂。毛岸英找到了陈玉英，并转达了父亲的问候，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忍不住热泪流淌。后来毛泽东亲自给她去信，又多次接她去北京，4次在中南海接见了她。对她的女儿，毛泽东也无微不至地关心，从生活到学习到工作，并从经济上资助她们母女二人。毛泽东日理万机，每天工作之紧张，头绪之繁多，考虑之深远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他总是经常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体现了对他们的关心和真挚感情。到了礼拜六，他关心秘书是否回家与家人团聚，警卫人员到了婚配的年龄，他给卫士们介绍对象，并帮助他们修改情书。在生活上，毛泽东更是对他们关怀备至，哪怕是已经调离了的工作人员，一旦得知他们生活上有困难，毛泽东就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空余时间毛泽东还辅导战士们读书识字，学文化，给战士们办业余学校并给他们当名誉校长。从毛泽东的关心中，人们亲切地感受到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同时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普通人。他以自己人情化的形象，给身边工作人员以温暖和体贴，体现了他与普通工作人员之间的深厚情谊。
毛泽东不仅爱亲友，关心亲友，同时，他在与亲友的交往中注意了解民情，把与亲友的交往作为了解民情的一个渠道，这是毛泽东与亲友交往中的一种特殊方式。
在毛泽东与亲友的书信交往中，很多信一开头就是“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或“承告乡情，甚感”。向亲友了解民情，是毛泽东与亲友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
1953年，曾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中共韶山慈悦支部书记的毛月秋同志写信给毛泽东，要去京为毛泽东60岁祝寿。毛泽东在给的复信中表示欢迎他来京，但毛泽东指出：“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们来京一行。”并要毛月秋邀毛泽东的远房叔祖父毛锡臣、表弟文东仙一道来京。同时，在信中毛泽东还要他们请韶山、石城两地区乡党和政府负责人将当地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带来，“作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信最后还叮嘱他们，不要带任何东西，并希望他们10月下旬抵京。
毛逸民在1950年是毛泽东家乡湘潭县第三区委员会的宣传委员。毛泽东曾致信于他，希望他常常来信，告以乡中情形。
亲友们在向毛泽东介绍乡间民情的同时，也有的希望毛泽东能直接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对此，毛泽东则明确表示：“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有些人把自己的职权作为为亲友谋私利的手段，而毛泽东却把亲友作为自己了解民情沟通人心的渠道，两种做法体现出不同的权力观，更表现出了毛泽东的领导智慧和无私之心。
从毛泽东对待亲朋故旧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窥见他的讲信用和重感情，他的乐于助人和富有同情心，他的宽容和善解人意，他的待人平等和诚恳，谁能说这样的一个人是不讲人情的呢？
可毛泽东有时确实又表现得“无情”，他可以完全置亲朋故旧的面子于不顾，哪怕一点小事也不肯帮忙、通融。对此，我们可以从毛岸英在建国初给表舅向立三的一封信中得到解释，“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人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 “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是一部伟大机器中的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青年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的最坚决的反对者。”这就是毛泽东的“无情”，他第一个带头坚决反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裙带关系，坚决不以权徇私情。
毛泽东和李淑一的友谊因一首《蝶恋花》词而尽人皆知。毛泽东和她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这样的交情不可谓不深。可就连李淑一想到北京学习，特请毛泽东替她说句话这样一件小事，毛泽东也不肯说。无论对谁，他都恪守公私分明的原则。
如果说这就是毛泽东的“无情”，那么这种“无情”却正是出于“有情”，出于对亲朋故旧真正的爱。毛泽东在给外婆家所在地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的信中写道：“我的亲戚唐家坨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道是无情却有情”，正是因为“爱他们”，正是因为“希望他们进步”，毛泽东才“无情”地拒绝了亲戚朋友们的任何特殊要求。有情和无情，表现出毛泽东的高尚品德，他把自己和亲友都置身于普通人的地位，他虽然有时对亲朋故旧“无情”，却赢得了亲友们以及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永远的怀念。